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對創業者就像是坐在一條橡皮艇上玩漂流,如果你的方向是大海,你只要用力往前劃就行,翻了船再爬上去,最終到達大海。但如果你最後只進了江河湖泊,我們一般不會投。
對創業者最難的判斷就是對他本人的判斷,我希望他健康,希望他學習能力很強,希望他能獨立思考,希望他認真聽你說話,但又不是什麽都聽你的。我們不喜歡羔羊一樣的創業者。
現在創業市場確實有一定的泡沫,甚至還有一些創業者進行數據造假,我想說的是,遇到這樣的創業者,投資人最多是賠錢離場,但創業者將終生受到懲罰,很難有人會再支持和相信他。
熊曉鴿出生於湖南湘潭,早年在新華社和一家美國媒體做過幾年記者,在美國他負責矽谷的報道,接觸了很多創業者和投資人。
1992年,熊曉鴿以IDG董事長亞洲業務開發助理的身份回到中國,將風險投資概念引入中國創業市場。在過去的24年里,IDG幾乎成為了VC的代名詞。熊曉鴿也被稱為“中國VC第一人”和“中國VC拓荒者”。
我父親是個軍人,跟黃繼光是戰友,在上甘嶺戰役中炸掉了左腿,轉業後到湘潭鋼鐵廠工作。
文化大革命時期,父親受到迫害。但他樂觀、果敢和嚴格的身體鍛煉習慣傳給了我。這些也是做投資的必備素質。尤其是美國的投資界,把身體好作為投資人第一位素質來要求。除了健康的體魄外,投資人還需要有健全的心智,心態不好的話,特別容易影響別人的情緒,也影響你的判斷。
打仗講究“快慢”的節奏,什麽時候沖鋒,沖了多遠後要停一下,都有講究。一個勁沖過去,到了拼刺刀的時候就沒力氣了。做投資也是一樣,要抓住機會,捷足先登,但有時又要慢一點。
我們首先會看創業項目所處的市場是否足夠大,也就是說創業者要找對河流。我一直覺得,創業者就像是坐在一條橡皮艇上玩漂流,如果你的方向是大海,你只要用力往前劃就行,翻了船再爬上去,最終到達大海。但如果你最後只進了江河湖泊,我們一般不會投。尤其是當領域很小,創業者又很堅持的時候,我們一般會放棄,即便他做到了市場第一,我們也不會投,因為市場規模太小了。
其次我們會看他的產品是否夠創新,是否有想象力,是否容易被複制。有時候你個人的興趣可以幫你選出好的投資項目。
比如我們投資了觀印象藝術發展有限公司,這家公司可以算是中國實景演出的締造者,我投資這家公司的一個很大原因是,我很看好目的地文化旅遊市場。目前演出主要是靠門票,一般票價的40%被旅行社拿走了。未來可以嘗試文化旅遊項目+移動互聯網的模式,通過移動互聯網來賣票,讓演出公司拿到更多的錢,這樣可以給演員更好的報酬,提供更好的服務,使觀眾得到更多實惠,演出的質量也就有保障了。
最後是看創業團隊的執行力和應變能力。對創業者最難的判斷就是對他本人的判斷,我希望他健康,希望他學習能力很強,希望他能獨立思考,希望他認真聽你說話,但又不是什麽都聽你的。我們不喜歡羔羊一樣的創業者。
成功的創業者永遠是少數。投資界有個二八定律,即投資100個項目,有20個能成功就非常不錯了。我們在中國投資了近400家公司,成功的超過80家。上次我在深圳聽紅杉的合夥人周逵說,美國紅杉過去40年投資了1000家左右的公司,約200家成功了。投資人永遠在挑戰二八定律。
如果你投資的是一些專業領域,你有相關的專業背景肯定會讓你更受創業者歡迎,你也更容易對項目價值做出準確判斷。但做投資的人跟記者一樣,一定要是個雜家。
比如在第一輪就投資了Facebook的投資人Jim Breyer,對歐洲文藝複興很有研究。Google的早期投資人Michael Moritz,在牛津大學是學歷史的,後來在美國《時代》雜誌做過記者。
我在湖南大學讀的是英語專業,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的是新聞,在波士頓大學念的是傳播。我後來又在美國的費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和哈佛大學商學院學習過。
在做投資之前,我在新華社和美國的一家電子雜誌做過幾年記者。記者和投資人的工作挺像的,首先要是一個有趣和有好奇心的人。
