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南方週末記者們也紛紛回到家鄉，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父母親兄妹十多人，大多數是農民，在1996年前幾乎都散居在農村。但如今，竟只剩下一家人留守農村，其餘全部遷往了縣城、省城甚至外省。
變與不變
五六年沒回老家過年了，蛇年春節回去探望生病的奶奶，驚異於家鄉變得快讓我認不出來了，但又覺得骨子裡它似乎還是老樣子。
我的家鄉是位於四川東北嘉陵江畔的一個縣級市，直到十年前，縣城還以人均2400元的GDP排名全國城市（包括縣級市）倒數第十位。小時候它被評為「國家級貧困縣」的消息是作為喜訊傳達的，因為這意味著更多的財政救助和政策傾斜。
對於西部農村有多窮，老家曾給了我太多深刻的記憶和體驗。但最近五六年，縣裡經濟突飛猛進，GDP年均增速15%，地方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6.5%。如今，沃爾瑪開到了縣城，中石油、中石化也來此投資開採油氣能源。縣城的房價已與四川第二大城市綿陽比肩，生活成本和物價水平甚至更高。
推動縣城發展的主力是旅遊業。縣城在古代曾為巴國國都，憑藉歷史典故和保存尚好的古建築，獲評「全國歷史文化名城」。
春節期間，中央台播出了一部由「東方美女許晴與華語影帝方中信」聯袂出演的、在縣城實景拍攝的古城形象宣傳片。但當地年輕人似乎並不興奮，「那麼老的明星，哪個認得到哦！」在他們心裡，老明星的影響力還不如當地一位上《非誠勿擾》的副鄉長——這位穿著雞心領背心的單身基層幹部在節目上說，「對於自己的婚姻家人非常著急，組織也是很關心，我想盡快把這件事情落實了，讓組織放心。」然後，24位女嘉賓全部滅燈。出名後，副鄉長說他除了真實徵婚，還想借此宣傳縣城，助力其爭創全國5A級景區。
不管怎樣，家鄉的旅遊經濟是發展起來了，這使得每逢節假日，來自全省全國的自駕游和旅行團遊客扎進這個小小的半島，整個縣城儼然成了一座巨大的停車場。大年初三，我從位於新區的長途汽車站試圖打車去老城，的士司機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多少錢也不去，堵車！」果然，公交車在路上堵了大半個小時才得以進城。
縣城堵車和旅遊業繁榮其實也是路網交通發達的結果。
上大學之前，從我家居住的小鎮坐車去一趟縣城，需要在蜿蜒的山路上顛簸兩個半小時。但現在，雙車道柏油馬路將車程縮短至不到1小時，鎮上與各鄉之間也通了水泥公路。
這要歸功於政府大舉投資基建，「十一五」期間，縣裡抓住汶川地震災後重建的契機，全社會固定資產年均增速30.4%，投資總規模達270億元，是「十五」時期的3.1倍。
基建潮中砸的錢當然也有的打了水漂。我們縣曾投資建機場，但外來投資者騙了縣政府2000萬元財政撥款，轟轟烈烈地折騰半天后消失了。
而幾年前在新區蓋的古代官帽形超豪華市政府新辦公大樓，據說花了2億元，樓前廣場氣派得可與天安門廣場相比。後來有媒體披露，「國家級貧困縣圈地4000平方米修別墅式辦公樓未報批，且在被叫停兩年後復建」。
不過，經濟的發展似乎並未改變這裡的鄉土文化。比如人情社會，縣城裡的十幾萬人大都沾親帶故盤根錯節，又極重禮數週到迎來送往，哪家有個紅白事宴賓客，往往傾城出動，攜紅包禮金赴宴。
今年也不例外，春節期間全城人主要干兩件事，一是喝酒吃飯，酒桌文化在此長盛不衰，過年家家戶戶排隊輪流請客，餐館一律客滿；二是串門打麻將，順帶打發小孩們一沓沓壓歲錢。
老何所依
我的父母都排行老大，共有十多位弟妹，他們中的大多數是農民，在我1996年上大學之前，他們幾乎都散居生活在農村。但如今，竟只剩下一家人留守農村，其餘全部遷往了縣城、省城甚至外省。他們在城市裡做生意，或打工，大多數均已在當地置業定居，有的還小有家產。
