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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經濟座談會釋放了什麽信號？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主持召開座談會，就當前經濟形勢和下一步經濟工作，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負責人的意見建議。

李克強在座談會上說，面對複雜嚴峻的經濟形勢，要善於從紛繁多變的經濟現象中把準運行的主脈、更要看清發展的大勢，尊重客觀規律，民主決策、科學決策。保持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的判斷，基於經濟增長能夠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和物價基本穩定，在發展中使居民收入增加、生態環境改善，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我們要更加註重用著眼長遠的辦法解決現實難題，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匯聚新的動能，更多把勁使在提質增效和民生改善上，推動科學發展、升級發展。

《第一財經日報》獲悉，與會發言的經濟學家和企業家按順序分別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瑞穗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詹純新、億贊普集團董事長羅峰、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建紅、京東集團首席執行官劉強東。

有接近高層的官方研究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按慣例，本次座談會應該是年度內最後一次，一方面是周期性了解各方面人士對經濟的意見和看法，另一方面，此時又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夕，也是聽取外界意見建議的方式。

這位官方研究人士表示，過去經濟座談會邀請的人士，通常以研究中長期經濟和重大領域問題的著名學者為主，李克強就職以來召開的6次座談會，則大大提高了企業家和市場化專業領域經濟學家的比例。他認為，這不僅意味著高層在決策中註重更廣泛的民主，同時也顯示對中國經濟的布局正在朝著更深入、更專業的方向發展。

經濟學家有什麽看法

在昨日的八位發言人中，前四位都是經濟學家。

針對經濟下行的諸多討論，李克強昨日在座談會上再次明確，面對複雜嚴峻的經濟形勢，要善於從紛繁多變的經濟現象中把準運行的主脈，更要看清發展的大勢，尊重客觀規律，民主決策、科學決策。

梳理國內外金融機構的預測報告可以發現，絕大多數機構認為中國要完成全年GDP7.5%的增長目標比較困難，但預測值均在7.0%以上，屬於政府所界定的“合理空間”。

“總體來說，中國經濟下行趨勢難以改變，但調整方式是好的。”李迅雷近日公開表示，制約潛在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還是供給的減少，包括老齡化問題、投資增速減緩等。

李克強昨日分析稱，保持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的判斷，基於經濟增長能夠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和物價基本穩定，在發展中使居民收入增加、生態環境改善，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

“我們要更加註重用著眼長遠的辦法解決現實難題，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匯聚新的動能，更多把勁使在提質增效和民生改善上，推動科學發展、升級發展。”李克強強調，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必須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打好發展“持久戰”。

在此次出席座談會的經濟學家中，謹慎悲觀派的出席進一步強化了市場對後續刺激政策的預期。比如，沈建光和李迅雷一直都是市場上呼籲出臺更多刺激政策的代表人物。

沈建光在日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就表示，應該在穩定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推進改革而不是在經濟下滑的情況下倒逼改革，後一種情況下經濟風險更大，不可取。

至於穩定經濟的政策，在沈建光看來，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種路徑實現。

“從貨幣政策方面來看，盡管目前的定向降準在短期內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主要是對沖影子銀行收縮造成的負面影響。鑒於目前20%的存款準備金率有非常大的調降空間，降到18%、16%都不會有任何問題，對經濟也有幫助。這樣的貨幣政策能更有效地穩定經濟，更好地推進改革。”沈建光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不過，沈建光也稱：“貨幣政策是一個總量工具，對於調整經濟結構，財政政策可能會更好。”

與沈建光類似，李迅雷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也比較悲觀，他在此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目前的定向寬松部分替代了財政政策，長期而言不可持續，對於調整經濟結構而言，更有效的方式是財政刺激政策。

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認為年內貨幣政策取向已經清晰，全面降息幾無可能。因為總理重申了“保持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的判斷”，並再次強調“更加註重用著眼長遠的辦法解決現實難題”。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預計，年內宏觀政策會繼續保持“微調”的基調，不會發生大的轉向去刺激經濟，如貨幣政策工具的降息等手段不會出臺。中國社科院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基地副主任鄭聯盛認為，下半年貨幣政策仍應整體保持穩健，並繼續發揮預調微調的能動性：一是貨幣政策的應對機制整體保持穩定；二是發揮預調微調能動性；三是堅持防範不發生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思維；四是繼續發揮創新性工具的調控作用；最後是深化金融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

