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1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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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中的羋月說:“在這個院子里,贏又如何,輸又如何?就算是贏家,也只能一輩子看著這四方天,數著日子等年華老去。” (劇組供圖/圖)
“列寧說托爾斯泰的作品是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但看出是’封建社會鏡子’的人有幾個呢?”鄭曉龍這樣形容主創與觀眾之間的認知落差。
2015年,Netflix推出了“美版”《甄嬛傳》,76集連續劇被重新剪輯為一季六集,每集一個半小時。在IMDB上,“美版”《甄嬛傳》得到8.5分。預告片中,甄嬛的故事被詮釋為“紫禁城一個永遠不屈的靈魂”、“一位女子對抗整個大清帝國”。
“它和我們的初衷是一致的。”對那種解讀,導演鄭曉龍心有戚戚,又為《甄嬛傳》引來的非議不甘:“美國人看到了這個,咱們看到的是’宮鬥’。”
2014年第一期《求是》雜誌則刊文《〈甄嬛傳〉為什麽走紅?》,從多方面贊揚這部連續劇。作者形容,《甄嬛傳》故事“不是歌頌陰謀、欣賞鬥爭,而是借一個個青春女性理想和生命的慘烈毀滅,揭示出封建社會的腐朽本質”。
鄭曉龍認可《求是》這篇文章,覺得它“把《甄嬛傳》非常客觀地講出來了”。在他印象里,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說《甄嬛傳》“壞話”的了。
2015年11月底,鄭曉龍的古裝新劇《羋月傳》開播。又是一個女人“上位”的故事,主演仍是孫儷,仍然涉及“宮鬥”與權謀。
幾年里,涉及權謀、“宮鬥”的古裝劇仍舊很多,質量參差不齊,但終究發生了許多變化。正在播出的《羋月傳》和不久前熱播的《瑯琊榜》,都接續《甄嬛傳》,成為這類古裝劇的重要代表。它們的理想更遠大,想表達的觀念也更多。帝王將相們,不再只是穿古裝的“霸道總裁”。
2010年拍《甄嬛傳》前,鄭曉龍從報上讀到,有些女孩想要穿越去後宮,甚至不惜縱身跳井。
他覺得疑惑,宮廷里一夫多妻,女孩子真穿越過去,在那里究竟能不能過得很舒服。
“後宮婚姻制度非常悲慘,表面錦衣玉食,但她們的人生基本上都是戰戰兢兢的,哪像想象那樣。”鄭曉龍幾乎突然明白,女孩子們穿越回去,不願意種田、餵豬、當農民,而是要進宮過好日子。
“在現實當中得讀書,得努力,在這里不用。這能滿足一個懶惰人的想法。”因此,鄭曉龍想把《甄嬛傳》拍成現實主義題材。架空的故事背景,在劇集當中落到了清代。
但是,結果未必如他所想:“我講的是對封建社會的批判,他們說這是辦公室的一個‘撕逼’指南。”
“列寧說托爾斯泰的作品是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但看出是‘封建社會鏡子’的人有幾個呢?大多數看不出來,但是,他至少覺得封建社會不是一個好地方。”鄭曉龍這樣形容主創與觀眾之間的認知落差。
相比之下,鄭曉龍更喜歡《羋月傳》。《羋月傳》的主角,可能是中國最早的女政治家,從格局上就有所不同。
“《甄嬛傳》是封建社會後期的,婚姻制度非常腐朽;《羋月傳》講的是封建社會初期,是從奴隸時期向封建社會轉化時期的故事。”鄭曉龍習慣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作品。
