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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就是扶貧 左丁山

2012-2-7  AD

蘋果日報在二月二日 A9版新聞:「滅貧不力,港回歸後急增十萬窮人」,主力係批判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引述學者黃洪與鍾劍華所指香港貧窮惡化,政府扶貧「越扶越貧」,似乎執梁振英嘅口水尾。
記 者寫稿時,不知有無參考一啲數字先至落筆,首先界定何謂貧窮。根據社會服務聯會嘅「貧窮」定義,個人收入低於個人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下,可定義為貧窮人口; 收入低於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的家庭,可定義為貧窮戶(家庭)。好嘞,社聯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推算, 2011年第一季最低收入嘅第一組,個人入息中位數字五千五百元;第二組嘅中位數係七千元;中間收入嘅第四組至第六組嘅收入係一萬、二萬、一萬四千元。咁 用邊一個中位數去計算呀?個人收入低於二千五百元?低於三千五百元?還是低於七千元?左丁山唔知,姑且接受社聯發表嘅香港貧窮人口數字─ 2011年有一百二十萬四千四百人,佔 2011年中期人口七百一十萬八千人之 17.5%。相比之下, 2001年有貧窮人口一百一十四萬九千人,佔 2001年中期人口六百七十二萬四千九百人之 17.1%,貧窮比率其實相差無幾。由 2001至 2011年,香港人口增加咗三十八萬三千一百人,貧窮人口增加咗五萬五千四百人,即係話,在新增人口之中嘅貧窮率係 14.5%,低於整體貧窮率,而主要新增貧窮人口年齡組別(社聯數字)係在四十五至六十四歲之間,十年增加咗九萬五千二百人,照計呢個組別嘅人口係中年人 主力工作組別,今日全港失業率只得 3.3%-3.4%,周圍有工冇人做,呢個組別點解佔了最多窮人呀?此當然與人口結構有關,但即使在此組別,貧窮率已由 2001年嘅 17%下降至 15.9%。再講數字,讀者會睇到悶㗎嘞,應該係由啲學者向「蘋果」年青記者解釋先至啱,唔係在一個專欄內用六七百字去講解。從社聯嘅數字推論,香港係有 貧窮人口,但不可以達成「越扶越貧」嘅結論。政府就業數字顯示,目前全港就業人口有三百六十六萬二千人,佔人口 51.5%左右,係歷史新高,佔咗 20至 64歲工作年齡人口(四百九十一萬)之 74.5%,近乎全民就業,呢個數字先至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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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廣西馬山2454名扶貧對象有私家車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196

(新華社/圖)

10月8日,審計署發布2015年第30號公告顯示,廣西馬山縣有3119人不符合扶貧建檔立卡標準,其中,有2454人購買了2645輛汽車,343人屬於財政供養人員。

據了解,廣西馬山縣是貧困人口基數大且近年來脫貧任務完成較好的縣城。

2015年8月,審計署結合廣西區情和地域特點,對貧困人口聚集、脫貧任務艱巨的廣西貫徹落實中央精準扶貧政策情況進行了跟蹤審計。

審計發現,廣西馬山縣認定的扶貧對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貧建檔立卡標準,其中有343人屬於財政供養人員,有2454人購買了2645輛汽車,43人在縣城購買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為個體工商戶或經營公司。

此外,為完成上級下達的扶貧任務,馬山縣虛報脫貧人數。該縣在2014年度將人均純收入低於國家農村扶貧標準2736元的608戶、2272人認定為脫貧,占脫貧戶數的9.10%、脫貧人數的8.90%。

審計同時指出,截至2015年7月底,馬山縣財政扶貧資金專戶結轉結余9234.14萬元,占該縣2014年度公共財政收入的43.73%,其中2014年及以前年度結轉結余資金7056.14萬元,導致百香果種植等多個產業扶貧開發項目和貧困村沙石屯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推進緩慢,影響了貧困村整村推進和產業扶貧到戶等扶貧政策實施效果。

審計署首設重大政策落實“紅黑榜”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 廣西馬山縣是審計署此次公告的6個典型案例之一。南都記者了解到,這是審計署首次為重大政策落實情況設“紅黑榜”,對好的做法、落實不力的地方和單位,都進行公布和曝光。

按照每月發布一次重大政策跟蹤審計結果公告的頻率,接下來“紅黑榜”也將每月一公開。

針對跟蹤審計中發現的問題和典型案例,審計署相關負責人表示,在接下來的審計中,將會加大對整改情況的檢查力度,督促有關部門和地方及時整改,以促進穩增長等政策措施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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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扶貧三十年演進史精準扶貧為什麽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466

陜西平利縣大貴鎮毛壩嶺村的“避災扶貧移民搬遷”居民集中安置區(2014年3月14日攝)。 (新華社記者 陶明/圖)

專題按:以舉國之力發起的中國式扶貧,現在開始沖刺:到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所有貧困縣“摘帽”。22個省份立下軍令狀,若不能限期完成任務,省委書記或省長將被問責。

三十年間,中央政策幾經調整,“精準”成為當下的新方向標。四川夾江,一場核查風暴剔除了數千“假貧困戶”,只有核準了貧困人口的具體分布,方能更好地因村制策、因戶制策。

目前全國七千多萬貧困農民,因病致貧的占到42%。湖南安化,數千塵肺病貧困農民甚至陷入“因貧致病、因病返貧”的惡性循環,他們需要得到扶持,更渴望一條“幹凈”的致富路。

