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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雞養豬如何養出“創業板第一股”

深居廣東西部一個小縣城里的養豬養雞企業，為什麽能成為創業板乃至整個深市市值最大的“巨無霸”？創始人早年留下的“企業性格”、全員持股制度以及對技術進步的重視，成就了它的財富神話。但現在，它遭遇了新的問題，包括環保紅線、土地瓶頸等。

“沒什麽變化呀？要說感覺，就是又被你們打擾了。”

2015年11月10日下午，48歲的黃植強一邊為南方周末記者倒茶，一邊操著“粵式普通話”開玩笑。

就在一周前，他的“合作夥伴”廣東溫氏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溫氏股份”）通過換股吸收合並方式登陸創業板，上市當天流動市值超過2000億元，一舉成為創業板乃至整個深市市值規模最大的“龍頭企業”。

一時間，溫氏財富神話引起議論紛紛，許多人質疑為資本泡沫。

不過，外界並不熟悉的溫氏股份，在行業里卻早有聲名：2005－2014年10年間，溫氏年複合增長率20%，利潤增速21.47%，成為國內最大的畜牧企業。2014年公司營業收入380億元，凈利潤26億多元，銷售肉雞近7億只，占全國銷售總額近1/10，肉豬銷售1200多萬頭，生產量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

拋開估值等資本市場因素，一家深居廣東西部一個叫新興的小縣城里的養雞養豬企業，為什麽能成為這樣一個“巨無霸”？

全員持股的背後

相比起溫氏上市引發的市場喧囂，老黃更關心自己豬欄里的現實：他身後的電視屏幕里沒有播電視節目，而是分格顯示著不同的監控畫面——十余個監控攝像頭掃視著他的六十余畝豬舍和魚塘。全自動的投料和刮糞清掃、溫濕度調節養殖系統，讓他在房間里“輕松養豬”。

早在1998年便開始以“公司+農戶”形式與溫氏合作養豬的黃植強，養殖規模從17年前的數十頭增長到今年的1800頭，並在2012年成為溫氏集團的首家“物聯網自動化養殖示範戶”。

自此之後，黃植強最主要的工作反而成了“接待參觀”：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國外的參觀者們，好奇地打量著“物聯網豬舍”內的每一個細節，反反複複地問著相似的問題——養了十幾年豬的老黃現在覺得“這活兒比養豬還累”。

1990年代，黃植強是新興縣城里為數不多的西餅店“面包師傅”，但他的小店沒有頂過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而倒閉，思前想後之下，他最終包了60畝土地養豬養魚，並成為溫氏的農戶。

此時，溫氏已經養了十幾年雞，在當地越來越有名氣。

已故的溫氏創始人溫北英，1932年出生於新興縣一個書香世家，早年的坎坷經歷和自身佛儒綜雜的學理思想，使其在青年時期便形成了兼具儒家社會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大同主義”價值觀。1983年，身為新興縣食品公司幹部的溫北英停薪留職，聯合七戶八人集資8000元創辦的簕竹雞場，也因此帶上某種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所發起的“鄉村建設運動”式的理想色彩。

在當地人的講述中，溫北英在1986年為了幫助經營磚窯生意失敗的村民何鳳林改行養雞，針對其缺乏經驗和技術的狀況，提出“養戶記賬領雞苗和物料，公司統一收購代銷”的辦法，其後成為溫氏發展壯大的里程碑，“公司+農戶”的商業模式就此延續下去。

在這個模式中，不能不提的一項重要制度，便是全員持股。

這也是溫氏“同創（業）共富（裕）”的企業經營理念與“文化基因”的早期標誌：1990年溫氏養雞產業初具規模後，推行“全員持股”制度，發展了幾千名股東——這一與華為近乎同時推出的全員持股機制一直延續至今，早期入股的員工如今大多身家千萬甚至上億。

據溫氏股份上市報告顯示，在公司上市前夕，現任董事長溫鵬程所持股份不足5%，11名溫氏家族成員所持股份比例僅為16.74%——由於員工股東人數超過了“公司發起股東不得超過200人”的法規限制，溫氏集團在等待近十年之後，才依照新政策以首家“非上市公眾公司”的身份通過上市審批。

承載著創始人理想的員工持股機制不僅增強了企業凝聚力，更在此後遭遇行業性巨災時成為共度難關的精神紐帶。

上世紀90年代新興養雞業曾經歷過一段“年年倍增”的高速發展階段，並在1990年代中期形成了號稱“三溫一古”的四大養殖場格局。溫氏僅為其中之一，與其他三家規模相當。

