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地時間6月30日，高通 (NASDAQ: QCOM)宣布其已對魅族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指控魅族侵犯了高通覆蓋智能手機多種功能和技術的多項專利，包括與3G(WCDMA和CDMA2000)及4G(LTE)無線通信標準相關的專利。這些訴訟的起訴狀已提交至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和上海知識產權法院。
高通稱為了與魅族達成專利許可協議，公司始終秉持善意向魅族發起了多輪交涉，試圖通過誠信談判與其達成協議。但就在前兩天，魅族科技副總裁李楠對包括第一財經記者在內的媒體表示，如果能爭取到公平的談判條件，魅族肯定會繳納這筆錢，並暗指高通與手機廠商關於收取專利費的談判不夠公開透明。
再訴魅族
“前幾天剛剛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對魅族提起訴訟，今天高通再次發布消息，在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同時提起訴訟，高通這是把一個訴訟分拆成兩個，分別在北京與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提起訴訟，在北京要求判決提供給魅族的專利授權協議符合中國法律規定，在上海則直接起訴魅族侵權。”手機聯盟秘書長王艷輝對記者表示，有關這起專利訴訟的最終走勢，現在還無法做出準確判斷，不過以黃章的性格，魅族還真未必束手就範，否則前幾天魅族也不會召開發布會闡述自家觀點，一場專利大戰或許已經拉開帷幕。
根據記者獲得的資料，高通向魅族提供的專利許可協議的內容，與高通在2015年向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提交並得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同意的整改方案的條款一致。目前已有超過100家中國公司接受了上述整改方案條款，其中包括最大的幾家中國手機廠商。
高通表示，魅族一直選擇采取拖延戰術，拒絕與高通進行誠信談判。高通在2016年4月向魅族發出最後要約，魅族對此沒有回應。
高通Incorporated執行副總裁、總法律顧問唐·羅森博格表示：“盡管魅族已承認銷售了侵犯高通有價值的中國專利的產品，但是卻一直拒絕與我們進行誠信談判。魅族試圖通過在競爭中獲得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成本優勢。很遺憾，我們不得不訴諸司法程序來保護我們的權利。”
而據消息人士透露，就在昨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受理了高通訴魅族和天宇達信公司侵犯發明專利權糾紛共九起案件。
“高通起訴魅族原因很簡單，覺得談判進展太慢，當然也不排除敲山震虎威懾其他尚沒有簽約廠商的意圖，至今為止高通已和上百家大陸廠商簽署專利授權協議，相信其中幾家比較知名的廠商也會很快簽署，高通顯然也希望借助起訴魅族盡快了結與大陸手機及相關廠商的專利授權談判。”王艷輝對記者表示，起訴只是手段，加速談判才是目的。
連環訴狀拷問中企軟肋
不斷傳出的手機專利戰在今年愈演愈烈。
高通上財年53%的營收來自中國市場，其利潤的相當一部分來自技術許可。該公司去年與中國發改委達成反壟斷和解協議，同意支付9.75億美元罰款，並與中國客戶重新談判許可協議。自那以來，該公司已與中國100多家手機生產商簽署許可協議，但與幾個主要的原始設備制造商的談判遇到了困難，其中包括魅族。
而在前不久華為在中美同時起訴三星手機侵權，目前案件仍在進一步審理中。
智慧芽首席專利分析師賈郡對記者表示，專利是政府對技術創新者的獎勵，可以幫助技術創新者壟斷技術成果、排除競爭對手，因此，專利在高科技領域是一項重要的知識財富。而在市場競爭中，掌握大量核心專利的企業可以提供具有獨特功能的產品、塑造高端的品牌形象，還可以憑借技術優勢提高其在產業鏈上的議價能力，而且在構建行業聯盟、制訂產業標準的過程中維護其戰略利益。
“如果缺乏高質量的專利儲備，企業在經營中往往容易成為專利訴訟的受害者，輕則調整既定產品策略、付出巨額賠償，重則面臨法院禁止銷售令、惡化企業品牌形象，甚至有被迫破產、退出市場的風險。”賈郡說。
而對於中國企業而言，由於接觸專利概念的時機較晚，而且研發能力普遍較弱，因此體現在專利上就是“專利布局較晚、技術布局單一”，導致大量的基礎專利落在國外競爭對手的手中。
賈郡以華為公司和三星電子為例，對記者表示，華為公司是專利實力最雄厚的中國公司，截至目前，華為公司擁有9800余件美國專利，其中有7400多件是通信技術專利，2200多件數字處理技術專利，這兩項技術占其整個專利儲備的98%。而三星公司的美國專利總數超過12萬件，其中在半導體技術、通信技術的專利都超過3萬件，數字處理技術專利超過2萬件，此外，在存儲技術、光學技術、顯示技術的專利也都在1萬件左右。在這樣專利儲備的支持下，三星電子可以更為安全、自主地進行產業和產品布局。
“整體來看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並非不完善，只是相應處理力度較輕，也直接導致了在中國專利侵權成本較低，此次華為、高通的訴訟正在拷問中國的專利保護執法力度，一旦獲得法院支持，也就意味著大陸專利制度逐步向歐美靠攏，真如此未必是壞事，只不過對手機企業而言，競爭便不再只是市場的競爭，也包括法庭的競爭。”王艷輝對記者如是說。
