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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它不是普法戲”《十二怒漢》中國變形計

導演徐昂：這是一場關於偏見的討論，對公平正義最樸素的追求，只是它的一個側面。

北大副教授車浩：這個故事如果出現在中國，法律觀念才是最應該有本土化價值的地方。

“為啥8號陪審員是檢察官，不是律師？”在北京中關村一家電影院里，律師們把導演團團圍住。

《十二公民》上映的第二天，律師孟靜包場請76位法律圈的朋友觀看，他們大多數是律師，還有法官、檢察官和媒體記者。該片導演徐昂也受邀前來交流。

觀影的法官也有異議：“8號應該是法官才對。”

讓法律人紛紛入戲的《十二公民》，改編自1957年的美國電影《十二怒漢》。時長一個半小時的故事，只有一個場景。十二位身份各異的陪審員，被關在一個燥熱狹小的房間內，以裁決一個問題少年是否謀殺了自己的父親。

第一輪投票一邊倒，11票有罪。唯一的反對者8號陪審員，完成了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他說服其他人提出合理懷疑，一步步排除個人偏見，最終達成了12∶0的一致意見：無罪！

對人性的剖析和對法理公義的堅持，使《十二怒漢》成為了宣揚美國陪審團制度的最經典電影，日本、俄羅斯等國均曾翻拍。

中國版的《十二公民》，延續了原作的基本劇情，只不過，中國故事搬到了現實之外的一個大學模擬法庭中，但恰好踩在了一個特殊的節點上映——7天後，最高法院啟動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法律圈開始假想：如果中國也有陪審團，會是這樣的結局嗎？

導演徐昂說，這部片子正是一次幾乎不付出任何代價的試驗，“它驗證了某種生活的可能性”。

模擬的中國“陪審團”

2012年的一天，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官韓大書接到了弟弟韓景龍的電話：有沒有可能把《我們檢察官》與《十二怒漢》結合起來？

韓大書的第一反應是：“根本不可能，中國沒有陪審團制度。”

麻醉師出身的70後編劇韓景龍，原本擅長寫驚悚劇，但拍法律劇的念頭在他的腦子里已經轉了很久。

韓景龍的想法，得到了所在公司聚本傳媒總經理王魯娜的支持。經韓大書推薦，聚本傳媒買下了遼寧省人民檢察院辦公室主任李玉嬌創作的電視劇劇本《我們檢察官》。由於拍攝成本問題，電視劇計劃一直被擱置。他們打算從電影入手，於是開始接觸各類導演。

王魯娜註意到了話劇《喜劇的憂傷》，這部戲讓她想起了著名庭審劇《嘩變》。她給《喜劇的憂傷》導演徐昂發了一封電郵，問他有沒有想拍的電影，徐昂回複，《十二怒漢》。

70後話劇導演徐昂，從2005年就籌劃著翻拍《十二怒漢》。在法學院朋友的啟發下，他甚至早已想到了在沒有陪審團制度的中國如何“對話”——模擬法庭。

韓景龍和王魯娜也都很喜歡這部老電影。於是，導演徐昂、編劇韓景龍、制片人王魯娜，在飯桌上碰了面。

幾個人合計出了這樣的中國故事背景：某政法大學舉行普通法補考考試，學生們要完成一次模擬審判，而他們的家長被要求組成“陪審團”參與其中。

第二次會見，韓景龍帶來了自己在最高檢工作的姐姐韓大書，檢驗他們想法的可行性。

“你的目的是什麽？你想得到什麽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具體的實施辦法是什麽？”韓大書接連拋出問題。

