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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蘭·梅里埃:生物醫學里的中法奇緣

中國和法國在醫學界的合作歷史悠久。早在100多年前,法國天主教會就在上海創辦了震旦大學,這所大學成為如今的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的前身。百余年間,法國的生物醫學技術遍布中國各大醫院的每一個角落,中法兩國正在攜手致力於傳染病、癌癥和新發疾病的防治。

在法國,走在全球傳染性疾病防控最前沿的,一個是位於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另一個就是距離巴黎400多公里之外的里昂的梅里埃家族的梅里埃基金會。百余年來,兩所機構一直延續著最初的淵源。

今年時值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法政府間科技合作協議簽署40周年。40年前,梅里埃基金會主席阿蘭·梅里埃(AlainMérieux),第一次踏上中國這片陌生的土地,不僅叩開了中國市場的大門,更令他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國家。如今,梅里埃與中國政府在傳染病、癌癥和新發疾病等醫學衛生領域開展了多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近年來,梅里埃家族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幫助中國在武漢建立起亞洲第一個P4級別高等生物安全實驗室。據統計,目前該級別的P4實驗室數量不超過20個,其中大多數位於歐美發達國家。

人類和病毒較量的歷史

梅里埃家族是里昂的一個傳奇,至今在法國政商界擁有至高的地位。梅里埃家族的歷史,也是人類和病毒較量的百年歷史縮影。100多年前,法國微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因為發現細菌而聞名天下。當時巴斯德有個助手叫馬塞·梅里埃(MarcelMérieux)。馬塞就是梅里埃集團的創始人。1897年,馬塞設立梅里埃研究所,從事結核病、破傷風等傳染病的研究,為日後法國生物醫學的發展奠定基石。

梅里埃家族為醫學界所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將疫苗實現工業化生產。如今家族的第三代掌門人阿蘭·梅里埃也已年至八旬。上周,他陪同新上任的里昂市長訪問中國,這也是阿蘭五年來第三次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他身材魁梧,一米八幾的高個,一頭白發,每次都是藏藍色西裝配深色領帶,一樣的風趣幽默,一樣的精力旺盛。他思維依然敏捷,眼睛里閃爍著智慧。

“梅里埃家族是代代相傳的,我們研究疫苗已經有一個世紀了,包括人體疫苗和動物疫苗。”阿蘭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1978年我第一次訪問中國,就是向中國人介紹疫苗。後來梅里埃家族又致力於體外診斷,並提供食品安全方面的解決方案,但疫苗是我們的一個重要分支,這個領域和中國合作尤其緊密。”

1921年,經歷一戰大流感侵襲的法國,迎來了生物醫學領域的重大突破。第一株結核病疫苗——卡介苗的研制成功,為疫苗生產創造了前提。阿蘭的爺爺馬塞·梅里埃在里昂近郊買下20公頃土地建廠生產血清和疫苗。1935年,40名工人正式投入生產線,年產劑量達45萬株。這個工廠也就是今天生物梅里埃科研中心的所在地。

馬塞去世後,他的兒子,也就是阿蘭的父親夏爾·梅里埃(CharlesMérieux)將業務延伸至科學和工業應用領域,他革命性地嘗試體外培植病毒並最終將梅里埃的業務引入體外診斷領域。如今梅里埃已成為全球領先的體外診斷企業,這對一個家族企業而言,是一個奇跡。如今的里昂已成為全球生物醫學重鎮,而梅里埃的影響力也令路易·巴斯德的繼任者肅然起敬。

去年卸任的巴斯德研究所原所長ChristianBrechot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稱:“巴斯德研究院盡管地處巴黎,但是我們還是要和里昂的生物醫藥公司合作,梅里埃取得的成功是舉世矚目的。”

梅里埃家族致力於全球傳染病防治已有一個世紀。而真正帶領梅里埃走向世界的,是阿蘭·梅里埃。阿蘭有著與生俱來的商業天賦,在他的帶領下,梅里埃的足跡,遍布了全球160多個國家。

