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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煤電急剎車文件下發後，看專家如何“開藥方”

8月11日，國家發改委、能源局發布通知，將進一步清理、規範已核準電力項目的報建審批工作，推進簡政放權，切實維護電力項目建設秩序。

通知明確規定，清理規範報建審批事項，明確電力項目開工標誌，切實維護電力建設秩序，協調指導和規範煤電開工建設，加強開工建設專項檢查，嚴肅處理違規建設行為等。

此前，國家能源局接連下發了三份控制煤電不合理發展速度的文件。國家能源局局長努爾·白克力在電視電話會上指出，近年來我國煤電裝機規模快速增加，煤電產能過剩潛在風險逐步顯現。預計今年新增裝機規模將超5000萬千瓦。如果按這樣的發展態勢，未來幾年，我國煤電行業將會變成現在的鋼鐵和煤炭行業。

由此可見，自2014年起持續走低的火電設備平均運行小時數與“井噴式”增長的煤電裝機容量間的沖突已經引發了能源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業內普遍認為，如果再延續2015年煤電發展的態勢而不加以控制，在“十三五”期間煤電行業產能過剩就會如同如今的鋼鐵行業和煤炭行業一般。以上政策的接連發布，從時間的密集度更是凸顯出政策的時效性和重要性。

煤電的發展規劃需要考慮哪些因素?“急剎車”之後對煤電去產能有何影響?近日，在能源基金會和無所不能聯合主辦的煤電去產能研討會上，來自國家部委、能源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能源專家各抒己見，為煤電去產能“開藥方”。

經濟環保投資一個不能少

《關於促進我國煤電有序發展的通知》要求，取消一批不具備核準條件的煤電項目，取消2012年及以前納入規劃的未核準煤電項目，相應規模滾入當地未來電力電量平衡，待2018年後結合電力供需情況再逐步安排;緩核、緩建一批電力盈余省份的煤電項目，除民生熱電項目外的自用煤電項目，尚未開工建設的，2017年前應暫緩開工建設;正在建設的，適當調整建設工期，把握好投產節奏。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王誌軒認為，用停止性的手段去關多少、減多少，會造成一定的問題。

“從煤電規劃角度，不要過多關註數量。將‘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的規劃與最終成果做比較，嚴格來講是有差距的。”王誌軒從中得出結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規劃的思路和方法都要發生大的變化，要在規劃中體現發展的理念、發展的機制。“新能源加入後，同樣一個單位數量、裝機數量和過去的概念不一樣，即使3億千瓦還是5億千瓦，沒有多大意義，實際上也不是硬性約束。”

那麽能源發展規劃到底需要考量哪些因素?王誌軒提出，最基本的目標是保障能源安全穩定的供應，基礎要素是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其約束條件是綠色環保。“根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來確定煤電的規劃。現在提到2020年、2030年的目標，是根據目前的情況為基礎進行的預測。而目前國家處在轉型、調結構的階段，是過渡階段，因此不能完全以此為基礎。要做大量的工作關註常態化後真正是什麽情況，要和發展實際相結合。”

關於“十三五”能源規劃中環保因素所占的比重，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在研討會上指出，從煤電角度考慮環保規劃問題，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市場供大於需，需要停建或者緩建;二是煤電有沒有競爭力;三是環保要求煤電退出機制。”王金南認為，環保要求煤電退出機制不是能源規劃中最重要的因素，甚至有“拿著環保大刀去嚇唬”的嫌疑，但諸如長三角、珠三角等大氣汙染比較嚴重、人口相對密集的地區，環保因素需要重點考慮。

華電科研總院谷吉林關於煤電在環保中的影響持相似觀點，他表示，霧霾的成因中，真正由火電帶來的影響比例很小，“我國火電行業環保標準非常嚴、電力行業環保措施非常到位、環保保護汙染物排放量已很少了，可以稱之為清潔燃燒。” 據中國環境標準網提供的數據顯示，國家環保標準排放限值要求二氧化硫每平方米排放不超過35毫克，煙塵達到5-10毫克，氮氧化物不超過50毫克。

此外，谷吉林認為能源規劃中還應考慮到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因素。“中國是大國，同時有發達和不發達地區，在城市化進程中，有些城市需要新的供熱熱源，需要建設熱電廠以熱電聯產方式解決，還有一些煤矸石、劣質煤很難利用，需要建設循環流化床鍋爐電廠，這應是規劃中應該考慮的問題。”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齊曄認為，可再生能源技術進步速度及投資狀況也應該被列入煤電發展的規劃當中。

數據顯示，中國在2009年取代美國，成為清潔能源的最大投資國，但在奧巴馬政府實行補貼政策後，中國於2011年失去領先地位。2013年，中國再次超過美國，重新成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達286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國占到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的三分之一。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十二五”末，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達到4.8億千瓦左右，占全球總量的24%，新增裝機占全球增量的42%。中國已成為世界利用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

“急剎車”效果有待觀察

國家能源局下發“三道文”之後，煤電反而出現反彈。

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布的數據，2016年第一季度火電新增裝機17.46吉瓦，其中煤電13.63吉瓦，創近些年同期新高，局部地區火電裝機過快增長、過剩壓力進一步加劇。

華能經濟技術研究院副院長趙勇認為，煤電企業之所以選擇在行業產能過剩與頻發調控政策的情況下，依然開工建設了數量龐大的煤電項目，可能與在2015年低煤價、高上網電價的環境下煤電項目的高利潤有關系。由於外部條件的變化，趙勇認為，新投產的煤電機組再也無法具備如同2015年一般的高盈利水平。

“政策如果不是那麽急剎車，也許效果反而更好。”趙勇解釋，“每個開過車的人都知道急剎車是什麽情況，肯定是往前沖，踩得越死沖得越猛。因此，政策的出臺節奏和力度把握上有值得調整或者優化的空間。我個人更期待讓市場的機制和反應能夠在煤電優化發展方面起到基本的作用。”

被稱為“數據女王”的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展規劃部副主任薛靜分析了上半年裝機數據較高的原因，首先是隨著大氣汙染排放的治理，東部地區工商業和居民供熱燃煤鍋爐逐步淘汰，以熱電聯產機組替代形成新增裝機;其次是我國批準建設12條特高壓西電東送、北電南送輸電線路，需要把西部配套煤電基地建設起來，它是煤電尚需要作為主力電源的地區結構調整重要措施;最後是隨著電力市場的改革，投資多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新增火電中一部分是氣電，新增氣電是符合產業政策的。

薛靜建議運用電能替代和電動汽車來拉動電力消費增長點，居民生活和工業用能的電能替代通過峰谷差價格調節來活躍消費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