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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超生罰款「糊塗賬」超24億元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748

人口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來自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報 備註:24個省份的數據為吳有水律師從各省得到回覆後透露給媒體所得(廣東除外)。(小虎/圖)

廣東超生罰款「糊塗賬」超24億元

7月29日,廣東省政府公佈關於該省社會撫養費的最新審計報告,結果顯示,全省22個縣(市、區,以下統稱縣)2012至2013年共徵收社會撫養費24.52億元,其中2012年徵收總額為14.56億元。

在廣東省針對社會撫養費的這次專項審計中,發現了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是社會撫養費徵收的標準不一。廣東有14個縣未按規定基數和倍數等標準,少征社會撫養費2793.9萬元;有5個縣出台的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規定中部分條款內容與中央和省有關規定不符;22個縣均未制定核實高收入人群實際收入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具體辦法,其中有8個縣未按高收入人群的實際收入計征其社會撫養費。

其次,社會撫養費截留或墊付問題嚴重。7個縣截留社會撫養費3749.3萬元,有4個縣11個徵收單位為完成縣下達的徵收考核任務,利用借款等其他資金墊付社會撫養費729.4萬元;有的縣徵收單位虛開社會撫養費收據14.4萬元。

最後,社會撫養費的賬戶管理混亂。廣東有4個縣直接在縣財政專戶列支6439.5萬元;有1個縣部分鄉鎮未及時上繳社會撫養費970.5萬元;有2個縣使用工作人員個人賬戶管理社會撫養費1653.4萬元。

總體看來,2013年廣東省公佈的高達24億元的巨額超生費,卻存在徵收地方標準不一、未下達徵收決定書即收社會撫養費、高收入人群「超生」罰款無法可依,未完成考核任務借款墊付等諸多問題,讓人不禁質疑,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核算該如何管?

對此, 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對新華網表示:「解決糊塗賬問題,相關部門應將信息公開常態化,像曬『三公』一樣曬出賬本。」

24省首次「非主動公開」超生費總額超200億元

其實,早在2013的7月11日「世界人口日」當天,浙江律師吳有水向全國31省份財政、衛計部門申請公開當地上一年度社會撫養費收支及審計情況。在此之前各省市尚未公佈過自身社會撫養費的收支情況。

截至2014年1月下旬,共有24省份公開了2012年社會撫養費徵收額,總額超200億元。其中,江西省去年共收取社會撫養費超33.86億,排在24省份首位,是青海省徵收總額0.4億元的近千倍。四川和福建緊跟其後,社會撫養費分別是24.5和20.77億元。

根據國務院公佈的《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社會撫養費的徵收以當地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為計征的參考基本標準,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和違法生育的情節,確定徵收數額。但具體徵收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自行規定。

《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53條的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標準是當地上年人均收入額的3到6倍。

南方週末網整理數據發現,2012年社會撫養費總額排第一的江西常住人口僅為4456.7萬人,其2012年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分別為1.99萬元和0.78萬元,相比之下,廣東省常住人口達10430萬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3.02萬元,農村居民純收入1.05萬元,廣東人口數為江西省的兩倍,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均超過江西。但從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情況來看,江西省去年收取的社會撫養費超過了廣東近兩倍。

各省社會撫養費的徵收總額除了受到超生人數和人均收入的影響外,還跟各地的徵收標準和徵收力度有關。例如,此次廣東省社會撫養費的審計報告提到,廣東有14個縣未按規定基數和倍數等標準,少征社會撫養費2793.9萬元。22個縣均未制定核實高收入人群實際收入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具體辦法,其中有8個縣未按高收入人群的實際收入計征其社會撫養費。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社會撫養費及滯納金應當全部上繳國庫,全部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但是到底花到哪裡並沒有說明。

廣東 超生 罰款 糊塗賬 糊塗 2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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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遊擊隊成見”:農村人真的愛生娃嗎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0/4699806.html

“超生遊擊隊成見”:農村人真的愛生娃嗎

一財網 王羚 2015-10-20 21:52:00

由於農村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社會保障遠不健全、與城市迥異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傳統上農村整體的生育意願要高於城市。但根據歷年來多家研究機構所做的生育意願調查,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人的生育意願出現顯著下降。

還記得“海南島”和“吐魯番”嗎?1990年春晚,當超生遊擊隊長黃宏攙著大腹便便的宋丹丹走上舞臺時,也把一個成見烙在了很多中國人的心上:農村人太愛生娃了,背井離鄉、傾家蕩產也要生娃!中國人口多,都是農村人愛生娃造成的!

這個成見如此之深,直到今天依然存在。9月份“人口大數據”系列報道刊出後,有讀者給《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打電話說:“我贊成你文章里老齡化的內容,但是說現在孩子太少了,我不贊成。現在農村人生好幾個的多的是!你上菜市場看看去,哪一家不是兩三個?”

