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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大金剛”到“四小龍”，揭秘上海稅源結構轉變

近日，位於上海張江藥谷的華領醫藥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下稱“華領醫藥”）的“治療2型糖尿病原創新藥HMS5552”獲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批準，成為了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MAH)制度試點品種。

這意味著，HMS5552向產業化邁出關鍵一步。接下來，華領醫藥將委托生產企業合全藥業和上海迪賽諾開展HMS5552上市前生產的準備工作，並在完成臨床三期的基礎上，申請通過CFDA的新藥審批。按計劃，這款新藥期望於2020年在中國首發上市。

“中國有1.2億糖尿病患者，HMS5552進入銷售峰值的話，我們預估能達到幾十億元人民幣的年產值，甚至更高。”華領醫藥藥物生產和監管副總裁李永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類似華領醫藥這類研發型生物技術公司，在上海並非獨此一家，這些企業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創新進展，正在推動上海結構轉型，進而實現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

3個新藥1個來自張江

除了滿足臨床需求的臨床價值以及未來可預期的商業價值，HMS5552還是一款同類第一、同類最佳的原創新藥。

李永國告訴第一財經，創新藥有幾種類型，一是全球還沒有針對同樣靶點和機制的藥物上市，那麽這款藥就是“同類第一(First-in-class)”；一是已經有針對同樣靶點和機制的藥品上市，但這款藥的臨床效果、安全性評價更好，也就是同類最佳(Best-in-class)；一是同類臨床表現差不多(Me-too)。

要實現“同類第一”並不容易。2016年10月麥肯錫發布的《構建可持續發展的中國醫藥創新生態系統》報告稱，中國2007~2015年近十年間首發上市的19個1.1類化藥新藥中，絕大多數都是在已知藥物靶點和作用機理上的改進，即漸進性創新；而美國在2012~2014年批準的66個新分子實體中，將近一半是基於新靶點或技術平臺的突破性創新。

位於上海東南部的張江，類似華領醫藥這樣的企業其實並不在少數。數據顯示，目前張江藥谷的在研藥物品種超過300個，其中創新藥物超過150個。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說法是，CFDA每批準3個一類新藥，就有1個來自張江。連續幾年，張江企業申報新藥的成功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

業界的一個共識是，一款新藥要走完整個研發到上市的流程，需要423名研究員、6587次科學實驗、700萬小時工作時間、1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

從2011年華領醫藥創立，到HMS5552完成5個臨床試驗，再到目前進入上市許可註冊開發階段，2020年上市，對於一款新藥的研發來說，是一個比較快的速度。之所以速度加快，是因為華領醫藥采用了VIC(風險投資+知識產權+研發外包)模式，自己掌握新藥的知識產權，但將其他環節外包，從而使研發變得更為高效。

“我們一開始定位就是聯合創新。”李永國說，“新藥研發的產業鏈很長，需要一個生態體系。最近十幾年，由於中國創新藥的生態系統逐步完善，華領醫藥才能夠有機會利用VIC模式做創新藥。”

這個生態系統，在上海張江，構建的比較完善。

創新藥涉及生物學研究、藥理藥效、安全性評價、臨床等幾大部分。“基本上不出大張江，在產業鏈上的事情都能夠找到人做了。”李永國說。

從研發端來說，大公司的研發中心在上海比較集中，海歸創辦的研發企業也比較多，人才集中。比如，全球排名前十的制藥公司，有八家已在此建立了研發中心。比如繼巴塞爾、舊金山之後，羅氏把第三個全球戰略中心放在了張江；諾華也繼瑞士巴塞爾、美國麻省劍橋之後，在張江落成上海研發園區，成為其全球三大研發中心之一。

上海張江生物醫藥基地園區內從事生物醫藥研發35000多人，將近15000人是博士生以上的學歷，人才高度集中。

HMS5552是華領醫藥從羅氏制藥引進的化合物，之後和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藥明康德技術平臺等多家合作，使得整個進程得以順利推進。

2016年6月，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認證評審中心藥品審評部等單位入駐張江藥谷；同年12月，張江跨境科創監管服務中心啟動，可以縮短生物醫藥材料通關時間，這些都給生物醫藥研發提供了多種便利。