“通過這部電影與十三億中國人做一場理智對話，為司法機關與老百姓找到一扇溝通的大門。”徐昂回答。

韓大書感覺“完全被吸引了”。她當公訴人時，曾因被受害者家屬誤會而掉眼淚。而根據真人故事創作的劇本《我們檢察官》，主人公也是個被誤解的檢察官。

韓景龍說，《我們檢察官》劇本的主題，正好與《十二怒漢》相似。導演徐昂也認同，可以讓一個法律工作者加入。

兩個劇本一結合，檢察官進了“陪審團”，成為第一個確定的角色，而且還是那個最初堅持無罪並引導整個故事逆轉的8號陪審員。

河南人和富二代，現實的中國社會偏見

導演徐昂拍《十二怒漢》的最初沖動，是想借由這部電影的故事框架討論中國社會的偏見。他從原作中不止看到了“十二個人”，還有“十二種憤怒”。

在徐昂的認知里，“中國最大的偏見來源就是貧富差別”。而中國社會缺乏常識和通識，讓他感到失望。

他打了個比方，就像把杯子放在一塊玻璃板上，“從最底層看，和從上面俯瞰，描述時並不是同一個東西，但我們都非常確信我們看到的是對的。”

寫劇本前，編劇韓景龍帶著十幾個人的團隊花費了3個月時間收集了微博、百度等網站每天排名前十的熱點新聞。他發現，每天前十的熱點中，就有一個是司法案件。這些案件引發關註的原因，也不外乎貧富之間的偏見。

徐昂記得，當時正值李某某案在風口浪尖上，劇組內部討論的熱鬧程度，絲毫不亞於《十二公民》中的情節。有的人站在兒子的角度上談父母，有的人站在父母的角度上談兒子；有人看到的是一個掙了很多錢的歌手的兒子，也有人說這個父親沒做錯什麽。

在案件設計上，被指控謀殺親生父親的美版貧民窟少年，到了中國，成了一個傍著有錢繼父的富二代，而他的親生父親，則是河南人。

其實，創作團隊當時考慮過包括東北人在內很多容易產生地域歧視的地區。最後一致討論認為在北京，可能選用河南人更具代表性。

中國檢察官文聯、遼寧檢察官文聯、北京檢察官文聯等單位參與了聯合攝制。劇本過審時需要參考最高人民檢察院政治部的意見。

除了一些法律細節的建議，最高檢還提出加上一些“展現檢察官日常生活和辦案情況”的外景戲。於是，劇本又加了檢察官陸剛辦案的故事，並且一開篇就交代了8號陪審員的身份。

除了8號陪審員早已確定是檢察官，創作團隊接連又敲定了其他11人的角色——法學研究生、工程師、出租車司機、房地產商、蒙冤入獄過的社會青年、急診科醫生、小商販、退休老人、“吃瓦片”的北京人、河南保安、保險推銷員……

一些角色經過了幾輪的調整。例如，5號原本不是蒙冤入獄青年，而是一名曲藝演員；6號原本設定的是獸醫，根據扮演者李光複曾經的工作經歷，改為一名急診科醫生。

歷經十個月，劇本才定稿。拍完後的成片審查，幾乎“一刀未剪”。

據徐昂回憶，當時最高檢來的恰好也是十二個人，其中十一人在放映結束後站立鼓掌，但是有一人面色凝重地坐在原位。

後來他才知道，這位先生在意片中的河南人角色。有人出來打圓場，電影本身就是反對地域歧視，“這部電影並不歧視河南人，是在幫河南人”。

用個人的崩潰，完成對司法精神的尊重

12名主演都是話劇演員，他們主要來自國家話劇院和北京人藝。電影也是按照話劇的方式拍攝，開拍前還排練了17天。演員們一起住在酒店，從早上九點排練到晚上九點。

由中國人組成的“陪審團”如何呈現，演員們有時候也會跟角色較勁。

國家話劇院演員趙春羊跟導演的分歧最多，有時他按劇本演不下去，分歧解決了，才能繼續。他琢磨自己演的房地產商，應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代表理性的聲音，不斷地推論，所以堅持到倒數第二個才投無罪票。

北京人藝演員班贊感到最得心應手。11號保安這個角色就是為他量身打造的，原型是人藝的一名河南籍保安。在劇中，“合理懷疑”這個名詞，正是這位曾報考過政法大學但沒考上的學校保安說出來的。不過班贊認為，11號陪審員未必真的懂得這個詞的含義，他只是“喜歡用專業名詞說話”。