果真如此嗎?我們來聽聽人口大數據怎麽說。

意外的真相

2012年,本報記者在山西翼城做調查時確實感到意外。按照政策,只要滿足晚婚晚育加間隔的要求,這里的農民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但是竟然有不少人主動放棄生育二孩的機會,而且這樣的人越來越多。

翼城縣唐興鎮南壽城村村民馬增霞是個典型的例子。放棄生育二孩的大多數頭胎是個男孩,馬增霞生的卻是女兒。2004年馬增霞夫妻就領了獨生子女證,女兒11歲時,他們主動退了二胎指標,按當地政策,領到了5000元獎金。

“身邊朋友一個孩子的挺多的。孩子少,大人負擔輕點,對孩子也能盡力付出,能把一個培養好就行了。”馬增霞說。

也許你會說,這可能只是一個特例。來看看數據:2000~2010年十年間人口增長情況顯示,全國人口增長率5.84%,年均增長率0.57%;翼城縣人口增長率2.71%,年均增長率0.27%。

馬增霞不是翼城的特例,翼城也不是中國農村的特例。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學者鄭真真在調研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在江蘇、湖北的一些允許生二胎的農村地區,人們常常放棄生二胎。

城鄉的生育觀和生育行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趨同現象。根據當時的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全國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73個。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8個和1.60個,已經非常接近。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農村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僅有1.44,與城鎮人口相比,僅僅高0.46。

中國農村學校和學生數量的急劇萎縮也印證了農村的低生育率。根據教育部的統計,2000~2010年這10年間,全國農村小學數量從55萬所減少一半多到26萬所,而全國6~14歲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從2000年的2.05億減少22.9%到2010年的1.58億。盡管這種減少可以部分歸因於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但農村的低生育率是根本原因之一。

談到流動人口,不得不提的是,在關於“農村人愛生娃”的成見中,最突出的就是針對流動人口。無論是黃宏和宋丹丹塑造的超生遊擊隊形象,還是城市人眼里的“小攤小販孩子多”,說的都是流動人口。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問題也一直被認為是難中之難。

但真相再次讓人意外。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和發展中心學者陳衛和吳麗麗合作的《中國人口遷移與生育率關系研究》表明,城市外來人口的生育率不僅顯著低於農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於城市本地人口。在328445名15~49歲育齡婦女中,城市外來人口的總和生育率為0.94,農村本地人口為1.28,城市本地人口為1.01。

雙重擠壓

32歲的山東壽光婦女張秀已經在北京打拼了10年,丈夫做黑車司機,她賣菜。張秀有兩個女兒,大的8歲,小的3歲。丈夫偶爾流露出想要個兒子的念頭,立刻就會遭到她的數落。

“要兩個都是多的!再要一個,我想都沒想過!處處都要花錢,再生一個,他能養活我們娘幾個?再說,我能活幾輩子?可別給自己找罪受了!”張秀說。

張秀的心態在全國2億多流動人口中非常普遍。這背後是中國農村人口生育觀的巨大變化,根源則是城鎮化與生育政策的雙重擠壓。

過去三四十年,中國城鎮化的進程突飛猛進,對農村人口的生育意願影響巨大。北京大學人口學者郭誌剛研究發現,生育旺盛期(20~30歲)育齡婦女的城鎮化比重在2000年就達到42.34%,高出總人口5.42個百分點。這些育齡婦女進入城市後,生活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壓力更大,機會也更多,這都大大幹擾了婦女的生育行為,使其生育孩子的數量降低,生育年齡推遲。

由於農村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社會保障遠不健全、與城市迥異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傳統上農村整體的生育意願要高於城市。但根據歷年來多家研究機構所做的生育意願調查,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人的生育意願出現顯著下降。

轉折點出現在1990年,此後一路走低。2000年代城市和農村的生育意願分別為1.39和1.79。農村人的生育意願雖然仍高於城市人,但是早已大大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由於各種原因,實際生育率往往要大大低於生育意願。比如,日本、韓國的生育意願長期在2以上,但實際生育率最近10年介於1.05和1.45之間。

六普數據顯示,農業戶籍流動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72,低於農業戶籍非流動婦女的1.366。這表明,無論是外出打工的農村婦女,還是留在農村的婦女,實際生育率都已經相當低了。

相對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是壓低農村生育意願的一個重要因素。盡管跟城市相比,部分農村的一胎半政策(如果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可以再生一個;如果第一個孩子是男孩,不允許再生)已經比較寬松,但仍然與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村相對較高的生育意願產生矛盾。圍繞生和不生,在全國範圍內上演了很多觸目驚心的故事。隨著城鎮化進程,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為多生育付出過高代價,生育意願也逐年走低。

生育意願錯覺

人口學者黃文政認為,僅從直觀上很容易高估生育率,而對農村人能生孩子的錯覺又會嚴重影響人們對生育率的認知。甚至一些人口學家也可能被這種錯覺蒙蔽,覺得調查出來的生育率與他們的直觀感受不符。

他舉例說,如果一半人生一個孩子,一半人生三個孩子,那麽所有孩子里面,獨生子女只占25%,而75%來自三孩家庭,給人感覺是人口會膨脹,但實際上生育率只有2;如果再考慮到中國有1/8的不孕不育,生育率才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這意味著每代人萎縮20%。

根據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中國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別是1.18、1.04、1.26、1.24。但主管部門卻把生育率數據調整到1.5至1.6之間,理由是存在大量瞞報現象。這背後也存在著片面高估生育率的錯覺。

