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十三五”的潛臺詞

“十三五”規劃提出了新的動力和增長點，但如何實現，需要政府容忍短期內的經濟放緩，同時破釜沈舟式地“革自己的命”。

從舊動力到新動力

以創新作為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標誌著決策者思路的改變。

還有一個多月，“十二五”就要結束，“十三五”來了。2015年11月3日，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

“五年規劃”全稱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綱要，是國民經濟的長期計劃。“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後五年，該如何向小康“沖刺”，《建議》用2萬余字給出了答案。

此次《建議》共分八章，與過去幾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相比，此次采用了一種全新的篇章布局。第一、二部分講未來發展面臨的形勢、目標和理念，中間以五大發展理念引領的五大發展路徑占據了最大篇幅。

《建議》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史無前例地，《建議》中“創新”被提及71次，並且明確寫明“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這一提法是第一次在黨的文件中出現。”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近日在“新供給2049戰略圓桌會”上說。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新常態的“常”要落在升級版上，就必須以創新為龍頭加以落實。

對於創新發展理念的內涵，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11月5日舉行的第六屆財新峰會上說，新常態的一個特征是“新舊增長動力青黃不接”。就經濟增長的動力而言，重要的是科技的創新，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商業化，形成一些新的增長點。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則認為，以創新作為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標誌著決策者思路的改變。在過去，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更符合1930年代興起的“凱恩斯主義”的框架，即強調經濟增長要從需求端發力，依靠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解決總需求不足的矛盾。

“但凱恩斯主義說到底是個短期的政策，短期內在消費和出口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就只好加大投資，最後就形成現在的局面——產能過剩、投資效率遞減和債務風險累積。”吳敬璉說，與凱恩斯主義相反，1970年代興起的供給學派，則強調經濟的長期增長動力在於供給端，在於勞動力、資本和生產效率的提升，“在勞動力和人口紅利結束時，效率的提升最重要，而要提升效率，只有靠創新。”

“創新涉及的不僅僅是科技創新，還涉及發展模式，更涉及制度創新。”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最近兩年經濟運行告訴我們一個事實，舊常態下的發展路徑、發展方式確實已經很難走下去了，調結構也沒有退路了。”楊偉民說。

舊模式難以為繼

“減產能的問題是中國最突出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好，接下來就是金融風險加大的問題。”

經濟增長目標是市場最為關心的數據之一。對此，《建議》並沒有給出具體的數字，而是提出“十三五”的主要目標是，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五中全會上提出，下一個五年經濟年均增長的底線是6.5%以上。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從過去的高速增長換擋到中高速。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發展一直采用政府主導投資的方式拉動GDP增長，今天，這一增長方式已經走到頭了。

經濟學家王小魯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資本存量與經濟增長率的關系進行研究，他發現從1978年至2008年，資本存量與經濟增長率的曲線基本重合。但在2008年以後，資本存量的增長率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經濟增長率卻在逐步下降，兩者間出現了一個“喇叭口”。

和這個現象同時發生的，是產能利用率在持續下滑，資本邊際生產率明顯下降，現在只相當於2000年的三分之一。

“這反映了一個什麽問題呢？至少說明一點，就是現在的經濟增長放緩，並不是因為資本投入少了，而是存在過度投資的情況。”王小魯說，“單靠政府搞投資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已難以為繼。”

以投資為動能的經濟增長方式，結果便是產能過剩。

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大戶”——房地產行業，庫存居高不下。2015年前三季度房地產投資同比增僅2.6%，遠低於往年10%以上的增速。三季度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0.57%，增速比去年同期降低10.6個百分點，為1998年以來首次負增長。

房地產行業的低迷，使鋼鐵、家電等相關行業和連帶的能源省份們，都面臨巨大壓力。

而對制造業增長至為關鍵的出口，早已告別幾年前年增長20%的黃金時代。2014年凈出口對GDP增長的拉動為負值，2015年上半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出現負增長。

今年1-9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名義增長10.3%，“投資回落比較明顯，其中房地產和制造業回落比較大。”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從PPI（生產者價格指數）來看，已連續44個月負增長。“這就是所謂的通縮。”劉世錦說，“這是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由於嚴重的產能過剩引起的通縮。”

但是，產能嚴重過剩的地方，穩增長的壓力更大。“各個地方都想讓別人減，自己卻不減。”劉世錦說，“減產能的問題是中國最突出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好，接下來就是金融風險加大的問題。”

金融風險集中體現在政府部門的債務風險。2008年之後，中國政府部門的杠桿率明顯擡升。

財政部數據顯示，截止到9月末，國有企業負債總額776827.6億元，較8月末暴增5.93萬億元。有分析認為，這是政府債務向企業債務發生了轉移。

財政部10月份公布的截至2014年底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地方債總額是15.4萬億元，其中大多是3-5年的中短期銀行信貸。“以銀行抵押貸款為主體的債務，與市場發行的債券不同，極易引發連鎖反應。”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說。

最令人擔憂的，是債務風險傳導到金融體系。根據16家上市銀行公布的三季報來看，當前16家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達9080億元，同比猛增近三成，其中15家銀行的不良率均出現攀升。