“實現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必須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改革現行扶貧思路和方式,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

貧困是相對的。到2020年以後,也許我們又會提高貧困標準,在新的標準下解決貧困問題。那又是新一輪扶貧了。

到2020年,所有貧困縣摘帽。按照現行標準,中國還有592個國家級貧困縣(不含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至少7000萬農村貧困人口。

在2015年11月末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中西部22個省區立下了扶貧“軍令狀”。中辦國辦新印發的考核辦法稱,如果扶貧出了問題,省級黨政負責人將被約談甚至問責。

自1986年起,三十年間,中國的反貧困戰役一直在“攻堅”,政策幾經調整:從“救濟式扶貧”到“開發式扶貧”;從“區域性扶貧”到瞄準貧困縣、“整村推進”,再到“扶貧入戶”……現在,扶貧的最新關鍵詞是——“精準”。

“實現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必須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改革現行扶貧思路和方式,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說。

1986-1993:承認貧困,定義貧困

1986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以下簡稱“領導小組”)成立,中國式扶貧——“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農村扶貧開發活動”拉開序幕。

當年5月1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主持了第一次領導小組全體會議。根據會議紀要,當時全國農村人均年純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約有1.0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2.2%,“部分農民的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

會議認為,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領導方式”,是貧困地區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兩個月後的第二次領導小組全體會議宣布了國務院的決定:在原來用於扶持貧困地區資金數量不變的基礎上,新增加十億元專項貼息貸款。

在設立專門機構之前,1984年,中央劃定了18個需要重點扶持的貧困地帶,國務院頒布《關於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雖有性質類似扶貧開發的以工代賑計劃和“三西”農業專項建設項目,但政策文件中卻罕見“貧困”二字。

“以前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有貧困現象,政府也沒有專門的扶貧機構和制度。存在扶危濟困的行為,但沒有上升到國家意誌的高度。後來承認了,就要設置貧困線來定義貧困。”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萬海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到1986年,依據農村人均年收入和縣級單位的財政狀況,國定貧困縣標準第一次劃出:1985年人均純收入低於150元的縣和年人均純收入低於200元的少數民族自治縣,對民主革命時期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老區縣放寬到300元。

這一階段,甄別貧困戶沒有統一的收入標準,只憑直觀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房不蔽風雨”,簡稱“三不戶”。1991年,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周彬彬在一篇文章中稱:“這是一個只講‘意圖’精神,要求下面根據意圖靈活掌握,以適應各地不同消費水準的典型‘中國式’政策。”

1993年,領導小組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其設在農牧漁業部(現農業部)的辦公室亦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務院扶貧辦”)。同年,農村個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維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到8000萬人。

(李伯根/圖)

1994-2000: 形勢嚴峻,投入劇增

“扶貧一直有長期規劃,但到了1993年左右,中央發現如果不采取特殊行動,20世紀末解決農村溫飽問題的任務可能完不成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委會”)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貧困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國寶說。

1994年,著名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出臺,開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的論斷:“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

“八七”的含義是:在20世紀的最後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根據“四進七出”標準(凡是1992年年人均純收入低於400元的縣全部納入國家貧困縣扶持範圍,凡是高於700元的原國定貧困縣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共有592個,占全國縣級單位的27%,雲南、陜西、貴州、四川、甘肅省的貧困縣均在40個以上。

“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前期,吳國寶曾在一個有國務院扶貧辦官員參加的會議上談及當時的突出問題:中央要減貧,地方政府並非不願配合,但自身財政狀況堪憂。“1990年代初,很多貧困縣都沒法按時發出工資。是把很少的錢投入長期才能見效的扶貧中,還是用來解決短期財政困難,理性的地方政府都會面臨這樣的沖突。”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96年,第一次高規格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重申:“今後五年扶貧任務不管多麽艱巨,時間多麽緊迫,也要下決心打贏這場攻堅戰,啃下這塊硬骨頭,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目標絕不能動搖。”

吳國寶認為,1996年是中國扶貧政策的一個關鍵節點:“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扶貧政策都是1996年以後出臺的,比如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參與扶貧。”

持續十年的實際扶貧資金下降的局面也得以扭轉。“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實施的七年間,中央政府累計投入扶貧資金1240億元,相當於年度財政支出的5%-7%。

“隨著國家投入資金越來越多,地方在扶貧工作上把眼睛向上,向國家討要的力度也越來越大。”李克軍曾在某國家級貧困縣當縣委書記,2016年1月21日,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強調的“開發式扶貧”,基層官員主要理解為爭取國家資金項目,“很多優惠政策只投向國家級貧困縣,我們叫進了‘國家隊’。”

1993至200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8000萬下降到3200萬,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減貧速度高3.6個百分點。專委會成員、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汪三貴主持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此期間國定貧困縣的糧食和農業生產以及農戶純收入增長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但扶貧投資對貧困人口的數量沒有表現出比較強的影響,說明家庭收入增長中較大的份額可能被“國家隊”的非貧困居民分享。

2001-2010:整村推進,十年評估

“國家隊”的名單在新世紀頭十年遭遇了一次調整,總數仍保持在592個。不同於1994年,此番“競爭”異常激烈。當時在東北某國家級貧困縣擔任主要領導的楊勇(化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縣人均耕地面積比較多,農民收入來源比較廣泛,別的縣都說我們是戴著貧困縣的帽子裝窮。分管農業的副省長專程來縣里跟我談,讓我脫貧,給我算了很多賬。但是我也很能算賬,這頂帽子還是保住了。”