沿江、濱湖低地居民多修堤攔水，圍湖造田，統稱“圩垸”。一旦洪水來臨，圩垸首當其沖，往往成為抗洪的薄弱環節。
1998年洪水過後，政府在治水策略和思想上發生了很大改變，其中實施了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等工程，將湘、鄂、皖、贛4省的圩垸按照單退(退人不退田)和雙退(退人退田)分類實施平垸行洪。盡管如此，在2016年長江流域洪災中，安徽、湖北、湖南多地圩垸失守，仍是防洪的“軟肋”。
圩垸、中小河流等防汛薄弱
根據2015年發布的《長江防禦洪水方案》數據顯示，經圩垸平退和聯圩並圩後，長江中下遊幹流河道內仍有洲攤民垸406個，洲上人口約130萬人，總面積約2500平方千米;洞庭湖區及其鄱陽湖區還有萬畝以下圩垸133個，人口59.77萬人。
今年入汛以來，華南區域出現幾十次區域性暴雨過程，為歷史同期最多。入汛早、暴雨多等情況加劇了大面積的洪澇災害。
安徽官方數據顯示，今年6月18日到7月7日，安徽累計發生千畝以上圩口破圩106處，其中萬畝以上圩口5個。湖北省的數據顯示，截至7月22日，全省已累計有195個湖泊內垸實施破垸分洪，其中主動破垸69個水位，126個內垸被動潰口。
為何破圩數量如此之多?
安徽省防指新聞發言人蔡正中在公開回應時表示：“今年破圩數量比較多的原因，首先是安徽省部分地區遭遇了罕見暴雨。降雨強度大，高度集中;長江一些支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證、超歷史。”與此同時，中小河流和農村堤防防汛標準仍然不達標也是原因之一。“中小河流和農村堤防的防洪標準總體較低。局地出現的大暴雨，大大超過一些支流和農村地區的防禦能力。一些潰破的圩口，多數是漫坡，這些圩口多是小圩口，很多基本沒有經過治理。”
水利部部長陳雷在7月部署防汛抗洪工作時也曾表示：“兩湖眾多圩垸、長江連江支堤防洪標準低、隱患多。”
據了解，我國大江大河的整治，歷來以中央財政為投入主體，特別是從1998年之後，投資力度很大。但是對圩堤而言，根據《河道管理條例》規定，受益範圍明確的堤防、護岸、水閘、圩垸等工程設施，河道主管機關可以向受益的工商企業等單位和農戶收取河道工程修建維護管理費，其標準應當根據工程修建和維護管理費用確定。收費的具體標準和計收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制定。
按照過去的傳統，主要是靠地方政府和受益群眾承擔建設加固任務。
部分受訪學者向1℃記者表示，伴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防洪人力明顯不足，2003年開始在農村實施的“一事一議”政策也難以正常組織，導致維護管理費用難以收集和投入不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建議，增加小型水利工程的投入勢在必行。“應當拓展資金渠道，多途徑融集資金，如納入各級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建立中長期水利投資機制，建立專門基金，建立生態補償或財政轉移支付機制等，加大對水利工程的投資，在重視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的同時，應完善水利工程的配套，疏浚農村河流，實現河流安瀾和長治久安。”
湖之進退
圩垸歷史成因複雜，其中人地之爭是原因之一。
圩垸工程可溯源於先秦，唐中葉以來發展很快，北宋以後沿長江向其中遊湖泊地區推廣。這一帶因而成為全國農業中心之一。
圩垸無計劃地過度發展，水利問題隨之顯現：隨著湖區面積的縮小，湖泊對洪水的調節作用下降，水道被逐步堵塞。
南宋以來，太湖下遊泄水不暢加劇了圩區的洪澇災害。明清時曾多次禁築新圩及廢毀不合理的圩岸，但圩田仍是有增無減。洞庭湖區情況相似，明代有圩垸一二百處，到民國時期已增加到一千多處。
解放後，由於受“以糧為綱”思想的影響，圍湖造田一度四處開花。圍墾湖泊，占用河道、洲灘，加之泥沙淤積，打破了江湖原有的平衡，違背自然規律的結果是最終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根據《中國水利報》記載，1996年至1999年，長江中下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4省62萬多戶約242萬人因潰垸受災。江西省僅在1998年大水中潰決的千畝以上圩堤就有240座之多，108.3萬畝耕地受淹，近100萬人受災。
1998年洪水之後，國務院提出了“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的政策措施。
1998年冬，湘、鄂、皖、贛4省開始對長江幹堤之間嚴重阻礙行洪的洲灘民垸、洞庭湖及鄱陽湖區部分防洪標準低的民垸進行平垸行湖、退田還湖。
長江水利委員會防汛抗旱辦公室副主任沈華中接受《新京報》采訪時介紹：“1998年後，國家出資幾十個億對長江中下遊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在1998年洪水中潰決和嚴重礙洪的洲灘民垸實施了‘平垸行洪、移民建鎮’。對影響行洪的洲灘民垸采用既退人又退耕的‘雙退’方式，徹底平毀;對其他民垸采用退人不退耕的‘單退’方式，即平時處於空垸待蓄狀態，一般洪水年份仍可進行農業生產，遇較大洪水年份，則蓄滯洪水。這樣將大大降低運用的損失。1998年來，共平退圩垸1461個，動遷人口241.64萬人，恢複調蓄容積約130億立方米。”