企業家說了什麽

在昨日的座談會上，李克強再次強調要推出簡政放權、放管結合的進一步措施，做實行政審批、市場壁壘和各種“路障”的“減法”，做好市場空間、創業天地的“加法”。

有與會經濟學家近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可以表述為三種：政府有可能高高在市場之上，也有可能謙卑地落到市場中來，還有可能落到市場的底部去。他認為，經濟理論工作者就是要討論這個條件，什麽條件讓政府偏離市場、遠離市場、高居市場之上，什麽條件讓它到市場里邊來。

作為市場主體，座談會上，經濟學家之後則輪到企業家發言，第一位發言的企業家是詹純新。

中聯重科的一位高層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在前幾天接到總理要聽取意見的通知後，詹純新緊急從國外趕回來。

一位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說，詹純新的發言，主要從現階段的行業狀況、公司自身運營情況及建議等三方面來闡述，李克強總理也向他提了若幹與此相關的問題。

作為強周期性行業代表的工程機械，其發展與宏觀經濟直接相關。去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放緩，工程機械所相關的下遊行業需求也處於低迷時期，因此導致該行業的疲軟走勢仍在持續。

中聯重科前三季度財報顯示，該公司的收入為198億元，同比降31.6%，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下滑了73.6%，為10億元。不止它一家，三一重工、柳工等同為工程機械行業的公司業績也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滑。

不久前，詹純新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獨家專訪時曾提到，現在工程機械的開工不足，但壓力還不太大，“因為我們此前在擴大產能的過程中較謹慎。中聯重科的固定資產只有70多億元，橫向和其他企業相比，我們比較輕，對產能擴張的控制較好”。

另一方面，時值網絡購物大促銷“雙11”前夕，京東創始人劉強東作為電子商務企業代表受邀與會，引發業界關註。

《第一財經日報》獲取的信息顯示，劉強東昨日說，電商行業仍處於高速發展階段，而農村電商、食品生鮮、互聯網金融是未來電商行業發展的驅動力。

劉強東在會上呼籲在行業內大力推廣電子發票，促進社會誠信體系的完善，促進行業更加公平規範競爭。

與此同時，劉強東還倡議大力推廣賣家電子工商註冊，加強跨平臺聯合監管，共同打擊有組織有規模的售假商家，杜絕售假商家在各種不同平臺上的違法行為，保障消費者利益，將李克強總理說的讓消費者“敢消費、願消費、能消費”落到實處。

面對分別來自新興行業和傳統行業的代表，李克強昨日指出，中國經濟要行穩致遠，必須著眼提質增效，走創新驅動發展之路，打造升級版。既要加大力度支持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發展，為它們“培土施肥”，打造中國經濟新的“發動機”；又要致力於傳統產業“挖潛開荒”，推動高端化、低碳化、智能化改造，促進“老樹發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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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1月10日註冊制會議座談紀要【轉帖】 Magicqw

【2016兩會特別報道】協商民主或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 全國政協重啟“雙周座談”這三年

2016年3月1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抵京。當日是政協委員報到的第一天。（視覺中國/圖）

又到兩會時間。今天，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本組專題帶你透過兩會細節，讀懂中國特色民主制度。

“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座談會上，分成“挺核派”和“反核派”兩派。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政協的職能是協商，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禮堂，面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順豐速運董事長王衛直言不諱地道出他對快遞業的擔憂：對快件實行“100%管控”，會讓快遞企業變成“一種類型的病人”，所有企業都要“吃藥”，勢必會影響行業發展。

當天，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了一場“雙周協商座談會”，主題是為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除了二十多名全國政協委員，王衛作為行業代表，也應邀參加。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十二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自2013年10月22日起，已舉行46次，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舉行。

“雙周協商座談會”，其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 “文革”開始後被迫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

此番重啟有繼承，也有創新。就發起主體來看，當時由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現在則由中共領導的全國政協發起。

傳承但不照搬“神仙會”

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會議一般都是在隔周四的下午三點召開，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2015年7月2日，第34次座談會的主題是“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何丕潔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那次座談會。

“俞正聲主席在開場中說了當天要重點討論哪些問題之後，大家就開始討論了。”何丕潔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大家發言結束後還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像有的大會發言，與會者把話講一遍就散會了。”他也發現現場氣氛比較活躍，大家著裝也多是便裝，比較隨意。

