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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在做一場實驗，若實驗成功，鴻海營收邁向10兆元的目標就不遠。

在這裡，他們不鏟山、不砍樹，卻能在隧道里打造數據中心，機器人大軍還要在這做手機、組電視，用更好的技術、最低的成本，創造最高的價值。

一趟由郭台銘帶路的貴州之旅，直擊鴻海營收10兆元的關鍵基地。

製作人‧方德琳 撰文‧賴筱凡 攝影‧陳永錚

一分鐘看

鴻海貴州基地

位置：貴州中部

面積：200公頃

員工人數：5萬人

主要產品：手機、電視

為何選擇貴州？

氣候宜人、礦藏豐富，地形雖多為丘陵，但適合規畫開發，鄰近大學城可供給人力，方便搶供東南亞市場。

當飛機降落在中國貴州省，眼見所及，綠色山頭一個接一個。貴州果真如課本所說「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在這個平均海拔一千公尺以上地方，誰能料想到，貴州將成為鴻海未來發展的重要基地。

在崇山峻嶺間蓋起兩百公頃的廠區，鴻海最新科技的機器人自動化生產線將進駐於此，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要發動一場鴻海製造大革命！

為求慎重起見，不只高階主管從兩個月前就進駐，開幕倒數一個月時，即使在鴻海股東會前夕，郭台銘還親自再飛貴州，確認所有準備工程都就緒，因為鴻海不只要用這座廠房讓外界見識到執行力，還要讓大家看看鴻海的技術實力。郭台銘還大動作邀請國內外媒體，小股東、大客戶、中國政府官員也都找來了，更大膽預估，五年後貴州廠區將創造五百億元的產值。

不靠便宜勞力

八個月打造出最新第四代廠郭台銘更親自上陣說明貴州廠的革命性概念。這是鴻海營收邁向十兆元的重要實驗，也難怪郭台銘要求全球各地的四百名高階主管，排除萬難飛到貴州親眼看看貴州廠區的創新。

過去幾年，鴻海面臨毛利率成長空間受限、中國人力成本上升，與百萬大軍管理的難題，當鴻海亟欲尋找新的發展機會時，這三大管理挑戰也要一口氣解決。加上，中國市場崛起，如何讓廠區脫離先前只為外銷而生產，而開始考量中國市場的機會……，這都成為貴州廠背後要實驗的項目。

郭台銘更直接為貴州廠定調：「這是鴻海向前進（指營收挑戰十兆元）的重要一步！」因此，《今週刊》的採訪團隊飛抵貴州，現場直擊郭台銘口中能讓鴻海脫胎換骨、讓製造業升級的關鍵基地。

距離貴陽一個半小時車程的貴安新區，只見路旁山丘林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高聳的「富士康」廣告招牌；車子駛入像是公園的地方，山頭上卻高掛藍底白字的牌子寫著：富士康貴州第四代產業園區。

「你覺得這裡像工廠嗎？」笑吟吟地出來迎接我們的是郭台銘最仰賴的大將、鴻海副總裁戴正吳。

這裡有山、有湖、有鳥叫，不同於過去鴻海整齊劃一、密密麻麻的廠房，顯然，鴻海第四代廠，就是連外觀也要不同。

「我們管過一百五十萬人，知道製造業要怎樣創造利潤；可是，我們不能再像以前，只靠勞力密集賺錢。」郭台銘知道中國便宜的勞力已是過去式。

為什麼叫第四代廠？郭台銘解釋：「一九八九年，我們在深圳蓋第一座廠，崑山也有了第二座廠，我把這些叫作第一代廠，設廠目的很簡單，就是利用中國便宜的勞力，搶賺大量製造的外銷財。」後來，鴻海陸續在山東煙台、南京、上海松江都有了據點，這是郭台銘口中的第二代廠。那時他們追求的是生產效率，集中生產的好處，讓鴻海的生產效率成為同業之冠。

○八年之後，中國經濟發展動能從沿岸推進內陸，重慶、鄭州、成都都有了鴻海的旗幟，「這些是第三代廠，講究的是垂直整合，還有人力西遷，讓原本在沿海工作的員工能夠回家鄉。」郭台銘說。

但第四代廠不一樣，鴻海不能再像過去只追求生產效率、成本控制，「我們要有不一樣的作法。」郭台銘打了一通電話給戴正吳，要他完成這項挑戰，那一天，是二○一三年七月十九日。至今不到一年，而貴州廠從無到有只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展現鴻海高效率的作風。

自動化降成本

機器人進駐 人力省下二五％站在貴州廠區的第一棟廠房裡，郭台銘指了指刻意挑高的天花板，「我為什麼要把天花板留這麼高？就是要讓所有自動化的機器人都能搬進來。」解決人力成本上升的問題，就在高度的自動化設備。

貴州從設計蓋廠的第一天，就確立了機器人大軍進駐貴州的策略，「需要的人力直接減少了二五％。」鴻海高層說，以一座工廠需要三千名員工來說，等於直接少了七五○人，而剩下的四分之三，多數都是技術含量很高的工程師，而不是作業員。

「鴻海發展機器人，是很清楚的策略，我們要做工業用的機器人，但不會對外賣機器人，因為光是鴻海自己都不夠了。」郭台銘的手腳舞動著，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偌大廠房裡將會有一台又一台的工業用機器人進駐，直接生產最新款的手機和電視。

再來，貴州廠喊出「就地生產、直攻內銷」的策略。所有當地需要的消費性電子產品，直接就在貴州做，徹底顛覆過去製造業群聚效益的概念，郭台銘不諱言，「我們在做一個大膽的嘗試，用最低的成本，但一樣有最好的效率，未來這座工廠將供給中國內需。」

零組件自己做

兩塊玻璃運進來 就能做手機「在這裡，我不用很多員工，兩片玻璃運進來，面板、機構件鴻海都能自己做，直接就能在這裡做出一支新手機。」戴正吳兩手一攤，他的話並不誇張，這些年，透過垂直整合，幾乎多數零組件，鴻海都有能力自己生產，郭台銘更直言，「我們只剩半導體晶片還要向別人買，其他零組件，鴻海都能自己做。」當其他競爭者還在追求群聚效益，鴻海卻開啟了另一種「分散式工廠」的思惟，慢慢地將三十座工廠散佈到全中國。「當地需要的產品，只要經濟規模夠大，我們直接就在當地做。」就近市場生產，可以降低物流運送的成本。

負責鴻海四川廠區兼「ＩＥ學院」校長的陳振國說，不是每家製造廠都有能力做「分散式工廠」模式；但鴻海強大的整合能力，足以撐起這種營運模式。然而鴻海貴州工廠若只是大量製造，所走的依舊是代工、賺勞力財的老路；郭台銘要走出低毛利的代工死巷子，就要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創造更高的毛利率。

走在鴻海貴州廠區裡，即使生產過去鴻海舊有主力產品，生產技術也不相同。

以機殼噴漆為例，「我們開發出『真空噴漆』技術，以前的機殼噴漆技術，七○％的漆都浪費，廢氣還會散佈到空氣中，洗淨機殼的廢水也要處理，可是『真空噴漆』卻是一點漆都不浪費。」鴻海內部員工說，少了廢水、廢氣的處理成本，製程還能全部自動化，產品價值更高。

就在真空噴漆產線的另一端，一座又一座的自動化機台正在運作，那裡是鴻海最新一條的奈米碳管觸控產線，一個月能生產超過三百萬片的奈米碳管觸控導電膜。為了這項技術，鴻海默默投資超過十四年。

導電膜就是在玻璃上黏貼上一層薄薄的透明薄膜，成了手機、平板電腦所用的觸控面板。「可是我們的奈米碳管觸控面板比傳統ＩＴＯ（氧化銦錫）觸控面板，成本少二○％，而且少了傳統製程處理強酸、強鹼廢棄物的過程。」鴻海集團旗下子公司富納創源董事長傅紹明說。

面對中國市場崛起，郭台銘如何抓住這個全球最大市場的商機？如同巴克萊證券亞太區硬體下游產業首席分析師楊應超喊出的新論點：從「在中國製造（Made by China）」變「為中國製造（Made for China）」。

來到貴州的第二天，我們隨著郭台銘的腳步，來到位在貴陽還在開發中的一座新市鎮，高聳的招牌正是鴻海旗下自有品牌「富可視」的大電視廣告，而一棟紅色建築標明「富士康商貿城」，就坐落於此。

「在消費電子產品這麼競爭的時代，產品壽命很短，我們這種方式可以讓庫存降到最低，也是另一種Online to Offline（線上到線下）的模式。」郭台銘說。這幾年，鴻海不斷強調要做到Ｃ２Ｃ（Component to Consumer，零組件到消費者），也就是從零組件生產、組裝、銷售、送到消費者手上，都由鴻海來做。

「我們要做製造業裡的麥當勞，所有零組件都自製，再端到消費者面前組裝、賣給消費者，麥當勞在全世界都有據點，鴻海就是要做這樣的事。」為了達成郭台銘的理念，戴正吳在貴州率先揭示了「前店後廠」的概念，設立鴻海集團內第一座「富士康商貿城」，正式宣告鴻海通路事業的升級。

工廠的前面一小部分劃為商店，後頭工廠做好的產品，前麵店舖就可以賣。因此消費者一踏進「富士康商貿城」，隔著透明玻璃窗，就能看到一台又一台的六十吋大電視正在組裝。

滿足中國內需

當地需要的產品 就在當地做戴正吳說，過去製造業為了講求群聚效應，所有材料要先運輸到一個地方集中生產，組裝完畢再運輸到世界各地，「像電子商務，把貨拉進倉庫後，客戶下單、再用物流送去，其實很耗費運輸成本，又不環保。」鴻海未來的策略是，哪裡有市場，鴻海就到哪設廠。「鴻海在中國最重要的三十個省會都有廠房，有自己的研發中心、銷售據點，當地需要的產品，就直接在當地做。」鴻海的「分散式工廠」概念要成功，機器人大軍要能聰明地完成生產指令，「前店後廠」的效益要突出，鴻海就得要有一顆更強大的數據心臟。

郭台銘以機器人為例，「所有要給機器人的指令，機器人要能夠思考、有一顆聰明的大腦，而不是dump robot（笨機器人），靠的就是data（數據）。」郭台銘說，沒有數據中心在背後支撐，機器人大軍絕對做不起來。

