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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推全國首張“自貿通”卡 個人可直接投資境外企業股權

辦一張“自貿通”卡，外國人可從港澳借款在南沙買房，南沙人可直接投資境外企業股權。

第一財經記者23日從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的相關部門獲悉，為貫徹“金改30條”，南沙率先在自貿區跨境個人業務方面推出3大創新，包括：國內首張以自貿區冠名的銀行卡從南沙首發，首次實現從港澳地區借入人民幣在南沙購房，首次允許區內個人直接投資境外企業股權等。其中，境外人士可通過申辦建行“自貿通龍卡”購買境內理財產品，在國內也尚屬首例。

2015年12月11日，央行發布關於金融支持中國天津、廣東、福建三地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指導意見，明確表示對三地自貿試驗區進行金融支持。其中，《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金融支持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指導意見》(簡稱“金改30條”)第17條規定：允許金融機構按照真實交易原則，憑收付指令為自貿區內個人辦理經常項下的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

利用此項規定，建行廣東自貿區分行和香港建銀亞洲聯手率先推出“自貿通龍卡”。

只要是戶籍地、工作地或居住地在南沙的個人均可申辦該卡。一旦成功申請該卡，意味著持卡人同時擁有了一個境內人民幣賬戶及一個建銀亞洲的境外賬戶，能夠享受目前和將來落地的自貿區優惠政策。持卡人可在規定的限額內，實現卡內建行亞洲的人民幣賬戶(境外賬戶)和境內人民幣賬戶的系統自動聯動，並可用境外人民幣購買境內理財產品。

“金改30條”還規定：支持區內個人從港澳地區借入人民幣資金，用於在區內購買不動產等支出。

“建銀亞洲可從香港直接向南沙片區內的港澳居民發放人民幣貸款，用於南沙區內購房。”建行廣東自貿區分行副行長蔡家強說，“這意味著不僅僅是港澳居民，只要是符合區內個人條件的外國人和廣州市民，都可從港澳借入人民幣貸款在區內買房，為境外離岸人民幣回流國內開辟了一條新的渠道。”

同時，還可以辦理資本項下個人直接投資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

直接投資是指以個人名義開展的跨境事業投資，包括在境外通過新設、並購、參股等方式設立或取得企業或項目的所有權、控制權和經營管理權等。區內個人只需要提供相關證明材料，其人民幣投資款就可直接劃入投資公司賬戶。

南沙自貿區的相關負責人表示，隨著“深港通”即將推出，自貿區內的個人可以通過這一創新業務更方便地用境內的人民幣資金在香港進行資本項下的直接投資，實現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此舉也意味著人民幣資本項下的開放試點已在南沙率先試水。

讓生鮮更新鮮 前海蛇口自貿片區進口生鮮基地啟動

進口生鮮產品對運輸時限有極高要求，如波士頓鰲龍蝦，脫水運輸超過48小時，成活率將大幅度降低，因此，對進口生鮮而言，每1個小時的在途運輸時間都“彌足珍貴”。

8月24日，前海蛇口自貿片區全國首創的生鮮進口關檢聯合作業場暨進口生鮮試驗基地正式啟用，為跨國海鮮進入國內市場又開辟了一條便捷通道。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生鮮進口關檢聯合作業改革試點啟動儀式在前海灣保稅港區內舉行。

面對生鮮進口的特殊行業需求，這次改革試點，在以口岸直通、集檢分出和分送集報等關檢通關驗放模式的基礎上，通過建設關檢聯合作業場、實施關檢聯合作業的方式進一步縮短查驗等待時間，由原來的需要多次查驗分別核放改為一次查驗一次核放。

同時，聯合作業APP也一同上線，能夠采集物流節點信息，跟蹤生鮮從啟運地至前海灣保稅港區的全過程，實現生鮮貨物“入區”與“聯合作業”之間的高效銜接。

據測算，關檢聯合作業後，生鮮產品的在途時間減少了2個小時以上，通關通檢時效得到極大提升，大大提高了生鮮的存活率。

進口生鮮試驗基地啟用後，來自全球的生鮮能夠以最簡化的流程、最快的速度運抵前海灣保稅港區並暫養在區內專業恒溫的活鮮池里。深圳和全國的消費者可以通過跨境電商平臺線上下單，以優惠價格輕松購買到進口活鮮，並坐等送“鮮”上門。

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相關人士介紹，此次改革試點是由前海管理局牽頭，以市場與企業需求為導向，大力推動海關和檢驗檢疫部門開展密切合作，通過制度創新為進口生鮮產品打開了快捷、便利的通關通道。

開放職業培訓機構落戶 普華永道培訓入駐上海自貿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普華永道，剛剛在上海自貿區註冊成立了一家非學制類的職業培訓機構，這也是普華永道在全球首次推出的創新業務。

第一財經記者查詢工商登記資料發現，這家公司名為“普華永道商務技能培訓(上海)有限公司”，註冊時間是2016年10月8日，註冊資本金500萬元人民幣。這也是全國首家獲得經工商註冊的籌備設立許可的外商獨資非學制類職業培訓機構。

能夠在自貿區里註冊外商獨資的營利性非學制類職業培訓機構，得益於自貿區推出的產業開放政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外國教育機構、其他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在中國境內單獨設立以中國公民為主要招生對象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

所以一直以來，外商從事教育培訓，只能以中外合作辦學的形式來進行，不能獨資。

變化出現在2015年。當時出臺的自貿區2015版負面清單中，把“非學制類職業技能培訓”放在了負面清單之外，也就是說，在四個自貿區里，外商可以獨資設立非學制類職業技能培訓。

不僅僅是普華永道，浦東新區人保勞動關系處(行政審批處)處長陳大可介紹說，目前已經接到了多家外商關於設立獨資培訓機構的咨詢申請，比如臺灣的居家養老護理員的培訓等。

10月11日在接受采訪時，普華永道中國內地及香港戰略主管合夥人楊偉誌說，非學制類的職業培訓機構在改革後首次允許外商獨資，這一政策改革充分體現了自貿區的開放理念，為普華永道這一創新項目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與此同時，“而證照分離的改革試點，則為企業申請籌建執照提供了實踐操作可能性。”楊偉誌說。