上海張江生物醫藥基地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王蘭忠此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雖然張江藥谷聚集了很多人才和新藥研發機構，但創新藥物從研發、臨床、生產到銷售，不是每個企業都能從頭到尾“跑馬拉松”。但是企業可以做最擅長的一塊，並且做精、做深。這樣既分工又合作，可以大大提升新藥的研發效率。

通過集聚各種創新要素，營造創新環境，降低創新成本，王蘭忠說，張江做到了創新成本最低，獲批率最高。

而從生產端來說，華領醫藥又在2015年遇到了MAH制度的重大利好，可以將生產委托給第三方。

2015年之前，我國藥品批準文號只頒發給具有《藥品生產許可證》的生產企業。而MAH制度則允許研發企業將新藥外包給專業的代工基地生產，不僅有利於新藥快速進入市場，還解決了產業化的“最後一公里”問題。

如果沒有這一試點，李永國說，華領醫藥在去年就需要投資上億元，建好臨床三期用藥的生產工廠。對於企業來說，不僅是巨大的資金投入，還要承擔更大的研發風險。

事實上，新藥研發的失敗率非常高，平均成功率在5%左右，即使在臨床三期“折戟”的也非個案。因此，在MAH之前，很多新藥研發者要麽自己建藥廠，要麽把成果賣掉。

與其他試點省市相比，上海MAH試點重在國際一流生物創新藥物的代工。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張江管理局還設立了風險保障資金，為註冊在轄區的上市許可持有人和受托生產企業提供風險救濟保障。

新藥研發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尤其進入臨床階段後，資金投入更大。而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大量的風險投資基金集聚於此，也利於企業更好利用社會資本，完成新藥研發。華領醫藥已經融資1億美元，用於創新藥物的研發和臨床試驗。

不僅如此，上海也已經啟動了相關調研，以推動自貿試驗區內醫療器械註冊申請人委托上海市醫療器械生產企業生產產品的業務開展。

作為上海工業六大重點行業之一，在一系列有利措施的推動下，2017年一季度生物醫藥行業收入增長34.4%。而在生產回升、價格上漲等因素作用下，今年1-2月，醫藥行業利潤增長49.1%，實現恢複性增長。

2016年上海六個重點行業工業總產值及其增長速度

稅源從“四大金剛”到“四小龍”

伴隨著生物醫藥行業的發展，新舊動能的轉換，正在上海悄然推進。

“稅源結構上我們看到一個現象，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新舊動能轉換在加快。”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阮青近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回應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

這個“非常好的現象”，就是上海稅源中傳統的“四大金剛”占比在下降，而服務業的“四小龍”稅收占比在上升。

數據顯示，過去上海稅源的“四大金剛”(煙草、石化、鋼鐵、汽車)，2013年在上海稅收收入中占比16.4%，2016年下降為13.5%。與此同時，上海服務業中有“四小龍”(租賃和商務服務、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居民服務)發展起來了，“四小龍”占上海稅收收入的比重從2013年的14.8%，提高到了去年的19.9%。

“四大金剛”下降3個百分點，“四小龍”上漲5個百分點，此消彼長，既實現了結構調整，也保證了上海財政收入、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四大金剛”與“四小龍”的此消彼長，也與上海整體經濟結構轉變密不可分。

“ ‘十一五’規劃之初，上海的服務業是一條‘短腿’，經過兩個五年規劃，‘短腿’的情況已經改善，現在上海已經形成了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阮青說，上海目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經超過70%，上海的城市核心功能金融、航運、貿易等也在進一步完善，1300多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也使得上海的總部能級不斷提升。

伴隨著服務業的發展，上海對重化工業、投資的依賴也在逐步下降。比如2010年鋼鐵石化行業占GDP比重為16.6%，現在已經下降到13.9%。

在長期的轉型壓力中，上海曾於2011年提出減少“四個依賴”，即減少對重化工業增長的依賴、減少對房地產業發展的依賴、減少對加工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減少對投資拉動的依賴。

在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上海也在加強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希望2020年制造業增加值占上海全市生產總值比重力爭保持在25%左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則增加到20%左右。