而貴州廠的數據中心就坐落在貴州廠相鄰兩座綠色山丘的山坳中。「你看這個道路的彎度，我們都計算過，就是這個角度能導入的風會最大。」對隧道的設計用手比畫著，他是鴻海集團副總裁吳惠鋒，也是鴻海衝刺雲端計算和大數據的最重要推手。

郭台銘給吳惠鋒的指令很明確：打造鴻海集團最重要的數據心臟，不只要講究環保，效率要更好，營運成本要更低。

「數據中心要電、要水。Google將亞洲重要的數據中心設在台灣的彰濱工業園區，為什麼？」吳惠鋒反問。因為數據中心需要冷卻的水，還有最便宜的電。如果鴻海的數據中心營運成本要比別人低，就得用更少的水和電。

環保又省成本

隧道型數據中心靠自然風降溫他們利用貴州「天無三日晴」的氣候特性，加上地形設計導入風，讓隧道里的溫度不超過攝氏三十度，不用水、改用風解決數據中心的散熱問題。吳惠鋒更將這裡設計成自動化，只用視訊監控，「我們的數據中心不用照明，更不需要人在這裡顧。」吳惠鋒說，省電讓他們的營運成本更低，全面雲端化還減少了人力成本。

有了最強大的數據心臟在背後支持，鴻海營收挑戰十兆元的大架構，藍圖自然顯現了出來，「全世界超過五○％的伺服器是鴻海做的，我們有電信商、伺服器、連接器，還有數據中心，這就是鴻海的價值鏈，是我們能夠持續成長的空間。」郭台銘說，數據中心將能讓鴻海的整合能力更強大。

以今年最熱門的ＬＥＤ商機來說，過去，要搶ＬＥＤ照明商機，鴻海可能的作法是大舉搶進ＬＥＤ晶粒與模組生產；現在，鴻海要吃ＬＥＤ照明的市場，他們想得更多。

「每一盞ＬＥＤ路燈都內建感測器，可以自動感測亮度、雨量、能見度，透過數據中心、雲端計算，控制ＬＥＤ路燈何時該亮、該熄、該有多亮。」鴻海員工直言，這一整套軟體都是鴻海開發，他們不只賣ＬＥＤ燈，而是整套系統賣給客戶。這些，都是過去鮮少在鴻海身上看到的整合價值。

隨著訪談進入尾聲，「今年是我創業第四十年，四十年磨一劍，才有了這座第四代工廠。」郭台銘話鋒一轉，突然感性了起來，「這些產品你們現在看，可能覺得無趣，但（效益）以後都會發酵，因為我們是看長、看遠、看競爭力。」因為郭台銘的字典裡，沒有景氣不好，只有競爭力、效率不好。

鴻海的貴州廠實驗能否成功，這場製造業革命，能否奠定鴻海營收邁向十兆元的根基，所有人都等著看。

不再賺勞力密集財

工廠也要升級！──鴻海四代工廠升級過程鴻海從1989年在中國設立第一座廠房，至今已超過25年；鴻海也從當初賺勞力密集財，升級至今天改賺工程技術財。

第一代廠

追求便宜人力

代錶廠：深圳龍華、崑山

年分：1989年

建廠目的：快速取得大量便宜勞力，直接將產品外銷，不重視廠房設計。

第二代廠 生產效率極大化代錶廠：山東煙台、南京、上海松江

年分：2004年

建廠目的：重新改變生產線設計，追求生產效率極大化，創造規模經濟。

第三代廠 走向垂直整合代錶廠：鄭州、成都、重慶、武漢

年分：2010年

建廠目的：零組件垂直整合生產，因應中國薪資上漲，西遷降低人力成本，並分散管理風險。

第四代廠 創造加值產品

代錶廠：貴州

年分：2014年

建廠目的：以環保生態工法與技術，創造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引進自動化機器設備生產。

離開了馬來半島最南端的新山，我們往北前往距離吉隆坡三個小時車程的檳城。手中的資料告訴我們，檳城是台灣醫師聚集的另一據點。

以人口來看，它是馬來西亞第三大城，擁有聯合國評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著名搜尋網站雅虎（Yahoo）去年選出全球八個退休後最適合居住的城市，檳城首府喬治市位居第四，也是亞洲唯一入圍的城市。

一世紀前，孫中山在檳城落腳，這裡是同盟會的南洋革命總部，處處有孫中山的遺跡；中國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二○○四年還特別到檳城的孫中山紀念館走了一遭。

如今，這裡則以國際醫療與休閒旅遊聞名，大馬全國的國際醫療產值，有七成來自檳城。

我們循著《台灣醫界》上的徵才廣告，來到南華醫院，它是檳城病床數及病人數最多的私人醫院，走進去嚇一跳，裡頭人山人海，環境整齊、乾淨，看診的病患有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印尼人、泰國人、孟加拉人、中東人；各種膚色、語言都有，與台灣醫院的景況迥異。其中，又以印尼人占比四八％最多。

在醫院大廳，我們看到許多台灣醫院沒有的景象。

他們，工作的醫院像聯合國「我看過印尼病人和家屬整團搭飛機過來」

進門的大面牆上，門診看板活脫脫像個聯合國，各科醫生的名字下方，都以中、英文寫出該醫師從哪國受訓並取得執照，例如：馬來西亞、印度、澳洲、英國、美國、香港、台灣、伊朗、埃及、南非……，任君挑選。

剛下飛機就衝來的病人，來不及換馬幣？沒關係，一樓有貨幣兌換專櫃。行李沒地方放？有專責寄放行李的服務台。交通、機票還沒安排？櫃檯會協助處理。隨行家屬沒地方住？醫院跟外面的旅館、大廈合作，提供短期、長期的住宿服務。

「醫院是一條龍服務的，在印尼有接洽單位，我看過印尼的病人跟家屬整團搭飛機過來，醫院派專車去接，除了病人做治療，家屬也會住下來，一起做健檢。」先前服務於國泰醫院，目前在南華醫院神經外科擔任專科醫師的陳俊賢觀察。

航空公司也配合醫院，病患需要特殊躺座，上下飛機要輪椅，都會事先預備，送跟接的兩頭都有專責窗口。我們一眼就瞧到，醫院把印尼窗口負責人的照片、聯繫方式、服務內容，掛在大廳旁，讓病患清楚知道跟誰聯繫、能得到什麼服務。

大門口旁服務處的志工老伯伯，能以馬來文、華文、英文、印度話、印尼文、客家話、閩南話七種語言，流利切換。護士最起碼要能講英文、馬來文、華文。

我們坐在醫院內，跟等待的病患聊天。一位華人說，大馬因為曾是大英國協屬地，對英國、澳洲籍醫師特別信任，有錢人迷信哈佛、牛津學歷，一開始對台灣來的醫師，半信半疑。

後來發現，台灣來的醫師講話實際、有耐性，不誇大吹噓，風險與成效都能清楚分析，逐漸在當地建立好口碑，尤其許多華商，指明要台灣醫生看診。

他們，一開始最不適應語言「台灣住久了，幾乎不太講英語」

而這群回到大馬的台灣醫師，一開始最不適應的是語言。

「我們在台灣住了很久，幾乎不太講英文，一回來大馬，我覺得我自己的英文能力差當地的醫師一大截，」之前在國泰醫院，目前在南華醫院骨科擔任專科醫師的陳清安說，私人醫院醫師與醫師、護士間，都用英文溝通，就算是華人病患看華人醫師，剛開口也是講英文。

在東南亞，最有錢的人生病，會到新加坡就診；經濟條件中上者，選擇馬來西亞，再沒錢的，只好選擇當地的公立醫院。馬來西亞不但吸納了財富金字塔中間的龐大族群，就連中東，例如伊朗、沙烏地人，也因為大馬有六成的人口屬於穆斯林，對其思維、文化、飲食較熟悉，很多來這裡看診。

「用很多種語言跟來自不同地方的病人溝通，這也是大馬醫生一種很獨特的能力。」在檳城檳安醫院急診部擔任專科醫師的蕭蔚全說，檳安醫院的非大馬人就醫比率比南華醫院更高，達到七成左右。

點進檳安醫院網站，出現與台灣醫院迥然不同的首頁，首頁最醒目處，介紹為何就醫要選馬來西亞，如何入境、簽證申請、使用機場貴賓室；首頁左邊，介紹大馬觀光景點、交通、食宿。光從網站，就能理解為何此地國際醫療能蓬勃發展。

他們，毫不保留說台灣真的很好「但看30年和剛畢業的醫師，收費都一樣」

目前，這群醫生工作上都已漸上軌道，他們先前在台灣醫院工作多年，許多人娶了台灣太太，喜歡台灣的生活環境，一有空就返台環島旅行。「我每次都說『回』台灣看朋友，台灣真的很好，」陳俊賢說。

不過，他們回台執業、定居的可能性，卻非常渺茫。八月底一個晚上，我們與五位台灣來的醫生聚餐，歸納他們離開台灣的主因，一是現實面收入考量，二是兒女的教育。

馬來西亞政府對手術收費有上限規定，例如開某種刀是新台幣四萬元，醫生要收一萬、兩萬、三萬都可，醫術越好、越受病患歡迎，收費的彈性就越大。這也讓該地熱門醫生，月收入經常新台幣百萬起跳。

「台灣的病人很幸福，但是台灣的醫師很辛苦，」陳清安說，「一個看了三十年的跟一個剛畢業的醫師，一個名醫跟一個沒沒無聞的醫師，收費都是一樣的。」而且還經常被告，動輒被要求賠償幾千萬元，「當醫療太便宜，什麼東西都隨手可得，醫療就會變得沒有價值，人們也不會珍惜。」

台灣婦產科權威、台大教授謝豐舟曾說，他父親的時代，「婦產科做一個月，買一棟樓房」。現在的醫生，想買房要很拚。

台灣健保到現在十九年，費率幾乎沒動，醫生的收入只降不升。二十年前，一般住院醫師月薪約十八萬，如今變成七萬，工時增加，收入變少。

他們，為兒女下決心留下來「這裡連印度人都講中文，在台灣會怕走出去」

這群中生代醫生，攜家帶眷回到大馬，希望能越拚越富，而不是越拚越窮。再加上，考慮孩子的未來，更讓他們下決心留下。

在檳城，平均物價約為台灣四分之三，房價大概類似台中、高雄，四十坪、有車位、游泳池、健身房的酒店式住宅，售價大約新台幣七百萬到一千萬元，多位回台醫師，都住在新興的酒店式住宅裡，小孩就讀國際學校，太太、小孩都適應得不錯。

