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隨《能源》雜誌專家走進塔里木團隊繞著塔克拉瑪幹沙漠轉了個“C形”,行程近5000公里,調研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對新疆油氣開發逆市的良好表現、改革的進展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00多公里的沙漠公路、頗有氣勢的“只有荒涼的沙漠,沒有荒涼的人生”的標牌,以及沙漠中耀眼的石油紅工裝,都在提示著沙漠探油的歷史記憶。
在低油價和油氣體制改革預期的雙重壓力下,油田企業也在不斷調整以適應新情況。新疆一直在推動能源改革試點,近期或會出臺地區版的能源綜合改革試點方案。
最新的消息顯示,新疆阿克蘇地區與中石油新疆銷售公司合資設立的阿克蘇中油國興能源有限責任公司掛牌成立,主營天然氣業務。
合資合作屬地註冊
56萬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瑪幹沙漠中富含油氣資源,目前國內主要的石油企業都已進駐。
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以來,為推進央企屬地化註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做了大量工作。據記者了解,新疆推進央企屬地化註冊主要是針對資源類企業。中國石油、中國石化等央企都已經采取動作,並積極發揮示範引領作用,推進新增油氣區塊合資合作和駐疆企業體制改革,把更多油氣資源留在當地。
中石油、中石化的銷售公司,中石油的一些煉廠都在推動屬地註冊。其中的典型是2012年中石油、新疆自治區政府、兵團三方組建合資的克拉瑪依紅山油田公司,負責開發100平方公里的區塊。
新疆去年10月還推出5個上遊區塊進行招標,從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家退出的18萬平方公里的區塊中進行選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郭焦峰研究員分析,推出來招標的區塊條件一般,未來還要從其它方面著手,激活社會資本投資,原有單位可以在提供基礎設施服務方面探索。
中石油為了勘探開發沙漠腹地的石油,已經建成500公里左右的沙漠公路,通往作業區的公路也非常平整。作業區的居住、就餐環境已經大有改觀,具備提供服務的基礎。
當地政府還在通過行政途徑,推動石油企業拿出成熟區塊與社會資本合作,地方政府負責協調關系,社會資本出錢出力。但業內專家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途徑。雖然如此,在經濟下滑的壓力下,地方政府還是嘗試在這一塊推動央企讓利。
削減投入無礙改革前行
在低油價沖擊下,石油企業去年普遍降薪。按照國資委的要求,中石油總體降薪10%-15%,不過據記者了解,因為薪金隨效益變化,2015年中石油依然有四家單位沒有降薪。
塔里木油田因為效益較好,石油專業人才都想到塔里木工作。但另一方面,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副總經理江同文介紹,塔里木油田的投資也在削減。數據顯示,近兩年塔里木油田的油氣產量基本穩定。
根據塔里木的規劃,“十三五”要實現油氣產量當量達到3000萬噸,躋身國內前三大油田行列,建成300億方大氣區,保持600萬噸原油穩產。
削減投資在一線物探和鉆井數量方面體現得特別明顯。東方物探昆侖山前物探隊的李隊長說,從項目額度看,以往高峰時從塔里木一年能拿到10億元左右的項目,預計今年會直降到5億元以下。
“在此情況下,物探員工都是輪休,沒活幹就回家休息著,有活幹的3個月左右,掙個2萬多塊錢,工作量非常不飽滿。”李隊長說。
油服公司受到的影響更是直接,塔里木油田的特點是井深,大多數都在6000米以上,鉆機都是特別定制的。給塔里木油田公司提供服務的民營企業巴州兆石,高峰時有9部鉆機給油田提供服務,現在6部鉆機閑置,工作量直線下降。巴州兆石副總經理羅明偉稱,公司也在評估找機會進入上遊,畢竟對塔里木的地質情況熟悉。
塔里木油田公司是較為典型的油公司,一開始就實行油公司體制,目前油田公司合同化員工1.05萬人,相比傳統油田少出很多。“我們要繼續做國企改革的典範。”江同文說。
轉型潛力都從哪里挖
塔里木油田是國內現在處於上升期、依然有增產潛力的油田。在產量本身之外,油田還有其它潛力可挖。
現場走訪發現,沙漠腹地井場和作業區風能、太陽能資源都很好,不過一般的井場並未配備新能源發電設施。塔里木油田一年總共耗電量10億度左右,“可以養活一個中型的電廠了。”一個油田工作人員說。“但是光伏發電的成本還是較高。”
現場調研的專家也認為,作為用能大戶,又有優良的風能、太陽能資源,可以利用起來,作為節約成本的措施。
記者在一個鉆井現場了解到,油田鉆井已開始使用網電代替柴油發電機,同時因為鉆井是24小時作業,單靠光伏或風能會遇到問題,不過如果有成熟的分布式能源解決方案,將能節省成本。對於油田公司來說,也可以向清潔電力供應方轉移。
沙漠公路沿線,為了阻擋風沙,每隔4公里都有一個水井房,抽取地下水澆灌路兩旁的綠化。現在油田公司正在推動通過光伏發電代替柴油發電驅動抽水泵,記者在008號水井房了解到,光伏發電配合儲能電池,可以保證生活和工作用電。看護水井房的王師傅說:“即使三天大風沙,電也夠用。”這些經驗都值得推廣。
郭焦峰說,基礎設施向服務業的轉變也大有文章可做,隨著進入油氣上遊的公司越來越多,油田公司可以考慮開放已建好的基礎設施。
油田的主業也大有可為。塔里木油田目前是國內第四大油田,根據規劃判斷,塔里木油田仍然處於上升期,未來要成為國內產量規模第三大油田。實現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和昆侖山前勘探上的突破,積累山地勘探技術經驗。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一邊是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熱點城市節節升高的房價和地價,一邊是全國房地產投資增速低位運行和三四線城市的高庫存壓力,如何在發揮好房地產投資對宏觀經濟支柱作用的同時,又不會造成新的庫存積壓?這其中,增加一二線城市尤其是二線熱點城市的土地供應迫在眉睫。
房地產投資拉動不足
在本周舉行的5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說,從總體情況來看,房地產商的投資還是比較謹慎的。有三個數據可以證明,第一個數據是房地產投資增速,1~5月份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長7%,比1~4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
第二個數據是土地購置面積,1~5月份同比下降5.9%,雖然降幅比上個月有些收窄,但還是在繼續下降的。房地產土地購置面積在去年大幅下滑30%左右基礎上繼續下滑,可以說明房地產商拿地總體上還是比較謹慎的。第三個數據是土地成交價款,1~5月份土地成交價款同比增長4.7%,這個速度低於房地產的投資。
“這三個數據說明從全國來講,房地產投資還是比較謹慎的,並沒有出現特別過熱的情況。”盛來運說。