正是因為“農村人愛生娃”的成見,在生育政策調整過程中,常常可以聽到很多擔憂:萬一放開生育政策,引起很大反彈怎麽辦?就算是城市人現在不願意多生了,農村人的生育意願還是很強的呀。

從農村流動人口和非流動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來看,這樣的擔憂是多余的。相反,另一種擔憂卻是切實的。《第一財經日報》在調研中發現,即使放開全面二孩,對農村生育率的影響可能遠沒有有關方面預計的那麽大。

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的提升,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會不斷下降。這意味著,農村相對於城市較高的生育率對整體生育率的貢獻會越來越小。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農村人口的占比在2010年為50.32%,到2014年底就降到了45.23%。

另一方面,本來就相對城市寬松一些的生育政策以及農村整體生育意願的下降使得生育政策改變的邊際收益變小。

在江蘇省北部一個鄉村,村委會主任兼計生專員老陳告訴本報記者,為了完成工作指標,自己有時候甚至會偷偷鼓勵村民超生,但是基本沒有什麽用。

“想生的你不讓他生他也生了,不想生的,你勸他生也沒有用,現在就是這麽個局面。”老陳說。

郭誌剛與複旦大學人口學者王豐、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學者蔡泳合著的《中國的低生育率與人口可持續發展》指出了農村人口發展面臨的困境——大量勞動年齡人口流向城市,大大緩解了城鎮的人口老齡化,但同時也導致農村人口老化嚴重,農村人口總撫養比更高,這將可能制約“三農”問題的解決。

他們建議,應努力阻止城鄉生育率繼續走低和出生人口不斷萎縮,設法將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加強人力資源儲備,以應對未來四十年的急劇人口老齡化。

編輯:任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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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 遊擊 擊隊 成見 農村 真的 愛生 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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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遊擊隊成見”:農村人真的愛生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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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遊擊隊成見”:農村人真的愛生娃嗎

一財網 王羚 2015-10-20 21:52:00

由於農村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社會保障遠不健全、與城市迥異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傳統上農村整體的生育意願要高於城市。但根據歷年來多家研究機構所做的生育意願調查,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人的生育意願出現顯著下降。

還記得“海南島”和“吐魯番”嗎?1990年春晚,當超生遊擊隊長黃宏攙著大腹便便的宋丹丹走上舞臺時,也把一個成見烙在了很多中國人的心上:農村人太愛生娃了,背井離鄉、傾家蕩產也要生娃!中國人口多,都是農村人愛生娃造成的!

這個成見如此之深,直到今天依然存在。9月份“人口大數據”系列報道刊出後,有讀者給《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打電話說:“我贊成你文章里老齡化的內容,但是說現在孩子太少了,我不贊成。現在農村人生好幾個的多的是!你上菜市場看看去,哪一家不是兩三個?”

果真如此嗎?我們來聽聽人口大數據怎麽說。

意外的真相

2012年,本報記者在山西翼城做調查時確實感到意外。按照政策,只要滿足晚婚晚育加間隔的要求,這里的農民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但是竟然有不少人主動放棄生育二孩的機會,而且這樣的人越來越多。

翼城縣唐興鎮南壽城村村民馬增霞是個典型的例子。放棄生育二孩的大多數頭胎是個男孩,馬增霞生的卻是女兒。2004年馬增霞夫妻就領了獨生子女證,女兒11歲時,他們主動退了二胎指標,按當地政策,領到了5000元獎金。

“身邊朋友一個孩子的挺多的。孩子少,大人負擔輕點,對孩子也能盡力付出,能把一個培養好就行了。”馬增霞說。

也許你會說,這可能只是一個特例。來看看數據:2000~2010年十年間人口增長情況顯示,全國人口增長率5.84%,年均增長率0.57%;翼城縣人口增長率2.71%,年均增長率0.27%。

馬增霞不是翼城的特例,翼城也不是中國農村的特例。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學者鄭真真在調研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在江蘇、湖北的一些允許生二胎的農村地區,人們常常放棄生二胎。

城鄉的生育觀和生育行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趨同現象。根據當時的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全國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73個。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8個和1.60個,已經非常接近。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農村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僅有1.44,與城鎮人口相比,僅僅高0.46。

中國農村學校和學生數量的急劇萎縮也印證了農村的低生育率。根據教育部的統計,2000~2010年這10年間,全國農村小學數量從55萬所減少一半多到26萬所,而全國6~14歲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從2000年的2.05億減少22.9%到2010年的1.58億。盡管這種減少可以部分歸因於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但農村的低生育率是根本原因之一。

談到流動人口,不得不提的是,在關於“農村人愛生娃”的成見中,最突出的就是針對流動人口。無論是黃宏和宋丹丹塑造的超生遊擊隊形象,還是城市人眼里的“小攤小販孩子多”,說的都是流動人口。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問題也一直被認為是難中之難。

但真相再次讓人意外。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和發展中心學者陳衛和吳麗麗合作的《中國人口遷移與生育率關系研究》表明,城市外來人口的生育率不僅顯著低於農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於城市本地人口。在328445名15~49歲育齡婦女中,城市外來人口的總和生育率為0.94,農村本地人口為1.28,城市本地人口為1.01。

雙重擠壓

32歲的山東壽光婦女張秀已經在北京打拼了10年,丈夫做黑車司機,她賣菜。張秀有兩個女兒,大的8歲,小的3歲。丈夫偶爾流露出想要個兒子的念頭,立刻就會遭到她的數落。

