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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藥企“綁定”本土移動醫療 靶向慢病市場

今年以來，曾經聚焦在醫生、患者領域的本土移動醫療機構，如今更多的將目光鎖定上了制藥企業。

繼此前不久春雨醫生與阿斯利康宣布戰略合作後，又一家移動醫療企業成功綁定跨國藥企，這次的主角是阿里健康與賽諾菲。

6月1日，賽諾菲與阿里健康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宣布將共享各自領域的優質資源，在醫療領域多方面進行戰略合作、形成合力。據介紹，雙方將探索線上線下結合的O2O形式，整合雙方醫藥健康及技術資源，搭建安全、專業、便捷的醫藥健康服務網絡。

“我們的強項還是在研發創新藥物，數字化移動醫療的能力並不是我們的優勢，但所有人都可以看到，這一領域發展的很快，所以我們必須選擇與專業的公司合作。” 賽諾菲中國制藥運營總經理彭振科在發布會現場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事實上，阿里健康並非賽諾菲在華移動醫療的唯一合作夥伴，在去年，賽諾菲亦與健康之路開展了戰略合作，針對縣域市場，共同布局慢病管理的患者教育、分級診療以及疾病管理。

顯然此次賽諾菲是希望借由阿里健康的力量將這一布局從縣域市場推廣至全國。

在合作方式上，根據此前5月25日宣布的消息，阿里健康聯合百佳惠蘇禾、德生堂、百草堂、康愛多等65家連鎖藥店，共同宣布成立“中國醫藥O2O先鋒聯盟”(以下簡稱先鋒聯盟)。希望借助移動互聯網和數據技術，打通上下遊醫療醫藥服務產業。

“我們希望借助先鋒聯盟這一資源，加上我們在專業領域的優勢，對藥店的藥劑師可以進行培訓，幫助患者更好的進行慢病管理。” 彭振科表示。

“目前天貓醫藥管還不能進行藥品銷售，具體什麽時候這一政策可以放開，我們也難以預測。所以此次合作我們在現階段需要在具體的執行環節進行調整，比如通過線下藥房O2O合作的方式來進行合規操作。”天貓事業部醫藥健康總經理康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而在合作的主要市場方向上，雙方則選擇了慢病市場。

事實上，在目前無論是本土醫療機構還是制藥企業，慢病都是不願忽視的重要市場，也正因此，慢病管理成為了絕大多數本土移動醫療機構與制藥企業合作的重要方向。

根據IMS數據，目前中國擁有1.14億糖尿病患者，2.9億心血管患者、700萬腦卒中患者以及250萬心肌梗死患者、3.3億高血壓患者，與此同時癌癥患者的發病率位居全球第一。

“互聯網醫療中疾病管理尤其是慢性病管理工具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患者用藥的依從性，我們設想未來醫生可以通過這一工具更好的指導患者用藥。”賽諾菲中國區總裁龍賢禮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可以看得到的現狀是，在這一合作模式中的制藥企業進軍移動時，將不再局限於自主開發APP軟件，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更有效的聚集線下龐大的醫療資源，借此獲得更多的醫患教育主動權。

大都會人壽中國首席執行官譚強：以“靶向產品”優化保險供給

中國壽險行業過去兩年的表現可謂“一枝獨秀”，但在中美聯泰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下稱“大都會人壽中國”)首席執行官譚強看來，目前中國保險業仍然存在供給端“產能過剩”的情況，產品同質化嚴重，其根本就是無效供給過剩和有效供給缺失。

譚強在近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大都會人壽中國正在通過精算、分析等技術手段把產品和服務進行“碎片化”，對不同保民實現“靶向”精準供給，推動保險業供給側改革的進程。

保險業“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無疑是這兩年中國經濟發展的風向標，保險業又將如何進行自己的供給側改革呢?

