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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2年降3成　真的可能嗎？

上海企業招聘滿足率五年降七個百分點 國企降幅最大

現代企業之間的競爭，本質上是人力資源的競爭。企業的招聘需求能否及時得到滿足，不僅影響企業的運行效率，而且關系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

近日，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就業促進中心發布《上海市企業招聘滿足率報告》(下稱《報告》)，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取3532家企業為樣本開展調查，研究分析上海市企業招聘需求的有效滿足情況。

《報告》顯示，2016年上半年上海企業平均招聘滿足率為83.3%，這意味著本市企業16.7%的招聘需求未能及時得到有效滿足。在所有類型的企業中，反映招聘員工比往年困難的企業約占53.3%，環比上升0.1個百分點，同比上升14.4個百分點，招聘困難已經是過半企業共同面臨的難題。

同時，《報告》也顯示，近年來上海市企業招聘滿足率呈現明顯下降的趨勢，2011年上半年上海企業招聘滿足率曾接近90%，與之相比，2016年上半年的滿足率降低了將近7個百分點。

《報告》分析認為，上海市人力資源市場的結構性矛盾較為突出，未來繼續下行的可能性較大。

究其原因，業內專家認為，主要是受到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和本市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

一是隨著上海市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化，經濟增長開始從追求數量的增長轉向質量的提升，產業升級對於從業人員的知識、技能和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由於受到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影響，企業進一步提高員工薪資水平的空間受到擠壓，部分就業崗位對勞動者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三是上海市勞動年齡段人口逐年減少，勞動力有效供給不足，勞動者對於薪資待遇、工作環境的期望值則不斷提升，人崗匹配契合度的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招聘滿足率產生了影響。

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研究員馮立果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里面存在的主要問題還是結構性就業矛盾，即市場化的人才需求和非市場化的人才供應之間的矛盾。現在大部分的用人單位采取了市場化的手段，即根據經濟、技術的發展形勢和企事業單位的發展需要，向社會招聘人才。但現行教育系統的人才供應總體上還是非市場化的，總體上來說還是計劃化的人才供應。

《報告》還列出了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三大類型企業的滿足率。

其中，外資企業招聘滿足率最高，達86.4%;民營企業招聘滿足率為82.5%，近年來持續呈現上升趨勢，雖仍略低於總體水平，但兩者之間的差距明顯縮小;國有企業招聘滿足率為82.3%，環比下降4.5個百分點，同比下降4.1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高於其它各類型企業。

業內人士分析指出，近年來民營企業發展迅猛，在管理上走出了家庭型、經驗型管理的小圈子，開始重用人才、重視現代化管理，合理設計薪酬體系，增強了企業的吸引力。

而國有企業招聘滿足率的大幅下降，除了受人力資源市場結構性矛盾加劇的影響以外，國有企業市場化招聘程度不高，市場供求雙方信息不對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有些招聘崗位薪資待遇、發展前景、工作環境都很有吸引力，招聘條件要求也並不苛刻，前來應聘的求職者卻不多，符合企業要求的求職者則更少，導致部分優質崗位資源長期閑置。

馮立果認為，總體上來說，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招聘市場化程度比較高，更多追求人的才能，而非社會關系、學歷等。其中，民營企業更講求招聘的人員能否盡快為我所用，創造價值。而國有企業總體上來講招聘的市場化較低，在用人上會存在一些非才能性、非經濟性的要求，會存在講究社會關系等因素。

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在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上就提出，要深化企業內部管理人員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的制度改革;國有企業要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薪酬水平、職務待遇、職務消費、業務消費。

馮立果認為，國有企業招聘市場化的實現，難度不在於單個國有企業本身，而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國有企業本身會有總體性平衡的要求。

“十八大以後出現的國有企業限薪、工資總額預算管理等，也可能會影響到國有企業招聘的滿足率，目前國有企業總體上處於人才流出較多的情形。特別是一些科技型的央企，比如航天、軍工、石油等領域的央企，在限薪的情況下，那些科學家、工程師收入下降，這些人有的自己出去創業，有的去了收入較高的民營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馮立果補充道，現在國有企業總體上效益在下降，跟前幾年情況不大一樣了，這也是造成人才流失的一個原因。

