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橋對平台夢戰略層面的執著與執行層面的遊蕩一直存在衝突。在這種衝突下,近三年盛大有22位高管離職。在這股離職潮背後,原本最有實力與騰訊、百度較量的盛大「帝國」屢失機會,並最終演變成仍在尋路的「遊蕩者」。
34個月22位高管離職
果殼電子CEO郭朝暉辭職,僅僅是近3年來盛大高管離職的冰山一角。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粗略統計的結果顯示,自2010年至2012年10月的34個月內,盛大系共有22位離職高管。
從時間上來看,2010年離職高管有2位,2011年達14位,2012年前10個月有6位;如果從類別來劃分,盛大旗下的遊戲類公司有6位高管離職,網站與科技類公司分別有3位,傳媒影視類公司高達10位,2009年盛大收購的酷6網,離職人數有8位;從職位來看,盛大旗下相關公司董事長、CEO或總裁級別的離職高管人數為11人,佔比50%,副總裁級別高管人數為8位,其餘級別高管人數為3人。
高管頻繁離職,折射的是陳天橋在戰略層面對平台的整體構想與執行層面的殘酷現實間的偏差。
以高管離職人數最多的酷6網為例,去年3月,酷6網創始人李善友辭去CEO職位;5月,酷6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裁員,裁員比例達20%。對此次裁員持抵制態度的時任酷6網副總裁郝志中後來炮轟說:「陳天橋根本聽不進意見,只要他認定的事,沒人能改變。」
最終陳天橋將自己的意志強行執行。不過此後,陷入內鬥的酷6在優酷、土豆等同行的步步緊逼下漸顯競爭疲態。易觀智庫數據顯示,2012年一季度,酷6已跌出中國網絡視頻市場綜合收入前十。
對此,易觀國際首席分析師李智認為,「之所以有這麼多高管離職,可能是公司的理念和產品變化太快,與他們初來時的設想不相符。」
平台夢再次遇阻
今年6月,久未露面的盛大集團董事長陳天橋現身盛大離職員工的聚會,重提那個熟悉又陌生的平台夢。陳天橋表示,盛大想成為一個平台,並且已經開始接近自己的想像:盛大內容三駕馬車(文學、視頻、遊戲)與拆分後的盛大在線(支付公司盛付通、云計算公司盛大云、盛大廣告)一起,構建起盛大「三橫三縱」架構。
同樣在6月,果殼電子推出盛大手機。陳天橋意欲通過電子書、手機等硬件終端,反向整合「三橫三縱」架構,從而在終端消費者與盛大系生意鏈條間搭建一個渠道,構建生態鏈的平台夢架構初現。
實際上,這種平台架構方式並不陌生:2005年,陳天橋推出盒子計劃,計劃通過電視終端整合盛大系,打造平台,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
不過,陳天橋並沒有放棄平台夢。2010年,盛大推出電子書業務,被業界稱為「第二個盒子計劃」。平台構建思路未變,只是載體由之前的電視終端變成了電子書。如今,電子書業務已江河日下,從電子書業務身上接過平台夢的手機業務,目前也隨著果殼掌門人郭朝暉的離去陷入迷茫。
李智分析認為,陳天橋的平台夢一直以「網絡迪斯尼」自居,娛樂正是其支柱。這種定位與互聯網越來越生活化與工具化的大勢並不完全合拍。在移動互聯網大潮下,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相繼推出了自己的移動互聯網戰略,並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但盛大依舊在搖擺,至今仍未有一款知名移動應用產品出爐。
李智認為,盛大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機會是盛大文學和盛大創新院,但是盛大文學因版權問題與百度的糾紛不斷,恰恰曝露出盛大沒有能力做入口的煩憂。「它作為內容提供商還有機會,但是在移動互聯網平台,已經沒有盛大的位置了。」
未來何去何從
盛大未來將何去何從?盛大集團高級副總裁兼新聞發言人張瑾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並未正面回答上述問題,「未來我們可能會有一些變化,但是現在還不能透露。」
中國移動互聯網產業聯盟秘書長李易認為:「盛大攤子鋪得太大,當一個項目出現虧損或停滯時,不是面對現實解決問題,而是將眼光瞄準另一個項目。」他認為,盛大應該集中精力做好核心業務,而不是盲目擴張。「在這個行業,如果每一個業務都是老三的位置,可能就要反思是不是應該停下來做減法了。」
目前,盛大系鏈條中除文學業務外,多個子業務均退出了所處行業的一流陣營。即使是盛大系大本營的盛大遊戲,目前也已被騰訊、網易、暢遊擠出了行業前三的位置。更可怕的是,盛大遊戲的生存現狀仍在惡化中。該公司2012年第二季度財報數據顯示,公司淨營業收入同比下降14.4%,環比下降18.6%。
在多條戰線遭遇不順,陳天橋的平台夢正迎來嚴峻的考驗。盛大是誰,路在何方……各種疑問,仍然待解。
熱衷研究地緣政治,善於捕捉新興經濟體崛起之良機,加上擴張再擴張,奧佛爾建立起一個市值近千億元人民幣的產業帝國,並在中國斬獲頗豐。
剛剛進入位於以色列最大城市特拉維夫Millenium大廈20層的Lynav船運公司,一位穿著卡其布褲子、戴著粗粗項鏈的壯漢放下手中的iPad Mini,起身從玻璃門窗的會議室踱步出來招呼。如果不是事先看過其照片,或許難以認出眼前這位便是2012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的以色列首富、身家達62億美元(約390億元人民幣)的伊丹·奧佛爾(Idan Ofer,下稱奧佛爾)。
