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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你在講座最後，總是請大家批評指正，這是一種姿態嗎？

畢飛宇：這不是姿態，是我對文學的一種理解，文學一定是開放和自由的。不能因為年紀比別人大，閱讀、寫作歷史比別人長，我就當然地擁有真理，不是這樣。我反複強調一條，文學不是真理，文學是尋找真理的路。

對文學來說，真理一定是共建的。隨著兒子慢慢長大，在他的指導下，我開始在網上看新聞，我感興趣的其實不是新聞本身，是下面的跟貼。我發現了一件事，擁有真理的人真多啊，特別自信。這很有意思，擁有真理現在是我們這個民族特別重要的文化特征。

我很擔憂。什麽是二元論？我對了，那你一定錯，這個糟糕的邏輯方式影響了很多人。說到底，還是二元論這個罪魁禍首，它傷害了我們民族的精神，尤其是思維模式。真理在握最大的壞處就是精神上的封閉，你不再開放，不再探求。這個太壞了。我對了，你錯了，結束了。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成了一個時代的特征。

南方周末：你分析小說文本的方式有時很有趣。比如談莫泊桑的《項鏈》，你曾把所有人名換成了中國名字，來檢驗這部作品在當代中國是否成立。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嘗試？

畢飛宇：那真是個遊戲，也是一件真實的事情。作為一個比較宅的人，我得給自己一些樂趣，獎勵自己。比方說在電腦上做那樣的遊戲，直接替換名字以後，它就變成了一篇中國小說。遊戲做完後，我腦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名字——李敬澤。我和李敬澤私下聊天特別多，他對某個作品表示憤怒的時候，會非常平靜，腔調很慢：“都不成立。”（模仿李敬澤，慢慢晃頭，瞇著眼睛徐徐說出）

新的《項鏈》為什麽不成立呢？對作家來講，有一件事情比小說本身更重要，就是時代或社會與文本的關系。說白了，從這個關系里面，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維度，通過它有效地認識這個時代，這個文化。我沒想到反響那麽強烈，差點兒引起軒然大波。

我記得是第二天上午，南京電視臺的記者兵分兩路，一撥去學校里找語文老師做調查，一撥找我，渴望形成兩股對立的力量來爭論。但是我在第一時間滅火了。記者問了一個特別直接的問題：關於這篇小說，到底老師講得對，還是你講得對？（編者註：高中老師認為《項鏈》講了兩點：資產階級的虛榮必定會受到命運的懲罰；勞動光榮，勞動可以讓人幸福。畢飛宇讀到的則是忠誠、契約精神和女主人公的耐心。他認為，作者批判的不是金錢、資本和西方，而是“人類頑固的、不可治愈的奢侈沖動”。）

我說老師們講得對：第一，在中學的課堂上，要聽老師的。老師有老師的那一套說辭，有它的合理性，也許就是普遍性；第二，我不是在中學的課堂，是在高校，它的開放程度是不一樣的，分析的方式也不一樣，我們不能滿足於普遍性；第三，這個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打開了另一扇暗門而已，從這個暗門出發，你發現了一個新的小院子，這當然是好事，但是，你生活的主流場景不在這里，對中學生來說，大門才是主要的，而不是暗門。

南方周末：女主人公馬蒂爾德確實令人傷心，那麽小一件事，十年光陰就荒廢了。

畢飛宇：對。但現在的問題是，我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人，我要從暗門里問一個問題，她為什麽不逃逸。莫泊桑無論怎樣諷刺，怎樣挖苦，作為小說家，為什麽就沒想起來讓馬蒂爾德逃逸？因為對莫泊桑來講，那是不可能出現的事。對於馬蒂爾德這個人物，對於項鏈的丟失這件事，我相信莫泊桑有豐富的想象力，可逃逸不在他的想象範圍里面。這才是文化的力量，是契約精神的堅固和牢不可破。

所以我認為文學是不會死的，因為我們要考察社會。考察社會有多重路徑，制度設計，民生狀況，還有許多統計數據。但我覺得文學也是考察的方法之一，這是一種假想的方式，它面對的卻是真問題。

南方周末：你是否焦慮，不能認識整個社會或所謂時代？

畢飛宇：有，非常強。其實我是一個想寫“大小說”的人。但最後我所能做的，還是從小窗戶鉆進去，看看能不能寫“大小說”。我還沒寫這樣的作品，我也不想吹牛，我目前真的不具備這個能力。