那麽為何在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房價快速上漲、地王頻出的同時,另外一邊房地產投資卻沒有“過熱”呢?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區域之間、城市之間的分化不斷加劇。在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熱點城市上升的同時,部分人口外流、庫存較大的二線城市和廣大三四五線城市仍然不冷不熱,面臨著巨大的去庫存壓力。
對絕大多數三四五線和部分二線城市來說,采用一系列刺激政策去庫存仍是當前的“主旋律。”比如,6月13日,大連市發布《關於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意見》,從18個方面,旨在消化庫存、穩定市場。其中,對在校生和畢業未滿5年的高校畢業生,在大連市內四區購買新建商品住房的,在取得房屋所有權證後,政府給予購房補貼,補貼標準為:博士每平方米400元,碩士每平方米300元,本科和大專學歷每平方米200元。
類似的去庫存刺激政策,近期還有山西、新疆等地也紛紛出臺。這也說明,目前對絕大多數城市來說,去庫存仍然是重中之重。而且由於絕大多數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面臨著人口增長緩慢、供應過剩等問題,去庫存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些城市要指望開發商繼續拿地、增加投資已不大可能。
但是,由於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較大,而且還能拉動上下遊的鋼筋、水泥、建材等行業,因此房地產開發投資對當前我國經濟穩增長仍十分關鍵。尤其只有保持一定的發展增速,才能為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贏得空間。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日報》稱,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且面臨轉型之際,房地產行業的支柱作用再度被強化,房地產市場無論是對投資還是消費增長貢獻都不容忽視。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讓讓地產開發投資保持一定的增長,又不會造成新的庫存壓力?這其中,一二線城市增加土地供應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5月初,對於此前24部委提出的“增加一線和部分二線城市住宅建設用地供應”的行動規劃,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兼國民經濟綜合司司長程建林作出解讀稱,盡管全國住房庫存量很大,但仍要采取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的原則。
程建林分析,北上廣深和三四線城市不同,住房庫存量相對較小,“前段時期房地產消費旺盛,一線和部分熱點二線城市房價漲幅很大,說明其核心問題不是需求問題,而是供給問題,所以要增加這部分城市的住房建設用地。”
熱點二線城市應增加土地供應
在現實操作中,北京和上海兩個強一線城市的“大城市病”已經非常嚴重,包括交通擁擠、霧霾等現象都與中國的超大城市化密不可分。目前這兩個城市的常住人口都超過了2000萬,目前已經進入到嚴控城市人口規模、邊界的階段,目前我國也正在逐步分散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功能,這些超大城市的邊界也得到嚴格控制。
以上海為例,在用地方面,將在“十三五”逐年減少建設用地增量,規劃建設用地總量實現負增長。到2020年,要守住3185平方公里的紅線,比原來的規劃目標減少41平方公里。未來五年,上海新增建設用地只有約60平方公里。
而深圳作為一二線城市中土地面積最小的城市,僅有1900多平方公里,目前城市發展已經基本飽和。因此,從客觀條件上說,北上深這三個房價最高城市要大規模的供應土地,已不大現實。這三個城市在執行嚴格的限購舉措情況下,同時正盡量加強與周圍區域的合作,分散部分城市職能。
一方面是北上深這幾個超大城市嚴控城市發展邊界和人口規模,另一方面是廣大三四線城市、中小城市雖然落戶比較容易,但由於產業發展、公共資源的欠缺,難以吸引人們進入。相比之下,二線城市將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而且這些城市也可能成為未來我國城鎮化的重點。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就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人口已經達到2000萬左右,確實出現了很多“城市病”。但很多二線城市的人口在五六百萬左右,離北京、上海的距離還非常遠,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中國一個省區的幅員和人口就相當於一個歐洲大國,所以如果擁有一個500到1000萬人口的省會也很正常。”
以目前房價上漲壓力最大的二線“四小龍”為例,南京的城區人口在“四小龍”中最多,達到599.65萬,但離1000萬的超大城市仍有很大距離,蘇州為437.5萬,合肥的人口只有330多萬,廈門更是只有283萬,這幾個城市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而無論是二線“四小龍”,還是武漢、鄭州、東莞等熱點二線城市,這些城市都屬於經濟發展勢頭較好、人口流入較多的二線城市,需求較大,適當增加土地供應不會帶來新的庫存積壓的問題。
另一方面,充足的供應可以讓這些熱點二線城市房價保持在相對合理的水平。比如一線城市廣州,以及二線城市杭州、長沙、重慶這幾個經濟發展較好,人口流入較大的城市,這幾年房價比較平穩的一個原因,就在於供應十分充足。
以廣州為例,根據陽光家緣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5月31日,廣州全市一手住宅網簽量達到12715套,不僅是“史上最紅”5月,而且還刷新了限購之後,廣州單月的成交量紀錄,僅次於2010年10月廣州樓市限購政策出臺時成交“井噴”的16759套。這是廣州樓市成交繼3月破萬、4月破萬後,連續第三個月創出成交天量。但在價格方面,廣州仍保持平穩理性。由於各種原因,這幾年廣州的土地供應規模一直比較大。
也就說,對目前房價上漲迅猛的熱點二線城市來說,要保持房價的平穩增長,最好的辦法就是增加相應的土地供應。以近幾年房價上漲迅猛的二線城市廈門為例,2015年廈門商品住宅成交350.28萬平方米,這一成交量不及成都的零頭,但這幾年廈門土地供應一直偏少,樓市供不應求。因此,適當增加土地供應,就能有效減緩目前房價高漲的壓力。
只是對不少地方政府來說,在地王頻出、土地溢價高漲的情況下,現在賣一塊地可能相當於過去賣三塊地的錢,地方政府在增加土地供應、平穩房價上也可能缺乏足夠的動力。
但是,這些地方的眼光還應該放得更長遠一些。尤為關鍵的是,二線城市並不具備北上深這樣依靠現代金融和互聯網信息經濟等現代服務業輻射全國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實體經濟的發展仍十分重要,而保持合理平穩的房價對實體經濟發展十分關鍵。
實際上,觀察近年來幾個經濟發展最好的二線城市,如重慶、長沙等,土地供應均十分充足,房價都較為平穩,這幾年裝備制造業發展態勢也最好。再如杭州,過去房價曾一度超過一線城市,但這幾年來,由於大量的土地供應,杭州房價橫盤多年。恰恰是這幾年,杭州的信息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經濟增速在沿海一二線城市中領跑。