這一變化，被視為“實現了千百年來從圍湖造田到退田還湖的歷史性轉變”。
周宏春向1℃記者表示，總體上看，我國對洪水災害防治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策略也是逐步完善的。在對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個案調研中了解到，地方不僅出臺了相應的政策法規，出現了退田還湖的一些成功例子，實現了“平垸行洪與行蓄洪區合理開發利用”的協調。但與此同時也，一些地方的湖泊還在被圍墾、被開發。例如，有著“千湖之省”之稱的湖北省，現在的湖泊數量與解放初相比已經大幅度減少。
給水出路，人才有活路
2016年的洪災讓地方政府有了進一步的清醒認識。
7月14日，湖北省第二大湖泊梁子湖破垸分洪。洪水危情暫時緩解，永久性退垸還湖正式啟動，1600多名群眾妥善安置，永久遷出湖區。梁子湖面積就此將增加100余平方公里(1萬余公頃)，達到370平方公里。
不僅如此，湖北省政府辦公廳日前了印發《湖北省災後恢複重建總體方案》，其中明確提出要“重點實施白鷺湖等12處退垸(漁、田)還湖建設，對今年汛期分洪調蓄的部分湖泊圩垸實施永久退垸還湖。”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秦尊文對1℃記者說，“只有給水出路，人才有活路。”
湖北退湖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據2015年1月出版的《湖北省湖泊誌》記載，20世紀50年代，湖北有百畝以上的天然湖泊1332個;半個多世紀過去，截至2014年僅存728個，減少45%。其中，武漢市水務局編撰的《武漢湖泊誌》統計，目前武漢城區有湖泊40個，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有127個，減少了68%。
湖北省湖泊局綜合監管處處長張笑天曾表示，當代湖北湖泊變遷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新中國成立後到上世紀80年代，主要表現為大量圍墾養殖，圍垸防水;二是上世紀末至今，城市建設速度加快，填湖造城現象大量出現。
秦尊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向記者表示，特別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房地產的大開發潮流中，包括武漢在內的很多城市附近的河道、濕地、湖泊被占用了。“包括洞庭湖也縮小了不少，(原本一體的洞庭湖)現在變成東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了。”
“我這里有一張圖，這是洞庭湖。”2010年，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做客人民網環保論壇時說，“1825年的時候，洞庭湖的面積是6270平方公里，到了1835年變成了4700平方公里，到了1949年還有4250平方公里，但是到了2002年，洞庭湖就變成了2650平方公里，比建國初期整整減少了一半。”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流域經濟最大的特色是‘水’，治水是流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說，“從歷史上看，沒有荊江大堤，就沒有富饒的江漢平原。”
“當然，經濟發展和治水兩者之間當前也存在一些矛盾，如城市沿江、沿湖地區的土地對房地產開發極具吸引力，農民希望把湖泊濕地開發利用，讓生態資源變成‘經濟收益’。”彭智敏分析認為，城區的迅速擴張侵占了大量的湖泊，導致城市蓄水能力下降和洪水下泄通道減少。建在這些低窪處的城市社區往往成為城市內澇的最大受害者。
7月11日，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通報稱，入汛以來，該省分洪內垸總數達到107個，其中主動分洪37個，被動分洪70個。分洪內垸總面積500180畝，按蓄洪深度2.5-3米計算，共計調蓄洪水8.34億-10億立方米，相當於8-10個東湖的正常蓄水量。
這些分洪調蓄內垸所屬湖泊主要有梁子湖、鴨兒湖、保安湖、大冶湖、三山湖、童家湖、龍感湖、赤東湖等;單個內垸面積大多在5000畝以下，5000畝以上的僅21處;主要涉及武漢、黃石、黃岡、鄂州、孝感、鹹寧、荊州等7市州，垸內人口210676人。這些民垸，原本是湖區，大多圍墾於1950年代至1980年代。
湖北正在反思。在7月27日召開的湖北上半年經濟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強調，要針對洪澇災害暴露出來的水利工程建設、生態保護、城市建設等方面的問題，認真深刻反思，著眼長遠科學謀劃，加強江河湖庫堤防整險加固、湖泊水系綜合治理和生態修複、城市地下綜合管廊規劃建設、交通基礎設施恢複重建，全面提升防災減災能力。
周宏春表示，行蓄洪區的規劃建設，需要在應急系統、法律程序、損失評估、利益補償等方面做出保證。實行嚴格的人口政策，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完善行蓄洪區的安全設施;在地勢較高的地基上規劃建設小城鎮，部署完善的通訊、報警系統，緊急撤離時應充分利用現有設施，使分洪的命令能迅速下達，最大限度地減少洪水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