奧佛爾今年57歲,是以色列控股集團(Israel Corporation)的控股股東。
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之前,他把手插進褲袋,站著與大家聊天,帶領記者參觀他的辦公室——一間十來平米的狹小屋子,狹小的辦公桌、蘋果電腦和液晶電視。茶几上一堆書,其中一本的封面上印著大大的「China(中國)」字樣。
「這裡是我的小辦公室——『私人空間』,樓上那間大的才是『公共空間』。」奧佛爾笑著說。白色的牆上掛著一張黑白照片,三個小孩簇擁著一位中年男子,那是奧佛爾的父親及兩位叔叔和祖父的合影,算起來至少拍攝於70年前;另一張彩色父子照是年幼的奧佛爾和他已故父親薩米·奧佛爾(Sammy Ofer)的合影,後者曾是以色列船王、首富。
奧佛爾稱自己性格「天真(Naive)」。他帶我們四處參觀,親自刷卡開門,送我們進電梯,而他的助理則在一旁與人聊天。採訪中,他會不經意間跑題,甚至起身去隔壁辦公室翻出一堆他見過的中國企業家的名片,評價說太盟投資集團主席單偉建「非常非常聰明,對以色列的瞭解比我還深」,而SOHO中國的聯合創始人、潘石屹的妻子張欣則「口才絕佳,難以置信」。
在以色列,從機場安檢員到大街上的百姓,幾乎人人都知道奧佛爾的財富故事。
「只做大生意」的猶太商人
「中國的領導人善於長期思考,中國經歷了『文革』時代、工業時代和消費時代,接下來將發生什麼?」
縱橫商海整30年,奧佛爾成功的秘訣之一,正是這種對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精準把握。而聽奧佛爾講述他及前輩的經商傳奇,似乎是在跟隨一位「活化石式」的人物回顧東亞、中國乃至整個第三世界國家的雁陣形經濟起飛過程。
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奧佛爾的祖父帶著家族從羅馬尼亞移民到以色列。上大學時,奧佛爾讀了一本在當時很有名的書Shogun(大將軍),這本書敘寫了英格蘭一個家族於20世紀初舉家移民到香港後的種種經歷,書中對亞洲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的描繪深深地吸引住了奧佛爾。
1982年從倫敦商學院畢業後,27歲的奧佛爾決定來到亞洲,在此拓展家族本業——原油和成品油的貿易、運輸。「當時我感覺到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將從西方轉向東方,但1982年時我預見不到後來中國會發生如此大的巨變。」奧佛爾說。
奧佛爾選擇的落腳點是當時的船運中心香港,背靠剛剛啟動改革開放的中國內地,香港船運業的發展一日千里,而同期日本船運業則受經濟停滯的影響急劇衰落。
初到香港時,奧佛爾僅有一艘油輪,他收購日本人的輪船,與後來成為第一任香港特首的董建華及來自寧波的一位鮑姓商人展開競爭。他還記得當時英國人控制著的香港天際線比現在低很多,「沒有匯豐銀行、中銀大廈等高樓」。
後來新加坡崛起為新的全球油運和船運中心,1990年,奧佛爾離開香港,前往新加坡繼續經營他的船運業務。頂峰時,他擁有97艘船。
但隨著競爭越來越激烈,東亞船運業開始走下坡路。七年後,奧佛爾賣掉亞洲的生意,前往紐約開拓船運業。但在美國,那兩年他幹得並不成功。
1999年初,他從泰國回紐約途經以色列中轉時,看到報紙上報導索爾·艾森伯格(Saul Eisenberg,下稱艾森伯格)去世後,他的六個子女決定出售家產。艾森伯格是大名鼎鼎的以色列巨富,美國《國防週刊》稱其旗下公司的收入曾佔據以色列國內生產總值的10%,他也是最早對華出售軍火的以色列商人之一。
艾森伯格留下的以色列集團旗下的資產包括以色列化工公司、以色列集裝箱船公司Zim,以及幾家珠寶公司和房地產公司。奧佛爾僅用了兩天時間,就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花6億美元購買了55%的以色列集團的股份,他因此離開紐約回到以色列。
如今以色列集團旗下的上市資產市值為50億到60億美元,加上沒上市的煉油、半導體、化工等業務,總市值約150億美元(約940億元人民幣)。
值得一提的是,奧佛爾與他的前輩艾森伯格的事業軌跡有諸多共通之處。兩位風雲人物都從東亞起家,都善於抓住新興經濟體起飛的良機,都躋身最著名的以色列超級富豪之列,他們做生意的路徑和偏好也異曲同工。
艾森伯格原是二戰難民,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時,9歲的他隨家人逃到上海,卻被日本人俘虜,奧佛爾說艾森伯格「裝在一個罐子裡被運到了日本」,但倖存下來的艾森伯格戰後定居日本,還娶了一位日本妻子。
1950年代日本經濟起飛時,艾森伯格靠向日本鋼鐵公司推介鐵礦石,攫取了第一桶金。朝鮮戰爭結束後,艾森伯格又到韓國做生意。他結識韓國的軍政領導人朴正熙,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艾森伯格被迫離開韓國回到以色列,三年後從別人手裡購買了以色列集團,成為以色列當時的首富。