因此,二線熱點城市適當增加土地供應,不僅不會造成新的庫存積壓,而且還能讓房價保持在相對平穩理性的水平,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同時帶動房地產投資的增長,促進宏觀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
部分一二線主要城市土地面積及人口規模
城市 |
面積(平方公里) |
總人口(2015年,萬) |
城區人口(2013年,萬) |
上海 |
6340.5 |
2415.27 |
2181.31 |
北京 |
16807 |
2170.5 |
1825.1 |
廣州 |
7374 |
1350.11 |
1224.23 |
深圳 |
1952.84 |
1137.89 |
1062.89 |
重慶 |
82402 |
3016.55 |
901.8 |
天津 |
11760 |
1546.95 |
688.52 |
武漢 |
8494 |
1060.77 |
628.52 |
成都 |
14590 |
1442.8 |
605.26 |
南京 |
6597 |
823.59 |
599.65 |
杭州 |
16596 |
901.8 |
437.88 |
蘇州 |
8488.42 |
1061.6 |
437.53 |
西安 |
10108 |
870.56 |
429.35 |
鄭州 |
7446.2 |
956.9 |
403.25 |
青島 |
11282 |
909.7 |
378.12 |
太原 |
6999 |
431.87 |
340 |
濟南 |
8117 |
706.7 |
334.65 |
合肥 |
11408 |
779 |
330.7 |
佛山 |
3875 |
743.06 |
326.6 |
東莞 |
2465 |
825.41 |
291.39 |
廈門 |
1699 |
386 |
282.91 |
南昌 |
7402 |
530.29 |
245.83 |
福州 |
11968 |
750 |
230.1 |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一邊是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熱點城市節節升高的房價和地價,一邊是全國房地產投資增速低位運行和三四線城市的高庫存壓力,如何在發揮好房地產投資對宏觀經濟支柱作用的同時,又不會造成新的庫存積壓?這其中,增加一二線城市尤其是二線熱點城市的土地供應迫在眉睫。
房地產投資拉動不足
在本周舉行的5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說,從總體情況來看,房地產商的投資還是比較謹慎的。有三個數據可以證明,第一個數據是房地產投資增速,1~5月份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長7%,比1~4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
第二個數據是土地購置面積,1~5月份同比下降5.9%,雖然降幅比上個月有些收窄,但還是在繼續下降的。房地產土地購置面積在去年大幅下滑30%左右基礎上繼續下滑,可以說明房地產商拿地總體上還是比較謹慎的。第三個數據是土地成交價款,1~5月份土地成交價款同比增長4.7%,這個速度低於房地產的投資。
“這三個數據說明從全國來講,房地產投資還是比較謹慎的,並沒有出現特別過熱的情況。”盛來運說。
那麽為何在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房價快速上漲、地王頻出的同時,另外一邊房地產投資卻沒有“過熱”呢?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區域之間、城市之間的分化不斷加劇。在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熱點城市上升的同時,部分人口外流、庫存較大的二線城市和廣大三四五線城市仍然不冷不熱,面臨著巨大的去庫存壓力。
對絕大多數三四五線和部分二線城市來說,采用一系列刺激政策去庫存仍是當前的“主旋律。”比如,6月13日,大連市發布《關於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意見》,從18個方面,旨在消化庫存、穩定市場。其中,對在校生和畢業未滿5年的高校畢業生,在大連市內四區購買新建商品住房的,在取得房屋所有權證後,政府給予購房補貼,補貼標準為:博士每平方米400元,碩士每平方米300元,本科和大專學歷每平方米200元。
類似的去庫存刺激政策,近期還有山西、新疆等地也紛紛出臺。這也說明,目前對絕大多數城市來說,去庫存仍然是重中之重。而且由於絕大多數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面臨著人口增長緩慢、供應過剩等問題,去庫存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些城市要指望開發商繼續拿地、增加投資已不大可能。
但是,由於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較大,而且還能拉動上下遊的鋼筋、水泥、建材等行業,因此房地產開發投資對當前我國經濟穩增長仍十分關鍵。尤其只有保持一定的發展增速,才能為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贏得空間。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日報》稱,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且面臨轉型之際,房地產行業的支柱作用再度被強化,房地產市場無論是對投資還是消費增長貢獻都不容忽視。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讓讓地產開發投資保持一定的增長,又不會造成新的庫存壓力?這其中,一二線城市增加土地供應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5月初,對於此前24部委提出的“增加一線和部分二線城市住宅建設用地供應”的行動規劃,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兼國民經濟綜合司司長程建林作出解讀稱,盡管全國住房庫存量很大,但仍要采取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的原則。
程建林分析,北上廣深和三四線城市不同,住房庫存量相對較小,“前段時期房地產消費旺盛,一線和部分熱點二線城市房價漲幅很大,說明其核心問題不是需求問題,而是供給問題,所以要增加這部分城市的住房建設用地。”
熱點二線城市應增加土地供應
在現實操作中,北京和上海兩個強一線城市的“大城市病”已經非常嚴重,包括交通擁擠、霧霾等現象都與中國的超大城市化密不可分。目前這兩個城市的常住人口都超過了2000萬,目前已經進入到嚴控城市人口規模、邊界的階段,目前我國也正在逐步分散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功能,這些超大城市的邊界也得到嚴格控制。