譚強表示，無論是做為承保者在金融供給端，還是作為投資者服務於實體經濟，保險行業都大有可為。

“現在，市場上不少保險產品同質化嚴重，並不完全是保民所需要的。一些保民用不到的服務和產品功能也往往會被‘打包’進產品中。”譚強認為，這些產品和服務都是“無效供給”，這樣的現況正反映出了保險行業的“產能過剩”。

作為一家資本規模相較並沒那麽大的外資險企，大都會人壽中國的策略是優化保險供給。譚強稱，從去年開始，“我們已經通過精算、分析等技術手段把產品、服務進行‘碎片化’，從而產生極具針對性的‘靶向產品’。隨著這種模式建立起來，新的保險供給將會更加高效。”

譚強強調，產品的“碎片化”並不等同於網絡上流行的那些低價保險產品。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拆解來看，橫向維度是指“打開”保險內容，“以傳統重疾險為例，其中包含的50多種疾病可以加以分拆。例如單獨將女性乳腺癌提出來作為保險內容，或者專門針對環境汙染較為嚴重的地區推出肺癌保險產品等。”縱向維度則是通過切分保額、保險期限等讓客戶更有大的選擇權。

“我們並非對所有產品都會進行‘碎片化’。產品的‘碎片化’更適合於那些希望自主選擇，或對某一方面風險特別註意的年輕客群，而較為成熟、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客戶仍然更願意選擇傳統綜合型的保險。”譚強表示。

以長期投資推動產業升級

除了承保端外，譚強還指出，保險業在投資方面的供給側改革，則是向產業價值鏈上遊移動，發揮保險資金長期投資的獨特優勢，為產業升級提供資金支持。

譚強表示，金融是穿越時空的價值交換，保險則是為這一穿越過程保駕護航的壓艙石。現在國家提出供給側改革，對金融行業的要求就是把優質的資本放到價值鏈上遊的產業中去，同時對產能過剩的產業去除泡沫和杠桿。

“和銀行、證券等資金不同，保險資金是長期資金。長期資金能夠非常有效地引導產業向價值鏈上遊移動，而非在低端重複投資。對低端產業進行去杠桿的同時增加價值鏈上遊產業的投入，扶植綠色、清潔、環保等行業。”

譚強表示，保險資金兼具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三大特性，安全性是排在第一位的。通常保險公司60%至70%投資在流動性好、風險穩定的資產上，例如債券。另外30%則進行權益類、信托、PE以及其他非標資產投資。

針對去年保險資金舉牌、短期萬能險的爆發，譚強表示，2016年是償二代“元年”，相當於給保險業的後端風險管理加了一個“安全閥”，對市場行為加以規範和約束，以市場為導向，以控制風險和控制質量為導向，而不是以規模為導向。

事實上，除了保險資金的對外投資，其他行業的資金也對保險牌照“垂涎欲滴”，不僅BAT紛紛參股保險公司，一些上市公司宣布將參與設立保險公司的公告也屢見不鮮。作為保險行業的多年從業者，譚強對此表示歡迎。“目前中國的保險深度還遠遠落後成熟市場，中國的保險公司僅有170家左右，而美國有3000多家保險公司，歐洲也有1000多家。中國保險市場容量足夠大。”

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保險深度為3.59%，而根據“新國十條”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保險深度將達到5%。如此大的空間和平臺，足以讓更多的保險主體參與其中，並發揮出保險業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穩定器作用。

(圖為大都會人壽中國首席執行官譚強)

今年食品安全抽檢強調“靶向性”：突出抽檢農藥獸藥殘留

全國食品抽檢已經連續進行了三年，一些社會關註度較高的食品品種和指標抽檢合格率逐年提高。

2016年，國家食藥監總局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抽檢了25.7萬批次食品樣品，總體抽檢合格率為96.8%，與2015年持平，比2014年提高2.1個百分點。2017年的食品抽檢將更有靶向性，使經費更有的放矢。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郭文奇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 2016年基本實現了食品種類、獲證企業、檢驗項目、經營業態、行政區域五個全覆蓋; 風險分級原則得到更好實現，安全項目、高風險品種、市場份額較大企業作為抽樣重點; 四級布局分工更為合理，總局和省、市、縣抽檢的企業、項目各有側重，實現了各級監管力量的優勢互補。