所謂的證照分離，是指在上海推進的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三個階段。

此前兩個階段，一是指在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之初，降低企業準入門檻，實行註冊資本認繳制，取消最低註冊資本。該舉措已經適時在全國推廣。

第二個階段，則是進一步明確了商事主體權利，把商事主體和經營主體分離。上海自貿區率先在2015年1月份推出了“先照後證”的12項改革措施，此後也已在全國推廣。

此後在2015年12月22日，國務院批複同意在上海市浦東新區開展“證照分離”改革試點，試點期為自批複之日起3年，改試點自2016年4月1日正式實施。“證照分離”改革是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重要舉措，是順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度安排。

“證照分離”的改革試點，針對企業普遍反映的“辦證難”問題，選擇116項審批事項，按照取消、改備案、告知承諾、提高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強化準入監管等五種方式進行改革。以進一步強化市場主體地位、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優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綜合服務環境。

普華永道商務技能培訓(上海)有限公司也正是得益於其中的告知承諾制。

依據《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外合作經營性培訓機構管理暫行辦法》，普華永道在5個工作日拿到了營業執照，並於10月10日提出籌建申請，當場簽署告知承諾書後，當場拿到主管部門同意籌建的行政許可，籌建工作就可以展開。

“從企業提出申請到拿到籌建許可，整個過程只用了10個工作日左右，縮短了行政審批程序，為項目的籌備預留了充分時間。”楊偉誌說。

而在這之前，要獲得人保部門發放的行政許可，並不容易。

目前，普華永道商務技能培訓(上海)有限公司正式進入了籌備期。一旦通過相關培訓場所、師資招聘等指標的評估，就可以獲得正式經營的許可，開始培訓業務的經營了。

浦東新區組織部副部長、編辦(審改辦)副主任金莎表示，不同於之前國務院的幾輪取消、調整審批事項，“證照分離”改革是對一個事項的事前、事中、事後進行全過程改革，創新“五位一體”的事中事後監管模式，促進政府職能由“重審批”向“重監管”轉變。

陳大可說，在籌建期間，政府部門會組織對於培訓的場所、師資、教學大綱等進行評估，以確保符合要求。同時，“企業也必須設立保證金賬戶，按照註冊資本金的10%來設立保證金，作為學員權益的保障。”

“證照分離”的改革，也正在不斷釋放市場主體的活力，越來越多的企業設立並開展業務。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底，浦東新區共受理了1.5萬件“證照分離”事項。今年2季度浦東新區的相關辦證量，比一季度增長了26%。

比利時攪黃CETA 誰還敢跟歐盟談自貿協定？

僅有約350萬人的比利時瓦隆大區令歐盟在未來全球自由貿易談判中的名譽受損：擁有5億多人口的歐盟眼睜睜地看著與加拿大的《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面臨被攪黃的命運卻無能為力。

為此，加拿大貿易部長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一度淚灑談判現場。立陶宛總統格里包斯凱特(Dalia Grybauskaite)氣憤地指出，整個歐盟都淪為比利時的人質。

據悉，歐盟已限比利時在當地時間24日前給出最終結果：要麽妥協，要麽拒絕。而拒絕的代價是原定在27日召開的歐盟-加拿大峰會將被徹底取消，雙方近7年努力也恐將付之東流。

比利時拒妥協

由於歐盟在政治壓力下將CETA定性為“混合型”貿易協定，這導致簽署CETA協議需要歐盟28國的共識。又緣於內政的需要，比利時弗拉芒大區(荷蘭語)、瓦隆大區(法語)和布魯塞爾首都大區等各不同語種地區之間也需要達成共識。

而瓦隆區拒不同意簽訂CETA令該協定的未來岌岌可危，原本歐盟與加拿大計劃在27日正式簽署該項協議。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計劃在當地時間24日晚些時候同比利時首相米歇爾通話。

此前，瓦隆大區首席大臣保羅·馬涅特表示，得知可能無法通過CETA後，歐盟委員會曾在20日向該區域提出一系列新的提議。盡管誘惑在前，但在21日瓦隆大區議會的投票表決中，該區域的議員仍否決了CETA。

弗里蘭21日甚至親自飛抵比利時，同瓦隆大區進行直接談判，最終他情緒激動地表示談判失敗，氣憤之極一度落淚，並稱加拿大已經盡力，而“歐盟目前尚不具備簽署國際協定的能力，加拿大對此非常失望”。不過在22日，重整情緒的弗里蘭還是參加了後續的一系列談判。

按照程序，圖斯克將在同米歇爾通話後，再致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並通知他最終結果。隨後，由容克將最終結果通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目前的情景依舊不容樂觀。瓦隆大區領導人馬格內特(Paul Magnette)在23日仍然表示，歐盟給予該區域的條件“同民主權利不相符合”，意味著瓦隆大區要繼續對抗CETA到底。因為瓦隆大區認為CETA對歐洲農民不利，且過分顧及跨國大企業的利益，並會在環境保護等方面產生過多負面效應。

歐盟自貿協定前景堪憂

在CETA協定中，歐盟與加拿大雙方決定取消雙邊貿易中99%的關稅，給彼此的服務和投資提供新的市場準入。在政府采購方面，加拿大不僅承諾在聯邦層面對歐盟開放，且在省州層面也會實施開放。這一重大突破將給歐盟企業進入加拿大市場提供獨特的機遇。而這是在美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中，美國不可能給予歐盟的開放程度。

據估計，CETA有望促進雙邊貨物和服務貿易增長23%，致260億歐元，從而促進雙方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協議實施後，歐盟每年的GDP有望增長120億歐元。

不過由於上述條款所涉及的投資內容，以及在歐洲鬧得沸沸揚揚的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趨於德國等的壓力，歐盟委員會被迫同意，CETA不僅要提交歐盟議會，且要提交各國議會批準。

當時，就有一些歐盟國家提出，如果CETA必須提交各國議會批準，則前景堪憂。一旦CETA無法通過議會批準，將極大地有損歐盟的名譽：以後還有哪個國家敢貿然同歐盟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歐盟前貿易委員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指出，CETA如果崩盤，罪魁禍首就緣於歐盟委員會在今年夏季峰會上的上述決定。“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德古赫特指出，“如果所有自貿協定都需要各國議會審批，那麽未來就不會有任何貿易協定了。我們在談判中也沒有了任何優勢。”

