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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陸谷孫先生

2016年7月28日下午1時39分，《英漢大詞典》主編、著名翻譯家、複旦大學外語學院教授陸谷孫先生在上海去世，享年76歲。（CFP/圖）

陸谷孫先生身上體現了複旦傳統中比較寶貴和特別的一面，那是一種持己守道、有所不為的狷介之氣。

得知陸谷孫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久久被低郁悲傷的情緒所占據。先生的年紀並不是很大，而走得又如此突然，令人痛心和難過。對於我們這一屆的複旦英文系學生，也包括之前和之後的幾屆學生，陸谷孫的名字是與我們在複旦的歲月緊緊聯結在一起的；先生的離開，讓我們不自覺地去回首自己的大學生涯，讓一些已經模糊的記憶和情感重新又清晰起來。在另一個層面，對於我這個步先生後塵、也選擇了做一個大學教員的後輩複旦人，重新去回憶、思考和體會先生的言談行止和風度氣象，心中又多了一層難以盡言的感受。

按說，我沒有資格寫什麽紀念的文字，因為陸谷孫先生並沒有教過我們複旦88級的英文系同學。按照當時的安排，本來大四上學期有先生的英語散文課，但不巧的是，先生恰好在那個學期赴美探親。不過，也因為這個緣故，讓我和先生有了在複旦求學期間唯一的一次交集。

那時，先生的英語散文課在系里已是一個傳奇，所以我發現自己居然沒有機會上，自然非常沮喪。於是，情急之下，只能翹掉與先生的課時間沖突的其他課程，大膽去旁聽先生正在給大四學生上的散文課。那時，旁聽似乎還不是特別常見的事情，而且教室又是根據學生人數安排的，並沒有空座。先生的課堂“聽者如雲”的情景是後來的事，當時還不是這樣。於是，按照上海話說，我便很“老嘎”地拖了一張長凳，坐在邊上聽先生講課。陸老師對我這樣一個“不速之客”，始終沒有只言的鼓勵，也沒有片語的質詢，視我如不存在一般，然而恰恰因為這樣，先生讓我極舒服、又沒有任何壓力地旁聽了一個學期。

上了幾次課之後，因為課文實在難，課後便去系里央求教務老師讓我買一本課本。那時，課本都是系里自制，限量油印版，只有上課的同學能買，所以教務老師自然不同意。碰巧先生那天也來辦公室，看到後說了一句：“他是在我班上聽課的，可以讓他買一本。”

先生的課，許多細節已記不清楚了，但是有三個印象卻極深刻，仿佛昨天發生的事情一般清晰明白。

一是先生的英語口語非常書面化；不像現在，好像英文說得輕巧，再加上幾句美國人愛用的“口頭禪”，就是英文地道的標準。先生的英文說起來，句式很長而且繁複多變，但每句話的最後總能很完美地“兜住”，讓聽者一點也不覺得亂。先生“出口便是文章”的英文功夫讓我們這些學生們由衷地嘆服。不過這樣一來，在先生的課上記筆記，卻因此成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先生信口拈來的句子，繁花似錦一般，就是讓我們自己回去慢慢組織琢磨，也難以模仿，更別說在課堂上隨手記錄了。我最後反正是放棄了記筆記的努力，幹脆就用心地聆聽和體會先生著實美妙的英文。

另一個印象是先生很喜歡用英文中那些“大詞”，而且駕馭能力極強；那些拉丁化的英文大詞，先生隨口用來，卻沒有一點做作和“掉書袋”的感覺，既典雅又舒服。這樣的風格和能力，後來我在國外讀書期間，也沒有碰到一個可以與先生匹敵的。現在想起來，先生的英文，可能是因為多年浸潤於像莎士比亞和塞繆爾·約翰遜這樣經典作家的作品之中，自然而然受到了熏陶和影響所致。