據郭文奇介紹，2016年抽檢發現的不合格產品中，主要問題有：一是超範圍、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劑，占不合格樣品的33.6%。二是微生物汙染，占不合格樣品的30.7%，其中因致病性微生物導致的不合格樣品占此類不合格的25.6%。三是質量指標不符合標準，占不合格樣品的17.5%。四是重金屬等元素汙染，占不合格樣品的8.2%。五是農藥獸藥殘留不符合標準，占不合格樣品的5.5%。六是生物毒素汙染，占不合格樣品的1.1%。七是檢出非食用物質，占不合格樣品的0.7%。八是其他問題，占不合格樣品的2.7%。

國家食藥監總局食品監管一司司長張靖表示，對於一些企業，總是大錯誤不犯，小錯誤不斷，過去沒有辦法處理，現在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有了一條收底條款規定，食品生產經營者一年內累計三次因為違反本法規定受到責令停業、吊銷許可證以外處罰的，由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責令停產停業，直至吊銷許可證。

針對2017年的食品抽檢，郭文奇表示，要更加聚焦靶向。從檢驗項目看，更突出系統性、區域性風險抽檢，如蔬菜、茶葉中的農藥殘留，畜禽肉及肉制品、水產品和雞蛋中的獸藥殘留等，而近三年未檢出不合格樣品的部分項目暫不列入抽檢計劃;對日常檢查發現或投訴舉報的問題及時安排抽檢。

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後續抽檢要更有代表性和針對性，更多抽檢風險集中的環節和領域;要在強調千人抽檢批次的基礎上提升靶向性和捕獲率;處理好快檢和抽檢的關系。

國家食藥監總局食品監管三司司長王紅表示：“我們強調“四級”都有靶向，並不是總局集中實施。”

據王紅介紹，總局的五個靶向是： 一是時間上，分季度對應季的食用農產品，主要是鮮活的。二是地域上，前幾年大數據分析以後很多問題有高度的集中區域，所以對既往抽檢發現問題比較集中的區域進行專項食品的抽檢。三是對重點企業進行抽檢，總局主要是對市場占比比較高的大型企業進行抽檢。四是總局側重對檢驗方法比較新的、社會敏感度、關註度比較高的項目進行抽檢。五是對輿情及社會反映的熱點問題安排專項抽檢。

此外，王紅還表示，對省一級主要是三個靶向：一是從規模上主要對本省的大型企業以及大型批發市場、連鎖超市和大型餐飲企業進行抽檢。二是從風險程度上加強對本省本地區多發性的風險較高的食品品種和項目進行抽檢。內部信息系統是互聯共享的，並且省里重點組織對中小學、幼兒園食堂、學校周邊、城鄉接合部這些重點場所進行抽檢。三是對問題集中度上加強對既往檢出發現過甚至兩批次或者多批次的企業進行跟蹤性抽檢。市里的重點也比較明確：一是對本地區市場銷售的蔬菜、水果的農獸藥殘留，畜禽肉水產品的獸藥殘留進行抽檢。二是對市縣餐飲食品特別是小餐飲的抽檢力度。三是對小作坊、小攤販抽檢力度。

未來四年 精準扶貧更需瞄準“靶向”

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的農村貧困標準計算，2016年農村貧困人口4335萬人，比2015年減少1240萬人。這是國家統計局2月28日公布的數據。照此速度，自2017年至2020年四年間，中國將如期完成既定目標，即“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

然而，“越往後脫貧難度越大，因為剩下的大都是條件較差、基礎較弱、貧困程度較深的地區和群眾”，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特別強調。

目前扶貧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有一些教訓。為了在未來四年更好地推動精準扶貧向縱深推進，完成最後的攻堅戰，不斷總結過往的經驗和教訓，是扶貧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課。多路第一財經1℃記者經過近百天的調查發現，繼續選好用好“第一書記”、吸引市場積極力量將扶貧事業與市場真正銜接、強化貧困戶的組織化和提高農產品的標準化程度、做好易地扶貧的後續銜接、完善扶貧資金的監督監管機制以及加大第三方評估防止數字扶貧和形式主義泛濫等，應當成為今後精準扶貧的主要“靶向”。