地方爭奪貧困縣的同時,中央扶貧政策把目標降低到村級,實施“整村推進”。2001年在全國確定了14.8萬個貧困村。這一調整源於許多學者的研究建議,專委會成員、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原院長李小雲是其中一位。

李小雲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研究扶貧,當時他重點關註三個問題:誰是窮人?窮人需要什麽?對於未能在經濟發展中受益的人,如何通過扶貧措施使其受益?他認為,瞄準村級才能瞄準窮人,令他們真正受益。

2007年,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國務院相關通知稱,仍有部分貧困人口尚未解決溫飽問題,需要政府給予必要的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吳國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4年初,他和時任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在一次亞行會議上就提出了類似動議,“那次會議發改委、財政部、民政部、扶貧辦等關鍵部委的司局長都在,除了財政部有些擔憂資金問題,其他部委都認為這是非常合理的建議。”

同在2007年,王小魯、李實、汪三貴等學者撰寫的《中國發展報告2007:在發展中消除貧困》引起了國務院扶貧辦的重視。

“當時在政策層面,更多是就貧困談貧困,沒有從更廣義的角度看到貧困問題。那份報告提出了一些新的扶貧理念,比如不僅要看到絕對貧困,還要看到相對貧困(與社會平均水平相比,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時維持的社會生活狀況);除了收入貧困,也要看到教育、衛生、生活水平等多維貧困。”專委會成員、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國務院扶貧辦官員找到李實,委托他對《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的實施情況進行總結評估。李實作為課題組組長,邀請了十多位扶貧領域的專家共同評估。“他們(國務院扶貧辦)沒有提任何要求,我們基本是從學者的角度,對十年的政策實施進行了實事求是的系統評價。”

這是中國扶貧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委托第三方對階段性扶貧工作進行總體評價。報告在肯定扶貧成果的同時提出了不少問題,例如扶貧標準過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制約扶貧效果、貧困戶在扶貧資金分配中沒有受到優待等。

“當時雖然沒有‘精準扶貧’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經明確提了出來:一定要把區域發展和個人幫扶結合起來,使得扶貧效果有效集中在貧困人口身上。以往貧困地區在發展過程中可能非貧困人口受益更多,這種情況下怎麽更集中地幫扶貧困人口,這是當時的重點。”李實說。

十八大後:精準扶貧的條件成熟了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

2011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宣布,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對應的扶貧對象規模到2011年底約為1.28億人。

萬海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制定貧困線時,決策者按生理學標準,計算每人每天維持溫飽一定要補充多少卡路里或者蛋白質,加入市場價格核算後選取成本最低的一種組合,按2010年物價標準,四舍五入後是2320元。各省對這一標準意見很大,貧困人口多的省份認為標準太高,最後中央拍板定為2300元。

十八大以後,“精準扶貧”成為一切扶貧工作的中心。李實認為,精準扶貧戰略有一個歷史的演進過程,在貧困問題比較普遍時,扶貧瞄準個人要花費大量人財物,因此只能采取開發式區域性扶貧。經過三十年,大部分貧困問題得以解決,只剩下幾千萬最難脫貧的人口,精準扶貧的條件成熟了。

最難脫貧的人口還剩多少,目前存在兩個數據:7000多萬和8900多萬。據汪三貴介紹,7000萬是國家統計局將7000多個樣本村的抽樣調查結果反推至全國農村人口,估計出的處於貧困狀況的人數;8900萬則是2013至2014年全國建檔立卡識別出的貧困人口。

“收入調查和消費調查是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地方真正做精準識別時沒有這樣的基礎,主要靠民主評議。國家統計局完全按經濟指標估計的人口,和基層按照民主評議估計的人口,中間對得上來的只有一半左右。”汪三貴說。

李小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基層民主評議的方法最早是上個世紀90年代做參與式扶貧研究提出來的,當時叫“貧富排序”:“精準扶貧,第一步就是明確誰是窮人。你到村里問收入,比較難弄清楚,但下面開會,誰是最窮的,一下就能識別出來。”

這項工作,貴州畢節市大方縣從2014年底開始啟動,前後做了大半年。據大方縣扶貧辦主任胡珺介紹,鄉鎮各小組通過“民主評困”會議評選貧困對象,在村里張榜公示,無異議後在鄉鎮匯總,進行二次公示,再申報到縣里。“目前我們縣的貧困名單是54664戶,18.16萬人。省里要求我們再‘回頭看’,防止有錯漏的對象。”

2020年:不脫貧,說不過去

脫貧攻堅成為了“十三五”期間的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壓力層層向下傳遞。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期間,中西部22個省份黨政主要負責人向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

“到2020年要全面實現小康,這種背景下,如果我們現在的低標準貧困人口還不能脫貧,那很難說得過去。”汪三貴表示。

2015年12月1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蘇國霞表示,這次政策的含金量比較高:“從財政投入說,文件(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要求各級的財政投入要和中央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心相匹配。我們現在初步了解到的,2016年中央和省級的財政扶貧投入都會有大幅度的增加。……國家真的拿出了真金白銀來支持打贏脫貧攻堅戰,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樂觀,也不樂觀。”對於能否如期實現全面脫貧的目標,一位專委會成員表態相對謹慎。他提示南方周末記者,中央提出實施脫貧“五個一批”工程,最後一項是“社會保障兜底一批”:“通過各種扶貧方式,最後到了2020年,還會剩下3000萬貧困人口,我們可以通過低保救濟使他們的收入達到貧困線以上。現在農村低保覆蓋面已經是5200萬人口了,最後無非是把低保標準提高一些,從財政能力來說做得到。如果低保救濟制度化,應該說到2020年實現7000萬人口脫貧沒有問題。”