先生求學複旦的時期，複旦英文系的教師陣容可說是非常“豪華”。當時，上海的教會大學撤銷，於是像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等教會大學，都是連教師帶圖書資料，一起並入複旦英文系，加上原來的教師和其它學校調來的教師，故而系內人才極一時之盛。先生的授業恩師中，不乏像徐燕謀、林同濟這樣的大學者。然而，在“文革”中，先生被發配資料室，而在此期間，先生苦讀不輟，每日以英美文學的經典為伴，我猜測這也應該是成就先生學問的一段重要時光。一位好友曾告訴我，那時他的父親與陸先生都住學校宿舍，經常看到先生在熄燈之後，搬一個小板凳，坐在走廊里，就著走廊的燈光，繼續讀書。這樣的事情，現在談起來，好像是一件有趣的軼事。然而，在那樣的黑暗年代里，若無堅忍的意誌，以及對文明本身的信念，又如何能夠做到？

最後一個印象也非常深刻，先生喜歡吸煙，課間休息時定要吸一支煙，有時先生會去教室外，不過也經常在教室里吸。我清楚地記得先生吸煙吸得極深，所以一口煙進去，幾乎沒有任何的余煙漾出，所以一根煙下來，教室里可以說完全聞不到任何煙味。當時在我們看來，這簡直是一種神技。

離開複旦多年，時不時也能看到先生的消息，見到他的作品，更不用提海內外知名的《英漢大辭典》了。先生聲譽日隆，當然他也完全配得上這樣的名望；不過有時候我也在想，這樣多的贊譽，其實也容易讓人忘掉先生本真樸素的一面。在我眼中，我相信在許多知道先生的學生們看來，先生首先是一個對學生特別寬厚和認真的老師。我的印象是，先生身上有著一種“詩書寬大之氣”，但你同時也能看到江浙知識分子群體所具有的瀟灑和鋒芒。前幾年，北大發生有關“燕京學堂”的爭議，有一次學校領導召集了一些教師座談，其中就有先生的高足、北大中文系的張沛老師。輪到張沛老師發言時，他拿出一張紙，不緊不慢地說到，就這個問題，我昨天請教了我的老師陸谷孫先生，陸老師有兩句話，希望能夠委托我，帶給北大的主事者，陸老師的意見是“說英文的不懂中國，辦學堂的不懂英文”（即上課講英文無法真正進入中國文化，而辦這樣的“學堂”又說明主事者對西方文明的無知）。當時我想，這兩句話真是符合先生的性格和脾氣。

先生沒有博士學位，也沒有留洋的經歷，完全是在中國本土學術土壤中培育出來的學人。若按照當下中國大學的種種“人事新政”，不知道要被歸入哪一類中去。然而，先生承繼了複旦英文系曾有的人文傳統，依憑樸素的學風，堅韌的意誌和高拔的理念，浸潤於中西文明的經典之中，成就了他對中西文化的博學多識，也成就了他極高深和極典雅的英文。在課堂上，罕有聽見先生提到某某“國際學術大腕”或什麽“最新西方前沿理論”，更多的是聽到先生提及他所推崇備至的錢鍾書先生，我也記得聽到過楊周翰、王佐良先生的名字，再就是複旦歷史上的一些人和事，都切乎我們自己的精神和文化傳統。先生對中國本土的外國文學研究傳統，對中國文明對西方文明的研究和認識過程，表現出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親近和尊重。在所謂“國際化”、所謂“學術接軌”的昏話甚囂塵上的今天，先生的學術經歷和人格氣象，是能夠促使我們保留一點理智和清醒的寶貴遺產。至少，如今的外語學界，雖然早已是“博士滿街走”，可是有哪一位能夠像先生這樣，如此諳熟莎士比亞和約翰遜的作品？就我個人的觀察，即使在美國大學的英文系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恐怕也是鳳毛麟角。不媚上，不媚世，不媚洋，求真知，求文明，求自由，在我的心中，是陸谷孫先生為學為人時一種令人難忘和向往的氣質和氣象，亦中亦西，亦古亦今。