以上海為例,在用地方面,將在“十三五”逐年減少建設用地增量,規劃建設用地總量實現負增長。到2020年,要守住3185平方公里的紅線,比原來的規劃目標減少41平方公里。未來五年,上海新增建設用地只有約60平方公里。
而深圳作為一二線城市中土地面積最小的城市,僅有1900多平方公里,目前城市發展已經基本飽和。因此,從客觀條件上說,北上深這三個房價最高城市要大規模的供應土地,已不大現實。這三個城市在執行嚴格的限購舉措情況下,同時正盡量加強與周圍區域的合作,分散部分城市職能。
一方面是北上深這幾個超大城市嚴控城市發展邊界和人口規模,另一方面是廣大三四線城市、中小城市雖然落戶比較容易,但由於產業發展、公共資源的欠缺,難以吸引人們進入。相比之下,二線城市將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而且這些城市也可能成為未來我國城鎮化的重點。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就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人口已經達到2000萬左右,確實出現了很多“城市病”。但很多二線城市的人口在五六百萬左右,離北京、上海的距離還非常遠,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中國一個省區的幅員和人口就相當於一個歐洲大國,所以如果擁有一個500到1000萬人口的省會也很正常。”
以目前房價上漲壓力最大的二線“四小龍”為例,南京的城區人口在“四小龍”中最多,達到599.65萬,但離1000萬的超大城市仍有很大距離,蘇州為437.5萬,合肥的人口只有330多萬,廈門更是只有283萬,這幾個城市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而無論是二線“四小龍”,還是武漢、鄭州、東莞等熱點二線城市,這些城市都屬於經濟發展勢頭較好、人口流入較多的二線城市,需求較大,適當增加土地供應不會帶來新的庫存積壓的問題。
另一方面,充足的供應可以讓這些熱點二線城市房價保持在相對合理的水平。比如一線城市廣州,以及二線城市杭州、長沙、重慶這幾個經濟發展較好,人口流入較大的城市,這幾年房價比較平穩的一個原因,就在於供應十分充足。
以廣州為例,根據陽光家緣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5月31日,廣州全市一手住宅網簽量達到12715套,不僅是“史上最紅”5月,而且還刷新了限購之後,廣州單月的成交量紀錄,僅次於2010年10月廣州樓市限購政策出臺時成交“井噴”的16759套。這是廣州樓市成交繼3月破萬、4月破萬後,連續第三個月創出成交天量。但在價格方面,廣州仍保持平穩理性。由於各種原因,這幾年廣州的土地供應規模一直比較大。
也就說,對目前房價上漲迅猛的熱點二線城市來說,要保持房價的平穩增長,最好的辦法就是增加相應的土地供應。以近幾年房價上漲迅猛的二線城市廈門為例,2015年廈門商品住宅成交350.28萬平方米,這一成交量不及成都的零頭,但這幾年廈門土地供應一直偏少,樓市供不應求。因此,適當增加土地供應,就能有效減緩目前房價高漲的壓力。
只是對不少地方政府來說,在地王頻出、土地溢價高漲的情況下,現在賣一塊地可能相當於過去賣三塊地的錢,地方政府在增加土地供應、平穩房價上也可能缺乏足夠的動力。
但是,這些地方的眼光還應該放得更長遠一些。尤為關鍵的是,二線城市並不具備北上深這樣依靠現代金融和互聯網信息經濟等現代服務業輻射全國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實體經濟的發展仍十分重要,而保持合理平穩的房價對實體經濟發展十分關鍵。
實際上,觀察近年來幾個經濟發展最好的二線城市,如重慶、長沙等,土地供應均十分充足,房價都較為平穩,這幾年裝備制造業發展態勢也最好。再如杭州,過去房價曾一度超過一線城市,但這幾年來,由於大量的土地供應,杭州房價橫盤多年。恰恰是這幾年,杭州的信息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經濟增速在沿海一二線城市中領跑。
因此,二線熱點城市適當增加土地供應,不僅不會造成新的庫存積壓,而且還能讓房價保持在相對平穩理性的水平,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同時帶動房地產投資的增長,促進宏觀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
部分一二線主要城市土地面積及人口規模
城市 |
面積(平方公里) |
總人口(2015年,萬) |
城區人口(2013年,萬) |
上海 |
6340.5 |
2415.27 |
2181.31 |
北京 |
16807 |
2170.5 |
1825.1 |
廣州 |
7374 |
1350.11 |
1224.23 |
深圳 |
1952.84 |
1137.89 |
1062.89 |
重慶 |
82402 |
3016.55 |
901.8 |
天津 |
11760 |
1546.95 |
688.52 |
武漢 |
8494 |
1060.77 |
628.52 |
成都 |
14590 |
1442.8 |
605.26 |
南京 |
6597 |
823.59 |
599.65 |
杭州 |
16596 |
901.8 |
437.88 |
蘇州 |
8488.42 |
1061.6 |
437.53 |
西安 |
10108 |
870.56 |
429.35 |
鄭州 |
7446.2 |
956.9 |
403.25 |
青島 |
11282 |
909.7 |
378.12 |
太原 |
6999 |
431.87 |
340 |
濟南 |
8117 |
706.7 |
334.65 |
合肥 |
11408 |
779 |
330.7 |
佛山 |
3875 |
743.06 |
326.6 |
東莞 |
2465 |
825.41 |
291.39 |
廈門 |
1699 |
386 |
282.91 |
南昌 |
7402 |
530.29 |
245.83 |
福州 |
11968 |
750 |
230.1 |
2010年,特朗普曾穿著燕尾服站在一座棕櫚樹獎杯旁合影留念。棕櫚海灘警察慈善基金會因為特朗普對該基金會的慈善項目的“無私捐贈”,授予他這座獎杯。美媒最近曝出,特朗普的慈善實際上不少是慷他人之慨,並對外宣布是自己的一片心意。
在給棕櫚海灘警察基金會捐錢之前,特朗普先去拜訪了新澤西州的查爾斯·埃文斯基金會,稱他正在為棕櫚海灘警察基金會募捐,請查爾斯·埃文斯基金會解囊相助。查爾斯·埃文斯基金會答應,並在2009年和2010年給特朗普基金會總共捐贈了15萬美元。
特朗普基金會由特朗普在1987年創立,至今保持著較小的規模。在接受了15萬美元的捐贈之後,特朗普基金會開始向南佛羅里達地區的警察組織捐錢,也就是上述的棕櫚海灘所在地。特朗普基金把收到的15萬美元轉手捐出,這麽一來,捐贈者竟變成特朗普。
更為諷刺的是,特朗普得獎那天還賺了一筆。原來,慈善晚會是在特朗普名下的Mar-a-Lago俱樂部舉辦,警察基金會為此還付了租金。2014年,該基金會再次租用該俱樂部,租金是27.6萬美元。
媒體的評論帶有諷刺意味,認為特朗普在慈善事業方面充滿了生意頭腦,幾乎是錢財和名聲兩不誤。
用捐款買自畫像
美媒在調查了特朗普基金過去17年的稅務文件,並采訪了超過200名捐贈個人或機構後,得出了一些令人大跌眼鏡的結論。
首先,基金會的主要資金並非來自特朗普。稅務報告顯示,特朗普的上一筆捐款還是在2008年,從那以後就再也不見特朗普自掏腰包了。像特朗普基金會這樣的家族基金會,資金全靠外人捐贈的形式在美國幾乎前所未聞。而且基金會還會把收到的捐款再次捐贈給其他慈善機構。