7000萬人口脫貧後,中國就沒有貧困了嗎?汪三貴的答案是:並非如此。

“貧困是相對的。到2020年以後,也許我們又會提高貧困標準,在新的標準下解決貧困問題。那又是新一輪扶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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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傳堂:交通扶貧範圍擴大到1157縣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3/4757802.html

楊傳堂:交通扶貧範圍擴大到1157縣

一財網 王子約 祝嫣然 2016-03-05 14:35:00

交通運輸部長楊傳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加快扶貧工作特別是做好貧困地區的發展是各項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過程中短板是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

他介紹,“十三五”交通扶貧規劃中對扶貧範圍作出重大調整,過去扶貧工作的重點是14個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680個縣,現在範圍擴大到1157個縣,占所有縣的41%。楊傳堂表示,不能讓交通在扶貧過程中掉隊。

“交通運輸部對扶貧範圍進行重大調整,目的是為了使集中連片貧困地區,包括國家級貧困縣、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革命老區的貧困縣能夠盡快脫貧。”楊傳堂說,交通運輸部門把交通運輸扶貧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專門制訂了“十三五”交通扶貧規劃,並於去年底在甘肅召開了工作會議。

在具體的工作部署上,楊傳堂介紹,交通運輸部門將扶貧工作的重點放在“康莊大道路”“扶貧小康路”“平安路”和“產業路”的建設上,在資金安排、項目安排、有關政策的組合上優先。

具體來看,“康莊大道路”主要是高速公路和省級國道,“扶貧小康路”主要是貧困地區的農村公路,“平安路”是道路環境、質量提升和危橋改造工程,“產業路”主要是扶貧以及有關的旅遊、綠色等有產業支撐的道路建設。

編輯:應民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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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部長雒樹剛:將專門制定“十三五”文化扶貧意見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3/4761008.html

文化部部長雒樹剛:將專門制定“十三五”文化扶貧意見

一財網 王子約 2016-03-13 12:12:00

文化部部長:文化扶貧主要抓基礎設施建設、鄉鎮文化幹部建設、縣級圖書館完善等方面,這些方面都要制定最低標準。

作為實現全面小康的最後一個五年,文化建設內容一直是各界關註的重點。13日,文化部部長雒樹剛在回應“十三五”時期的文化扶貧內容時表示,文化扶貧是整個扶貧工作的重要方面和內容,文化部最近專門制定印發了“十三五”時期的文化扶貧意見,將以縣為單位制定文化建設內容。

他表示,文化扶貧主要抓基礎設施建設、鄉鎮文化幹部建設、縣級圖書館完善等方面,這些方面都要制定最低標準。此外,雒樹剛還強調扶貧過程中要主抓內容,要結合貧困地區特點提供更多的文化產品,要發揮當地的文化資源,特別是地域和民族文化資源,使群眾既創造文化又享受文化。

最後,雒樹剛提出要抓好文化人才建設,大量培養當地文化人才的同時,要組織資源到貧困地區。

雒樹剛說,“十三五”文化建設的總體思路是要讓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更殷實,精神生活更豐富。文化部對此提出了“一個工程,四個體系”。一個工程是指文化精品的創建工程,要以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解決文化產品有數量缺質量的問題。

四個體系包括,要建設中華優秀文化傳承體系,促進傳統文化創造性的轉化,要保護好文化遺產,讓文化遺產活起來;此外,要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按照標準化,均等化的要求,提供更便捷的服務;再次,要打造文化產業體系,到十三五末實現支柱產業的目標;最後,要加強外文化交流體系的建立,要把擴大文化開放、提高開放水平作為方向,在借鑒國外優秀成果的同時,又要讓中國文化走出去。

編輯:楊小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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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山地震三周年中國扶貧基金會曬善款賬單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586

2014年4月17日拍攝的四川災後蘆山縣黎明新村一角。(視覺中國/圖)

今天是蘆山地震三周年。三年前的4月20日8時02分,四川雅安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共造成196人死亡,失蹤21人,11470人受傷。

作為一家在民政部註冊、由國務院扶貧辦主管的全國性扶貧公益組織——中國扶貧基金會在地震發生後迅速聯合多家媒體,組織緊急啟動“中國扶貧基金會雅安地震救援行動”。截至2016年4月15日,該基金會共接收蘆山地震救援及災後重建款物合計30328.59萬元,項目累計支出總額22495.62萬元,占捐贈總收入的74.17%。

南方周末記者剛從中國扶貧基金會獲知的《雅安三年重建與改變——雅安地震救援及重建項目執行情況報告》顯示,該基金會在雅安地震災區支持開展了包括社區綜合發展類、教育類、衛生健康類、災害管理類等四大類公益項目。

其中,社區綜合發展類項目共投入資金11445.14萬元,包括支持29家NGO、資助12個社區發展項目;建設19個人畜飲水項目、3個農田灌溉項目、8條道路、102座便民橋、5所校舍、20所村級衛生院(室)、8所社區活動中心等,受益人數超過144369人次。實施小額信貸項目,共有893戶村民受益;探索合作社模式,開展美麗鄉村項目。