阿蘭·梅里埃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個世紀前我們就認同一個觀點,就是病毒和疾病無國界,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麽梅里埃很早就跨越法國和歐洲的邊境,來到美洲,尤其是南美洲,後來又去到亞洲,和那些同樣跨越國界的傳染疾病抗爭。”

醫學無國界。在二十世紀初,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全球化是企業唯一的出路。早在高盛提出金磚四國概念很久前,梅里埃就開始與包括巴西、印度、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展開合作。中國目前已經成為梅里埃的全球前三大市場。

像一只滿世界奔跑的“老鴿子”

巴斯德的臨終遺訓是:“地點,地點,地點。”他的意思是,要控制傳染性疾病,就必須去到離疫情最近的地方。而阿蘭·梅里埃也深深地踐行了巴斯德的教誨。

兩周前,阿蘭·梅里埃剛剛去了黎巴嫩,考察了當地的難民集中營。今年1月,他還去到馬達加斯加與當地一支來自中國的醫療隊一起合作研究鼠疫。兩年前,中法簽署了赴馬里共同抗擊傳染病的協議。馬里也是梅里埃基金會的“嚴防死守”陣地。

“我就像一直滿世界奔跑的‘老鴿子’。”阿蘭·梅里埃笑著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梅里埃基金會就是去到那些醫療資源嚴重匱乏的地區,比如海地、黎巴嫩、突尼斯、馬里、馬達加斯加等等,這是地緣因素所致,這些地方過去是法國的殖民地。”

基於共同的利益和使命,阿蘭·梅里埃高度贊賞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這一倡議能夠把中國的醫療團隊帶去那些飽受疾病困擾急需援助的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受傳染病侵害的地方,這是全球課題。”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梅里埃基金會在塔吉克斯坦、黎巴嫩、白俄羅斯等地設有P3等級的實驗室,馬上還將在突尼斯建P3實驗室,這些國家都恰好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上,所以未來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間。”

阿蘭·梅里埃表示,他經常鼓勵中國合作夥伴大膽地走出去,雖然這條“一帶一路”走起來相當艱難。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因為在中東這些國家,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移民管控,那里聚集著大量的難民集中營,我兩周前在黎巴嫩,親眼所見150萬敘利亞難民,傳染病防控局勢相當嚴峻。”

生物梅里埃剛剛與上海市衛計委、里昂醫院集團簽署三方協議,資助來自上海6家公立醫院的8位此前支援摩洛哥的醫生赴法國醫院交流。

針對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面臨的最大挑戰,阿蘭·梅里埃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細菌耐藥和抗生素藥物的濫用是最大的挑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結核病。而且這一現象不僅存在於人類的藥物中,也存在於獸類藥物。這是一場長期的戰役;第二個挑戰就是新的病毒的出現,比如過去幾年在非洲盛行的埃博拉病毒。”

梅里埃基金會已經在與中國政府共同致力於抗擊結核病的項目,還計劃赴雲南開展醫療研究項目,雲南是中國傳染性疾病的高發區。

不過,梅里埃基金會去到雲南還有另一個更深的原因。“昆明也有過去法國人建的醫院。”阿蘭·梅里埃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道,“中國一共有四所法國人設立的醫院,其中也包括上海二醫大的前身震旦大學。”

愛中國沒理由

梅里埃是當代生物醫學界當之無愧的中國的“老朋友”。他每次見到第一財經記者,都不會忘記提到三句話:“1978年我第一次來中國,那時往返中國和歐洲的航班每周只有一班,周六抵達,周六出發的瑞士航空;北京當時的涉外酒店只有一個友誼飯店;那時馬路上還都只有自行車。”

植根中國三十多年來,阿蘭·梅里埃做出過兩個重大決定,一是選擇直接與中國政府衛生部門合作,比如參與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國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二是“在中國研發,到中國建廠”,這意味著法國企業就地取材,致力於把研發成果推廣到世界。在梅里埃的帶動下,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法國生物醫藥公司,它們都把中國作為創新的發源地。

法國最大的制藥企業賽諾菲前任CEO魏巴赫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近幾年興起很多生物科技公司,在研發方面的教育投資力度也在加大,中國最聰明的1%的人口就有3000萬,這個數目超過了瑞士人口的兩倍,我們相信從中一定能夠誕生諾貝爾獎。”

