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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表外業務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5-29/100263813.html

陳昌華

  最近,高鐵的商業模式和財務問題引發很多討論——主要集中在高鐵是否該緩建及其對銀行資產質量可能造成的影響。而較少被提及的,是高鐵這類社會服務功能的項目,究竟該被歸到政府財政中,還是像現在這樣被編為政府的「表外業務」。

  何為「表外業務」?儘管鐵道部是國務院所屬正規部門,收入中的一大塊來自類似於稅收的「鐵路建設資金」,但它的財務安排是以一個獨立企業的模式 來設計的。所以,它在銀行的貸款性質為一般企業貸款,鐵道債也被歸為企業債。國家電網公司和國家開發銀行等明顯具備相當政府功能的企業,在財務安排上也一 樣。類似地,保障性住房和地方政府的基建工程,在目前的財政安排下都以「表外業務」的方式在操作。

  「表外業務」最大的問題是混淆權責。如鐵道部和國開行等機構發行的債券,利率和國債只相差了50個-60個基點,其債信幾乎等同於國家信用。一旦發生債務問題,債權人會要求政府埋單。本來,中國6.75萬億元的國債規模僅佔GDP的 17%,在國際上屬相當低的水平,但加上這些「半官方機構」的債務,中國政府的財政狀況將承受相當大的壓力。理論上,政府部門執行公益性項目,應併入財政 預算並接受各級人大監管,項目形成的債務也應計為政府債務,而非企業負債。反之,若項目確定為非公益性,就不應被計入政府債務,但政府在這些項目營運和收 費管理上的權力,也應受到嚴格約束。更重要的是,政府應在一開始就向公眾和債權人明示,若這些項目出現財政困難,政府不會埋單。

  對於兼具商業和公益性雙重特徵的項目,筆者認為,它們應大多被定性為財政項目,相關的支出和負債應受各級人大監管。因為這些項目的收費定價,不 全由商業行為來決定,而要考慮社會安定和居民承受力等因素。另一方面,若這些項目出現財政困難,政府不會見死不救。把這些項目統籌為政府項目,有兩大好 處:一是項目支出受嚴格的財政預算監管;二是這些項目的得失會明確反映在政府支出和負債等指標上。這樣,當國民和投資者一旦發現政府負債大幅增加時,便能 馬上叫停。若前幾年高鐵的支出和債務能透明地反映到政府預算中,「緩建」之說可能不會等到今天。

  當然,有人會反駁,這類半官方的支出都歸到財政支出,會否影響效率?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可解決的技術問題。儘管政府是項目的最終控制者,但可透 過公開競標等方式來尋找承辦商以降低成本、增加營運收益。然而,現在很多半官方的項目雖以企業名義牽頭,但整個建造與營運的過程受政府行為的很大影響。如 大部分政府項目公司的董事長,都是由剛退休的官員來擔任甚至由現任官員兼任,承辦商往往與相關政府部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回顧過去十餘年全球的金融危機,和企業、銀行、政府的「表外活動」(off-balance sheet activities)不無關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韓國企業集團下屬公司的巨額表外負債大部分是外債,是導致危機的重要誘因。在2008年的全 球金融危機中,華爾街投行的表外活動和可算是美國政府表外活動的「兩房」(房地美與房利美),都被認為是金融海嘯的主因。上述表外活動的共同點,是危機爆 發前實際規模不明,外界易被傳統的數據表象迷惑,如在2008年以前以為華爾街投行的資本充足率很高,因而未能在危機出現前加以適當控制。

  隨著中國政府在民生項目如公共住房與醫療保健等方面增加投入,未來幾年很多公益項目都會放在各級政府的「表外」來運作。如果現在不做規範化管制,這種「或然負債」(contingent liability),在幾年後或將演變為中國金融危機的根源。

  作者為瑞信證券中國研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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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銀行:中國特色城商行的表外資產騰挪術

http://wallstreetcn.com/node/62558

本週,徽商銀行預計在香港進行IPO,若順利上市,徽商銀行將成為繼重慶銀行之後第二家在香港上市的城商行。

重慶銀行一樣,徽商銀行也極具中國特色,但與重慶銀行不同,徽商銀行通過影子銀行向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輸血的特徵並不明顯。

徽商銀行的招股說明書顯示,其對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放貸量非常少,截至6月底這部分貸款僅佔總量的12.9%,大約為236億元人民幣,此外信貸產品也少有登記,截至今年上半年,徽商銀行僅有51億元人民幣的「證券公司或者信託公司所管理的資產管理計劃」,這部分佔總資產的1.6%。

而重慶銀行則廣泛使用信託和證券產品來增加對地方政府的借貸,早間消息稱,重慶銀行上市首日已經破發,公司董事長拒絕就影子銀行問題進行評論。

徽商銀行的上市之路將會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有意思的是,透過徽商銀行我們能更多的看到中國的銀行如何將表內資產表外化,並通過一系列巧妙手段規避監管紅線的路徑。

