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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行十年】 「政府學會了幫企業成功，但沒學會幫企業破產」 「這是一段教訓深刻的歷史」

一個被賦予過高期望的朝陽行業，從寂寂無名到風光無限，再到哀鴻遍野，這一切僅僅用了十年。新能源幾乎犯了中國經濟可能犯的所有錯誤。

整個行業都無法盈利

中國新能源行業最困難的時刻到了。

「2012和2013年，全行業和全產業鏈都無法盈利，正成為眼下中國新能源業的最大問題。」世界風電巨頭維斯塔斯中國區副總裁徐侃說。

這一切在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2003年，《可再生能源法》開始討論醞釀，這部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類法律裡最成功」的法律在頒佈後便迎來了整個產業「超乎想像」的高成長。十年間，中國風電裝機從50萬千瓦增至7000萬千瓦，翻了140倍；太陽能光伏電池組件產量從6兆瓦，增至21000多兆瓦，翻了3500多倍。中國也由此收穫了世界第一的新能源產品製造能力。

最美好的時間——新能源概唸到哪裡都「好賣」。A股市場，2011年IPO的華銳風電以90元/股創下了主板市場20年來發行價的最高紀錄。美股市場，隨著尚德電力成為第一個登陸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中國企業，太陽能成為除互聯網之外，中國企業在美上市公司數最多的行業，高達13家。

眼下，中國新能源業遭受全球經濟危機和自身產業週期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表現為補貼大量發放，企業大量虧損，人才大量流失，這個朝陽產業上空，已然陰云密佈。

從寂寂無名到風光無限，再到哀鴻遍野，僅僅用了十年。

「她滿足了所有人的慾望」

7年前的2006年，沒人會想到一個搗鼓太陽能的科學家會成為中國內地「新首富」。但那確實發生了，而且僅僅用了不可思議的三年速度，就超過了榮智健家族30年的財富積累。

這個人是無錫尚德董事長施正榮。成就這一不折不扣「中國夢」的是新能源。

事實上，在擁有聯合國525個產業門類中全部門類的中國，按「工業輩分」算，新能源之地位不可謂不低微。2010年，「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總共不超過3%，具體到新能源則更少。

然而，在一個特殊時刻，她承擔了中國政府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期望。

全球經濟危機後，美國總統奧巴馬選擇了新能源作為主政措施，以拉動美國經濟復甦；中國則提出「四萬億」計劃和「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刺激經濟，新能源排名七大新興產業之首。

王勃華，62歲，剛從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副巡視員的位置上退下來。在其位於北京西三環的辦公室，王在總結其一生在工信部做過的眾多行業管理工作時說，從來沒有一個如此具體的行業，得到過國家領導如此多的批示，「很具體的批示」，部級領導的批示則更多。

他說的正是新能源。

在2011年以前，中國新能源企業堪稱優異的成績單的確給人造成了一種能當大任的假象。全球前十大風機製造商中國佔據4席，全球前十大太陽能光伏製造商中國佔據5席，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大國，中國太陽能製造企業憑藉全球5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也一度在國際市場呼風喚雨。

比上述國際排名更具吸引力的，是新能源項目經濟體量大的特點，這極大地刺激了痴迷於GDP的中國地方政府的興奮點。

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下的投資領域發愁的中國地方政府發現，每投資建設100兆瓦太陽能電池組件，就能為當地產出30億出口額，倘若說服企業將產能擴大至1000兆瓦，就能產生300億元的出口額——這相當於多少個棉紡廠和電子配件廠產值的總和！

地球人已經不能阻止他們投資新能源了，何況，這事兒在「政治上絕對正確」。

對老百姓來說，「新能源代表了經濟和環境危機下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期望。」一家國際NGO在報告中寫道。

