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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一百平米的房子就是所謂的“千尺豪宅”

有錢的高級白領才能租得起，富豪才能買得到。舊時新聞說大美人李嘉欣當年曾抱怨房子太小放不下衣服，於是有富商以豪宅相送。我當時覺得她太“矯情”，到了香港才知道，按照這里的居住環境，我自己也放不下衣服。再加上氣候潮濕不利於衣物存放，香港一些高級幹洗店甚至還提供衣服寄存服務，供白領們把冬天的高檔衣服存放於溫度濕度適宜的環境。

  我一位MBA女同學的老公是就職於國際大投行的法國人，於是有天我們到她家做客吃晚飯。她家的“千尺豪宅”——擎天半島位於九龍的核心位置，月租金近四萬港幣，還有一名住家的菲傭幫忙打理家務。我見慣了香港大學山角下破爛的居民樓，來到這里才第一次知道高尚的中環外資公司經理的生活是怎樣。

  大部分的白領只能在九龍或港島較遠的地區租住六十多平米的公寓房子。我的一位同學剛剛在巴克萊銀行得到了AVP（副總裁助理）的工作職位，於是打算自己在港島西區租一套獨立的公寓房子住，然而他看來看去還是覺得房子太貴，他說他的預算是每月一萬三千港幣左右，但四十多平米、條件適合的公寓房這個時節都要一萬五千左右。

  而真正的香港有錢人都是住在山上或是遠離中心城區的海邊。比如港島南區數碼港附近著名的貝沙灣豪宅，雖然月租三萬多港幣的公寓房這里也有，但由於這些真正有錢人住的地方大多交通不方便，因此如果沒有富到擁有私家車和司機，有錢也不方便住在這里。有車開在香港也是富人才能享有的特權，因為香港的停車費極貴，如果開車到中環上班，一個月的停車費要八千港幣，普通白領根本無法負擔得起。

  真正有錢人在香港的生活是我們無法想象的。記得一個香港朋友說，他有次和同事一起到老板家做客，去看過老板的別墅之後覺得這輩子怎麽努力都過不上這樣的日子了，除非去搶銀行。

   與香港逼仄的居住環境相對照的，是香港職場惡性的加班文化。有次一個香港同學約了我和兩個在香港工作的白領一起吃飯，時間定在周五晚上七點半。我當時詢問能不能早點開始，同學說七點半能來已經是不錯了。實際上當晚八點大家才到齊，吃到九點多一點兒，兩個上班的朋友就紛紛表示還要回辦公室去加班或開電話會議。

  2012年UBS曾出爐一份關於全球購買力的報告，其中包含關於各主要城市工作時長的統計，香港以每年2,296小時排名全球第五，日均工作9.2小時（北京上海日均7.9小時）。然而香港白領表示9.2小時還是遠遠被低估了，在香港晚上八點或九點下班屬於正點，工作到十一、二點是經常的事。香港人拼命不是吹的，再加上家里居住條件局促，許多白領回家不過是為了睡個覺，因此，加班到九點十點，在酒吧聊聊天，十二點多回家睡覺是很正常的生活作息。

  對於長期居住來說，香港遠沒有內地舒適。TVB電視劇里面的和諧氣氛也不是真相，然而為什麽還有這麽多的海歸不願意到內地發展而執意到香港呢？我問過一個在日本讀大學並工作了四、五年朋友，為什麽不回內地而到香港工作。他說香港的金融市場和國際市場完全接軌，更容易找到工作。內地的金融市場不熟悉，回去沒有用武之地。而且，內地的工資水平也遠遠無法讓海歸們接受，月薪太低，個人所得稅又太高，海歸們無法接受這種巨大的落差。說白了就是海歸到香港工作可以做到自然的無縫銜接，而到中國內地工作卻要經歷相當一段時間的適應、學習和轉變。然而，他又目睹了內地朋友們有車有房的現實，不能不奇怪這些大陸人是怎麽賺到錢的。我說：你得理解內地公司的薪酬體系，比如投行，固定的月工資與浮動的獎金之間的差距可能是天壤之別。很多內地的公司雖然不會在合同上寫明獎金的數字，但年景好的時候發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獎金很正常，反觀很多國際大公司看上去月薪很高，但獎金與業績掛勾不明顯，通常就是合同里寫明的n個月的薪水。
  此外，也可以用貨幣的購買力理論來衡量香港和內地人民的真正富裕程度。像本文上篇所提及的，與內地相比，香港的非必需品價格都相對便宜，比如那些奢侈品名牌的價格，比如星巴克咖啡的價格。而房子、交通及生活物資的價格都相對更貴，這就造成了香港人民的實際購買力不如內地人民。雖然有稅率上的優惠，香港人的月工資也普遍高於內地人，但由於全球的精英都湧入香港，資源稀缺造成了香港人的實際購買能力和居住條件整體上不如地內地人。

