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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火協議名存實亡 烏克蘭總統求助聯合國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452

因停火協議名存實亡,烏克蘭領導人求助於聯合國,請求派遣維和部隊進入該國東部戰場,以執行停火協議。

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當地時間18日主持召開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會議,他在會上提議討論邀請聯合國維和使團的問題,並表示由歐盟派遣維和部隊將是最有效和最佳的安全保障。

波羅申科的請求在周三晚上的緊急會議中得到了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事務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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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的烏克蘭政府軍

在他發表這番言論之前,烏克蘭部隊剛剛在一場激烈的戰鬥之後從戰略城鎮傑巴利采韋(Debaltseve)撤出。
反政府軍在上周達成停火協議之後仍然向傑巴利采韋進軍,受到了廣泛遣責。

總統波羅申科說,近2500名烏克蘭士兵已經在周三撤出傑巴利采韋。

他表示,撤軍是有組織地進行的,但有至少6名士兵在撤離過程中身亡,並有超過100人受傷。

BBC報道較早前,一名烏克蘭高級軍官表示,在過去三天,傑巴利采韋已經有22名烏克蘭士兵死亡。反政府軍所宣稱的死亡人數還要高得多,不過政府方面已經否認。

停火協議從星期日開始生效。在烏克蘭東部地區的其他地方已經被廣泛執行,也有消息說雙方都已將一些重型武器撤走。

不過,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負責監督停火協議執行的保安部門官員並未能進入傑巴利采韋。

反政府軍發言人Eduard Basurin表示,該城鎮目前“完全受控”於反政府軍部隊,僅有“零星”的反抗,且都正在“淡化”。

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均譴責分離分子攻擊傑巴利采韋。烏克蘭總統辦公室援引波羅申科的話表示:“這是對明斯克協議的惡意攻擊。”他還呼籲國際社會就分離分子和俄羅斯的“背信棄義”做出強硬回應。

美國白宮方面也表示,反政府軍以及俄羅斯方面都未能履行上周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簽訂的協議條款。

不過,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堅持說,反政府軍在傑巴利采韋的行動並沒有違反停火協議,因為在協議簽訂時,這個城市就已經在反政府軍控制當中。

BBC幾名通訊記者稱,失去傑巴利采韋對烏克蘭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因為它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交通樞紐,連通著被反政府軍控制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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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的中國聲音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919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9月22 日抵達美國,展開對美國的首次國事訪問。 (CFP/圖)

作為一名四赴聯合國總部任職的資深外交官,陳健認為,從總體上看,過去中國在聯合國的外交還是應對型的。這兩年,中國外交的主動性、進取性、開拓性是前所未有的。

1949年以來,共有8位中國外交官被任命為聯合國副秘書長,上海人陳健是其中之一。

1972年,30歲的陳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首批派駐聯合國的外交官。此後,他四赴聯合國總部任職,見證了聯合國與中國從排斥、磨合到合作、共生的全過程。

在聯合國大會現場,他曾聽到鄧小平關於“三個世界”的演講,在人群中和人們一起拍紅了手掌;在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任上,他曾隨江澤民訪問聯合國;2005年胡錦濤訪問聯合國時,他更以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身份站在秘書長安南身邊,歡迎中國國家主席的到訪。

彈指一揮間,43年過去。2015年9月26日至28日,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主席首訪聯合國總部。此時,73歲的陳健將坐在距離紐約聯合國總部一萬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家中,通過電視機,觀看中國國家元首在聯大上的演講。

初遇聯合國

“感覺是到了一個敵情國家”

南方周末:1974年鄧小平到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演講,是中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中國領導人在聯合國首次亮相。那次演講給你怎樣的印象?

陳健:鄧小平講話的時候,我在場。那次講話在聯合國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演講結束後,人們起立並且長時間鼓掌。在鄧小平的那次演講中,毛澤東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上被闡述。在會上,鄧小平還強調,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這兩點加在一起,是很令人震撼的。

南方周末:中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第二年,你就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了。對你個人來講,當時撲面而來的是新信息和不同觀念吧?

陳健:我接收的是兩方面的信息。一個是聯合國的,一個是來自紐約的,因為我畢竟是在美國工作。當時,中美還沒有建交,我們甚至為了安全,規定外出必須兩人同行,夫人不算。

這樣規定一方面是怕美國策反,另一方面是提防敵對勢力。因為此前第一批去的代表團成員中,就有一個公務員在羅斯福飯店喝了投放過尼古丁的水,被毒死了。

南方周末:也就是說,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去聯合國時還是一種去鬥爭的心態。

陳健:那時的感覺是到了一個敵情國家。我們剛去時,對聯合國的認識還有一個過程。不過,雖然我們不太了解聯合國,但聯合國也不了解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和聯合國相互了解、磨合的過程。

當然,這也是我們進去以後,磨合了一段時間才了解到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自信不斷增強。

南方周末:在你看來,當時中國和聯合國有哪些需要互相了解、磨合的地方?

陳健:當時中國嚴格遵循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原則。我們對在聯合國名義下幹涉別國的事情,持保留或者反對態度。

另外,當時中國還比較封閉,和外部世界沒有太多經濟聯系,也沒接受外援,因此對聯合國大多數經濟方面的問題,我們的態度是比較超脫的。這個時候,中國就發明了一個投票方式,叫做“不參加投票”,用來表示我們超脫的態度。

聯合國的“中國態度”

從超脫到全面發揮作用

南方周末:此前中國領導人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講,你都現場參加了。在你看來,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在聯大上的講話,風格有怎樣的變化?

陳健:中國領導人講話,個人風格不是主要的,它反映的是一屆領導人的集體風格。鄧小平那個時候講的,實際上是毛澤東的思想。

江澤民和胡錦濤基本上延續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思想。他們的講話是比較平和的。

南方周末:這種韜光養晦的風格,是不是和當時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或在聯合國所起的作用)一致?

陳健:是的,我認為中國在聯合國的態度,簡言之就是:70年代超脫,80年代起逐步全面參與,90年代起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大國全面發揮作用。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外交政策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調整——為了服務於改革開放,我們奉行全面開放的政策。那時,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已經開放了,全面開放的意思就是要“對西方開放”,從原來的反霸統一戰線轉變為全面開放。

而聯合國在八十年代的風格,也從對抗和鬥爭轉向了對話和談判。因此,我們在聯合國里的角色也發生轉變,從原來和77國集團一起與西方戰鬥的鬥士,變成找到雙方利益共同點,推動南北對話的橋梁。

南方周末:江澤民在1995年聯合國成立50周年特別紀念會議的講話中說,維和行動必須嚴格遵循聯合國憲章,不能變相幹預內政,更不能卷入沖突。這是不是對聯合國行動在態度上的一種改變?

