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多國際榜單中，雖然新加坡在宜居一項總是排名前列，但如果到它的城建部門去參觀，他們總會通過各種照片和影像資料告訴你，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的新加坡是如何的“臟亂差”。

新加坡是如何實現從“臟亂差”到宜居城市的轉變?這些經歷是否對中國國內一些城市的發展規劃有借鑒?

近日，包括《第一財經日報》在內的數家媒體集體采訪了新家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詢委員會主席劉太格。他現在也是中國很多城市的規劃顧問。

1938年出生的劉太格，被稱為“新加坡規劃之父”，是新加坡“花園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的實踐者，新加坡規劃設計經驗的典型代表。

他在1969年加入新加坡建屋發展局，1979年任建屋局局長，1989年任新加坡重建局局長與總規劃師。在劉太格領導下，重建局完成了新加坡概念圖的調整方案，國內外都認為這是一套具有前瞻性而且切實可行的發展指導藍圖，也是一套能引導新加坡邁向一個卓越現代城市的規劃方案。

劉太格認為，在城市建設問題上，新家坡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是要有領導人的遠見，和註重遠期規劃。

領導人的遠見最重要

記者：現在新加坡宜居指數非常高，不過幾十年前也存在臟亂差的情況，從過去的臟亂差到現在宜居的改變是出於當時的一種壓力，是被迫的，覺得城市發展不下去了，必須做出改變，還是當時的管理者出於一種遠見，覺得要提升新加坡人民整體的生活環境，您覺得這是壓力還是主動還是兩者皆有?

劉太格：如果兩者要選一個因素的話，那就是領導的遠見作用非常巨大。我那時候吃過苦頭，殖民政府，寄人籬下，是非常難受的事，總覺得我們是第三等居民。在這種背景下長大，我們希望給國家拼出一個美好的前景，這當然是我個人的想法。我覺得李光耀先生感受會更深刻，因為他受罪的日子比我長。這是一個因素，要怎麽翻身，提升我們在世界上的自尊心。

第二是1965年被馬來西亞驅除出聯邦的時候，就更覺得這個彈丸之地不一定能夠以獨立國家的身份生存，所以就更有必要把我們這個城市做好，比如民族的和諧，經濟的發展，城市的發展。新加坡今天經濟發展這麽順利，而且有這麽多外來投資，當然和政府政策有關系，和城市安全感有關系，不過，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城市規劃做得好，各方面基礎設施配合地好。他們來投資。第一，知道資金投在這里是有保障的;第二，在這里的商業運作是可靠的。

我的意思是，領導的作用比較重要，如果我們有苦難的背景，而沒有領導的決心和明智的決策，新加坡現在不會是這樣的。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有決心的領導，有說服力的領導，他就會把其他問題處理的比較完善。

記者：從新加坡整個規劃的經驗來說，城市規劃者，政府決策者和公眾這三者是怎樣一個互動關系?

劉太格：首先還是講政府決策者，就是領導。以李光耀先生為例，他們每次有問題，都是經過深入思考和討論才做決定，而且是很客觀的做決定。我經常對外說，新加坡擁有最高權力的不是總理，也不是總統，是真理。總理和總統都要尊重真理。我在政府做公務人員的時候，如果上級領導讓我做我不同意的事，如果我對這個問題比較了解，我就會當面和他說“我認為是不妥當的”，基本上不用費勁我就能說服他們。因為我們的最高領導不是他們，是真理。這個我要強調，是因為，這個絕對是事實，以我個人經驗。這是我們領導一個很重要的素質，尊重真理，思考到位。

還有一點，我們的領導不幹預技術問題。他定一個方向，但他不告訴你怎麽做。如果你需要他們從政策上，法律上，經濟上帶來一些支持，他會做的，但你要先和他要求。

值得一提的，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們建屋發展局建設能力非常強，他們那時候給我寫了一封信，說要我們在兩三年內把所有還沒有拆遷的貧困區的居民全部拆到公共住宅，就這一句話。他沒說我要你先遷這個再遷那個，就這一句話。這對我們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就是我們按專業能力去做一個計劃，費用要他們出，我們要做個估算。壞處就是，你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你的職位就保不住了，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不幹預你的技術問題。

新加坡剛獨立時人才比較缺乏，所以我們沒有國內的能力就請外國人，包括我們做地鐵的時候，也請了外國人。那個時候剛好香港的地鐵做完，那些專家沒有事做了，我們就趕緊把他們請過來，這個好處是巨大的，因為這些外國人了解東方的特色。請外國的人才來，我們會有一個對接的本地的工程師或者建築師規劃師，他們走了之後我們就把他們的經驗留下了，所以現在我們這些專業人士的水平是世界水平。