另外,特朗普還曾用基金會的錢給自己買過幾次禮物,其中一次他用2萬美元善款買了一副六英尺(180厘米)高的畫像,畫的還是他本人。而且,特朗普基金會還曾將一些資金違規用於政治目的。特朗普今年就被美國國稅局開了罰單,原因是2013年特朗普基金會給與佛羅里達州總檢察長帕米拉·邦迪(Pamela Bondi)有聯系的政治團體捐贈了2.5萬美元。正巧,當時邦迪正在考慮對特朗普大學開展詐騙調查。後來調查中斷。邦迪的助手否認了捐款與調查存在任何聯系。這件事被民主黨抓住把柄,將其視為特朗普基金會以錢謀私的典型案例。
盡管按照美國國稅局的規定,非營利性組織要填寫財務報表,申報收支情況,但特朗普基金會已經違規多次。根據調查,特朗普基金會向國稅局申報的開銷中,有5筆慈善資金去向不明,受贈慈善機構的負責人稱從未收到過這些款項。
面對這些質疑,特朗普競選團隊選擇沈默。特朗普曾宣稱,他慷慨地給自己的基金會捐錢。但是面對記者的質詢,他表示:“我不用給你捐款記錄,但是我已經捐了幾百萬。”這幾百萬至今沒有得到證實,特朗普也還未公開納稅申報單,如果他確實捐錢了,至少能在納稅申報單上見分曉,讓外界一窺特朗普基金會的運作情況和他對慈善的態度。
特朗普基金會有多少錢
特朗普在1987年設立了基金會,目的很簡單,想把暢銷書《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的版稅用於慈善。近三十年過去了,這個基金會還是沒什麽錢,也沒幾個人。
特朗普基金會賬面的峰值出現在2009年年底,有320萬美元。離現在最近的一次財務數據顯示,特朗普基金會賬面上只剩下了130萬美元。
相比之下,知名主持人奧普拉(Oprah Winfrey)的身價比特朗普至少少15億美元,但她名下的基金會卻有將近2.5億美元。而競爭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掌管的克林頓基金會在2014年年底,也有4.4億美元的資產。
特朗普基金會曾收到過幾筆大額捐贈,比如來自WWE摔跤聯盟前任主席麥克曼夫婦(Vince and Linda McMahon)的500萬美元。特朗普沒一次性花完,他把這些錢分成一小筆一小筆捐了出去。
特朗普基金會也沒有出錢雇工,董事會由特朗普和他的三個子女、還有一名特朗普集團的員工組成,五人都不拿基金會工資。董事會成員在2014年曾表示,他們每個人每周為基金會工作半小時。
特朗普的基金會以分散的小額捐款為主,一般一筆捐款從1萬~5萬美元不等。接受捐贈的慈善機構之中,有的租借了特朗普名下的會場,有的是在高爾夫球場上向特朗普遊說來的捐款,特朗普不得不答應。基金會的運作整體看起來不像是出於慈善目的,反而像是為了塑造特朗普的形象,關鍵是,用的還不是特朗普的錢。
美國權威影視雜誌《綜藝》(Variety)當地時間8日報道,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仍將繼續擔任明年1月重新開播的NBC真人秀節目《名人飛黃騰達》(Celebrity Apprentice)的監制。
這檔真人秀在明年將有一位新的主持人,著名演員和加州前州長施瓦辛格。最新公布的演職人員名單顯示,特朗普雖不再擔任主持人,但他卻仍將擔任這部真人秀的監制。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通常情況下,NBC電視臺真人秀中這樣的頭銜通常都會得到“一張不菲的支票”。特朗普過渡團隊則指出,之所以“難說再見”是因為特朗普在這部真人秀中“付出過很大的心血”。
曾主持14季
《名人飛黃騰達》是之前真人秀節目《飛黃騰達》的改版,特朗普曾主持過14季的《飛黃騰達》,那句著名的“你被炒掉了!”也讓特朗普大“火”了一把。
在此前的14季《飛黃騰達》中,特朗普擁有該真人秀50%的所有權,而他所獲得的報酬最初為每集10萬美元的主持費,之後特朗普坦承,他從這部真人秀中總共獲得了大約2.13億美元的收入。
該消息今天一公布就有政府道德專家表示,當選總統將自己的名字同一部真人秀的名字繼續聯系到一起會制造出大量的“利益沖突”,特別是如果特朗普仍然將會從NBC拿到報酬支票的話。“我們需要他(特朗普)做的是總統,全職的總統,而不是和其他工作一起。”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的法律顧問彭特(Richard Painter)表示,“他是在嘗試一切事情的底線。”
奧巴馬的道德法律顧問埃森(Norm Eisen)表示,特朗普同NBC的合同會讓他“有傾向地,有意或者無意地去做於NBC有益的事,或者是通過白宮來‘推銷’得到這樣類型的收入”。
“這也是他為什麽必須要和前40年里的美國總統做一樣的事,就是把所有的商業利益都放進一個全權信托或者類似的形式。”埃森如此表示。
還有多位前白宮法律道德顧問表示,在入主白宮前,美國歷史上沒有一位總統有同特朗普一樣複雜的商業經營歷史。雖然多次強調在正式入職總統後他將從自己的商業中全盤退出,但連《名人飛黃騰達》都不肯放棄也讓美國各界再次質疑其會退出商業行為的決心。
真人秀人生
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真人秀一直是特朗普的一個重要個人標誌,甚至競選的成功也借鑒了此前他在真人秀中的大量運作經驗,這其中包括巧妙的運用媒體進行包裝,以及制造戲劇化和民眾關註的熱點噱頭為自己獲得支持等,甚至連在最近的內閣任命過程中,也可以找到當年《飛黃騰達》的影子。有分析認為,很多內閣人選,特別是在一些熱門的內閣職位中,候選人之間比拼“誰對特朗普更加忠誠”已經被看作是特朗普任命內閣的一條“潛規則”。
特朗普對《飛黃騰達》的感情之深也同這部真人秀產生的時機有關。2004年首播的時候,特朗普還在從上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所受的經濟重創中慢慢恢複,而該真人秀自開播後就異常火爆,並讓特朗普以“果斷的公司掌門人”的形象紅遍美國和全球,更讓他的房地產和個人商業帝國迅速崛起,並進入鼎盛時期。
2015年2月,特朗普主持了最後一期《飛黃騰達》,在2015年7月,NBC宣布他們已經結束了同特朗普的商業關系,原因是他發表了冒犯墨西哥移民的講話。當時,特朗普的解釋是,NBC不想讓他競選總統,因為他們想讓他繼續全職主持真人秀。
今年8月,NBC的主席格林布拉特(Robert Greenblatt)對媒體表示,只要有他做NBC的主席,無論競選結果如何,特朗普都不再會返回《飛黃騰達》。但《飛黃騰達》的監制人選和薪酬是由米高梅電影制作公司負責,而非播出該秀的NBC電視臺。
截至2015年底,全國還有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832個貧困縣、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貧困人口還有5575萬人。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表示,我國貧困人口不僅規模大、分布廣,而且致貧原因複雜,脫貧難度大,是難啃的硬骨頭。
“精準扶貧”政策提出已近3年,如何“扶真貧、真扶貧”?到2020年,要確保當前貧困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如何防止個別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貧困縣開展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試點,放權的同時如何加強監管?