陳健:這是一個改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初,中國開始不再把聯合國看成只是一個講堂,而是全面參加它的活動:一是接受聯合國援助,另一個就是參加維和。

其實,這就突破了剛進入聯合國時我們奉行的兩句話“自力更生”和“在海外沒有一兵一卒”。

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在聯合國又經歷了一次角色的轉換,開始扮演雙重角色,一方面繼續按照原來定位,在聯合國大會扮演發展中國家角色,另一方面我們也參加五常磋商(由中國倡導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首腦會議),開始扮演大國角色。

南方周末:2005年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講話時,你作為聯合國副秘書長,就坐在主席臺上。在此期間,你負責哪些工作?

陳健:我分管的是大會事務。我作為分管大會事務部的副秘書長負責排發言順序。

聯合國開會有一個問題,10點鐘開始開會,但一般11點人才能全到齊。中國代表團最好不要被排在第一個發言,當然也不能是最後一個,因為那個時候人就開始陸續離開了。中國當時拿到的就是最好的時間。

習近平將談什麽

在“增信釋疑”中強調平衡

南方周末:9月26到28日,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問聯合國。中國外長王毅在第十四屆“藍廳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時說,習近平這次出訪的主要目的是“增信釋疑”。在你看來,聯合國對中國的“疑”主要在哪兒,習近平將如何“釋疑”?

陳健:聯合國對中國有兩方面的期待,一方面,雖然我們說自己是發展中國家,但聯合國大多數成員國認為,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希望我們能為聯合國做更多的貢獻。

我相信,習近平會講一講中國準備為世界做更多貢獻,但同時也會強調我們是發展中國家,這個貢獻的性質是作為發展中國家來做的,不是作為發達國家做。

另一方面,聯合國一些成員國對中國的迅速崛起有疑慮。那麽,在這方面習主席應該會強調,在世界秩序中,中國是參與者和改造者,而不是要打破秩序。二戰後確立的世界秩序是應該被維護,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應該改進它。

南方周末:你從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21世紀都在聯合國工作。在你看來,在不同歷史時期,聯合國對中國的“疑”起了什麽樣的變化?

陳健:當然有變化,過去的“疑”主要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方面,覺得中國的意識形態不一樣,社會制度不一樣,擔心我們會不會影響其他國家。現在的“疑”主要是實力方面。

聯合國逐漸明白,中國無意輸出意識形態,中國對國際環境的影響主要是實力的變化。

南方周末:中國外長王毅在媒體吹風會上還說,習近平這次去聯合國是要闡述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理念。你認為,現在習近平會怎麽闡述呢?

陳健:我認為,我們會說,中國不稱霸,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不搞勢力範圍,不侵略其他國家,不把中國自己遭受的痛苦加給其他國家。以此消除一些國家對我們的疑慮。

南方周末:這種重新闡述在消除疑慮方面可能有何種效果?

陳健:最高領導人做出的承諾有相當分量,當然最後要看我們的行動。一方面,中國要能夠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同時,也盡可能避免跟其他國家不必要的爭端。不過,必要的事情我們該做的,還得要做。

習近平時代

向主動融入聯合國轉變

南方周末:作為資深外交官,對於習近平在聯大的講話,你最關註的是什麽?

陳健:如果從聯合國的角度看,我最關註的是中國會提出什麽新主張。

從總體上看,過去中國在聯合國的外交還是應對型的,就是別的國家提出議程、項目或者決議,我們權衡利弊之後,決定怎麽應對。不過,這兩年從亞信、APEC開始,中國外交的主動性、進取性、開拓性是前所未有的。盡管到目前為止,這種主動性、開拓性、進取性主要表現在中國影響的所及地方。

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習近平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峰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看中國有沒有可能在聯合國往前走一步。

南方周末:據你了解,對於中國在聯合國能夠起到的作用,聯合國內部有什麽期待?

陳健:主要是有兩個期待:第一個期待中國對聯合國發展遠東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第二個期待中國更多地支持聯合國維和行動。

南方周末:綜觀中國和聯合國“相處”的44年,雙方有沒有對各自固有的東西產生影響?

陳健:中國和聯合國在理念上面是互相影響,或者說是互相采納的。例如,歷屆中國領導人講話中,都有觀念被聯合國采納,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三個世界”的觀點被廣泛運用。

而中國從聯合國吸收的新概念中,比較突出的是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我記得1972年我去參加聯合國世界環境大會,中國代表團的團長是燃化部部長。而燃化部主管石油、煤炭產業——這些都是汙染大戶。由這個部的部長當團長,說明當時國內沒有一個拿得出手的環保方面的人才,也沒有環境這個概念。

南方周末:對於現在中國和聯合國的關系,你最大的期許是什麽?

陳健:我認為,現階段中國對聯合國的參與還處在應對的階段,雖然是積極應對、靈活應對,但畢竟還是應對,還不能主動融入聯合國。

隨著融入國際社會,中國已經開始變成一個在海外有實際利益的國家,需要通過外交保護在海外的經濟利益和相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提供保護的手段是多樣的,但聯合國這個合法的平臺,不失為一項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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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大前主席受賄被起訴 維和人員屢爆性醜聞 機構改革草草收場聯合國怎麽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268

聯合國大會前任主席約翰·阿什被指控和澳門商人吳立勝長期保持“互惠互利”關系,為吳爭取了多個位於安提瓜和巴布達的項目,兩人之間最受關註的“合作”是一項有關在澳門建設聯合國會展中心的計劃。 (新華社記者 牛曉雷/圖)

今年迎來創立70周年的聯合國,是一個由190多個國家組成的龐大機構,人員和經費都來自會員國,任何事情都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這里行事的首要原則是要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把大家都安撫好。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人選,能力肯定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有時候左右逢源、圓融甚至模糊的性格也是立身之本。

2015年10月6日,美國司法當局正式向在曼哈頓的紐約聯邦法庭呈交訴狀,以逃稅、行賄受賄等罪名起訴聯合國大會前任主席約翰·阿什(John Ashe),控罪指阿什和澳門商人吳立勝長期保持“互惠互利”關系,阿什在聯合國任職期間為吳爭取了多個位於安提瓜和巴布達的項目,兩人之間最受關註的“合作”是一項有關在澳門建設聯合國會展中心的計劃。從2012年2月起,阿什利用其安巴駐聯合國代表以及聯大主席的身份,在聯合國積極展開遊說,提議在澳門建設投資達數十億美元的聯合國會展中心,並大力舉薦吳立勝所在的集團參與該項目的建設工作。不過,無論是聯大還是秘書長辦公室,都未采取實質行動,相關的會展中心並未興建。