1982年,艾森伯格看到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機遇,前往北京定居。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需要大量工業設施,艾森伯格成為了中國領導人的朋友,他重複其1950年代在日本和1970年代在韓國做的事情,後來在中國建立了25個合資和1個獨資企業。
「他提供一切中國急需的物資和商品,玻璃、石油、電力、食用油等等。」奧佛爾說,「他只做大項目。」
「我仍是做決定的人」
收購以色列集團後,奧佛爾的興趣由船運轉向工業,其間他也曾做過一年以色列第三大銀行的董事長,但發現自己不喜歡金融業,「我喜歡製造東西」。
此後幾年裡,奧佛爾開始對以色列集團的業務進行重新佈局。2003年至2005年間他賣掉了很多不感興趣的資產,比如比薩連鎖店、連鎖酒店、房地產等。他也出資回購了旗下船公司Zim的另一半由政府持有的股份。
但船運行業江河日下,奧佛爾必須尋找新的市場機遇。
如今奧佛爾的產業遍及全球。他選擇進入拉丁美洲電力市場,因為意識到拉美經濟將與中國經歷同樣的高增長階段,那裡最大的產業是礦業,而礦業最需要的是電力。於是他投資了10億美元,在秘魯、智利、玻利維亞、巴拿馬和多米尼加共和國建造了當地最大的水力發電廠。隨後,他在非洲做同樣的事。
他還進入了超深水鑽井船行業,為此建立了總部位於美國休斯敦的Pacific Drilling公司,後來該公司在紐交所上市,市值超過20億美元。
此外,以色列集團旗下的Tower Jazz半導體公司還在日本、美國投建半導體廠,生產用於發電設備和相機的芯片,「我不與台灣人競爭,只做利潤很高的縫隙市場」。
但中國仍然是奧佛爾的事業重心,以色列集團在中國的鞍山、昆明、濰坊、連云港、青浦等地有7家合資或獨資公司,業務涵蓋水處理、化工、殺菌劑等。南方週末記者獲悉,以色列集團在中國的年銷售收入高達8.4億美元(約53億元人民幣)。
奧佛爾在中國傾力打造的新事業,則是觀致汽車(Qoros)公司。2005年時,有人把正尋覓合作夥伴的奇瑞汽車公司介紹給他,他認識到可以把技術和人才引入中國,使中國造出能出口歐美市場的汽車。
於是他投資了2.7億美元,與奇瑞成立股權各半的合資公司,在上海設立總部和研發中心,在江蘇常熟投建工廠。
奧佛爾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2013年3月的日內瓦車展上,觀致將推出符合歐5環保標準的車型,「這意味著我們能向歐洲、德國出口觀致汽車,讓德國人見識一下中國產的車。」他介紹說,目前觀致已經收到三倍於預計產量的銷售商訂單。
兩年前,奧佛爾辭去以色列集團董事長職務,保留CEO(首席執行官)職務。在南方週末記者採訪間隙,一位矮個子俄羅斯人進到會議室與奧佛爾交談一番後離開。「這是我的COO,來問關於在波蘭建風電廠的事。」伊丹·奧佛爾說,「瞧,雖然不是董事長,但我仍是那個做決定的人。」
科技天才「下課」
事實上,這位眼神和笑容酷似前重量級拳王霍利菲爾德的猶太裔富豪,不只有這隨和、親切的一面。「他是個強硬派。」在特拉維夫街頭隨機詢問的一位以色列老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評價說。
奧佛爾最近的一次強勢表現在幾星期前的一件事上。彼時,在奧佛爾和其他股東的要求下,他投資的以色列著名電動車先鋒公司Better Place標誌性的創始人兼CEO夏嘉曦(Shai Agassi)不再擔任行政職務。
這在以色列是件大事。因為夏嘉曦是知名的商業天才,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稱為「繼喬布斯之後科技行業最出色的銷售員」。他23歲時創立軟件發行公司Quicksoft,33歲成為世界最大管理軟件公司之一SAP董事會最年輕的成員。2007年,夏嘉曦與奧佛爾在舊金山見面談了45分鐘,奧佛爾當即決定投資1億美元給夏嘉曦,從而使夏嘉曦創辦的Better Place公司得以啟動。
奧佛爾稱,他第一次聽到夏嘉曦的創意時,就意識到這是一個「為中國量身定製」的計劃,「大多數中國人第一次買車,他們會接受新事物」。
「夏嘉曦很聰明,我喜歡他,也喜歡他的創意,但創建一家公司與運營一家公司需要不同的能力。」2012年12月6日,奧佛爾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公司創始人淡出管理在以色列很正常,夏嘉曦先生仍擁有Better Place公司10%的股份。」
Better Place公司野心勃勃地試圖用純電動汽車來取代汽油動力車,其商業模式的核心是夏嘉曦提出的更換電池模式和按里程計費。目前Better Place與雷諾·日產合作,由後者生產電池和汽車,Better Place提供技術解決方案,在以色列、丹麥、荷蘭、日本、澳大利亞等地商用其雷諾FluenceZ.E型電動車。如果這一計劃成功,Better Place將顛覆性地改變汽車業、石油業以及電池行業。
南方週末記者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在以色列一條高速公路上駕乘體驗了FluenleZ.E型電動車。在換電站,耗時6分鐘換一塊可行駛140公里的「滿格電池」。
「夏嘉曦和股東之間有分歧。他主張把當前的重點放在建造電池更換站上,但他不是出錢的人。」一位Better Place的員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而資方則主張把公司的重點放在電動車銷售上,因為以色列境內即將建成50個電池更換站和近1000個充電樁,已經足夠覆蓋全國需求了。」