花王尿不濕可掃碼查假 廣東南沙自貿推質量溯源體系

作為跨境電商的重中之重，進口母嬰產品經常遭受假貨質疑，而備受中國媽媽們追捧的日本花王尿不濕或可“自證清白”。

24日，第一財經記者從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檢驗檢疫第二批創新制度發布會上獲悉，廣汽豐田、花王、達能、美贊臣、嘉寶、美的、強生等一批知名企業參與了南沙推出的全球質量溯源體系。

凡是從南沙口岸進口的花王尿不濕，用手機掃描一下商品上的溯源碼，就可以知道這包尿不濕產自哪個工廠，還可以查詢到這包尿不濕的質量信息、物流信息、監管信息等等，消費者無需再費盡心思辨真假。

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與18家企業簽署了共建全球質量溯源體系合作備忘錄。趙醴麗供圖

質量監管的利器

“隨著跨境電商迅猛發展，網絡市場上的假貨、次貨亦頻繁出現，使消費者對跨境平臺上銷售的貨品質疑心日重，如何樹立權威、正品真貨形象，讓包括唯品會在內的企業們十分焦慮。”唯品會物流供應鏈副總監王婷婷說。

全球質量溯源體系最初就是為了更加方便口岸對跨境電商的商品進行質量監管而開發的。自2014年開始，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以信息化、智能化為手段打造“智檢口岸”大數據平臺，以此為基礎建立進出口商品全球質量溯源體系，通過該系統提供權威質量檢測信息查詢。

隨著體系的不斷完善，現在已經可以實現全鏈條監管，即從進出口商品工廠生產階段到出廠、流通、進出口、消費等環節進行信息分段采集，並針對生產者、消費者、進出口商、物流企業、其他監管部門等分級展示貨物名稱、質量信息、檢驗檢疫監管信息、物流信息等溯源信息。

消費者可以通過登錄“智檢口岸”或下載“CIQ溯源”手機APP掃描溯源碼的方式查詢該食品信息、物流信息、溯源證書、監管信息、中文標簽等信息，一旦發現假冒偽劣，也可以通過這個系統進行咨詢、舉報或投訴，通過信息反饋參與質量管理。

簡單來說，這個體系只是展示商品在各個環節中的各類質量信息，比如工廠資質證明、質量合格證、第三方檢測機構證明等等，由查詢者自主判斷和選擇，體系本身並不會做出商品的優劣判定。

由於是全鏈條的信息公開，一旦發現假冒偽劣，便可以精準識別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並直接找到相關責任方，也就更加方便追究責任，從而監督其質量提升。

強生(中國)有限公司電子商務總監梅延林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全球質量溯源體系將幫助強生解決其在中國消費者中的信譽問題，“我們想讓一些正規的產品進入中國，由於強生在全球的工廠不計其數，所以它的貨源會從世界各地進入中國，我們會通過這個體系去追溯到這邊出貨的發源地，來確保這個貨品一定是非常合規的”。

作為中國最大的塑料管道及塑料擠出生產設備的制造企業之一，聯塑集團也主動加入了全球質量溯源體系，該公司品質工藝總監宋科明表示，希望借助這個體系來幫助企業自身改善質量管控，“我們的幾十家加工廠在各個地方，產品出廠後可能會經過多層經銷商分銷，當最終客戶反饋質量問題時，可以通過這個體系追蹤到是哪個工廠哪臺機子生產的，而我們自己的質量管控體系做不到這點”。

當然，企業導入系統的信息必須真實。為防止信息作假，檢驗檢疫部門平時會對產品信息進行核驗抽檢，若抽檢到企業的商品質量與系統中的信息不符，將會根據情節的輕重對其進行相應處罰，若是第三方檢測機構弄虛作假將可能被取消資質認證。

助推企業的出口

據南沙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副局長劉家君介紹，不止是跨境電商，截至目前，進出口商品全球質量溯源體系已涵蓋南沙口岸一般貿易、跨境電商、市場采購出口等各類貿易方式，實現食品、消費品、進口汽車等進出口商品的品類全覆蓋。

在他看來，質量監管只是全球質量溯源體系的起點，推動中國企業出口的產品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質量”的作用將在未來逐漸顯現。

“我們必須要建立一個能快速真正識別價值的國際貿易體系，我們擁有全球第一大制造市場，擁有全球第一大消費國，如果今天這個體系從南沙放大到全國，那就是國際規則”，劉家君說，全球質量溯源體系打造的是一個良性的貿易生態圈，當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將改變中國貿易被動性，增加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話語權。

對於企業來說，全球質量溯源體系最直接的作用體現在通關便利化上。香港四洲集團是最早一批加入工廠級溯源的企業之一，四洲(廣州)食品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蔡海燕表示，由於對食品的檢測非常多，而凡是納入體系的第三方檢測機構的結果是互認的，所以可以大大縮短通關時間。“這個體系非常開放，無論該檢測機構屬於哪個國家，只要是具備資質的境內外公證機構和檢驗檢測機構都可以接入。”

廣東誌高空調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廖世興認為，全球質量溯源體系有利於公司的出口，“我們敢加入，就是敢向消費者質量擔保，如果發現問題，海外的消費者也可以追溯產品，這對我們在海外推廣品牌是有利的，同時，還可以對我們的上下遊企業產品質量進行監督”。

南沙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的數據顯示，南沙市場采購出口業務以每年超過30%的比例不斷增長，2016年1-9月出口13.5萬標箱，貨值128.1億美元，出口至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直接推動南沙港區新增20條國際航線，2015年對廣州市外貿增量的貢獻度達37.1%。

而在全國的外貿進出口壓力增大的情況下，廣州的表現一直不錯。據海關統計，2015年，廣州全市完成進出口總值8306.4億元，增長3.5%，增幅高於全國(-7.0%)和全省(-3.9%);其中出口總值5034.7億元，增長12.7%，增幅高於全國(-1.8%)和全省(0.8%);進口總值3271.7億元，下降8.0%，降幅小於全國(-13.2%)和全省(-10.8%)。