《羋月傳》背景在戰國時代。歷史上的羋月,只留下姓,與在秦國後宮的位階“八子”合稱“羋八子”。羋八子本是楚國宗女,後來以太後身份“指導”兒子秦昭襄王理政多年,史稱宣太後。她去世後僅19年,秦始皇即登基。說她為秦統一中國打下基礎,亦不為過。
女性政治家的情史往往會遭人詬病,並將之演繹成放蕩不羈的艷史。羋八子也不例外。在有限的記載里,人們看到羋八子曾在深宮中豢養男寵,又在朝堂上以性事比喻外交。
“把她寫成一個道德淪喪的人,這可能嗎?”鄭曉龍說,“她是中國第一位女政治家,代表了封建社會的新興階級。這幾十年,她為什麽成為政治家,這個過程最有意思。”
在《羋月傳》里,羋八子被設定成王妃陪嫁的媵婢所生,雖有公主身份,但地位低下。電視里,羋月小時候與嫡出公主羋姝要好。直到羋姝嫁去秦國後,為“爭寵”變壞,兩人才開始摩擦、爭鬥。而在原著小說中,則因為羋姝自小驕縱,羋月很早就與她貌合神離。
“在這個院子里,贏又如何,輸又如何?就算是贏家,也只能一輩子看著這四方天,數著日子等年華老去。”小說中的羋月自陳。
然而,受到秦王寵愛之後,面對自身、宮闈與天下的重重壓力,羋月又突然變得複雜起來。她變得更為接近古籍中的羋八子,主動施展謀略,也深諳縱橫捭闔之道。
從一個天真、無害的人,到野心勃勃的太後,這其中“跳躍式”的邏輯,事實上並不完美。而史書中關於羋八子的艷史記載,在劇中被演繹為“三段真愛”,也招致網友批評。
但在鄭曉龍心里,羋月這個人的“正面”,至少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作底:她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反對奴隸制、反對分封,堅持商鞅變法,堅持國家統一,要求臣下靠軍功換來新生活,而非世襲……“不是洗白,是原來把羋月抹黑了。”鄭曉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瑯琊榜》承載著各種虛構非虛構的中國文化,在臺灣、香港,以及東南亞的華人區域,很容易被接受。到了美國或者歐洲,主要的觀看群體,其實還是當地華人。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與《甄嬛傳》和《羋月傳》相反,2015年熱播的《瑯琊榜》幾乎是一部“男人戲”。原著中男女主角甚至沒有戀愛關系,劇集則特意增加了男女主角的感情線。
拍完《瑯琊榜》,很多人來找制片人侯鴻亮,說某個權謀作品,某個“宮鬥”作品寫得比《瑯琊榜》好得多。
“他們真不知道,如果為了權謀,為了’宮鬥’,《瑯琊榜》這個戲就不成立了。”侯鴻亮並沒有把《瑯琊榜》歸為權謀劇,而稱之為“古裝傳奇”。《瑯琊榜》與大仲馬名著《基督山伯爵》有相似之處,都是複仇故事。只是,侯鴻亮“更喜歡複仇背後的事情”。
複仇、“宮鬥”不可避免,有動機,也要有“落點”:家國情懷、昭雪冤案,也有對政治、人性的討論。
“電視劇真不只是講故事,一定要給故事後面附加一些東西,包括價值觀。”侯鴻亮說。的確,《瑯琊榜》的主創團隊“東陽正午陽光”影視公司以往的制作更偏現實主義,如《北平無戰事》、《老農民》、《父母愛情》,拍架空戲這是頭一遭。
初讀《瑯琊榜》小說時,侯鴻亮並沒有覺得驚艷,甚至一開始久久看不進去。越讀到後面,侯鴻亮越發現,他對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中國古人風韻的想象,都可以在這本小說里找到。那是小說起初最打動他的地方。
要在架空背景中拍出“正午陽光”特色的現實主義精神,是一項挑戰。前期籌備時,侯鴻亮團隊花了相當多的精力,要營造“支點”,承載整個故事:禮儀采取哪個朝代的,倆人聊天是坐著還是跪著,穿衣服究竟穿哪個朝代的……
最後,他們選擇了想象當中古人的樣子,頗有些魏晉風度。寬袍廣袖,算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國服飾。蘇宅投入最大,包括器皿、長廊、欄桿、幔帳、池塘,都根據比較理想的狀態改造,用了很多竹子。