教育類項目共投入資金1564.27萬元,包括資助2所學校的136名高中生;向11870名小學生、6000名教師、9所學校發放愛心包裹、災區教師關愛包、學校型體育包和學校型音樂包;向31所學校的1.5萬名學生發放交通安全書包;為48077名學生提供心理康複及心理成長服務;為災區110所學校援建多媒體教室。

衛生健康類項目共投入資金1148.64萬元,包括向災區發放26087個衛生包;為3.7萬名小學生提供愛心廚房設備;為150名罹患重大疾病的農村婦女提供現金補貼等。

災害管理類項目共投入資金7047.1萬元,緊急救援階段69萬人次受益;減防災項目受益79705人次,培訓誌願者1400多人。目前已支出項目執行費1290.47萬元。

中國扶貧基金會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接下來剩余善款將按計劃繼續投入雅安重建工作,包括3524.19萬元用於美麗鄉村及社區發展類項目;208.23萬元用於婦女兒童類項目;92.38萬元用於醫療衛生類項目;3300萬元用於養老項目;708.17萬元用於公益同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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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蘇回應數萬高考計劃支援中西部 扶貧與公平如何兼顧?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3210.html

近日,教育部、國家發改委安排湖北、江蘇、浙江等省面向中西部省(區)編制招生計劃。其中,2016年安排湖北省地方高校編制4萬名計劃支持中西部;安排江蘇省地方高校編制3.8萬名計劃支持中西部和錄取率較低的人口大省。這一決定引發了一部分高考考生及家長對於省內招生計劃減少、高考錄取率下降的擔心。

兩省教育部門隨即作出回應,今年省內高考各批次錄取率不會下降,甚至會略有提高。

湖北省教育廳有關負責人表示,4萬名跨省招生計劃為指導性計劃,而非指令性計劃,既可作本科計劃安排,也可作專科計劃安排。據介紹,今年國家下達湖北省省屬高校本科招生計劃比去年增加2300人,而該省普通高中畢業生高考報名人數比去年減少1.8萬人。湖北省教育廳將積極爭取省外重點高校,特別是“985”和“211”高校,根據湖北省高考生源情況向該省多投放招生計劃;在招生錄取過程中,湖北省還將通過再次征集意願、高職高專補錄等方式,為廣大考生創造更多的升學機會。綜合上述各因素,預計該省2016年各批次高考錄取率與去年持平,甚至有所上升。

江蘇省教育廳亦表示,今年該省高考報名人數為36.04萬,比去年下降3.25萬人,調出計劃不會影響考生本專科各批次錄取比例。據悉,江蘇省本科調出專項任務計劃占本科總計劃的比例較低。其中關於38000人的調出計劃為指導性計劃,既可安排本科,也可安排專科。具體安排為本科9000人和專科29000人,已經充分考慮了省內高考考生的本專科錄取率不降低的因素。江蘇省教育廳預計,今年該省高考錄取比例將不低於去年,甚至略有提高。

據教發[2016]7號文件,“2016年部分地區跨省生源計劃調控方案”中,湖北、江蘇、浙江三省調出計劃數位列前三,占總調出計劃編制的60%。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2015年全國各省市高考一本錄取率發現,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直轄市排名前三,分別為24.13%、23.39%、20%。而三直轄市中,僅上海市拿出5000個編制支持中西部,北京、天津兩市則無需安排高校編制支持中西部和錄取率較低的人口大省。

武漢市二中一名高三學生家長朱女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反問道,為什麽升學壓力最小的北京、天津“一毛不拔”,相反卻要湖北、江蘇這些升學壓力較大的省份來扶貧?

事實上,社會各界一直對高校招生名額分配制度不公頗有微詞。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東方電氣風電有限公司研發中心主任工程師趙萍就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建議,盡快對目前的高校招生計劃分配制度進行改革,逐漸向教育完全公平的目標推進。

“目前高等教育不同省(市)學生受教育權不平等的問題仍然較為嚴重。”趙萍指出,高校在不同地區招生的不平衡問題主要體現在大學招生計劃分配上,投放給個別省(市)的大學學額(特別是名牌大學)太高,而另一些考生大省卻投放不足。對於掌握國內絕大多數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部屬高校,在一些省份招生名額與考生人數比例遠高於其他省份。

趙萍以北京大學為例。趙萍指出,2015年,北京大學(不包括北大醫學部)在北京計劃招生人數318人(實際招生人數大於此數)、北京考生人數約6.8萬,錄取比例約0.47%;同年,北京大學在河南招生201人、河南考生人數約77.2萬,錄取比例不到0.03%。

據了解,分省配額制是我國目前高等教育招生錄取的主要選拔方式。在區域間差異較大的情況下,合理地使用分省配額制,可以積極補償西部邊遠地區或少數民族地區較為薄弱的教育基礎。然而,由於過去數據上的限制,大部分政策的推行均以東部、中部和西部為劃分標準。

鑒於此,有教育界專家建議,采用基於歷史數據的建模方式,對院校分省招生名額進行科學合理的劃分。具體建模以適齡人口基數為核心變量,並結合地區的基礎教育水平、優質高校資源以及優質高校入學機會的歷史數據設定科學的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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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將定“普惠”與“特惠”政策 提高扶貧精準性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6297.html

