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在《轉型闖關——“十三五”：結構性改革歷史挑戰》新書發布會上稱，中國經濟領域的轉型闖關，是結構性的改革還是結構性的改良，有三個試金石，分別體現在微觀基礎、市場、政府三個層面。

具體來說，在微觀基礎上，是堅持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特別是主動妥善淘汰僵屍企業，還是搞國有企業一股獨大，默認目前國內嚴重存在的僵屍企業;在市場層面，到底是市場決定，還是政府駕馭;在政府層面，是主動簡政放權，還是權利任性、加強管制。

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下稱“中改院”)遲福林認為，當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正處在一個歷史關節點。他說，“十三五”轉型升級是中國最重要的歷史機遇，是歷史拐點。是否能夠抓住這個趨勢，突出優勢，出好牌，對於中國的宏觀經濟，對於“十三五”的發展至關重要。

以相應指標為例，遲福林稱，在“十三五”需要體現的數據包括，服務業主導是否可以達到56%-58%，甚至有可能達到60%?規模城鎮化率是否可以到60%左右?消費能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定在65%左右?服務貿易能否從2014年占對外貿易比重12.3%提升到20%左右?

遲福林認為，轉型發展正處在關鍵時期，經濟轉型升級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與市場空間;經濟轉型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轉型需要“闖關”。抓住機遇，應對挑戰，重在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

那麽，“關”在哪里?

常修澤稱，當前中國經濟領域有三個矛盾，一個是結構性矛盾，一個是體制性矛盾，還有一個是周期性矛盾。不過，周期性矛盾屬於經濟運行的問題，嚴格不屬於轉型領域。就轉型來說，就是“結構關”和“體制關”或“制度關”。

他說，“結構關”，實際上，中央提了很多年的調結構，但是至今為止，有進步但是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這其中突出的問題，就是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以及要素投入結構都存在問題，而且問題比較嚴重。

然後是“體制關”。只不過，在常修澤看來，“結構關”難闖，“體制關”更難闖。中國結構問題背後深層次的問題是根深蒂固的體制問題。如果這種“體制關”過不了的話，那麽前邊的“結構關”就很難順利地通過。

經過多年的粗放式發展，我國已進入只有調整經濟結構才能促進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之前，常修澤曾在著作《人本型結構論——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新思維》中提到，“中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且難以得到有效調整的深刻根源，在於現行體制的掣肘和制約。如果沒有經濟體制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經濟結構的改造、升級、轉型，都是不可能的。”

在發布會上，中改院董事局主席魏禮群說，改革和結構調整是個長期過程。他說，20年前參與第九個五年計劃制定的時候，提出來兩個根本意義的轉變：一個是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意義的轉變，一個是經濟體制根本意義的轉變。不過，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魏禮群認為，嚴格意義講，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就是結構調整變革的過程。不同時期結構調整的重點任務不一樣，要求也不一樣。現在提出供給側改革，就是根據現在經濟社會當中發生的問題提出來的。目前將供給和需求更好地結合起來，實現供給和需求雙驅動，就是創新。所以需要把結構調整和改革更好地結合起來，才能實現結構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