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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為何熱搶保險牌照？

北京西三環路上鋪滿理財保險廣告的公交車。（視覺中國/圖）

安邦保險、前海人壽在資本市場的示範效應，讓很多大公司意識到，跨界獲得一張保險牌照，就等於獲得了一個低成本的融資工具。但如果不能持續實現高收益，這個遊戲也很可能戛然而止。

兩百多家企業排在保監會門口搶拿牌照，是中國自1980年代重啟保險業以來從未有過的盛況。

查詢2015年至今的上市公司公告，可以看到七匹狼、愛仕達、湯臣倍健、盛大網絡、唯品會、恒大集團、百度、大名城、樂視網、中聯重科、三一集團等這些與保險本無關系的知名企業，都參與了新保險公司的發起設立。

這些公司踴躍跨界進入保險業，究竟是為了什麽？

保險牌照並未“開閘”

“目前到保監會排隊申請牌照的公司近200家。”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在2016年3月兩會期間的發言直接反映了眼下各類企業爭搶保險牌照的盛況。

查詢2015年修訂的保險法，設立保險公司的條件有七條，其中有紅線要求的是“最近三年內無重大違法違規記錄，凈資產不低於人民幣二億元”。

項俊波表示，保監會在牌照審批上有四個原則：企業自身條件過硬，包括主要股東連續3年盈利；服務國家戰略，牌照審批向“一帶一路”、自貿區戰略傾斜；關註空白區域，比如西北地區；支持專業創新，鼓勵專業性的保險公司。

“每個公司想盡快拿到牌照，總得按照上面的標準拿出個理由來。”南開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教授朱銘來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而且排隊的人再多，每年放出來的牌照一般都不會超過10張。”

1980年代，中國保險業發出第一張牌照。1996年迎來第一次“大擴軍”，在一百多份牌照申請中，當時的主管單位人民銀行只批準了5張。而後是2000年頒發了4張，2004年發了18張。到了2008年，全國保險公司數量達到115家。

2014年，監管部門改變策略，“放開前端，管住後端”，頒布了一系列資金運用新政。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國十條”的出臺。

針對2006年的“國十條”（《國務院關於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幹意見》），2014年8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幹意見》被稱為“新國十條”。它有10個方面、32項內容。重要的是，這份文件提升了保險業的行業定位，首次明確保險業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產業”、“財富管理的基本手段”。

根據最新數據，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全國保險機構197家，較年初增加3家。

雖然過去十年間保費收入從5000億增長到2.43萬億，保費體量擴張了近500倍，但相較於銀行業來說，仍屬於“金融窪地”。

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院長郝演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從金融業的總資產來看，保險業仍然不到銀行業的1/10。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城市中產階級的崛起，未來這會是一個增長很快的行業，無論是規模還是利潤。

“這樣一來，大量民間資本就開始向保險靠攏。”他說。

不過，申請者雖多，但並不代表保險業的門檻變低了、監管松動了。“從發牌的頻率來看，過去十年保險業幾乎是均衡的，沒有出現特別放開的過程。”郝演蘇說，現在排隊的兩百多家很多實際上是拿不到牌的，並不存在很多媒體說的“突然開閘”，保監會發牌照還是比較謹慎的。”

複旦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副主任馮智堅也認同這一觀點。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雖然批設的公司數量多了，但是後面申請的基數更大了，並不意味著準入條件的降低。實際上保監會已經開始淘汰申請設立的公司了，從去年到今年年初已經發出了一些不予許可設立保險公司的批複，

在保險監管中，從前是前端後端都要管，現在的思路則是“放開前端、管住後端”，減少事前的行政許可，把經營權還給市場主體，另一方面要加強事中和事後監管，尤其要守住償付能力的紅線。一般而言，在“償二代”體系下保險公司的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不應低於150%，100%-150%要進行預警，低於100%則為償付能力不足，監管部門就要對這類公司采取監管措施了，比如停止新業務、停止開設新的分支機構、責令增資等。

他認為，隨著保險市場主體的增多，監管的當務之急是建立完善的退出機制，比如一個公司做不好了，要怎樣讓它退出市場？在退出的過程中如何保障投保人的利益？目前保監會已經在廣西做分支機構退出機制的試點，但應該盡快覆蓋到整個行業。