交通運輸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範振宇12日表示,將在“十三五”期間,提高交通扶貧支持政策的精準性,加快推動“交通+生態旅遊”、“交通+特色產業”、“交通+電商快遞”扶貧,使交通扶貧支撐特色產業發展的功能更加突出。

當日下午,在接受交通運輸部組織的2016年“小康路·交通情”重大主題宣傳活動記者集體采訪時,範振宇說,為提高交通扶貧的精準性,交通運輸部將制定“普惠”與“特惠”相結合的差異化支持政策,並在實際操作中賦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權。

他說,交通運輸部還將制定適用於貧困地區發展特點的基礎設施、運輸服務、運輸裝備標準體系。根據貧困地區自然環境、發展需求和建設難度,因地制宜地確定建設方案和建設標準,最大限度的減少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交通運輸部給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十二五”期間,交通運輸部在11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西藏、四省藏區、新疆南疆四地州等3個特殊地區公路建設投入了超過5500億元車購稅資金,約占“十二五”期全國車購稅總投資的45%,帶動了全社會對公路建設近2萬億元的投入。

五年間,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建設了6.6萬公里國省道和36萬公里農村公路,打通多條“斷頭路”和“瓶頸路段”,幫助654個鄉鎮和4.2萬個建制村的群眾走上了瀝青(水泥)路。到2015年底,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96.1%的鄉鎮和86.5%的建制村通了瀝青(水泥)路,95%的鄉鎮和81%的建制村通了班車,縣城基本都實現了二級以上公路覆蓋,許多貧困縣還通了高速公路。

“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有力地改變了貧困地區‘山里山外兩重天’的局面,許多貧困地區幾代人‘出門水泥路,擡腳上客車’的夢想變成了現實。”範振宇說,不少貧困地區礦產、能源、旅遊等資源得到有效開發利用,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發展優勢。

但由於自然條件惡劣,資金、土地等資源要素保障不足等原因,貧困地區交通發展仍相對滯後,覆蓋面不足,交通方式單一,服務質量偏低,交通運輸仍然是貧困地區突破發展瓶頸的“短板”。

第一財經記者從交通運輸部得到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有826個建制村不通公路,35285個建制村公路“未通暢”。全國農村公路技術等級結構顯示,二級及以上只占4.3%,三級公路占8.5%,四級公路占74.5%,等外公路占12.7%。

“早期建設的農村公路受資金制約,只能按照‘先通後暢’的原則建設,技術標準低,抗災能力弱,安全防護設施不足。”交通運輸部農村公路局楊國峰處長對記者說,部分以村委會主導、村民投工投勞方式修建的村道,只是解決了晴雨通車問題。同時,隨著農村交通量的快速增長,以及村村通班車的需要,現有農村公路改造升級和安全保障工程建設任務繁重。

公路建設運營“三分建、七分養”,楊國峰介紹,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農村公路總里程已達398.1萬公里。“建設好這些路不容易,護好、管好這些路更重要。如果養護和管理工作跟不上,小病不治成大病,路網出現大面積損壞,會造成更大的損失,來之不易的建設成果也將大打折扣。”

按照現行法規,縣級政府是農村公路的責任主體,但事實上,縣級政府公共財政投入嚴重不足,對農村公路建設養護的配套資金難以落實。楊國峰介紹,以養護為例,2009-2012年,省地縣三級公共財政投入僅占養護總投入的29.3%。

範振宇表示,交通運輸部將強化交通扶貧主體責任落實,把交通扶貧規劃的所有建設任務、規模分解到各片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市(地)縣,倒排工期、抓緊施工、強力推進,做到層層壓實責任,級級傳導壓力。

範振宇告訴記者,交通運輸部擬和各省人民政府簽訂部省共建協議,建立交通扶貧部省聯動機制,加強監督檢查,將地方政府落實建設資金和相關支持措施、推進項目建設效果等因素與下一年度中央資金安排相掛鉤,實行“獎補結合”、“扶促結合”、“獎優罰劣”。

交通運輸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範振宇。攝影/章軻

一位背著小孩的婦女在快速通過滑坡路段。落後的農村公路給群眾出行帶來許多不便。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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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里派來的“第一書記”怎麽在山村精準扶貧:先幫村民討茶葉款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9632.html

川西南高山峽谷之間,大渡河畔的村村落落里,去年12月來了一批特殊的人物。

他們每個人駐紮一個村,走村串戶,探查地勢地貌,繪制地圖,組織各村最貧窮的人種植茶葉、藥材,養豬養羊……

他們有一個專門的稱呼叫“第一書記”。任務有“24個字”:建強基層組織、推動精準扶貧、為民辦事服務、提升治理水平。

去年4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了《關於做好選派機關優秀幹部到村任第一書記工作的通知》。

該通知要求,選派第一書記的重點範圍是:黨組織軟弱渙散村和建檔立卡貧困村,要做到全覆蓋。對贛閩粵等原中央蘇區,陜甘寧、左右江、川陜等革命老區,內蒙古、廣西、寧夏等邊疆地區和民族地區,四川蘆山和雲南魯甸、景谷等災後恢複重建地區,要加大選派第一書記力度,做到應派盡派。

第一書記任期一般為1~3年,由縣(市、區、旗)黨委組織部、鄉鎮黨委和派出單位共同管理。

個子不高的黃成就是四川交通運輸廳下派到樂山市金口河區的11名駐村“第一書記”之一。6月18日下午,站在金口河區的大渡河邊,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他被派往的是金口河區建設村。這個村距離鄉政府駐地4公里,距離金口河區37公里,平均海拔高度1700米,屬中高山地區。