另一位曾參加過雙周協商座談的委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座談會發言大家都很踴躍，快結束時，還出現了搶話筒的現象。看到委員們爭搶發言，話筒都顧不上用，俞正聲讓大家“再說一個”，他還笑著說，“大家說發言機會難得，是在批評我，因為我與大家見得少。”

關於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定位，俞正聲在2013年10月22日召開的首次座談會上解釋：“通過定期邀請各界別委員主要是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座談交流，聽取意見和建議，使雙周協商座談會成為溝通思想、增進共識、協調關系、凝心聚力的協商平臺。”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雙周協商座談會傳統，可追溯至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政協的“雙周座談會”。1950年3月，一批認同中共政治綱領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了“時事政治座談會”，舉行頻次是每兩周一次，被稱之為“雙周座談會”，也叫“神仙會”。參加會議的有當時全國政協組織的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派、無黨派推選的代表，以及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當時不僅是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內部也流行“雙周座談”。

但不久，雙周座談參會代表、內容、舉行頻次就發生了變化。1955年，全國政協常委會決定，雙周座談會改為不定期舉行，由秘書長根據情況召集。座談會內容為：聽取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報告；座談時事政治；協商有關單位提出的問題和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舉行了114次的“雙周座談會”中斷。“文革”結束後，雖然有些民主黨派的地方組織恢複了“雙周座談”，但全國政協層面一直沒有恢複。

2013年，新一屆全國政協產生後，作為落實中共十八大精神、推進“協商民主”的一項制度建設和創新，中斷了近半個世紀的“雙周座談”得以恢複。

重啟後的“雙周座談會”，在名稱中加了“協商”二字，體現了“延續但不照搬”，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同時，也契合了中共中央強調的“協商民主”。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第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不談

從已召開的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來看，議題領域較廣，精準扶貧、媒體融合、政府職能轉變、“絲綢之路”經濟帶都有涉及。而且無一例外，俞正聲主席都親自參加，聽取意見建議並和與會者交流探討。

“議題通過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以服務大局為目的展開，也考慮社會民生和百姓關註的重要問題。”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另外，議題也會根據政協委員們的調研結果，以及在提案中提到較多的問題來確定。

南方周末記者從全國政協相關人士處獲悉，協商題目的確定程序是，先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推薦，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

據何丕潔介紹，每年年底，全國政協的各個專委會、局委辦以及政協領導，就會提出下一年重點調研關註的問題，這時就要確定哪些議題適合雙周座談，哪些適合放到政協常委會討論。

“那種‘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我們不討論。”全國政協專職副秘書長劉佳義接受媒體采訪時進一步闡述了對議題的要求。他說，座談會註意選擇現實生活中存在而又解決得不好、切口較小的問題來協商。

2014年11月13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的議題是“建築工人工傷維權”這個話題，如果籠統地談農民工問題講幾天也講不完，但從“工傷維權”這個小切口來說，卻能談得比較深入。

確定議題之後，接下去的工作就是選擇參會人員。

由於每次參會的只有20人左右，不僅要涵蓋全國政協相關委員會的委員，還要考慮交過相關提案或在大會發過言的政協委員，以及相關的專家學者。考慮到政協委員的廣泛性，在人員選擇上還要突出統戰色彩和界別色彩，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更多的參加機會。正是從這個角度考慮，將參會的中共政協委員限制在30%左右。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之所以參加了“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的座談會，就在於民革向來比較註重“三農”問題。其實在2014年4月3日，召開落實全民健身條例雙周協商座談會時，也邀請了何丕潔，“但我沒有參加。”何丕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推薦民革黨員中一位在直轄市任副區長的委員參會，該委員在政府工作中主抓教育、體育，談起來就有的放矢。

按照慣例，每次座談會召開前，相關部門還要進行調研。據何丕潔介紹，討論農村土地確權這個議題前，民革中央和全國政協提案委員開展了專題調研，很多政協委員都通過提案等方式提出了建議。

崔永元：“我違反了一點紀律”

座談會每次開會，除了邀請全國政協委員，還會邀請幾位相關的專家學者。2015年6月18日，全國政協就建築工程消防審核驗收召開了座談會，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淩雲就應邀出席。

“參加座談會還是蠻有意義的。”余淩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學者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總希望能把研究心得和看法向決策機關反饋，影響決策。

會議前，余淩雲按要求寫了份發言稿傳到全國政協，之後又根據政協的反饋意見修改了發言稿。發言不超過8分鐘，他回憶，每個人發言時，俞正聲或是插話，或是提問，或是做個簡短評價。