圍繞上述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汪三貴教授接受了第一財經1℃記者的專訪。
區域扶貧難再奏效
第一財經1℃:
提出“精確扶貧”政策的背景是什麽?精準扶貧如何做到“扶真貧、真扶貧”?
汪三貴:
過去扶貧政策采取的是區域瞄準的方式,通過推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使得該地區的主要經濟和社會發展快於全國農村平均水平,從而間接帶動貧困人口脫貧;過去貧困人口比較多,相對較集中,因此針對區域的扶貧措施是有效的;與此同時,在過去很長時間里,也沒有能力針對貧困家庭和貧困人口進行精準扶貧。
當下,宏觀經濟環境在發生變化,扶貧策略也需要相應做出調整。
首先,前30多年來我國減貧規模很大。按照國際標準來看,我國已經減少了7億貧困人口,其中大多數是靠經濟增長實現減貧。
但當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在下降,意味著其帶動減貧作用也將隨之下降。另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是,相較過去,我國的收入分配更不平等了,也就是說,窮人從經濟發展中得到的好處更少。
上世紀80年代,農村基尼系數是0.21,現在全國的基尼系數是0.46,農村的基尼系數0.4,增加了約一倍。
經濟發展的增速在下降,同時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劇。在這一情況下,依靠經濟增長帶動減貧的效用亦在降低,如果未來繼續依靠推動區域經濟增長來帶動脫貧可能將事倍功半。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區域扶貧政策的確推動了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但是我們長期跟蹤調研的結果顯示,這種方式導致了在貧困地區內部,非貧困人口受益程度遠遠高於貧困人口,貧困人口受益反而相對較少。原因在於:以區域為目標的扶貧開發,主要針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基礎設施得以改善之後,經濟條件比較好的人能夠迅速加以利用提高收入,而貧困家庭往往缺乏這種能力。
因此,以區域開發為重點的扶貧政策針對性不強,過去我們稱之為“大水漫灌”。這也是提出精準扶貧的基礎。改變這一方式,聚焦到真正的貧困戶和貧困家庭,用綜合性措施進行幫扶,因戶施策,這樣才能繼續產生積極的減貧效果。
“精準扶貧”是一項艱巨任務
1℃:
精準扶貧的核心在於瞄準到戶、到人,但我們知道,貧困人口往往具有分散性、動態性、不確定性,會不會導致精準扶貧的行政成本比較高、工作難度比較大?在實踐中,農民收入的具體數字也難以統計,這給精準扶貧提出了哪些挑戰?
汪三貴:
進行精準扶貧,組織成本和行政成本要比區域扶貧的方式高很多,這也是過去在地方很難推進精準扶貧的原因之一。
精準識別是精準扶貧的基礎和前提,把貧困人口識別出來需要動員大量的人力、物力,逐一登記造冊、建檔立卡,的確是一項艱巨的工作。
建檔立卡是從2014年初開始的,第一次識別出 8962萬貧困人口;到2015年年底,還剩下5623萬建檔的貧困人口。此外,2014年和2015年有30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
根據精準扶貧“回頭看”的要求,這一數字也在不斷進行動態調整:之前有900多萬不符合條件的,被從建檔數據庫中剔除,同時也有800多萬貧困人口應在冊卻不在冊的情況,又補充到數據庫中去。比如,廣西自治區組織了一次“回頭看”,就動員20多萬人做這項工作。
精準識別之後,再分析每一戶的致貧原因,找出有針對性的措施,這是細致、複雜的工作。
實際要幫扶對象遠超統計數
1℃:
按照統計部門的標準,到2105年底我國仍有5575萬貧困人口,這一數量是按照什麽標準計算得出的?如何保證這一數字的準確性?
汪三貴:
我國的貧困線要根據每年的物價水平進行調整。2015年國家扶貧標準為2855元,這是我國絕對貧困標準。
國家統計局每年都會進行全國農戶抽樣調查,共調查7萬戶樣本。以人均消費支出為第一指標,同時參考人均收入,統計哪些家庭的人均消費支出低於2855元。這些家庭中的人就認定為貧困人口。
其次,用上述貧困人口除以7萬戶樣本的總人口,得到一個比例,再乘以全國農村總人口,最終測算出目前全國還有5575萬貧困人口。
下一步就需要地方政府逐一精準識別了。識別的方法是,首先分配指標。因為統計局的抽樣調查數據具有省級代表性,可以相對準確地估算出每個省有多少貧困人口,以此分配各省名額。其後,這一名額再從省一級分配到縣一級。由於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不具有縣級代表性,因此這一階段只能依靠一定的數據基礎加上主觀判斷來實施。
越到基層,數據基礎越差。國家統計局的7萬戶農戶抽樣調查是由專職人員在全國800多個調查縣進行的,不可能對所有農戶進行這樣的調查,也沒有這樣的技術力量。
從縣一級分配到鄉鎮或者村一級,就更沒有好的數據基礎了,更多還是靠經驗和主觀判斷。比如,到村一級後,如果按照統計局的做法,應該知道每一戶的人均消費支出,同時了解人均收入。但農民支出和收入數據非常難以統計,不可能依靠地方政府作簡單統計。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各地從下而上的統計數據跟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之間,就會出現偏差。
1℃:
建檔立卡的名額是如何產生的呢?到村一級,用民主評議的方式精準識別出貧困戶的誤差有多大?您提到建檔立卡和國家統計部門的數據有偏差,應該如何減少這種偏差,使所有應扶之人得到幫扶?