由此，新能源這一中國龐大工業體系中的細小分支，竟已滿足了中國從國家、企業，到資本、地方政府、老百姓等幾乎所有層面的需求。

在慾望中迷失

佘海峰第一次發現世界上竟還有比「搶銀行」還賺錢的事情，第一次感到不安，均是自那個瘋狂的2005年。

這個80後的年輕人當過記者，幹過營銷，如今是中盛光電CEO。2008年，中盛光電獲得了青雲創投5000萬美元風險投資。他的第一桶金來自太陽能光伏。

那時，他的同事只要打一通電話稱自己有市場最緊俏的多晶硅料，客戶就能立刻把高達幾百萬美金的訂金直接打到你賬戶上來，而不需要對公司的背景、信用做任何調查——當一個行業賺錢容易到了一種堪稱荒謬的程度時，佘海峰說他感到了不安。

有朋友這樣勸說佘海峰，制定公司戰略時，「專業化」戰略理論上是科學，但光伏跟其他行業不一樣，應該走全產業鏈模式。他自己也開始想，「可能光伏確實跟其他行業不一樣」。

「現在想來有多愚蠢，光伏怎麼可能跟其他行業不一樣。」佘海峰反思說，在行業高速增長的巨大利益面前，所有人都開始失去方向。

很多人都預期，新能源還將沿著這條完美的增長曲線一路向上衝去。

失靈的調控

主管部門及時的宏觀調控或許可以彌補市場機制的失靈，遺憾的是，他們並沒能抓住第一個挽救危局的機會。

廣東省社科院區域經濟學家丁力認為，主管部門對新能源行業的基本面缺乏判斷力，是導致宏觀調控未能及時到位的重要原因。

這與這些部門缺乏新興產業的管理經驗有關。在王勃華看來，長期以來工信部治下的全國各工業行業鮮有變化如此劇烈的，「太陽能行業的價格、市場、政策都變化太快，這個文件還沒看完，又來一個，要跟上，有挑戰。」王勃華坦言，政策總是慢半拍，跟主管部門對產業發展的始料不及有關。

政府行為的關鍵在於能否按照產業發展週期來制定政策，產業現階段到底處在什麼週期上了，但政府、產業界和學者沒有共識。

這種判斷的分歧，在當時關於多晶硅是否產能過剩的爭論上體現得尤為明顯。2009年9月，工信部出台防止多晶硅產能過剩的38號文件，立即受到行業組織和企業的極力反對，現在卻成為為數不多的政策預警信號。據《經濟觀察報》報導，當時工信部產能過剩的說法受到了科技部的質疑，科技部組織了調研組進行摸底，得出的結論是「多晶硅產能並不過剩」。

這種情況讓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光伏行業專家頗為感嘆，「以前，太陽能產業無人問津」。看到近幾年光伏大熱之後，國家主管部委之間也出現了「暗戰」，都希望對這個產業有更多的干涉力。

更多的行業主管部門對新能源仍保持著極大的樂觀。某種程度上，當時各界的確對行業趨勢達成了某種「共識」——集體性「誤判」，認為行業還將像前幾年一樣繼續高速增長下去。

對未來過於樂觀，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能源主管部門未能及時打開國內市場，以至於在2012年歐美發起對太陽能產品「反傾銷」時，中國龐大的製造體系頓時面臨無路可走、破產裁員的境地。

十年已過，批評者認為官方若能夠早點打開國內市場，則今天的產業震盪本可避免。但溫和派認為，應該給行業管理者一些時間。

壞規則形成了

倘若沒有地方政府和銀行的參與，即便宏觀調控失靈，也並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企業家自行承擔投資損失，本是市場經濟規律。正是地方政府的介入，讓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地方政府的把關，本應成為阻止新能源進一步瘋長的「關卡」。事實上，他們不僅沒有把握好第二次自我救贖的機會，反而讓本已錯失調控的新能源在一種壞遊戲規則作用下，狂飆至瘋狂。

開發區首先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

為爭搶賽維LDK，合肥高新區領導帶領招商人員親自趕到賽維常務副總裁入住的蘇州酒店再三說服，並提出多項優惠條件，作為合肥市「1號工業項目」。據媒體公開報導，賽維落戶合肥，「廠房、設備幾乎沒有自己掏錢」。