今年1-9月，廣州市外貿進出口總值6343.1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同期增長1.6%，占同期廣東省外貿總值的14.1%。其中，出口3928.4億元，增長3.8%，占廣東省出口總值的13.8%，對全省出口增長的貢獻度為126.2%，位居各地市前列;進口2414.7億元，下降1.7%，占廣東省進口總值的14.7%。

全新的風險防控體系

在當天的發布會上，廣東檢驗檢疫部門還聯合中山大學自貿區研究院推出了全國首個自貿區出入境貨物檢驗檢疫風險防控體系(又稱“風控體系”)。

風控體系是對全球質量溯源體系收集的大數據的具體運用。中山大學副校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院長李善民表示，一方面，風控體系可以通過對品質、價格、物流相關鏈條以及發起人、幹預人和體驗人的資質監測信息分析，對外貿發展狀況進行微觀洞察。另一方面，風控體系通過對某個國家或區域一定時間段內商品的整體質量、行業規律和變化情況進行風險評估，把握商品質量風險特點和整體趨勢，為決策層進行戰略部署提供智力支持，準確引導國家資源的投放。

除了幫助政府管理實現預判，風控體系也可以幫助企業預判形勢、政策。

天貓國際副總經理邢悅表示，海淘新政的影響現在仍在持續，海外品牌商對於未來政策的不穩定預期降低了其進駐平臺的意願，“我們在根據消費者的需求去定向邀約海外品牌商入駐時遇到了這個問題，那麽我們希望在新政過渡期之後，能為海淘平臺爭取更多陽光化、更多穩定的政策。加入全球溯源體系不僅可以在增加平臺的公信力，而且由於是檢驗檢疫部門認可的，等於是把國內的檢驗檢疫環節前置，這對於海外的品牌商能夠享受穩定的政策其實也是有幫助的”。

事實上，天貓國際也在推行自己的“全球質量溯源計劃”，目前部分商品能追溯到供應鏈端，消費者在交易頁面就可以看到海外商品的供應鏈信息，只不過天貓國際要求海外品牌商提供的相關質量證明文件與全球質量溯源體系要求的並不完全相同。

“雖然目前還未強制要求入駐平臺的海外商家提供相關質量證明文件，但我們會配合南沙分步推進這樣的措施，最終所有入駐天貓國際的商家必須有詳細的信息。”邢悅說。

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推廣

盡管全球質量溯源體系和風控體系的前景可期，但目前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首先，全球質量溯源體系是企業自主選擇是否參與，並無強制性，因此雖然已有50余家知名國內外企業加入，但企業的覆蓋面仍然太小。盡管劉家君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多次表示，全球質量溯源體系是要打造一個以“良幣驅逐劣幣”為目標的承載平臺，但這樣的目標需建立在更多的企業參與基礎之上。

另一方面，體系還需接入更多的境內外公證機構與檢測機構。因為商品從出生到死亡，要歷經生產、物流、倉儲、消費等諸多環節，每個環節都會影響商品的質量。而且，只有當體系內的質量相關方越來越多的時候，快速通關驗放的效率才會進一步釋放。

此外，風控體系是基於全球質量溯源體系的，它運用商品質量數據進行商品畫像描繪，數據越多，畫像則越精準。如果體系內的商品不足，那麽最終由數據得出的相關結論和判斷的準確性也就打了折扣，也就難以進行預判，或是對宏觀層面的調控起作用。

全球範圍的納入短期難以實現，而在全國範圍內均建立全球質量溯源體系和風控體系似乎也有點困難。

現在除了南沙自貿區在進行全球溯源體系的建設外，全國也有多地在進行類似行動，如寧波、新疆等。由於各地標準不一，企業的進出口口岸不止一個，那麽為適應不同的標準就必須耗費更多的時間和成本，負擔加重就可能使其慢慢失去參與創新制度的熱情。

好消息是，這一全球質量溯源體系被納入廣東自貿區第二批創新經驗，要求今年內在全省各個口岸推廣，以後從廣東進出口的商品在質量上多了一重保障。

歐盟與加拿大簽署自貿協定

經過七年的漫長談判，周日歐盟與加拿大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簽訂了歷史性的雙邊自貿協定《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歐盟與加拿大間歷史性的貿易條約簽訂可謂一波三折。比利時政府周一表示將不支持簽署CETA，因當地南部法語區瓦隆始終堅決反對協議。瓦隆大區擔心一旦簽署這份自貿協定，該區將直接面對加拿大進口農產品的競爭。按計劃本周四歐盟將與加拿大舉行峰會並簽訂CETA，比利時的表態無疑讓峰會前景蒙上陰影，因為貿易條約的簽訂需要歐盟28個成員國的集體同意，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一度因此取消赴歐行程。

經過各方的努力斡旋，周四比利時政府與瓦隆大區地方政府達成一致打破僵局。比利時首相米歇爾周四表示，各方已就瓦隆大區要求得到更多保護一事同意簽署附件，促使瓦隆大區地方議會終於批準這項協定，為歐盟簽署CETA掃清障礙。比利時聯邦政府與各地方政府當天已就接受歐盟與加拿大的“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達成一致。周五晚間歐盟所有28個成員國全票通過貿易協定。

協定將把擁有五億人口的歐盟單一市場，同加拿大這個全球第10大經濟體連結起來。協定落實後，歐盟與加拿大之間的關稅種類將減少99%，並因此每年新增120億美元的貿易量。

協議簽訂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表示，加拿大和歐盟深知，為了實現真實而有意義的經濟增長，我們需要創造更多有價值的工作崗位，而積極的貿易協定(指《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用“新篇章”來形容歐盟與加拿大間的關系，認為雙方的合作將為大西洋兩岸的5億人口創造更多機會。

商務部：7個新自貿試驗區設立工作進展順利

據中新網11日報道，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今日透露稱，政府為最新7個自貿試驗區的設立開展了大量工作，一是確定7個新設自貿試驗區區域範圍，二是制定每一個自貿試驗區的整體方案，目前工作進展非常順利。

在國新辦當天舉行的國務院政策吹風會上，王受文表示，在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四個自貿試驗區成功試點的基礎之上，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進一步擴大試點範圍，再新設7個自貿試驗區，涉及到的相關省市對新設自貿試驗區工作非常重視。

