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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請看王家衛的《繁花》 王家衛和金宇澄 改編《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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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衛將執導《繁花》的消息傳出後,不少人毛遂自薦,希望擔綱改編劇本,但王家衛獨獨鍾情於金宇澄:劇本還是要你來把關。金宇澄答應與王家衛共同合作梗概,但不改編劇本。

《繁花》的話劇劇本改編,也在緊鑼密鼓地創作中,預計2015年秋天首演。電影《繁花》的進展會如何呢?王家衛對電影改編充滿信心,認為「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計劃用五至六年完成《繁花》拍攝,按照王家衛的時間表,電影將在2020年殺青。同時套拍的還有電視劇版。

「做每件事情的時候,不是只有熱情就可以做成。《一代宗師》這個想法在1990年代就有,但是要做成這樣一個電影必須等待時機,人對、時間對,還要有條件。」王家衛說。

「《繁花》給我的感覺不是一見鍾情,而是一見如故。」2014年7月18日,香港書展,「金宇澄、王家衛:《繁花》寫出上海故事」對談活動中,王家衛熱情洋溢地讚揚了金宇澄的這部長篇小說。「有一些書看完之後,馬上蓋起來,看一次就夠了。這種書你看完之後感覺經過了一生一世,我看《繁花》是一口氣看的,看完之後再沒打開過。金老師把他一輩子的故事、他要講的話都放進去,就是很濃的一鍋湯。《繁花》可以寫十本書或者二十本書,真是有點虧了。」

「這種性感不是粗獷, 也不是頹廢」

王家衛的拍攝思維,需要大量舊時代照片參考,大量的人物肖像照,電影《繁花》中的演員造型,或許將從這些照片中產生:「書裡面所有的人,都是金老師心裡面有數的,所以我希望他在那個時代的照片裡面找到所有人物的原型,從這個起點再去想演員。」

金宇澄提供了包括上海攝影家陸元敏拍攝的「老洋房裡的上海人」等主題的照片,王家衛看了覺得很好。

「可以從一張照片開始說《繁花》的故事。」王家衛最初設想了三張集體照,人們圍著桌子吃飯,照片活動起來,鏡頭拉開;故事發展到後來,又變成一張凝固的照片……

再次見面,王家衛又有了新的設想:他發現《繁花》的地圖插圖非常具體,可以從地圖開始講故事,鏡頭不斷地從地圖進入,一條街道、一戶人家……

王家衛以往的電影表現的大多是穿旗袍的舊上海女人,而《繁花》中1960-1980年代的女性穿的是性別中性的服裝,要把肥大的軍褲拍出美感,王家衛認為相當有意義。金宇澄說:這是當時的匱乏年代,上海女性對於服裝的概念,是低調的顯現,小說中的上海時髦女性,只注意衣服的尺寸,只在這上面做文章,在外穿得樸素,回到私密空間,穿戴就不一樣了。王家衛說:「私密的城市生活只在上海,也許真實情況並非完全如此,很多出自人們的想像。」

2013年《繁花》出版之後,引起了多方關注,其中也有王家衛,他在小說裡看到了自己和家人昔日在上海生活的影子:「《繁花》最主要的兩個時段——1960年代到『文革』、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我是空白的,因為我已經移居到香港了。《繁花》裡面有很多好像我上海家裡發生的事情,我小時候我的表哥、姐姐、哥哥,都可以在書裡面看到一些線索。所以我會感覺一見如故。」

1963年,出生在上海的王家衛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的哥哥和姐姐則留在了上海,那一年他五歲。小時候,王家衛跟著下班的母親從武康路的外祖母家走到淮海路,是經久不滅的記憶。電影《花樣年華》出現旗袍的場景都採用較低的機位,其實就是童年王家衛仰視母親和朋友們的視角。王家衛拍《花樣年華》是一次重溫童年回憶的歷程,為了表現出原汁原味的上海味道,王家衛自己寫上海菜單,如扁尖、筍乾,請上海籍的老太太來做。

金宇澄和王家衛兩人2013年12月第一次見面商討合作時,王家衛離得老遠就摘下了那副著名的墨鏡,金宇澄一下子覺得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陌生人。聊天談劇本,王家衛都會把墨鏡摘下。「標誌就是這副墨鏡,摘下墨鏡,走在上海的街頭誰也不會認出他來。」金宇澄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那天正是金宇澄的生日。不一會,桌上就出現了一隻蛋糕——王家衛為他準備的。

