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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漲價，永遠有人買 中國知網是個什麽網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是中國知網最主要的產品之一。（CFP/圖）

“知網的優勢就是掌握了核心的版權資源，或者把絕大部分期刊的版權資源都買斷了。中國知網如果沒有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地不斷漲價，有可能會涉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問題。”

現在各圖書館購買數據庫的經費比例越來越高，許多圖書館40%的經費都會花在購買數據庫上，並且訂購具有延續性，“如果明年停了，就接不上了，所以他們就有恃無恐地老漲價，就是知道你們離不開我。”

“由於數據庫漲價過高，圖書館目前正在全力與對方進行2016年的續訂談判。”2016年3月底，北京大學圖書館發布消息稱，2015年與同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同方知網”）的中國知網（CNKI）系列數據庫的合同期已到，隨時可能中斷服務。

這則消息立刻引起高校和學術界人士的關註，北京大學一名研究生一下變得很焦慮：“知網如果停用，論文就沒法寫了”。事實上，此前中國知網經歷過多次類似的“風波”。過去幾年中，因其大幅度漲價，山東、雲南、江蘇、湖北、安徽、河北等地的多所高校都曾停用過知網。河北省教育廳一位不願具名的幹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很多高校早就不爽，一直在尋找替代品，但目前為止還沒找到。”

南方周末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大多數曾經與知網打交道的人，如今很少有人願意多說。南京某高校圖書館的教師委婉地說：“因知網在圖書館界已成為一個敏感話題，不宜接受采訪，非常抱歉。”

6月12日，事隔兩個多月後，同方知網的相關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已與北京大學達成協議，並已簽訂續約合同，但這位負責人並沒有透露雙方作出了何種讓步。

成立二十年來，“中國知網”在學術界究竟成為了怎樣的一種存在？其漲價的根源在哪里？中國知網到底是一個什麽網？

“知網如果停用，論文就沒法寫了”

“中國知網”全稱是中國國家知識基礎設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的概念，由世界銀行提出於1998年，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發起，是中國最大的中文信息知識服務提供商。

中國知網在中國的影響深遠。一位歷史系研究生說，過去做學問的人都會制作很多小卡片，“把一本書中好的資料內容抄寫在小卡片上，但現在只需要在鍵盤上敲下關鍵詞，就可以找到國內權威的文獻。”

1996年12月24日，由清華大學主辦的《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創刊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共有來自國家和政府有關部門的領導及學術界、期刊、圖書情報界、信息產業界的六百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1998年，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以下簡稱“電子雜誌社”）正式成立，中國學術期刊標準化系統工程全面啟動。從此，“中國知網”的內容建設由電子雜誌社承擔，技術與服務由同方知網承擔。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工商資料發現，目前電子雜誌社的法人股東是清華控股有限公司，而該公司的法人股東是清華大學。

中國知網從1999年建立至今，作為國內知名度與論文載量均排在前列的中文數據庫，一直位列國內各大高校圖書館的數據庫名單中。

目前，《中國知識資源總庫》是中國知網最主要的產品之一，它收錄出版了中國的期刊雜誌，以及學術論文、會議論文，報紙、年鑒、工具書、國內外專利，還有國家的科技成果，以及一些圖書、圖譜等。最早的一本刊物，甚至可以追溯到1915年。

根據知網發布的最新數據，目前中國知網收錄國內學術期刊8149種，全文文獻總量45921420篇，其客戶基本已涵蓋各行各業：教育文化、黨政社團、生命環境、基建能源、科研企業。

同方知網的一名銷售人員透露，中國知網的總體覆蓋率比萬方、維普好很多，而且對高校的覆蓋率要大於對企業的覆蓋率。

雲南民族大學圖書館館長趙世林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了該校的一組數據：2015年該校師生在中國知網的總點擊量有370多萬次，下載量將近200萬次，是學校數據庫中使用率最高的中文數據庫。

與高校的博弈

工商資料顯示，2014年電子雜誌社變更了註冊資本，由100萬元變更為3000萬元，同時也變更了企業性質，由全民所有制變更為有限責任公司（法人獨資）。

也就是在這個時間前後，關於知網漲價幅度過高的新聞開始頻頻出現在公眾視野。對此，同方知網一位經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知網並沒有所謂的定價規則，每年的定價是根據當年文獻量，包括優先出版、核心資源、獨家資源等等而定，同時受多方面因素影響，比如版權問題等。文獻多了，價格自然上浮，如果文獻量下降，價格還會同比去年下降。”