王受文稱，商務部作為國務院自由貿易試驗區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非常重視這個事，和國土部、住建部、國家海洋局一起緊鑼密鼓為這7個自貿試驗區的設立開展了大量工作。

主要包括兩個階段： 一是確定7個新設自貿試驗區區域範圍，這項工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7省市要選擇出開放基礎比較好、區域優勢比較強、監管條件比較成熟，既能夠擴大開放，又能夠有效防範風險的區域。這些區域確定好以後，將盡快報請批準。

二是將根據這新設立的7個自貿試驗區所在省份具有的獨特優勢和訴求，專項制定每一個自貿試驗區的整體方案，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更廣泛的領域里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這個工作也在進行之中。目前，這7個自貿試驗區設立工作進展非常順利。

如果歐盟未來受阻自貿談判 TTIP還能怎麽辦？

反對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論調，已在歐洲變質。

在反對歐盟與加拿大的《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和歐盟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的陣營中，反對跨國企業帶來的就業擠壓和不平等之聲在比利時、西班牙等國已經超過了原有對於環保等標準的討論，朝國內政治和選舉掛鉤的方向迅速擴散，並精準地找到了歐盟的軟肋：迫使歐盟讓了新一代FTA部分管轄權。

實際上，自《里斯本條約》生效以來，在FTA層面歐盟與成員國權限劃分始終存在爭議，且各自解讀不同。此次CETA一度受挫，令歐盟最自豪的歐盟共同貿易政策(CCP)遭受內外夾擊，內耗令歐盟在未來貿易談判中的能力癱瘓，而歐盟作為一個有效談判對手的名譽也備受質疑：在未來，如果歐盟無法控制FTA生效進程，每一份混合型FTA都要在28個成員國中逐個接受立法機關投票，是否還值得同歐盟談判?

答案不容樂觀。除了在法律層面針對歐盟和新加坡之間FTA的裁決或許有望為未來歐盟商談的混合型FTA設下先例之外，歐盟還面臨主要國家大選將至，不斷湧出的反全球化民粹左右歐盟成員國國內政局的困境。在多重考慮下，歐盟委員會幹脆表示，不打算同這下屆美國政府再談TTIP了，期待下屆政府上臺再說。

“如果你看英國脫歐或者美國共和黨新一屆總統特朗普，會發覺有一股反全球化潮流正在橫掃發達國家。” 西班牙IE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阿拉赫(Gayle Allard)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美國人認為歐洲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而歐洲人認為美國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但是沒有人去關註更大的圖景。”

反自由貿易論調變質

CETA一度無辜“中槍”，源於不少反對TTIP的組織認為CETA是小“TTIP”，而CETA所引發的政治沖突，也為歐盟和其他正在同歐盟商談FTA的國家敲響了警鐘。

實際上，針對TTIP的最初反對之聲，並未從失業率較高的歐盟邊緣國家中傳出，反而源於國際貿易一貫的支持者：德國。作為二戰後國際貿易的主要受益國，德國為何此次變卦？其根本源於，TTIP和CETA並非老一代FTA，而是歐盟應對21世紀全球化新挑戰的新設想。

在歐美學界，這種主要以“監管融合”為中心的新一代貿易協定，被普遍認為比TPP更具有雄心。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拉米就曾經表示，與TTIP相比，TPP像個中世紀協議。原因在於，當下全球關稅仍在5%左右，而美歐之間平均關已經在1%~1.5%之間，已沒有多少繼續向下削減的空間了。而與降低傳統關稅壁壘相比，TTIP誌在消除更加難以融合的標準、知識產權等非傳統關稅壁壘，為21世紀設立新的美歐為主導的一系列標準。

然而就監管融合進行談判，容易讓民眾產生國家正在就監管進行“討價還價”的疑慮，這令TTIP在真正進入談判之後，莫名地將大部分歐盟消費者都得罪了：消費者擔憂強大的美國趁機進行“監管傾銷”，而歐盟將以在農業等方面的退讓來為跨國企業贏得在美國汽車市場方面的準入，最終歐盟市場將充滿了美國的轉基因食品。當然，消費者的憂慮並非臆想。德國媒體曝光的TTIP談判文本顯示，美國談判團隊的確準備這樣做。

如同拉米所說，在上一代貿易協定中，談判代表需要面對的主要反對者是反對降低關稅的制造商，渴望得到性價比更高產品的消費者是站在FTA的一邊。然而在新一代的貿易協定中，希望等到更多市場準入的制造商成為了談判的主要擁護者，而談判代表卻站在了消費者的對立面：消費者恐懼監管融合將導致生活方式受到威脅。

在歐盟內部，特別是在“經濟引擎”之稱的德國，長期存在一種輿論偏見，即美國的事前監管水平和質量監管大大低於歐盟，這種偏見因歐洲媒體對於美國允許轉基因食品等持續報道而深入人心。但沒有意識到的是，在金融、醫藥和化妝品等領域，美國的預防性監管要比歐盟嚴格：比如在美國，大量化妝品被當作非處方藥，受到以嚴謹著稱的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的直接監管。

這也就不難理解，代表環保和消費者的各式非政府組織對TTIP首先持有懷疑態度。擁有綠黨傳統的德國，在此方面組織示威遊行的能力也十分卓越，其主要關註點在於：不容降低歐洲健康、食品和環境標準；不允許設立袒護跨國企業的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

法國雅克·德洛爾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法布里(Elvire Fabry)在《法國是反對TTIP的溫床麽?》報告中指出，德國各類組織在此次TTIP中的示威活動數量驚人，大大超過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傳統的法國或意大利。統計顯示，以2014年24個成員國民眾發起“反對TTIP”請願事件為例，截至2015年所收集到的165萬簽名中，超過一半是德國人(97萬人)，而法國僅有10萬人簽名，換而言之，德國參與上述活動的人數是法國的10倍，更是意大利的50倍，而參與組織的德國各類團體更是數量眾多，共有114個，而法國僅有14個。

又比如，在反對TTIP的過程中，全歐洲都爆發了示威活動。據統計，在TTIP談判推出後，截至2015年，在全球的700場反對活動中，德國占了200場，其中一場在慕尼黑針對TTIP的集會吸引了2.3萬人參加，而在法國這樣一個有示威傳統的國家，僅有70場示威同此相關。

