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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縱容高盛不當獲利？“無間道”錄音起底

上周，美國一檔在500多個廣播電臺播放的公共節目“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爆出一條震動美國國會的消息：一位前美聯儲的監察員秘密錄下了聯儲內部、以及聯儲監管者和高盛高管的對話，它們反映出，紐約聯儲沒能鼓勵、反倒妨礙監察人員，變相縱容高盛進行不合法規的交易，而且拒不接受對高盛利益沖突管控不足的評估。

這位公開高盛內部錄音的“無間道”名叫Carmen  Segarra。2011年10月31日，她成為紐約聯儲派駐高盛的風險監察專家，調查高盛是否遵循法規，是否無論進行何種金融活動均按要求進行風險管理，特別是對利益沖突的管理。不過，她才做了七個月就被解雇。去年她起訴紐約聯儲不當解雇，索賠700萬美元。今年4月，她的上訴被聯邦法官駁回，理由是其申訴未能證明應出於保護告密者而給予賠償。

上周Segarra接受“美國生活”節目采訪，將自己2011年到2012年錄下的上述紐約聯儲和高盛相關對話與會議內容公之於眾，錄音時長約46小時。一些美國國會議員對此深感不安。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民主黨議員Elizabeth Warren呼籲召開聽證會，該委員會的另一位民主黨委員Sherrod Brown要求就錄音引起的指控展開“全面深入的調查”。

紐約聯儲官網發布聲明稱，該機構“堅決否認就監管金融機構方面的誠信指控。”高盛的發言人稱，該司已執行了更嚴格的投資規定，從嚴管理旗下銀行家進行個人股票與債券投資。一位知情者向路透表示，高盛新的利益沖突規定已經實行了一段時日，但那些規定都與Segarra的這類指控無關。

諷刺的是，當初紐約聯儲雇用Segarra的目的是查明高盛有無不合法規的行為，可Segarra的錄音卻讓紐約聯儲也成了與高盛沆瀣一氣的“被告”。這樁官司的起因還得從六年前的金融危機說起。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聯儲等政府機構備受監管失察的指責，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不得不請一位“外人”——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教授David Beim介入調查危機成因，授予他可以毫無限制獲取資料的權力，但所有調查結果都不得公開，必須保密。

走訪了紐約聯儲的幾十位員工以後，Beim發現了令他震驚的真相：原來紐約聯儲監管美國大金融機構面臨的最可怕障礙是自身的文化，紐約聯儲不但極為不願披露所監管銀行的風險，而且對監管對象不能一視同仁，有親疏之分。紐約聯儲的監察員常常迫於上司的壓力，把調查結果寫成取得被監管機構共識的報告，其中對機構舉動的描述已經大打折扣。

Beim在調查報告中不僅揭示了根本問題，還提供了解決方法。他敦促紐約聯儲聘請敢於說出真相的專家監察員，並鼓勵他們披露真相。Beim認為，這才是避免又一場金融危機的治本對策。

一年後，國會賦予美聯儲更大的監管權，紐約聯儲開始聘用專業的監察員，派駐對金融系統風險最大的“大而不能倒”機構，當時紐約聯儲調整了組織結構，要派更多的專家監察員執行監管，Segarra就是重組後招入的風險評估專家。

過去美聯儲在銀行安插的監察員頭銜是“客戶關系經理”。如果他們覺得某個領域需要深入審查，通常會再請一位風險評估的專家為他們核查。根據新的組織框架，原來的客戶關系經理改名為“行業專家”。他們要花更多時間了解銀行怎樣獲利，向紐約聯儲委派去相關銀行坐鎮的更高一級負責人匯報工作。

Segarra就是Beim上述報告所指的那種專家。她有工作熱情，為人坦誠，在常春藤聯盟的高校畢業後做了律師，擁有至少十三年的合規工作經驗。所謂合規就是幫助銀行遵守政府的各類法規。

可Segarra在高盛的調查工作並不順利。因為對目睹的事實感到擔憂，她覺得需要做一份記錄，以免調查活動受到幹擾，所以買了一部微型錄音機，在與上司交談和在高盛期間工作時開始錄下一些對話內容。

這些錄音和Beim三年前遞交給杜德利的報告一樣，都暴露了紐約聯儲內部無視、甚至掩飾大型金融機構風險問題的畸形文化。錄音顯示，紐約聯儲時常不願推進審查高盛，竭力樹立權威並設法讓Segarra等新一批專家監察員同流合汙。

桑坦德交易：美聯儲的妥協

Michael Silva是當年幫助Beim調查的紐約聯儲員工。在Segarra被派駐高盛兩個月後，Silva和她一起被卷入了錄音中多次提到的高盛與桑坦德銀行交易。

那是在2012年1月6日，一位高盛的高官給Silva、Segarra和她的上司Johnathon Kim發去電郵，通知他們高盛希望同西班牙大銀行桑坦德做一筆交易，西班牙的監管機構已經同意，高盛要向美國的監管機構征詢有無疑問。

當時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BA）要求全歐洲的銀行增加銀行資本金，以防未來可能出現損傷，特別是西班牙的銀行。為了達到EBA的增資要求，桑坦德決定將部分股份轉讓給高盛的巴西分公司，這樣做可以減少桑坦德需要增加的資本金，提前六個月達到EBA要求的資本充足率。高盛在持有幾年以後再返還這部分桑坦德的股份，並向桑坦德收取一些費用。