61歲的阿什在加勒比海島國安提瓜和巴布達出生,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生物工程博士學位,1989年進入該國外交部工作,自2004年起擔任該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兼可持續發展問題首席談判員、常駐聯合國代表等眾多重要職務,並先後在眾多聯合國基金和項目的理事會擔任重要職務。

阿什最引人註目的地方是自2013年9月起出任第68屆聯大主席,任期一年。但聯大通過的決議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只能向會員國或安理會提出建議,無權迫使任何一國政府采取任何行動。聯大主席則是由成員國代表輪流擔任的榮譽職位,同樣沒有實際權力。因此,阿什擔任過聯大主席這一職務的權限並不包括聯合國的基建,也無決定在澳門興建會展中心的實際權力。他應該是利用自己在聯合國工作多年積攢的人脈,替吳立勝四處遊說活動而已,而且事情最終並沒有辦成。

盡管如此,這樣的高層人物涉及受賄醜聞被捕,在聯合國成立七十年來的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引發的震驚可想而知。但是,考慮到聯合國內部管理的特殊性,阿什最終會否受到懲罰,仍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差點把秘書長拉下臺的醜聞

伊拉克警察對伊拉克前石油部大樓進行查抄時,發現了薩達姆執政時用石油送大禮的清單,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兒子科喬·安南擔任顧問的cotecna公司也牽涉其中。

在此之前,觸發聯合國信任危機的最大案件是發生在1996年到2003年間的伊拉克“石油換食品”計劃醜聞,該醜聞導致兩名聯合國高官被起訴,並波及前後兩任聯合國秘書長。此事件的處理結果,可以作為此次阿什受賄案的參考。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聯合國對伊拉克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一度禁止伊拉克出口石油,後來考慮到伊拉克的民生狀況,為減輕伊拉克普通民眾的痛苦,安理會於1995年4月通過了第986號決議,允許伊拉克每半年出口價值20億美元的石油,用於進口食品、藥品和其它民用物資。該計劃的規定貌似非常嚴格:伊拉克出口石油,而買方付款到法國巴黎銀行一個專門存款賬號,不付給伊拉克政府。賬戶里的錢先按比例支付給科威特的戰爭賠款,然後支付聯合國和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伊拉克的費用,剩下的再給伊拉克政府購買指定的物資。

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爆發,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安理會於當年5月22日決定取消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並於11月21日結束了“石油換食品”計劃。2004年1月,伊拉克媒體披露了一條爆炸性的新聞:伊拉克警察對伊拉克前石油部大樓進行查抄時,發現了薩達姆執政時用石油送大禮的清單,也就是薩達姆欲在國際上收買商界、政界和知名人士的行賄證據,而查抄出的許多文件上都有聯合國主管伊拉克“石油換食品”計劃的官員貝農·塞萬的簽字,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兒子科喬·安南擔任顧問的cotecna公司也牽涉其中。聯合國“石油換食品”計劃醜聞正式曝光。

原來,盡管形式上很嚴密,但伊拉克在選擇將石油賣給誰方面有很大的發言權。於是,薩達姆利用提供石油優惠券的方式籠絡人心。由於使用該優惠券購買伊拉克石油的價格要比國際市場低很多,因此通過優惠券購買的石油可以很快地轉手從而大賺一筆。據稱,從政客、官員到記者,有多達270多人因此受益。而和出售石油一樣,伊拉克在選擇哪家公司作為物資供應商上也起決定作用,這同樣為掮客提供了機會。

為了平息眾怒,聯合國任命曾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保羅·沃爾克為主席,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此事進行調查。2005年9月,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出爐,報告指責塞萬在1998至2001年間,多次為總部設在日內瓦的非洲中東石油有限公司(AMEP)向伊拉克前政府索取石油出口份額。在他的幫助下,這家公司以優惠價從伊拉克購買了730萬桶石油,轉手獲利150多萬美元。報告公布了大量塞萬與AMEP公司總裁之間的電話通話記錄,以及一些伊拉克方面保存的有關塞萬為該公司遊說的檔案。報告沒有提及塞萬是否接受了AMEP的賄賂,但透露,塞萬對他在1999至2003年間的16萬美元額外現金收入的來源交代不清。這筆來歷不明的收入從表面看來自塞萬在塞浦路斯老家的嬸嬸。但其中的疑點是,他嬸嬸只是一名退休的政府部門攝影師,靠為數不多的養老金過活。

另一名涉及的人員是負責“石油換石油”計劃采購工作的聯合國官員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調查報告稱,雅科夫列夫創辦了一家公司,用於收取那些想獲得石油換食品合同的外國公司支付的秘密款項。除此之外,雅科夫列夫還在聯合國其他競標活動中大肆受賄。有證據顯示,他從外國公司中至少收取了95萬美元回扣,存入海外賬號。

而雅科夫列夫是給予cotecna公司巨額合同的關鍵人物,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之子科喬·安南則恰巧在這家瑞士公司工作。1995年剛剛大學畢業的22歲科喬就被該公司委以重任,單獨負責西非地區工作。而cotecna公司是一家擁有4000名員工的大公司,科喬的躥升顯然有違常理。更巧的是,該公司又很快獲得了伊拉克“石油換食品”計劃的合同。

事情止於此的話,安南最多被指責為教子不嚴,但很快,《紐約時報》公布的兩封郵件將安南牽涉其中:在這兩封郵件中,cotecna副總裁邁克爾·威爾遜向公司總裁匯報稱,他們利用巴黎法語國家領導人會議的機會和安南進行了接觸,並認為可以“指望安南”。“我們同聯合國秘書長和他的隨從進行了簡單會談,並討論了石油換食品計劃合同的情況。他們建議我們積極響應參與競標……並表示可以指望得到幫助。”

在此之前,安南對是否和cotecna高層有過密切接觸並未直接回答,並用“記不清”“沒有檔案可查”之類的言辭來回避。但隨著越來越多細節被披露,安南開始承認和該公司高層有過接觸,但始終否認自己在cotecna公司獲得聯合國合同過程中發揮了影響力。但從披露的郵件來看,安南似乎有意幫助該公司。不僅如此,AMEP公司的老板阿蔔杜勒·努爾是前任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的表親,這就使得前後兩任聯合國秘書長都被牽涉到這件醜聞中。