“要兩個都是多的!再要一個,我想都沒想過!處處都要花錢,再生一個,他能養活我們娘幾個?再說,我能活幾輩子?可別給自己找罪受了!”張秀說。

張秀的心態在全國2億多流動人口中非常普遍。這背後是中國農村人口生育觀的巨大變化,根源則是城鎮化與生育政策的雙重擠壓。

過去三四十年,中國城鎮化的進程突飛猛進,對農村人口的生育意願影響巨大。北京大學人口學者郭誌剛研究發現,生育旺盛期(20~30歲)育齡婦女的城鎮化比重在2000年就達到42.34%,高出總人口5.42個百分點。這些育齡婦女進入城市後,生活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壓力更大,機會也更多,這都大大幹擾了婦女的生育行為,使其生育孩子的數量降低,生育年齡推遲。

由於農村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社會保障遠不健全、與城市迥異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傳統上農村整體的生育意願要高於城市。但根據歷年來多家研究機構所做的生育意願調查,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人的生育意願出現顯著下降。

轉折點出現在1990年,此後一路走低。2000年代城市和農村的生育意願分別為1.39和1.79。農村人的生育意願雖然仍高於城市人,但是早已大大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由於各種原因,實際生育率往往要大大低於生育意願。比如,日本、韓國的生育意願長期在2以上,但實際生育率最近10年介於1.05和1.45之間。

六普數據顯示,農業戶籍流動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72,低於農業戶籍非流動婦女的1.366。這表明,無論是外出打工的農村婦女,還是留在農村的婦女,實際生育率都已經相當低了。

相對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是壓低農村生育意願的一個重要因素。盡管跟城市相比,部分農村的一胎半政策(如果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可以再生一個;如果第一個孩子是男孩,不允許再生)已經比較寬松,但仍然與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村相對較高的生育意願產生矛盾。圍繞生和不生,在全國範圍內上演了很多觸目驚心的故事。隨著城鎮化進程,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為多生育付出過高代價,生育意願也逐年走低。

生育意願錯覺

人口學者黃文政認為,僅從直觀上很容易高估生育率,而對農村人能生孩子的錯覺又會嚴重影響人們對生育率的認知。甚至一些人口學家也可能被這種錯覺蒙蔽,覺得調查出來的生育率與他們的直觀感受不符。

他舉例說,如果一半人生一個孩子,一半人生三個孩子,那麽所有孩子里面,獨生子女只占25%,而75%來自三孩家庭,給人感覺是人口會膨脹,但實際上生育率只有2;如果再考慮到中國有1/8的不孕不育,生育率才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這意味著每代人萎縮20%。

根據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中國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別是1.18、1.04、1.26、1.24。但主管部門卻把生育率數據調整到1.5至1.6之間,理由是存在大量瞞報現象。這背後也存在著片面高估生育率的錯覺。

正是因為“農村人愛生娃”的成見,在生育政策調整過程中,常常可以聽到很多擔憂:萬一放開生育政策,引起很大反彈怎麽辦?就算是城市人現在不願意多生了,農村人的生育意願還是很強的呀。

從農村流動人口和非流動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來看,這樣的擔憂是多余的。相反,另一種擔憂卻是切實的。《第一財經日報》在調研中發現,即使放開全面二孩,對農村生育率的影響可能遠沒有有關方面預計的那麽大。

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的提升,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會不斷下降。這意味著,農村相對於城市較高的生育率對整體生育率的貢獻會越來越小。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農村人口的占比在2010年為50.32%,到2014年底就降到了45.23%。

另一方面,本來就相對城市寬松一些的生育政策以及農村整體生育意願的下降使得生育政策改變的邊際收益變小。

在江蘇省北部一個鄉村,村委會主任兼計生專員老陳告訴本報記者,為了完成工作指標,自己有時候甚至會偷偷鼓勵村民超生,但是基本沒有什麽用。

“想生的你不讓他生他也生了,不想生的,你勸他生也沒有用,現在就是這麽個局面。”老陳說。

郭誌剛與複旦大學人口學者王豐、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學者蔡泳合著的《中國的低生育率與人口可持續發展》指出了農村人口發展面臨的困境——大量勞動年齡人口流向城市,大大緩解了城鎮的人口老齡化,但同時也導致農村人口老化嚴重,農村人口總撫養比更高,這將可能制約“三農”問題的解決。

他們建議,應努力阻止城鄉生育率繼續走低和出生人口不斷萎縮,設法將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加強人力資源儲備,以應對未來四十年的急劇人口老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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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 遊擊 擊隊 成見 農村 真的 愛生 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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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原判 原華南理工副教授“超生開除”案終審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4671.html

當年備受關註的華南理工大學副教授蔡智奇因超生被開除案又有新進展。

17日,第一財經接到蔡智奇轉來的《行政裁定書》。由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出的這份《行政裁定書》裁定,維持原判“不予受理”的裁定,蔡智奇被開除一事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等相關規定處理。而此前蔡智奇就此事提請勞動仲裁時也被拒,理由是該事件屬於行政處分,應該走行政法庭。