WSJ寫到,

過去的數十年時間裡,徽商銀行並未滿足於銀行最基本的放貸職能,而是逐漸成為銀行間對商業承兌匯票進行貼現交易的中間人,商業承兌匯票是短期企業貸款的一種形式。

徽商銀行通過「出租」一些銀行的指標空間,幫助另外一部分銀行將貸款剝離出資產負債表,從中獲利。

銀行名義上發行商業承兌匯票促進貿易和商業的發展。如果一個公司希望買100萬元的6個月期的商業匯票,那麼它會銀行拿到一張同等數額的單據,這是一張有效的借條,相比這家公司從客戶手裡拿到的借條,銀行開出的借條明顯更讓人放心,之後公司的客戶會付100萬美元給銀行。

但將這張借條通常不會持有到期,如果想要在6個月期限到來前就拿到現金,可以去銀行要求提前取現,銀行會很樂意這麼做,銀行可以在100萬的基礎上打個折扣,因為對銀行來說不會有任何成本,這部分是表外負債,銀行不會面臨存貸比指標的壓力。

換句話說,在某種意義上,當銀行提前將這部分商業票據貼現,銀行相當於放出了一筆貸款。

中國的監管者將銀行的存貸比嚴格限制在75%的紅線以下,因此銀行需要一種方式將貸款騰出資產負債表。

徽商銀行就是這麼幹的,過去數十年,徽商銀行通過回購協議積極購買或貼現商業承兌匯票,這意味著徽商銀行僅僅只是短暫持有這些票據,通常不超過6個月,票據會重新回到原先的買家手中。

此外,徽商銀行也會通過回購協議將這些票據出售給另一家銀行,當然是以低買高賣的方式。

2013年上半年,徽商銀行進行票據轉手的息差為0.13%,一年前也就是2012年上半年,這個數字是0.22%。

截至6月底,徽商銀行通過回購協議一共賣出了價值1006.7億元的金融資產,這是6個月前的規模的兩倍多,更是較2011年底番了5倍。這也相當於銀行貸款的55%,而2011年底僅相當於12%。

但自6月底以來,徽商大範圍的縮減了這部分的業務量,今年第三季度通過回購協議賣出的資產總量下滑幅度超過40%。

招股說明書中提到,這種改變是「對市場利率以及流行性需求改變的回應」。

在6月錢荒過後的幾個月裡,其他銀行也相應縮減了該項業務,他們發現銀行間的相互拆借變得更困難。

通過徽商銀行的招股說明書,我們可以看到徽商銀行的操作手法實際上在中國的絕大多數大銀行裡普遍存在。

中國的城商行、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存貸比都相當之低,這給了他們很大的空間去從事這樣的業務。

但銀行承兌匯票業務對徽商銀行來說並不能獲得暴利,截至6月底,這部分的收入僅佔利潤的12.6%,只比2011年底11.4%的比例有小幅提升。

對其他銀行來說影響可能更大一些,通過這種方式,大銀行可以更好的管理放貸增長,銀行的客戶也會發現銀行不怎麼對他們的票據打折扣了。

但這種操作的氾濫將導致公司現金流減少,繼而拖欠上游供應商和下遊客戶的款項,甚至有些公司開始將未貼現的票據當成了另一種現金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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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表與里

“莫看江面平如鏡,要看水底萬丈深。”隨著全球經濟重心日益變化,“望美元而動”並不具有永續的必然性。

匯改以來,人民幣初步實現了與美元的脫鉤,2017年至今兩者名義有效匯率的相關性已降至5.7%。在此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先升後貶,波動性也明顯加大。我們認為,對美元匯率的大起大落只是表象,寬幅波動的內里其實是在複雜多變的宏觀環境中人民幣“錨”屬性的淬煉。

通過拆分人民幣相對其他CFETS(中國外匯交易系統)籃子貨幣和這些籃子貨幣相對美元的匯率變動,我們發現,二者並不是同向疊加或反向對沖的簡單關系,而是呈現出“同升”、“同貶”、“一升一貶”、“一貶一升”的多種組合。當前,由於內外均衡移動、政策預調微調,人民幣面臨一定貶值壓力,心魔重現也增加了預期管理的困難,但匯率彈性的增強是人民幣長期穩定運行的重要保障。隨著盯住美元的程度逐漸變弱,有效匯率趨於均衡,人民幣有望在成為未來“錨貨幣”的道路上行穩致遠。當前,人民幣區域與美元、歐元區域三足鼎立的格局初現雛形,海外持有的各類人民幣資產規模也呈現出明顯的上升態勢。我們認為,自身的“錨”屬性,而非對美元的短期升/貶值,將成為決定下一步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關鍵因素。