原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是無黨派界別的政協委員，因其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關註，被邀請參加了2015年10月8日召開的“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與風險”座談會。

崔永元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回憶，他大概是半個月前接到通知的，座談會召開當天，他和其他與會者各自前往政協禮堂。會議開始後，先是重點發言，每個重點發言者有8分鐘發言時間，這是事先有準備的。之後是自由發言，實際就是舉手發言，每人有5分鐘發言機會。快到5分鐘時會有工作人員遞去紙條，提醒時間快到了。

崔永元註意到，俞正聲有時也會插話。當時有個研究轉基因的專家在發言時說，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已經研究成功了，應該在國內推廣。俞正聲就問了一句：“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和人吃的轉基因玉米怎麽區分？”專家沒有回答上來，沈默片刻之後，低頭接著念稿子。

“座談會的會風很好，沒有啰里啰唆。”崔永元說。

崔永元參加過兩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第一次是2014年12月12日，議題是“城市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這個議題比較容易形成共識，都覺得需要保護，只是在保護和發展的關系上有分歧。

第二次就是“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和風險”，這一次各方有觀點對立。會議前的通知中明確要求每個人說自己的觀點，相互之間不要爭論，因為一爭論起來就沒完沒了。

“但我還是違反了一點紀律。”崔永元說，他聽到某部委一位人士的觀點時，就直接表示了抗議，大概有兩三個回合的爭論。

實際上，在雙周協商座談會上，類似的交鋒經常出現，因為選擇出席者時，就已註意到邀請一些觀點對立、有代表性的委員或專家參加。

2014年1月9日，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議題是“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會上就分成了兩派，“挺核派”認為，核電是清潔能源，在霧霾日益嚴重、能源結構調整迫在眉睫的情況，中國應該更多使用清潔能源。

但“反核派”認為，核電站在技術上並不成熟，應該實行總量控制。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雙周協商從一開始定下的工作原則中，有一條是“堅持廣開言路、求同存異、民主協商、集思廣益”，鼓勵各界別委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充分發表意見和見解。

2014年5月27日，在“化解產能過剩”座談上，全國政協常委李毅中就直言不諱：“化解產能過剩雖然經過了很多努力，坦率地講，成效並不顯著。”“對於產能過剩的行業，再好的項目也不能上了。”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雙周協商座談會。曾經參會的委員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解決了工傷保險“老大難”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兩年多下來，經濟、民生等相關部委負責人，幾乎都受邀參加過雙周協商，其中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受邀的頻次最高，成了常客。

2013年11月21日的座談會主題是“為維護職工群眾切身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言獻策”。會上，政協委員顏輝提出建議，應從立法源頭上確保職工“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在場的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就回應：2020年前，人社部將在全國推行全民參保登記計劃，努力推動95%的養老保險參保率。

當天派員去現場的還有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廣電總局等部委，如果委員的意見與在場某個部門有關，俞正聲都會點相應的部委領導作回應，並強調：“政協的職能是協商，不是給你們作指示，而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社會組織是社會協商的重要載體。2014年7月25日，全國政協對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進行了協商座談，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到會介紹了相關情況，並與委員們互動交流。次日，他就召集民政部相關司局負責人，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改革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

從結果來看，到目前不少雙周協商的意見已經影響了政府決策。

2013年12月24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了汽車尾氣問題後，形成了報告給中央。該報告提出，僅占汽車保有量13.4%的黃標車，卻排放了81.9%的細顆粒物，後來，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

2013年11月7日，有關建築產業化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之後，中央領導同誌在報送的信息上批示：“推進建築產業化勢在必行”，要求住建部會同有關部門深入研究。

據全國政協相關人士介紹，雙周協商座談會推行之初，不是所有中央領導都能看到協商的成果，初期座談會結束後，是將協商成果以信息專報的形式，報送相關的中央領導，一般不會報送有關部委。

2014年3月開始，全國政協將協商成果報送到中央領導和相關部委，推進了協商成果的落實轉化。

建築業工傷保險，在過去視為“老大難”問題，社會上呼籲了十幾年但一直沒有解決。2014年11月13日，全國政協以“建築工人工傷維權”為議題進行了協商座談，這實際也是全國政協社會法制工委從2013年就開始跟蹤調研的專題，並與人社部、住建部、總工會、安監總局等部門進行調研。那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又圍繞資金來源、體制機制障礙、部門利益等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然後形成了供國務院決策的參考建議。