陳清安的兩個孩子，原本念台北市仁愛國小，當初還吵著「好朋友都在台北」而不願意搬到大馬，沒想到去上了當地的國際學校以後，學校活潑的教學方式，讓小孩一去就愛上那裡，也交了各國朋友，現在兩個孩子都說：「已經不想回台北了。」

前幾天，陳清安家裡找了歐巴桑來做窗簾，他發現這裡五、六十歲的歐巴桑，能講一口流利的英文、馬來文、華文、福建話、廣東話，「實在太厲害了，會講五種語言！」他佩服的說著。

「你只要在馬來西亞可以生存，到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生存，」之前曾在台北振興醫院，目前在檳城中央醫院心臟外科服務的何俊豪醫師說，「這裡連印度人都會講中文哩！」

「在台灣，你會害怕走出去……，」陳清安語調轉緩。

隔天，我們採訪檳城首長、會計師出身的林冠英，他揮舞著雙手說，「檳城沒有天然資源，我們只有人才，人才能夠發揮、賺錢、養孩子，就能把他們留下來。人才吸引人才，人才培養人才，只要有人才，就會吸引更多的人來。」

經常赴台灣取經的他，自稱「檳城在交通、設施上比不上台北、高雄，但這一、兩年我們逐漸在做，免費巴士、免費上網，教育要達國際水準，」「雖然條件還是台灣比較好，但是我們盡量拉近一點。」

人才是一個社會競爭力的關鍵，現在富有，沒有人才，以後也會變窮；現在窮，有了人才，以後也會變富。

這批醫師的父母，先前因為大馬對華人的歧視政策，而將他們送往台灣就讀、就業，希望能有更大的發揮舞台；如今，他們卻因自身與下一代的舞台，選擇回到改變中的大馬。

我們在檳城小巷中穿梭，到處瞥見民眾屋裡的電視，播放台灣TVBS電視台的新聞以及民視的八點檔鄉土戲劇，在這有點像台灣、有點像中東、又有點像英國的地方，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正飛向這多元文化的交會點。

【延伸閱讀】檳城首長驚歎：台灣醫師月賺30萬，實在太少了

檳城首長林冠英主政下的檳城，不僅財政赤字由負轉正，每年都出現盈餘；全國有七成國際醫療產值，都來自檳城，居大馬之冠。採訪開場，他對於台灣醫生的薪資水平，非常驚訝，認為是難以想像的低。以下是專訪摘要：

《商業周刊》問（以下簡稱問）：外資可在大馬設醫院？

林冠英答（以下簡稱答）：外資可以來這裡設醫院，但是你要找得到醫生，這裡現在到處都在搶醫生。

問：因為制度上的差異，現在有台灣醫生想到大馬執業。

答：（驚訝狀）我印象中，台灣的醫師應該很好做的，怎會有醫師想來？

問：在台灣服務二十年的頂尖的醫師，月收入約新台幣二、三十萬。

答：那不就是馬幣兩、三萬元而已？太少嘍，我們這邊的頂尖醫師，一個月至少有馬幣三、四十萬的收入，就怕病人太多賺不了。

問：台灣醫師可以到大馬當醫師？

答：檳城有很多外國的專科醫師來開診所，我們很歡迎台灣醫師來，薪水可以給多十倍，但就怕先被新加坡搶去！

問：檳城國際醫療做得很好，台灣也很想做，但外國人來就醫的很少。

答：是台灣的收費很貴？

問：台灣的收費在國際間不算貴。

答：那是不是語言的問題？我們招待外國人來看病，他們覺得溝通沒有障礙。其實台灣醫師非常好，可能是語言上，比較不足。

問：語言外，檳城醫療還有什麼優勢？

答：地理位置的優勢，吸引很多印尼人來看病，菲律賓、印度、歐洲、美國人也有。台灣與中國這麼近，如果台灣的醫院連中國病人都吸引不到，那做國際醫療就會很有問題。

（採訪整理●張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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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到檳城來？台灣有什麼不好嗎？」四年來即使回答過無數次，江宗訓夫妻倆還是帶著微笑輕輕的說：「我們是為了孩子的教育，所以來到檳城。」

江宗訓原本擔任特警，太太從事保險，兩人都是土生土長台北人，數年前他們決定放下一切，帶著女兒一起到法國巴黎藍帶廚藝學校學藝，沒想到學成回台北開店後，台灣的教育環境卻讓他們不敢恭維。

「國外的教育會從小發掘孩子的潛能，但台灣的教育是為了考試，採取的都是填鴨式的方法，老師就是一直塞，很多小孩子的潛能沒有被發掘，我們不想孩子每天早出晚歸拚功課，所以決定離開台北，」江宗訓說。

他們猶如現代孟母三遷，先移居台東，後來決定轉往海外的國際學校，原本屬意新加坡，但因新加坡的生活環境跟台北太類似而放棄。最後他們透過大馬的MM2H（第二家園移民）方案，選擇落腳檳城，開咖啡廳。

江宗訓說，檳城有很多國際學校可選擇，英國、美國、新加坡、大馬當地人創辦的都有，如果是英國人創辦，老師都從英國派來，包含小學、國中、高中，選擇很豐富。

女兒班上同學，有韓國、日本、德國、英國、美國、印度人、本地馬來人，就像是一個聯合國，孩子的國際觀在無形中培養起來。孩子的家長有的是外派人員，有些透過MM2H移民，當地華人來念的也不少。

與台灣的國際學校一年動輒接近百萬相比，檳城國際學校學費屬於物美價廉，一年的費用約在新台幣四十萬左右。

江宗訓說，這裡的國際學校教學靈活，強調從實際的生活中去學習，不會總是在教室裡解題、考試。他說，從國外看，台灣很多東西一直在退步，他很憂心，很希望家鄉能慢慢回到進步的軌道上。

（文●張瀞文）

肉體的桎梏，並不足以斷絕對毒品的依賴，因為沒有一座監牢可以囚禁人類的心靈。

患者並不總是需要強力的治療或教化，有時候他們要的，只是一個重新證明自我，並被社會接納的機會。

撰文‧鄭閔聲 攝影‧林育緯爵士鼓聲與電子琴一同響起的瞬間，像是有人一口氣將室內電燈全部扭開，讓狹長的禮拜堂頓時明亮了起來。二十多名外形、年齡差距頗大的男子，在伴奏引導下，專心地唱起一首旋律類似流行樂的詩歌。

「不是我不想改過，任那歲月共蹉跎，是否有人肯給我機會重新再來過……」這群人的音色絕對稱不上美妙，入耳卻極為動人，因為他們用生硬歌喉訴說的，是一段又一段不堪回首，卻又不得不面對的生命歷程。當音樂靜止，有人已激動地緊捏鼻樑，也有人仰著下巴，對抗就快奪眶而出的淚水。

這是位於花蓮縣秀林鄉的基督教主愛之家，每天晚餐後的固定場景。這座戒治機構，目前收容了二十四位毒癮患者，其中有不滿二十歲的青澀少年、也有年屆花甲的銀髮老翁，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曾用盡所有力氣，和潛藏在靈魂深處的「心魔」對抗。這些人眼中的魔鬼面貌不盡相同，從「傳統」的酒精、海洛因，到K他命，無所不有。

「所有沾染毒品成癮的人，最困難的挑戰就是如何再次被社會接納。這裡是透過共同扶持讓弟兄建立自信，進而脫離對毒品的依賴。」主愛之家執行長張麗英解釋，戒癮患者每天一同吟唱詩歌，就像是另類的團體諮商，讓所有人知道自己並不孤獨。

他，

曾吸毒吸到被電擊救醒

來到花蓮市區一家咖啡館二樓，剛完成戒癮療程離開主愛之家的Alan望著雨後的街景，談起自己與K他命多年的糾葛。

「我從高中玩樂團開始抽大麻，喜歡那種情緒被放大的感覺，二十歲過後才第一次用K（他命）。一開始也只是少量，但就和所有人一樣越玩越大，過了六、七年，一天就要用掉十克，一個月就至少要準備十萬元『叫貨』。」理著三分頭、身材壯碩的Alan，外表雖有些江湖味，卻已看不見因吸毒過量的蒼白或虛弱。

「第一次想要戒，是因為全身莫名其妙疼痛，是那種從骨髓裡痛出來，但你完全找不到地方的痛，吃止痛藥也完全沒用，嚴重時連移動身體都很難。我有一個月幾乎無法下床。」因為被身體的反撲給嚇壞了，再加上玩在一起的朋友接連出了意外，讓Alan下定決心遠離沉溺於毒品的糜爛生活。

在家裡休養了半年，Alan身體逐漸恢復正常，因此在一位戒毒醫師的鼓勵下，到醫院擔任志工，希望藉由正常的作息與環境，讓他遠離毒品的誘惑。

Alan原以為能利用在醫院擔任志工的時間重新規畫人生，但旁人的異樣眼光，讓計畫變了樣。「常有人開我玩笑：『拉K的，你小便會不會痛？需要包尿布嗎？』我為什麼要忍受懷疑的眼神或當面的羞辱？我明明沒有拉K了，每天回家還要被檢查鼻孔，我回去混都還比較有尊嚴。」氣憤地離開醫院後，Alan原本下定決心不再沾染毒品，但因為一次失戀挫折，他又試圖從K他命尋求慰藉。這一次，他玩得比過去更瘋，覺得市面上的貨不夠「純」，他開始嘗試更刺激的靜脈注射，常因劑量控制不佳而休克送醫，也不只一次為了脫序行徑和家人發生爭吵。直到有一次倒在路邊被心臟電擊救醒，他才意識到情況失控，決定尋求外力戒除毒癮。

在家人與朋友的引介下，Alan輾轉求助過幾家戒癮機構，但都因為無法適應機構嚴格的生活管理，或是不能接受強力的宗教洗滌而半途而廢，讓家人懷疑他根本無心戒毒；最後才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在網路找到了花蓮的主愛之家。

