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系研究專家鄭永年近日表示，“沒有一個政權的清廉是一勞永逸的。人性本惡，一旦有機會，人們就會變得腐敗。”他認為，要保持一個政權的清廉，改革是一項永恒的事業。
“政權的外在環境變化了，政權就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來防止腐敗和遏制腐敗。”鄭永年說，建設清廉政府必須通過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與行政體制方面的改革而實現。
在東方出版社剛剛出版的鄭永年著作《關鍵時刻：中國改革何處去》一書中，鄭永年從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和行政體制改革三個層面闡述了清廉政府建設。
經濟改革：政經分離和預算制度
“一般地說，在討論清廉政府的時候，人們大多都會關註政治改革，而忽視了經濟改革。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為重要。”鄭永年說。
那麽，經濟改革如何使得政府變得清廉呢?鄭永年認為，最重要的是實現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在經濟和政治之間建立邊界。如果沒有這個邊界，政府可以隨意動用經濟資源，腐敗就會變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預算制度的確立。他解釋說，經濟和政治有邊界，表明政府的運作必須“取之於民”。政府本身不是生產者，其運作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只能來自社會。那麽，社會如何保證政府不會濫用其從社會吸取的資源呢?那就是預算制度。所有清廉的國家都具有透明的預算制度。預算制度可以說是一種“數量化”的管理。
鄭永年認為，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和預算制度是清廉政府的宏觀制度條件。要保證官員的清廉，還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的配合。從其他國家的經驗看，有兩方面的經濟制度非常有效，一是在發展早期的高薪養廉制度，二是收入的貨幣化。
社會改革：培養社會力量
鄭永年說，在討論如何建設清廉政府時，最容易被人們所忽視的是社會的改革。簡單地說，社會建設可以為清廉政府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不僅減少官員腐敗的動機，而且也對官員的腐敗構成有效的社會壓力。
研究顯示，腐敗是官員追求私人利益的結果，即經濟學上所說的“尋租”。如何減少和控制官員的尋租動機和行為?等到社會進入到中、高等收入階段之後，“高薪”方法需要調整。這不僅是因為這個時候官員無需通過“高薪”也能享受體面的生活，而且也是因為在這個階段，社會成員的教育水平提高，人們對政治參與的要求也開始出現，“高薪”的方法會變得比較具有爭議性。
鄭永年介紹，根據歐洲的經驗，這個時候的社會改革必須到位。社會改革就是要建設基本社會制度，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這些也就是今天中國在討論的公共服務。社會制度的建立對減少和遏制官員的腐敗動機非常有效。因為有了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務，官員就無需通過自己的權力來獲取。
鄭永年認為，社會改革的另一方面內容即培養社會力量，向社會放權。社會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就會大大減輕政府的負擔和責任。
政治和行政體制改革：社會培養幹部
“清廉政府的建設更需要通過政治和行政體制改革。”鄭永年說，實際上，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改革都必須通過政治改革才能推行下去。
鄭永年認為，政治和經濟、社會要有邊界，政治內部也要有邊界。任何國家的管理都需要公務員，主要是專業人才組成，是非政治性的。對公務員的廉政建設，也就是“吏治”，各國已經積累了很豐富的經驗，如預算、收入的貨幣化和透明化等。
鄭永年說，從清廉政府建設的角度，還有一個社會培養政治人才的問題。
他認為，官員都是從低層一級一級地往上提。這里有兩個主要缺陷：一是培養幹部的封閉性。因為在系統內部培養，幹部很容易和社會脫節，這些官員在社會大眾的心目中的合法性也就是認可度就經常會成為問題;第二是官僚心態。
如何改善?從公務員系統培養一個幹部仍然會繼續，因為它畢竟是一個重要的途徑。但此外，鄭永年認為，執政黨可以考慮社會培養幹部。
他說，社會培養幹部對執政黨來說成本很低。社會培養幹部可以強化執政黨的合法性。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人從社會打拼上來，是競爭出來的，社會的認同度就高。社會培養幹部比較清廉。這些人本來就是社會各方面的精英，社會和經濟背景比較好，他們出任公職不是為了養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