兒女們離土離鄉，老人也隨之進城。但2012年86歲的奶奶生病臥床後，我們家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奶奶是農村人的老觀念，對城裡的火葬有著深深的恐懼，病後她執意要回老家，以求過世後與丈夫和祖輩土葬在一起，並表示從此不再回城市。但她天各一方的五個兒女都在外打工或定居城市，兩三年無人居住的農村泥瓦老房已成危房。
平時聚少離多的一大家族因為老太太，重又嘯聚於老屋，並齊心協力修整了房屋，通水通電，囤積了糧食和柴火。但三週之後，該上班的要上班，做生意的要找錢，退了休的要照顧孫子，老人的兒女們紛紛灑淚下山離去，只留下從外省趕回來的大女兒照顧了老人三個月的起居。
但身為農民的大女兒既沒有退休工資也沒有養老和醫療保險，全靠這幾年還能幹活時打工掙點錢養老。
大女兒——也就是我大姑——需要做出巨大犧牲：雖然大家可以補償她的打工收入，但卻補償不了她和丈夫、同事長期分離居於苦僻山林的孤獨，和對外部精彩世界的依依不捨。
老屋位於一片大山上，小時候我曾在這裡住過兩年。記憶中它是光禿禿的，因為大躍進年代大煉鋼鐵，把山上的樹木砍光了，而在那之前聽說山林茂盛得藏有老虎。這次回鄉，見這片山從黃色又變回綠色，山上灌木生機勃勃野蠻生長，霧氣繚繞時仿似仙境。
「打工」著的人
以前的大姑對外界有些膽怯，不敢隨大姑父外出打工，但近幾年她不願再待在農村，更願意跟隨鄉親們一起去北方幹活。她眼裡的北方「不潮濕、人爽直、麵食好吃」。
打工對大姑最大的改變，在於眼界和見識。
請工人來山上伐木劈柴之前，大姑發現自家山林的樹上有一個馬蜂窩。有鄰居讓她別告訴伐木公司，以免對方據此加價，但大姑在電話裡特意告知對方此事。事後她解釋說，「現在凡事都講個『知情權』，萬一工人被馬蜂蜇出事了，向我索賠怎麼辦？」
這個「知情權」意識，就源於外出打工時，大姑見到老闆會將工作的危險性事先明確告知工人。
大姑的兒子也在大城市打工，他輾轉過幾個城市，開過挖掘機、當過房地產中介，後來進入了蒙牛公司做銷售，蒙牛被中糧收購後他又成了國企的合同工。他告訴我，今年他和女友準備報考公務員，因為之前有親戚的兒子考上了，「公務員穩定，退休後有保障」。
過年他和女友不遠千里帶回家一隻穿著花衣服的寵物狗「豆豆」，表弟和女友外出時，大姑和大姑父會充當豆豆的臨時監護人，履行包括早中晚各三次遛狗，給它喂極好的食，整理狗窩等職責。奶奶很驚詫，「現在的狗這麼金貴」，但她的女兒女婿顯然已接受了年輕人的生活理念，盡心稱職地完成狗主人的囑託。
每天都有街坊、親戚上山來探視奶奶，他們自己或親人的打工見聞，是聊天中的熱門話題。比如一位街坊大姐告訴眾人，她的丈夫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這個名字還是我幫她補充完整的）打工，一個月掙8000元左右。這幾年，他還在戰火紛飛的利比亞和中東國家打過工，都是修路、蓋房子、搞裝修這類項目，「『洋工』打慣了，他不愛在國內待著」。
她還饒有興致地聊起她丈夫在異國他鄉的辛酸和血淚，彷彿在聊別人的故事。比如工人們被監獄式管理，不得外出與當地人接觸；偷吃一點豬肉被當地人暴打差點致死；非洲國家內戰的槍聲中，子彈飛過工人們的頭頂也不得停止勞動；從事非人的重體力勞動後，還被黑心老闆坑了工錢……
家鄉是勞務輸出的大縣，在縣城長途汽車站，除夕一過便人潮湧動。客車司機說，那幾天有2萬人自此出發，重新踏上生活在別處的征程。
《老男孩》的制片人柯利明，原本是一個金融行業的“投行男”，卻轉身成為電影門口的“野蠻人”，用一把投資人的尺子稱量出商業價值，並將其成功販賣給資本市場，成為“80後一夜暴富神話”背後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