每天閱讀、練樂器

拾回多年前開餐廳夢想

「這裡的管教比其他機構人性化很多，但剛來到這裡當然也不能適應，和人起過幾次衝突；但之後發現，這裡的人都和我一樣，有過不被社會接納的經驗，彼此開始產生共鳴，也就覺得不那麼難熬。」有了這些感觸，他興沖沖地打電話回家告訴父親，自己很快就能成功戒毒，但對他失去信心的父親冷淡地說，「我看你只想趕快出來，不是有心要戒。」就掛上電話。

為了向家人證明戒毒決心，Alan努力讓自己過得充實，利用早晚時間鍛鍊體能，藉著閱讀訓練因吸毒而退化的注意力，在吟唱詩歌時段重新接觸好久不見的吉他與鋼琴，跟著大家一起到校園做反毒宣導，在身心層面上逐步找回自信；並且重新計畫起醞釀多年的開餐廳夢想，與父母的緊張關係也因此緩和下來。

「主愛不會強迫灌輸信仰價值，還鼓勵我做喜歡的事情。只要有人能夠理解你的感受，你就不會想要逃避應該負起的責任，自然就會常常警惕自己『不要再跌倒』。」離開主愛之家後，Alan正從頭開始設計裝潢一家屬於自己的餐廳，並將照顧年紀漸長的父母，視為最重要的責任。

「毒品的『癮』，幾乎全都是來自內心，但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座監牢可以囚禁心靈；想讓患者戒除毒癮，就得盡可能讓他們由內在建立自信，才足以堅強地面對誘惑。」張麗英指出，儘管患者再度沾染藥癮的比率相當高，但若能在戒治期間探索生命價值，重返社會後，就能有更多機會回歸正常人生。

他，拉Ｋ十五年 膀胱兩度手術住在主愛之家戒毒的患者，每月須繳交一萬五千元食宿費，戒治以一年為原則；若未住滿一年想提前離開，須扣留預繳的保證金。戒治一年期滿後，患者可選擇考取輔導員證照，留在機構服務，或在機構與勞動部合作成立的中途之家工作，逐步回歸社會。

因此在主愛之家的日常生活中，除了有毒癮過來人分享更生經驗的團體諮商，以及牧師講道、導讀《聖經》等宗教課程外，還情商許多講師指導西點烘焙、種植蔬果、服裝設計、樂器、電腦等技能，就是希望收容患者能視個人興趣學習，尋找生活的重心，避免因無法適應社會而再次墮落染毒。

除了毒癮戒治以外，主愛之家同時也是政府立案的輔導機構，最多可收容二十四位被少年法庭裁定安置輔導的青少年。機構除了盡可能讓這些青少年完成原有的學校教育，課餘也鼓勵他們學習實用技能。

戒治機構內的患者，會定期前往花蓮，甚至全台校園從事反毒宣導，用意除了教育年輕學子不要輕易碰觸毒品，也想透過巡迴宣講，讓患者認為自己的經驗，對社會有正面意義，強化拒絕毒品誘惑的決心。

在花蓮一所公立國中的活動中心裡，有一副娃娃臉、吸毒經驗卻超過十五年的小天，正敘述自己因長年拉K，膀胱嚴重受損，兩度接受手術的經歷。想像起手術時的疼痛感，台下數百名八年級學生，有一半以上都齜牙咧嘴、皺起眉頭。

「如果能回到十五年前，我會告訴自己，快樂有很多種，不一定要靠拉K；但我沒辦法回去，只能把慘痛經驗告訴更多人，讓大家不要和我一樣……。」小天拿出一個有刻度的塑膠杯，指著上面密密麻麻的記號說，「正常人的尿量是五百CC，我最差的時候只有五十，現在也還不到兩百。每次量有進步，我就會做記號，但進步很有限，搞不好永遠就是這樣了。」

投入反毒宣導

加強不再淪陷的動力

小天目前正在主愛之家戒除毒癮，並投入反毒宣導。他說：「到學校講反毒，除了可以幫助別人，也讓我有更充分的理由不再碰藥，因為如果又碰了，不就等於我現在說的、做的自打嘴巴嗎？」小天的家人原本因他反覆吸毒而幾乎和他斷絕關係，現在看到他出現在反毒宣導場合，也逐漸對他改觀，鼓勵他繼續努力，「向家人證明自己不是沒用的人，對我來說有很大的意義。」他說。

「這裡試著讓每一個更生人用自己的生命故事，對其他人產生正面影響；不要因為過去的自卑感，阻斷了與外界聯繫的可能性。」張麗英認為，戒除毒癮是一條漫長的旅程，路途上不只需要患者個人努力，周遭親友的支持，更是誤入歧途者重新振作的關鍵，「毒品成癮者在這裡只是尋找一個機會，一個讓他們重新找回生命價值的機會。」她說。

台灣基督教主愛之家

成立：1984年

業務：成年人毒癮戒治、

青少年安置輔導、

更生人就業輔導

三管齊下

幫毒癮患者走出深淵

正常作息

患者自身維持規律生活作息，忘卻戒毒而產生的身體不適，並養成正確的生活習慣、態度。

面對壓力

透過心理諮商或精神門診，理解患者是否因壓力與挫敗而沾染藥癮，進而引導他們學習面對壓力與挫敗。

親友支持

吸毒者多長期和社會脫節，且遭親友排斥，進而產生疏離感且自暴自棄。親友支持可以幫助患者重新社會化，並感受生命價值。

攝氏三十五度的高溫中，我們來到泰國曼谷市郊班納（Bangna）地區，拜訪三十四歲的創業者張緯平。

他的辦公室沒冷氣，我們滿頭大汗，他自己後背一大片襯衫，也被汗水浸濕。

他不好意思的解釋：「等我賺錢了，辦公室才裝冷氣。」

四年前他來到泰國，和小自己兩歲的妹夫呂柏毅，花了四個月學泰文，一個負責對內生產和管理，另一個則對外跑業務，共同在異地打拚。

30歲小職員，赴泰實現創業夢「大陸已經是紅海，東南亞未來二十年潛力大。」

國中就有創業想法的他，清大化工系畢業、在美取得西維吉尼亞州立大學碩士學位後，進入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工作。當了兩年小職員，看到單位中四十、五十歲同事面臨轉型瓶頸，加速他的創業夢，「我只是把後面要承受的壓力提前。」

看好添加在動物飼料中的新營養劑成分發酵豆粉，還沒有標準規格，機會很大，成了他創辦泰鼎飼料（Tech Team）的主力產品。沒在台灣創業，主因是大成、福懋等大廠也看到這商機，準備投入生產，規模拚不過對方，只能到新興市場找機會。

為何挑中泰國呢？這是他與家人共同商討的結果。

「大陸已經是紅海，東南亞未來二十年，成長潛力大；在東南亞中，刪去共產國家、基礎建設不佳的國家、會排華排外的國家，挑市場、法制相對健全的國家，就是泰國了。」他說。

比別人幸運的是，他的爸爸也是中小企業主，支持兒子異鄉創業，並支援他第一桶金。但他從一個小職員，突然變成老闆，一路跌跌撞撞，仍吃足苦頭。

「開始創業前自認有規畫，做了才知道離現實很遠，」張緯平原以為在泰國做新企業，靠著台灣這塊招牌，以及品質優勢，獲利應該不難，卻沒有想清楚客戶在哪、產品怎麼賣等營運模式。

大曼谷區有上千個農場，他與妹夫挑出中等規模以上的標的，一一拜訪。農場主人聽到台灣人來訪，很客氣，但對產品卻不埋單，「你的台灣豬、台灣雞，跟泰國的又不一樣，台灣有效，泰國會有效嗎？」「一千頭豬吃了有問題，你能賠嗎？」

呂柏毅回憶，剛開始沒有品牌知名度，推廣產品時頻頻遭拒，後來和泰國當地大學合作，取得科學證據，才取得敲門磚。

「前兩年，每天想爛攤子怎麼收拾。」打不進泰國農場，原物料價格大漲一倍，還曾被倒帳，好長一段日子，他沒喝一杯威士忌睡不著覺，還越喝越大杯。

他猶豫著是否放棄，如果回台，以他的學經歷，就業不難，日子可以很舒適，「但如果放棄，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放棄?，放棄、繼續，都需要很大勇氣。」

儘管夜夜猶豫，白天仍勤跑農場，逐漸的，農場主人發現豬仔吃了他的產品變健康，生意開始上門。如今跑了一百二十家大小農場，業務漸上軌道，去年營收達到二 千五百萬泰銖（約合新台幣二千四百萬元），三年成長十倍，這一季已經開始虧轉盈。「應該明年初就能裝冷氣了！」他笑道。

房仲業務員，看中泰房市多頭「如果我想當領頭羊，必須自己要先跑。」

不僅製造業，服務業也有機會。看好泰國房地產潛力，被台灣房仲業稱為「豪宅女王?」、年約四十的鄭筠心，五年前嗅出台灣房市已經到頂，開始到歐洲、東南亞、中南美洲，尋找下一波房市多頭，經過比較後，看中泰國。

去年九月，她在曼谷設立巨獅不動產公司正式營運，至今已經銷售二百五十戶泰國房地產，成交金額超過十三億元。除了曼谷市區套房、芭達雅海景房等標的外，還經手泰國四季、麗池酒店住宅等頂級預售案。

來泰國之前，她過去曾是大師房屋業績第一名的業務員、年佣金破三千萬元。如今，她在泰國的房地產仲介生意，也是台灣人中規模最大。

五年前，她在紅衫軍政變時來到曼谷，開戶買股、買房，「如果我想當領頭羊，必須自己要先跑。」當時，不少台灣同業認為她「頭殼壞掉」，日本也很好，哪個國家不選，為什麼選有紅衫軍的泰國？

那段時間，她把自己當專業投資人，觀察泰國舉凡高速公路、空鐵、地鐵、百貨公司等食衣住行育樂掛牌股票公司實景，並參加當地舉行的各大展覽、看房與開發商新案，逐漸累積知識，「建案那麼多怎麼挑？都是我用腳走出來。」

語言問題怎麼辦？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畢業的她，英語流利，能對上國際開發商脾胃，取得頂級案件；這還不夠，要管當地員工、不錯失關鍵細節，須懂泰語。