回應中國高稅負之爭，發改委主任說一年降成本上萬億

“我大體算了算，去年我們在降低企業成本方面大概1萬億元左右。”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在回應近期“中國制造業成本高，企業稅費負擔重”的討論時，給出這個數字。

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成本負擔較重背景下，過去的一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任務之一正是降成本。

在1月10日國新辦舉行的發布會上，徐紹史稱，降成本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一個佐證就是，2016年前11個月企業成本有所下降，而利潤率有所提高。這明顯好於2015年。

今年企業降成本力度將會更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首場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改革，從而真正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財政部有關負責人也於近日公開表示，2017年將研究新的減稅降費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我們會進一步關註企業的訴求，進一步完善政策，簡政放權、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的負擔。”徐紹史稱，企業也要練好內功，加強管理，這樣企業成本下降得更快。

曹德旺與1萬億降成本

近期，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曹德旺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談及中國制造業成本高，企業稅費負擔重，這在全國掀起一場關於企業成本尤其是稅費負擔的大討論。

1月5日財政部從稅制改革和稅負構成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回應，認為目前稅制改革有利於企業發展，並表示下一步將加大減稅降費力度。

徐紹史在上述發布會上表示，曹德旺等一些個案具有它的特殊性，不必過分解讀。他與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持有相同的看法，即國家宏觀稅負的水平總體上並不高。

“我依然相信，我國市場還是很有競爭力的，依然是外資最佳投資國之一。”徐紹史列出了2016年政府給企業降低1萬億元左右成本的詳細賬單。

第一部分是減稅降費，總額約5500億元。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全面推開減稅大概5000億元，涉企收費包括進出口環節的涉企收費、銀行卡刷卡的收費定價機制等，大概減少了560億元。

企業用能成本降低了約2000億元是降成本第二部分。通過電煤價格聯動，輸配電價的改革，鼓勵電力直接交易等為企業減負1000億元，另外降低非居民用氣的天然氣價格也減少了企業成本1000億元。

降成本第三部分是利息負擔。徐紹史表示，去年前11個月給企業降低利息負擔787億元。

最後，通過航道疏通等舉措，企業物流成本降低約350億元。去年簡政放權系列舉措也降低了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如果再算上去年國務院降低了企業社保繳費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減輕企業負擔1000多億元，整體上去年為企業降低成本約1萬億元。

降成本還有大招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

財政部部長肖捷在隨後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強調，2017年繼續落實並完善營改增試點政策，擴大減稅效應。研究實施新的減稅措施。進一步清理規範基金和收費，再取消、調整和規範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公開中央和各地收費目錄清單。落實好其他已出臺減稅降費政策。

隨著近期營改增試點政策和征管的完善，不動產進項抵扣規模疊加，營改增減稅規模還將進一步擴大。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曾對第一財經記者估算，2017年全年營改增減稅規模可能高達6500億元。

盡管官方尚未明確新的減稅措施，但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宣布擬將美國企業所得稅率由35%下降到15%後，一些專家也建議根據國際局勢變化，適時調整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目前為25%)。

國家行政學院馮俏彬教授建議，在全面營改增之後，要及時將重點轉向增值稅稅率的簡並，將增值稅的普通稅率從17%下調到13%左右，同時擴大可抵扣項，讓政策的春風能惠及最多的市場主體。

除了稅，隨著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加快，社保繳費的費率是否有進一步下調空間，也是社會關切的。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國綜合社保繳費率高達40%，是企業很大一塊兒成本負擔。

公募A股影響力大滑坡：持倉占比10年降逾八成

公募基金作為曾經A股市場上的第一大機構投資者，受A股IPO快速擴容以及自身發展結構化失衡等因素影響，對市場的影響力在過去十年間經歷了大滑坡。

Wind資訊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末，公募基金共計持有A股市值1.58萬億元，相對同期滬深兩市39.34萬億元的流通市值的占比僅4.02%，較2007年末的比重降幅逾80%。

當基金對A股整體影響式微的同時，伴隨著監管新規對流通股持倉比例的限定，它對個股走勢的影響亦將下滑。然而，業內人士對此評價頗高，這意味著公募莊股將趨於消亡，市場會更加規範與透明。