從結果來看,法院和勞動仲裁部門之間有“踢皮球”的嫌疑。

蔡智奇於2007年12月26日在美國留學期間生下大女兒,於2010年1月23日在國內生下二女兒,期間於2009年9月1日開始在華南理工大學工作。2013年11月19日,華南理工大學認定蔡智奇超生,將其開除。

因為不認可“超生”,蔡智奇開始了歷時兩年半的起訴、申訴、上訴和尋求其他救濟途徑的歷程。

2014年1月23日,代理律師陸妙卿到廣東省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院申請勞動人事爭議,結果被駁回。當時仲裁院的理由就是《關於給與蔡智奇開除處分的決定》是屬於行政處分,不屬於勞動人事爭議仲裁的範圍。

蔡智奇於是提起行政訴訟。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以其要求事項不屬於行政訴訟的受理範圍而不予受理。蔡智奇不服,提起上訴。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蔡智奇與華南理工大學之間屬於人事爭議,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相關規定尋求救濟,並不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

陸妙卿認為,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定結果是避重就輕,虛晃一槍。她分析,這次行政訴訟針對的是華南理工大學認定超生這一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認定超生和開除是兩個不同的行為,雖然有因果關系,但是完全獨立的兩個行為,而且行為性質完全不同。認定公民是否違法計劃生育是屬於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的權責,但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出具書面認定蔡智奇違反計劃生育,華南理工大學擅自做出這種認定,屬於違法行政。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沒有對華南理工大學是否具備這種行政權力以及做出超生認定的行為屬於什麽性質做出解釋,是有意避重就輕。”陸妙卿說。

蔡智奇今日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次的裁定結果是他意料之中的,因為他早就知道這條維權的道路不好走。

“這幾年,我就像堂吉訶德一樣,奔走在各級勞動人事仲裁、民事、行政法庭,不斷地起訴和上訴,同時尋求華南理工大學和教育部的申訴救濟。但是,寄給教育部多個部門的EMS快遞信卻始終石沈大海,沒有任何回應。”蔡智奇說。

遭遇法院和勞動仲裁部門踢皮球,下一步該怎麽辦?蔡智奇表示,自己過去幾年在這件事上消耗了大量精力,實在疲倦了。代理過多起超生相關案件的律師吳有水認為,可能的途徑是回頭重新找勞動仲裁。

蔡智奇目前依然在高分子研究領域工作,正在進行研發和產業化結合的新模式探索。

對於該案件的進展,記者將繼續關註。

 

 

維持 原判 華南 理工 副教授 超生 開除 終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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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觀察:超生與教育、就業捆綁制度亟需全面清理

浙江省7歲男孩小明(化名)昨天終於背上書包,成為一年級的一名新生。由於受超生的影響,小明入學一波三折,最終家里買了新房,在房地產商的通融下上了學。

據小明的姨媽介紹,小明有一個超生的弟弟,其父母在安徽老家按規定交了社會撫養費。根據浙江當地的規定,外來人員如果在本地交養老保險滿一年,其子女就可以在當地入學,於是小明的母親繳納了養老保險。本以為孩子上學的事會很順利,沒想到準備報名時被拒絕了,理由是小明的父母有違規超生的行為。

無奈,最後小明的家人在別人指點下緊急購買了一套新房,房地產商承諾一定會讓孩子上學。但中間又幾經波折,直到昨天早上,一年級開學的當天,小明報上了名,家長的心才放了下來。

像小明這樣的經歷並非個案。據第一財經記者調查,計生與教育捆綁的做法雖經國家多年明令禁止,但在不少地區依然存在。最典型的就是在孩子辦理入學註冊時要求家長提供與計劃生育相關的證明。

據深圳市張女士介紹,目前深圳市一些區外來常住兒童的入學資格仍然是與計生掛鉤的。比如,孩子父母必須出具計生證明或者已繳納社會撫養費的證明才能有資格給孩子在公立學校辦理入學註冊。

張女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在深圳工作十幾年了,社保也上了十幾年,但是因為生了二胎,直接影響到大孩子的上學。

“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學費貴很多,我本來養兩個孩子壓力就很大,真盼望政府能趕緊把這些捆綁制度取消,讓我的孩子可以堂堂正正地上公立學校。”張女士說。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四條,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適齡兒童、少年,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家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人口學者黃文政認為,將學生家庭的計劃生育狀況與孩子入學註冊掛鉤的做法,明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規定,侵犯了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合法權利,應該盡快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清理。

事實上,除了教育,就業也存在跟計生捆綁的現象。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一位教師向第一財經記者反映,她參加了某事業單位的公開招聘,筆試已經過關。在最後一關的面試中,用人單位要求她必須出具由衛計部門開具的“無違規生育行為”證明。因為她去年生育了第二胎,無法獲得這個證明,最後只得無奈放棄這次就業機會。

調查顯示,不光是就業,甚至連創業也要受到生育行為的影響。除了對計劃外生育人員進行從業限制外,一些地區甚至還規定辦理工商營業執照也要提交計劃生育證明。據2013年3月8日《南方都市報》報道,江門市政府曾下發《關於進一步明確部門責任加強人口計生綜合治理意見》,強調申領《工商營業執照》需提供鎮(街道)人口計生辦出具的計劃生育證明。文件還要求“對個體營業主政策外懷孕、未落實補救措施的,依法采取扣繳營業執照”。