2014年12月，國務院四部委終於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解決了多部門十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

改變“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推行，不僅推動了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是發揮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主體作用的一個探索，讓更多的政協委員有了“存在感”。

過去全國政協委員一年只開一次會，委員主體作用難以得到充分釋放和發揮，這個現象被稱為“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政協常委每季度開次會，政協主席副主席每月開次會）。但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20名左右的政協委員，一年能邀請400人。一屆5年，就有2000人可以通過雙周協商座談會參政議政，改變了“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啟動，也使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這一定位更加清晰。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主任劉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協商民主作為十八大之後的高頻政治詞匯，呈現出越來越被肯定的走勢。盡管在延安時期的“三三制”（延安時期的一種政府組成機制，共產黨員、工農、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政治協商”已經有“協商”的意思，但那時還是一種“民主協商”，而不是“協商民主”。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鄭萬通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早在1991年中央領導同誌就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有兩種形式，其中就包括“協商”：“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2006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論證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形式”。但到那時，還只有“協商”，尚未明確提出“協商民主”這一概念。

在“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全國政協做過不少推動工作。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提出了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加強協商民主工作，成為當年兩會熱點。2007年11月15日，國新辦發表了《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確認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概念。

十八大報告不僅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了“協商民主”，並提出了“協商民主制度”概念，從而將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上升為制度形式。

有媒體報道認為,協商民主或許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政協作為專門的協商機構，在2013年3月產生新一屆全國委員會之後，便把對加快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進行部署，並對增加協商的頻度和提高協商層次進行了探索。

2013年5到6月間，全國政協赴全國各地，對協商民主的推進情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研，調研共分八個組，經過多次討論後，全國政協決定重啟“雙周座談”。

現在，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兩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再加上專題協商、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可見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政協的參政議政格局。

興業證券將閉門座談 *欣泰賠付方案細節“正在路上”

因IPO造假將永久退市的*欣泰新的一周跌停繼續，受損投資者最為關心的先行賠付方案細節則已“正在路上”，而近期，投資者也將有望在賠付方案上得以發表自己的聲音。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相關律師以及興業證券處獲悉，本周五(8月5日)興業證券將於上海召開閉門座談，就*欣泰IPO造假先行賠付具體方案細節與專家、投資者代表、相關律師等進行交流溝通。

上海天銘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宋一欣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其本人將參與周五的交流會，正在準備最新的建議。他認為，賠付方案細節仍有待商榷。

值得一提的是，宋一欣此前此前曾《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關註*欣泰賠付一案的16位證券律師已向證監會提交相關聯名建議函，希望就*欣泰IPO造假的先行賠付問題召開聽證會。明確相關哪些投資者符合先行賠付標準，賠付金額如何確定，賠付條件是否等同於放棄訴訟權利等問題。

興業證券相關人士則向本報稱，據其了解，這次交流會的目的之一或為響應上述聯名建議函，在程序上多聽取專家和市場的意見。

該人士透露，關於*欣泰IPO造假的賠付方案，總體方案不會輕易改變，但方案中確實尚有諸多具體事項待明確。“比如賠償的基準日是哪天，怎麽算，等等。”他稱。

按照興業證券此前的公告，興業證券5.5億元賠付專項基金的賠付對象標準為:自虛假陳述實施日起至揭露日(2015年7月14日)或更正日(2015年11 月27 日或12 月10 日)之前買入欣泰電氣股票的,且在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後因賣出欣泰電氣股票或者因持續持有的,扣除市場風險因素所致損失後存在虧損的投資者。

從程序上看，上述興業證券人士指出，公司賠付方案工作朱將先制定若幹備選方案，再與監管和相關部門進行反複溝通，初步判斷後再與專家、律師、市場人士、投資者代表交流，聽取意見;而後才將公告正式方案。

深港通年內開通 方星海於深圳主持工作座談會

日前，為推進深港通各項準備工作，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深港通專項工作小組組長方星海在深主持召開深港通工作座談會，聽取深港交易所、中國結算以及部分證券公司準備工作進展情況匯報和意見建議，並就相關工作進行部署，確保年內開通深港通。