建設村有3個村民小組,62戶219人,耕地300畝,退耕還林750畝。黃成說,進村後進行了調查摸底,全村有貧困戶6戶18人,群眾主要收入來源為外出務工和種植茶葉。

“剛進村的時候確實有些困惑。一些村民有等、靠、要的思想,長期貧困狀態形成了慣性。要想改變難度很大。”黃成說。怎麽辦?他想到了從群眾最關心的實事做起。

這時,有群眾向他反映,當地一家茶葉生產加工公司長期拖欠村里的茶葉款,多達21萬元。

據他了解,建設村有茶園近2000畝,過去一直采取先將采摘的茶葉鮮葉交給樂山市金口河區君益赫農業開發有限公司,該公司向茶農開具鮮葉收購數量票據,待鮮葉加工為茶葉成品銷售後,再付給群眾茶葉款,而不是采取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模式。

之前,市場行情好的時候,一切都很順利,茶農能及時拿到茶葉款。但從2013年開始,由於市場行情變化和經營管理不善等原因,該公司資金鏈緊張,一直拖欠茶農茶葉款,涉及群眾40余戶。

多年的拖欠,不僅損害了群眾的切身利益,也挫傷了茶農種植采摘茶葉的積極性,建設村部分茶園出現了無人管理的狀況。

黃成進一步了解後獲悉,四川中恒集團於2015年5月將樂山市金口河區君益赫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收購,重組成立了四川省君益赫農業開發有限公司。“之後,我親自到成都四川中恒集團總部,向他們領導表明自己扶貧幹部的身份,宣傳當前的扶貧政策。先後跑了十幾次。”黃成說,最後終於幫群眾要回了拖欠款。

今年1月28日,黃成把這些錢一一送還給村里的農戶。“現在,建設村茶農種植茶葉的積極性大幅度提高,今年建設村茶園收入45萬余元,人均收入達2000余元。”黃成說。

成功討錢這件事,讓農戶們對黃成有了信任感。黃成也抓住機會,帶領茶葉種植大戶,到峨眉、夾江等地茶園去學習先進經營管理經驗,並根據建設村實際情況,打算發展觀光型茶園,讓民房變客房,產品變商品,茶園變公園。

他告訴記者:“我們采用大戶帶貧困戶的模式,貧困戶以土地入股,精準扶貧的資金統籌使用。獲得收益後按比例再分給大家。”

在大渡河畔,四川省交通運輸廳公路局派駐金口河區和平彜族鄉迎新村的第一書記文俊向記者展示了他自己繪制的“三圖三表”,包括迎新村交通示意圖、精準貧困戶分布圖和產業規劃圖,以及精準貧困戶基礎信息表、精準貧困戶脫貧進度表、精準貧困戶“七有一無一達標”對照表。

“原來,村級是沒有地圖的。我利用自己的專長,繪制了這些圖表,為扶貧提供更為直觀的第一手基礎數據。通過三張表,查找工作中的不足,進一步做實幫扶工作。”他說。

迎新村位於大小涼山彜區連片貧困地區,屬於典型的山區農村。全村幅員面積8.6平方公里,地理條件惡劣,海拔落差近1500米,全為山地。迎新村有12個組358戶1393人,貧困人口占全村總人口的27%,2014年被認定為省級貧困村。

“迎新村於2015年完成了15.61公里村組道路的硬化,但因基礎條件差、建設資金有限,還存在路面窄、彎道急、坡度陡、無安防等亟待解決的問題。”文俊說,他利用一周的時間,徒步走完了所有的村組道路,利用專業技能和設備,采集公路線形,繪制了迎新村交通示意圖,把安全隱患點一一記錄到筆記本上。

之後,文俊到四川省交通運輸廳、廳公路局匯報,把迎新村納入“全省農村公路路側安全隱患整治項目”規劃中。“等資金到了,我們馬上開始修路。”文俊說。

張書豪是下派到金口河區新建村的駐村第一書記。進村後,他引入專業種殖公司,以扶貧資金入股的形式,在新建村一期建設180畝魔芋種植基地,精準貧困戶有利潤分紅,預計對貧困戶每人增收2000元/年,還通過土地流轉、雇工等方式為全村村民增加了收入。

金口河區委副書記唐啟洪對記者說,“第一書記”們到金口河區後,充分發揮政策、項目、人才優勢,傾力幫扶,先後共投入幫扶資金9000余萬元,幫助完成總投資1.82億元的148公里省、縣、鄉、村道路改建,群眾的生產生活狀況已經發生了改變。

四川省樂山市金口河區景色。攝影/章軻

第一書記們。從左至右:張書豪、文俊、黃成。攝影/章軻

迎新村第一書記文俊向記者展示他自己繪制的規劃圖。攝影/章軻

樂山市金口河區所在的大渡河峽谷。攝影/章軻

樂山市金口河區所在的大渡河峽谷。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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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團與塌方擦肩而過 四川交通扶貧兜底任務重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9457.html

“危乎高哉!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句話用來形容四川的道路,現在仍然適用。

6月17日下午3時許,四川省樂山市沐川縣沐舟路26K+500m處(小地名又稱“漁翁坡大堡坎”)發生山體塌方,塌方面積約300立方米,造成交通中斷。

而此前約十分鐘,由交通運輸部組織的2016年“小康路·交通情”重大主題宣傳活動記者團的車隊剛剛從這里經過。“準備給你們介紹情況的一位當地領導被堵在後面過不來了。”隨行的四川省交通運輸廳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