不過回憶起40年前剛到中國的時候,阿蘭·梅里埃至今還感嘆道:“那時的中國基礎教育和基礎科研都是一片空白,沒有大學,也沒有實驗室。當時我被邀請去上課,聽課的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但你們在很短的時間內重新建起了大學,這是令我最欽佩中國的地方。”

從那時起,阿蘭·梅里埃的內心就深深地建立起對中國的感情。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國領導人的魄力值得稱頌,現在中國的領導班子也是著眼於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非常了不起。”

近十年來,在中國最令阿蘭·梅里埃自豪的,一定不是自己的公司在中國又賺了多少錢,而是看到自己親自推動的項目一個個地完成落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歷時八年建設的武漢P4級別高等生物安全實驗室,這也是亞洲擁有的首個最高等級的生物安全實驗室。這個項目是按照梅里埃在里昂的P4實驗室的模板建設的。從2004年SARS疫情暴發後,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訪華時提出,到2015年初竣工,最後到今年年初正式運作,先後跨越了近15年時間,也傾註了阿蘭·梅里埃的全部精力。

阿蘭·梅里埃特意選擇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際,當年又時值他的“幸運年”——馬年,將這一極具意義的“瑰寶級”的厚禮交付給中國。

里昂P4實驗室是由梅里埃家族出資建設捐給法國政府的,也是當今技術最先進的P4實驗室,目前主要由巴斯德研究所等機構使用。中法合建武漢P4實驗室,頂著發達國家巨大的壓力,為此,阿蘭·梅里埃幾乎動用了自己全部的法國政界關系,最終說服法方與中方合作。

“P4實驗室既需要國內的認證,也需要國際的認證。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現在終於大功告成。”談到P4,阿蘭·梅里埃神情非常自豪,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武漢P4實驗室和中科院以及上海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共同簽署了合作協議,已經正式投入使用運行,中科院正在著手尼帕病毒的研究,上海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則致力於出血性發熱疾病的研究。”

現在,阿蘭·梅里埃還在為實驗室的運作操心,但他信心滿滿:“我是想P4能夠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典範,始於里昂,抵達武漢。目前這個項目開展得很順利,我認為是非常成功的,不僅對於中國,對全球也將發揮重要貢獻。”

當第一財經記者問他為什麽要在重重壓力下幫助中國建P4實驗室,阿蘭·梅里埃開玩笑說道:“我想我是這些法國人當中流淌著最多中國血液的那個人。”

阿蘭·梅里埃今年80歲了,還是每年都來中國。“每次來中國,我都有種回家的感覺。”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領導人總是讓我感到被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的孩子們和很多中國朋友建立起了友誼。”阿蘭·梅里埃也會經常與孩子的朋友們見面,看到他們,他仿佛就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般高興。

第一財經記者曾在2014年前往阿蘭·梅里埃里昂的家中采訪他。他酷愛馬,家里、工廠里放著各種各樣的馬。“我喜歡馬,我父親和兒子都是屬馬的,我一直到十年前還在騎馬。”阿蘭·梅里埃笑著說道。

不過現實是,老梅里埃即將松開牽引梅里埃這匹駿馬的韁繩,把這座生物殿堂傳承給下一代。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已經放手了,交給下一代去做,我認為他們必須和所有的企業一樣,緊跟時代和科技的步伐。就像我們從生物疫苗發展到診斷,離疾病越來越近,診斷的速度越來越快。”

他坦言自己不了解大數據、人工智能。“這超出我的認知範圍了。我認為這方面要向中國學習,中國的發展速度非常快。”阿蘭·梅里埃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生物梅里埃中國,我給它的目標是應該成為中法的企業,而不是法國企業的一個分公司。我們必須要開放,不管國與國之間在文化、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有多大,但是科學無國界,合作才有未來,不開放就會止步不前。”

阿蘭·梅里埃最喜歡的一句話出自意大利諺語:“人類始終在智慧的消極和意願的積極之間做鬥爭。”他正是這樣積極地面對人生的各種意想不到,一直保持樂觀,笑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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