盡管輿論沸沸揚揚,群情激憤,但事情最終的處理卻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加利和安南安然無恙,塞萬被美國當局起訴,但因為塞浦路斯和美國沒有引渡協議,事情一直久拖不決;雅科夫列夫主動向美國法院投案自首,最終達成認罪協議。至於其他得到薩達姆好處的一眾政要,則完全和沒事人一樣。

這是一個要平衡各方利益的機構

由於聯合國高級官員的產生是妥協和協商的產物,因此當他們出了差錯甚至犯了罪,決定他們命運的也往往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相關國家的私下交易。

“石油換食品”的處理結果讓人大跌眼鏡,根本原因首先在於聯合國對其官員只能在內部規則實行的範圍進行很有限的懲罰,沒有刑事法律方面的審判權。如果聯合國官員被懷疑犯有刑事罪行,那就會被遣返回國,由其所在國的法庭進行審理量刑;如果其他國家要引渡該人,就面臨一系列複雜的法律問題。而聯合國官員往往是由所在國推薦和派遣的,原本就沒有動力對該人在海外的罪行深究。上文提到的雅科夫列夫最終之所以投案,根本原因是他不是由俄羅斯政府派遣,而是自己投考聯合國的,俄羅斯不承認他是外交人員。

其次,聯合國是一個由190多個國家組成的龐大機構,人員和經費都來自會員國,任何事情都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這里行事的首要原則是要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把大家都安撫好。從理論上講,任命某一個人擔任某一職位應該主要基於工作表現,但現實是,高級官員包括秘書長的任命主要是各國之間妥協的產物,讓各國(特別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都能接受是底線。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人選,能力肯定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左右逢源、圓融甚至模糊的性格也是立身之本。

早年,在冷戰的背景下,美蘇多次行使否決權,屢次導致秘書長人選難產。1946年初,聯合國開始選舉第一位秘書長。美國提名加拿大駐美大使萊斯特·皮爾遜,蘇聯對此提出不同意見,最終來自挪威的賴伊當選,賴伊就任後因為太過親近北約和西方世界,為蘇聯和東歐國家所不容,最終被迫辭職;第二任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同樣是妥協的產物,蘇聯曾一度不承認他是秘書長,最終哈馬舍爾德在調停剛果危機時飛機失事而亡,有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場謀殺,但事件的詳情至今成謎。直到1996年11月19日,美國還在安理會否決了加利連任秘書長的議案,導致加利連任失敗。

由於聯合國高級官員的產生是妥協和協商的產物,因此當他們出了差錯甚至犯了罪,決定他們命運的也往往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相關國家的私下交易。上述“石油換食品”醜聞曝光後,雖然有美國媒體和少數議員公開要求安南辭職,但是俄英法德等數十個國家表態支持安南,最終安南順利過關。

除了上述醜聞之外,聯合國近年來發生的多起醜聞,最終也大都不了了之。2005年2月18日,英國《獨立報》曝光了聯合國一份內部機密報告。該報告披露,自2004年5月開始有多名女職員投訴荷蘭前首相、時任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呂德·呂貝爾斯對其進行性騷擾,聯合國隨即成立內部調查小組,調查小組的報告認為,呂貝爾斯確實對一位女下屬的身體進行了“不必要的觸摸”,並在調查過程中試圖濫用職權,通過威脅等各種手段影響調查結果。但安南並沒有對呂貝爾斯采取行動,而只是訓斥了一番。事情最後以呂貝爾斯辭職而告終。

另外,近年來聯合國多次爆出維和人員和在剛果、東帝汶、海地等地對當地女性甚至未成年女性進行性剝削的事件。聯合國的報告顯示,自1999年到2006年聯合國維和部隊成員在東帝汶至少遺棄了二十多名嬰兒,這些嬰兒都是他們與當地貧困婦女所生的孩子。而且,聯合國內部還有一種對這種行為進行掩蓋的文化,凡是維和部隊成員的私生子以及聯合國成員的性罪行都必須保密,因為擔心在東帝汶這種宗教國家會“產生恥辱和尷尬”。

聯合國針對維和人員性剝削問題的年度報告顯示,2014年針對聯合國維和人員的相關指控總數為51起,比2013年的66起有所減少,但上述數量可能被嚴重低估,因為“我們面談的所有女性中,只有7人知道聯合國嚴令禁止性剝削和性侵犯。沒有一個人知道舉報這一問題的熱線電話”。報告同時提及,受到性剝削的女性未能得到及時幫助。即使她們上報這一問題,相關調查也要持續一年之久。值得一提的是,受到性剝削和侵犯的女性中,約1/3為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

流於口頭的聯合國改革

聯合國內部機構疊床架屋,官僚主義盛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日前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就透露,僅僅是將聯合國各個機構和部門的電腦進行聯網,就花了5年時間。

除了上述這些比較嚴重的問題之外,聯合國的官僚主義和低效也備受詬病。哪怕是計入通貨膨脹因素之後,目前聯合國每年的支出也達到了1950年代初的40倍。如今的聯合國包括17個專門機構,14個基金會和一個秘書處,而光這個秘書處就有17個部門,雇用了41000人。由於聯合國雇員的聘用要考慮到政治因素,加上聯合國公務員薪水高、大部分都終身任職、人員流動性低等因素,導致內部機構疊床架屋,官僚主義盛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日前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就透露,僅僅是將聯合國各個機構和部門的電腦進行聯網,就花了5年時間。

有鑒於此,聯合國改革的問題自其成立那天起就不斷被提及。1997年安南擔任秘書長後,聯合國改革的問題被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上。2005年,由莫桑比克、挪威和巴基斯坦總理共同主持的委員會出具了一份報告,指責聯合國深深辜負了它本來要幫助的那些人,說它在發展方面的工作“支離破碎,軟弱無力”,其自身管理“既無效率,又無成果”。報告鎖定了80個聯合國駐地,準備削減它們的工資費用。他們質疑有沒有必要在一些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比如紐約和日內瓦設立大量日常行政職位;他們質問為何要雇用外籍人員來占據這些職位,為此聯合國要給他們高額外派補貼,方便他們的孩子進私立學校讀書。但一如既往,改革遇到了強烈反對。

