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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萬年薪不要了，創業去(二)

思凱雖然當時去看了這家公司，見了CEO，也去全國考察了專案，但思凱感覺自己並沒有完全被說服。當時他已經到位幾個月，一直沒“動作”，“必須要做點什麼”的壓力讓他覺得一定要做個決定。

“在壓力下，當時的思維是扭曲的。”他說。

雖然出師不利，但這次選股讓思凱瞭解到了基本面投資的流程。從瞭解公司的盈利模式，看資產債務表，財務報表，到跟公司聊天，他都心裡有數。

思凱發現，哪怕是跟公司聊天，基金經理問問題的水準也參差不齊。他發現每次跟CEO開會，總會有基金經理去問“銷售增長”、“資產負債”等在他看來“沒有意義”的問題。

思凱認為面對公司主席，優秀的基金經理更應該問高屋建瓴的戰略性問題。“比如，今年的戰略到底咋回事？又比如，你大部分專案在北京的情況下，你為啥子突然在武漢買個地？你把管理層拉到那兒去對你成本提高，影響是什麼？”

此外，還有一些”不懂事“的基金經理會問一些不合時宜的問題。2015年“反腐旺季”，思凱參加一個公司會，就有基金經理當眾問公司主席，很久沒回內地，“是不是因為在接受調查”。

他說：“這搞得現場很尷尬。其實大家都有這個疑問，但你要麼私下問，要麼在更恰當的場合問。”

在跟上市公司打交道的過程中，思凱學會從股東的角度去瞭解公司戰略，也會提一些真誠的意見。他的一些建議慢慢得到了CEO的尊重和採納。許多CEO還成了他的朋友。不少CEO對思凱的能力和人品頗為欣賞。當他在微信朋友圈宣佈自己即將離開香港的決定時，他第一時間就收到許多CEO發來的短信，問他願不願加盟自己的公司。

在香港當基金經理的這段時間，思凱積累了廣泛的人脈：

“我在香港做三個月的基本面，比在美國做五年的Quant認識的人還多”。

走出你的動物性

從政治學轉到金融，從美國到香港，從量化到基本面，從工程師到基金經理，從毛頭小夥子到邁過三十而立，思凱不斷提醒自己隨時“保持學生心態”，不斷學習，就如Steve Jobs所說的那樣"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在香港當基金經理固然風光，但思凱認為這份工作已經不能給他學習新東西的空間。這是他決定離職、自己幹一番事業的最核心動力。

這些年來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工作經歷，讓思凱認識到中國的散戶和機構在對風險控制的認識和操作上，跟國際標準存在巨大鴻溝。

他想要通過創業，給中國股民和基金經理提供工具，讓他們對自己投資組合的風險做到心裡有數。

思凱要做的“事前風控”，跟事後斬倉等粗放的風險管理有本質的不同。他把這比喻成“給散戶做CT和MRI”。思凱認為，這是A股從散戶主導向機構化主導發展，跟國際接軌的過程中，必然經歷的一步。

思凱希望迎勢而上，去嘗試改變這個行業。

在成都的午餐聚會上，我見到了思凱的兩位創業夥伴兼好兄弟：晏奇和俸旻。
晏奇幾周剛從紐約證券交易所辭職，回國加入思凱創業。俸旻從北大數學系博士畢業後一直在成都工作。

這兄弟三人當年從同一個高中考進北大。在未名湖畔，他們除了一起上自習（他們現在還能異口同聲地說出當時經常去自習的教室：“一教308、二教304”），還一起踢球，一起打架——用思凱的話說，“都是荷爾蒙惹的禍”。

思凱在大學裡打了不少架。俸旻說，思凱從小就有一股不服輸的勁頭，如果看到兄弟被欺負，他一定是第一個沖上去的人。

“現在想起來再也不敢了，這個風險太大了，誰抽出把刀，砍了我，老婆孩子怎麼辦。”思凱笑著說。

思凱和太太L從小在一個院子裡長大。也許是因為青梅竹馬，兩人言行舉止、一顰一笑都充滿默契。

跟很多中國男生不同，思凱從不介意大方、公開地表達自己對另一半的深情。他常常在微信朋友圈發兩人的溫馨合影。至今，他的郵箱用的還是兩人名字的組合。

這麼多年，不管是在美國還是香港，思凱家似乎總能吸引來一群”狐朋狗友“。思凱在美國讀博士時，我糾集了一夥朋友從紐約飛到西部，去他家蹭吃蹭住打麻將。當天晚上他們小小的公寓裡硬是睡了六個人。

後來到了香港，思凱和太太常在家做火鍋請朋友聚餐。當年的小倆口已經經營起一個溫馨的小家庭。最近我參加的一次火鍋聚餐上，L忙著炒火鍋料，思凱一邊忙著招呼朋友一邊聊他的考古夢，他們一對漂亮的兒女在房間裡瘋跑。

對於思凱創業的決定，L說自己“無條件支持”——哪怕這意味著全家要跟舒適的香港生活告別。

創業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但思凱和L已經準備好承受最壞的結果：“反正餓不死——大不了我再回來找工作。”

在做決定的這一兩年，思凱深刻思考了人對於所謂“安全感”的留戀，他把這稱之為人的“動物性”——因為動物除了關心吃穿，並無其它追求。

因此，思凱花了很長時間擺脫“安全感”對自己的束縛，克服內心的恐懼，走出“動物性”。

這並非易事。此刻的思凱已經是許多人心裡的“人生贏家”。他擁有“房子票子車子孩子”，還有每天堅持健身得來的胸肌。在很多人看來，他去創業的“機會成本”非常高。

但思凱拒絕讓過去的所謂“成功”成為自己前進的阻礙。他多次斬釘截鐵地告訴我，“機會成本是經濟學最糟糕的概念”。而要尋求發展的人是不會去計較“機會成本”的，否則就會陷入患得患失，無法前進的泥沼。

思凱一次次提醒自己：他還是那個什麼都不是、一無所有，隨時可以失去一切從頭來過的學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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