高收益很難持續

對於企業來說，保險業近年來保費飛速增長和效益飆升是塊誘人的蛋糕。

《2015中國保險市場年報》公布，從經營效益來看，保險公司利潤總額同比增長91.4%，保險資金運用收益同比增長46.5%，創歷史新高。

保險的核心是針對意外損失提供經濟補償。為了保證償付能力，保險資產的保值增值非常重要，因此保險與資產管理之間有不可割裂的關系。

2015年市場年報中可以看到，目前國內保險公司資產配置的結構是：以固定收益類為主導，國債、金融債等債券占38%，銀行存款27%；權益類資產有所提高，股票和基金占11%；不動產、長期股權投資、基礎設施投資等占24%。

在這樣的資產配置下，去年保險資金平均投資收益率為6.3%，達到了五年來的最好水平。

跟銀行相比，2016年一季度全國銀行存款利率，活期為0.3%，三年定期也不超過3.6%。也就是說，去年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買一份人身保險的收益率已經遠超過把錢存在銀行，況且還能增加一層保險原有的保障功能。

根據平安證券研究院的2015年研究報告，通過對美國、日本、中國臺灣、英國等國家和地區保險發展歷程的研究，發現在市場收益率下行過程中，保險公司在保費、投資方面都有相對較好的表現。這恰與中國目前的市場情況吻合。

如果高收益找不到可匹配的資產和收益來源，對保險業來說，就會產生“利差損”的風險。

在《迷失的盛宴：中國保險產業1919-2009》一書中，作者陳懇回顧了1990年代的行業“利差損”事件。1996年5月開始，央行先後8次下調銀行存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從10.98%下降到1.98%，而當時中國平安的壽險預定利率達到了8.8%。當給客戶的回報過高，超過了保險資金的投資收益時，保險公司就會出現巨額的虧損，稱之為“利差損”。

在那兩年多的降息中，保險玩家們不但沒有“斬立決”，反而視之為與銀行爭客戶、搶地盤的好機會，瘋狂擴展業務。很快，巨大的虧損就彌漫到了整個行業。

現在，在整體市場收益率不高的情況下，需要去市場配資的保險資金如何能夠保證高收益？複旦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副主任馮智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其實是沒法保證的。”

他解釋，2015年整個保險行業的收益率非常好是因為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整體收益較好。保險資金如何保持較高的收益率，在今年確實是很大的挑戰，如今的資產配置其實是非常難的，優質的、好回報的資產很少，這對保險公司資金運用的能力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他認為，保險資金除了投向常規的資產項目，也應該抓住國家發展機遇，服務於國家戰略和實體經濟，例如2015年底國務院批準設立的中國保險投資基金，主要向各保險機構募集，預計規模為3000億，就是針對國家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開展投資，例如與“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相關的項目。

大公司的算盤

2000年初，為了應對“利差損”困局，國壽、平安、太保三大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推出了保險保障功能偏低、投資風險部分或全部由投保人承擔的投資型產品：分紅險、萬能險、投連險。

分紅險是指傳統保險加險企經營分紅；萬能險是傳統保險加保本型投資收益；投連險比萬能險更激進，是不保本的投資組合收益。投連險把保費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於購買保障，另一部分進入投資賬戶，風險和收益都由客戶承擔。

與投資型保險幾乎同時出現的，是銀保（含郵政）渠道。這類保險的賣法不同於從前人們印象中穿西裝跑大街、“掃樓”的保險推銷員，保險產品大多是通過銀行窗口推薦給客戶，由保險公司和銀行合作，銀行收取渠道費用。這類產品對於消費者而言，更容易與“理財”掛鉤。

投資型保險的崛起徹底顛覆了保險（特別是壽險行業）的格局，成為各家公司上規模、沖保費的利器，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與傳統保險公司相比，安邦保險、前海壽險、生命人壽等迅速崛起的行業新貴，通常也是以高成本、短期限、保障成分低的投資型保險產品開路，迅速做大保費規模，輔之以激進的投資。這類產品的增多，會使保險遠離其“保障”的核心功能，同時保費規模容易跟隨資本市場的漲跌引起巨幅波動，從而影響保險公司現金流的穩定，增加風險。

但這種投資型保險加銀保渠道，就是助推保險“黑馬”的利器，也恰恰是很多新入行公司心儀的模式。

一位資深的保險行業媒體從業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相較於銀行、信托等方式，壽險是融資成本最低的渠道，付給投資人的成本在5%-6%，但如果在銀行貸款，利息成本在20%左右，這是現在大部分民間資本非常想要一張壽險牌照的原因。更加上壽險吞吐功能強，業務可長可短，短期看是融資渠道，長期看是抵抗市場周期的最佳工具。