2006年3月,安南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一份長達33頁的聯合國改革計劃報告,就聯合國的人事、領導能力、決策機制等6個方面以及改革管理本身等問題共提出了23項整改意見,包括開除部分員工、砍掉一些項目,以及將部分工作外包等內容,引發了聯合國雇員的強烈不滿。代表著聯合國總部五千多名雇員的聯合國雇員聯盟召開緊急閉門會議,共有五百多名雇員參加了會議,會議最終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對“安南秘書長及其高級管理團隊”的不信任聲明,與會者中只有2人投了反對票,還有不到10人投了棄權票,其余投了贊成票。在方方面面的壓力下,此次改革最終草草收場。

現任秘書長潘基文吸取了前任的教訓,將聯合國改革的範圍縮小,主要集中在秘書處的改革上,主要措施包括提高秘書處效率、加強問責制建設和獨立監督、審計制建設,促進各系統的協調一致等。潘基文也成為第一個公布個人財產狀況的聯合國秘書長,他還要求聯合國每個部門20%的人員能夠流動。他表示:“你很難期待一個在一個地方已工作10年、15年或20年的人在工作中能有新的創造性和能動性。他們只把自己的工作當成一種例行公事來做。這種例行公事使這一組織在一種‘一切照舊’的方式下運行。我們需要一些新鮮空氣,這能夠激發一定的能動性。這種在工作人員當中產生的能動性進而產生出創造力”。

但就連這樣的小變動也遇到阻力,許多工作人員不情願到別的地方去工作。聯合國改革的難度,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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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烏克蘭或當選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0/4697849.html

日本、烏克蘭或當選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一財網 燕楠 2015-10-15 23:21:00

盡管這5個國家看起來沒有競爭對手,但為了成功獲選,這個國家必須在聯合國大會的秘密投票過程中取得2/3以上國家的支持。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在通報的最後一分鐘還會出現其他國家,盡管一般來說他們不會在最後時刻得到太多的選票。

10月15日,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選舉正在聯合國大會舉行。在各國代表團的秘密投票過程中,將會確定5個國家,從2016年1月1日起在安理會獲得為期2年的席位。

今年聯合國大會的選舉,對所有人來說都確信的是——自認為有資格成為安理會成員國的5個國家都已經確認為地區代表。這些國家是:埃及和塞內加爾(非洲國家組)、烏克蘭(歐洲和其他國家組)、烏拉圭(拉丁美洲國家組)和日本(亞洲太平洋國家組)。此前,可能的安理會成員國名單還包括孟加拉國,但其為了日本放棄自己的參選資格。

盡管這5個國家看起來沒有競爭對手,但為了成功獲選,這個國家必須在聯合國大會的秘密投票過程中取得2/3以上國家的支持。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在通報的最後一分鐘還會出現其他國家,盡管一般來說他們不會在最後時刻得到太多的選票。

安理會的新成員國將會在2016年1月1日起替換掉自己所在地區原有的夥伴——他們的2年任期已經接近尾聲:乍得和尼日利亞、立陶宛、智利和約旦。西班牙、安哥拉、馬來西亞、新西蘭和委內瑞拉將在安理會中連任至2016年年末。

在聯合國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安理會選舉結果拖延許多小時、許多天、甚至一星期的情況。例如,1979年的聯合國大會拖延了整整2個半月才在哥倫比亞和古巴之間選出結果。

更具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2013年,當時沙特阿拉伯在勝選1天之後出人意料地拒絕了安理會的席位,以此抗議安理會在敘利亞沖突上的“不作為”,最終這一席位讓給了約旦。

在目前安理會的候選成員國中,為加入該國際組織“工作經驗”最豐富的國家當屬日本——作為接連當選非常任理事國10年時間的日本,最近的一次“入非常”是在2010年。相反,對於烏拉圭而言,這還僅僅是第2次成為安理會成員國。這個拉美國家此前一次進入安理會還是在遙遠的1965-1966年。相對而言,埃及和塞內加爾成為成員國的時間較近——分別是在1996-1997年和1988-1989年。

烏克蘭外長:不會與俄羅斯和解

烏克蘭歷史上有過3次擔任安理會成員國的經歷:分別是1948-1949年、1984-1985年和2000-2001年。在5個國家中,烏克蘭無疑最惹人註目,就在2014年,該國剛剛發生了政權更替,直接導致了持續至今的武裝沖突。

烏克蘭外長巴維爾·克里木金13日在聯合國總部召開新聞發布會席間表示:如果成為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烏克蘭不會與俄羅斯和解。在他看來,俄羅斯“占領”了克里米亞,並直接導致了該國東部地區的不穩定局勢。

“(心情)肯定不會是和解的——部長回答一個西方媒體的記者提問時說道——因為第一次出現獨一無二、不可思議的情況,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之一是烏克蘭的‘侵略者’,還對烏克蘭發動‘混合戰爭’。”他同時指出,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烏克蘭將會集中於“聯合國的忠實原則”,其中包括為各國之間的任何爭吵提供和平調節。

根據烏克蘭外交部的說法,烏克蘭代表團準備“在所有全球議題上努力”。

“我們有許多的問題,如何進行聯合國機構改革,如何讓和平創造更加有效,如何提高聯合國的效率和現有流程的公開性。”克里木金表示。

安理會成員國權限盤點

安理會由於負責全球和平與安全,是聯合國的核心機構之一。在安理會中總共有15個國家,包括5個固定成員——中國、俄羅斯、英國、美國和法國,以及10個非常任理事國,每年更新5個。

安理會的工作由安理會主席來領導,每個月在安理會的成員國中選舉出來。目前,這一職能由西班牙承擔。9月的輪值主席國正是俄羅斯。

根據聯合國憲章,安理會通過的決議對所有國家都存在強制性——拒不履行可能會導致制裁,甚至招致戰爭。至少需要9個國家同意且無一常任理事國動用否決權利才能通過決議。

根據安理會的運作機制,每個理事國都擁有1個投票權,程序性問題至少需要9票才能通過。5大常任理事國對實質問題都擁有一票否決權,任期2年的非常任理事國則並不享有這一權利。近年來,要求取消常任理事國“一票否決權”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一決議得到了法國的積極推動,但俄羅斯一直堅決反對對否決權制度的任何修改。

編輯:潘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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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寫了什麼?