在無錫，當地政府甚至曾提出要「再造一個尚德」的目標。「給了我們一個時間表，說再給我們幾百畝地再造一個五萬人的工廠，簡直開玩笑。」尚德一位高管曾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給多少錢都不能干。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各地為了爭奪明星企業，一些企業家甚至也被追捧到了一到當地就提出「只見省長書記」的地步。

地方政府的這種「支持」新興產業的方式，與新能源企業形成了一種實質上的「共同投資，共擔風險」關係——這種關係的建立，在早期的確起到了一定的扶持作用，全球各國都對新興產業進行了政府扶持。問題在於，一旦越過了「扶持」和「干預」之間的紅線，政府過度參與到微觀經濟，甚至企業運營，後果則不堪設想。

「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本無所謂善惡，這種遊戲規則使商人『惡』的基因被放大了。」中國機械工業集團輝倫太陽能公司市場總監袁全說，當商人不需要為其貪婪和慾望承擔責任時，為什麼不干呢？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參與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

王勃華因為拒絕參加了好幾個地方政府邀請的新能源項目評審會，而得罪了不少人。「當時就是勸，不要再上了，但勸住了市長，說請你再幫忙說服下我們書記。」王勃華說。

清華大學能源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希良說，中央政府鼓勵新能源是為瞭解決能源結構問題，而地方政府管經濟的模式注定其更關注GDP和稅收，且招商引資的項目資金都由地方自己解決，「上面更難以左右」。

江蘇鎮江市國資委副主任譚俊浩將其總結為：中央政府沒有調控到位，地方政府與市場錯位。

最後的博弈？

如果對比華銳風電、尚德電力，這兩家中國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產業曾經的「雙雄」，你會發現他們的命運軌跡驚人相似。

2006年，韓俊良創立華銳風電，2010年成為中國第一、全球第二。2011年華銳上市，以每股90元創下A股主板發行價的最高紀錄，迅即成為市值千億的新能源巨頭。

與之同時，華銳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風電市場結束高速增長，對市場的錯判導致華銳庫存高企、虧損嚴重、質量事故頻發，並陷入一系列知識產權官司和裁員醜聞中難以自拔。2012年8月，投資人尉文淵被迫走上前台，出任代理總裁。

尚德同樣上演了一出令人唏噓的大戲。2006年尚德電力美國上市後，也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太陽能市場結束高速增長，由於對市場誤判，尚德陷入巨虧、裁員、GSF欺詐門等醜聞，因體積龐大、內部管理失衡如今病入膏肓。同樣在2012年8月，施正榮宣佈辭去CEO職位，退出前台。

如今，這兩家中國新能源業的「雙雄」，均在各自的自我救贖路上，苦苦掙扎。

對於過往，國家氣候戰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如數家珍。他說，這一代新能源企業家需要自我反思，「他們這一代人擁有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也存在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劣根性，他們不愛分享，利益獨佔，喜好稱王稱霸，共同導致了今天的敗局。」

「就像文革是上一代人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環境裡，民營企業家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市場經濟。」昱輝陽光董事長李仙壽說，這是一代人的問題，需要一代人去修復。

比企業家們更為痛苦的，是一度強力支持他們的地方政府，地方經濟因這些企業的崛起而崛起，現在則被拖入經濟泥潭。

以陷入總額高達250億元的債務危局的太陽能巨頭賽維為例，其直接導致2012年上半年，新余市規模以上工業僅實現利潤16.07億元，同比下降52.7%。當地官員說，如果賽維倒了，新余經濟將倒退10年。

「各地都在動用政府資源幫當地早應破產的新能源企業繼續撐著，造成目前整個中國新能源業全盤虧損的敗局，沒有人願意離場。」國家開發銀行總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總結說，這就是局部合理造成的整體荒謬。

對企業、地方政府和國有銀行來說，是該退出的時候了。而退出機制之缺乏，則是當務之急。

如今，尚德已經奄奄一息，無錫市政府、尚德內部以及尚德的海外投資者仍在博弈。

「過去十年，我們的政府學會了如何幫助一家企業成功；而如何幫助一家企業退市、破產，我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李俊峰感慨，這是一段教訓深刻的歷史。