滬港通試點啟動以來，總體運行平穩有序，經受住了市場檢驗，實現了預期目標，為深港通提供了寶貴經驗, 打下了堅實基礎。

8月16日，中國證監會和香港證監會發布《聯合公告》後，市場各方準備工作提速。深交所等四方已完成主要規則制訂工作，擬於近期向市場公開征求意見，兩地交易所和結算公司技術系統開發和相互仿真測試已經完成，各項工作有序推進。近期，深交所和中國結算聯合發布啟動工作通知，要求各相關市場機構共同參與，全面啟動準備工作。相關證券公司都成立了專門小組，強化組織保障，在滬港通基礎上已先行完成技術開發，有望較快完成準備工作。

方星海強調，深港通是黨中央、國務院對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又一重大部署，標誌著中國資本市場在國際化和市場化方向上又邁出了堅實一步，有利於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加強內地與香港合作，提升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競爭力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證監會黨委高度重視此項工作。參加座談會的各方表示，將在中國證監會的統一部署下，精心組織、密切協同，確保如期完成啟動準備，確保平穩啟動、安全運行。

來，潘功勝近期將邀請外企開個座談會！

“中國的外匯儲備非常充裕。”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表示。

3月20日潘功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進行了題為“跨境資本流動：挑戰與應對”的發言。他對中國的外匯儲備余額，以及影響外儲變化的因素進行了詳細說明。

潘功勝強調，外匯局將本著開放的態度與市場溝通，計劃近期邀請外資企業去外匯局座談。

在1月份外匯儲備跌破3萬億美元關口之後，2月份外匯儲備終於止跌反彈，重新站上3萬億美元關口之上。央行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2月外匯儲備余額30051.2億美元，環比增加69.16億美元，增幅為0.2%，為2016年6月以來首次回升。

此前1月末外儲曾跌破3萬億美元整數關口，至29982億美元，創近六年新低。

潘功勝稱，在國際經濟體中比較，中國的外匯儲備也是最高的，而且第二名與中國之間的差距很大。截至去年年底，整個中國的外匯儲備占全球的28%。

“一個國家持有多少外匯儲備算一個合理的水平?國際和國內沒有統一的標準。它需要綜合考慮一個國家的經濟條件，它的經濟開放程度、它利用外資和國際融資的能力，以及經濟金融體系的成熟程度等等。無論以傳統的指標來衡量，還是以IMF經濟學家提出的一些指標來衡量，中國的外匯儲備都是非常充裕的。”他說。

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的經營管理堅持安全流動、保值增值的原則，進行審慎、規範、專業的運作，優化並動態調整投資總額和投資策略，同時我們尊重國際市場的規則和慣例，維護和促進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發展。

按照慣例，中國央行在每月7日前後發布到上月底外匯儲備的余額和變動情況。

潘功勝稱，影響中國外匯儲備變動主要是有三個因素，一是匯率折算資產價格變化，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我們是以美元計價，非美元的外匯要折算成美元，所以匯率會產生波動。此外，外匯儲備投資的債券、股票等資產價格也在不斷變動，所以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動是影響外匯儲備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是多元環境，比如說我們設立絲路基金、中阿產能合作基金和中非基金等，這些資金也來自外匯儲備，要從對外公布的外匯儲備中扣除。

第三是人民銀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我們無意通過貨幣貶值來提升我們的競爭力，這是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上向世界承諾的，我們沒有意圖也沒有這樣一種需要。”潘功勝強調，對於人民銀行向市場提供的外匯流動性，旨在防止匯率的超調和羊群效應維護市場穩定。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的靈活性和保持穩定性之間尋找一個平衡的做法，對國際社會是有益的。它有效避免了人民幣匯率的無序調整所產生的的負面溢出以及主要貨幣的競爭性貶值。

潘功勝指出，推動中國進入市場的雙向開放，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水平，同時在複雜多變的世界中，防範跨境資本流動的過度沖擊，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是我們的雙重使命。我們始終基於開放的態度與市場溝通。潘功勝說，準備近期邀請在華的外資企業到外匯局座談，並歡迎國際國內的學者到外匯局作客。

(第一財經實習生熊天琪對本文有貢獻)

馬雲等民企“大佬”參加稅總座談：營改增是“放水養魚”、利國利民

“營改增(營業稅改增值稅)實際上是把麻煩留給政府，把利益留給企業。”

3月31日，在北京全國工商聯辦公樓三樓大廳，面對聽取企業家發言的全國工商聯主席王欽敏、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身著藍色毛衣的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談到營改增的影響。在他旁邊的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書福、京東集團首席執行官劉強東等民營企業家，也在馬雲之前介紹了企業稅收相關情況和建議。