「對我來說，語言根本不是問題！」去年，她花四個月上語言學校，勤練泰語，其後擴大聘用可操中文、英文、泰文等多國語言的員工，目前員工約有二十人。

為什麼需要二十位員工？因為只開房地產公司，客源有限，所以她又結合旅行社，協助訂房訂餐廳訂機票，替客戶客製化旅遊兼看房的行程。隨著口袋多金的中國大媽旅遊風日盛，她準備再新聘中國員工，替潛在買家服務。

年輕女老師，教中文薪水翻倍「不含房屋津貼，老師不分國籍，月薪七萬起跳！」

別以為只有創業，才能到泰國闖出事業第二春，受雇，也是一種選項。

兩位師大體系畢業的女生，不到一般台灣人認為較先進的歐美國家教書，而到泰國的國際學校教中文，賺到平均比台灣高五成到一倍的薪水，也賺到國際觀。

三十多歲、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畢業的呂佩君，十年前曾在泰國中華國際學校教過兩年中文，其後陸續在台大語言中心、赴中國任教；比較的結果，認為泰國教學環境更好，一聽到開缺，再次報考，去年八月再度赴泰教書。

這次到泰國，不是單身，連同一雙兒女，也在曼谷就讀。

呂佩君的先生是台灣知名魔術師文沛然，目前事業舞台在中國，但他寧可當兩國間的空中飛人，支持太太的決定。「在中國教中文沒有比較優勢，體現不出價值，」文沛然認為，在曼谷，不論老婆的收入、小孩教育方式，都比中國學校好，所以支持另一半來此任教。

兩夫妻分析，在台灣，要擁有美國護照才能就讀美國學校，一年學費動輒新台幣上百萬元，但在泰國中華國際學校念書，每年學費約三十萬元，且學生畢業後，可不用靠托福直接到美國讀大學。

此校目前共有八百一十位學生，以泰國人最大宗占六三％、華人二七％，日、韓等其他國家約一○％。師資約七成來自美國與加拿大，台籍十三位，泰籍八位，另有韓、日籍各一位。

三十歲的張郁函，高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畢業，因教育體制不吸引她，沒想過考公立國中老師，轉赴出版社編外國人學中文教材。待了兩年，得知該校徵才訊息，經美籍校長面試過關，順利來此任教。

「不含房屋津貼，老師不分國籍月薪七萬起跳，」該校國際部主任謝忠安透露，泰國對中文師資有很大需求，台灣人只要有教師證、英語達多益六百分可溝通的基本門檻，就有機會來此任教。曼谷另有五、六所國際學校，也聘有台灣教師。

張郁函不諱言，當初要來泰國教書時，身邊的人都訝異：「妳為什麼會去『那種』地方？」

謝忠安觀察，台灣人聽到泰國，還是興趣缺缺，尤其父母百般勸阻，「我來這遇過八次政變，也沒影響，台灣收到的資訊只是一小塊。」

先前在台灣不常說英文，到泰國，同事間不論郵件、對話都是全英語，「來找我玩的同學說，我連說夢話都是說英文。」張郁函說。

「敢踏出這一步，以後哪裡都敢去！」她除了學到英語力，學到獨立，也學到了國際觀。看世界的視野，也從此不同。

上市櫃公司主管，找到新舞台「在台灣我只是系統裡的螺絲釘，在這是創造者。」

上市櫃公司中年主管，也在泰國找到新舞台。

在泰國南部大城合艾，我們遇到兩位台商幹部，分別是四十一歲的綠河董事長特助李英宏、四十八歲的綠河廠長柳宏儒。

先前在凱基證服務的李英宏，承銷資歷超過十年，接觸過逾三百家企業財務長，聽過許多老闆的創業故事。相較之下，他發現在金融業工作是單打獨鬥，即使替公司賺一、兩億，同事間仍彼此競爭，「客戶成功，你也只是拍拍手。」

並且，金融業是特許行業，資本門檻高，即使自己做得再好，就算當總經理，也難以另開一家金融機構。當他越思索職涯，越發現，想要一個自己的舞台。

兩年前，他因輔導泰南最大台商、泰國前五大橡膠木與塑合板外銷公司的綠河企業回台掛牌，看到新機會，於是辭掉工作，告別妻子與三歲的兒子，跑到泰南。「在這裡，夢想實現的可能性很大！」

這夢想，是協助一家中小企業，變成營收百億的公司。在台灣這成熟市場，這很困難，但在起飛中的東協，企業成長三倍、五倍，卻大有可能。

柳宏儒抉擇更大，為尋找新舞台，他甚至拿自己的下半場人生對賭。

兩年前，他還是中鋼集團旗下上市公司中鴻鋼鐵技術處處長，如期升遷、工作穩定，鐵飯碗工作人人稱羨，且再四年就滿二十五年，可領數百萬元退休金。

他卻發現，不論集團的一級主管、子公司董總，年紀普遍六十歲起跳，自己按公司制度與規畫，可預期每年調薪、成長，再十年或許也能到達同樣位置，「一輩子可以算得出來，不希望我變成這樣……，」他自問：「我的一輩子，只能這樣嗎？」

「在台灣，我只是系統裡的螺絲釘，在這裡是創造者，」他希望能證明自己的能力，讓事業在手中擴大。

他們尚未圓夢，卻寫下成功新註解

這個決定卻不保證成功，甚至要先犧牲。退休金沒了，整個家族都反對，先是太太不同意，其後是同意但不願意；父母很不諒解，質疑他在公司做了什麼事非走不可。

去年暑假，太太和讀國一的兒子來泰南看他，兒子一路故作堅強，在機場道別時，兒子笑笑跟他揮手，轉身進入海關後，立即掉淚。他收到太太傳訊說兒子流淚，換他在機場外，淚眼潰堤。講到這段往事，他紅了眼眶。

我們到訪的前一天，他收到媽媽出車禍住進加護病房、左眼恐失明的消息，他揪著心繼續工作，「自己對家人虧欠大，如果不能盡力實現理想，回去怎麼交代？」

黃昏，熱帶叢林特有的紅霞，瞬間鋪滿天空，「第一次來這裡的印象是，天空好高，」他回憶。夾雜著愧疚與希望，他從橡木原料區走回二十四小時運作的工廠。

這批三十到五十歲的中生代，都看到新機會，也背負風險。我們雖不敢確定他們是否終究會達成夢想，但勇敢跳脫舒適圈，這本身已經是某種成功。

【延伸閱讀】到泰國創業、投資，先搞清楚三件事

Q：我想去泰國創業，當地政府有窗口辦理嗎？

創業者有兩個管道。曼谷台灣貿易中心主任戴治國指出，第一、透過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只要符合相關獎勵產業（以技術門檻較高的製造業、科技業為 主）並在當地設廠，就能一○○％持有經營股權、並透過公司名義全數持有工業區土地，享有八年免營業所得稅等優惠，還有單一窗口協助解決工作證等所有疑難問 題。

第二、若不符合上述條件，如開餐廳等服務業，須和泰國當地人合資，但股權、土地最多只能持有四九％，也沒有免稅優惠。

Q：我想在泰國置產，外國人可投資泰國房市嗎？

外國人可獨資購買泰國公寓大廈某戶或某樓，但同棟大樓外資住戶，不得超過四九％。如要買獨棟房舍，須與當地人合資，外國人不能獨資持有。泰國巨獅不動產集 團總裁鄭筠心指出，外國人購買泰國房產，無金額限制，但成交時要繳1％的移轉費與相關費用，若五年內出售，還須課總價3.3％的特別營業稅。

Q：我想舉家赴泰國，小孩就學怎麼辦？

國際學校多集中在曼谷，選擇性多，最貴的一年學費達新台幣上百萬元，中等約三十萬元，最便宜的也有一年十萬元以內。也可選擇以雙語教學的當地私立學校，一年花七萬元便可就讀，惟同學多為泰國學生，外國學生比例較低。

（文●萬年生）

案例篇》外配媽媽被迫離境、樂團當志工是「非法打工」在台灣，外籍人士已經成為一個另類的弱勢族群。雖然愛上台灣的好山好水，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卻被各種法規刁難，在台灣寸步難行，甚至被驅逐出境。

根 據內政部人口資料庫的統計，台灣在二○一四年登記結婚的女性約十五萬人，其中非本國籍者就高達約一萬五千人，意即每十對新人就有一對可能生下新台灣之子。 然而，在台灣的移民法規層層捆綁之下，這些外籍媽媽要順利和孩子一起在台灣生活，其實沒那麼容易。除了異文化家庭的齟齬，生活中可能的意外如離婚、喪偶， 都可能讓這些外籍媽媽在台灣的居留發生問題，必須離開自己的骨肉，讓這些台灣的孩子必須面對沒有媽媽的童年。

硬生生拆散！

越 南媽媽只能依賴兒女監護權 須擔負離境風險三十二歲的小雁(化名)○三年嫁來台灣，○六年女兒出生的喜悅還沒維持太久，突如其來的車禍卻奪走丈夫的生命，使小雁必須靠著女兒的監護權 留在台灣。然而戶政事務所的官員告訴小雁，如果沒有拿到身分證，她在女兒年滿二十歲，不再需要法定監護人時，她就無續留台灣的理由，必須離境。

雪上加霜的是，失去配偶身分的她，必須等到合法居留五年才能申請歸化。

但 另一方面，歸化要求的財產門檻，對外籍媽媽來說並不容易。以小雁為例，失去丈夫的她，平日須照顧小孩，無法有全職工作，更別說是存錢了。此外，即使小雁克 服了各項條款，在歸化的過程中，她必須要放棄母國國籍，其間不能離境，稍有差錯，可能使她立刻落入無國籍的窘境；而拿到身分證後，五年之內都還必須擔心身 分被撤銷。種種限制，讓離鄉背井的外籍媽媽感到無力。

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祕書洪滿枝表示，小雁的遭遇並非特例，「很多姊妹在台灣住了二、三十年，當小孩快二十歲時，卻被告知下個月要離境！」這些外籍媽媽，很多是和小雁一樣，因為難達歸化條件，或是母國官方不願意開立良民證，因而無法順利歸化。

當 記者向移民署諮詢熱線求證時，官員表示外籍配偶喪偶的情況，按照《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一條，小雁應可一年一簽繼續居留，竟然和她在戶政事務所詢問的結 果不同！而被問及歸化要件中「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電話轉接多次，竟然沒有任何官員能夠提出明確定義。面對台灣第一線人員對法條更動的慢半拍，加上條文 模糊地帶帶有歧視的主觀判定，使外籍配偶在台灣的居留充滿阻礙。當台灣人的媽媽，可真不容易！