母親學會了手機預約， 但沒掛上號

三線城市快退休的母親，也知道用掛號軟件了，不過，用了一個多月，她也沒掛上主任的號。家里的親友看病，依然還是到上海。

“單位體檢結果出來了，我有一個項目不太好。”接到母親這個電話時，我正走在上海人民廣場地鐵站的換乘大廳。車站的地上鋪著水磨石地磚，正值下班高峰期，鞋子打在上面，排山倒海的嗒嗒聲敲得我心頭發緊。

兩年前，一向健康的母親生了場大病，住了近半年醫院，瘦了20斤。我獨自在上海工作，家鄉卻在150多公里外的江蘇常州。我不放心母親的身體，但除了每隔兩三周趕回家看望她，幾乎幫不上什麽忙。

晚上，母親將體檢報告傳給了我，“雙側甲狀腺結節，提示結節性甲狀腺腫可能。”

我頓時長舒了口氣。因為做醫療健康報道的緣故，我知道，這種疾病並不可怕。對於大部分患者，早期診斷、保持6-12個月的隨訪間隔，是最合適的處理手段。我建議母親先去做個細針穿刺，明確結節的良惡性。

她決定聽我的，“那我先用手機預約掛個號。”

母親的回答，讓我有些意外。連三線城市快退休的中年大媽都知道用掛號軟件，看來，移動醫療挺深入人心的嘛！

2015年，移動醫療著實火了一把，從看不見摸不著的概念，演化成了虛虛實實的產品。創業的、投資的、看熱鬧的，蜂擁進入這片“藍海”，甚至連前編輯都離了職，投奔某移動醫療創業公司的懷抱。春雨醫生和丁香園相繼開設了線下診所，首家“互聯網醫院”正式掛牌運營。從網絡問診到手機慢病管理，再到圍繞掛號、就診、支付、取藥應運而生的三千多個醫療App，移動醫療似乎已經全方位抵達了我們的生活。

作為善於接受新事物的“潮媽”，加之本身就在醫院工作的緣故，母親對於移動醫療的關註自然比普通人多。不過，對於小城里的其他人，移動醫療似乎也不再只是網絡上虛幻的名詞。

“我們醫院開通了帶有門診醫保移動支付功能的App，動動指頭，就能完成繳費。”去年5月回家，在常州某三甲醫院供職的高中同學告訴我。

11月，父親也發現了“新大陸”——通過常州市衛計委打造的一款名為“常州移動醫療”的App，查到了自2012年以來在第一人民醫院的全部體檢信息。“聽說市屬其他醫院的體檢數據也將被接入，就像隨身帶了個‘健康檔案’。”父親感嘆。

方便、高效，大夥兒對移動醫療贊不絕口。母親更是如此，直到這次網上預約掛號。

同事曾做過甲狀腺細針穿刺，在他們的推薦下，母親將目標鎖定為市區某三甲醫院醫學影像科主任。沒想到，點開“超聲專家門診”，“約滿”二字赫然入目。再仔細一看，哪怕是一個月後的專家門診號，也早就一個不剩了。

主任的專家門診每周一次，提前一個月網上放號。一周之後，一向早睡的母親熬到了午夜12點，次日門診號一出，立刻搶號。“還是手慢了一步，又被秒殺了。”電話那頭，母親無奈。

之後的一個多月，每周二淩晨，母親都會拿出“雙十一秒殺”“春運搶火車票”的勁頭，不眠不休。不過，主任的號始終沒能搶到。擔心耽誤病情，母親最終放棄了網上掛號的念頭，托同事走了“後門”，終於成功加號。

“看個小小的甲狀腺尚且如此困難，北上廣那些知名三甲醫院的專家號，還不得搶瘋了？”母親反思，技術環節的改進，免去了實地排隊之苦，改善了患者看病過程中的身體和心理感受，“但小城市里的好醫生實在太少了，移動醫療光改進技術，能緩解‘看病難’嗎？”

