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再論如何讓你的研究入木三分 億利達
http://xueqiu.com/2164183023/30117207研究中看似常理的其實未必對：宏觀預測對股市的指導意義十分有限，對於債券市場的分析則是非常有效的；分析師基於政府文件或會議內容對相關行業及公司進行推薦，被推薦的公司絕大部分被打回原形；用月度數據來預測未來3-5年甚至更長時期的走勢，相當於用顯微鏡來研究宏觀經濟，屬於方法論方面的錯誤。
來源：新財富雜誌
作者：李迅雷，海通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
拙作《如何讓你的研究入木三分》
http://xueqiu.com/2164183023/28794713 有朋友讀後覺得意猶未盡，鼓勵我再寫一篇關於資本市場研究的心得體會。我想，中國的資本市場還是屬於新興市場，這就注定了我們的很多研究還很膚淺，不少是依樣畫葫蘆，看似常理的其實未必對。本文就嘗試來挑戰一些所謂的「常理」吧。
為何首席經濟學家難以給中國股市指路
在賣方研究的分工中，宏觀研究屬於含金量最高的門類之一，這一方面說明該領域的研究難度較高，屬於比較尖端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市場需求較大，服務強度較高。都說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西方投資學的實證分析也得出股市會對經濟的週期性波動提前6-18個月作出反應。但是，回顧A股指數過去15年的走勢，與經濟增速變化的相關性究竟有多大呢？1998-2013年，中國年均GDP的增速接近10%，GDP的名義規模增長了5.7倍，但上證指數的同期漲幅卻只有85%。可見，從長期看，經濟增長與股價變化之間的相關性很小。這樣的案例無論在成熟市場如美國、歐盟、日本等，還是在新興市場如韓國、台灣地區、印度等，都十分罕見，說明影響A股價格中長期波動的主因不會是宏觀經濟的走勢變化。
那麼，影響A股價格走勢的主因是什麼呢？當然是企業的成長性了，這在全球股市都一樣。只是中國的經濟走勢與企業的成長不盡一致。因為過去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拉動的，也曾經經歷長期高增長的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其GDP中的投資佔比遠沒有中國那麼高，股市因此都經歷了幾輪大牛市。故GDP是總量指標，而股價指數則更像是質量指標。中國經濟的粗放式高增長，更多體現為企業數量的急劇增長，但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卻沒有顯著上升。而美國的GDP增速雖然遠低於中國，但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卻大大超過中國企業。這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股市已經創出新高，但中國股市卻仍在低位徘徊的原因。
那麼，為何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企業平均盈利能力和增長率還比不過老牌發達經濟體呢？這與市場經濟的完善度、科技水平、企業配置資源的能力等均有關係，但最核心的問題，恐怕還是公司治理水平。正如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那樣，中國企業的治理水平還是比較低下，這當然與國家治理能力還沒有達到現代化這一大背景有關。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總體較低的具體表現是多方面的，比如，IPO前後上市公司業績出現「變臉」，即上市前一年業績及業績增速很好，上市後三年盈利增速快速下降已經成為股市的普遍現象。這就說明中國的上市公司存在過度包裝和業績作假問題。
又如，分紅率普遍偏低也是公司治理水平差、不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表現。據統計，1990-2010年的20年中，國內上市公司累計實施現金分紅總額為16050億元。然而，20年來深滬兩市包括首發、增發、配股在內的累計融資金額高達3.7萬億元，其中再融資（增發和配股）累計達18053億元。現金分紅佔融資總額的比例僅為43.3%。而在美國這樣一個直接融資佔比極高的金融市場中，上市公司的分紅額遠大於融資額。再如，有學者在2010年就發現，民營上市公司董事會中，平均有超過20%的董事為前任或現任政府官員，並且這一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但即便沒有政府官員作為董事的民營上市公司，也不意味著公司治理就比較好，或許問題更多。如在2011年7月，國際評級機構就曾對61家中國在海外上市的民營企業提出過風險警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公司治理不夠透明。
