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喜欢做的事，做到最专业 东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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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只喜欢采访和写作！”戴维说。 戴维•约翰斯通是前《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曾因报道安然事件获普利策奖。2010年7月，他和《今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等其他几位美国媒体人，来到广州，和南方报业集团的媒体同仁交流。7月23日这天下午，戴维关于他当年如何报道安然事件的一番激情演讲后，我向他提问：我觉得你极为傲慢，你的朋友是否也持同样的评价，如果是，你傲慢的源泉是什么？在座的人轰笑了一下。戴维也笑了，不过他很快接过话茬，“是的，你说的对，”他说，“这是我的性格。我是一个穷人的孩子，19岁就进入美国大报（指《纽约时报》），打破了之前24岁的最年轻纪录，这或许是我傲慢的理由吧。”其实他的理由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他从19岁开始做准记者，到现在已退休后了的60多岁，始终坚持采访与写作。但戴维觉得这是常识而已，在美国，终生做记者或写作的比比皆是，倒没什么值得侧目或骄傲的。这就是国情的不同吧。所以在随后的提问里，一位同事问：在中国，记者过了35岁就要跑不动了，而在美国，是什么动力让你们做到这么老？这个时候，台上除了戴维，还有另一位40来岁，名叫兰迪•史密斯、同样也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家伙。人们先将目光对准了他，他连忙摇头说：“我还不算老，这个问题还是问戴维！”人们又是一阵大笑。（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有什么比此更过瘾的了。很凑巧的是，这些天我还读了另一位《纽约时报》老记者拉塞尔•贝克的一本书，名叫《成长》。拉塞尔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一次是新闻奖，一次是传记文学奖——即《成长》这本自传小说。《成长》躺在我书架上好久，一直没有细细读来。直到前些天一件事给我以启发之后。这件事是，一位十年间曾两次获得CCTV经济年度人物的企业家，要出版一本传记。经朋友牵线，我和他见了面，聊得还算不错，也基本上口头约好了8月 份抽几天的时间，找个小岛，住上几日，封闭式采访。但我后来婉拒了这次合作。一来，我拿到的报酬与我想像的有差距，而我也是个俗人，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第 二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的是一本自传，要用第一人称写。说实话，就这位企业家和他的企业来说，确实有许多精彩的、以前被遮蔽的故事，也能够带出来整个行业 或民营经济变迁与悲喜的一幅宏大画卷，但是因为是自传，一定会失去客观和独立性，失去了纵横交错式的畅快写作姿态。回想凌志军佳作之一的《联想风云》，采访和写作时受到很少的羁绊，使他得能淋漓尽致地发挥，真是让人艳羡；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到 最后一章分别写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藩、伊藤博文等人的对比，视野开阔得令后人惊叹（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商业PK堂”的专栏的最初灵感，便始于此）。我最后做出终止合作的决定时，心里一下子非常舒畅。我知道我作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为一位企业家立传，原本就是一件值得慎重考虑的事情。7月份，我在南方周末写了5篇报道。而1到6月份，半年的时间我总共才写了7篇报道。我并不是因为缺钱花了，也并非因为报社介意我写得太少，而是与 我拒绝掉那本传记有关。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客观的平台上写自己最喜欢写的文字为宜——如果又碰上了好的或熟悉的选题，激情自然会一下子迸发出来。再到后来，我有一天想，真正的好作品，大都源自生活的体验。中国年轻的财经记者，对这个吊诡世界的认知，无论如何都是有偏颇或缺陷的，都应该有敬畏 心。就算那些被同行津津乐道的调查性报道，要么是幸运之作，要么只是在有限的真相空间多走了几步而已，并不能称之为挖掘出了“真相”本身。但是我们生活的 体验不一样，就像拉塞尔的小说《成长》，一本朴实无华的自传小说，里面写到的故事，可能是我们都曾遇到的，但它正如李希光教授所言，上千万的读者确“完全 渲染在了他的思路里，完全忘记了他在语言上是否雕琢或装饰。”絮叨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决定多写一些财经题材之外的文字了。除了平时的博客等随性写作外，书亦然。我的第二本书《大佬的忧郁》8月底就要出版 了。第三本书（也是财经类）的初稿这个月会完成，12月能够出版。明年，第四本书，我会写非财经题材，一部自己想写而一直未曾写的作品。（三）这几天我还看了一部波兰电影，名叫《昏睡》。我凌晨三点在微博上的推介语是“三个家庭，交错的三段故事，殊途同归的寓意：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不要再拖延。”