Segarra的錄音顯示，一位紐約聯儲的員工將這筆交易比作，高盛“為照看一個行李箱收費”，Silva承認交易會讓高盛得到4000萬美元收費，可能最終收入有幾億美元，但他不喜歡這種交易。他認為這樣做不對，是在幫助桑坦德偽裝得更健康。

那筆交易周日完成，此後一周Silver和高盛的高層談到這個問題。他告訴下屬自己問過高盛為什麽“應該”交易。據Silver所說，美聯儲和高盛對桑坦德的這筆交易存在分歧。

在Segarra看來，Silva和他手下的監察員關心的都是一些含糊其辭的抽象問題，比如什麽應不應該、什麽“名譽風險”，可高盛還有更緊迫的合規問題沒能解決，比如調查交易雙方的背景是否符合反洗錢法規。

桑坦德交易結束後不久，Segarra向自己的上級匯報了Silva的擔憂，他們要求她調查這筆交易。那時Silva向Segarra暗示，紐約聯儲的法務主管Tom Baxter“管著我”，“他不希望我讓美聯儲行使並未得到的權力。”

錄音記錄並未表明是什麽困擾著那位法務主管，可它們已經展示出，美聯儲的高層感到，即使聯儲的官員認為高盛不應交易，聯儲也沒有以此為由制止桑坦德與高盛交易的權力。

隨著調查深入，Segarra發現了異常情況：協議條款規定，高盛應警示美聯儲相關條款內容，並且得到“毫無異議”的回複。

這個發現激起Silva不滿，他說高盛方面從未派律師來征詢有無異議，所以召集下屬全面調查整個交易，還說可能會“發現一些更陰暗的東西。”

可Silva的質疑還是沒能阻止交易。在紐約聯儲官員與高盛會晤時，一位高盛的高管解釋，“毫無異議”的條款不意味著高盛進行交易的必要條件。

最後，監管機構並未繼續就此施壓，還是放行。錄音顯示，一位監察員說，

擔心Silva領導的團隊把高盛逼得太緊，“我認為，我們不想在披露這類事方面打擊高盛今後的積極性。”

他建議這樣告訴高盛：

“不要誤解我們的好奇，也不要誤解我們更了解整個市場的願望，它們和給你們的批評一樣，都是作為一家公司必要的。”

而Segarra認為，上述用“好奇”來表達質疑的評語意味著，紐約聯儲的工作人員怕給高盛帶來麻煩。實際上，根據法律規定，只要紐約聯儲提出要求，高盛就應該提供信息，而且高盛此前也主動向紐約聯儲報告了交易的消息。

此後幾個月，派駐高盛的美聯儲工作人員為怎樣表達他們對桑坦德交易的不滿爭論不休。大多數工作成員支持的一種方法是，向高盛發函表達美聯儲的擔憂，可信中並未強制高盛采取任何相關行動。

錄音顯示，一位美聯儲官員2012年1月透露，這件事帶來的唯一負面結果是，高盛以後只會無視紐約聯儲的人。

Beim此前的報告中提到過這種偏袒，認為性質嚴重。他在一次采訪中解釋，這種行為可能讓人自然而然地希望與自己朝夕相處工作的人維持良好的關系。它會產生監管方反倒被監管對象俘獲的危險。為此，紐約聯儲應該每隔幾年就換一批監察員。

利益沖突規管：不能說的秘密

Segarra在高盛的任務就是，判斷高盛是否在全公司範圍內貫徹全面的利益沖突監管政策。到2012年春天，Segarra認為上級也同意自己的結論，即高盛並沒有符合美聯儲指示的這類政策。

Silva後來寫郵件告訴Segarra，高盛的行為準則里有一個名為利益沖突的章節，其中界定了員工的行為。但Segarra認為，那種準則還不足以達到美聯儲的官方指引效果。因為美聯儲規定，這種政策要覆蓋全公司，而且要提供”評估、控制、衡量、監督和匯報“沖突的框架。

錄音中有一段40分鐘的會議記錄，那是Segarra被解雇一周前錄的。錄音顯示，Segarra認為，高盛缺少處理利益沖突的政策，上司反複勸說她改變這個結論。Segarra提出，讓紐約聯儲的高層領導審核自己的證據，還說只要把自己的發現匯報給高層，即使高層推翻了她的結論，她也接受。但就算這樣做上司也不滿意。

在那段對話快錄音快結束的時候，Segarra的上司問：“為什麽你非得說他們沒有那種政策？”

Segarra回答：“從專業的角度，我不能同意。”

Silva說，美聯儲的律師已經斷定高盛有這類政策。他還拿上述桑坦德交易作比較。他說過去自己覺得那項交易是不當的行為，可法務主管給了他壓力。Silva認為：

“我輸掉了桑坦德的交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堅稱它是騙局，他們堅持說我的話荒謬絕倫。結果沒人把我的看法當回事。”

現在同樣的事發生在利益沖突政策上。

一周後，Silva把Segarra叫到一間會議室，通知她被解雇了。據錄音顯示，他當時告訴Segarra，紐約聯儲對“（她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認為她未能用其他所有人的判斷替代個人判斷。”（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