5歲時我把一個鬧鐘放到水缸里,想看看它在水里還能不能走。長大了之後就對手表很有興趣。我幾乎每年都會買一塊瑞士的機械表。愛表的人最在乎的是表的工藝,後來我接觸到一家叫做寺庫的公司,專門做奢侈品等高端消費市場,做現場盡職調查的時候,我在那買了兩塊表,覺得這個公司不錯,就投資了他們。
記者是尋找好的報道對象,投資人是尋找好的投資對象。記者要判斷是否有報道價值,投資人需要判斷是否有投資價值。
所不同的是,記者做完判斷後需要以最快速度把報道對象的故事寫出來告訴別人,但投資人決定投資某個創業者之後,往往跟他們說,我們可以投你,但你不要跟其他人聊了。投資人也一般會比較低調,往往等到所投項目成功了才會向外界提起。
在美國做記者的時候,我經常去矽谷采訪,認識了很多投資圈的人,其中包括IDG董事長麥戈文,我們都叫他老麥。
當時我正在另外一個出版公司,老板派我去香港,做面向亞洲四小龍的電子雜誌。但我覺得應該去中國發展,於是寫了個計劃書交到英國總部,但沒有被批準。
在我很失望的時候,老麥說讓我幫他來中國發展,我說可以,然後我們談待遇,我跟老麥說,我之前年薪4.2萬美元,現在一分不多要,半年後再根據表現調整,唯一的要求是我直接向他匯報,因為我痛恨公司的官僚主義。老麥給了我5萬美元。半年後主動問我對於薪水的期待,我開玩笑說怎麽也得翻倍吧,他居然很爽快地答應了。
做投資還要求你有強大的學習能力和團隊作戰意識。我們是第一家在中國搞合夥制的風險投資機構。我很幸運找到了周全等一批優秀的人作為合夥人。合夥人制度就像一個大家庭里有好幾個兄弟,每個人的性格和專長不同,有利益分配的時候,兄弟幾個要好好商量,需要對外“打架”的時候,兄弟們誰行誰上。
1998年10月,老麥聽說中國將於2000年開設創業板,公開承諾說,7年內將在中國投資10億美元。可是,到2003年的時候,我們只投出去兩億美元。
早年我在博鰲論壇上曾經問過決策層本屆政府是否推出創業板,當時沒有得到回答。政府還是覺得應該謹慎一點。
如果2000年左右就推出創業板,並且參照納斯達克的上市標準來弄的話,中國的很多公司都會留在國內上市,市值一定比他們現在的高,公司也會發展得更快。
為什麽中國企業去納斯達克,就是因為那里對上市企業沒有盈利要求。這對新興產業尤其重要。我們剛投資百度和騰訊時,中國整個互聯網用戶還不到2000萬人,這麽少的用戶是沒法賺錢的。到了2005年,互聯網用戶突破1億人,大家才開始慢慢賺錢。當時這些公司沒法在國內上市,因為中國股市對於盈利有嚴格要求。
實際上,好的公司在很長時間內是不盈利的,你看亞馬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盈利,但資本市場認可它。在快速發展階段,上市是為了募集發展資金,做大自己的規模,但現在中國的創業板要求上市公司必須有盈利,這不符合技術創業型公司的發展規律。
當然,暴風科技的上市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的這一遺憾。
我們在暴風科技第一輪融資就進去了,先後用美元和人民幣基金投了兩次。暴風一開始也是想在國外上市,後來想轉型做移動互聯網,我們覺得做移動互聯網的話,國內市場更大,因為你的用戶、客戶和市場都在國內,所以我們很支持,幫著暴風一起拆除了VIE架構,但拆完VIE之後,國內的IPO一停就是兩年。
現在中國股市還有很多不符合創業發展規律的規定,比如要求上市公司在增發新股的時候需要證監部門批準,但在美國和香港,只要上市公司董事會批準就行。
我認為我們這代人做投資能出點成績,主要靠運氣。比我們聰明和勤奮的大有人在,但我們遇到了一個好國運,從我1992年開始做投資,到今天整個國家還是比較穩定的。
我們趕上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時代契機,中國加入WTO,進入全面開放時代。我們還幸運地趕上了互聯網的普及,出現了很多顛覆性的應用,讓我們有機會遇到很多優秀的創業公司。
