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研究結果顯示，今年亞洲經濟將繼續放緩，內外部風險加大。亞洲新興經濟體去產能、去杠桿的進程嚴重落後於發達國家。
“2016年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率的下滑趨勢仍然難以遏制，亞洲經濟面臨的內外部風險會進一步加大，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風險都在上升，其嚴重程度可能是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未曾遇到的。”5月4日，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說。
該研究院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在京發布“《亞太藍皮書：亞太地區發展報告(2016)》。藍皮書稱，依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15年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率在上年度下滑的基礎上繼續下滑，這已經是自2011年以來下滑的第五個年頭。
研究顯示，在主要新興經濟體中，除印度之外，絕大多數國家都處於下降通道;增長率超過6%的國家只有印度、中國、越南與菲律賓。不過，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速相比，亞洲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地區。
李向陽分析說，2016年，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率的下滑趨勢仍然難以遏制，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風險都在上升。其中，短期風險主要源自三個方面：
全球貿易增速繼續下滑
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亞洲新興經濟體對外部市場的依存度歷來很高。2011年以來，全球貿易增速嚴重偏離了戰後多年來的發展趨勢(全球貿易增速一般是經濟增長率的2~3倍)，致使貿易不再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根據荷蘭經濟政策研究局發布的報告，按美元計價，2015年全球商品貿易額下降了13.8%，這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收縮。如果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口徑(貿易量)，2015年全球貿易增速預計為2.6%。
藍皮書說，鑒於新興經濟體增速放慢，全球大國的通貨緊縮趨勢明顯，全球能源資源價格低迷態勢難以扭轉，2016年全球貿易下滑或低速增長趨勢仍將延續。這對於對外經濟依存度高的經濟體沖擊最大，如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
美聯儲加息與債務風險加大
藍皮書介紹，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亞洲國家普遍意識到防範金融危機只能靠自己，為此它們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截止到2015年底，亞洲國家積累的外匯儲備達到了11萬億美元，相當於亞洲金融危機前的10倍。這也是許多人否認亞洲新興經濟體面臨債務風險的主要依據。
“然而，我們同時也看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伴隨大規模的經濟刺激，亞洲新興經濟體去產能、去杠桿的進程嚴重落後於發達國家。這期間，尤其是2010年之後，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向亞洲新興經濟體。無論是按照債務的增速，還是按照債務的相對水平，亞洲新興經濟體都是最高的。”藍皮書說。
李向陽說，以私人債務/GDP指標為例，處於前五位的新興經濟體都在亞洲(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韓國、泰國)。如果說國際債務危機的第一階段重點在美國，第二階段重點在歐洲的話，那麽危機的第三階段越來越有可能發生在新興經濟體。
IMF的經濟學家發現，預測新興經濟體發生金融危機有兩個重要的指標：一是信貸/GDP，二是實際匯率升值幅度。如信貸/GDP指標每上升9個百分點。在隨後的三年內，發生主權違約的概率會上升11.5%，發生貨幣危機的概率會上升9.4%，發生銀行危機的概率會上升6.4%。
在過去一年中，俄羅斯、巴西等都以債務危機為導火索陷入了經濟衰退。藍皮書說，亞洲新興經濟體是否會尾隨其後取決於經常賬戶順差能否繼續維持，資本賬戶的逆差(資本流出)能否得到遏制，被迫降息是否會刺激國內資產價格的泡沫風險等等。
研究發現，盡管亞洲新興經濟體這一輪債務繁榮以企業債為核心，以本幣為主體，但美聯儲加息趨勢對國際資本流動方向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許多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金融風險指標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水平。
經濟增長的“蹺蹺板”效應
藍皮書說，伴隨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增長有可能陷入“蹺蹺板”狀態。這種現象在2015年已經成為現實。
2015年美日歐三大經濟體總體增長率從2014年的1.4%上升到1.9%(預期數)，但這既沒有拉動全球貿易的增長，也沒有成為新興經濟體增長的引擎。相反，新興經濟體出現了增速放慢的趨勢。李向陽認為，這種“蹺蹺板”效應的背後，一方面可能是全球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另一方面可能是持續二十余年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正在發生逆轉。
藍皮書認為，“亞洲經濟的未來取決於經濟改革的步伐”。但藍皮書同時表示，在亞洲，各國的經濟改革進程差異很大。多數國家的改革是以政府的更叠為契機的，但也並非所有的政府更叠都能帶來預期的改革目標，比如在2015年完成大選的斯里蘭卡、緬甸究竟能否實現預期的改革目標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從亞洲國家面臨的內外部挑戰來看，多數國家的改革並沒有觸及原有的發展模式，因而對這些改革的最終效果進行評估還為時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