我後來原諒了自己，我做了一個理性判斷：在這個時代，誰都不具備從大門進出的能力。文藝複興時期，有所謂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可到了網絡時代，“百科全書”是一個什麽概念？它太巨大了，已經到了“理性不及”程度。在文藝複興時期，許多東西理性是可以抵達的，面對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尤其是中國，你只能找到一個屬於你的窗戶。對文學來說，這是一個拒絕貪婪的時代。

南方周末：你如何解決這種焦慮？

畢飛宇：放棄。你回過頭來看《卡拉馬佐夫兄弟》，可以說也是一幅歷史的畫卷，其實，它的切口還是小的。《紅樓夢》，這樣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按毛澤東的說法，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衰亡史，它也還是抓住了四個家庭。

面對當今這個世界，就認知而言，我承認我吃力。在少年、童年和青年時代，我的認知能力和信息量的比例關系是對稱的。可現在的信息量是在是太可怕了，我這個“處理器”老是死機。

在我看來，在十八、十九世紀，小說的巔峰時期，沒有人會想起大數據，小說就是那個時代的大數據。在今天，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小說引擎的馬力就顯得不夠。

焦慮歸焦慮，我到底還是可以平靜的，幫助我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那個盲人——博爾赫斯，他說的最好的一句話，我動不動就想起來：不要寫你想寫的小說，要寫你能寫的小說。博爾赫斯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這句話。從我自己來講，我堅定了這樣一個想法，寫自己能寫的小說。

南方周末：寫《推拿》的時候，你專門去診所體驗生活了。

畢飛宇：我想這樣說：去診所，有；去診所體驗，沒有。

有一段，我每一天都和他們來往，那就是我的生活，我和他們密切到什麽地步？中午都在那里午休。那家店解散之前，有一兩年時間，我就這麽過來的。但我從來沒有想過去“體驗生活”——我來的目的是為了將來寫你們，這個一點沒有。我願意對天發誓。

我承認，在我寫《推拿》的時候，我對盲人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我沒有把我看到的、我聽到的盲人生活寫進《推拿》。對《推拿》這部小說而言，這是我特別滿意的地方。作為一個小說家，我有我的尊嚴，這個尊嚴就是虛構，它也是小說的尊嚴。為了寫小說，我去偷窺，我去騙取信任，然後再把朋友掏心窩子的寫到小說里去，這樣的事我不會幹。我的想象力不答應。

我現在依然和他們保持這樣良好的關系，他們知道，我沒有做小偷，我沒有在他們的生活里面偷東西。雖然對外人來講這個也許並不重要，但是，我是寫小說的，我把這看得很大。懷著自己的目的，一個一個地問，然後回去寫，也許是可以的，但我一定不會。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文學創作”。

南方周末：有一種說法，你的小說最早有汪曾祺、沈從文的感覺，後來更偏近先鋒派的寫法，比如像余華、蘇童。

畢飛宇：我永遠不會成為汪曾祺和沈從文那樣的作家。這麽說會有點冒犯，在講小說的時候，我永遠願意把贊美給予汪曾祺這樣的作家，但在我心目當中，他們還算不上好作家。

就文字而言，他們是，就小說而言，他們不是。他們太閑適了。我更偏向魯迅，有力量，有豐沛的情感，同時兼有理性能力。汪曾祺這樣的人還是閑情逸致，很美，但他不具有理性能力。從我內心來講，無論沈從文和汪曾祺的小說寫得多好，多迷人，和魯迅都不在一個層面上。

第二個問題，早期寫作學先鋒，師父是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我們都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閱讀者和模仿者。只能說，余華、蘇童、格非那一撥走得比我更早，但他們不是我的師父。我們面對的是同一撥作家——博爾赫斯、普魯斯特、福克納、馬爾克斯……在同一個師父面前，大家都是學徒，他們比我做得更好、更早。實際上，最早一撥也不是他們，是王蒙和馬原。當然，余華、蘇童和格非把先鋒小說寫到很高水準,當時我也在文學現場，還處在起步階段。我一看，在這個班里面不行，立即轉學了。

