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香港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一直停留在50％以下
▶「目前政府能提供的托兒服務，僅是現時需要被照顧小孩總數的1.6%」
每日早上6點，天還未光亮，Sharon就得起床照顧剛滿一歲的小女兒。她起床後要用一個多小時為女兒整理、餵奶、換尿片，7點35分之前她自己得裝扮好出門上班。
30歲的Sharon是債券交易員，工作必須用公司電腦系統，沒辦法在家工作；上班時間彈性小，準時早上8點至晚上6點，而且行業競爭激烈，分秒必爭。「所以產假一結束就直接上班了，自己的身體還沒恢復好。」
雖然Sharon一如大部份中產家庭，孩子一出世就聘請菲律賓外傭在家幫忙，但她作為全職媽媽仍感到非常疲憊。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香港有12歲以下兒童家庭中，有16.4%聘請外傭，每月最低需要支出4000港元作為外傭薪金。「菲傭只可以幫助家務，親子教育等都要媽媽親力親為，所以我總感時間不夠，」Sharon說。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研究主任黃健偉指出，過去十年，香港女性為了多留在職場幾年，不斷推遲結婚及生育年齡。香港女性結婚年齡中位數從2003年的28延遲至現時的30歲，女性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亦由2001年的29.4歲退遲至2012年 30.5歲。而女性結婚生育後，為了照顧孩子及家庭會選擇離開職場。據政府統計處資料，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於30至39歲期間急遽下降，30至59歲的女性料理家務者有52.5萬名，佔該年齡組別非從事經濟活動的女性人口83.8％。
「從統計數據中很明顯可以看到，有一部份30歲左右的年齡層勞動人口突然不見了，大部份都是女性，」黃健偉說。在160萬名15至64歲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中，近40%是家庭主婦。過去十年，香港的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一直只有50％左右。
香港經濟活動一向依賴本地勞動力，九成就業人口是本地人。但在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威脅下，勞動人口卻不斷下降。2011年香港生育率只有1.2，低於日本1.39、南韓1.24、新加坡1.23等同區發達經濟體。同時，隨着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一代於未來數年陸續退休，香港勞動人口將於2018年達至高峰371萬後，由2012
年的58.8%下降至2041年的49.5%。
就這一問題，香港政府上月公佈人口政策諮詢文件，表示解決勞動人口危機刻不容緩。當中提及引入外勞，多個勞工團體立即反對。香港勞工團體之一的工聯會更在月初約見特首梁振英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在會後引述梁振英指，目前進行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重點並非輸入外勞，而是如何釋放本地勞動力，當中鼓勵女性投入勞動市場成為重要一項。香港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11月6日晚間在彭博於香港舉辦的一個主題為香港經濟中的女性角色（Women In Hong Kong Economy）研討會後表示，香港有50多萬年齡在30至59歲之間的家庭主婦，政府將通過有效的人口政策鼓勵這群最有潛質的勞動大軍加入職場。
鼓勵女性產後工作的最基本措施是制定合適產假。現時香港勞工法例規定產假只有10星期，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更少於國際勞工組織《保護生育公約》規定的14星期。工聯會婦女事務委員會在2011年11至12月期間進行「懷孕及產後工作保障」網上問卷調查，受訪的各行業僱員中，九成認為在職婦女懷孕及產後工作保障不足。在香港只有少量的大機構會為了吸引更多女性員工產後留任而增加員工支援。匯豐銀行從2012年7月，將有薪產假增至12周。因為請人困難增加，懷孕員工的福利也成為吸引人才的手段之一。萬寶盛華的一份報告顯示，目前香港有57％的僱主難以找到合適的員工，是2008年以來最高水平。
中原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綺萍認為，這種自願性福利，令僱主有比較優勢。但她同時亦強調，如果政府強制要求企業增加相關福利，反而可能令女性在職場上被排斥：「因為香港九成的僱主都是中小企業，很難願意為了聘請女性而增加額外負擔。」
彈性工作上班時間，對於企業（僱主）可能是更好及更容易實行的安排。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主任蔡玉萍教授表示，工作彈性（work -exibility）正在被很多國家用來鼓勵國家生育率及女性就業，已獲得社會及學術界認可。彈性包括工作日、工時、工作地點、假期安排四方面。她指在香港現時的教育氣氛下，小孩子很多活動需要有家長參與，因此聘請傭人並不能代替媽媽的位置。
黃健偉也認為：「尤其香港新一代媽媽非常注重親子相處，對於上班的時間看重也高過從前。」Sharon也直言：「如果寶寶適齡上學以後有表演、比賽等課外活動，還是希望能有時間陪她。」
「有效的工作時間在這方面尤其重要，如果能夠安排家中辦公，不一定會增加僱主成本，生完小孩子第一年如果有這樣的安排，可以減輕在職母親很大壓力，」蔡玉萍說。
「政府本身是最大的僱主，實行彈性上班時間這方面可以從政府公務員做起，之後鼓勵更多僱主採用同樣方法，」蔡玉萍表示。而黃健偉就提議，政府亦可以通過退減稅等優惠，鼓勵僱主增加產假、做出彈性工作等安排。
托兒資源不足，是女性重返職場的另一大障礙。私人的托兒服務普遍存在名額少、費用貴、時間不配合家長工作等問題。隨著香港家庭結構改變，家庭組織已非70年代的幾代同堂的結構，兒童照顧不再能交托祖父祖母。80年代引入外籍傭工支援家庭照顧，但黃健偉指出，兒童照顧（child care）需要一定專業性，並非外傭可以做到。相比中產家庭，低收入媽媽更沒有餘錢聘請傭工，大部份都會選擇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廖珮珊表示，雖然政府現下有提供免費的公共托兒服務，但非常缺乏：「我們作過統計，目前政府能提供的托兒服務，僅是現時需要被照顧小孩總數的1.6%，排隊等候服務至少半年。」
現時香港的幼稚園大部分都是半日制，小學下午3點放學，之後需要家長照顧。提供課後照顧的私人機構都設於校外，家長需要額外接送。蔡玉萍教授分享，她曾在英國工作，當地的學校都有課後托兒服務，家長可以根據自己需要申請，按時收費。「如果香港政府能許可類同的托兒照顧在現時學校進行，相信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總之】 香港的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已經威脅經濟增長。女性是最有潛力的勞動人口，著力提供更多對在職母親的支援，對社會生產力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