2016-05-16  TWM

世界衛生組織終於把世界衛生大會邀請函寄到台灣了,但是,今年的邀請函有些不尋常,多了一條備註,「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細看這個1971年的決議文,字字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中唯一合法代表,且來看看這個讓台灣的國際空間套上緊箍咒的決議文,究竟怎麼寫的……。

Recognizing tha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e the only lawful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one of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Decides to restore all its right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recogniz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its Government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expel forth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 from the place which they unlawfully occupy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all the organizations related to it.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裡的唯一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權利,以及承認其政府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將蔣介石在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內的代表驅逐,因其所有席位皆屬非合法性占用。

看懂關鍵字

recognize/ˋrɛkgnaɪz/(v.)

正式承認、認可、認定

例句:

The British recognized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in 1783.

西元1783年,英國正式承認美國為獨立國家。

Forthwith/forθˋwɪθ/(ad.)

立即、馬上、毫不猶豫地

例句:

The company was ordered by the court to cease operations forthwith.

這家公司被法院判決立即停止營業。

撰文 / 黃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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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全球每年有700萬人死於空氣汙染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9989.html

“沙塵暴極大地降低了空氣質量。而全球每年有700萬人死於空氣汙染。”剛剛閉幕的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通過的決議如此表述。

第一財經記者5月29日從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獲悉,內羅畢當地時間28日,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閉幕,共達成25項具有里程碑意義決議,這些決議將在解決海洋垃圾、遏制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防止空氣汙染、化學品和廢物,以及促進可持續消費和生產等問題上產生深遠的影響,為全球實施《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巴黎協定》奠定了基礎。

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納表示:“環境一直且永遠都是保證人類繁榮發展的核心。”他說,各國在2015年認識到了這一點,並達成全球協議,如《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巴黎協定》、《仙臺減輕災害風險框架》以及《亞的斯亞貝巴發展籌資行動議程》。

“我們在過去的五天中,從各國代表的臉上找回了2015年簽訂上述歷史性協議時的政治意願以及尋求改變的熱情。在全球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我們正逐步采取措施變革我們的發展模式。聯合國環境大會在這一過程中起到引領和指導的作用。”阿奇姆·施泰納說。

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的主題是落實《2030議程》。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是聯合國系統的主要任務,而此次聯合國大會也充分印證了這一點。聯合國環境大會要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加強現有夥伴關系,並啟動新的夥伴關系,包括私營部門和公民社會。

據悉,聯合國環境署已著手設計可持續金融體系項目,實施可持續融資計劃,各成員國也要求聯合國環境署繼續推進相關工作,推動金融與環保產業融合。

《巴黎協定》是近幾十年來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里程碑。聯合國環境大會認為,聯合國環境署應該加大對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的支持,從而更好地實施協定。

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關註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非法貿易將物種推向滅絕的邊緣,剝奪國家自然遺產並推動國際犯罪網絡。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在第一屆聯合國環境大會的成果和聯合國大會69/134決議的基礎上,通過一項新決議,敦促成員國在國家層面上采取進一步措施,通過國際和地區合作,防止、打擊和消除野生動植物及相關產品的供應、運輸和需求,從而終止非法貿易。

這包括實施策略和行動計劃,加強在反腐敗和反洗錢等問題上的國家治理,對打擊野生動植物犯罪的國際財團和非洲大象保護基金予以支持,針對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猖獗的地區,或受其不利影響的社區,引入“替代生計”達到可持續發展。

聯合國環境署啟動了名為“為生命吶喊”的全球宣傳活動,呼籲數以百萬計的民眾參與其中,共同致力於結束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

專家估計,目前有5.2萬億塑料碎片漂浮在海洋中,對海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造成極大損害。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各成員國下決心,鼓勵產品制造商考慮含有“微型柔珠”以及可降解聚合物的產品其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包括可能對下遊產生的影響。

各國代表也尋求聯合國環境署的援助,就應對海洋塑料垃圾和塑料微粒的治理策略和方法的有效性進行評估,確定如何解決現有挑戰。他們要求聯合國環境署幫助制定和實施針對海洋垃圾的國家和區域行動計劃,尤其關註那些海洋垃圾最大來源國和地區。

世界衛生組織表明,每年估計有1260萬例死亡歸因於環境因素,突出了健康的環境對於人類健康的重要性。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幾項有關人類和環境健康的決議。決議在化學品和廢物管理方面,特別是針對鉛的管理出臺特別行動計劃,據了解,2010年,654000個孩子由於鉛汙染造成發育損傷。

各國代表還呼籲聯合國環境署針對化學品和廢物管理出臺相關政策,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要求私營部門在化學品和廢物管理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並要求各國在國家或地區層面確保廢舊鉛酸蓄電池的回收。

另一個決議呼籲聯合國環境署建立全球沙塵暴觀測和研究網絡,解決沙塵暴帶來的環境威脅,主要研究沙塵暴的防控和治理。沙塵暴極大地降低了空氣質量——據悉,全球每年有700萬人死於空氣汙染。

此外,武裝沖突及其與環境的關系也是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討論的重要話題。一個針對環境和移民的研討會深入探討了根本原因及其產生的影響。決定呼籲各成員國采取適當措施,對於遭受武裝沖突的國家,要在國際人道主義法律框架下,遵守國際義務,保護環境。

食品浪費和可持續消費和生產、資源使用、消除饑餓等方面都與《2030年議程》和《巴黎協議》的實施休戚相關。針對這一方面的決議也得以通過。決議呼籲加大努力和合作,每年減少三分之一的糧食浪費。各成員國都致力於實現可持續消費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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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環境大會:北京改善空氣質量經驗值得分享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8165.html

正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召開的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24日發布《北京空氣汙染治理歷程:1998-2013年》評估報告,認為北京大氣汙染治理措施效果顯著。

據北京市環境保護宣傳中心微信公號“京環之聲”介紹,這是第二屆全球環境大會(UNEA2)的首次重要發布會,也是UNEP首次發布城市層面的汙染治理報告。

“在巨大的挑戰面前,北京在保持高速增長的情形下成功地實現了空氣質量的改善,北京的經驗絕對值得與其它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城市分享。”聯合國副秘書長、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納說。

報告說,1998-2013年,北京持續采取的大氣汙染治理措施對改善北京市的空氣質量發揮了積極作用。監測數據顯示,15年間,北京常住人口增長了70%,機動車保有量增長了303%,能源消費總量增長了77%,同時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顆粒物(PM10)的年均濃度分別下降了78%、24%和43%,初步形成了經濟社會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局面,為全球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創造了值得借鑒的經驗。