在家鄉，醫生看個頭疼腦熱的普通毛病早已不成問題。不過，一旦遇上棘手的疾病，患者家屬的第一反應基本都是，“去上海”，甚至連醫生也如此建議。

表姐的一位朋友，流產過兩次。好不容易又懷上了，每隔半個月便請假往上海的醫院跑。“常州的醫院，沒那技術，”朋友嘆氣，“上海的醫生說了，要是早點去他那兒看，吃個藥興許就能保胎。”

每次看病，朋友得提前在上海住一晚。第二天早晨7點不到趕到醫院，卻只能搶到那個並不特別熱門的醫生上午倒數5個以內的號。這意味著，她需要等一個上午，如果有檢查項目，通常還要等到下午的檢測報告出來，幾乎需要跟著下班的人流踏上回程的地鐵和火車。

一次，在早晨8點就診開始前，朋友問了等在最熱門醫生診室門口的一個姑娘的母親：“這醫生的號，我覬覦半年了，從來沒掛到過，你們是怎樣掛到的？”對方打量了一下朋友，綻開一個親切的笑容，語重心長地告訴她：“姑娘，我們4點半就來排隊了。”

一旦不幸罹患癌癥這樣的重病，去上海最好的醫院，看最好的醫生，更是成了常態，當然，也是生的希望。

年初，鋼琴老師被診斷出結腸癌肝轉移。老師的家人找到我，詢問是否認識上海大醫院的腫瘤大夫。“上海有全國最好的醫生和技術，雖然做了最壞的心理準備，但還是想看看有沒有可能……”老師的女兒的話哽咽。我坐她身旁，也無法說什麽安慰的話，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輕輕撫摸。

夏天，我去複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探望老師。醫院旁，隨處可見租房廣告和手拿名片的中介。與醫院一墻之隔的東安路某小區內，是傳說中的“癌癥旅館”，這里聚集著從全國各地湧來求醫的癌癥患者。一幢居民樓的3層被改造成9個格子間，每間每天在80-100元不等，最小的房間，原本是一個不足6平米的陽臺。

醫院門診大廳外，有一群搬著小板凳枯坐的人，神情疲憊。與老師鄰床的上海阿姨告訴我，那是通宵排隊掛專家號的外地病人家屬，“兩周前，我兒子也是其中一員”。

回家的地鐵上，我掏出手機，望著屏幕上一眾移動醫療軟件，心里突然一片空蕩。

理想美好，現實骨感。早就“約好”的健康大數據，至今還沒拿出成熟的模板；誓要顛覆傳統醫院盈利模式、分流醫院處方的“網售處方藥”，至今基礎政策尚未出臺。即便是最早興起的在線掛號，進軍市場的對弈者越來越多，但號源還是只有那麽多，看病還是那麽難。優質醫生資源稀缺、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分級診療制度缺失，這些核心問題沒法解決，移動醫療，真能“玩得轉”嗎？

韓國出臺治霾新政 但沒搞清楚霧霾來自烤魚還是中國

“霧霾”近年來也成為韓國輿論關註的焦點之一，“PM 2.5”一詞已在韓國成為熱詞。韓國總統樸槿惠曾明確表示：“霧霾是威脅國民安全和健康的重大問題，應從國家層面上制定政策。”

在此影響下，韓國政府著手制定針對霧霾的對策。本月1日，韓國環境部\產業通商資源部、國土交通部共同發布《可吸入顆粒物管理特別對策實施細則》。

但這項號稱將投入5萬億韓元以“徹底治理霧霾”的政策，剛剛發布就面臨韓國輿論的質疑。

霧霾下的首爾街頭

空氣質量全球居後

在這份長達八頁的實施細則中，韓國官方共提出了八項措施，並提出目標：至2026年，將首爾的PM 2.5平均濃度從目前的23微克/立方米降至18微克/立方米，達到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