設計好“第一書記”的獎優罰劣制度

據統計，目前全國有18.8萬名駐村“第一書記”。

所謂“第一書記”的制度，並非精準扶貧政策推行過程中的獨創，是很多年來政府機關為了鍛煉儲備人才，將他們派往農村抓黨建、抓扶貧、抓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寶貴經驗。這些“第一書記”除了強化基層組織建設外，最主要的職責是“推動精準扶貧”。他們要帶領派駐村開展貧困戶識別和建檔立卡工作，幫助村“兩委”制定和實施脫貧計劃;組織落實扶貧項目，參與整合涉農資金，積極引導社會資金，促進貧困村、貧困戶脫貧致富;幫助選準發展路子，培育農民合作社，增加村集體收入，增強“造血”功能。可謂任務艱巨。

記者在與不同地區“第一書記”交流和觀察中發現，有責任心、“服水土”，是選擇第一書記的重要條件。更多省份把“因村派人”作為精準扶貧的重要措施，他們選擇“第一書記”的條件十分務實，要“政策、信息、人脈、資源和思維靈活”。

除了為貧困戶優選脫貧項目，第一書記上通下達的作用是一般村幹部無法替代的——他們向下直接對接貧困戶，向上要與關系扶貧的很多部門打交道，中間還要有針對性地制定扶貧規劃，甚至連村民的婚喪嫁娶都要過問上一嘴。

習近平十分看重這些一線的“第一書記”們。2月21日下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脫貧攻堅形勢和更好實施精準扶貧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中強調，要充實一線扶貧工作隊伍，發揮貧困村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作用，在實戰中培養鍛煉幹部，打造一支能征善戰的幹部隊伍。農村幹部在村里，工作很辛苦，對他們要加倍關心。

選對用對了第一書記的貧困村實現或正在實現脫貧的事例，不勝枚舉。但通過第一財經1℃記者調查發現，也有極少部分的“第一書記”並不稱職，甚至出現了與村幹部合夥侵占扶貧款的問題。那麽，“第一書記”的進退輪換制度便顯得至關重要。或民主評議或運用監督體制，“第一書記”獎優罰劣制度應當進一步明確。

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也擺在了未來幾年扶貧的路上——當“第一書記”們完成扶貧任務回到各自原來崗位後，扶貧和脫貧的可持續性是否會打折扣?習近平指出，要促進鄉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貧工作隊”。這為今後的扶貧制度設計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長遠之計。

重點對易地後貧困人口“回頭看”

易地扶貧是精準扶貧政策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的是解決貧困人群發展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為他們脫貧打下基礎。比如養殖戶，如果處在交通閉塞的環境中，牛羊豬等產品進入銷售環節就很難做到，政府也很難為幾個貧困戶修路架橋。而易地居住後，交通的問題一般會迅速得到解決。很多地方選擇的搬遷地址均會在交通相對便利的地區。

同時，易地集中居住後，農戶可以更為便利地形成組織化，他們的農產品標準化也能較快達到條件。

但易地扶貧的一個先決條件是政府主導、群眾自願的原則。

村民都有自己的利益取舍，如果他們找不到後續脫貧致富的路徑，加重了財務負擔的話，易地扶貧的政策就很難落地或起到實際效果。

易地扶貧的後續發展問題，應當有充分的前置考慮。一般只有有了比較穩妥的後續發展的思路支撐，包括就業扶貧、產業項目扶貧等具體措施，才能實現易地扶貧的根本目的。一味追求易地扶貧、整村推進的表面化效果，很多時候會適得其反。