17日下午,四川沐川縣沐舟路山體塌方現場。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事發後,沐川縣啟動應急搶險預案,相關部門趕往現場進行搶修,因該路段存在安全隱患,為確保過往行人、車輛安全和應急搶險的順利進行,已實施臨時交通封閉。

通村公路達標率僅為21%

沐舟路是沐川縣通往馬邊彜族自治縣的主要通道。第一財經記者在這里看到,這里一邊是高山峻嶺,一邊是深達幾十米的懸崖。老舊的車道兩輛車交錯時有些困難。

“山上經常有飛石下來,每年都有幾十起被飛石打傷的事故。”在連接峨邊、馬邊兩個彜族自治縣的唯一通道“峨馬路”幹溝隧道旁,馬邊彜族自治縣人民醫院副院長伍學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峨馬公路是峨邊、馬邊脫貧攻堅的交通重大項目,該路的建設是加快小涼山交通建設,補齊交通短板,促進峨邊、馬邊如期脫貧攻堅,加快兩縣經濟、文化交流、生態保護和促進旅遊資源開發的重要通道。

今年3月8日,樂山市公路局局長王川等7人在這里踏勘道路時,遭遇路邊巖意外崩塌因公殉職。第一財經記者在現場看到,當時落下的巨石仍在路邊,多處波形護欄被砸壞,限速標誌牌上也有多處被飛石擊打的印痕。

“對外交通嚴重制約了馬邊經濟發展和群眾便捷出境。”馬邊縣交通運輸局局長馮建平告訴記者,馬邊對外交通無水路、鐵路、高速公路,僅依托G348線(原S103線)和縣道馬新路與樂山中心城區、涼山州美姑縣、宣賓市屏山縣連接,小車到達中心城區都要3個多小時。

他說,馬邊已建成的縣鄉公路多以G348線為主軸線的樹杈狀分布並斷頭,鄉與鄉之間未打通聯網道路,交通內循環網絡未形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邊目前現有的道路狀況堪憂,“由於地方財政資金緊張,加上山嶺重丘的地形特點,導致農村公路建設成本高、施工難度大、技術等級低、抗災能力弱。”馮建平介紹,馬邊縣鄉道總體達標率僅33%,通村公路達標率僅21%,遠不能適應農村經濟發展和群眾的生產生活需要。

另外,馬邊道路通村通暢深度也不夠。“雖然通暢率達到83%,但由於地理條件等因素的影響,群眾居住十分分散,通村公路基本只到達村委會或村小學,而未通達群眾的主要聚居點。”馮建平說,馬邊有24個村的村委會在省、縣、鄉道旁邊,視為通暢,其實未通暢。通村道路的安保設施也不健全,完善率僅為19%。

“十三五”重任是“兜底線”

馬邊農村道路的窘況僅僅是四川農村道路現狀的一個縮影。

四川省扶貧和移民工作局副局長王小剛介紹,四川貧困地區“出行難、行路難、運輸難”的問題仍比較突出,“區域整體貧困問題依然突出,特別是農村交通建設欠帳較多,導致脫貧成本高,脫貧難度大。”

四川省交通運輸廳副廳長張琪介紹,“十三五”時期,四川省交通精準扶貧攻堅戰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兜底線”,以四川省委、省政府批準實施的新一輪甘孜州交通建設推進方案、大小涼山地區交通建設推進方案、南充市交通建設推進方案、達州市交通建設推進方案等4個扶貧專項工程為重點,全面推進貧困地區交通精準扶貧攻堅。

張琪介紹,2016年貧困地區交通建設計劃完成投資509.5億元(1-5月已累計完成投資221億元,5月底舉行了第一批交通精準扶貧項目集中開工儀式,開工項目1081個、總投資202億元)。其中,高速公路建設計劃完成投資257億元,到2016年底,實現內地46個貧困縣中有37個縣連通高速公路。

普通國省幹線公路計劃完成投資149.4億元,到2016年底,普通國道二級及以上比例提高5個百分點,加快提升幹線公路通行保障能力;農村公路計劃完成投資91.6億元、新改建貧困地區農村公路1萬公里,全省減少不通硬化路鄉鎮100個。

第一財經記者拿到的《大小涼山地區2016-2018年公路水路交通建設推進方案》稱,2016-2018年加快高速公路、國省幹線公路、農村公路、運輸站場、內河水運和養護管理設施等建設,新改建公路1.1萬公里,規劃完成投資550.4億元(樂山市147.3億元、涼山州403.1億元)。

馮建平告訴記者,“十三五”期間,按照“打破外瓶頸,暢通內循環,構築產業路,完善連接點”的思路,馬邊縣規劃投資152億元,達標建設244公里縣鄉道、615公里通村公路(全面覆蓋95個省定貧困村)、424公里通村公路延伸線,有條件的建制村實現農村客運全覆蓋,重點項目包括投資248.8億元的仁沐新高速馬邊支線、投資394億元的樂西高速和投資29.4億的峨馬路。

6月17日,四川省馬邊彜族自治縣,生活在高山河谷間的女人和孩子們。攝影/章軻

峨馬路沿線的警示牌。攝影/章軻

峨馬路現行道路狀況。攝影/章軻

限速牌上仍有被飛石擊打的印痕。攝影/章軻

從山上滾落到公路上的巨石。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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