在反對TTIP的兩年間，各非政府組織又將反對的範圍擴大至CETA，並展開了一場有關於新一代FTA性質的辯論。而有關TTIP和CETA的討論，也由此出現兩種變調：在歐盟和成員國層面，成員國借機削弱歐盟自《里斯本條約》以來一度擴大的貿易談判權；在成員國內部層面，強硬的反全球化和極端的民粹主義右翼，在2017年大選之年到來之際也搭上了用國內政治綁架國際貿易談判走向的順風車。

奪回歐盟貿易談判權

早在比利時瓦隆地方政府對CETA堅持反對態度，令CETA瀕臨破產的鬧劇成為國際熱門新聞傳遍全球之前，歐盟和以德國主導的成員國之間就對CETA類FTA是否是“混合性”自貿協議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的協定展開了激辯。

是“混合型”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有關歐盟談判授權。自1957年以來，歷經改革，最終歐盟形成歐盟共同貿易政策，即規範歐盟成員國統一執行、針對第三國的貿易政策、共同海關稅則和法律體系。

其中，針對傳統貿易協定，歐盟毫無爭議地獨享共同貿易政策的管轄權。歐盟委員會具有立法權和執行權，負責處理包括談判在內的貿易事務;歐洲理事會代表歐盟各成員國，授權歐盟委員會進行談判，並以有效多數表決機制(QMV)決定是否批準歐盟談妥的貿易協定。QMV機制防止了個別國家試圖以一票否決權來妨礙貿易協定簽訂，且在實際操作中歐洲理事會總是能夠找到達成共識、互相妥協的方式。

同時，歐洲議會代表公民，就有關貿易政策問題接受咨詢，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洲議會權力上升，在共同貿易政策獲共決權，有權審批歐盟對外簽署的貿易投資協定。

此外，歐盟法院(ECJ)負責監督歐盟法律實施，解決爭端並進行司法解釋。

當歐盟的先驅設計CCP這一整套機制時，沒有使用“一國否定權”而是用了QMV機制，即在防止出現一國由於國內政治原因拖累整個FTA談判進程，然為何又出現了比利時瓦隆大區以一個區域議會的投票結果幾乎攪黃整個CETA的事件呢?

由於在WTO框架下的多邊多哈貿易談判停滯不前，歐盟在2009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條約》中擴大了其在外資投資方面談判領域的權限，這也令歐盟認為，其在新一代的FTA談判中，具有在服務貿易，投資，公共采購，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談判的能力，而歐盟此後同加拿大、越南、新加坡、日本以及美國所進行的談判都是此種包含了投資內容和傳統貿易內容的“混合型”FTA。

然而，歐盟與成員國一直就外國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投資保護領域權限劃分存在不同解讀。《里斯本條約》僅規定，歐盟在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擁有專屬權限，而並未提及其他形式的投資。

因此，確定歐盟是否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至關重要，如還需成員國批準，那麽協定就是混合協定。而如此類協定需得到28個歐盟成員國議會的批準才能生效，這意味著任意一國都可以一票否決這份協議。

自今年6月之後，在德國支持下歐盟各國堅持認為CETA是包括了投資協定的混合協定，最終歐盟委員會屈服於上述壓力，允許各國議會先行批準CETA。

一波三折之後，歐盟同加拿大終於在10月30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簽訂了CETA，然而正如布魯塞爾智庫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在最近一份報告中指出的，“歐盟成員國的上述行為令歐盟旨在保護自由貿易並應對全球化變化的貿易政策受損。”報告指出，“未來看起來並不太妙。考慮到在許多成員國中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和日益增加的歐洲懷疑論，很可能歐盟(貿易)協定在批準階段將面臨許多類似障礙，且通常是由與貿易無關的成員國國內問題引起的。”

反全球化情緒搭上反TTIP順風車

這些與貿易無關的國內問題，直指當下在歐盟彌漫的反全球化情緒，令其最終卻搭上了反CETA、反TTIP的順風車。

比如在法德兩國，由於面臨2017年大選，社會黨人為迎合強硬左翼開始擁抱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進而拉攏傳統的工會票倉。這一現象在今年4月法國社會黨總統奧朗德在面對TTIP問題的轉向上十分明顯，而身為社民黨黨魁的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也在近幾個月中突然對TTIP持嚴厲的批評態度。

如果說美國在此次大選中所暴露的反全球化、反自貿協定情緒，來源於中產階級在全球化中的失落，歐洲從整體而言，並未出現收入不平等擴大的現象：事實上有數據表明，由於福利政策到位，歐盟國家整體收入不平等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一直是持下降的狀態。

根據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的最新報告，從1995年開始，由於良好的福利政策，歐盟整體的收入不平等一直持下降狀態。不過如果以各國情況單獨衡量，在整體向好的情況下，包括地中海國家，巴爾幹國家等南歐國家的收入不平等一直處於加劇狀態，且在歐盟國家中，希臘、西班牙、匈牙利、盧森堡和馬耳他等國年輕人失業率則需要引起特別警惕，“有可能會制造出失落的一代。”

實際上，從工業革命以及20世紀下半葉貿易開放中受益的中產階級曾經在全球化經濟整合中實現豐收，然而現在不得不接受全球生產分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下層中產階級必須面臨來自於全球的競爭。

競爭青睞效率，並對美歐經濟重新定位，使美歐經濟向高附加值的服務業轉移。但歐洲許多國家並沒有為這種職業再分配做出足夠的配套措施，特別是在那些深受影響的領域和區域，這一切都為近日對自由貿易的質疑種下了苦果。

阿拉赫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不僅僅是由於貿易，也是由於自動化操作，但是工人階級落之所以落後源於政府失靈。政府在面對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問題上，並沒有進行足夠有效的財富轉移。

近50年來，以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為例，就預示了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工資之間的不斷聚合，同時全球化對於發展中和發達國家整體而言均有益，但是在收入方面，的確會產生輸家，而國家應做好準備補償這些輸家，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做到這一點。阿拉赫表示，在簽署北美自貿協定(NAFTA)時，美國曾為有可能收到沖擊的藍領準備類一系列包括重新上崗培訓項目在內的補償，原本是可以把這種行為放到更大的範圍中去實施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與此同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針對年輕人失業率高居不下，西歐國家經濟下行收入不平等擴大等結構性難題，目前的歐盟缺乏足夠的資源予以根治。

“現在不能使用財政政策(國家負債太重)，也不能使用貨幣政策(利率太低)，除了貿易之外，沒有什麽政策能夠過多的激發出經濟增長點”，阿拉赫表示，“這也是政客對於TTIP一開始興奮的原因，TTIP可以令歐盟經濟增長0.5%，也許會令美國經濟增長0.3%，這十分吸引人。可惜的是，反全球化潮占了上風。”

歐洲法院提供解決之道

歐盟要如何解決在貿易談判方面的授權不足呢?