黃文政認為,辦理工商營業執照還需要提交計劃生育證明意味著,只因為不按提倡的數量生育孩子,這些育齡夫婦連自謀職業的權利也被剝奪了。這是很不合理,也不利於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做法。

中國自今年初全面實施二孩政策,鼓勵人們按政策生育。在老齡化日益嚴重、少子化日益嚴重,生育政策已經發生歷史性轉變的背景下,當年在嚴格控制人口的思路下所制定的計生與教育、就業、創業等捆綁的政策早已不合時宜,應該盡快全面徹底地清理。

記者 觀察 超生 教育 就業 捆綁 制度 亟需 全面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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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擬修改超生收費 “三孩”最高罰人均收入10倍

9月19日,從北京市政府網站“首都之窗”獲悉,《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修改〈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的決定》昨天向社會征求意見。《決定》規定:對於“超生”公民,按照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至10倍征收社會撫養費。征求意見時間為昨天起至10月17日。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戰略,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底修改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調整了生育政策,並規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今年3月24日,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細化了全面兩孩政策和再生育政策,同時明確不符合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生育政策的調整使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對象發生變化,為貫徹落實上位法、確保政策平穩實施,需要結合本市實際對《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中的征收範圍作出調整。

修改的主要內容包括立法依據、征收範圍等。其中,《決定》提出,根據不同情節,社會撫養費按照下列標準征收:對不符合規定生育第三個及三個以上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第三個及三個以上子女的公民,每多生育一個子女,按照市統計部門公布的城鎮居民或者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至10倍征收;對非婚生育兩個以內子女的當事人,每非婚生育一個子女,按照市統計部門公布的城鎮居民或者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倍征收

對不符合規定生育子女的當事人,其前一年實際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前三年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高於市統計部門公布的城鎮居民或者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以其實際收入為基數,按照本條前兩項規定的征收標準征收。

另外,針對子女數量計算標準,《決定》也作出明確規定:當事人子女的數量,指當事人雙方曾生育和收養並存活的子女數量之和。國家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北京 修改 超生 收費 三孩 最高 人均 收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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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修法 超生最高10倍征收社會撫養費

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修改《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的決定(草案送審稿),昨天開始在北京市政府法制辦官網公開征求意見。根據該草案,不符合規定生育三個以上子女的夫妻,每多生育一個子女,將按照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至10倍征收社會撫養費。

據北京市統計局數據,2015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859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569。這就意味著,今年北京城鎮居民不符合規定生育第三個孩子最高將可能被征收528590元的社會撫養費。

不過,由於人均可支配收入這一數據會做動態調整,社會撫養費的最高征收額度也可能隨之調整。

第一財經記者對比發現,此次修改主要是取消原來條款中對違反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規定,改為對不符合規定生育第三個及三個以上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第三個及三個以上子女的公民征收社會撫養費。

從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看,草案確定為征收基數的3至10倍,跟原辦法的征收標準一致。原《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2002年12月頒布。2016年3月24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明確不符合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口學者向第一財經表示,超生第三個孩子可能最高征收社會撫養費52萬元,這個標準有些過於高了。

北京此次修改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依據的仍然是2002年9月施行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該辦法沒有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標準,而是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自行規定。

據第一財經記者調查,在實際操作中,地方上大致按照3到10倍的征收基數征收社會撫養費,由此造成了各地征收標準不統一、管理混亂的狀況。為此,2014年11月,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送審稿)》將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限定為計征標準的三倍以下。不過,截至記者發稿,該條例尚未正式出臺。

上述人口學者表示,盡管《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還未正式出臺,但從其公開征求意見的條款看,“計征標準三倍以下”還是基本體現了對超生行為相對寬松的態度和思路。此次北京市在國家級條例未出臺的情況下,再次明確了3到10倍的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征收標準有些嚴了。

昨日同時公布的修法說明中強調,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使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對象發生變化,為貫徹落實上位法、確保政策平穩實施,特對原辦法進行修改。

除了征收範圍從兩孩以上修改為三孩以上外,此次修改還明確了子女數量計算標準。草案第十七條規定,當事人子女的數量,指當事人雙方曾生育和收養、並存活的子女數量之和。修法說明解釋,這一變化是為維護公民的知情權,確保計劃生育行政執法工作公開、公正。

 

北京 修法 超生 最高 10 倍征 征收 社會 撫養費 撫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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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省份修訂計生條例 部分省份超生仍按10倍收費

近日,《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向社會征求意見。截至目前,全國已有29個省份修訂計生條例。其中,廣東、安徽、山東等22個省份在新修訂計生條例中明確了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

社會撫養費如何征收?錢花在哪了?是否和上戶掛鉤?記者就公眾關切的幾個焦點問題進行了追蹤。

--焦點一:各地撫養費按照什麽標準征收?