但這些發展都需要“錢”，一方面政府扶貧資金能否迅速準確全額到位，一方面是銀行低息貸款能否實現。這都是直接關系到貧困戶後續發展和能否實現脫貧的關鍵問題。

要對部分易地扶貧後矛盾突出的貧困人口實行多次“回頭看”的辦法，並引入第三方評估制度，避免形式主義泛濫。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示，一定要把易地移民搬遷工程建設好，保質保量讓村民們搬入新居。大家生活安頓下來後，各項脫貧措施要跟上，把生產搞上去。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曾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易地扶貧搬遷是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有力抓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舉措。堅持尊重群眾意願，註重因地制宜，搞好科學規劃。堅持搬遷和發展“兩手抓”，妥善解決搬遷群眾的居住、看病、上學等問題，統籌謀劃安置區產業發展與群眾就業創業，確保他們生活有改善、發展有前景。

加大農戶組織化和農產品標準化力度

在市場化的當下，產業扶貧的路子尤為重要。習近平也強調，產業扶貧至關重要。

在產業扶貧中，高速發展的電子商務理應起到作用。

國務院扶貧辦於2014年將“電商扶貧”正式納入扶貧的政策體系，並作為“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從2015年開始實施。此後，包括郵政系統、阿里巴巴、京東等企業開展了大量工作，在很多農村地區解決了“最後一公里”的運輸物流問題。

物流企業的介入，為農產品運出去奠定了基礎。但是如何賣出去才更為關鍵。

“生鮮農產品的品牌、標準和原產地的追溯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這件事情做起來很難，但是不建立起來，增收就不可持續。”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洪天雲強調，“另外，還要提高貧困村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如何與電商平臺實現有效對接，才是真的電商精準扶貧，否則做的都是線上和面上的東西。”

實現農戶的組織化，形成農產品的規模化可持續化提供，是精準扶貧在未來發力的著眼點;而農產品的標準化，亦應與農戶的組織化一起納入到各地扶貧政策推行的重要日程上。

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表示，要實現農產品的標準化，僅依靠個體農戶是不現實的。農業生產專業合作社可以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共同完成產品質量的檢測、標簽包裝的統一印制、廣告營銷戰略、售後服務等等，這種方式也是國際慣例。“提升貧困地區農戶的專業化、組織化程度，要堅持三個原則：自願、依法和多元。比如采取農村專業合作社、股份制公司化經營、合同型契約型思路和信托經營的方式都可以考慮，關鍵是避免農戶單兵作戰帶來的經營成本高、收益低。”

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汪三貴教授認為，產業扶貧的核心在於，如何把貧困家庭納入到現代產業鏈體系中去。各地都在圍繞這一問題進行創新，通過合作社、企業、大戶來帶動，其中要有很多機制安排，如何把貧困戶帶動起來。企業參與扶貧有兩個層面：第一是做一個扶貧樣本，標準較高，效果突出，但推廣的可能性比較小;第二是在面上發展可持續、可推廣的模式，這就需要大量企業參與，幫助貧困戶進入現代產業鏈或實現穩定就業，建立互利共贏的利益聯結機制。

把產業扶貧引向市場化軌道

電子商務與產業扶貧的內生動力一定是貧困戶的自覺、自發和自願，而真正的外部市場力量的主動性則是把產業扶貧引向市場軌道的最大動力。市場機制的自然介入，是解決貧窮問題的最根本途徑。

1℃記者在對步步高(002251.SZ)的產業扶貧探索調查中發現，他們既受國家產業扶貧宏觀政策利好影響，又不是那種完全由政府引進推廣的項目。他們在扶貧中完全市場化角色的探索，為實現產業扶貧的精準布局和可持續發展，蹚出了另一條新路。

他們在自我的探索中感受到了貧困地區農業產業發展的問題：與市場脫節、產品銷售不暢、不懂因地制宜，等等。但反過來，他們也看到了農產品市場存在巨大商機。

“最好是當地有傳統，另外就是要分析環境是否合適，核心就是有市場。”與步步高合作的鄒愛華的觀點完全來自市場。也只有真正從市場的角度考慮，把深藏在民間的“好東西”賣出去，才是“真脫貧”。