大多數角色多來自底層，他們的轉變，並非完全認同疑罪從無等司法理念。9號退休老人是出於同情，11號保安是為了反對10號，7號的小商販僅僅是因為“我煩了”。

韓童生飾演的3號出租車司機最後一個投無罪。他道出了兒子離家出走之痛，情緒幾乎崩潰。在徐昂的理解中，他最後發泄完自己的情緒後，最後才否定了先前的自己，出於對生命的尊重而投了無罪票，“他的偏見是人類更大的困境，這個困境叫做愛”。

在韓童生看來，3號是用個人的崩潰，完成了對司法精神的尊重。一開始他懷疑過，一切都是虛擬的——陪審團是虛擬的，最後投票也不會真正影響到他人的生死，“大家會對這個片子感興趣嗎？”後來，他發現，越來越多的人被帶進了故事里。

對於韓童生而言，演完這出戲，像是上了一堂普法課。“對特別重大的案子，不要人雲亦雲，”他反思道，“像我們這種搞文化工作的人，都沒有那麽認真，那普通老百姓會怎麽想呢？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挺可怕的。”

在現實中，這12名演員沒有學過法律。導演給不同演員安排了不同程度的輔導。劇中的8號檢察官是最為專業的法律從業人士，徐昂為演員何冰準備了一些新聞簡報和法律資料，幫助他更深入地理解臺詞。

恰恰是這個最專業的檢察官，被認為是電影中最不專業的角色安排。

人性VS法律觀念，哪個更有本土化價值

在電影上映前，檢察官的外景戲由於影片嚴重超時而被刪除。徐昂在影片末尾加上一個陸剛尋找自己檢察官證件的鏡頭，交代出8號陪審員的身份。

然而，上映後，8號檢察官證的最後一亮，就引來了法律圈的吐槽。

在陪審團制度里，檢察官、法官等司法人員都不得加入。中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試點方案，也明確將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排除在外。

徐昂很無奈，“沒有這個鏡頭，那前面刪掉的外景戲都要加上。”

飾演8號陪審員的何冰急了，“天哪，它不是普法戲，不是法制宣傳片，它只是借助這個框架，在說人嘛。”

電影上映後，何冰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我看這電影聊的就是偏見”。他非常認可這個評價。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陪審團制度只是一個比方，“我們要懂什麽是戲，戲是個比方，假裝說里面蘊藏著一個核心的內容，我們要看到那個核心的內容，千萬不要被這個比方帶走了”。

對於不同階層人性的挖掘，其實也是導演的本意。“對公平正義最樸素的追求，只是它的一個側面。”徐昂說。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車浩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分析，美版《十二怒漢》之所以被奉為經典，在於三個層次所疊合出來的厚度，這正是這部電影的靈魂所在。日本、俄羅斯、中國的翻拍作品，都複制了這樣的結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理念問題。先要樹立起一個靶子，表現為法律領域中的一些重要觀念，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合理懷疑，等等。

第二個層次是技術問題。設計出能夠讓人通往前一層次的無罪結論的合理懷疑，這些疑點都是射向靶心的一支支小箭。

第三個層次是人性問題。共同搭弓射箭的十二個人，有哪些偏見，阻礙了他們去認識這些疑點，或者說即使認識到仍不能順利地通往疑罪從無的結論。

十二個參差有別的個體，會不會找到箭，能不能、願不願一起拉開弓射出去，就大有看頭了。只有設置了這樣的前見甚至偏見的人性障礙，實現上面的目的——通過發現疑點而最終認定被告人無罪——的過程，才會一波三折，充滿戲劇的張力。

在車浩看來，這個故事如果出現在中國，最大的障礙是在第一層次的法律觀念上，它才是最應該有本土化價值的地方。《十二公民》在人性偏見上“用力過猛”，以至與前兩個層次嚴重脫節。於是，十二個中國人，在面對一系列與其內心觀念完全不兼容的原則來進行定罪這一點上，居然比美國人更加順利地接受。

參加包場觀影的刑辯律師郝亞超說，她就經常被罵“為殺人犯辯護”，疑罪從無這樣的理念距離普通老百姓實在太遠，他們更能理解什麽叫殺人償命。在她看來，現實生活中，可能很難像影片那樣，12個陪審員最後都接受了無罪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