                  上圖為馬雲等企業家在座談會現場發言

當天全國工商聯和稅務總局正式簽署了合作協議，目的是將聽取民營企業對稅收工作的意見建議機制化、常態化，幫助民企健康發展。而全國工商聯、稅務總局領導班子和馬雲等9名企業家齊聚一堂座談，正是落實上述合作協議第一步，而在座的企業家均談到營改增對企業的影響。

去年5月1日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最後四大行業納入營改增試點，本屆政府最大減稅舉措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

馬雲表示，阿里巴巴非常歡迎營改增，不僅僅因為營改增給企業減稅了，而是因為營改增這種稅收征收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放水養魚，利企利國利民的做法，更加科學、更加精準、更加立足於國家經濟發展的大局和企業的實際。

營改增消除重複征稅，給企業減稅是在座民企普遍感受。

“根據營改增新政策，建築服務、不動產進項稅可進行抵扣，我們按基建投入20億測算，同時按建築業一般納稅人11%的稅率計算，吉利可新增1.98億元進項抵扣，這給我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降稅效應，極大地增強了企業的經營能力。”李書福在座談會上稱。

劉強東也在會上表示，營改增後，企業外購的設備、燃料、過路過橋費、修理費等支出的進項稅可以抵扣，2016年減稅過億元。營改增給包括京東在內的電商企業都帶來實實在在的減稅效果。

主營工業切削刀具的大連遠東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長齊樹民在會上表示，公司去年開始建設二期廠房，總投資額近5億元，營改增新政對於新購進的不動產可以抵扣進項稅額，去年因此取得進項稅額700萬元，減負效果明顯。

營改增不僅給企業減稅，還有助於加大企業投資，助力企業轉型升級。

“我以為營改增只是與商業服務業有關，似乎與自己的企業關系不大，但兩件事讓我改變了看法，營改增確實對企業好處很多。”大橋纜索的研發及制造商奧盛集團總裁湯亮在會上稱。

湯亮介紹，去年集團從戰略角度出發，計劃收購了一家生產左心耳封堵器以及先天性心臟缺損封堵器的醫療器械公司。這家企業的產品前景非常好，但目前正處臨床試驗的最後階段，只有投入沒有產出，而且投入非常大。面對這種情況，公司領導層對一項耗資5億元的生產運營基地投資項目權衡再三，頗有些舉棋不定。

“這時正好上海稅務部門對企業進行營改增政策的輔導，我們才意識到，在5億元的投資中，按照營改增的新政策，企業能多增加4千多萬元的增值稅抵扣。這一算賬後，我們一下子吃了定心丸，很快啟動這個項目。”湯亮稱。

另外，奧盛集團下屬的浦江公司今年準備上市，由於幾乎所有的中介費用都能開具增值稅發票，企業可抵扣6%的增值稅，為企業節省了至少數百萬元的融資成本。

聽完上述民企負責人介紹完企業稅收情況和建議後，王軍表示，營改增極大激發了市場活力，對民營企業發展也發揮了重要支持作用。

上圖為稅務總局局長王軍聽取民營企業家發言

“我註意到，在座的李書福先生談到，吉利集團按基建投入20億元測算，可新增1.98億元進項抵扣，給企業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大紅包，將有力促進吉利全面轉型升級並全面進入3.0時代。”王軍說。

不僅民企巨頭享受到了營改增減稅紅包，中小微企業也切實受惠。

王軍介紹說，截至2月底，納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的1100萬戶納稅人中，小規模納稅人有970萬戶，占全部試點納稅人的87.31%，這些企業基本上是民營企業。

對於這些他們本小利薄，經營狀況不好的民企，營改增新政在制度設計上給予照顧。

王軍說，營改增政策規定，對小企業按3%的征收率實行簡易征收。如果他們原來繳納5%的營業稅，營改增以後征收率降為3%，負擔水平直接降低40%;如果他們原來繳納3%的營業稅，表面上是稅負平移，但實際上計稅依據發生了變化，原來營業稅的計稅依據是含稅價，增值稅的計稅依據則是不含稅價，這樣換算以後稅負也是下降的。