根據這份實施細則，韓國政府將在2020年前在全韓普及包括25萬臺電動汽車在內的環保型汽車150萬臺，擴充電動汽車充電站3000所，逐步在首爾周邊禁止行駛10年車齡以上的老舊柴油車，，逐步停止所有30年以上的火力發電站;城市購買天然氣公交車及環保汽車，將在稅收上給予優惠，並提供一定的現金補貼;與中國等周邊多國加強環保合作等。

如果只從聲勢上看，這份《實施細則》內容不少，還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時間和預算，但韓國輿論指責說：根本就沒搞清楚汙染源，就匆忙搞出了對策。

近年來，韓國的大氣汙染有愈演愈烈之勢。2014年以來，首都首爾被霧霾籠罩的日子越來越多。僅在剛剛過去的5月份，達到“重度”汙染的日子便有8天。根據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小組共同發布的“2016年環境績效指數”，韓國的空氣質量在180個調查對象國中名列第173位。

隨著韓國被霧霾籠罩的日子逐漸增多，國民對霧霾的關註度也在不斷上升。

5月份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高達76%的受訪民眾對霧霾表示出“不安”。據某大型網上商城的統計，5月口罩、口腔清潔劑、空氣凈化機等產品銷量猛增，其中口罩銷量較上年同期大增552%，口腔清潔劑增長379%，空氣凈化機增長105%。

霧霾怪烤魚還是怪中國

韓國政府對霧霾的研究明顯不足。

此前，韓國環境部公布的一份報告稱，最近PM 2.5濃度暴增主要源於烤魚，並將出臺措施限制管理烤魚店。這也成為韓國網民眼中的笑料，他們紛紛在社交網絡上發帖曬‘烤魚’。最終，在輿論壓力下，韓國政府不得不出面道歉。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韓國街頭發現，直至1年前，首爾市政廳附近的空氣質量指數還停留在PM 10的標準，因此顯示屏上經常顯示“空氣良好”，但事實上卻霧霾環繞。

韓國官方對霧霾的檢測和認知，也有較為落後的特點。

韓媒報道顯示，至今韓國政府關於霧霾的最新、全面的數據還是2013年由韓國國立環境科學院所統計的。而目前韓國全國的監測點僅321個。2013年至今，各級政府對監測點的新增投資只有92億韓元。

韓國還有許多民眾甚至專家稱“霧霾源自中國”，小部分媒體也稱：“中國空氣質量較差，外加韓國距中國較近，因此韓國的霧霾中來自中國的成分居多。”但至今沒有一項官方研究數據，能為這個論調提供數據支持;甚至韓國官方無法指出近年來影響首都圈PM 2.5值最重要的原因，只是說柴油汽車和老化的火力發電廠屬於主要原因。

政策遭專家質疑

韓國政府的治霾政策一經公布，便受到了質疑。

高麗大學李國憲教授說：“這份細則看起來全面，但經不起推敲。沒有對霧霾的源頭進行研究，就倉促推出政策，很可能將無法發揮政策的效果。”

他分析道：“比如鼓勵環保汽車的銷售方面,實施細則只提到了將通過增加充電站、降低稅款來鼓勵民眾購買。可是去年一年韓國的電動汽車銷售量僅6200臺，那麽在沒有發生技術大幅度革新的情況下，政府如何用3萬億韓元就能到2020年讓絕大多數民眾接受並購買環保汽車?細則完全沒有提及。”

他還說：“這5萬億韓元的預算從哪里來?韓國近年來的財政危機和經濟停滯人人皆知，而且這份細則中的部分措施將影響韓國的產業根基，在此情況下政府如何籌集預算，將成為巨大的難題。”

韓國慶熙大學環境系一位教授則表示：“事實上，直到目前連汙染物從哪而來、量有多少等基本問題都還沒有搞清楚，就在總統下指示後的3周時間內，匆匆忙忙搞出一個對策，只不過是虎頭蛇尾式的政策。”