據路透社,由於過去幾個月原油市場走勢明顯轉向,囤積原油成為一種交易策略。中國國際聯合石油化工公司(聯合石化)就已預定全球最大的超級油輪用於海上原油儲存。
目前,指標原油期貨跌破每桶100美元,已有越來越多的船只被用作海上儲油。
油市發生明顯轉變。隨著需求疲弱但供應充裕,近月期貨合約價格承壓,遠期合約已漲至升水狀態。在這樣的正價差結構下,只要儲存成本夠低,交易商就有誘因在眼下買進石油,之後再賣出遠期合約來鎖定獲利。
聯合石化是中石化旗下的大型國際石油貿易公司。路透社報道援引知情人消息稱,該公司已經預定了裝載量為320萬桶的TI歐洲號(TI Europe)超大型油輪。
上述油輪是目前仍在服務的為數不多的幾艘超大型原油輪船(ULCC)之一,若以噸位計,它是全球最大的遠洋輪船,船長380米,和紐約帝國大廈的高度一樣。聯合石化計劃從歐洲裝運低價石油,然後在新加坡附近的海上用ULCC儲存這些石油。
此次訂船表明,石油供應激增且油價不斷下挫,促使交易商儲存原油的規模達到五年前金融危機以來最高水平。倫敦石油咨詢機構Energy Aspects周一稱,基於這種交易策略而儲存的石油可能已有多達5000萬桶。
我們估計約有5000萬桶石油采用海上浮式儲存,它們散布在南非薩爾達尼亞灣至亞洲之間,這一儲存量是繼2008/09年正價差期間觸及峰值之後的最高水平。
中國是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且正致力於建立戰略原油儲備。近期,中國加大了儲油設施建設。中國的目標是到2020年貯存100天的凈進口原油數量。若以當前的進口速率計算,這相當於至少6億桶原油。
華爾街見聞此前提及,中國正以至少十年來的最快速度加速建立戰略原油儲備,4月原油進口量創下紀錄新高。這是為了保護本國免受供應中斷的風險。
聯合石化自本月初開始大量買入俄羅斯烏拉爾原油船貨。華爾街見聞網站提及,俄羅斯烏拉爾原油於8月18日跌破100美元,為一年來首次。
昨日,布倫特原油期貨最低觸及99.36美元,為16個月來首次,收盤反彈在100美元之上。而WTI原油則早在7月下旬就已經跌破100美元整數關口。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藍皮書課題組1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稱,在北京城遊蕩著大量的“半城鎮化的人”。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北京藍皮書《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5~2016)》。藍皮書中《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分析報告》認為,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報告作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市情調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曉壯介紹,此項研究使用了2014年國家衛計委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以職業為基礎,分析了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現狀。
研究發現,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數據顯示,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數已經達到2170.5萬人,戶籍人口達到1347.9萬人,常住外來人口達到822.6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占人口總數的37.9%。
“如此規模龐大的常住外來人口勢必對北京市社會階層結構總體型態產生深刻影響。”李曉壯說。
調查發現,從出生年代上看,“80後”和“70後”是構成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主要群體,兩者共占86.3%,“90後”占比超過10%,“50後”和“60後”占比較小。
這說明,“50後”和“60後”等“一代”人口群體已經開始逐步退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這個舞臺,“80後”和“70後”以及“90後”等“二代”人口群體已經成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主力軍,同時,他們是勞動力群體中的青壯年,源源不斷地為北京勞動人口缺口提供補充。
從戶口性質看,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中的70%為農業戶口。從第一個特點,可以得出,青壯年占較大比重的常住外來人口中約70%具有農業戶口身份,這表明他們中很多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新生代農民工。同時,來京的30%的常住外來人口為非農業戶口。