他們的一個經典案例是：湖南邵陽縣白倉鎮塘代村是一個著名的貧困村，主要特點是缺水、田少、荒山多，只能種植極少量的水稻和玉米，扶貧工作隊一直找不到產業破解之法。鄒愛華找到這個項目後，聯合農大的專家進行了深度分析，發現紅薯是一種適合當地種植的品種，但如果只是種紅薯、賣紅薯，產值極低。最終，步步高決定投入300萬在當地捐建紅薯粉加工廠並包銷產品。同時幫助當地拿下生產許可證、註冊商標，並招募能人承包運營。貧困戶除了獲得種植收益外，還能在工廠就業，並在企業分紅。據測算，僅這一個廠，一年產值就能達到1000萬元，直接幫助塘代村及周邊村約1500人實現脫貧。

扶貧中，要想吸引留下像步步高這樣的自發市場主體，有關部門並不能排斥他們的利潤追求。因為只有利潤這種企業的原動力真正發揮了作用，產業扶貧才真正和市場相聯、相通。

同時，稅務和工商部門、國土部門、農業部門等行政管理機關和有關金融機構，也要因地制宜地出臺扶持政策，留住這些“金鳳凰”。

資金使用的放與收

扶貧資金如何使用，縣級政府在其間的作用如何得到最大程度發揮，是過去幾年扶貧政策推行中遇到的一個很大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16年在全國三分之一的貧困縣試點，將20多項涉農資金在縣級政府整合，2017年將在所有貧困縣推開。不管資金從何而來，到達了縣一級後實現大整合，縣級政府擁有資金用途的決定權。這是一項重大改革，涉及好幾千億資金。

在最近一次國新辦例行吹風會上，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歐青平介紹說：前不久財政部跟他們剛剛下發了一個《關於進一步做好貧困縣涉農資金整合工作有關事項的通知》，2017年將全面推進貧困縣涉農資金的整合。2016年在700多個縣，今年在832個貧困縣，全面推開涉農資金的整合，把現在跟農業方面有關的投入全部整合起來，用於支持貧困縣的脫貧攻堅工作。2015年開始，中央做出決定，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農業開發銀行加大了金融扶貧的支持力度，2017年國務院扶貧辦將繼續支持相關的金融機構加大對貧困地區金融貸款的投放力度。同時，國土資源部還將繼續保障扶貧開發用地的需求，提高用地的審批效率。

資金使用的權力賦予了縣級政府，使得地方權責統一。但同時如何防止資金亂用呢?

汪三貴表示，原來對扶貧資金管得嚴主要是防止地方政府亂用，現在資金大整合之後，縣級政府的權力更大了。這就要求在放權的同時加強監管。扶貧資金管理體制改革的同時，監管機制也應進行調整。第一，要公示，所有的扶貧資金要對社會和貧困戶公示，公開是監督的基礎;第二，動員更多的人參與監督，比如駐村工作隊、第一書記、村兩委等都要清楚資金的來源和用途;第三，審計部門和財政部門的監督重點是看資金是否都用到了扶貧領域，結合第三方評估，重點考核效果，以結果為導向進行評估和考察，改變過去監督資金使用過程的方式。

習近平強調，要把握好脫貧攻堅正確方向。要防止層層加碼，要量力而行、真實可靠、保證質量。要防止形式主義，扶真貧、真扶貧，扶貧工作必須務實，脫貧過程必須紮實，脫貧結果必須真實，讓脫貧成效真正獲得群眾認可、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要實施最嚴格的考核評估，開展督查巡查，對不嚴不實、弄虛作假的，要嚴肅問責。要加強扶貧資金管理使用，對挪用乃至貪汙扶貧款項的行為必須堅決糾正、嚴肅處理。

歐青平認為，下一步，將把解決形式主義的問題作為推進脫貧攻堅工作的重要任務。要嚴格落實考核評估制度。通過嚴格的考核，把數字脫貧、形式主義和層層加碼作為考核的重要內容。在前不久剛剛結束的對省級政府扶貧開發成效考核的過程中，貧困人口退出的精準度已經作為考核的重要內容。通過考核評估來壓縮形式主義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