講到跟市民的溝通，我的看法可能和一般專家的看法不太一樣，因為規劃的工作是宏觀的，而且要有大我的精神，而市民的理解是微觀的，是小我的。比如我在建屋發展局的時候有些居民給我寫信說，我們這條路前面必須有個公交車站，不過不能把這個站建在我的門前。我覺得一方面要聽他們的意見，不過多數的意見是微觀的小我的，我們聽了之後有好的意見要接受，如果是為私人利益考量的，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還是要有一個立場，定了立場之後還要說服他們。

我認為多數市民是理智的，過去在我工作的時候，也碰到有人埋怨，我們聽了他們的意見，分析之後做了一個決定，以很尊敬的態度說給他們聽，他們幾乎都能夠接受。所以不要把他們當成弱智的人，要把他們當做很聰明的人，用最有說服力的道理和他們解釋，他們基本都能接受。我們做方案更多是跟企業團體、專業團體、非政府機構，把我們的計劃跟他們解釋，那個反饋更有價值，他們基本上有宏觀的視野。

北京可以拆分成五六個城市

記者：現在中國國內主要是三個城市群：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我有看到一種說法是珠三角和長三角發展比較好，但京津冀還沒有總體發展起來。您怎麽看這種現象?

劉太格：我覺得中國國內更重大的問題，是北京本身的問題。如果把北京分為五六個四五百萬人口城市，每個城市里有它所有的配套，這樣第一方便市民的生活，第二防止交通的堵塞，第三提升宜居程度。

北京本身三千萬人口要怎麽處理，對國內這種超大城市我提出一種理念叫做“星座城市”，新加坡人口只有500多萬，可我們還把它分成五個片區，每個片區人口大概一二百萬左右，五個片區底下再分成二十五個片區鎮，你住在衛星鎮，日常生活需要，包括上學、體育、簡單的醫療這些你都可以滿足，如果滿足不了，你就到片區中心，如果再滿足不了，再到中央商鋪去。新加坡這種高密度的城市交通問題不是那麽嚴重，就是因為我們化整為零。我對中國的超大城市，先看大區域性的城市規劃關系，區域性的問題你用高鐵、高速公路就能解決，大城市本身的汙染問題、塞車問題、環境問題還是要當做很緊急的問題來處理。

記者：您覺得在現在的基礎上應該怎麽改變?

劉太格：我的立場是，每一個城市都有希望改變、改善。你越早下決心改善，所花的成本就越低。新加坡為什麽相對比較富裕，因為我們一開始就下決心要做正確的事，我們的冤枉錢幾乎沒有花。你現在要改變北京肯定要花相當一部分錢，但你如果現在不處理，以後問題會更嚴重，花的錢會更多。

記者：新加坡在做規劃時有長期規劃，比如50年的，也有5到10年的短期一些的規劃，那整個過程如何確保它順利執行下來並且不斷的優化?這個過程中有沒有出現過一些遺憾的地方?

劉太格：完全沒有遺憾怎麽可能呢。不過我們的規劃先是做遠期的，做完遠期的規劃再做中期的，才做短期的。比如我們1991年時做的規劃是做一個百年的，再做一個50年的，再做一個30年的，再做一個15年的。這個方案不需要不斷更改，只要按照大方案來做。那為什麽要分期來做呢，你把15年的規劃範圍劃定了，你就在最近15年的基礎投資的規劃就在這里，如果沒有分期開發，你的基礎設施可能就是到處亂投，成本就變得無謂地提高，所以我們也是打一個近期算盤。不過規劃一定要從遠期做到近期。中國國內一些城市2015年做的方案，才是做到2020年，這個是不可想象的。

記者：您多次提到成本問題，作為一個行政官員，一個城市規劃管理者，為什麽要談成本問題?

劉太格：上世紀80年代，英國《經濟學人》有期專門特刊，就說到新加坡經營這個城市是當做企業來經營，因為你如果要可持續的話，每做一個投入，就要考慮回收的問題，不過在各方面，有投資就有收入，比如我剛剛說我們有分期開發，你投了這個發電廠，短期內就有電費的回收。比如這個快速路，現在看來好像是一次性建設好的，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我們是把土地先預留下來，計劃建設三車道，但是先做兩車道，等車輛增加了再做三車道，再增加的話就把紅綠燈改造成立交，所以這些都是當成生意來做的，這個很關鍵，如果不這麽做的話，政府的作為就受到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