理想主義滲透到了全片。主角梅長蘇高潔睿智,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謀士,但侯鴻亮認為他有俠客之心和俠義之風;雖然身份並不“江湖”,皇子靖王快意恩仇,堅持理想,也有俠氣。在他們那里,武功變得不那麽重要。
導演孔笙和整個團隊都有種欲望,想要表達中國傳統武俠審美。往後,他們想拍一部能表現中國武俠精髓的電視劇。“現在這麽多古裝傳奇,都是武打戲,反而沒有了中國武俠那種’俠’的氣質。”侯鴻亮覺得,所謂俠風義骨,最重要的是“不管在什麽樣的強權之下,都不會彎腰”。何平導演的影片《雙旗鎮刀客》是侯鴻亮欣賞的武俠氣質,這部講述西部刀客故事的影片,上映已經二十多年了。
侯鴻亮口中的“俠士”梅長蘇,同時也是一位陰詭之士,甚至為扳倒對手不得不傷害朋友蕭景睿。在侯鴻亮看來,梅長蘇的所作所為,重點在於“懲惡揚善”,而非權謀。
“為什麽用’梅長蘇’這個名字?也是因為梅長蘇不是他,他到最後要做回林殊。梅長蘇是林殊最不屑的那麽一種人。”他很贊賞原著作者海宴的處理,因為後者寫出了梅長蘇施展權謀時的掙紮,“但是為了達成林殊的所有意願,他要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
在編劇過程中,編劇們會特別考慮,如何讓這些謀略不傷害人物本質。如果人物的做法挑戰了觀眾的善惡觀,令觀眾不舒服,就可能得去掉。
“皇帝下跪”是侯鴻亮最喜歡的一場戲,那時全劇已經臨近結尾。這種情節在中國的影視劇中太不同尋常,連劇組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他很在意這一跪,以及皇帝與梅長蘇的對話。皇帝斷言,坐這個位置的人,人心會變。
劇中很長篇幅,都吻合著中國傳統中的“盼明君”觀念。“如果沒有那一跪,它是舊的,有了那場戲,我不認同它是舊的。”在侯鴻亮看來,這種設置超越了扶持明君、智搏奸佞等單純的政治觀點。
由此,劇集有了個開放式結局,靖王妃抱著靖王的孩子,在庭院里玩耍。皇帝的讖語令人疑惑:靖王會變成又一個梁帝嗎?
對於這個問題,大家看法“一半一半”,有人認為靖王可能還不如老皇帝。“我們需要傳達,他可能堅持自己的信念。”雖然知道皇帝不可能一直按照初心做事情,侯鴻亮的答案仍因應著自己的理想主義態度。
1990年代初,鄭曉龍策劃作品《渴望》播出時,劇組收到了好幾麻袋的觀眾來信。
那些反饋,讓鄭曉龍到現在還受益匪淺,有兩點:一是不做“純娛樂”,要傳遞價值觀;二是劇情要合理,不能“雷”。前者如《金婚》,“國外把它當做中國50年的平民史”。後者,鄭曉龍舉的例子還是《甄嬛傳》。
劇本里,皇帝和妃子沈眉莊一起喝酒,醉酒後在旁邊屋里睡著。這時溫太醫來了,喝了“暖情酒”,“就跟眉莊倆人有那個”——發生了關系。拍攝時,鄭曉龍突然覺得不對勁,要改成讓皇上走,然後讓他們喝“暖情酒”,才有了後面的情愛。
“嚇死他都不敢的。抓住會被誅九族的。”他認為必須把“雷點”拿掉,才能符合生活的邏輯和真實的人性邏輯。不過,“很多戲不在乎這個”。
《渴望》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觀眾們發表意見,都轉向互聯網,更即時、言辭更直接。鄭曉龍觀察到,年輕觀眾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滿足於看,還想參與,參與的方式是“吐槽”,不像原來的觀眾,“我播什麽你看什麽”。
有時候,“吐槽”也會變成“自來水”——“自發的水軍”。《瑯琊榜》播出過半,自來水就占領了互聯網。“《瑯琊榜》有那麽好嗎?它只是盡到了電視劇創作的本分。”侯鴻亮問道。