1997年全國性禽流感爆發，養雞行業陷入“滅頂之災”：肉雞銷量暴跌的同時，價格從每斤五六元暴跌至一兩元。幾乎同時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引發信貸緊縮，更加劇了企業的現金流壓力。

“三溫一古”中的另外三家就此分別退出。而溫氏憑著其全員持股機制下的“同舟共濟”，與前期穩健經營所建立的風險基金，不但繼續履約收雞，而且還保證農戶能有盈利。

“當時公司基本上是收一只虧一只，但農民還有賺，只是賺多賺少而已。”一位1990年代初便關註溫氏的當地縣畜牧部門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發揮了關鍵作用，“農民都是眼看口傳的，看見跟溫氏合作能賺錢，自然就去了”。

經此一役，溫氏於1998年反而擴張，正式跨入養豬行業。包括這位負責人的親戚和黃植強在內的諸多養殖戶們，都是沖著“跟溫氏能賺錢”的口碑，跨入了他們此前從未接觸過的生豬養殖領域。

此後，公司與農戶的合作模式，也不斷在變化：先是“義務幫忙”，幫周邊農戶代買雞苗飼料，順便幫他們收購肉雞銷售；隨著公司自身的種苗場和飼料廠陸續建立，“代買代銷”模式便漸漸變成了產業鏈分工——溫氏負責投資大、技術性強和市場風險較高的育苗、飼料、防疫以及市場銷售等環節，農戶們則漸漸集中到養殖環節，最終形成了市場研究機構們所觀察到的“養殖服務企業”模式。

一位溫氏員工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現在的模式：農戶建好場地之後，就去溫氏領豬苗和飼料、疫苗等，“記好賬，不用給錢，光給每頭一兩百塊左右的押金。”每一戶溫氏都會派技術員跟蹤，一個技術員大概管三五十戶，養到5個月200多斤左右，“技術員就告訴他明天或者後天這個豬要怎麽出欄，就帶買豬的人直接去他那里”。

這一被研究機構總結的“輕資產、高回報”的“公司+農戶”模式，在過去二十多年中被無數同行學習和模仿，但總是被形容為“看得見、學不會”。

在溫氏工作了十余年的溫氏股份董事會秘書梅錦方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他看來這些研究者們都忽略了一個關鍵背景，“其實溫氏的商業模式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在二十多年發展過程中自然生長起來的。從先董事長到現任管理層都非常註意各方勞動者的利益平衡。”

在梅錦方看來，“公司+農戶”的合作模式下，農戶還是屬於弱勢群體，“你不去考慮他的利益，他也不會跟你長期合作下去”。

“生意人每一單生意都要賺錢，但企業家會認為，今年虧了明年我還能賺回來，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把事業做大。”梅錦方表示，這種思維方式已經不是“商業計算”，而是近乎某種“企業性格”。

六百多篇論文

“溫氏的一個核心競爭力就是技術進步”，前述畜牧部門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1992年他們曾請來華南農業大學兩位教授為新興縣養殖企業講課，最後兩位教授一直跟溫氏合作到退休。

當時，溫北英就以10%的技術股權形式邀請華南農業大學與公司全面技術合作，後來漸漸發展到“產學研一體化”基地模式。

南方周末記者在“中國知網”網絡數據庫中的檢索顯示，以華南農業大學為發表單位的溫氏集團論文便達六百多篇，涉及疫病防治、養殖技術到經營管理乃至三農政策等諸多領域。現任公司副董事長的溫誌芬亦兼任華南農大客座教授，並發表了多篇專業論文。

這在養殖企業中並不多見。不僅幫助溫氏在養殖技術上進步，而且在企業經營管理理念和發展視野上也與傳統的“鄉鎮企業”有了明顯不同：早在1990年代初溫氏便在華南農大的技術支持下，開始了自建局域網式的“信息化管理”嘗試；到了2005年，經營規模已經覆蓋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溫氏，在企業管理軟件巨頭金蝶配合下，建立起“量身訂制”的集中式信息系統（EAS系統）與集團運營決策支持數據平臺。

這一系統不但能及時反饋全國各個區域市場銷售狀況和經營數據，而且還能直接觀察到養殖戶聯網豬舍每一頭豬的養殖數據。

在溫氏“起家之地”簕竹鎮石頭沖村，“自動化養雞示範戶”溫誌開的妻子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2012年前他們兩夫妻一起能養六七千只雞，而她現在一個人管著三個大棚里的18000只雞。