因此，一個公司治理水平低下的市場，又處在一個資源錯配、結構失衡及經濟粗放增長的時代，企業盈利增長與GDP增速之間的關聯度就不可能大了，故宏觀預測對股市的指導意義也就十分有限。
然而，宏觀研究對於債券市場的分析則是非常有效的，這是因為決定債券價格的走勢的是利率，利率是資金的價格，它反映了資金的供需關係、政府的意願和調控目標等，只要你能把握住利率未來走勢，就能預測債券熊牛切換和漲幅大小。筆者曾在1993-1997年間從事債券和國債期貨研究，對債券及國債期貨的分析和預測幾乎沒有失誤，但之後將宏觀分析用之於股市，卻屢屢誤判。原因不再贅述。
邏輯的選擇比邏輯的運用更重要
假如市場可以通過某種邏輯（或操作軟件）穩操勝券，那麼，長此以往，豈不是它將賺走市場上所有的錢？若是這樣，市場還能存在下去嗎？因此，在市場存在與只賺不賠之間，似乎總是存在一個悖論。
不過，邏輯的運用儘管不能達到穩賺不賠，但至少可以提高獲勝概率。否則，分析師的身價就不會那麼高了。尤其在行業和公司的研究領域，標的公司股價上漲或下跌的邏輯相對直接明了，即便市場處於熊市中，也可以發現牛股。儘管如此，總能發現大牛股的優秀分析師還是屈指可數，原因是什麼呢？或許是優秀的企業太少，或許是市場的玩法與分析師的邏輯套路不一樣，或許是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市場中，上市公司信息獲得的路徑總是不那麼規範，有些內幕人往往提前獲得信息，使得股價在公開信息披露之前就已經異動。但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理由使得推薦牛股的難度很大，但這依然不能成為阻礙你成為優秀分析師的理由。
如前所述，中國股市一個重大缺陷是公司治理問題，但卻很少有行業、公司分析報告對公司治理方面作多少分析，而基於公司治理來推薦股票的更是罕見。范博宏教授曾研究630家地方政府控股的國有企業IPO後的市場表現，結果發現，首席執行官（CEO）是前任或現任政府官員的上市公司，在IPO之後的3年時間裡，經調整過市場整體回報率後的價值損失了超過40%，而由未曾擔任政府官職的CEO領導的上市公司價值損失僅為10%。因此，研究一個公司是否具有長期投資價值，首先還是要看這個企業的制度與機制是否有利於企業的長期成長，其次是看企業的管理團隊素質如何，再次是看行業發展前景與機會。但分析師們往往只關注最後一個層面，這就是邏輯的選擇問題。
此外，經常可以發現一些行業分析師基於政府文件或會議內容對相關行業及公司進行推薦。儘管推薦的邏輯看似成立，但讀後總覺得有點牽強，至少很少看到分析師對該文件或會議內容的獨特見解。比如，過去30多年來，政府對區域經濟發展和行業扶持上一直在出台文件或提出口號：從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到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長江經濟帶；從建立經濟特區，到遍佈全國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再到目前各地紛紛申請的自貿區；從中央1號文件連續11年聚焦「三農」問題，到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向消費轉型、外延增長向內涵增長轉型等，難道你都看好相關行業與公司，都去積極推薦？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曾經基於以上理由而被推薦的公司，絕大部分被打回原形。原因在於一是你的邏輯太膚淺，有隔靴抓癢之嫌；二是你沒有選對邏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說了，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你卻總在選擇政府起決定性作用的邏輯。
以上主要討論的是行業公司分析師的邏輯選擇，但這還是相對容易的邏輯選擇，畢竟行業分析師的核心工作是公司估值，估值理論與模型都比較成熟。而邏輯選擇難度最大的是策略分析師。策略分析師既要回答長期市場會怎樣，又要回答短期市場會怎樣，但判斷市場趨勢的邏輯工具是什麼呢？工具並不缺乏，但似乎找不到一件最管用、最能把握未來趨勢的兵器。
實際上，策略分析師對市場的判斷會有四種結果：第一，邏輯工具用對了，預測結果也對；第二，邏輯工具用錯了，預測結果也錯了；第三，，邏輯工具用對了，預測結果卻錯了；第四，邏輯工具用錯了，預測結果卻對了。話說章魚保羅預測足球世界盃比賽的準確率很高，但其邏輯工具的運用肯定是錯的。但一個策略分析師如果只是運用一兩樣邏輯工具來作預測，即便預測對了，也不能體現研究深度，因為目前中國金融深度和廣度已經提升了很多。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可以僅研究股票市場與郵票市場之間的資金流動來推測股市漲跌，而如今，即便股市已從6000多點跌到2000多點，即便所謂藍籌股的市盈率與股息率已經與成熟市場相差無幾，你依然不能斷言藍籌股有罕見投資價值，因為一是要看未來成長性；二是要看與成熟市場之間的無風險利率差異。因此，一個優秀的策略分析師實際上需要廣博的知識，從宏觀、行業到公司的估值方法都得掌握，此外，還需要有市場的高度敏感性，及時選擇能夠較好模擬當今市場波動的合適工具。如果說宏觀、行業及公司研究是一門技術，則策略研究更像一門藝術。