一位主動摘牌的新三板公司董秘自述：其實不想走，其實很想留，但沒投資人達到要求

每經記者 張祎 每經實習編輯 曾艷艷

4月24日，新三板掛牌公司數量更新至“11111”家，這一天被網友戲稱為新三板豪華“光棍節”。

接連三天，這個略顯孤獨的數字就定格在股轉官網上，一直沒有變動過。

“新三板掛牌企業的數量我一直在關註，之前每天都會有增長，怎麽連著幾天都是11111家，難道那幾天沒有新增的掛牌公司嗎？”一位投資人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提出了疑問。

記者打開股轉官網“業務周知”一欄發現：在4月24日至26日，每天都有新增公司掛牌新三板，與此同步的是，也有相當數量的公司終止掛牌。正因為這“合拍”的節奏，才導致“11111”這個數字連續霸屏了四天。

據Choice統計，4月新三板新增掛牌數量僅116家，相比3月份的298家、2月份的316家，呈懸崖式下滑。與之同步的是，想要“逃離”新三板的公司隊伍正在逐漸擴大。截至5月5日，2017年以來摘牌的新三板企業共有102家，遠超去年全年56家的數量。新三板圍城現象越來越明顯——城外的企業想進去掛牌，城內的企業想出去尋找遠方。然而，資本市場從來都是名利場，掛牌公司和摘牌公司終究逃不過一個“利”字 。

陳先生，是一名摘牌不久的基礎層企業前任董秘。因為企業摘牌了，他也被迫跳槽，去到另一家掛牌公司繼續從事資本對接工作。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他詳細講述了“前東家”從掛牌到摘牌的整個心路歷程。在他的故事中，或多或少能看到了許多新三板公司的影子。

越來越多的新三板企業奔赴IPO，提前布局至關重要。關註公眾號“NBD財訪”進入微信平臺，獲取最優質新三板公司董事長的深度訪談，在此前專訪的企業中，金宏氣體等公司的IPO申請已獲證監會受理，確成矽化等6家公司已進行IPO輔導。

披上“上市公司”的外衣

陳先生所在的S企業是一家TMT行業公司。記者與陳先生相識很早，記得第一次拜訪S公司時，與陳先生的交流主要停留在S公司的商業模式以及核心競爭力等問題上。讓記者記憶猶新的是，彼時，陳先生頗為自豪地多次強調S企業已不是一家小公司了，而是一家公眾公司。

當時，聊到掛牌新三板為公司帶來哪些變化時，陳先生給記者說起了一個細節。雖然公司是掛牌企業，但是在與其他客戶打交道時，對方多會稱呼S企業是“上市公司”。對此，公司基本上從來不會主動澄清，詳細向對方解釋，掛牌公司其實屬於“非上市公眾公司”。

“我們與客戶打交道時，看出不少客戶都樂意與上市公司打交道。這也難怪，（大家）覺得上市公司都是大企業，有保證。這種‘誤會’對我們來說也是好事。我知道我們不算上市公司，但是我們企業的產品一點都不差。”

記者再次碰到陳先生時，提及往事，陳先生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他依然肯定了掛牌新三板的意義。他表示，從他角度來看，企業到新三板掛牌，從一家非公眾公司走向公眾公司，經歷了一系列的“基因改造”，掛牌後也需要比照上市公司進行信息披露等工作，確實有利於企業提升規範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後勁。

找不到理想的投資人

2015年是新三板高速發展的一年，掛牌家數猛增，各路資本紛紛湧入，可以說是那是新三板的“黃金歲月”。然而時移世易，2016年至今，資本寒冬開始籠罩著新三板，市場交投清淡、融資規模小、流動性差是去年新三板的真實寫照。

但是，整個市場環境的困窘，對於陳先生所在的S企業來說，似乎並無太大影響，按照他的說法，“我們企業其實不缺錢，也不缺投資者。”