近日在“2017中國產業經濟高端論壇——新舊動能轉換”上，上海市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楊建榮就表示，制造業升級是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核心驅動力。“要全面的提高全要素生產力，離開了實體經濟是不行的。”

得益於轉型升級發展戰略的推進，上海經濟自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近10年時間，不僅實現了經濟增速的穩定，也實現了質量效益好起來。

數據顯示，上海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連續三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全口徑財政收入占到全國的1/10。上海的居民收入也保持了持續穩定的增長。2016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萬元，在全國31個省市中名列首位。

與此同時，阮青認為，上海也把未來的發展空間留出來了。

此前，上海提出“十三五”必須牢牢守住人口、土地、環境、城市安全“四條底線”。數據顯示，上海認真執行國家嚴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總量的方針，人口調控政策效果明顯，2016年略增4.4萬人，進入了人口平穩階段。

此外，通過“總量鎖定、增量遞減、存量優化”，上海大力推動低效建設用地減量化，每年實現減量7平方公里以上；通過重點區域環境綜合整治，共拆除違法建築2297萬平方米，消除違法用地1.28萬畝。上海還下決心淘汰了高汙染、高能耗、高風險、低收益的落後產能，“十二五”以來累計完成產業結構調整項目5000項，節能減排和節地效果成效明顯。

“上海創新和轉型效應都在逐步顯現，這些效應也會在未來上海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中繼續發揮支撐作用。”阮青說。

內地應開闢新稅源 應對收支缺口

1 : GS(14)@2016-12-18 10:26:12

【明報專訊】經濟下行，不僅企業、百姓的日子難過，政府也要過「緊」日子。以往內地經濟每年增長雙位數時，國庫動輒擴容一到兩成。如今經濟增速下滑，財政收入只能保持個位數增長，但支出卻仍以雙位數增長。

1至11月，包括中央和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內，政府財政收入148250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5.7%，財政支出165839億元、同比增長10.2%。兩者相抵，收支缺口17589億元。支出規模超過1萬億元的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增速都超過一成。

首11月財政缺口達1.7萬億

如今，內地裝備製造等支柱行業發展放緩，煙草、探礦等傳統稅源縮減，電商等新稅源尚未具備足夠的稅收增長帶動力。除了增速乏力，各地還面臨分化壓力。新動能、優勢產能主要集中於東部地區，西部和東北地區產能落後，導致稅源向東部地區集中，西部、東北地區稅源縮減，部分結構單一的資源型省份稅收降幅較大。

與此同時，內地正在推行的營業稅改徵增值稅（營改增），在減輕企業負擔、刺激新動能發展的同時，也在調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分配。

地方不合作 稅改事倍功半

改革前，作為主體稅種的營業稅，大部分收入歸地方政府所有，增值稅由中央和地方按照75：25分成。改革後，營業稅取消，增值稅由中央與地方按照50:50分成，這一分成比例從2016年5月1日起暫定實施2到3年。期滿後，再決定是否調整。增值稅成為絕對主力稅種，11月佔全部稅收的比重上升至45%。

營改增直接涉及地方政府切身利益，甚至涉及地方對中央的離心力還是向心力問題。每當涉及自身利益，地方政府都會用五花八門的手段、方法，影響、左右企業，讓中央防不勝防。地方政府對企業施加的影響，可能會與中央的目標形成合力，也可能形成分力。

如果地方與中央齊心協力，培育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時，面對的氛圍就會有利地多。反之，如果地方因自身利益受損與中央產生分力，就會事倍功半甚至半途而廢。

房產稅消費稅 或應運而生

內地的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協調的難度、阻力加大，一些阻力看不見、摸不着，不知道究竟來自哪裏，但就是推不動。在一些具體改革措施上，地方沒有發揮其積極性。偌大一個國家要想改革成功，沒有各地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想像的。

近年來，雖然中央不斷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但各地尤其是西部、東北地區面臨的支出壓力仍無法緩解。今年前三季度，一些市縣（區）財政收入負增長或零增長。

一些地方的收支缺口愈來愈大，舉債上限被中央「封頂」、縣級「土地財政」收入下降後，應相機推出房產稅、消費稅等可能為地方潛在稅源的稅制改革，為地方財政開闢稅源。

[馮其十 神州新形勢]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5249&issue=201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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