先生在複旦讀書執教，度過他的一生，早已成為複旦精神傳統的一部分。然而，從另一面講，我倒覺得先生也體現了複旦傳統中一個比較寶貴和特別的東西，那是一種持己守道、有所不為的狷介之氣。所謂“自由而無用”，如果過於強調，其弊病也在於造成學術與人生的脫節，並非全然都是好事，但是在今天的學術環境里，針對時弊，這種態度也並非不是一劑良藥。離開複旦後，我有時也會微怨先生過於清高，或者過於“看得開”，但是現在想來，恐怕更多的還是由於自己的輕浮氣燥，所以才不能體會到先生看問題時的睿智和見識。

中夜難寐，想到這些點滴往事，就非常懷念陸谷孫先生；再想到中國又少了一位像先生這樣的人物，同樣令人悲傷。唯願先生的學問和人生，不被遮蔽，不被遺忘，能夠一直成為我們立己之路上的光。

書生本色陸谷孫

本文作者、朱維錚與陸谷孫先生（自左至右）在一起。（作者供圖/圖）

昨天（2016年7月28日）真是一日三報，且是一報兇於一報。一大早我的學生發來微信，報告說陸谷孫教授病重住院。我知道他曾經中風過，以為他這回又是小中風，希望能夠康複。但中午接到女兒發來的微信，說她得到消息，醫生宣布陸谷孫已經腦死亡，正在盡力拖延時間，等他女兒從美國趕回，夫人則因高血壓，無法回上海。但這些其實都已經是遲到的消息，到了傍晚，就收到複旦外文學院發布的訃告，說陸谷孫教授已於29日13時39分逝世。

接著，網上就有許多關於谷孫兄的信息，其中還有一張陸谷孫、朱維錚和我的三人照。這張照片是十多年前複旦大學出版社請我們遊天目山時，在山坡上拍的，大家手中還拿著竹竿當手杖。三人中我最年長，朱維錚小我三個月，陸谷孫小我四歲，現在他們卻都先我而去，真是不勝感傷！

我與谷孫兄的認識，是由於他的夫人林智玲。小林進複旦時，先在中文系讀書，到二年級卻調到外文系進英語培訓班，大概學成之後準備做英語教師的。她在中文系時聽過我的課，算是我的學生。到得“文革”開始，幾乎所有的學生都不叫我們老師了。客氣的，叫聲“老吳”“老王”，一般的則直呼其名，更有甚者還要惡言相向。只有林智玲見到我，還是畢恭畢敬地叫我“吳老師”，給我印象很深。這樣，“文革”之後繼續交往也是必然的了。開始時，谷孫兄很客氣，說既然我是他太太的老師，就與他有半師之誼，他要跟著小林稱我為老師，我忙加以阻止，說小林是我的學生，你是我的朋友，橋歸橋路歸路，不能混為一談，咱們還是稱兄道弟吧。於是，我稱他老陸，他叫我老吳。

那時，大家工作較忙，交往並不很多，但有事總能相互幫忙。我女兒在複旦讀書時，想到一所外語學校去補習英語，這所學校非常熱門，難以進入，還是谷孫兄寫了介紹信才進去的；後來，他的女兒到美國讀書，小林不放心，想到美國找個工作，就近照顧，谷孫兄找到我，要我以業師的身份給小林寫一份推薦信，便於她找工作，我當然樂於從命。

我與谷孫兄的專業不同，但是卻有著共同的愛好：愛讀雜書，愛寫雜文，看到不合理的事情，好發議論。這樣，就常常交換書籍，交換意見。所謂交換書籍，其實是他借給我的書多，我借給他的書少，不是對等的。因為他跑的地方多，書源廣。他每有新書，就打電話給我，我到校時就順便到他家去拿，還書時還常交換閱讀心得。因為談得多了，意氣相投，所以他出版散文《余墨集》時，一定要我給他寫序。當時，他主編的《英漢大詞典》早已出版，反響甚佳，很受到校、市，乃至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只要他開口，有的是高官名流願意給他寫序。但是他不請，卻非要我這個無職無權的布衣書生來寫。那時我正好在澳洲探親，累得責任編輯陳麥青老弟老遠地將一大沓校樣寄來。這也顯示出谷孫兄強烈的個性，他不看重官場上的名譽、地位，而看重文化思想上的同道者。