这是继上个月初看完《香水》这部电影后，又一部让我感到内心特别充实的影片了。非常有趣的是，电影中的一个人物是位作家，他每天呆在像囚牢一样的地 下室里，憋字。地下室有个小窗户，与外面的人行道齐平，每天早上和晚上，会有行行色色的双腿在作家先生的眼前晃过。他用了相当长的一短时间，用来观察每一 双腿。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特别是他那位政客岳父，以为作家就是要天天像抄小楷一样写作再写作。故事的最后我不想透露，大家可以去看电影，我只能告诉你，他 最后选择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哪怕这个时候离他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看完电影《昏睡》后，我又看到同事张英在7月29日《南方周末》上对陈道明的一个访谈。非常巧合的是，陈道明的一段话，上述意味异曲同工。“我读了 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陈道明说，“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 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如果说他的“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也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的价值观普通人难以复制的话，那么努力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完 全可以被复制，只是多数人害怕失去既有的东西，害怕折腾和改变，对不稳定的未来充满畏惧，从而没有去执行而只成为一句口号而已。前几天因为要写《大佬的忧郁》的前言，我仔细研究了一些好的作品的序言，其中最让我折服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那本《凯恩斯传》，我看的是中文版， 超过1000页的黄色封面那本（英文版的似乎是三卷本），出生于中国哈尔滨的罗伯特写了将近30年。在30年前，他和出版社签的合同是一年半的时间完成。 罗伯特在做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所以做得极为细致。在这书的序言里，写完他的写作历程后，他还讨论了生活与著作的关系、传记与历史的关系等等，其严谨可见一 斑。（四）21世纪过了10年。当下的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浮躁，都要浅薄，都要无知，当然，它表现出来的是盛世，是厚重，是开放。面对魑魅魍魉，普 通的个体有呐喊的自由，有在twitter和微博上参与或感受战斗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虽然积极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或喜欢做的事情义 不容辞、无可厚非，但更应该做到专业。拿我熟悉的紫金矿业污染门的事情来说。事件演变到所谓的“封口费”风波后，几乎成了一场狗咬狗的游戏。围绕污染本身的调查中止了，尽管除了璜溪村之 外，还有更多受污染的村庄未进入公众视野，但这并不重要，对不少媒体来说，独到和专业之间，他们选择前者——“封口”的角度够独到吧。特别是到最后，一个 骑电动摩托者和一位报道紫金矿业事件的记者亲属的车擦了一下，骑摩托者甚至翻倒在了地上，但就是这样的一起事件，却被渲染成了“紫金矿业涉嫌制造车祸报复 记者”；一时间，“正义的化身”诞生了，声援者数不胜数。我真是感到一阵难过。就算民间大喊“以暴制暴”，但媒体不应成为猜忌和哗众的平台。那是滥用职权，你与你一直以来声讨对象的拙劣和丑陋并无二致。你在干你喜欢干的事情，但你的不专业，使得这一事情潜在的危害远远大于你眼中胜利果实的份量。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霸王洗发水，和记者遭通辑等最近的几起事情中，我始终对一些力量义正辞严的姿态保留看法。我们一边骂着“对手”（其实有时是假想的对手）是不专业的小丑，一边不经意间自己充当着小丑，并原谅着自己另一范畴上的不专业。所有人都大声喧哗，以为自己的嗓门压过了对方就是胜利，所以人都大喝口号，以为应者云集就是做精神领袖的前戏。这是一个价值观扭曲和双重标准盛行的年代。失望之于我，犹如皇上不急太监急。有时我这么自嘲。“我改变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使我自己在南方周末上的报道客观、专业，至少远离一切为了出位、为了一切棒喝的姿态。剩下的，就是躲在书房一隅读书写字、看碟，或是带上老婆去旅行。这已经足够。今天看到一位我认识的80后女记者写的一条微博，“虽然大家都在微博上关注社会民生、国家大事”，她写道，“我还是在是无忌惮的在微博里写生活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不是没大局观和道德底线，我只是觉得变革或是革新让社会进步，现在已经在行进中。”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女孩子，更希望“变革的力量”多一份理性和专业，这样，于己于人都将是长期的福祉——虽然短期难以博得充分的眼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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