侯鴻亮的茶幾上擺著《鬼吹燈》、《三體》,還有美國學者易社強的史學著作《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他正在讀那本史學著作,笑說:“我甚至還想,有沒有可能做成電視劇。”
侯鴻亮喜歡讀人物傳記和歷史書籍。他希望能在當中看到傳主經歷的世界,或者他們改變世界的作為。書中只言片語,都可能帶來很多共鳴。隨著“越來越忙,書看得越來越少”,書帶來的共鳴、刺激和愉悅都越來越少。反倒是網絡文學,在過去幾年里,他看了不少。
侯鴻亮記得,以前,影視行業很多人訂閱的是《小說月報》、《收獲》、《啄木鳥》,想挖掘新題材的時候,都會翻翻這些刊物。但現在,大家都把眼光轉向了網絡小說。
剛開始,侯鴻亮並不知道怎麽在網上尋找好作品。順著網站的排行榜找,他找到許多“種馬文”、“意淫文”,“心碎了一地”。辦公室的年輕工作人員告訴他,得按照方法去找,而不能單單捋排行榜。
一些排行榜上有些他認為不適合的作品,最後變成“大IP”。他並不排斥“大IP”,但前提是故事、人物適合影視化,如果只是因為作品的大量粉絲受眾,買過來強行改編,弊大於利。
“能夠碰到海宴的《瑯琊榜》,是我的幸運。”侯鴻亮讀到的許多網絡小說,寫著寫著就“飛”了,而同樣寫網絡小說,海宴提筆時雖然不知道未來發生什麽,但邏輯一貫縝密。聊天時,他也發現海宴思維敏銳,邏輯性強,是他見過的“邏輯思維能力最強的女孩子”。
像《甄嬛傳》一樣,《瑯琊榜》賣去了很多地方,在北美、韓國、中國臺灣的播出成績都不錯。這讓侯鴻亮想起韓國影視。
從1998年開始,侯鴻亮就看了很多韓國電影。2006年忙完《闖關東》後,他又集中看了一個月韓劇,《澡堂老板家的男人們》、《我叫金三順》等等,長劇短劇都看。他發現,韓國影視也在向好萊塢學習,甚至模仿。但是,韓國人最大的好處,是挖掘自身的本土文化,如社會倫理、家庭觀念,在影視里體現並輸出。而且,“它重點的輸出對象就是中國”。
《瑯琊榜》承載著各種虛構非虛構的中國文化,在臺灣、香港,以及東南亞的華人區域,很容易被接受。到了美國或者歐洲,主要的觀看群體還是當地華人。“這並不是真正的走出去,不值得盲目自信。”侯鴻亮對南方周末記者強調,“挺難的。”
最近“達康書記”很火,各種表情包、粉絲暴漲。
“達康書記”是個虛擬人物,來自熱播劇《人民的名義》。這是一部主旋律色彩的反腐電視劇,開播時並沒有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類IP大劇一樣做鋪天蓋地的宣傳,然而卻得到了超高的收視率和觀眾認可度,成為現象級作品!
更令人感到意想不到的是,這部異常嚴肅的反貪腐影視劇還得到諸多90後甚至95後的追捧,可謂前所未有。
著名編劇、制片人於正在微博上公開表示:“我很喜歡這部劇(《人民的名義》),久違的追劇感,推薦大家!”
《人民的名義》之所以大獲成功,四大要素必不可少。
第一是優質的劇本。該劇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等單位出品,編劇周梅森是著名作家,其創作過《人間正道》、《國家公訴》、《我主沈浮》等一批極具影響力的小說,被譽為“中國政治小說第一人”。好的內容是影視作品成功的第一步,周梅森創作《人民的名義》時深入調查過很多案例,加之其長期創作此類小說,自然保持一貫的高水準。
第二是良心制作,該劇服裝、化妝、道具、細節、鏡頭、蒙太奇手法等運用看似波瀾不驚卻非常精準到位,堪稱難得一見的良心之作。比如貪官被查出數億元受賄款的點鈔場景,銀行人員專業的點鈔手法讓人嘆為觀止。
第三是演員演繹到位。《人民的名義》聚集了陸毅,張豐毅,吳剛,許亞軍,柯藍,胡靜,張凱麗,白誌迪,丁海峰,李光複等一大批優秀演員。
請註意是演員,不是明星,這有本質的區別!