報告說,這兩部分群體都在京居住半年以上,那麽,他們中有多少被統計入北京市城鎮人口,並貢獻城鎮化率?北京市相關部門並沒有公開的統計數據說明,但是,他們只能被稱為“半城鎮化的人”。換句話說,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從學歷上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中有近60%為高中以下學歷,占有常住外來人口較大比重的青壯年大多是高中以下學歷,這表明,盡管他們能夠彌補北京勞動力不足的缺口,並貢獻一定人口紅利,但是,他們的學歷水平低,知識文化程度不高,職業技能也較低。所以,他們並不構成完整意義的人力資源,貢獻的人口紅利質量也不高,且亟須提升。
從戶籍所在地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主要是來自北京市臨近的河北省、山東省、河南省,三省流入人口共計占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約50%。
李曉壯說,從這三個省的情況看,他們都是人口大省、高考大省、農業大省,尤其是河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很多發展指標均低於全國水平(例如城鎮化率),至今還有300多萬的貧困人口。李曉壯預測,近階段在北京市產業轉移與河北省壓縮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汙染產能的轉接時期,河北省的產業人口擠出效應會大於產業承接吸納效果。上述這三個省份,尤其是來京的河北省的常住外來人口應該作為北京市以及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框架共同治理的主要對象。
分析顯示,從流動原因看,常住外來人口中90%以上都是來京務工經商,結合上述分析特點,可以得出,他們大都是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務工而非經商。
報告稱,通常來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越發達,社會發展越進步,這一國家或地區的社會階層結構就越趨合理,即中產階層比例較大。根據目前北京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基本形成首都功能核心區、城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
但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並沒有按照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的邏輯發展,實際呈現的是,經濟社會越發達的地區,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越高。例如,首都功能核心區的東城區和西城區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分別達到86.9%和92.7%,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朝陽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在70%左右,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懷柔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占60%、50%左右。
報告建議,提高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質量,壯大中產階層規模;創造下層向上層流動機制,提升其社會地位;合理配置區域資源,優化社會階層結構的治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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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卡素大學毗鄰的教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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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seshoe Bay 的海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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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守住海口的其中一個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