對A股持倉占比連年下滑

2007年初至2016年末的十年間，公募基金實現體量大跨越，資產管理規模從3萬億元站上9萬億元。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公募基金對資本市場尤其是A股市場的影響力卻在連年下滑。

2007年是A股市場創造牛市高峰的一年，A股上證綜指曾創出6124的歷史高點，帶動了大批投資者跑步入市以及基金產品的熱銷。據Wind資訊統計，截至2007年末，300多只公募基金產品共計持有A股總額2.4億元，占滬深兩市9.31萬億元的流通市值的比重約為25.78%，成為股市中最大的機構投資者。

一晃十年過去了，公募基金數量增加了逾十倍，總量突破了4000只，資產規模從3.1萬億元增長至9.1萬億元，但其對A股市場的影響力已經大打折扣，基金持有股票市值從2.4萬億元下滑至1.58億元，同期滬深兩市流通市值則從9.31萬億元逐漸增長至39.34萬億元。一增一減之間，基金對A股流通市值的持倉占比快速下滑到了4.02%。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上述情況的出現一定程度上緣於公募基金結構化失衡的癥狀。相較2007年，最近十年來權益類基金擴張緩慢，債券型基金、貨幣基金則實現了大爆發。截至2016年末，9.16萬億公募體量中，貨幣基金占據4.27萬億元，債券型占據1.33億元，兩者貢獻了公募市場大半壁江山。

博時基金總經理江向陽稱，在產品開發端，公募基金產品結構不合理。主動權益類公募基金規模占比由2007年的91%，萎縮至2016年中的32%，而貨幣基金的規模占比則猛增至55%。與此同時，公募基金產品同質化情況嚴重，同類產品紮堆發行，產品開發的“羊群效應”亟待打破。

2016年是公募基金大擴容的一年。據東方財富Choice統計，這一年共有1153只新基金成立，發行份額超過1萬億元，其中，股票型基金數量僅77只，募集408.44億元。而債券型基金累計募集了4480.94億元，貢獻了新基金發行量的40%的份額，而貨幣型基金發行規模超過1200億元，占當年的基金發行市場份額的10%以上。

上海一家中型基金公司副總經理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公募權益資產10年不增反減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有些基金公司重視規模而相對忽視業績，使得行業的口碑未隨同體量同步增長，另一方面，這些年是公募基金機構化業務取得長足發展的時期：2007年公募完全由零售客戶占主導，機構占比較低，但2015年末機構在公募資產中占比首次突破50%後，機構化比重還在持續增長。

“銀行、保險等機構對於安全性的要求極高。它們無論是正常申購還是定制公募基金，對權益類資產的配置偏好較低，多少持倉控制在10%以下，而大頭頭寸都去配置固定收益類資產。”該副總稱，總體而言，機構基本不碰權益類基金。

個股影響力減弱

在公募基金對大A股整體的影響力正伴隨著後者IPO擴容及註冊預期的推進而日趨下降過程中，一些基金公司通過旗下的基金產品抱團高比例控盤個股而“捍衛”了它的江湖地位。

據Wind資訊統計，截至2016年末，上汽集團、貴州茅臺、五糧液、格力電器、中國石化、美的集團、興業銀行、中國平安、伊利股份、寧波銀行的基金數量位列前十，分別有516只、504只、503只、484只、449只、420只、387只、377只、377只、377只基金抱團持倉。這10只股票多為長牛走勢，在2016年股價漲幅平均超過了18%。而排名前五的個股平均漲幅超過30%。

盡管以上個股公募抱團數量極多，但整體而言，占流通股的比重並不高。在推動上述大盤藍籌行情中，公募基金的力量絕非重要力量。以上汽集團為例，516只基金累計持倉4.366億股，占其110億流通股的比重僅為3.96%;504只基金累計持有貴州茅臺4524.38萬股，持股比例僅為3.6%。