十多年前,中國互聯網公司主要是靠模仿國外的商業模式。但現在中國很多商業模式已經跟國外差不多同步出現,甚至有了中國獨有的創新。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創業者已經沒有那麽多可模仿的對象,所有的東西都特別快,需要創業者做出真正的創新。對投資人來說,也是一個挑戰。過去你投一個項目,能知道國外有什麽可參考的公司,估值的時候也可以參考國外那些在納斯達克上市了的企業。但現在沒有可參照的公司了,你要賭這個商業模式到底是否能做出來,而這又取決於你能否做大規模。
現在市場上的錢越來越多,投資人之間的競爭很激烈。上世紀90年代後期,我們投資圈的人在廣州的花園酒店一起聚餐,一張桌子都坐不滿。現在中國的風險投資基金是全世界最多的,可以說風投市場已是一片紅海。以前是創業者找投資人,現在是投資人搶項目。錢很多,但好的項目有限,給投資人留的決策時間變短了。你要做很好的功課,看好了項目盡快下手。創業者選擇多了後,對投資人來說項目的價格拉高了,投資回報率降低了。
現在創業市場確實有一定的泡沫,甚至還有一些創業者進行數據造假,我想說的是,遇到這樣的創業者,投資人最多是賠錢離場,但創業者將終生受到懲罰,很難有人會再支持和相信他。
對我們投資人來說,判斷是否造假就像教練拿到一張面試成績單,我們不會盲信,會進行仔細的盡職調查。
過去二十多年,我們也嘗試投資了一些領域,目前來看不算成功,比如我們很早布局過在線教育領域,但沒有投出成功的公司。事實上中國現在也沒有一家真正算得上成功的在線教育公司,一說到教育依然是新東方等線下巨頭。這兩年在線教育開始有了不錯的發展,我們仍然繼續關註,並有所布局。
我的另一個遺憾是錯過了第一波電商的浪潮。盡管成功投資了百度和騰訊,但我們錯過了阿里巴巴。但其實不是我們不重視電商,我們早期也投資了一些電商公司,其中也有不錯的項目,但出現了判斷失誤,比如8848,是很不錯的項目,當時券商說等一等再上市,一等就錯過機會了,正好又趕上了那一輪互聯網泡沫破滅。如果當年8848能在泡沫破滅之前上市,今天中國電商行業的格局可能就不一樣了。
我們後來總結,錯過就是錯過,沒必要捶胸頓足,這是投資人必須有的心態。我們在做了充分研究後,仍舊看好電商領域,近幾年在生鮮、母嬰、奢侈品、時尚、淘品牌、海淘、B2B垂直、社交電商乃至微商等領域都有布局,所投公司包括我買網、貝貝網、寺庫、蘑菇街、韓都衣舍、茵曼女裝、三只松鼠、找鋼網、找塑料網和青蔥等。
我們非常重視90後,除了公司成立90後基金外,我自己也跟90後打成一片。
我們投了很多90後的項目。我自己有個90後羽毛球教練,是前國家隊隊員。我還跟90後經常一起去唱K,跟他們一起去吃面,不是不服老,是要保持90後的心態。我一直開玩笑說,我也是90後,我是1992年出道做投資的嘛。
可以說,IDG要跟著這幫孩子一起再次創業。不僅是我,整個IDG合夥人團隊里的這些元老們,也都積極推動90後基金的成立。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創新和學習能力,對於看中了的機會,我們采取的是敢於嘗試、不怕失敗的策略。
最近有一些同事離開了IDG,很多人也在關心和討論IDG這樣的老牌VC的活法。我想說的是,一些年輕人希望自己闖出一片天空,在這個年代非常正常,我們完全支持和理解,今後大家也會有很多合作機會。我們的心態很開放,我認為IDG資本團隊就應該像中國乒乓球隊,雖然向全世界輸出了“海外軍團”,但中國乒乓球隊依然能夠長盛不衰。
現在BAT也在做投資,我們跟他們也有很多溝通和合作。比如雲鋒基金參與了我們投資的印象系列。我們投資的91無線,就賣給了百度。我們和BAT是有“血緣”關系的。
但我不認為BAT是創業者不可逾越的三座大山,其實BAT的壓力比大家想象的要大。以技術為導向的公司,要做到獨領風騷數十年是非常非常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