“營改增執行效果統計，去年5月至今年2月底，970萬戶小規模納稅人稅負平均下降了25.97%，所有小微企業均實現減負。”王軍說。

他表示，為切實幫助包括廣大民營企業在內的試點企業進一步了解政策、用好政策、享受紅利，我們正在深入開展營改增政策大輔導。下一步，我們將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進一步落實和完善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政策，簡並增值稅稅率結構，實現由四檔稅率簡並至三檔，營造簡潔透明、更加公平的稅收環境。

外匯局長潘功勝與寶馬等外企座談 回應利潤匯出問題

上個月召開的國家發展高層論壇上，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曾公開表示，外匯局將本著開放態度與市場溝通，近期計劃邀請外資企業去外匯局座談。如今承諾如期兌現。4月6日，索尼、寶馬、戴姆勒、殼牌、輝瑞、IBM、VISA等多家外商投資企業圍坐一圈，與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開了個座談會。

“企業提了一些利潤匯出辦理過程中的困難，潘功勝一一回應。”一位參會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外會上還留了聯系方式以便日後加強溝通。潘功勝重提了外商企業利潤匯出不受限，強調不搞外匯管制，但指出需要加強合規審查。

今年2月，網傳寶馬中國區公司賣車銷售利潤匯出困難。外匯局通過官方微博多次辟謠稱“中國將限制外企在華盈利匯回“這一消息不屬實，外匯局相關政策無任何變化。3月20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對於此前有媒體報道稱外資企業在中國賺取的利潤不能正常匯出的問題，潘功勝公開作出回應。他表示，外資企業在中國賺取的利潤可以在中國再投資，也可以匯出，但是在進行匯出的時候有一些基本條件，一共包括四個：第一，按照中國公司法律要求要彌補以前的虧損;第二要有一個董事會的利潤分配的決議;第三要有一個經審計司審計的財務報表;第四，要有一個在中國的完稅證明。滿足這樣一些要求，企業利潤匯出是不存在問題的。“這四個條件也不是現在的條件，是過去一直存在的條件。”潘功勝強調。

在外商投資企業座談會上，潘功勝指出，建立穩定、良性的外匯市場，符合監管部門和市場主體的共同利益，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當前，我國外匯市場形勢比較穩定，跨境資金流動趨向平衡。未來，我國跨境收支具有良好的穩健基礎。

他強調，當前中國外匯管理工作基於兩個基本點，堅持改革開放，進一步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水平，更好地服務企業、服務實體經濟;同時切實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依法加強外匯市場監管，維護一個健康、穩定、良性的外匯市場秩序，為改革開放發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香港 1997 - 2017」座談會

習近平同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的中外企業家代表座談

國家主席習近平11日在海南省博鰲同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的中外企業家代表座談。

習近平強調，我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是樂觀的。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中國現在的大方向就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我們走的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堅持改革開放的道路。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我們要加滿油、把穩舵、鼓足勁，付出異乎尋常的努力，推動新時代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中國的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我們要擴大對外開放不停步，我們改革的步伐不會停歇，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我們要讓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讓發展更有質量，讓治理更有水平，讓人民更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們要堅定不移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為亞洲和世界發展作出中國貢獻，歡迎搭乘中國經濟快車，分享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中國將為國內外企業家投資創業營造更加寬松有序的環境。希望各國企業家在中國改革開放新征程中施展更大作為，得到更大發展。

習近平指出，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讓中國的改革發展造福人類，推動實現共贏共享發展。“一帶一路”倡議一切都在陽光下運行。我們不搞小圈子，也不搞強買強賣。我們正在推動制定東亞經濟共同體藍圖，共同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

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謝國民、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許立榮、美國商會高級副會長薄邁倫、日本豐田汽車公司會長內山田竹誌、美國德勤全球主席柯睿尚、臺灣地區冠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執行總裁宣建生、韓國SK集團董事長崔泰源、英國保誠集團執行總裁韋爾斯、美國黑石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蘇世民等9位企業家代表在座談中先後發言，他們高度評價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贊賞中國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作出的突出貢獻。他們表示，習近平主席在論壇年會開幕式上宣布的中國擴大開放的一系列新的重大舉措令人鼓舞振奮，對世界發出了有利於推進全球化進程的積極信息。中國的改革開放力度前所未有，中國的發展為外資提供著持續不斷的良好的發展前景。他們願把握機遇，積極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共建“一帶一路”，實現企業更大發展，共同推動亞洲和世界經濟走向繁榮。

中外企業家代表等70余人參加座談。

丁薛祥、劉鶴、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座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