與之相反，公募基金在一些體量較小的個股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在公募持倉個股流通股比例最高的100只股票中，占比從20%至57%不等，其中基金持倉比例最高的恒華科技，占比高達56.92%，緊隨其後的歌力思、耐威科技、韻達股份、華宇軟件中公募持倉占比均超40%，分別為52.66%、47.56%、41.35%、40.86%。如此重倉比例，對於這些公司而言，公募批量出逃或者進駐的話，對它們的股價影響至關重要。尤其是當一家公司旗下的基金高比例持股同一家上市公司時，情況就變得更加顯著。

公募基金對於個股的持倉很長時間以來受制於“雙十比例”的約定，即一只基金持有一家公司發行的證券市值不超過基金資產凈值的10%;同一基金管理人旗下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發行的證券，不得超過該證券市值的10%。雖然一家基金公司旗下多只基金重倉某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超越10%並不違規，但自上一輪牛市以來，公募抱團、高比例持股的情況也引起了市場人士的諸多詬病。尤其是在牛市高峰期，一些基金公司“獨門股”中頻繁出現全通教育、安碩信息、朗瑪信息等被質疑炒概念的高價股的身影。這些股票一度還被貼上了公募莊股的標簽。

此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某位業內人士如此分析稱：“一家基金公司旗下多只基金產品，重倉了某只中小創股票，它們如果不拋的話，個股的交投就相對清淡，基本上每天都在漲，個人投資者也不願意拋，以至於超越貴州茅臺成為300元、400元的高價股，成為天價高價股後最終崩盤。”

據東方財富Choice統計，截至2016年末仍有諸多基金公司存在旗下基金高比例抱團情況。比如華商基金旗下9只基金持倉東方時尚1329.77萬股，占其流通股的比重高達26.6%;中郵基金旗下9基金持倉耐威科技1677.28萬股，占其流通股的比例23.63%。

眼下，這一情況也迎來了監管層的糾偏。證監會近日發布《公開募集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流動性風險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明確了流通股投資比例限制，不僅規定同一家基金公司旗下開放式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發行的股票，不得超過該上市公司流通股的15%。同時還要求，基金公司旗下的全部投資組合(包括專戶和公募基金)持倉不能超越上市公司流通市值的30%。

“控制流動性風險，防範管理人利用持股優勢實施市場操縱等違法違規行為。”證監會對此解釋稱，現有“雙十比例”規定借鑒成熟市場做法、以上市公司總股本為控制基準，但在當前我國發行制度下，由於主要股東限售原因導致大量上市公司的總股本與流通股本差異較大，從避免基金過度集中持有流通個股引致流動性隱患角度看，需結合我國國情補充相應投資限制。

由此可見，隨著新規的實施，未來公募基金莊股將不複存在，基金公司對個股股價走勢的影響也將大幅下滑，整個行業的治理與運行更加透明。

永大電梯業績三年降近50%  高管爭鬥未來將何去何從

中國臺灣地區引以為傲的電梯品牌永大近來在大陸市場經營業績正在經歷陣痛。

有信源向第一財經記者爆料稱，臺灣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大機電”）在大陸分公司永大電梯設備（中國）有限公司（下稱“上海永大電梯”）過去一直維持電梯市場占有率4%~5%的份額，以單一品牌維持大陸市場前十位的排名，也曾經入選全球第十大電梯企業。然而2015~2017年短短3年時間在市場維持穩定增長環境下，上海永大電梯在國內市場業績衰退近50%。

業績的下滑或許與永大機電目前正陷入經營權之爭有關。

業績下滑

上述信源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海永大電梯2017年共約出貨9560臺，2016年同期出貨12945臺，同比減少3394臺（增長率-26.2%），預算13200臺，達成率72.4%。出貨從2013年~2014年的19000臺，到3年後跌成9500臺。

第一財經記者查詢發現，我國目前已經是全球最大的電梯市場，但仍保持較大增長空間。東興證券研究數據顯示，2014 年我國電梯產量和銷售量分別占全球市場的65%和60%，電梯保有量占全球總保有量1200 萬臺的30%左右。

對此，永大機電官方發言人林東升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由於國內房地產市場出現拐點，上海永大電梯的市場需求在2015年開始出現衰退，三菱、奧的斯等電梯大廠陸續以降價策略來爭奪訂單，因此上海永大電梯的價格優勢不再，市場份額出現下滑。“為確保營運資金，永大謹慎挑選信貸良好客戶，同時提高付款要求，因此間接影響接單狀況。”