騎著摩托剛從山上回來的溫誌開則告訴記者，空下來的他在2013年又包了幾十畝林地種案樹，“兩年後就能砍了，到時看看能賺多少。”

這種自動化改造，大大解放了農戶的生產力。養豬戶黃植強的一棟自動化豬舍可養豬1000頭，只需他一人管理；而另外兩棟尚未完成改造的傳統豬舍，一共只能養800頭豬，還需要另外請兩名工人。

前述畜牧部門負責人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新興縣現有八千余戶養雞戶，多年以來平均養雞規模在六七千只，“孩子們都出去打工了，兩個人在家也只能養這麽多”。但是隨著自動化養雞技術的推出和不斷完善，近兩年養雞規模達到3萬－5萬只的“大戶”已經有兩三百戶了。

“前兩年溫氏給我一個數據我不信，打電話到養戶家問他養了多少只雞。”該人士說，他看到的數據是3萬只，但到打電話時才發現“人家已經養到5萬只了”。

“養雞和養豬都是周期性很強的行業，你可以適應周期但不能回避周期，”梅錦方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像2013年和2014年就是“雞周期”和“豬周期”共同的低谷，對企業利潤影響很大。對此溫氏通過這些信息平臺所作的前期信息搜集分析，一方面控制規模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則利用多元化金融工具進行投資套保以減少損失，“前兩年我們養殖業收益才兩三億元，但投資收益也搞了幾個億，對利潤下滑有個緩沖作用”。

與此同時，溫氏對養殖戶們的收購價格仍然穩定上漲。“漲幅也許不太大，但是能保證你勞有所得。”梅錦方表示。某種意義上，龐大的溫氏集團就象市場波動的“緩沖器”與“安全墊”。

環保中的危與機

“既然規模化養殖已經成為關鍵，為什麽還有那麽多中小規模的散養戶？”

面對南方周末記者的這個問題，梅錦方沈吟片刻：“不好找地”。

這是溫氏面對的新問題。

隨著近年農村土地功能調整和流轉增加，養殖大戶們不時發現自己看上的地因為是基本農田而沒法承包。

同時，隨著各級政府對環保的重視，許多地區劃定了嚴格的“限養區”和“禁養區”，養殖規模也難以擴大。

“2000年前你來新興，一進城就聞到滿街的雞豬屎味”，前述畜牧部門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當時沒有相應環保政策，許多有機肥加工廠把收來的糞便堆在街道旁晾幹，“連新興本地人也受不了”。

但現在，“滿城糞味”在新興已成歷史，近兩年又成立了新興江環境治理辦公室，“把沿江附近的養殖場都清理了”。

環境治理的效果有目共睹，但對於農戶們而言，“環保指標”卻成了他們擴大養殖規模“政策紅線”。

養豬大戶為黃植強為南方周末記者算了一筆賬，算下來是一戶養500頭豬（一年兩欄1000頭）還不如出門打工劃算，因此散養戶近年逐漸出現“棄養”現象。

他指著自家豬場旁邊一片拋荒的耕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沒法包下來，是因為“沒有指標”——這個指標，是指政府根據豬場的糞便汙水處理能力，為豬場設定的“養殖上限”，要提高養殖數量，就必須相應提高環保排汙處理能力。

黃植強說，豬糞可以通過固液分離機幹燥後作為有機肥或魚飼料，比較難處理的是豬尿和汙水——必須在凈化池中通過水浮蓮等植物分解後，再排入魚塘進行二次“生物凈化”，此後才能排入溝渠，“直接排放是要罰款甚至關場的”。

但對溫氏股份而言，“環保紅線”並非僅僅意味著成本與風險。

梅錦方坦承，由於畜牧業的環保概念剛提出不久，公司在這方面“找不到什麽現成的經驗和技術”，只能自己摸索創新，比如聯合技術研究部門對各種地理和氣候環境下的環保模式進行專項研究，設計出符合不同區域特質的環保技術體系和實施標準。

就在黃植強的養豬場旁，南方周末記者看到一個桶狀的設備。“那是溫氏在這里測試的凈化裝置”，黃植強說，公司技術員已經來“搞了好幾個月”，現在的凈化效果還不太理想。

“你看外邊玻璃管里的水還是黑的，什麽時候能變成透明的，就表示這個水可以直接排放了。”黃植強聽說，溫氏最近在韓國找了一家技術公司合作，“過幾天可能韓國公司的技術員也會來這里”。

（南方周末實習生陳綺穎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