記者梳理發現,29個省份修訂的計生條例基本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多生育子女的,屬於超生。對於“超生”公民,各地都要求征收社會撫養費,不過標準各異。

--按本地人均居民收入基數征收,有的給出彈性區間。對於違反條例多生育1個子女的,河南、山東等地按計征基數的3倍征收;江蘇按照計征標準的4倍征收;陜西、福建等地按計征基數征收2倍至3倍的社會撫養費;遼寧則按照計征基數的5至10倍征收。

--以家庭年收入為基數征收,有的還按月預征。山西明確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與超生人群收入掛鉤,按照夫妻雙方上年總收入的20%,合計征收7年的社會撫養費;湖南要求按照上年度總收入的2至6倍征收。貴州還按月預征夫妻標準工資各30%的社會撫養費。

――按職業制定處罰標準,國家工作人員還要受行政處分。河北規定,國家工作人員、企業職工按本人上年度工資總額2.5倍的金額征收,民營企業經營者和個體勞動者按本人上年度純收入2.5倍的金額征收。遼寧規定,國家工作人員超生的,根據違法情節嚴重程度,按照人事管理權限分別給予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的行政處分。

--多生多罰,超生2個及以上子女或重婚超生的加重處罰,有的遞進累加。吉林規定,超生2個以上子女的,以超生1個子女應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為基數,按照超生子女數為倍數征收社會撫養費;河北按生育第3個子女的征收金額各加百分之百征收,生育第5個以上子女的,征收金額以此遞進累加。

--焦點二:征收標準是否過高?

多地公布新修訂的計生條例後,一些網民提出,社會撫養費征收過高,且標準差異較大。

記者註意到,目前,新修訂計生條例中明確征收標準的22個省份,不少地方改變了原來的征收標準倍數。如山東省在今年1月22日通過的計生條例修正案中,已將原來規定基數的3到6倍,改為按規定基數的3倍征收。湖北、河南等8省也將計征基數調整至3倍及以下,其中黑龍江最低,只征收計征標準的1倍。

但是,部分省份的征收標準未作調整,比如,北京和遼寧計征上限仍然定為10倍。

據了解,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給予各地“自由裁量權”: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鄧相超認為,雖然各地情況不同,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有適度差別是必要的,但差別過於懸殊會損害征收的公平性

針對一些地方計征標準存在倍數區間的情況,湖北省一鄉鎮計生辦郭姓工作人員介紹,超生家庭情況不一樣,條件好的可按最高倍數計征,條件差的可按最低倍數計征。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蔚岡表示,針對個人的財產情況不同,法律上允許存在一定彈性區間,但是基層自由裁量權過大,容易帶來執法不規範和權力尋租。這需要各縣級人口計生部門依法依規嚴格執行,並加大征收過程中的監管和法律懲戒力度。

--焦點三:錢花在哪里了?

收取的社會撫養費去哪兒了,一直為公眾關註。根據《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及滯納金全部上繳國庫,按照國務院財政部門的規定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挪用、貪汙、私分。社會撫養費上繳國庫後,作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一部分,由地方政府連同其他財政收入一起,統籌用於本地區各類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支出。

然而,多年來,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數目不清、去向不明,備受詬病。據了解,僅在2013年,22個省份公開了征繳總額且支出不詳。此後,社會撫養費的收支情況幾乎再也沒有公開。

記者多地調查發現,社會撫養費領域貪汙案件時有發生。2011年1月至2015年5月,王某甲任貴州省大方縣長石鎮新陽村支部書記期間,用假收據收取社會撫養費共計60100元;2013年11月至2014年12月,安徽省望江縣財政局民生辦公室辦事員鮑某某將其收到的675000元社會撫養費中存入其個人賬戶用來進行期貨交易。

2015年3月至4月,山東省委第一巡視組對蘭陵縣開展專項巡視發現,在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管理、使用中,截留、坐收坐支、使用不合規票據、甚至打白條現象比較普遍,違規違紀問題嚴重。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山鷹認為,社會撫養費征收程序、執法手段應充分法治化、透明化,並加入外部監督力量;還要明確其用途,如失獨家庭的補助、社會公共服務等。

--焦點四:征收撫養費是否與上戶掛鉤?

國務院辦公廳今年1月份印發《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提出要全面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禁止設立不符合戶口登記規定的任何前置條件。

山東省公安部門要求,新生兒一律憑《出生醫學證明》辦理出生登記,不允許設定其他前置條件;合肥市新生兒上戶與征收社會撫養費分別由市公安局與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局負責,兩者不掛鉤。

“我的二孩2011年出生,屬計劃外生育,需要妻子所在鎮計生部門出具證明材料,繳納社會撫養費,所以一直沒上戶口。”合肥居民姜先生說,今年8月,他僅憑夫妻雙方身份證、結婚證、戶口本以及新生兒出生醫學證明,順利把孩子上戶了,“目前還沒有接到罰款通知”。

山東濱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富源派出所所長範玉超介紹,目前,在不需要其他部門提供社會撫養費繳納證明的情況下,已有一些不符合計生條例的新生兒在該所順利辦理戶口登記。

此外,記者調查發現,雖然目前戶口已經與社會撫養費脫鉤,但一些地方,是否繳清社會撫養費卻與孩子入學相掛鉤。昆山市2015年底公布《昆山市新市民子女公辦學校積分入學辦法(試行)》規定,對超生孩子,繳清社會撫養費的扣30分,未繳清的要扣減50分。此外,還有城市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行為未接受處理或未處理完畢的,不能申請積分入學。

