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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企對歐美投資將明顯回落

走出國門“買買買”的趨勢在2016年末發生變化，中國對外投資金額去年12月驟降近40%，與1~11月同比增速超過50%可謂“冰火兩重天”。而今年兩會之後，波及全國多個城市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也開始為一路高歌猛進的房價降溫。

由於外匯管制等因素，2017年中企並購管控比較嚴格，因為並購對象主要在歐美，對歐美投資規模會減小。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司官員梁國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在2017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尤其是在歐美市場的並購，將會出現一個較為明顯的回落。

中國商務部3月30日公布的《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報告(2016)》(下稱《報告》)稱，縱觀未來幾年面臨的國內外環境，中國對外投資合作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在世界經濟版圖持續變化和全球增長動力大轉換的重要時刻，只要我們創新發展方式，挖掘增長動能，對外投資合作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資本狂歡的2015年

《報告》總結了2015年對外投資合作發展經驗和相關政策措施。回望2015年，這不僅是中國對外投資爆發增長的一年，也是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強勁複蘇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全球FDI流入總量創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高水平。也正是在2015~2016，中國部分一線城市房價以驚人的速度飆升，高凈值人群迅速提高利用資本盈利能力，完成新一輪財富洗牌。

彼時，與第一財經交流的眾多國際投資界業內人士心情複雜：既寄望於跨境資本流動對世界經濟的驅動，卻也暗暗擔憂資本內部大洗牌帶來的分配不公。他們發現，帶來更多產能的綠地投資(綠地投資又稱創建投資，指跨國公司等投資主體在東道國境內按東道國的法律建立企業，該企業的部分或全部資產歸外國投資者所有)並未明顯增長，狂熱增長的只是跨境並購。

根據《報告》，2015 年，中國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活躍。全年累計實現對外直接投資 244.3 億美元，其中流向境外金融類企業的直接投資 237 億美元，流向境外非金融類企業的直接投資 7.3 億美元。2015 年中國企業對金融業直接投資流量 242.7 億美元，同比增長 52.3%，占比 16.6%，其中非金融機構流向境外金融企業的投資 5.5 億美元。

2015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涵蓋了國民經濟的 19 個行業大類，其中，制造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住宿和餐飲業等領域的投資增長較快，同比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08.5%、52.3%、115.2%、100.5%、236.6%、148.1%和 195.5%。

根據聯合國貿發組織給第一財經記者發來的報告，2015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強勁複蘇：FDI流入總量躍升了38%，達1.76萬億美元，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高水平。跨國並購金額從2014年的4320億美元猛增至2015年的7210億美元，這是當年全球FDI強勁反彈的主要動力。

但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司司長詹曉寧也提示第一財經記者，值得註意的是，2015年全球FDI大幅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規模的公司內部重組(表現為並購)。實際上，和公司內部重組相關的跨國並購交易導致相關國家國際收支資本項下的巨額資金流動，但此類交易並沒有對公司運營產生實質影響。如果在統計中剔除此類公司重組帶來的“水分”，2015年全球FDI的增幅實際上只有15%。

隨著形勢的逐漸明朗，那些表現為跨境資本內部整合的並購所蘊含的問題，終於引發一些不滿。理論界也開始爭鳴：為何資本的流動、技術的進步，並未促進經濟增長？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副所長姚枝仲則在日前舉行的2017廈門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對在場人士指出，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加劇，已成為引起國際沖突的根源。他援引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紀資本》指出，世界的貧富差距正在嚴重惡化，而且據預測將會繼續惡化下去。當前在美國，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財富。

“利率高於經濟增長率，資本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作用會越來越大，財富會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姚枝仲說。

而這一輪爭論還聚焦於，技術進步為什麽沒有帶來經濟增長？

姚枝仲說，創造性效應帶來的正效應只有超過破壞性效應，才能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目前，全球的發展問題包括：在新興經濟體，是國內穩定問題，尤其是金融穩定問題；而在發達經濟體中，則是技術進步帶來的破壞性影響。

中企並購依然在路上

由於外匯管制等因素，2017年中企並購會管控比較嚴格，因為並購對象主要在歐美，對歐美投資規模會減小。

短期內，硬幣的另一面是，未來伴隨中國國內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再次強調，綠地投資會正面增長。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投資可能會提高。這其中，“一帶一路”是重要的原因。

《報告》的表述也印證了這一點，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得到越來越多國家認同和響應，國際產能合作加快推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更加緊密，中國資金、技術和設備越來越多地進入國際市場。

而從更長的發展階段來看，中國企業通過並購先進技術、品牌以提高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並不會因此而逆轉。

從過往教訓中獲得經驗不可避免，北京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武常岐指出，首先，由於中國與投資對象國的制度環境存在差異，特別是法律制度的差異，為中國成長中的跨國企業在東道國的運營與市場融入帶來了不少阻礙。

其次，除了兩國之間制度環境的差異，東道國及全球各國客觀存在的投資審查制度，例如反壟斷審查和國家安全審查也有趨緊的趨勢，是影響中國企業跨國並購成敗的關鍵因素。隨著“中國買家”的迅速崛起，各國對中國企業的防備都有所增加，它們對中國企業跨國收購的審查也趨於嚴格。特別是針對高技術領域的收購活動，比如清華紫光終止對西部數據股份的收購，就是由於美國相關機構的幹預。這些失敗案例均體現出關註東道國投資審查制度的重要性。

此外，在並購完成後，並購方和被並購方的企業整合對於中國企業來說也是一大挑戰。TCL 並購阿爾卡特的案例就深刻體現了整合的重要性。由於文化的差異、管理制度的差異、企業價值觀的差異，雙方企業的整合面臨著重重困難，最終不得不以失敗收場。

《報告》稱，受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影響，中國企業加大力度進行國際產業鏈布局，企業“走出去”的願望強烈，通過各種形式的對外投資合作整合國內外資源，國際化經營步伐加快。對外投資已經從傳統方式發展到全球資源配置，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在境外建立研發中心或通過並購等方式開展高新技術和先進制造業投資；對外承包工程已從最初的土建施工向工程總承包、項目融資、設計咨詢、運營維護等全產業鏈的“建營一體化”發展，並進一步向 BOT、PPP 等投資開發模式拓展，產業鏈和價值鏈地位進一步提升。這些都成為推動對外投資合作快速發展的新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