《北京空氣汙染治理歷程:1998-2013年》評估項目由UNEP主導,聘請國際和國內專家團隊歷時兩年多完成。報告介紹,1998年以來,北京針對逐漸形成的“煤煙-機動車”混合型複合汙染問題實施的燃煤和機動車汙染治理措施,對北京的空氣質量改善發揮了積極作用。

報告說,北京市一氧化碳(CO)和二氧化硫(SO2)的年均濃度已經能夠穩定達到現行中國國家標準(NAAQS)規定的濃度限值4mg/m³和60µg/m³,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顆粒物(PM10)的年均濃度也已接近中國國家標準(NAAQS)規定的濃度限值40µg/m3和70µg/m³。

但報告同時表示,“然而,可吸入顆粒物(PM10)和細顆粒物(PM2.5)要達到中國國家標準限值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值,獲得更大的健康效益,還需要更多努力。”

參與此次評估的中方主要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教授在發布會上介紹,從1998年以來的各種汙染物的監測數據和科研數據來看,北京的空氣質量確實得到了持續的改善,這說明北京治理大氣汙染的各項政策、科技、經濟、法律等綜合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

報告介紹,自1998年以來,北京市將優化能源結構作為治理城市空氣汙染的重要措施之一。通過實施更加嚴格的燃煤鍋爐汙染物排放標準、為燃煤設施的置換和改造提供財政補貼、強制推廣低硫煤、加快發展天然氣及電力等清潔能源等措施,實現了能源結構質的飛躍。15年間,北京燃煤使用總量極其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燃煤占全市能源消費的比重由1998年的54%下降到2012年的25%;天然氣、電力等優質能源的比重則由19%提高到了44%。

在燃煤源汙染治理方面,報告介紹,2013年與1998年相比,通過對燃煤電廠實施嚴格的末端治理,減少細顆粒物(PM2.5)、可吸入顆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排放量分別為1.45萬噸、2.37萬噸、4.50萬噸和3.09萬噸;通過對采暖和工業用燃煤鍋爐實施三個階段的綜合治理,減少細顆粒物(PM2.5)、可吸入顆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排放量分別為1.43萬噸、2.4萬噸、13.6萬噸和4.87萬噸;通過對核心區老舊平房采暖實施兩個階段的“煤改電”工程,減少細顆粒物(PM2.5)、可吸入顆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排放量分別為630噸、870噸、2070噸和790噸。

1998年以來,針對機動車汙染排放問題,北京市一直采取綜合性的治理措施,逐漸形成了全國領先的“車-油-路”一體化的城市機動車排放綜合防治體系,包括新車排放管理、在用車監管、油品質量改善、推廣清潔能源與新能源車、交通管控與經濟措施,包括鼓勵老舊車淘汰的經濟激勵措施等方式,取得了極大的減排效益。

監測數據顯示,與1998年相比,2013年機動車排放的一氧化碳(CO)、總碳氫化合物(THC)、氮氧化物(NOx)和細顆粒物(PM2.5)分別消減了95.0萬噸、10.3萬噸、4.31萬噸和0.49萬噸,減排率分別為76%、72%、40%和70%。

與1998年相比,2013年北京輕型汽油車一氧化碳(CO)、總碳氫化合物(THC)和氮氧化物(NOx)車隊平均排放因子下降了93%-94%,年均減排率超過15%。鑒於當前北京輕型汽油車的汙染物排放水平已與歐美國家基本接近,可以說北京在控制輕型汽油車汙染排放、改善汙染物排放因子上成功借鑒國外經驗,並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對於重型柴油車,2013年重型公交車和重型貨車的細顆粒物(PM2.5)車隊平均排放因子比1998年下降了85%-90%,年均減排率也接近14%;但在重型柴油車氮氧化物(NOx)的道路排放控制方面仍然存在較大的壓力。

參與此次評估的美國汽車尾氣控制專家邁克沃什(Michael Walsh)表示,北京為解決機動車汙染問題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如改善油品、提高車輛排放標準、加快老舊機動車淘汰等,這些措施產生了很好的減排效益,促進了空氣質量的改善,也在中國其他城市得到推廣和借鑒,在世界範圍內也是比較領先的。

報告介紹,從北京經驗來看,制定綜合的戰略措施是減少大氣汙染物排放的關鍵。這些綜合的措施包括立法、行政管理、經濟和技術等方面的手段,重點針對能源消費、機動車排放、工業汙染、施工揚塵等汙染源,並通過系統的監測和信息報告對工作進展及成就加以監測和發布。同時,減排措施實現的汙染物減排量對於降低城市環境空氣中的汙染物濃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北京在保持高速增長的情形下成功地實現了空氣質量的改善。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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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環境大會:全球25%死亡人數與環境汙染有關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7539.html

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23日發布的一系列報告顯示,環境惡化導致人們過早死亡,對公共衛生造成威脅。全球1/4的死亡人數與環境汙染有關,改善環境已成為保證人類健康發展的迫切任務。

本月23日至27日,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召開。

空氣汙染致全球每年700萬人死亡

大會新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每年因環境惡化而過早死亡的人數比沖突致死的人數還要高234倍,充分論證了維持健康環境的重要性。讓所有人平等和有尊嚴地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中生活,是《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目標。

報告指出,超過四分之一的5歲以下兒童,因環境原因死亡。

《健康星球,健康人類》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世界衛生組織WHO)、《生物多樣性公約》,《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巴塞爾、鹿特丹和斯德哥爾摩公約》聯合發布,該報告探究了空氣汙染、化學品暴露、氣候變化和其他環境問題對人類健康和福祉帶來的影響。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納說,“地球生態資源的消耗以及人類汙染足跡的增加,使我們在健康和福祉方面承擔日益增長的成本。空氣汙染、化學品暴露以及自然資源開采,都是以消耗自然生態系統——人類生命的支持體系為代價的。”

“健康的地球能讓人類健康的小船揚帆遠航,也會促進經濟和社會蓬勃發展。在環境健康方面不斷地發展和進步,我們才得以維護我們自己的幸福。本周的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2),就是想辦法讓環境始終是人類福祉的庇護所,而不會成為傷害人類的刀口。”阿奇姆·施泰納說。

報告稱,在2012年,大約1260萬人由於環境原因死亡,占總死亡人數的23%。因環境原因致死的人口中,最高比例發生在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分別為28%和27%)。另外2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中海東部地區22%、美洲地區經合組織國家(OECD)11%、非經合組織國家15%、歐洲15%。

調查發現,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在所有地區都有所上升:2012年,3/4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人死於非傳染性疾病。