第二次見面,王家衛不知從哪裡找到金宇澄199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迷夜》,請他簽名。王家衛說:「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張愛玲的影響,上海的文學都非常女性。但是金老師的小說充滿了男性的荷爾蒙,這種性感不是粗獷,也不是頹廢,是一個上海男人的性格。」

金宇澄大王家衛六歲,和王家衛兄姐的年齡相仿,都有著那代人相同的下鄉經歷,《迷夜》敘述的歷史記憶,包括形同荒島的人生世態、改成知青宿舍的前勞改營,其中一個短篇寫到1961年的殘酷——勞改隊很少的口糧,每天都置放於麥地中央的方桌上,犯人們在一千米之外開始割麥,等於一場賽跑,第一個割到桌子前的人,就可以隨便吃。小說中的人物因為是粵籍,每天吞嚥麥田裡的幼鼠,才沒有被餓死。

「上海人不小氣,買房子, 我要這兩棟」

王家衛導演的電影《阿飛正傳》結尾,被金宇澄用作了《繁花》的開頭語:「獨上閣樓,最好是夜裡。《阿飛正傳》結尾,梁朝偉騎馬覓馬,英雄暗老,電燈下面數鈔票……」金宇澄解釋:梁在前面的電影裡從未出現過,我很佩服這種處理方式。因為一個小說,一部電影,不能都四平八穩的,應該有一個屬於作者本人的標識。《阿飛正傳》結尾突然冒出這麼一個人來,這就是王導的風格。觀眾或者讀者一直在琢磨——這個人幹嘛要跑出來?

王家衛則被《繁花》獨特的小說語言吸引:「這本書特別牛的地方是方言,不是用簡單的上海話,而是把上海話做了改良。」

金宇澄說:「純粹表現上海話,《繁花》肯定不夠格。在《繁花》裡沒有上海話最常見的『儂』(滬語『你』),也沒有『阿拉』(滬語『我、我們』),如果翻開一本書,都是上海話的陌生常用字,讀者就不會喜歡它。」因此金宇澄都做了轉換。「我的想法,是要清除方言的障礙,把方言改良到什麼人都能懂,文字雖然有變,但是上海人說話的韻味還是保存在裡面」。

《繁花》裡的「不響」出現了一千多次,這是小說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其實也經過金宇澄的改良。按照標準吳方言話本的寫法,是「弗響」,現今因為是「統一普通話教育的大背景」,沿用字典成語「悶聲不響」的「不響」才更合適:「我做的工作,是要打開,想方設法吸引非上海籍的讀者,並不是傳播上海話,而是通過文字語言,讓中文讀者都能夠瞭解上海人的生活。去年《繁花》得了近三十個獎項,除上海的一個之外,二十九個獎項與排行榜,都是外地頒發的,有那麼多外地讀者喜歡這本書,已經達到目的了。如果我完全用上海話字正腔圓地寫,《繁花》可能也就印五百本吧。」

在對談中,王家衛明確表示,將會保留《繁花》的語言風格,用上海話拍攝電影:「如果變成普通話,等於《茶館》裡面的京白變成普通話的調子,就沒有味道了。」

也曾經有人向王家衛建議:《繁花》裡台詞都是現成的,只要框架搭好,把台詞放進去就行了。王家衛回答:「台詞必須重新寫,才會更貼切。」

金宇澄不同意外地人對上海人的許多看法。他在外地生活了八年,經常聽外地人怎麼議論上海,發現,「可能因為上海語言的障礙,造成了對上海的生活不理解」。比如說,「北方天氣非常寒冷,一到秋天每家每戶都是買兩噸白菜、一噸煤藏在家裡。北方人跑到上海同學家裡去,看見桌子上面有兩根小蔥,直接拿起來就吃了,因為北方人吃大蔥就直接吃。三根蔥,一分錢,太小氣了,我們家裡一買蔥就買三百斤。沒想到過一會一個阿婆要做魚了,到處找蔥,他這才搞清楚原來上海人是根本不吃蔥的,就是佐料用。再比如,老舍的兒子舒乙,寫過幾篇文章,說上海人六十年代最小氣,其他地方的糧票都是一兩二兩三兩,只有上海發行半兩的糧票。實際上,『文革』時上海一碗餛飩是半兩糧票,因為小餛飩是上海人下午吃的。上海很早就有單個買的東西,比如說一個小月餅,一碗小餛飩都是半兩。後來去到美國看,也是一個蘋果多少錢,一個茄子多少錢,一個辣椒多少錢。」

王家衛聽完之後回應:「我想我的觀念要改變,因為最近幾年我看上海人來香港也不小氣,買房子,(張口就是)我要這兩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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