做志工也不行！

英國樂團參與社 區服務 竟以「非法打工」驅逐台灣史上第一首奧運加油歌曲是誰作的？答案是來自英國的「前進樂團」〈Tranistion〉。這三個來自英國的大男生，從九七年組 團至今，就以台灣為家。他們的中文歌〈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在網路紅透半邊天，在YouTube有一百六十萬的點閱次數，成為外國人學中文的學步歌。

一二年倫敦奧運，他們想要幫台灣加油，便主動向中華奧委會提議，並完成台灣史上第一首奧運加油歌。這一個熱血愛台灣的樂團，卻因為參加教會社區服務，不符外國人在台工作法規，一一年被迫遣返，三年內不得入境台灣。一夕之間，他們滿懷的熱情，被硬生生地潑了一盆冷水。

一 一年的冬天，前進樂團受邀參加板橋福音堂教會的現場表演，雖然是社區服務的無償演出，依照台灣的慣例，教會還是貼補了他們一筆車馬費。當這筆款項報了稅 後，才發現，他們三人沒有與經紀公司簽約，也沒有合法的工作證，勞動部認定，外國人沒有工作證的情況下收取費用，就是非法工作，判板橋福音堂教會七十五萬 元罰鍰、前進樂團九萬元罰鍰，勞動部一二年五月發函將樂團三人驅逐出境，並且未來三年內不得入台。

的確，根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 十三條，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就連做志工也是違法。〈見後篇〉但是，前進樂團一番好心卻遭驅逐，讓主辦單位也站出來聲援，在 外交部工作的教友卓湘慈也幫他們進行好幾個月的提訴：「過程中，我們也遇到很同情的公務員，很願意幫忙；但礙於法規，還是愛莫能助。」看著黯然回英國的三 人，福音堂長老鍾嘉聲表示：「當時只是一個單純的社區服務，我們也不知道有這些規定，雖然我們一再強調是非營利活動，也挽救不了他們，對他們實在很抱 歉。」旗下簽有外國表演歌手、威爾斯葛羅的負責人張志瑋無奈地說：「台灣經紀公司不太會考慮與沒發過片的外國表演創作者簽約，除了工作證申請程序麻煩之 外，有了營收後，經紀公司還得先扣除外國人高達二○％的稅收，才能拿剩下的八○％和藝人分帳，再加上台灣現在唱片的大環境不好，外國表演者在台灣的生存更 是嚴苛。」前進樂團目前在中國巡迴演出受到歡迎，不過他們會直接前進中國發展嗎？樂團鼓手Joshua毫不猶豫地說：「我們心繫台灣，等三年過了，我們還 是打算回台灣發展，這裡才是我們的家！」喪偶養大台灣之子的越南媽媽，孩子成年後，台灣法令就認為她無續留理由，等於女兒20歲生日那天，她就得離 開??。

喪偶的小雁獨自養大孩子，卻被告知未來要離境，「孩子未來怎麼辦？」她問。

喜歡台灣的英國「前進樂團」，因為ㄧ場教會的志工表演被驅逐出境，但仍不改他們愛台灣的心。

破解台灣

對「歪果仁」的迷思

指控1

真的這麼愛台灣，為什麼不放棄國籍？

中華民國的《國籍法》規定，除了高階公務人員及公職人員承認雙重國籍，外籍人士卻不能保有本國國籍，同樣享有雙重國籍的身分，顯然不平等。

而 且，申請歸化台灣國籍，還得冒著變成無國籍的國際人球風險。台灣規定，外籍人士得先放棄國籍才能申請本國籍，假如申請過程中伴侶過世或者有任何意外，都可 能拒發。同樣要求放棄國籍的新加坡，則是先確定拿到新加坡國籍後，才讓移民放棄原國籍，以保障其國際人權，台灣的程序，顯然不夠周延。

指控 2 外國人來台灣，都會搶台灣人的工作！

台灣人口以每年18萬人次流失中，其中不乏高學歷人才，未來台灣的工作與人力供給將面臨失衡，且外籍專業人才可補充我國產業所需的技術人才。事實上，目前在台白領外國人約2萬8000人，占我國就業人數1100萬餘人僅約0.2％，比率甚微。

指控 3 台灣人在國外也備受歧視和刁難，我們不會比其他國嚴格？

每一個國家的《移民法》都是因地制宜，台灣的人口老化、人才外流、國際競爭力問題，比其他已開發國家更需要吸引高階人才和勞動力，沒有理由更加封閉嚴苛。

撰文 / 張佳婷、黃玉景

要知道美國升息影響有多大，看看全球規模超過兩兆美元高收益債市場就知道。這場正在上演的帶量下殺撤資戲碼，更被稱為二○○八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共同基金行業最大黑天鵝事件。

由於美國升息效應，逃離的資金相互擠踏，流動性出問題。十二月十日到十四日間，華爾街接連出現高收益債基金清算消息，像是第三大道資產管理公司 （Third Avenue）和對沖基金石獅資本（Stone Lion Capital Partners）旗下高收益債基金，因為手中持有的債券違約，只好被迫進行清算，同時禁止投資者贖回，結果引爆市場陷入恐慌。

在價格走勢上也是潰不成軍，例如追蹤高收益債市行情的SPDR巴克萊高收益債E T F(指數股票型基金)目前報價已經創六年新低，並一度創四年來單日最大跌幅。另一檔規模最大、高達一百五十億美元的高收益債券指數型基金—安碩iB0XX 高收益公司債券ETF價格也創二00九年七月以來最低。

流出資金創近十二個月新高根據投資銀行美銀美林統計十二月十六日當週為止，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流出資金共達五十三億美元，創十二個月高點，而美國投資級企業債券共同基金及E T F遭投資人贖旦局達五十一億美元，創一九九二年以來單週最大撤資潮。

這賣壓究竟怎麼來的？

首先，要先知道高收益債是怎麼一回事。高收益債顧名思義，就是企業所發行高利息債券，平均動輒六％王八％。

之所叢局利息，在於這些公司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的債券，因此市場稱它們為垃圾債券;但在基金業者行銷上，把它們跟一般國債或信用好的公司債都列入叫作「固定收益型」商品。

而這些商品在美國還沒有升息前，一直都是投資人尋求資金收益最渴望的去處，目前在台灣包含國內本土投信發行和代理的相關基金，規模合計超過一兆元。

高收益債價格重挫，除了跟聯準會升息有關，未來如果升息加快，跌幅會更大，但這次聯準會升息幅度也才一碼，影響為何那麼大？

推波助瀾的還有華爾街大師們先後發表悲觀看法，更加深投資一人賣壓。

美國：能源業占比高，推升違約風險像是華爾街投資大老卡爾.伊坎(CarI ICahn）在個人推特上警告，「我認為高收益債的暴跌才剛剛開始」;德國金融集團安聯首席經濟顧問、前太平洋資產管理公司(PIMCO）共同執行長伊恩 艾朗(Mohamed EI－Erian）也警告投資者，要對高收益市場持謹慎態度。他預計由於缺乏流動性，高收益債券市場將會有更多贖回。不過追根究柢，還是這些垃圾債的基本 面出現很大疑慮。以美國高收益債來說，許多發行垃圾債的公司都集中在頁岩油等能源行業，占比大約一五％至二0％，因此當這波油價持續創下金融海嘯以來新低 時，投資人自然會擔心這些能源業企業債券可能違約，進而導致整個高收益債券價格崩跌。

另一層遠因是許多高收益債為了全球平衡布局，也長期投資新興市場債券，比重甚至超過兩成.碰上這兩年新興市場因中國經濟放緩和美元走強雙重夾殺下，股、匯、債三殺的局面，因此累積不少套牢賣壓，正好在這次美國聯準會升息議題中一次大筆宣洩。

歐洲：貨幣寬鬆、復甦加溫有利投資但極度悲觀中總有被錯殺的標的，像是歐洲市場就是被低估。歐洲資產管理巨擘安本(AbCdCCn）亞洲區業務發展部董事 安斯岱（DOned AmStad）便指出，歐元高收益債中能源公司占比較低。同時就信評而言，根據彭博資訊與美銀美林的統計，美國高收益債信評在B B級以下者就超過一半，信評CCC級占整體市場規模的比重更是歐洲高收益債市場的三倍，相比之下歐洲市場安全許多。

加上美、歐貨幣政策步調不同，美國已經啟動升息循環，歐洲歐元區量化寬鬆時間才剛剛宣布再延長半年，加上負利率政策尚未移除，在整體低利的大環境下，歐系 資金自然會再度湧進這些高收益商品，且隨著歐元對美元維持相對弱勢，歐洲經濟復甦動能也在加溫中，因此，此時進場下檔風險相對有限。

撰文者 蕭勝鴻

從萊茵河畔的小肥皂廠，到全球第三大製藥商，羅氏深信，負責的經營態度，是企業得以永續發展的不變鐵律。但對內，羅氏鼓勵員工展現差異，因為挑戰未知領域的熱情，是企業前進的動力。

緊鄰著萊茵河岸的羅氏藥廠總部「二十一號大樓」（Building 21），除了長方形排列的玻璃窗，找不到其他裝飾。同一條街上距離不到一百公尺，就是去年剛完工、建物高度傲視全瑞士的羅氏辦公中心；相形之下，二十一號大樓只像是一片陰影。

這棟八十年前落成的三層樓建築，至今仍扮演羅氏這個全球第三大製藥廠的神經中樞。在它白色的屋頂下，有每一位董事會成員的辦公室；每一項關乎企業發展的重大決策，都在這裡做決定。

穿過玄關，是一條有如醫院病房的白色長廊，留著一頭金色長髮的羅氏歷史文獻館館長比爾利（Alexander Bieri），就站在走廊的另一頭，「這棟建築，代表羅氏的傳統。而羅氏今天的面貌，都源自於創辦人的家族價值（family values）。」他說。

一八九六年，霍夫曼．拉羅區（Fritz Hoffmann-La Roche）以他的姓氏Roche，為他所經營的企業命名。當時，羅氏只是一家以肥皂為主力商品的小工廠，「尊重不同個體」、「責任」，卻已經是這個家族企業的經營守則。