《人民的名義》劇組演員大多是中戲、北電、上戲、人藝等科班出身,雖然也有陸毅、張豐毅這類知名演員,但更多的配角是觀眾一時間叫不上名字卻演技精湛的“老戲骨”,他們或許一輩子都在演配角,可哪怕只有一場戲都可以演繹到位。在劇中飾演服裝廠工會主席鄭西坡的年逾七旬的北京人藝老演員李光複一場哭戲連導演都動容了!侯勇飾演“小官大貪”的處長僅僅幾集戲份,卻把一個虛偽貪官從淡定吃面到被發現受賄款後的崩潰表演得淋漓盡致!就連《人民的名義》導演李路都表示,該劇沒有太多明星,劇組用的都是演員,而且是戲骨級的優秀演員!
更難得的是,這部劇給演員的片酬並不高,這也使更多資金可以投入到幕後制作中,打造良心巨制。
第四則是作品主題貼近大眾關心的現實生活。此前也有《北平無戰事》這樣劇本優質,演繹到位的作品,無奈叫好不叫座,因為內容距離大家現在的生活還有一定距離。而《人民的名義》聚焦當前反腐熱點,貼近生活且揭露問題深刻,人物不臉譜化。
這樣一部良心作品獲得追捧卻更令人對比看到如今影視圈的怪象和結癥。
這幾年類似《人民的名義》、《瑯琊榜》等優秀作品並不多,大量充斥熒屏的是所謂IP劇,其中很多劇本粗糙,服化道簡陋,因為大量資金都投到幾個明星主演身上,制片方沒有更多資金可投入編劇創作和幕後制作。於是抄襲、狗血劇本不斷,穿幫鏡頭層出不窮,五毛特效司空見慣,這些都是先天缺陷。
《人民的名義》並沒有耗費過多資金用於演員片酬,因此更多投入用於幕後制作。然而很多劇組將重金砸在當紅明星身上,不少明星演技差還不敬業,直接拖累影視劇質量。有消息說《人民的名義》中40個“老戲骨”的總片酬還不如一個當紅“小鮮肉”高!
很多當紅明星因為檔期滿,就隨意地到片場集中演戲,甚至只演“表情包”——特寫鏡頭,在綠幕前拍幾天,後期摳圖做效果。有時對手戲演員在劇組幾個月時間內根本看不到明星本人,明星在A組演“表情包”,B組則由明星的替身演員和配角演員演對手戲,因為要節省明星昂貴的工作時間。一些明星臺詞都不背,邊上工作人員進行提詞還演不好,“老戲骨”們只得一遍遍地陪練。甚至有老演員指出,有時一些文戲替身演員都比明星本人演得好,這些因素都大大降低作品水準。
這種怪象說到底是商業模式的悲哀。
很多影視劇制作後不一定能播出,即便播出也未必賺錢,所以要拉動一部作品的收益得大量依靠明星效應,有當紅明星的IP劇可以熱銷,還可開發周邊商業。於是劇組只需“伺候”好幾大主演明星即可賺錢,其他幕後團隊、配角等都被忽略。甚至依靠“小鮮肉”將影視劇版權提前高價賣出後,一些制作團隊“放心”地粗制濫造劇集,比如有劇組反映,為了加速拍攝,迎合投資方要求,有時一些原本需要精益求精的鏡頭,導演一、兩遍就過,鏡頭穿幫了也不管,這都導致大量“狗血劇”出爐。
《人民的名義》用事實表明,真正成功的影視作品需要良性商業模式,合理的演員片酬和幕後投資,更需要有演技和敬業精神的演員、高水準劇本和制作。影視圈的怪象需要扭轉,不合理商業模式和粗制濫造不可持續,否則這個行業會越發畸形,劣幣會驅逐良幣。觀眾內心有明鏡,孰優孰劣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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