汪三貴:
我國正在做的建檔立卡,到村一級就是按照民主評議來進行的。而民主評議的標準不是按照消費或收入這樣的單一指標。《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下稱“兩不愁、三保障”)。這一標準是綜合性標準,不是單一標準。
因此,村一級的民主評議是按照綜合性標準來進行的,當然全國不同的地方在采用不同的辦法來做。比如貴州威寧、寧夏等地方把住房情況、產業和務工情況、家中病人情況等各項標準量化出來,打分排名;還有一種普遍的方式是民主評議:即村民小組和行政村開會討論、公示、有意見的情況下再進行投票。
基層識別和統計部門的識別標準和過程不一樣,因此出現了兩個貧困人口的統計數字脫節。按照我們的估算,基層民主評議的方式所識別的貧困戶和統計部門統計得出的貧困戶能對應起來的情況,大約只有50%。
這一情況給扶貧帶來了疑問,究竟精準扶貧要扶哪些人?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洪天雲在2015年10月答記者問時表示:“不論是統計局的7000萬(註:國家統計局2014年底的監測公報數為7017萬)規模,還是建檔立卡的8000萬人口,都要脫貧。”
統計局是按照單一指標來統計,但是現在“兩不愁、三保障”是綜合指標,顯然以後者為標準所篩選出來的貧困人口要比統計部門的數字更大,這也就意味著,實際上要扶貧的人,比5557萬要高。針對這一問題,中央采取的辦法是維持比較大的建檔立卡扶持群體。2013年建檔立卡約9000萬人、2800萬戶,“回頭看”也進行了調整。
這兩年有些人標註為“脫貧”了,但是依然在這個數據庫中,需要繼續觀察、繼續扶持,因為要讓農民可持續脫貧,不是簡單的事情。同時,這一數字還要不斷進行調整,返貧的人群要立即補進來,如此一來,就會維持一個比較大的建檔立卡群體,從而使應扶的人得到扶持,沒有別的辦法。
不能簡單化理解脫貧
1℃:
“確保到2020年當前貧困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對於這個一目標,地方政府往往被要求提前完成,比如省一級要求2019年完成,層層下推,到市、縣一級的任務就更加艱巨了。這樣一來,是否可能導致政府的一些短期行為,甚至又出現數字扶貧或者面子工程的情況?
汪三貴:
的確在不同程度上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因為中央要求在2020年實現現有標準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多地又簽署了軍令狀,責任大、任務重;在組織保障上,要求貧困縣不脫貧、“一把手”不挪位。因此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動力盡早摘帽。
但另一方面,脫貧不是一件易事,經過30多年扶貧工作,現存的貧困人口很多都是綜合性因素致貧,剩下的都是“硬骨頭”,脫貧難度很大。
有的地方政府對脫貧的理解簡單化了。比如,有的地方說要脫貧就發低保和補貼,發到貧困線以上去。現在的貧困縣完全有能力這樣做,20多項涉農資金整合到縣級政府之後,平均一個貧困縣一年有好幾億的資金。但很顯然,這種做法違背了“精準扶貧”的精神。
首先脫貧的標準不僅僅是收入標準,“兩不愁、三保障”全部完成才算脫貧。其次,扶貧要具有可持續性。如果今年貧困戶靠補貼將收入提高,明年政策一撤依然貧困,這也不叫脫貧。
“五個一批”中的確講到“要靠社會保障兜底一批”,這是指所有的發展性措施都已經實施,但短期內依然無法實現脫貧的情況下,再由社會保障來兜底。也就是說,兜底只針對一小部分群體,更大部分人是要增強其自身的發展能力,可持續地增加收入和消費支出,系統性地解決醫療、教育、住房問題,才是真正脫貧,不能政策一脫手就返貧。如果地方政府靠補貼去完成脫貧的任務,就是嚴重走偏了。扶貧的本質,是穩定地實現“兩不愁、三保障”。
要防止數字脫貧,需要加強第三方科學、全面評估。不是地方政府說脫貧就脫貧了,也不是說把收入補上來就脫貧了。第三方評估還會評估到底采取了什麽樣的措施、這些措施是否和貧困戶的需求對接上、貧困戶的滿意度等。這是一套綜合性的評估方式,目的就是防止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
現在中央對第三方評估的支持力度很大。同時,很多省里也在進行預評估,其評估標準就是“兩不愁、三保障”的綜合性措施,而不是單一的收入或者支出標準。
監管機制要適應形勢
1℃:
目前我國扶貧資金管理模式是怎樣的?過去在基層,關於挪用扶貧資金的案例屢見不鮮,現在“精準扶貧”應該如何規避這些問題?
汪三貴:
為了實現“精準扶貧”,2016年中央下了很大決心改革資金管理體制。
過去,資金跟著項目走,而具體的項目都是上級政府決定的,項目不可能對接每家貧困戶的具體需求,很難做到精準;另外,原來的扶貧資金往往通過各部門下發,資金到達地方後也只能在部門內部使用,比如修路的錢只能修路,挪為他用就過不了“審計關”。
因此,原來的資金管理模式已經不適應現在精準扶貧的要求。精準扶貧要求因戶施策,而貧困戶的情況千差萬別,不可能像過去一樣從上而下確定資金的使用途徑。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16年在全國三分之一的貧困縣試點,將20多項涉農資金在縣級政府整合,2017年將在所有貧困縣推開。不管資金從何而來,到達了縣一級後實現大整合,縣級政府擁有資金用途的決定權。這是一項重大改革,涉及好幾千億資金。
資金使用的權力賦予了縣級政府,使得地方權責統一。但從現在的實踐看,有的地方不敢整合,也不知道如何有效使用整合資金。
原來對扶貧資金管得嚴主要是防止地方政府亂用,現在資金大整合之後,縣級政府的權力更大了。這就要求在放權的同時加強監管。扶貧資金管理體制改革的同時,監管機制也應進行調整。
第一,要公示,所有的扶貧資金要對社會和貧困戶公示,公開是監督的基礎;第二,動員更多的人參與監督,比如駐村工作隊、第一書記、村兩委等都要清楚資金的來源和用途;第三,審計部門和財政部門的監督重點是看資金是否都用到了扶貧領域,結合第三方評估,重點考核效果,以結果為導向進行評估和考察,改變過去監督資金使用過程的方式。
產業扶貧
1℃:
在所有的扶貧措施上,產業扶貧是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如何看待很多大企業在個別縣“重金”扶貧的做法?