事實上，中國知網的報價一直年年上漲。從2013年底開始，雲南省高校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雲南高校圖工委”）旗下所屬的近十所省屬重點高校，都停用了知網。當時代表雲南大學與知網聯合談判的原圖書館館長萬永林曾在接受采訪時介紹，雲南大學作為綜合類大學，知網的所有數據庫幾乎都需要購買。2014年知網對雲南大學的報價一下從原來的40萬提高至70萬，圖書館不得已暫時停用了知網。

雲南民族大學圖書館館長趙世林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此前由雲南高校圖工委牽頭與中國知網的聯采談判屢屢受挫，“第一輪我們學校報的是45萬，但對方卻要到了65萬的高價。”

趙世林所說的“聯采”，是指由雲南高校圖工委根據在校學生人數、學校類別、讀者使用情況等因素，定一個協議價。趙世林舉例說：“比如3萬人以內的本科院校只能售賣到多少錢，不能超出。”出人意料的是，中國知網強烈反對這種形式的談判，“談了三四輪，價格還是不下來，最後談崩了。”

然而暫停了中國知網，高校師生查閱資料變得極為不便。從2015年開始，雲南多所高校迫於師生需求的壓力，陸續各自和知網進行重新談判，再次購買了“中國知網”的使用權。

最終，雲南民族大學以48萬的價格妥協。趙世林介紹，“這個費用包括所有在校師生端口，以及50個免費端口，而每年畢業季對論文查重時，反學術不端檢測系統需要另行付費。”

不過，在他看來，這個價格的使用效益一點也不虧，“資源快捷方便、權威，服務也好，根據我們學校使用的情況，平均單篇下載只要2毛錢。”趙世林說，學校已經不和萬方合作了，“與維普還保留有一些合作，每年采購的費用只有兩三萬。”不久前，他又準備與知網續簽合同，已經向學校遞交了采購報告。

2016年1月，武漢理工大學發布了知網停用的通知。武漢理工大學對此解釋：“由於續訂價格漲價離譜，我校與中國知網公司的談判非常艱難。”此外，武漢理工大學圖書館稱，2000年以來CNKI公司對該校的報價，每年漲幅都超過10%，從2010年到2016年的報價漲幅為132.86%，年平均漲幅為18.98%。但在1月22日，武漢理工大學又重新訂購並恢複開通中國知網數據。

在與中國知網進行的價格戰中，敗下來的往往是高校一方。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中心研究員趙占領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知網的優勢就是掌握了核心的版權資源，或者把絕大部分期刊的版權資源都買斷了。中國知網如果沒有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地不斷漲價，有可能會涉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問題。”

但在上述同方知網經理看來，很多時候，公眾偏執地認為價格是一個公司的抨擊點，但是忽略了知網在數據庫行業所起到的示範和規範作用，“現在和我們一樣的廠商，能說自己版權沒有問題的屈指可數。”

“價格只是表象”

中國知網到底如何對高校開口漲價，曾經代表雲南高校與知網談判的幾位人士都表示不願意透露更多當年的細節。

雲南高校圖工委副主任、昆明理工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徐天茂說：“這里面不僅是價格因素，具體的原因比較敏感，不好多談。”雲南當地另一所高校原圖書館館長則說：“價格只是一個表象，其實背後是知識產權的問題。”

在知識產權問題上，中國知網的確一直被詬病。2010年，深圳律師潘翔偶然發現自己大學時代發表的論文被知網收錄，只要付費，任何人都可以下載。隨後，潘翔以侵犯著作權為由，把中國知網及關聯單位告上了法庭。時隔六年，潘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當時撤訴了，對於為什麽撤訴他也不願多說。

這些年來，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也陸續收到很多會員和作者的投訴，稱知網未經許可收錄其文章且未支付報酬。目前統計已超過200人，涉及3萬多篇文章。今年3月，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曾與知網溝通，雙方商定協商解決侵權投訴問題。5月底，按照知網的要求，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向知網提供了部分投訴名單以及文章信息，目前正在等待知網的進一步回應。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幹事助理羅向京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知網自稱，“所有收錄文獻均已獲得期刊授權，其作者稿酬也已通過相關期刊支付”，但是許多作者都曾表示疑問：期刊能夠代表作者進行授權嗎？

簡單理解，期刊雜誌等內容提供方是“中國知網”的上遊，其下遊是高校、政府機構、公共圖書館、企業等。“期刊雜誌的文章都是給數據商免費使用，數據庫卻是要賣錢的。”全國政協常委、複旦大學原圖書館館長葛劍雄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國內一方面知識產權意識淡薄，另一方面也沒有商業利益的觀念。

國內學術界面臨的現實是：很多作者需要花錢才能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在中國高校中，學生為了畢業、評獎學金，教師為了評職稱，都會想辦法在期刊上花錢發文章。“每年的10月是一個節點，開學之後評獎學金和職稱就看10月之前發表了多少文章。”南開大學一位碩士研究生說。