「十九世紀的瑞士，是個非常分歧且脆弱的國家，所以瑞士沒有發展出中央集權，而是強調分權與制衡。這樣的歷史背景，直接影響了羅氏『尊重不同個體』的企業文化。」比爾利說，「請跟我來吧，讓我告訴你一個好故事。」搭乘貨梯前往地下室，穿過另一條天花板只有兩公尺高的白色走廊，打開密碼鎖，眼前出現的是一座近似小型圖書館的檔案室。比爾利俐落地從牆邊的鐵櫃搬出一本精裝相簿，指著一張黑白照裡、站在日本街頭的西方女性，「她是凱勒（Alice Keller），羅氏最優秀的經理人之一。」他說。

打破傳統雇用未婚女性，讓她，成為日本分公司負責人一九二五年，羅氏破天荒地延攬了擁有巴賽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凱勒。這段雇傭關係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在當年的瑞士，婦女若有意就業，必須先取得丈夫簽名同意；而凱勒當時未婚，按理不能被企業合法雇用。「顯然，羅氏的管理階層不太在意這項規定；他們重視的是凱勒的能力，而不是她與其他人一不一樣。」比爾利說。

凱勒進入羅氏後隔年，就被派往日本擔任分公司負責人；一九二九年，更成為羅氏成立以來第一位女性資深主管，「凱勒認為，只有你對工作懷有本質上的熱情與信仰，才能成功銷售，並在面對危機時做出正確決定。直到現在，這依舊深深影響羅氏的經營理念。」尊重不同個體，也意味著企業願意留給員工更多自由發展的空間，不會限制任何職涯的可能性。「你知道嗎？我剛進羅氏時，負責的工作也是基因與癌症治療；但沒多久我就發現，自己對檔案文獻充滿熱情，主動要求轉換跑道，也獲得同意。我只能說，一切都太美妙了。」比爾利說。

「轉換跑道，在羅氏是很常見的。當然，變化不一定成功；一個人離開熟悉的位置，短期生產力當然會下降；但是只要員工提出合理要求，通常能獲得充分支援，因為羅氏樂見每個人發展不同的潛能。」羅氏媒體關係主管杜南（Nicolas Dunant）說：「羅氏傾向長遠思考，畢竟研發每一款新藥，也都是超過十年的漫長歷程。」杜南解釋，由於生技製藥產業講究自主性與延續性，在羅氏工作並沒有太多的細節管理，「你不必對主管回報每一件小事。

因為尊重每一個個體，所以羅氏盡量把決策權力交給基層員工。」位於二十一號大樓角落的幹細胞研究室，每次進出都必須消毒雙手，並且換上無塵衣與鞋套，約五十坪大的實驗室裡，培養著取自不同器官的幹細胞。研究員必須仔細照顧在近似人體環境中生長的細胞，隨時觀察，並剔除細胞自我分化增生的部分。

「基本上，每個人為自己的樣本負責，這裡沒有嚴格的作息時間或工作守則。若你不是頂尖的科學家，或並未對研究充滿熱忱，是無法勝任這份工作的。」研究團隊主任葛拉夫（Martin Graf）說，「即使是耶誕假期，我們也不可能放著保溫櫃裡的細胞不管，就像照顧嬰兒一樣。」企業裡的成員有充分機會探索自我、擁有較多的決定權，這一點，很有瑞士風格；但該承擔的責任也少不了。「羅氏的員工，絕不會因為一次失敗就遭到淘汰；但也有一些不能妥協的價值必須遵守，例如責任、誠實、熱情。」杜南說。

「惟有用對股東、社會、環境負責任的態度經營事業，才有可能成功。」這段話，是羅氏集團網站首頁的企業精神。羅氏確實也自○九年起，連續七年被「道瓊永續指數」（DJSI）評為全球生技醫藥產業第一名。企業除了策畫各項慈善活動外，也鼓勵員工主動加入，○三年起每年舉行的「羅氏兒童遊行」（children’s walk），則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策畫全球創意募款活動，讓員工，為美好事情一起努力兒童遊行最初目的，是為了馬拉威愛滋兒童募款。但過去十三年來，已成為全球羅氏分公司的重要年度計畫，除了固定的健走活動，全球各地的羅氏員工，自行以創意策畫公益募款活動，羅氏總公司最終再挹注相同金額的捐款，所得可用來幫助馬拉威兒童或當地社區。

例如台灣羅氏在一五年就捐助五十九萬元、約一半兒童健走捐款，協助台灣愛滋基金會。

「公益活動不只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我們更認為這對員工而言，是滋養個人生命的珍貴經驗。當你知道在日常工作之外，還能與同事一起支持需要協助的人與事，人生將更為豐富。」杜南說，「當所有人聚在一起，一同為一件美好的事而努力，是最直接讓人感到『身為共同體』一分子的方式。」它孕育３座諾貝爾獎，腫瘤藥研發領先全球羅氏藥廠在腫瘤藥的研發領先全球，旗下研究室曾拿下３座諾貝爾獎，主要的兩大核心業務為藥品和診斷。

過去15年間，羅氏購併近20家相關藥廠，使羅氏成為全球最大的生化科技公司，擁有在癌症、免疫、感染性疾病、眼科及中樞神經系統等領域的獨特藥品。其中，乳癌用藥賀癌平（Herceptin）、大腸直腸癌用藥癌思停（Avastin）等藥物，皆為全球暢銷的抗癌用藥。

撰文 / 鄭閔聲

接受教育，不只是被動的吸收知識。瑞士的小學，鼓勵學生透過表達建立自我意識，並藉由多語言課程認識他人、學習尊重。

「她說的不對，應該是……。」日內瓦州奧涅公園小學（Ecole d'Onex-Parc）四年級的法語課上，坐在後排的一位男學生突然開口，糾正誦讀習作解答的女同學。站在女孩桌前的導師立刻抬頭，用食指按住嘴唇，提醒插嘴男孩尊重同學發言，再示意女孩繼續。

第一堂：尊重

插嘴是不禮貌的，舉手才能發言在這之前，班上其他十多名學生已爭相舉手發言過一輪，女孩卻只是靜靜地坐著。到了這一題，導師刻意略過其他高高舉起的手，來到女孩面前。

被打斷誦讀的女孩顯得有些不知所措，目光緊盯著桌面，怯生生地重新念出習作上的文字。等她說完，導師到黑板上寫下幾個字，才又走回女孩面前。這一次，在導師鼓勵的眼神陪伴下，女孩一字一字慢慢說出了正確答案。

「très bon!（很好）」導師轉身離開前，微笑地拋下這兩個字。

「你可能預期瑞士像其他國家一樣，有全國性的公民教育課程。實際上沒有。我們認為公民教育非常重要，但反覆討論後，還是決定讓『公民意識』（citizenship）融入整體教育裡。所以無論語言、歷史或其他科目，教室裡的每一堂課，都是強調獨立思考、親身參與、尊重差異的公民課。」瑞士聯邦政府教育專家傑林斯（Alexander Gerlings）說。

在瑞士，基礎教育屬於各州與市鎮的自治權，因此全國二十六個州，就至少擁有二十六套不同的教育系統與教材內容；甚至在同一州內，也可能因不同語言而適用不同的教育制度（例如伯恩州）。直到二○○七年各州政府達成共識、簽訂教育一致性條約（Harmonize Treaty）之前，各州連義務教育起始年齡都不相同。

「這就是直接民主的精神，聯邦政府把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盡可能留給各地區自行決定。」瑞士聯邦教育廳長委員會（EDK）副祕書長哈梅爾（Susanne Hardmeier）說。

對瑞士人來說，教育的意義並不該只是政府由上而下地灌輸知識，應該是協助學生探索、進而實現自我的歷程。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將辦理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最了解當地學生需求的地方政府，也就顯得理所當然。

但在分歧的系統與課程之上，瑞士教育仍有共同的「精神目標」：平等、獨立思考及溝通參與、多元融合。

在瑞士，無論本國公民、外籍人士，甚至非法移民，只要你是學齡兒童，就必須強制入學，接受免費的義務教育，因為教育，是無排他性的基本人權。但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童，沒有選擇學校權利，只能按照居住地就近入學；儘管家長有權讓小孩就讀私立學校，但官方統計，就讀私校的學生，比率不到五％。

第二堂：獨立思考

老師不給評論，讓學生自行討論哈梅爾指出，為實現讓每一位學生擁有平等機會接受教育的目標，各州政府有義務讓所有學校維持相同教育品質。但維持相同教育品質並不等於齊頭式平等，例如日內瓦州，就將社經地位較低或犯罪率較高的區域劃為優先學區（Priority education network），投入更多資源，縮小班級規模、安排專任社工隨班關心學生。

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與參與，則散見在日常課程中。傑林斯舉例，在他九歲那年，適逢瑞士政府四年一度的聯邦委員會選舉，當天一早到學校，老師就告訴全班同學：「今天有重要的事，大家來看電視吧。

」於是從八點到十二點，整班同學跳過了課表，只盯著電視螢幕上的選舉實況轉播，全程參與了瑞士重要的政治儀式。

「看完電視後，老師要大家提出疑問，或發表感想。我當時對政治一無所知，老師也沒有教導我任何知識，但在問答和討論中，我弄懂了什麼是聯邦委員會、他們平常做些什麼、為什麼要被選出來。」如今，已逾四十歲的傑林斯，仍對這堂特別的「公民課」記憶猶新，「我想老師這麼做，是為了不讓學生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要我們憑自己的雙眼，認識一件事。」瑞士獨特的直接民主，讓居民能透過公投，對學校的經費使用、建設等表達意見，間接培養學生參與公眾事務的興趣。「當家長收到一張『是否同意學校蓋新建築』的公投票，和孩子討論該怎麼做決定時，就是最好的教育。」哈梅爾說。

不僅成年人享有直接民主，小學生也可以班為單位推出代表，集結成「學生議會」，體驗民主。議會的討論事項可以天馬行空，「可能向學校要求午餐多吃點肉、少吃點海鮮。他們的目的不一定能實現，但至少是一種尋求共識的練習。」傑林斯說。