德國政客正在歐洲議會中推動促使FTA生效的“雙軌制”，其中有關貿易部分只需要歐盟自行授權生效，而有關於監管融合和投資的部分，則需要成員國國內議會予以投票。

布魯塞爾智庫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主任霍素克·李-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指出，這種設想不太現實，因為這將令歐盟委員會在對外談判時缺少砝碼，“在貿易談判中，如果歐盟只能部分上通過一份協定，誰會同我們做妥協呢?”

至少從目前看來，最終裁決管轄權的重任落到了歐洲法院身上。如果不能確定歐盟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那麽這類協定就是混合協定。為此，歐盟委員會在2015年將歐盟—新加坡FTA協定權限問題交由歐洲法院裁定。盡管該協定於2014年10月簽署，但協定至今仍未生效。

為結束持續的權力之爭，歐洲法院裁決將對歐盟未來貿易協定談判中涉及的相關問題奠定基礎。如裁決得出僅屬歐盟層面權限的協定，那麽後續協定性質將以此類推。

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馮 德爾盧(Guillaume Van der Loo)表示，歐洲法院在這一案件上的判決將在塑造未來歐盟貿易政策方面具有決定性作用。“CCP在一開始就被設計為歐盟獨享管轄權。”他表示，然而近年來歐盟成員國試圖增強自己在貿易管轄權方面的權利。

不過正如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近日所說，“貿易政策應當為未來制定，而歐洲通過貿易協定，不應花費數年，因為這個全球化的世界實在變化太快了。”

中國-秘魯自貿協定將升級 兩國啟動聯合研究

22日據商務部網站消息，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秘魯總統庫琴斯基的見證下，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和秘魯外貿旅遊部部長費列羅斯21日在秘魯利馬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和秘魯共和國外貿旅遊部關於中國-秘魯自由貿易協定升級的諒解備忘錄》，宣布啟動雙邊自貿協定升級聯合研究。

中國-秘魯自貿協定於2009年4月簽署，並於2010年3月開始實施，是一個覆蓋領域廣、開放水平高的自貿協定，也是我國與拉美國家達成的第一個一攬子的自貿協定。中秘自貿協定自實施以來，情況良好，成效顯著，帶動雙邊經貿關系快速發展。據我國海關統計，2015年中秘雙邊貿易額達160.2億美元，是協定實施前的2.2倍。目前，我國已成為秘魯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秘魯成為我國在拉美地區的第五大貿易夥伴。

中秘自貿協定升級有利於進一步促進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優化自貿協定帶來的利益，將為兩國經貿關系註入新活力。

據新華社20日報道，秘魯第二副總統梅塞德絲·阿勞斯日前指出，秘中關系目前已進入歷史最好時期。兩國政治和經貿往來發展順利，人文交流豐富多彩。在許多國際問題上，兩國利益相通，觀點相近。因此，兩國成為包括亞太經合組織(APEC)及世貿組織等在內的許多區域或全球性組織中的合作夥伴。

中韓自貿標桿企業：自貿一年感受到雙方互信提升

2015年12月20日，《中韓自貿協定》正式生效，此後兩國分別在2015年12月20日和2016年1月1日實施兩輪降稅措施，兩國還將在20年內，針對雙方的出口產品，撤銷90%以上產品的關稅。

在中韓自貿協定簽署一周年之際，第一財經記者通過梳理數據並走訪韓國當地各界人士，還原中韓自貿時代的開啟對於兩國關系所造成的影響。

中韓經貿數據仍然堅挺

本月19日，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發布《韓中FTA：一周年成果》的報告，就一年以來兩國貿易的成果進行了總結。

這份報告顯示：受到全球市場需求不振的影響，今年1月至11月，韓國對華出口額為1124億美元，同比減少10.9%，但同期享受到自貿協定關稅優惠的產品的出口額減幅僅為4%，與此同時，包括石油產品、嬰兒用品等享受到自貿協定關稅優惠的部分產品的出口反而有了增長。

與此同時，今年1月至11月中國對韓國出口額為790億美元，同比減少4.8%，但同期享受到自貿協定關稅優惠的產品的出口額減幅僅為1.6%。而今年1月至11月，中國資本對韓直接投資（FDI）額則同比上升8.5%，達到16.6億美元，占韓國FDI總金額的11.03%，而中資赴韓投資行業也從房地產、金融擴張到文化、電動汽車、航天等多種產業。

對於如上成果，報告認為：“雖然中韓兩國關系在今年遇到許多難題，全球市場也仍然處於低迷狀態，但中韓自貿協定成功履行了應有的職責，為韓國經濟的良好發展以及中韓間經貿往來做出了積極而正面的貢獻。”

報告提出：“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市場，以及韓國貿易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中韓自貿協定的簽署，為韓國搶先占領中國巨大的內需市場以及促進中國資本對韓的投資做出不可磨滅的作用，並為韓國困難的經濟環境提供了一絲活力。”

自貿提振中韓企業信任感

對於在中韓兩國從事石油產品貿易的李尚柱來講，相比銷售額和出口額的增長，中韓自貿協定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信任感的提升”。

李尚柱所在的公司主要向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出口韓國石油產品，該公司的出口額近八成以上出口至中國。但與此同時，隨著企業競爭的不斷加劇，2015年，該企業對華出口額下滑了65%。

李尚柱稱，雖然很早就關註到中韓自貿協定即將生效的消息，心里也難以掩蓋欣喜之情。根據協定，該公司主要出口的硫磺等產品，將成為被免除關稅的首批產品之一。

不過，根據協定，享受免關稅政策需要由海關簽發“優惠原產地證書”，證明該企業產品產自免稅國，才能夠獲得免稅待遇。

“作為中小企業，很難獲取有關自貿協定如何運用的具體信息，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在跑通關行業人士的辦公室。”李尚柱回憶。