南方周末：你目前在寫什麽？

畢飛宇：現在手里的這個作品，我回答了兩三年，始終告訴記者，“我今年能把它寫出來”，但我始終沒把它寫出來。是這個小說自身的問題，就像博爾赫斯的那句話，這很可能是我想寫的作品，但不是我能寫的。很痛苦，跟醫院有關，有關的知識儲備就把我弄得疲憊不堪。我一直有雄心壯誌，把它寫成一部大作品。可是每到一定的時候，我都覺得那很痛苦。我所有的頭發，都是在這個作品面前白的。

南方周末：那你最近在讀什麽？

畢飛宇：我最近又把《傅雷家書》好好讀了一遍。前幾天，我給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家書》寫序，我和傅聰還有一面之緣。

我現在讀書，有一個最強烈的感受：我已經可以不讀書了，一本不讀都不要緊，只要把我讀過的書回頭拿回來再讀就行。人到中年之後，你以為已經讀過那些書，每一次讀都和第一次一樣，因為現在閱讀的能力和眼光，和以前太不一樣了。“五十而知天命”是老夫子對自己的概括，我把這個話借過來說：”五十而知閱讀。”不敢說現在我是一個好作家，但一定是一個好讀者，確實會讀書了。

南方周末：做教授對你有什麽影響？

畢飛宇：一點點影響都沒有。從寫作生涯開始到現在，我一直是一個業余作者。我大學畢業之後當教師，一邊教，一邊寫；然後一邊做記者，一邊寫；後來到了文學期刊，一邊做編輯，一邊寫。現在我到高校去當教師，還是一邊工作一邊寫。

其次，以我的學養，以我的能力，根本就不可以去做教授。瘋了，我這樣的人怎麽能做教授呢？我平時在家寫作，再為學生開一點有關文學的、主要針對短篇小說的講座。像文藝美學、文學史，有很多太好的教授去做，我就不做了。我說沒有影響還有一個原因，如果我哪一天不寫了，我不需要借口，是因為我不寫了。

南方周末：業余作者和職業作家有什麽區別？

畢飛宇：對我來講，做業余作者，最大的體會就是心思很單純。我不讓自己有壓力，壓力來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我是個教書的，是個當記者的，是個編輯。我想寫就寫，不想寫就不寫。

我沒有放棄過，但如果有一天放棄了，不是問題。

我最不喜歡的是這個：明明不想寫了，但屈服於命運的魔力，屈服於自己的成就，在那里硬撐。這不好。雖然我現在差不多是個職業作家，但在心理上，我始終告訴自己：你是一個業余作者。這有意義嗎？有。我喜歡業余愛好的純度。

南方周末：有沒有哪位學生給你留下深刻印象？

畢飛宇：有，我在華南一所大學兼職，也上課。但是不一樣，我不講經典，就是幫著分析同學們的習作。這也很有意思。

我碰到的第一篇小說是關於升級打怪的，我不知道什麽是升級打怪，我就把小夥子留下了，一起去爬山，去喝咖啡。小夥子反過來給我上了堂小說課，告訴我升級打怪的小說是怎麽回事。老實說，我很開心。他還批評我，你寫《青衣》有什麽意思？無非就是一個唱戲的。

南方周末：那個學生本人是什麽樣的？

畢飛宇：他當時大概三年級，個子很高，名字我不記得了。他給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寫作，就是焦慮。他沒有說，我猜是這個意思：“我的小說如何能變成錢？”

每升一級，就意味著吸引一部分讀者，再升一次級，又一個懸念出現，又一幫讀者進來，點擊量就是錢。我沒有和他交流這問題，就是覺得潛臺詞很明白：如何把組織漢字變成一個掙錢的行為，寫作就是變現。

在上個世紀末，韓東搞了一次“斷裂”，那是精神性的，就寫作而言，寫作的邏輯並沒有斷，但是現在，我要說，傳統文學和當下的寫作出現斷裂了，我估計，全新而複雜的文學局面即將來臨。

南方周末：那你怎麽和這個學生分析呢？

畢飛宇：小夥子很焦慮，他渴望我幫助他。我是跟他這麽說的：“有關這一路的小說，你可以當我的老師。如果你想得到我的幫助，你就必須放棄你的升級打怪。”他最終也就不來了。

王國維講得特別對，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確實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