“傳統的增長模式已經成為新階段增長轉型面臨的一個矛盾。”遲福林說，傳統的增長模式是和過去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但現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已經十分突出，如果繼續下去，只能積累更多的矛盾、風險。

惡性循環的“陷阱”

中國經濟近年來出現了四個“教科書中找不到的反常”。

舊的增長引擎面臨熄火，但其慣性仍然極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早在1995年的第九個五年計劃中就已提出，但二十年過去了，依然沒有發生大的改變。

“其原因在2005年制定‘十一五’時總結過。”吳敬璉說，當時引用了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經濟發展存在體制性障礙”的說法，“最主要的障礙是，政府掌握太多配置資源的權力，且各級政府都把GDP增長作為自己政績的主要表現，將手中的權力、資源大量用於高增長”。

時至今日，體制性障礙依然是這次“十三五”規劃中要破除的重點。《建議》稱，要“破除一切不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並且，“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這比“十二五規劃”中的“行政體制改革”更進一步。

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發現，中國經濟近年來出現了四個“教科書中找不到的反常”，分別是：經濟下行的同時，實際利率上升；經濟下行的同時，勞動力成本上升；實際利率上升的同時，資本回報率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同時，發生通縮。

在研究中，白重恩只能用一個“二元經濟”假說對上述四個反常加以解釋，他把中國經濟分為兩個部門，一個是“政策扶持部門”，包括國有企業和政府投資的受惠企業；另一個是投資行為市場化的部門。

“由於政策扶持部門存在‘軟預算約束’，和經濟下滑時的擴大投資的沖動，導致實際利率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同時，過度投資和低效投資，又拉低了資本回報率。其產生的過剩產能，又導致了通縮。”白重恩在財新峰會上說。

但問題的棘手之處在於，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陷阱”。去過剩產能和通縮，會加大經濟下行的壓力，而GDP增長率的過度下滑是政府難以容忍的，接下來的經濟刺激必然又導致“政策扶持部門”的擴張。

其結果便是，“非政策扶持部門”承擔利率、勞動力成本高企、資本回報率低的後果，進一步萎縮，市場價格信號進一步扭曲，過剩產能和通縮更加嚴重。

白重恩認為，走出這一陷阱，需要政府容忍短期內的經濟增長放緩，通過國企改革、貨幣政策改革縮減“政策扶持部門”規模，同時通過減稅、降低社保費率等為企業降低成本。

新的增長點

多年來我國市場開放的重心主要在工業領域，目前服務業領域的開放度只有50%，電信業、健康服務業等市場壟斷和行政壟斷行業都還沒有放開。

對中國經濟，《建議》提出的新的增長點，是服務業。

服務業包括生產型服務業和消費型服務業。“生產型服務業，是構成新動力的主要方面。”劉世錦說。

發改委數據顯示，前三季度，服務業對GDP的貢獻提升至歷史新高，達到51.6%，首次超過一半。“估計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將達到55%以上。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將從現在的15%左右提升到30%左右。”遲福林預計。

在劉世錦看來，新動力在一些新行業、轉型升級、新技術等領域，能夠明顯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但在擴大規模方面作用有限，只要把新的動力搞起來就可以彌補老動力的下降是一種誤解。

“顯然，新動力帶來的經濟增長無法完全彌合舊動力帶來的經濟下滑。”劉世錦認為，原來的老動力還有空間，“關鍵是在原有競爭領域中找到低效率的窪地，開放市場、允許競爭、允許要素充分流動，就能夠新增投資，還可以提升投資效率”。

不管是培育新動力，還是開放老動力中的“窪地”，都需要改革。

遲福林認為，多年來我國市場開放的重心主要在工業領域，目前服務業領域的開放度只有50%，遠低於工業部門的80%，比如電信業、健康服務業等市場壟斷和行政壟斷行業都還沒有放開。

2015年前三季度，扣除房地產後的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占比僅為24.2%，其中，全社會需求增長較快的教育、醫療、文化、養老等服務業領域的固定資產投資偏低。“北京這麽多人口，才幾家兒童醫院，投資嚴重不足。”遲福林說。

與此對應的是，食品安全、產品質量等方面的監管薄弱。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談到，中國制造能讓高鐵飛馳、蛟龍入海，為什麽國人還要在海外瘋搶馬桶蓋、保健藥品？

“這說明我們的監管不到位，產品質量沒保證。”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海洲認為。

“過去三十年是制造業開放的成功，未來三十年將是服務業開放的成功。”國泰君安首席宏觀經濟分析師任澤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前很多人都到國外消費，說明我們國內缺的不是需求而是有效供給，因為我們有各種的管制。

服務業開放與政府改革密不可分。“最核心的就是化繁為簡，放松行政管制。但是這個太難。”21世紀宏觀研究院研究員譚翊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現在行政審批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一，但是他曾經就多次遇到，這個項目取消了，但是另一個項目又出來了。“中國地方很大，靠中央監督地方，放松審批監管，很難實現。地方可以巧立各種名目重新設立另外的審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