郝演蘇說，很多民營企業不是把原有的實體經濟拋掉來搞保險，而是讓保險反哺實體經濟，形成聯動。只要把保險項目設計好，達到市場的管理要求，滿足對客戶承諾的收益率，錢就可以每天像雪崩一樣進來了。

但是對於一家集團公司而言，通過保險子公司募來的資金可以為母公司所用嗎？監管規則嚴禁直接挪用，但有“曲線救國”的辦法。

郝演蘇舉了此前前海人壽和萬科事件的例子：前海人壽的東家也是做房地產出身的，它的保險資金沒有投到自己的房地產項目上，而是投到了萬科，如果真的控制了萬科，實際上不也是把自己的地產公司做大了嗎？不能直接投資東家原有的實體經濟，但可以間接地把事情做起來。

馮智堅舉例，比如母公司想造一棟大樓，可以把這個項目做成一個信托計劃，向保險公司出售。保險公司通過購買該信托產品，可以實現用保險資金服務於母公司實體經濟的目的。但這屬於關聯交易，目前保監會對保險公司關聯交易有著相當嚴格的監管規定。

“實際上這種做法在國外並不少見。”他說，這是集團式的公司調配資源的一種手段。企業融資可以銀行貸款、發股或發債等方式，但貸款成本較高，發股會稀釋股權，發債對公司的評級有很高的要求，否則融資成本就會提高。因此，保險為一些公司提供了以較低成本獲取資金的途徑。然而，如果以此為目的來經營保險，也就偏離了保險為社會和經濟發展提供保障的基本屬性。

彌補行業缺角

保險的種類可分為人身險和財產險兩種，其中財產險以車險為主，人身險以壽險為主。在此輪大公司搶灘保險業的熱潮中，大多數公司願意選擇壽險。2016年第一季度，壽險公司保費收入是產險公司的4倍，產險公司保費收入同比增長11%，壽險增長高達53%。

因為財險往往是一年以內的短期項目，資金存續短，且受巨災影響大，不確定性強；壽險是長期投資，行業波動小，可塑造的投資型產品多，消費者喜歡它保障和增值的雙重功能，對企業來說就更容易聚集資金、上規模。

然而在新一輪的搶牌中，也有不少公司選擇了財險。比如裝備制造業巨頭三一集團3月18日牽頭成立的久隆保險，就是一家財產保險公司。他們在2015年3月拿到了保監會的牌照。

久隆保險是基於物聯網服務於裝備與裝備制造業的專業保險公司，註冊在廣東珠海橫琴自貿區，恰好符合了項俊波所說貼近國家戰略和“專業性”的申請要求。

久隆保險CEO謝躍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久隆保險有15個股東，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三一集團；裝備制造業相關的上下遊配套企業；代表珠海市政府的珠海鏵創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橫琴開發區的珠海大橫琴投資有限公司。

“三一構思成立裝備制造專業保險公司時，廣東省正著力打造珠江西岸先進裝備制造產業基地，且珠海橫琴自貿區獲批正積極引進保險法人機構，企業設想與政府戰略一拍即合，共同促成了久隆保險的落地。”謝躍說。

他介紹，擁有7大類、185個小類的裝備制造業以往沒有專門的保險公司，只能去綜合性保險公司，但險種分類粗，不專業。“我在太平洋保險工作的印象中，裝備和裝備制造業是很小的市場，到了三一以後才發現，這部分保險的前途很大。”謝躍說。

2014年12月，三一重工也參與成立了湖南省首家民營銀行三湘銀行。對於三一集團旗下保險公司和銀行的關系，謝躍說“不排除未來雙方在業務上存在合作的可能”，比如三湘銀行可以向其客戶優先推薦久隆保險的產品。

南開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教授朱銘來說，像三一集團這樣自己成立保險公司的企業，是想代替從前外面保險公司不能滿足的需求，也節省了每年交的保費，同時在自己熟悉的行業開保險公司，也可以服務行業。

他說，未來可期的還有醫藥業。醫、藥、保實際上是一個完整的產業鏈，現在壽險、健康險公司都遇到一個瓶頸：因為不懂醫、藥，沒法控制醫生和藥品的風險，最後的賠付率會很高。如果醫、保能夠結合到一起，建立醫藥產業本身的保險公司，就能夠提高行業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