  很多對內地工作環境和薪酬體系缺乏了解的海歸，醉心於工資表面上的貨幣數字而忽略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因此造成了他們對回歸內地工作“望而卻步”。

  另一方面，有不少在內地工作過的人在海外求學後也都爭相要在香港找一個好的職位。大家都體會過內地生活質量和工作節奏，但仍然想留在“水深火熱”的香港，這又是為什麽？有兩位在外資銀行工作的同學一致訴苦說：在內地的外資銀行工作，如果沒有海外或香港工作經驗，升職非常慢，在香港工作一段，無非是為了日後的職場道路走得更順利。

  因此，年複一年地，有無數從海外名校畢業的中國內地出來的MBA、博士，前僕後繼地來到香港，“占領中環”，忍受著工作過勞、狹窄的居住條件、惡劣的空氣狀況，還有本地人的歧視，惡性循環。

  值得理解，因為在很多人看來，這就是他們自我實現的唯一途徑。絕大多數人改變不了環境，也放不下身段，香港作為中西方的交匯點，最大限度地容忍了所有訴求的存在。


雙城記——上海與香港的距離

  學者李歐梵在其文章《香港，作為上海的“她者”》中講述了同為殖民地，當年香港是如何亦步亦趨地模仿西方、又複制上海，但卻始終學不來上海的“涵養”。但在文章結尾，他提到：“七十年代香港開始經濟起飛，而同時期的上海卻因文革而癱瘓了，從而導致了一場非法的難民潮再次湧人香港。到八十年代早期，香港已成了英國的“皇冠”殖民地，代替印度成了東方的“寶石”。一系列主要的工程在開工……隨著公交和住房問題的基本解決，八十年代這十年還經歷了文化活動的興盛……至此，香港不僅代替了上海而且超越了它。”

  上海承載著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夢想已經很多年了。2013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這一次，上海能不能實現“反超越”香港呢？

  上海自貿區的消息出來之後，有不少媒體說香港在退步，甚至沒有任何優勢——因為香港有的政策，上海也都能有。真的是這樣嗎？也許在金融業對外開放、稅收優惠政策等方面，上海可以做到完全複制香港的優勢，但香港的有些優勢是上海無法複制的。比如香港與英美兩國完全一致的普通法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香港的英語語言環境。

  很多外國人對於在香港工作感到非常適應和自如，但如果讓這些國際人才到上海工作，他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語言不通造成的生活不便利。而在香港，從出租車司機到快餐店店員，都可以用英語進行交流和溝通。香港的大學全部用英文授課，這使得在香港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再出國深造或進入國際公司工作時，減少了大部分中國內地學生必經的語言關痛苦。

  此外，香港采取了與世界上金融最發達的美國和英國完全一致的普通法法律體系，很多美國的律師到香港工作也能夠迅速適應。而中國大陸則是清末時期學習德國、日本，引入大陸法系法律制度，形成了集中化、以立法權為中心的法制體系特點。普通法系的優勢之一就是便利制度創新，這使得金融創新在英國、美國發展得特別快，創立了公司、信托等一系列影響深刻的法律概念，甚至發生了次貸危機。

  因此，香港不可複制的優勢說白了就是殖民地優勢。香港在去殖民化的過程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英國殖民時期所有的制度不變。這一點不要說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這種對維持原有制度不變的獲解放的殖民地也僅香港一個。其他解放的殖民地大多是打碎舊有的一切，或者混裝自己民族的特色。香港由此得以成為一個與另外兩大國際金融中心——紐約、倫敦最合拍的亞洲國際金融中心。

  此外，香港的一些其他優勢也不是上海能輕易複制過去的。比如成熟而完善的金融市場及金融制度框架，中國內地的金融體制改革也搞了很多年，但仍與國際市場仍相距甚遠，很多金融改革和創新一直在論證，但推進的過程仍然非常謹慎。即使在上海試點制度創新，也需要相當一段時間來消化和學習。甚至在保障電子化金融交易的安全及高效性的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上海與香港也有著巨大的差距。

  因此在可見的未來，上海對香港的超越較難實現。

  言而總之，香港一直是一個被我們誤讀的城市。從殖民時代開始，香港就一直是被中國人和外國人借以互相遠遠觀望的。外國人以香港來意淫中國，而中國人以香港來意淫西方。這種觀望後來又加入了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互相觀望。我們戴著有色眼鏡看香港，香港也戴著有色眼鏡看我們。我們與香港之間有時互相低估，有時又互相高估。我們離香港特別近，然而又特別遠。即使“九七”之後我們與香港近得不能再近，隔閡反而因為誤會加深。如果沒有一個平和而包容的心態，即使是一脈相傳的中華民族，有時也難以互相理解。但這種心態，正是當下壓力倍增的中國內地人和香港人都特別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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