曾在學術期刊工作過的羅向京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目前國內多數期刊只是在封面或者封底不起眼的位置做一個聲明，要求作者默認在投稿的同時將信息網絡傳播權也給期刊。這種聲明在法律上的效力一直有很大爭議。隨著版權意識的提升，少數期刊或出版單位近年來開始與作者簽署一對一的協議，要求作者轉讓信息網絡傳播權，但大部分期刊還做不到這一點。”

另外，在2001年著作權法正式規定信息網絡傳播權之前，大部分期刊連所謂的“版權聲明”都付之闕如。“因此2001年之前出版的期刊所收錄的文章，信息網絡傳播權無疑是在作者這邊。對這部分文章，知網是否獲得授權，獲得授權的途徑如何，還需要知網進一步披露。”羅向京說。

“電子版權也叫信息網絡傳播權，是版權的一種。具體的費用沒啥標準，完全是市場化來衡量。”趙占領說。

羅向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知網每年會跟期刊結算稿酬，按照她所了解到的幾家期刊的情況，一年出12本的普通刊物最終得到的稿費也只有幾千元，而且多數情況下稿費是留在編輯部了。

《知識產權》期刊編輯部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給作者的稿費里包括了電子版權使用費，主要根據作者以往的下載量和點擊量情況來分配，並沒有統一的計算標準。

“這里面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雜誌社做了這樣的聲明（投稿默認將電子版權交給期刊）以後，它真的給作者增加了報酬嗎？還是跟原來給的報酬一樣。這就像一筆糊塗賬。”華中科技大學知識產權系主任韋之認為，在期刊和作者之間，期刊占據主導地位，作者能夠積極主張自己利益的機會非常少。

對於期刊而言，網絡傳播卻是一種大勢所趨。一位接近天津市新聞出版局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評選刊物是否為核心刊物時，電子轉載率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天津市新聞出版局《期刊質量綜合評估情況總結》中寫著：“數字化程度可以反映多媒體融合時代期刊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能力，體現著期刊對未來的傳播市場的前瞻性占有實力。”

越多的人抵制越容易成功

將作者知識資源聚合在一起的平臺並非只有知網一家，還有維普和萬方等數據庫。

一位理工科用戶在網絡上留言說：“CNKI比維普的庫更全面，尤其是獨有的碩士博士論文數據庫；CNKI的引文數據也更好。維普的高級檢索比CNKI好，可以自由篩選期刊等級、EI、核心等等。”另一位用戶在比較中國知網和萬方時說：“更喜歡CNKI，資源更全，數據較快。”

“高校買數據庫就跟買書一樣。數據庫方便檢索，數據較全，與紙本一樣都是圖書館的資源。”在複旦大學原圖書館館長葛劍雄看來，數據庫本身是一個商業產品，漲價和抵制的本質其實都是商業行為——為了得到更好的價格。

然而，許多人並不了解數據庫的商品性質。葛劍雄擔任複旦大學圖書館長時，一位領導就問過他：“你們的數據庫為什麽不向公眾開放？”也有複旦的畢業生提出：“為何不能繼續使用母校的賬號下載論文？”

“從技術上來講他們用數據庫沒什麽問題。這實際是一個商業問題，還有一個原因是知識產權。”葛劍雄說，有一年他也對圖書館某些產品停止付費了，“對方就像敲詐一樣，漲幅太高。過了兩年，我們經過談判，又恢複使用了。”

一位高校圖書館負責人透露，現在各圖書館購買數據庫的經費比例越來越高，許多圖書館40%的經費都會花在購買數據庫上，並且訂購具有延續性，“如果明年停了，就接不上了，所以他們就有恃無恐地老漲價，就是知道你們離不開我。”

不光中國數據庫不斷提高要價，外國數據庫也一樣。葛劍雄經歷過多次抵制數據庫的事件，根據他的經驗，越多的人抵制越容易成功。曾經一個外國數據庫提供商漲價幅度很高，並且提出原來賣給中國的價格比較低，要一步到位跟國際持平。葛劍雄記得，“當時全國高校圖書館一起聯合抵制，最後經過談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有時候抵制也不那麽順利。有一年葛劍雄和其他學校聯合抵制一個數據庫，供貨商通過種種手段來幹擾，有的通過校長施加壓力，甚至通過某位院士，“最後就剩下我們兩家了，其他都退出了，我們也抵制不了了。”

“廣大作者貢獻了知識資源，沒有得到應有的版權回報，知網卻利用作者創作的作品進行商業運作進而盈利，這就有失公平。”在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幹事助理羅向京看來，“這種商業運作模式，對創新源頭缺乏尊重，對作者的合法權益缺乏有效保障，損害了期刊版權產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