在發布擬摘牌公告前，陳先生還經常接到中介電話，大多是詢問企業需不需要融資的，最多時，他一天接到過十多起這樣的電話。

陳先生掏出兩部手機給記者看，“當時，這些中介只能聯系我的座機，後來不知道他們怎麽得到了我的手機號碼，害得我又準備了一部私人電話。都說新三板現在特別缺錢，真沒感覺到，至少我沒感覺到。離我們公司不遠有個創業園，那里面也有好些掛牌公司，其中有幾家也融到錢了。有時候我們在圈子里交流的時候，他們均表示還沒想好準備用錢幹什麽。”

根據公開資料，記者發現從掛牌到摘牌，S公司始終沒有過融資記錄。陳先生告訴記者，每家公司情況不一樣，在融資這件事上，需求也不一樣。

“掛牌新三板的那段時間，公司的主營業務發展不錯，毛利率比較高，哪怕是到摘牌之前，每年也還有比較穩定的利潤，總的來說，掛牌期間，公司是不缺錢的，的確不需要融資。”

另外，也有股東惜售的緣由。陳先生說，原來公司的幾位股東基本上都是公司的發起人，伴隨著公司一路成長，對公司很有感情，因此在掛牌的過程中，沒有強烈的變現欲望，不太想轉讓手中的股權，也不想通過定增稀釋股權，這也是公司掛牌後一直沒有交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記者提到，很多新三板一些掛牌公司股權高度集中，不少創始人股東都不想股權被稀釋，少量放出的股權也是給予員工作為股權激勵，或者是引入戰略投資者，這類企業中大多有打算IPO的“野心”。

對此，陳先生有自己的看法，“別人的情況，我們不知道。我們是的確不缺錢，但是如果當時我們願意融資，一定是有兩類人出現了，一類是能帶來資源的，比如能幫我們拓展市場，讓我們產品賣得更多；另一類就是戰略投資者，能扶著我們往前走,能幫我們壯大，給我們規劃。我們需要的是這兩類投資者，不需要單純的財務投資。但是很可惜，當時我接的很多電話基本上都是財務投資，甚至有的電話過來還要求對賭，這些我們一概都不答應，所以直到摘牌前，我們都沒有融資記錄。”

基於成本考慮黯然退場

按照陳先生的說法，企業當時經營狀況不錯，毛利率又高，又有公眾公司的身份“撐腰”，這樣的企業最終為何會走到摘牌這一步呢？

面對這一問題，陳先生沈默了一會，沒有直接回答問題。只是表示，“每家公司摘牌原因都不相同”。

在記者一再催問下，陳先生終於開口解釋，現在確實有很多公司在摘牌，但是每個公司的情況不一樣，有的可能有其他資本運作的打算，有的可能有別的想法。他們公司也沒有什麽特別的原因，就是掛牌後，一直沒有成交過，就是幾個內部股東持有股份。而且，考慮到現在掛牌費用挺高的，這樣“只出不進”意義不大。另外，公司未來想轉型，如果繼續掛牌新三板，越來越嚴格的監管可能會對公司的發展計劃帶來一定的影響，雖然說他們也不是很想摘，但是公司從長遠考慮出發，還是決定摘牌。

對於每年交的維持費用，陳先生扳起手指給記者算了起來：“現在每年的費用還是蠻多，包括對股轉的，對中登的，還有對一些中介的比如券商、律所、會所等等，現在中介費用確實蠻高的。另外，對於審計，現在股轉要求越來越嚴，費用也是一直在漲。摘牌後，一年能省下幾十萬的費用吧”。除了每年需要交納的這些必要費用外，陳先生說，其實掛牌公司還有一些看不見的成本，尤其對於一些小公司來說，每年為了符合掛牌的監管要求，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如果融資再融不到，可能得不償失，好多公司（摘牌）都有這方面的考慮。

“其實，我們也不想離開，費用招架不住，這麽長時間過去了，又沒有融資，也不想做市，就這麽耗著，每年那麽大一筆費用支出去，心疼！最後幹脆摘牌，公司一直沒有交易，而且公司經營也不存在什麽問題，所以摘牌的過程比較順利。現在新三板摘牌的企業比較多，所以股轉審核的也比以前慢一些，如果是有問題或是有瑕疵的公司，可能審核時間上相對要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