顯然上海永大電梯在大陸市場經營業績下滑是不爭的事實。

據了解，國內市場60%的份額被美歐日等外資品牌占據。其中奧的斯、三菱、日立三大外資品牌占據了市場大約40%的份額。以江南嘉捷、康力、博林特為代表的民族品牌，占據了市場40%的份額。

此外林東升表示，近年來國內房地產在一二線城市的銷售已經呈現飽和態勢，房地產商開始轉向三四線城市進行開發，電梯大廠也不再僅僅聚焦一二線城市，也轉而積極將觸角擴展到三四線城市，同時為了爭取訂單，紛紛推出經濟優惠機種以符合外圍城市需求，進而壓縮了上海永大電梯在三四線城市的生存空間，而三四線城市正是上海永大電梯的主力市場。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三四線城市若幹家房地產采購商，對方也都表達了和永大較為相似的觀點。

“禍起蕭墻”？

據當地媒體報道，目前永大機電正處在爆發經營權之爭的邊緣。據媒體報道，已經辭去總經理職位、董事長許作立的堂弟許作名，不滿許作立在位太久，及在大陸市占率下降，已與相關方形成同盟，欲在今年股東會上跟堂兄決一勝負；對方也不甘示弱，找了券商龍頭元大證券收委托書，家族內戰一觸即發。

據了解，永大機電是臺灣第一家本土電梯品牌，成立於臺灣地區經濟起飛的上世紀60年代，創辦人為許雲霞。現任董事長許作立為許雲霞長子，2000年起任董事長迄今，許作名是他的堂弟，長年為永大機電在大陸開疆辟土，2015年擔任上海永大電梯總經理。

對於臺灣媒體的諸多報道，永大機電官方向第一財經記者回應稱，永大機電公司不能證實公司高層發生圍繞經營權的爭奪。

雖然並不了解高層的“爭鬥”會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上海永大電梯的經營，但是從經營層面，曾在上海永大電梯工作過的臺灣籍人士將上海永大電梯在大陸業績的大幅下滑歸咎於永大機電不合理的人事任命，他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許作立董事長在2015年6月把許作名總經理調回臺灣，而起用原財務協理做總經理。”

“從2015年開始，永大在大陸業績一直下滑，到2018年第一季度據了解業績大約1700臺，如果按這種成績今年預估也只有8000多臺。”上述人士補充道。

上海永大電梯原內部人士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永大機電起用並無業務背景而且不重視業績發展的經營者，造成多年培養的銷售渠道紛紛離去。其間總部也決定進行部分業務的收縮，造成多年培養的技術人才與中高層骨幹紛紛離開。

據了解，由於之前對於中國大陸市場成長的高預期，上海永大規劃了三個生產基地，原計劃可以年產25000~30000臺。“不過由於業績大幅下滑，造成公司經營條件陷入困境，使過去長期以來的盈利水平轉為虧損狀態。”該內部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補充道。

不過，永大機電官方卻並不認為是由於新總經理的任命導致上海永大電梯業績的大幅下滑。“新總經理於接任初期仍延續前總經理許作名之經營策略，並無重大改變。但因遭遇中國房產大環境影響，接單不如預期。新總經理秉持永大一貫穩健經營策略，嚴格控管費用，並大力推行產品優化降低成本，確保獲利，同時強化收款體制，營運資金較以前充沛。”林東升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許作名先生身為董事會成員業已十余年，參與過每一項重大經營決策，面對上海永大電梯業績衰退，排除市場景氣循環衰退之影響外，身為前任經營者責無旁貸，仍應承擔責任。”顯然，永大機電官方將業績衰退的皮球踢給了新總經理的前任。

第一財經記者從公開資料查詢得知，林書平於2007年進入永大機電，並在歷經人資、財務、管理、營銷等多領域後，於2017年接任上海永大電梯總經理。

關於永大機電高層的經營權爭鬥和上海永大電梯的業績下滑是否相關目前還無法定論，不過中國大陸市場日漸完善、競爭日益激烈，任何決策的失誤都會很大程度上影響經營業績的表現，於此大背景之下，業績表現不佳的永大機電未來將會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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