多元融合，是瑞士教育最重要卻最困難的一項目標。語言，則是融合並尊重差異的最重要工具。

自○七年實施「一致性條約」後，有四種官方語言的瑞士，統一讓全國學生在八歲時學習第一外語、十歲學習第二外語；但學習什麼外語，則交由各州依使用頻率決定。因此出現靠近法語區的德語州，將法語列為第一外語；靠近德國的德語州，則選擇先學習英語而非法語的有趣現象。

為了讓使用其他母語的外籍移民學生快速融入瑞士社會，各州小學設有專門的語言強化課程，如官方語言為法語、法語母語學生卻僅占五八％的日內瓦州，替六歲以上的非母語學生設計最長一年的「歡迎教室」（Welcome class）。

這批學生按學區入學，但課程期間，只有一半時間和一般同學上課，其他時間就在特別師資協助下強化語言，直到跟上進度。

非母語學生跟上進度前，不必與一般學生一起接受課堂測驗，最長可持續兩年，日內瓦州國民教育負責人盧懷勒（Joelle Leutwyler）說：「這是希望減少外籍學生挫折感，以免影響學習意願。」

第三堂：包容

鼓勵移民學生，在學校說母語瑞士基礎教育講究的多元融合，不只是單向的「同化」；相反地，瑞士不歧視任何非官方語言文化，學校也鼓勵外籍學生與家長以母語溝通。伯恩州基礎教育的家長手冊上就寫著：「在與孩子的溝通交流過程中，請你堅持使用最擅長的語言。請讓你的孩子接受額外的母國文化及語言課程，因為學習父母使用的語言，對孩子的良好語言發展至關重要。」課外的母國文化語言及課程，通常由學校與外國企業、外交使館等合作籌辦，在移民比率較高的日內瓦、巴塞爾、蘇黎士、伯恩等城市相當普遍。這類課程也鼓勵其他語言學生參與，以促進相互理解。

「有些國家有成文憲法，有些國家沒有。瑞士的公民教育像是後者，你找不到一套全國的標準公民守則，但你從每個小地方，都能找到一些素材。畢竟，『公民素養』，本來就不只是單一論點，應該存在於各個領域。」傑林斯下了這個注腳。

撰文 / 鄭閔聲

在瑞士，獨立思考與尊重差異的公民素養，在家庭生活中即開始養成； 艾斯林傑一家人，擁有截然不同的天賦與性格，卻同樣堅定地相信， 同理心與包容力，是終身不能停止的學習。

兩隻手掌像比腕力似地緊緊交握，再同時伸出左掌輕觸對方背脊。湯瑪士．艾斯林傑（Thomas Esslinger）見到兒子時的問候方式，像是剛進行完一場激烈競賽的運動員，深深地向對手的拚戰精神表達敬意。

周日午後的瑞士蘇黎世近郊，二十三歲的盧卡斯（Lukas）正在重訓室進行訓練：先用雙手奮力拉扯有如超大型手動馬達的訓練器，接著是一百下雙迴旋跳繩，最後再走到一旁，深蹲挺舉起兩百五十磅重的槓鈴……。

身型壯碩的盧卡斯，目前身分是蘇黎世大學金融系學生，也是歐陸頂尖的CrossFit（交叉式健身運動）選手，今年初他剛取得外卡資格，參加在美國加州舉行的全球大賽。

「這是非常講究自我紀律的運動，選手必須隨時維持良好的身體狀態，我每個月休息不超過四天，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練。」剛做完一輪「菜單」，呼吸有些急促的盧卡斯解釋。

當盧卡斯走回訓練器材從頭來過，湯瑪士眼神望著兒子，嘴裡卻幽幽地說：「你也看得到，這項運動不是沒有危險性，尤其是舉重，一個意外就有可能讓頸椎受傷、全身癱瘓。」「那你沒有阻止過他嗎？」我好奇地問。

當兒子喜歡高危險性運動……爸爸說：他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我當然會分析所有正反因素，但盧卡斯是成年人了，我不會影響他的決定。父母的角色應該是導師（coach）而不是操縱者（manipulator）。」湯瑪士說：「身為父親，我只能替他買一份保險，如果他不幸發生意外失去工作能力，至少能靠保險金過活。但當盧卡斯開始工作以後，我就不會再支付這張保單，因為，他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五十七歲的湯瑪士，是在蘇黎世執業的商業律師。由於嫻熟國際貿易與投資法規，他目前是十多家瑞士企業的董事會成員，也是台灣企業環瑞醫控股公司（Swissray）的瑞士法律顧問及獨立董事。

即使是在薪資所得與物價水準都高得嚇人的蘇黎世，湯瑪士一家也絕對屬於高收入族群，他和妻子克莉絲汀（Christine）、盧卡斯、小兒子法蘭克（Frank），以及十九歲的女兒妮可拉（Nicola），住在蘇黎世西北方約三十分鐘車程的博珀森（Boppelson），一個人口一千兩百人、可以在森林裡生火露營，或用長槍獵捕野豬的寧靜小鎮。

當生命不像童話般甜美……媽媽說：希望孩子找到自己的幸福「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固定在早上五點半起床工作，確保孩子一睜開眼，就看見父親努力工作的樣子。這是為了教導他們，你擁有的一切，從來不會是憑空得來。」走進湯瑪士建在山坡上、室內空間約九十坪、前門有花園、後院大得可以養一窩雞的別墅時，他一邊介紹環境，一邊說明他的教育理念。

「生命不會永遠像童話故事般甜美柔順（sweet and tender），從小就必須讓孩子知道世界的真實面貌，你得試著應付對你不友善的人，你必須付出努力，但也同時做好心理準備：『我不會永遠是表現最棒的』……。」克莉絲汀接過丈夫的話，繼續說下去。

「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盡可能讓每一個人發現自己的長處，進而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幸福，而不是滿足父母的期望。我們的三個孩子，各有不同的天分，我完全尊重他們必須負責任的人生選擇，只希望他們能夠樂在其中。

」她說。

尊重每一個人的天賦與性格，是艾斯林傑一家最重要的共同價值。法蘭克分享了一個小故事，說明父親如何用具體行動，讓他感受到尊重。

從小，哥哥盧卡斯就表現穩重，課業成績也很傑出，是老師心目中的模範生；相較之下，法蘭克沒那麼愛念書，上課時也常調皮搗蛋。九歲那年，一次例行性的家庭訪問中，法蘭克的導師當著父親的面對他說：「你為什麼不能多學學你哥哥？」這時湯瑪士毫不客氣地打斷導師的話：「恕我直言，我們現在談的是法蘭克，不是他哥哥；比較孩子，從來不是我的教育方式。」

當哥哥比較優秀……

弟弟說：我崇拜他，但不想成為他「我一直把盧卡斯視為我的模範，但不代表我想成為和他一樣的人。我很感謝父親當下為我說的話。」法蘭克說。

「在我的眼中，如何教導小孩成為健全的『人』，永遠比他拿幾分重要。」湯瑪士解釋。

因為父母親的完全尊重，艾斯林傑家的三個子女，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盧卡斯小學畢業之後就考進預科（Gymnasium，相當於台灣的升學高中），順利錄取蘇黎世大學；法蘭克則進了職業學校，到烘焙店當了三年學徒後通過檢定，成為合格的麵包師傅。

妮可拉從小就立志當護理師，目前正在燒燙傷專科醫院實習，父母親也從未要求她申請醫學院，嘗試做個收入更高的醫師。

「我面對重大抉擇前，會想聽聽父母親的意見。但我不必然要按照著他們的想法做決定。」妮可拉笑著說，「至少我做出不同決定時，他們不會表現出失望的樣子。」尊重孩子性向，不代表湯瑪士與克莉絲汀採取放任式的教育。

在他們心中，孩子必須具備身為一個健全「社會人」的特質，而這是父母無可迴避的責任。

包容差異、誠實、負責任，是兩個人共同信仰的觀念。但克莉絲汀特別強調「同理心」的重要，她認為，沒有人能離開群體而獨自生活，因此必須擁有站在他人立場思考的能力；同理心，是能關心其他人，進而包容彼此的前提，「這社會上沒有誰比誰優秀，也沒有人永遠是對的；試著同理他人的想法，也是一種學習。」試著從孩子角度理解事情，「想清楚了就去做吧」「當法蘭克說想當烘焙師時，我第一個想法是：『太辛苦了，你得半夜一點鐘起床準備，假日不能休息、收入也不高。』但當我試著從他的角度想，很快就理解這是他喜愛且擅長的，也一定希望得到父母支持。所以我告訴他，『你想清楚了就去做吧。』」她說。

「不讓孩子過得太舒服，提前學習面對挫折。」則是湯瑪士的信念。因此儘管家庭收入無虞，湯瑪士的三個孩子，都是按照學區就讀公立小學，因為他相信，唯有從小與不同階層背景的同學和諧相處，日後才能自在地融入其他團體與社會。

為了讓孩子體驗人生，湯瑪士曾在盧卡斯中學時，安排他到鄰近的牧場冷凍室打工，負責清洗切分冷凍蔬菜，賺取每小時十四瑞士法郎（約等於瑞士一份麥當勞大麥克餐的價格）的薪水，當作暑期生活費。「在那裡的同伴全都是外籍勞工，沒有人會說瑞士德語，社會比我想像得更加困難。」盧卡斯說。

一家人周日的晚餐，是簡單的義大利肉醬麵與蔬菜沙拉。餐桌上，喝了點紅酒的湯瑪士，愉快地對遠從台灣而來的我們，談論瑞士房價也曾在九○年代大幅飆漲；瑞士年輕人在物價昂貴的蘇黎世，生活同樣艱難……。

「我雖然是父親，但沒想過讓孩子變成自己的樣子」當湯瑪士一時口誤，將蘇黎世最低階受雇勞工的月薪略高於三千瑞士法郎，說成三百萬瑞士法郎時，就讀金融系的盧卡斯立刻插嘴糾正。「喔，當然，是我說錯了。」湯瑪士笑著說，「我雖然是父親，但我從沒想過讓孩子變成我的樣子，而是從他們與我不同的地方學習。所以我常說：『當你開始抱怨年輕人，就是你開始老了。』我盡量不這麼做！」湯瑪士家門外的花園裡，幾片疏落的紅色花瓣，夾雜在濃密的針葉枝芽之間，顯眼卻不突兀。這盆植栽，就像是屋裡的一家人，鼓勵彼此發展獨特的潛能，並努力尊重隨之而來的差異，期望在共同的土壤上，綻放出截然不同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