汪三貴:
從措施層面,扶貧措施主要還是移民扶貧、產業扶貧、勞動力輸出、教育扶貧、健康扶貧和社會保障等。不同的措施針對不同的人群,是否有效取決於是否對接了貧困戶的需求。
其中,產業扶貧是必須要做的,而且相當大的貧困人口都要靠產業扶貧的來脫貧。“五個一批”之一就是要通過發展產業和扶持就業脫貧一批。依靠產業帶動實現脫貧的比例是最高的,7000多萬貧困人口中3000多萬要依靠產業發展來帶動脫貧。
產業扶貧是一項根本性的扶貧措施,但難度很大。貧困人口在市場化情況下,單家獨戶參與市場競爭非常困難。比如,有的地方給貧困戶發兔子、雞、羊等來發展養殖,但很快就賣掉或死掉了,這種例子很多。
產業扶貧的核心在於,如何把貧困家庭納入到現代產業鏈體系中去。各地都在圍繞這一問題進行創新,通過合作社、企業、大戶來帶動,其中要有很多機制安排,如何把貧困戶帶動起來。
企業參與扶貧有兩個層面:第一是做一個扶貧樣本,標準較高,效果突出,但推廣的可能性比較小;第二是在面上發展可持續、可推廣的模式,這就需要大量企業參與,幫助貧困戶進入現代產業鏈或實現穩定就業,建立互利共贏的利益聯結機制。
產業熱、投資冷的服務機器人市場終於迎來新的融資消息。
5月3日,人工智能和人形機器人研發、制造和銷售公司優必選正式宣布完成8.2億美元的C輪融資,估值50億美元,刷新了此前商湯科技單輪融資6億美元的記錄。
本輪融資由騰訊領投,工商銀行、海爾、民生證券、澳洲電信(Telstra)、居然之家、泰國正大集團、民生銀行、宜信集團、中廣核、鐵投集團、松禾資本等跟投,優必選B輪領投方鼎暉資本追加投資。
對於資金的使用,優必選創始人兼CEO周劍表示,優必選C輪融資不僅僅是財務融資,而是新一輪的戰略融資。公司基於戰略層面的考量引入投資方,並最終選擇了能夠對優必選未來的商業化布局,包括B2B和B2C生態的布局帶來價值的投資者。
本輪融資將主要用於三個方面,包括研發、市場及品牌拓展和優秀人才的引進。研發方面,未來將加大對大型人形機器人的投入,並深入人形機器人驅動伺服、步態運動控制算法、計算機視覺等領域的研發。市場及品牌拓展方面,將進一步加快全球化的市場布局,並進一步提升公司在全球的品牌影響力。
騰訊的機器人投資版圖
值得註意的是,騰訊是優必選本輪融資的領投方,在2017年騰訊的投資版圖中,文化娛樂、企業服務和硬件占據大多數,而在硬件領域,機器人公司則是騰訊最為熱衷的投資標的。
在國內騰訊曾投資服務機器人公司樂聚、雲跡科技、競技格鬥機器人研發公司工匠社等初創公司,在海外投資了加拿大的智能機器人公司Kindred Systems、美國編程機器人公司Wonder Workshop。
今年3月,騰訊宣布成立機器人實驗室“Robotics X”,研究領域包括計算機視覺識別、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以及機器學習等。而應用領域方面,騰訊瞄準了社交AI、遊戲AI、內容AI以及平臺AI,這些與騰訊的主要業務密不可分。
在騰訊副總裁姚星看來,人工智能最終都要回歸到現實世界,而這中間需要一個載體進行連接。“互聯網時代的計算機,移動互聯網的智能手機,在人工智能時代的載體可能就是機器人。”
事實上,在此之前騰訊已經與優必選在產品層面有過合作。2017年12月,優必選聯合騰訊雲小微發布了智能教育娛樂人形機器人Qrobot Alpha,這款產品也是騰訊雲小微接入的首款人形機器人。今年2月,優必選聯手騰訊叮當助手推出個性化智能教育機器人Alpha Ebot,結合了優必選人形機器人的運動性能與騰訊叮當助手的人工智能服務與交互能力。
周劍表示,未來優必選將與騰訊合作推出更多產品。雙方在AI層面也將展開深入合作,並圍繞著人形機器人這一智能終端共同打造服務與內容生態。
技術瓶頸和商業化短板
基於市場對於智能制造的追捧和政策層的推動,在產業層面,服務機器人已經成為熱門話題,業界曾普遍看好服務機器人的發展,資本也迅速湧入。
但現實中服務機器人同質化嚴重、性價比低、靈活性不足,開拓出一條真正切合用戶痛點的產品仍面臨諸多挑戰。
聯想創投董事總經理王光熙預測,機器人產業未來會有60多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工業行業類應用,消費類在20億左右。“未來兩三年當中整個消費服務類的機器人的拐點還不一定會到來,一旦這個發生,可能就不會是20億的規模的體量,但這個拐點遲早會到來。”
王光熙認為現階段投資服務機器人,會要求產品有明顯差異化,這不僅包括要有運動、智能、決策的獨到產品能力,還要能夠解決獨到的場景中的痛點。
例如六足機器人,有19個自由度的控制,包括用神經網絡做CNG,根據不同的周邊環境進行實時調整自由度的用力、姿態等,使得能在各種地形,各種複雜情況下有更強運動能力,可開放很多新的應用場景。
同時要任務多樣化,如果運動能力和智能能力達到一定的程度後,平臺化做得比較好,就能夠通過類似於智能機的生態去拓展軟件的生態,或者開發者的生態,以通用性的硬件滿足更多的場景和實際的使用需求。
“不管是硬件、軟件,還是整個平臺的開發體系,要有核心技術儲備和積累。”王光熙表示。核心技術之外團隊的供應鏈、品控能力也尤為重要。“ 硬件這塊不但要管理整個供貨供應鏈周期的情況,最重要的是硬件的東西不像軟件可以無限叠代,尤其是消費行業,第一批品控和最後的維修、保養都會非常重要。”
對於優必選而言,下一步的重點也是在核心技術突破之余,探索自己的商業化路徑。加速雙足人形機器人研發布局,打造平臺級商業化產品,完善AI生態鏈。
“ 2018年,將致力於大扭矩舵機商業化,加快機器人操作系統ROSA的研發;2019年,實現服務機器人Home AI 技術應用落地;2020年,推出機器人雲服務平臺及新一代的低成本的大型仿人服務機器人。2021年,推出核心硬件舵機+操作系統ROSA+雲服務平臺的服務機器人行業整體解決方案。”周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