受官本位的思想影響，過去文人的唯一出路，就是謀官，至少是靠近官府，以求托庇。直到如今，有些人還以認識高官、受到他們器重而自豪。谷孫兄認識的官員不少，而且很受他們的器重，但我從來就沒有聽到他提到過他們。我聽說，他很有幾次做官的機會，但都被他拒絕了。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起來，知識也成為一種商品，特別是在出國熱、外貿熱中，英語教學也成為賺錢的工具。但谷孫兄卻從不染指此類事情，他堅守文化人的本色，讀書、教學、寫作、編詞典，——編了《英漢大詞典》接著又編《漢英大詞典》。這些，都是吃力不賺錢之事，但卻有益於中國的文化事業。谷孫兄想做的，就是一個本色的文化人。這個要求看似不高，但其實卻相當不易，它需要十分的定力，不斷的堅持。

如果從個人生活的安逸著眼，他完全可以移民到美國，因為他的妻女都在美國，他的英語又好。但他寧可兩地分居，仍要留在中國。他從不唱愛國主義的高調，只是覺得他在國內還能發揮些作用。記得我和高雲準備到澳洲長住時，他曾勸我采取他的模式，即讓夫人出去照顧孩子，爺們留在國內繼續做文化工作。我覺得他言之有理，特別是像我這種研究中國文學、寫中國題材的人，到國外實在沒有用武之地，而且與母土脫離得久了，怕要寫不出東西，所以準備采納他的建議。但是太太不能同意，說是她年紀大了，一個人帶外孫太吃力，要我跟著去做助手。我只好服從，但準備等外孫大些之後，再回上海讀書、寫作，並與陸兄繼續探討問題。卻不料還沒等到我回上海長住，他就走了。

2015年春天我回滬時，谷孫兄請我吃飯，並請了幾個同學作陪。席間說到，有一天半夜，他與朋友通電話，對方忽然覺得他語音異樣，有些不對頭，而他自己卻沒有覺察，還是朋友警覺，趕快叫來救護車，把他送到醫院，一檢查，是輕度腦梗。小林從美國趕回照顧，總算很快康複。但我看他明顯地衰老了。

今年春天我再回滬，在褚鈺泉的追思會上與他相見。在這種場合，大家心情都不好，就沒有多交談。我看他樣子還好，以為他康複得不錯。鄭重兄說要請我吃飯，要他和別的幾位朋友作陪，他也答應了，所以我們就沒有另約時間見面。但大家都忙，時間難湊，我又急著要回悉尼，這次聚會就拖黃了。本以為明年回國時還可以再見面聊天，卻不料追思會上一別，竟成永訣。嗚呼！

我心目中的陸谷孫先生

2016年7月28日下午1時39分，《英漢大詞典》主編、著名翻譯家、複旦大學外語學院教授陸谷孫先生在上海去世，享年76歲。（CFP/圖）

陸谷孫先生身上體現了複旦傳統中比較寶貴和特別的一面，那是一種持己守道、有所不為的狷介之氣。

得知陸谷孫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久久被低郁悲傷的情緒所占據。先生的年紀並不是很大，而走得又如此突然，令人痛心和難過。對於我們這一屆的複旦英文系學生，也包括之前和之後的幾屆學生，陸谷孫的名字是與我們在複旦的歲月緊緊聯結在一起的；先生的離開，讓我們不自覺地去回首自己的大學生涯，讓一些已經模糊的記憶和情感重新又清晰起來。在另一個層面，對於我這個步先生後塵、也選擇了做一個大學教員的後輩複旦人，重新去回憶、思考和體會先生的言談行止和風度氣象，心中又多了一層難以盡言的感受。