報告稱,影響環境健康的因素,包括生態系統破壞、氣候變化、不平等、無規劃的城市化、不健康和浪費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氣候變化加劇了環境健康風險的規模和強度。世界衛生組織保守預計,2030-2050年間,每年會有額外的250000人死亡,主要死於由氣候變化導致的營養不良、瘧疾、腹瀉和熱應力。

報告中提出了幾大關鍵環境問題:

空氣汙染導致世界各地每年700萬人死亡。其中,430萬人死於室內空氣汙染,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和兒童。

缺乏潔凈水和衛生設施導致每年有842000人死於腹瀉病,其中97%在發展中國家。腹瀉病是導致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第三大殺手,占所有五歲以下兒童死亡人數的20%。

化學品暴露,導致每年有107000人死於石棉中毒。2010年654000人死於鉛中毒。

自然災害,自199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次締約方會議(COP1)以來,606000人因氣象相關的災害失蹤。

四個綜合解決方法減少汙染

“投資一個健康的環境可以帶來許多好處。”報告說,逐步淘汰近100種消耗臭氧層的物質(ODS),意味著截至2030年,每年高達200萬例皮膚癌和數百萬例白內障會因臭氧層愈合而被避免。

報告稱,在全球範圍內消除汽油所含鉛,預計每年可節省下來2.45萬億美元,占GDP的4%,並避免100萬人過早死亡。事實證明,減少黑碳和甲烷等短期氣候汙染物的措施具有成本效益。預計到本世紀中葉,能防止全球變暖0.5°C,而且到2030年,每年避免240萬人因空氣汙染死亡。

研究顯示,工作場所的預防性衛生監督投資,若對每個工人投資18-60美元,即可減少27%的病假缺勤。水和衛生服務的投資回報是投資1美元,收益5-28美元。

為實現以上目標,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給出四個綜合解決方法:

解毒:在人們的生活和工作中,去除和/或減輕有害物質對環境的影響。

脫碳:倡導可再生能源,減少碳燃料的使用,從而減少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在生命周期中,太陽能、風力和水力發電比化石燃料發電廠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的傷害低3-10倍。

資源高效利用和改變生活方式:以較低的資源利用、較少的浪費、更少的汙染和更少的環境破壞進行必要的經濟活動,創造價值來維持世界人口,

增強生態系統的恢複力和保護地球的自然生態系統:增強環境、經濟和社會的能力,從而通過保護遺傳多樣性以及陸地、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樣性實現對於幹擾和沖擊的預期、響應和恢複;加強生態系統恢複力;減少畜牧業和伐木業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的壓力。

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發布的《海洋塑料垃圾和塑料微粒:激發行動和政策指導的全球經驗和研究》報告發現,在2014年,全球塑料產量超過3.11億公噸,比2013年增加了4%,由於固體廢物管理不當,最終遺留在海洋中的垃圾在480-1270萬公噸之間。塑料微粒應特別引起人們的重視。

一項研究估計,平均每平方公里的海洋世界中,有63320塑料微粒漂浮在水面。海洋生物包括浮遊動物、無脊椎動物、魚類、海鳥和鯨魚,可以通過水直接攝入塑料微粒,或通過食物網間接攝入塑料微粒。塑料微粒可能造成海洋生物的免疫中毒反應、生殖中斷、胚胎發育異常、內分泌紊亂、基因改變等。

《2016全球法律限制鉛塗料報告》發現,人們仍在消除鉛塗料的道路上努力前進。2016年初,全球196個國家中70個國家(36%)發布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限制鉛塗料條例。大部分國家出臺了強制規定對鉛塗料的使用進行控制,以確保執行效果。然而,只有17個國家要求對油漆含鉛量進行測試和認證。

《UNEP前沿:2016新興環境問題報告》稱,全球增加不少新興人畜共患疾病病例,全球現在面臨著流行性人畜共患疾病暴發、食源性人畜共患疾病增長以及常見人畜共患疾病在貧窮國家長期被人們忽視的危險。

“人們從未養過這麽多動物,從前也沒有那麽多機會,讓病原體通過生物環境和野生動物,傳染到家畜和人,從而導致人畜共患疾病的暴發,而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報告說。研究發現,人類所有傳染病中,大約60%是人畜共患病,占新發傳染疾病的75%。

近年來,一些新興的人畜共患疾病屢屢登上報紙頭條,因其會引發,或極有可能引發大範圍流行疾病。除了禽流感,還包括裂谷熱(RVF)、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征(SARS)、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西尼羅河病毒、埃博拉和寨卡病毒。報告說,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這些新興疾病產生的直接成本超過1000億美元。如果這些疾病最終成為流行疫情,損失將達數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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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發聲:常設仲裁法院和聯合國沒有任何關系

聯合國官方微博7月13日發文稱,國際法院是聯合國主要司法機關,根據《聯合國憲章》設立,位於荷蘭海牙的和平宮內。這座建築由非營利機構卡內基基金會為國際法院的前身常設國際法院建造。聯合國因使用該建築每年要向卡內基基金會捐款。和平宮另一“租客”是1899年建立的常設仲裁法院,不過和聯合國沒有任何關系。

面對網友調侃,官微是這樣回複的(來源:聯合國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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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克文正式表態:我想參選聯合國秘書長

據外媒報道,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於當地時間18日表示,他有意參加競選聯合國秘書長一職。陸克文同時呼籲坎培拉當局為他的提名背書。

報道稱,目前已有越來越的人表態,將角逐被稱為“世界第一外交官”的聯合國秘書長職位,競爭者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以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海倫•克拉克等人。

陸克文目前旅居美國紐約,擔任智庫“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政策研究所所長,曾在2007至2010年擔任澳大利亞總理,2013年又再度短暫出任總理。

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畢曉普18日透露,陸克文已經正式要求澳大利亞政府支持,內閣將考慮其請求。

此前,宣布參選聯合國秘書長一職的候選人已有12位。其中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海倫·克拉克、斯洛文尼亞前總統達尼洛·圖爾克等。

本月7日,哥斯達黎加政府提名菲格雷斯為下任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

秘書長是聯合國“首席行政長官”。現任秘書長潘基文將於今年12月31日結束任期,下任聯合國秘書長將於明年1月1日上任,具體任期要等安理會屆時提出建議再確定,此前的任期時長多為5年。根據《聯合國憲章》,秘書長必須首先由安理會推薦,然後由聯大任命。

7月21日,安理會將就下任秘書長人選舉行首次意向性投票。

自2015年12月起,被提名參與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選舉的候選人

(圖片來源:聯合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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