與此同時，中方的合作夥伴也向李尚柱索要“優惠原產地證書”，李尚柱回想起當時的無助，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而首爾海關在針對中韓自貿協定進行準備之時，已將該企業列為“韓中FTA信息需求對象”，並主動聯系該企業，為企業從簽發證明書，說服上下遊企業配合，一直到該企業成功出口，提供一條龍服務。

2015年12月20日，李尚柱終於拿到了“優惠原產地證書”，將2600噸硫磺出口至中國，這也是中韓自貿協定生效後，韓國簽發的首張“中韓自貿協定優惠原產地證書”。

“優惠原產地證書”

“在自貿協定正式生效以後，我們也沒有懈怠，而是繼續制定長遠戰略，並思考如何才能夠利用自貿協定所帶來的優勢，”李尚柱一邊向第一財經記者展示他桌上的題為《我們如何能夠享受韓中FTA紅利》的文件一邊說。

李尚柱向中方客戶提交了這份證明書，此後的近一年間：李尚柱所在的企業對華出口額同比增長了200%，對華銷售額同比增長了150%，節省了近19億韓元的關稅。

如今，李尚柱的企業被稱為“中韓自貿一號企業”，他表示，日後打算跟隨中韓自貿協定降稅的步伐，將業務範圍擴大至其他享受自貿紅利的產品。

與此同時，李尚柱還向第一財經記者講了一則故事：“在自貿協定簽署前夕，有一天中方客戶向我告知：中國海關為了配合自貿協定的簽署，暫時停止了12月15日以後裝船的產品通關。為了能夠盡早享受紅利，希望韓方能夠在20日生效即時開具優惠原產地證書。”

此後，李尚柱的公司上下努力，加上海關與合作機構的協助，準點開具了這份證明，因此被媒體冠以“中韓自貿一號企業”的稱號。“正是我們努力信守承諾、相互坦誠合作，才成為中方客戶眼中的金字招牌，”李尚柱認為。

“事實上，雖然自貿協定直接帶來的關稅減免、價格競爭力提升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相比這些，我更認為，中韓企業能夠獲得相互建立互信的更好機會的同時，自貿協定中有關保護企業權益的非關稅部分的規定，使這份自貿協定的實施得到了保證，即便在兩國間發生突發情況之下，仍能夠使中韓貿易關系保持相對穩定，” 李尚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中韓自貿的非關稅因素

而關註到中韓自貿協定中非關稅因素的，不僅李尚柱一人。

本月20日，作為中韓自貿協定生效一周年的紅利，中國質量認證中心（CQC）與韓國產業通商部屬下國家技術標準院簽署協定。從2017年起，中韓兩國在電子產品中，對中國CCC強制認證和韓國KC強制認證將相互認可。

韓國國家技術標準院科長申智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相信此協定生效後，此前許多韓國電子企業所反映的：進入中國市場時，因為需要獲得CCC強制認證而所需的時間、金錢成本，以及雙重認證所帶來的標準不一等問題，將得以有效解決，並有利於提升作為韓國支柱產業之一的電子產業在華的進一步發展”。

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測算，中韓FTA將拉動中國實際GDP增長0.34個百分點，拉動韓國實際GDP增長0.97個百分點。韓國各界對於FTA的生效拉動韓國經濟，實現雙贏充滿期待的同時，也敦促兩國政府保障自貿協定的有效實施，為兩國企業和民眾帶來實在的福利。

韓國貿易協會曾針對605家對華出口韓企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65%的企業認為FTA起到促進產品對華出口的作用。受調查企業普遍期待韓中FTA的覆蓋面能繼續擴大、實現對華出口持續增長。

韓國國際貿易研究院池玄靜研究員向第一財經記者舉例：中韓自貿協定生效之前，中韓兩國的通關手續大概需要3~7天左右，而在FTA體系下，有關於保障對方國家的貨物在48小時內通關的規定。

“此舉的確方便了兩國企業，但是否能夠在現場有效實施，需要兩國政府的不斷關註和努力，改進有關程序和服務。”她說道。

池玄靜認為，兩國政府不僅要關註FTA簽訂的本身，更需要關註其能否得到實施，並對於實施的情況及時改進，這將影響FTA是否能夠真正為兩國民眾和企業造福。

而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第一副部長李寬燮在為第一財經撰稿時，也同樣有所表述，表示“自貿協定的正式生效，只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日後兩國如何積極運用自貿協定將更加重要。”

李寬燮還提到：“韓中自貿協定作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和韓國‘歐亞倡議’構想的重要連接點，將為兩國促進‘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以及歐亞大陸區域經濟整合，提供共同的經濟和互信基礎。並將幫助中國脫離‘中等收入陷阱’，將中國所具有的優勢最大化。”

而與此同時，中韓自貿協定也在商標權、衛生檢疫、投資者保護方面也有所規定，李寬燮認為這些也將有助於韓國企業服務西部大開發等中國的大型戰略發展項目，以及為更多中資企業投資韓國提供信心。

但與此同時，韓國《先驅經濟》15日評論稱，不能因FTA暫時緩解了韓國對華出口疲軟態勢盲目樂觀。

這份評論多次提及：韓中FTA生效時間還不長，目前能享受關稅優惠的產品種類還很有限；而中方對韓開啟反傾銷調查，兩國間貿易關系仍然較為脆弱。

此外，自韓國政府決定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後，不少韓國民眾擔憂中國將在貿易上采取實際行動報複韓國。此前韓國媒體曾報道稱“中國開始在文化產業實施限韓令”，雖然中國外交部上月曾作出正面回應，稱從未聽說所謂的“限韓令”。

與此同時，韓國仍然在支柱產業接連出現危機、閨蜜幹政所帶來的內部政治混亂的泥潭中無法自拔。正如韓國一位大學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所透露的：“事實上，中韓經貿關系出現危機，並非偶然事件，現階段的民間關系惡化只是一個導火索，而隨著中國技術力量的增長與兩國戰略性產業的重合，兩國的更多產品將在國際市場上正式開展競爭，這是很難避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