需要俯視歷史的長河來找尋拐點
記得1995年的時候，上交所的日交易金額一度超過港交所，當時證券界主流觀點認為中國股市5年走了西方股市200年的發展歷程，據此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非常樂觀，認為中國股市將很快成為成熟市場，上海不需要幾年就能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為此，我寫了一篇文章，叫《中國股市、股價與經濟發展》，從人均GNP水平與證券化率的關係，從市場結構角度去論證中國股市還處於初級階段，要達到西方成熟市場水平至少還需要20-30年的時間。該文發表後，還是受到了一些市場人士的質疑，認為我太悲觀了。如今，20年快過去了，但MSCI最終還是沒有把中國A股納入新興市場指數，更不要說納入成熟市場指數了。因此，從現在A股市場的境況看1995年時我的觀點，應該不是悲觀而是過於樂觀了。
在歷史的長河裡，我們曾經提出的所謂高瞻遠矚的觀點，往往不堪一擊，有螞蟻撼大樹般的無奈。所謂時間可以被跨越、歷史可以被濃縮的奇蹟，放在歷史的長河裡看，也不過是一朵小小的浪花。
儘管分析師的一項重要工作職責就是尋找拐點，但拐點發生的概率卻很低，尤其是長期的趨勢性拐點，或許五年一遇，或是十年一遇，甚至更長。但證券行業各大券商分析師的報告卻以每個交易日上千篇的規模在發佈。這就注定了絕大部分或者說是至少90%的報告都沒有價值可言。很多分析師都容易將短期的波動誤認為是長期趨勢的形成，比如，月度數據一公佈，馬上就有無數個點評和解讀瞬間發佈，如PMI、CPI、出口增速、M2增速等，並以此來推測未來的經濟增長趨勢和股市方向。但是，用月度數據來預測未來3-5年甚至更長時期的走勢，相當於用顯微鏡來研究宏觀經濟，屬於方法論方面的錯誤。
很多年以前，筆者曾就市場預測的方法論方面提出：短期的趨勢預測更適用辯證邏輯，而中長期的趨勢預測則更適用形式邏輯。也就是說，市場在短期往往更多地顯示震盪性特性，而長期則顯示趨勢性特徵。比如，投資者在股市上表現出的恐懼和貪婪的雙重特性，會導致股價的不斷上下波動，這本身就是一種人性上的辯證關係。而技術分析中的「相反理論」、「乖離率」等，其運用的也是辯證邏輯原理。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以萬科為例，提出「賣出房地產、買入房地產股」的觀點，這其實也是市場短期投資的一種辯證策略。因為房價經歷了長期上漲後，其頹勢已經出現，且房價主要受到供需關係影響；而房地產股則經歷了長期下跌，且其股價更多受政策預期影響。政府肯定不希望房價暴跌而導致金融危機，故政策必將寬鬆來維持房價穩定。但即便房價穩住了，在房價不漲和租金率遠低於地產股股息率的情況下，房地產領域投資者的總體回報率就很低了。事實上，萬科等房地產股今年以來呈現不斷上漲趨勢，而全國房地產銷量則大幅下滑，不少地區房價出現下跌。就短期而言，穩增長一貫是政府的政策目標。當市場擔憂社會債務水平過高、產能過剩、房價下跌、經濟增速下滑和銀行壞賬率上升的同時，有沒有想過政府的逆週期對策以及政府手中所持有的「籌碼」還剩餘多少呢？即將出台的政策是否會超出投資者的普遍預期？故「超預期」或「預期差」作為影響短期股價波動的重要因素，實際上也屬於辯證邏輯。
然而，要研究股市的長期趨勢，就一定要看基本面了，這就需要更多地運用形式邏輯，根據大前提和小前提來進行推理。比如，A股就整體而言，相對於目前市場的無風險利率以及今後的利率趨勢，仍然不具備估值優勢（從辯證邏輯的分析看，久跌必漲，但這只適用於短期）；中國經濟增速已經告別兩位數的時代，今後增速逐步放緩是長期趨勢，這就使得社會平均利潤率水平將隨之下降。顯然，宏觀基本面不能成為看好股市長期趨勢的主因。但中國當今面臨的深層次問題是國家治理問題，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來完善，因此，改革成功與否，應該是決定股市長期趨勢的主因。但改革又不可能一蹴而就，李克強總理說，改革需要壯士斷臂的決心。市場的長期信心，或股市的長期趨勢，應該也取決於改革形勢的明朗度。那麼，目前的明朗度夠嗎？
研究，有時需要用顯微鏡，有時需要用望遠鏡，還需要不斷變換角度、調整高度。需要有不斷否定自我的勇氣，又有不斷質疑常理和權威的膽略。但不管如何，時間的投入是關鍵。渺小的我們注定都是這個世界上的匆匆過客，如果你改變不了多少東西，至少也應該發現些什麼，告訴給別人，這或許就是潛心研究的動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