“換錨”並非一蹴而就,人民幣與美元逐步脫鉤

二資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元錨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避免了“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貨幣貶值,對全球經貿恢複和增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在世界經濟重心日益移動的今天,“望美元之風而動”並不具有永續的必然性。自1994年匯率並軌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日益完善,力圖由單一的固定匯率制度逐步轉變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特別是2005年7月開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一個主要方向就是逐漸放松對美元的盯住程度。適應於中國經濟體量的上升和開放程度的擴大,匯改以來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強度總體上逐漸變弱,從硬盯住美元,到爬行盯住不斷放開波動區間,再到2015年“8·11匯改”及之後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事實上就是在G2(中美)雙核時代逐漸和美元脫錨。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美元的避風港效應不斷提升,人民幣與美元的內生聯系階段性不降反升。“8·11匯改”可謂驚險的一躍,在隨後的3年里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臍帶開始被剪斷。通過計算人民幣與美元名義有效匯率的相關性,我們可以量化這一脫鉤過程(見圖1):2014年1月至8月11日匯改前,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相關性高達97.6%,接近於與美元實施聯系匯率制度的港幣;8月11日匯改後,市場在中間價形成中的主導作用開始增強,截至2015年12月10日,該相關性降至84.8%,人民幣也成功進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2015年12月11日,CFETS指數正式發布,其中美元權重為26.4%,截至2016年底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相關性也驟降至7.3%;2017年CFETS籃子貨幣數量由13種變為24種,美元權重進一步調降為22.4%,截至今年8月上旬,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相關性已降至5.7%。

匯率雙向波動內涵豐富,體現出內外宏觀環境變化

自2017年美元在CFETS貨幣籃子中的權重再次調降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雙向波動更為顯著,且運行模式更為多樣。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的運行由基本面內生驅動,有效匯率向反映內、外宏觀相對位置的合理均衡水平趨近。短期而言,人民幣匯率波動是市場與央行博弈的結果,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為了厘清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雙向波動的來源,我們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拆成人民幣對其他CFETS籃子貨幣和這些籃子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動兩類成分。

通過拆分可以明顯看出,在過去近20個月中,盡管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呈現先升後貶的態勢,但這兩類成分不是同向疊加或反向對沖的簡單關系。受美聯儲加息節奏、全球複蘇協同性、中國經濟內外均衡等宏觀因素變化的影響,二者呈現出“同升”、“同貶”、“一升一貶”、“一貶一升”四種不同的組合,體現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彈性(見圖2):2017年前兩個季度,其他籃子貨幣相對美元整體升值約4.5%,但人民幣對其貶值約3.2%,從而人民幣對美元小幅升值;2017年三季度至2018年一季度,人民幣對其他籃子貨幣和這些籃子貨幣對美元分別升值約5.1%和2.6%,對美元匯率也行至6.3以內的區間下沿;2018年二季度,其他籃子貨幣相對美元整體驟貶約5.0%,而人民幣對其穩中略升,前者主導了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2018年7月至今,人民幣對其他籃子貨幣和這些籃子貨幣對美元分別貶值約2.8%和1.3%,對美元匯率也行至接近6.9的區間上沿。

內生穩定性日益凸顯,人民幣國際化重新提速

當前,全球經濟的動態演化正重塑貨幣疆域,而匯率的聯動性是劃分貨幣區的依據之一。要想部分替代既有國際貨幣,人民幣首先需要擺脫影子貨幣的身份。“8·11匯改”以來,隨著盯住美元的程度進一步變弱,人民幣有效匯率趨於均衡,也為其發展成潛在的“錨貨幣”奠定了基礎。通過考察SDR籃子中五種貨幣對全球其余貨幣匯率變動的決定程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工作論文指出,無論用匯率決定程度最大的聯動貨幣絕對數量,還是所影響的相對經濟體量,人民幣區域(RMBBloc)與美元、歐元區域三足鼎立的格局初現雛形。

我們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有望在匯率內生穩定性增強的前提下再度提速。2016年底,IMF開始正式公布全球官方儲備中人民幣儲備的規模。近五年來,將人民幣納入官方外匯儲備的境外央行/貨幣當局由3個增加到超過60個。今年一季度,在已確認幣種的官方儲備中,人民幣儲備達1450億美元,占比從初始的1.1%增至1.4%。“8·11匯改”以來,海外持有的各類人民幣資產規模也呈現出明顯的上升態勢。比如,截至今年二季度,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的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總量達4.9萬億,其中,股票和債券分別增至該類資產總量約2.5%和3.0%(見圖3)。從中長期看,人民幣全球地位的進一步夯實將依賴於自身“錨”屬性的增強,而不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短期升/貶值。轉過硬幣的另一面,中國經濟和貨幣的內生穩定性也隱含著人民幣難以出現持續貶值,人民幣國際化將借助儲備貨幣地位的提升迎來新機遇。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王宇哲系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

責編:孫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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