按說，我沒有資格寫什麽紀念的文字，因為陸谷孫先生並沒有教過我們複旦88級的英文系同學。按照當時的安排，本來大四上學期有先生的英語散文課，但不巧的是，先生恰好在那個學期赴美探親。不過，也因為這個緣故，讓我和先生有了在複旦求學期間唯一的一次交集。

那時，先生的英語散文課在系里已是一個傳奇，所以我發現自己居然沒有機會上，自然非常沮喪。於是，情急之下，只能翹掉與先生的課時間沖突的其他課程，大膽去旁聽先生正在給大四學生上的散文課。那時，旁聽似乎還不是特別常見的事情，而且教室又是根據學生人數安排的，並沒有空座。先生的課堂“聽者如雲”的情景是後來的事，當時還不是這樣。於是，按照上海話說，我便很“老嘎”地拖了一張長凳，坐在邊上聽先生講課。陸老師對我這樣一個“不速之客”，始終沒有只言的鼓勵，也沒有片語的質詢，視我如不存在一般，然而恰恰因為這樣，先生讓我極舒服、又沒有任何壓力地旁聽了一個學期。

上了幾次課之後，因為課文實在難，課後便去系里央求教務老師讓我買一本課本。那時，課本都是系里自制，限量油印版，只有上課的同學能買，所以教務老師自然不同意。碰巧先生那天也來辦公室，看到後說了一句：“他是在我班上聽課的，可以讓他買一本。”

先生的課，許多細節已記不清楚了，但是有三個印象卻極深刻，仿佛昨天發生的事情一般清晰明白。

一是先生的英語口語非常書面化；不像現在，好像英文說得輕巧，再加上幾句美國人愛用的“口頭禪”，就是英文地道的標準。先生的英文說起來，句式很長而且繁複多變，但每句話的最後總能很完美地“兜住”，讓聽者一點也不覺得亂。先生“出口便是文章”的英文功夫讓我們這些學生們由衷地嘆服。不過這樣一來，在先生的課上記筆記，卻因此成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先生信口拈來的句子，繁花似錦一般，就是讓我們自己回去慢慢組織琢磨，也難以模仿，更別說在課堂上隨手記錄了。我最後反正是放棄了記筆記的努力，幹脆就用心地聆聽和體會先生著實美妙的英文。

另一個印象是先生很喜歡用英文中那些“大詞”，而且駕馭能力極強；那些拉丁化的英文大詞，先生隨口用來，卻沒有一點做作和“掉書袋”的感覺，既典雅又舒服。這樣的風格和能力，後來我在國外讀書期間，也沒有碰到一個可以與先生匹敵的。現在想起來，先生的英文，可能是因為多年浸潤於像莎士比亞和塞繆爾·約翰遜這樣經典作家的作品之中，自然而然受到了熏陶和影響所致。

先生求學複旦的時期，複旦英文系的教師陣容可說是非常“豪華”。當時，上海的教會大學撤銷，於是像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等教會大學，都是連教師帶圖書資料，一起並入複旦英文系，加上原來的教師和其它學校調來的教師，故而系內人才極一時之盛。先生的授業恩師中，不乏像徐燕謀、林同濟這樣的大學者。然而，在“文革”中，先生被發配資料室，而在此期間，先生苦讀不輟，每日以英美文學的經典為伴，我猜測這也應該是成就先生學問的一段重要時光。一位好友曾告訴我，那時他的父親與陸先生都住學校宿舍，經常看到先生在熄燈之後，搬一個小板凳，坐在走廊里，就著走廊的燈光，繼續讀書。這樣的事情，現在談起來，好像是一件有趣的軼事。然而，在那樣的黑暗年代里，若無堅忍的意誌，以及對文明本身的信念，又如何能夠做到？