“無論是否屬於超生的孩子,都應享受公平的教育機會,不能拿社會撫養費作為入學的門檻。對於上戶、入學或參加醫保等公共服務的基本公民權利,都應取消歧視性條件。”傅蔚岡說。

29 省份 修訂 計生 條例 部分 超生 仍按 10 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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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超生 與四女人育七子女 官媒轟張藝謀 「婚姻如戲」

1 : GS(14)@2013-05-12 14:09:57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30509/18253903

至少要繳罰款1.6億元

                據報道,張藝謀因鞏利介入,於1988年與前妻肖華離婚後,一直獨身。他與陳婷發生戀情是2000年籌拍《幸福時光》時,張為影片遴選女主角,與正擬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的陳相識,次年陳即為張誕下長子張一男,2004年又為張誕下二子張一丁,2006年再為張誕下女兒張一嬌。陳攜三名子女低調生活在無錫一所由張贈送的別墅內。值得一提是,陳不但比張小30歲,且張比陳父還大8歲,比外母更足足大11歲。
除陳婷外,張藝謀也被揭至少和另兩女人也生有孩子,其中一位生了兩個女兒,另一位生了一個兒子。但報道未透露兩位女士和她們所生孩子的詳情。陳為此特別驕傲,因為她「生得最多,有兒子又有女兒,贏了」;陳因此獲張的歡心,兩人於2011年12月在無錫註冊結婚,他們的三個孩子「從此不再是私生子」。
但事件惹舉國譁然,輿論熱議。新浪微博上「張藝謀七個孩子」貼文多達500萬條。不少媒體質疑張如何逃過計劃生育政策。內地有計生工作人員回應指,張不僅超生且未婚先育,情節惡劣。無錫市計生委昨回應媒體查詢時更稱,陳婷戶籍在無錫市濱湖區,他們將進行相關調查取證。有律師指,若按有關規定,張藝謀至少要繳納罰款1.6億元。
新華社昨發評論指,張藝謀「婚姻如戲」的做法很多人難以接受,「雖然當今時代倡導婚戀自由,但公眾人物的婚姻具示範效應」,「如果公眾人物婚姻總是結了離、離了結,就可能對普通人婚姻產生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不利於社會穩定」。評論呼籲人們「不要把婚姻當兒戲」。至昨晚張未對事件回應。
新華網/新浪網

張藝謀小檔案

                  年齡:
•61歲
祖籍:
•陝西西安
職業:
•電影導演
學歷:
•北京電影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攝影系
家庭:
•先後有兩段婚姻,並育有七名子女(含婚生及非婚生)
代表作:
•《黃土地》、《老井》、《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着》和《十面埋伏》等電影作品;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

張藝謀家庭

                  前妻肖華(61歲):
•育有一女張末(30歲)
不明女子甲:
•育有兩女
不明女子乙:
•育有一子
現妻陳婷(31歲):
•育兩子張一男(12歲)、張一丁(9歲),一女張一嬌(7歲)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新華網                                                        
違規 超生 與四 女人 育七 子女 官媒 媒轟 張藝謀 婚姻 如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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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後母憂超生被罰天台推6歲繼子墮樓亡

1 : GS(14)@2017-06-10 12:40:45

俗語有云「虎毒不吃兒」,惟2015年11月3日下午,湖南長沙四方坪7歲的男童強強從屋苑頂樓16樓的天台墮下身亡,而涉嫌將強強推下天台的,竟是其肖姓繼母。日前,長沙市中院判肖婦死刑,惟上周三,肖婦已向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事發當日,強強從天台墮地死亡。警方翻看大廈電梯閉路電視,發現當天下午4時許,強強和一名小女孩進入電梯,原本住在4樓的強強按下16樓的按鍵,女孩走出電梯後,強強獨自搭乘電梯到16樓。未幾,肖婦也搭乘電梯從4樓前往16樓。幾分鐘後,肖婦乘坐電梯由16樓返回4樓。強強從屋苑天台墮地,當時肖婦也在天台。案發後,肖婦交代,同年10月31日中午,她曾告知強強如果家中沒有人,就可以去16樓的天台玩耍。11月3日4時許,肖婦上到天台,看見強強正在爬圍牆。強強原本難以爬上圍牆,但在肖婦幫助下,強強成功爬上去。而肖婦趁強強失去重心,遂用右手輕輕推強強一下,讓強強墮樓身亡。據檢察院的起訴書內容,自2015年9月開始,強強就和父親、繼母肖婦一同生活。肖婦與強強父親婚後生育了一個2歲的女兒。當時,肖婦準備懷二胎,當時亦懷疑自己已經懷孕,但考慮到丈夫已有兒子強強,擔心再生會被罰款,又擔心強強的存在會影響女兒的生活,遂對繼子心存怨恨,更萌起要強強爬牆摔死的想法。強強墮樓後,肖婦被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惟在法院審訊期間,肖婦辯稱沒想過殺強強,否認推他下天台,強調自己「冤枉」。後來肖婦當庭承認自己有托舉強強左腳,幫他攀爬圍牆。最終,法院判定肖婦犯故意殺人罪成,判處死刑。《瀟湘晨報》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70606/20046274
動畫 後母 超生 被罰 罰天 天臺 臺推 繼子 墮樓 樓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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