最後一個印象也非常深刻，先生喜歡吸煙，課間休息時定要吸一支煙，有時先生會去教室外，不過也經常在教室里吸。我清楚地記得先生吸煙吸得極深，所以一口煙進去，幾乎沒有任何的余煙漾出，所以一根煙下來，教室里可以說完全聞不到任何煙味。當時在我們看來，這簡直是一種神技。

離開複旦多年，時不時也能看到先生的消息，見到他的作品，更不用提海內外知名的《英漢大辭典》了。先生聲譽日隆，當然他也完全配得上這樣的名望；不過有時候我也在想，這樣多的贊譽，其實也容易讓人忘掉先生本真樸素的一面。在我眼中，我相信在許多知道先生的學生們看來，先生首先是一個對學生特別寬厚和認真的老師。我的印象是，先生身上有著一種“詩書寬大之氣”，但你同時也能看到江浙知識分子群體所具有的瀟灑和鋒芒。前幾年，北大發生有關“燕京學堂”的爭議，有一次學校領導召集了一些教師座談，其中就有先生的高足、北大中文系的張沛老師。輪到張沛老師發言時，他拿出一張紙，不緊不慢地說到，就這個問題，我昨天請教了我的老師陸谷孫先生，陸老師有兩句話，希望能夠委托我，帶給北大的主事者，陸老師的意見是“說英文的不懂中國，辦學堂的不懂英文”（即上課講英文無法真正進入中國文化，而辦這樣的“學堂”又說明主事者對西方文明的無知）。當時我想，這兩句話真是符合先生的性格和脾氣。

先生沒有博士學位，也沒有留洋的經歷，完全是在中國本土學術土壤中培育出來的學人。若按照當下中國大學的種種“人事新政”，不知道要被歸入哪一類中去。然而，先生承繼了複旦英文系曾有的人文傳統，依憑樸素的學風，堅韌的意誌和高拔的理念，浸潤於中西文明的經典之中，成就了他對中西文化的博學多識，也成就了他極高深和極典雅的英文。在課堂上，罕有聽見先生提到某某“國際學術大腕”或什麽“最新西方前沿理論”，更多的是聽到先生提及他所推崇備至的錢鍾書先生，我也記得聽到過楊周翰、王佐良先生的名字，再就是複旦歷史上的一些人和事，都切乎我們自己的精神和文化傳統。先生對中國本土的外國文學研究傳統，對中國文明對西方文明的研究和認識過程，表現出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親近和尊重。在所謂“國際化”、所謂“學術接軌”的昏話甚囂塵上的今天，先生的學術經歷和人格氣象，是能夠促使我們保留一點理智和清醒的寶貴遺產。至少，如今的外語學界，雖然早已是“博士滿街走”，可是有哪一位能夠像先生這樣，如此諳熟莎士比亞和約翰遜的作品？就我個人的觀察，即使在美國大學的英文系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恐怕也是鳳毛麟角。不媚上，不媚世，不媚洋，求真知，求文明，求自由，在我的心中，是陸谷孫先生為學為人時一種令人難忘和向往的氣質和氣象，亦中亦西，亦古亦今。

先生在複旦讀書執教，度過他的一生，早已成為複旦精神傳統的一部分。然而，從另一面講，我倒覺得先生也體現了複旦傳統中一個比較寶貴和特別的東西，那是一種持己守道、有所不為的狷介之氣。所謂“自由而無用”，如果過於強調，其弊病也在於造成學術與人生的脫節，並非全然都是好事，但是在今天的學術環境里，針對時弊，這種態度也並非不是一劑良藥。離開複旦後，我有時也會微怨先生過於清高，或者過於“看得開”，但是現在想來，恐怕更多的還是由於自己的輕浮氣燥，所以才不能體會到先生看問題時的睿智和見識。

中夜難寐，想到這些點滴往事，就非常懷念陸谷孫先生；再想到中國又少了一位像先生這樣的人物，同樣令人悲傷。唯願先生的學問和人生，不被遮蔽，不被遺忘，能夠一直成為我們立己之路上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