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保監會網站消息，2月10日下午，針對信泰人壽、正德人壽、安邦人壽在貫徹落實《人身保險客戶信息真實性管理暫行辦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中國保監會人身保險監管部與3家公司相關負責人進行了監管談話，通報了對3家公司客戶信息真實性專項檢查結果，要求3家公司高度重視，認真整改。
保監會要求，一是清查補正，對於在2014年保監會客戶信息真實性專項檢查中發現的客戶信息不真實保單，3家公司應在4月30日之前完成清查補正工作；二是全面整改，對照《人身保險客戶信息真實性管理暫行辦法》要求，逐條梳理，完善流程，在全系統範圍內進行全面整改。
“對於整改工作“走過場”、敷衍了事的公司，保監會將依法采取進一步監管措施。”保監會稱。
2014年5月起，保監會組織各保監局開展了客戶信息真實性專項檢查。近日保監會將結果公之於眾，13家公司的客戶信息不真實的保單比例超過5%，而信泰人壽占比高達21.41%，居於榜首，其次為正德人壽和安邦人壽，客戶信息不真實的保單比例分別達到17.14%和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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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上線快車和順風車的滴滴最近勢頭足夠勁。
只不過，對於依然遊走在政策邊緣的移動出行市場而言，太過風光之後容易遭遇小麻煩。這樣一條經驗至今依然還說得通，而且之前Uber在中國已經深有體會。
推出了價格上可以Uber的人民優步一較高下的快車之後，滴滴快的如今也有了類似的煩惱。
6月4日下午，滴滴打車官方微博宣布，取消未來兩個周一的“橙色星期一，免費坐快車”促銷活動，對於叫停的原因，滴滴方面並未明說。
按照原計劃，“快車”的促銷活動在5月25日、6月1日、6月8日和6月15日四個周一進行，參與活動的城市已經從6月1日起正式擴至14個，包括北京、天津、杭州、廣州、深圳、成都、武漢、重慶、南京、長沙、大連、西安、濟南和青島的乘客，在指定的四個“周一”均可免費乘坐兩次“滴滴快車”。
5月25日是滴滴快的宣布將投入10億元請全國人民免費打快車的第一天。
按照滴滴快的公布的當天“免費坐快車”活動最新數據，截至5月25日17點，“滴滴快車”全國的總訂單量已近128.70萬單。作為本次“免費坐快車”活動的參與城市之一，北京當地的滴滴快車訂單在17點時達到了321715單，在所有參與活動的城市中排名第1位。
此外，滴滴官方預計全天的快車訂單量將突破200萬單，超過前一天全國所有專車的總訂單量。
這次滴滴“被約談”被業界解讀為這次滴滴叫停快車促銷活動的直接原因。
據了解，近日滴滴被北京市交通委約談，“滴滴專車”及“滴滴快車”業務被定性為“違反了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
而滴滴打車通過官方微博宣布，因為某些原因(肯定和錢無關)，計劃趕不上變化，不得不中途取消未來兩周的“免費坐快車”活動。此外，滴滴還放出預告，下周通過滴滴App打出租車，會有驚喜，暫時先保密。
值得註意的是，除了中斷“免費坐快車”，滴滴當天還做了一件事情：牽手北汽。
按照滴滴快的與北汽集團簽署的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資源互補的基礎上，在新能源汽車、車聯網、企業用車等領域進行深度合作。具體涉及整車銷售、汽車後市場和科技前沿探索等方面，包括清潔能源汽車、車聯網進行深度合作。
此外，滴滴快的還將為北汽集團及其下屬公司開通企業版，提供全方位的用車服務解決方案，這將使北汽集團在用車方面更為靈活、管控更為到位、報銷更為便捷，同時更有效降低北汽集團用車成本和盤活北汽集團內部車輛資源。
而在此之前，易到已宣布與包括北汽在內的多家汽車廠商有過各種領域合作,特別是新能源車方向。
相比之下，滴滴快的總裁柳青在這次頗為簡短的簽約儀式上的發言更為有意思。
“滴滴快的的生態圈非常大，今天是來表明決心我們會在這個行業繼續深耕下去。北汽集團不僅僅是我們的戰略合作夥伴，還是我們這樣一個年輕的互聯網公司學習的長者。”據柳青透露，滴滴快的會通過和北汽集團的合作來探索如何更好的把互聯網技術加到交通里面。
以下為滴滴聲明原文：
因近期受到大量網民舉報、網絡彈窗等問題突出，6月25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有關業務局及北京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的負責人對北京金山安全軟件有限公司負責人進行了聯合約談，要求其進行為期一周的整改。截止記者截稿時止，北京金山安全軟件有限公司尚未對此事作出更多回應。
公開消息顯示，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有關業務局負責人指出，2015年以來，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接到大量涉金山公司的舉報，主要涉及其旗下的金山毒霸網絡彈窗服務，該彈窗存在傳播淫穢色情等違法信息，違背社會公德、炒作惡俗低俗信息等行為。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有關業務局負責人表示，此次約談要求金山公司依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立即對網絡彈窗服務進行整改，加強內部管理和自律，整改期一周。若整改不符合要求，或者整改後繼續出現違法違規行為，將進一步依法嚴肅查處，直至依法停止其網絡彈窗信息服務，並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金山公司負責人表示，將針對網絡彈窗問題切實整改，強化內部審核管理，嚴格依法開展服務。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有關業務局負責人表示，國家網信辦將在對金山公司違法問題依法查處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各類網絡彈窗的日常監督管理，規範網絡彈窗服務，促進其健康有序發展。
此前的2015年2月2日和4月10日，國家網信辦及北京市網信辦即對違法違規情形嚴重的網易和新浪進行了約談，兩網站立即針對相關問題進行了全方位整改，並對有關責任人進行了處理。在總結實際工作的基礎上，今年4月28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8日發布《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約談工作規定》(以下簡稱“約談十條”)，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發生嚴重違法違規情形時，除被依法處罰外，其相關負責人也將面臨約談。約談的對象包括，通過網站、客戶端、博客、微博客、即時通訊工具等各種形式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單位。
其中，若互聯網信息服務單位存在違法采編、轉載新聞信息等九種情形，主要負責人或總編輯將被“約談”，包括未及時處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關於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投訴、舉報情節嚴重的;通過采編、發布、轉載、刪除新聞信息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違反互聯網用戶賬號名稱註冊、使用、管理相關規定情節嚴重的;未及時處置違法信息情節嚴重的;未及時落實監管措施情節嚴重的;內容管理和網絡安全制度不健全、不落實的;網站日常考核中問題突出的;年檢中問題突出的;其他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規定需要約談的情形。
按照規定，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地方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應當加強對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的監督檢查，並對其整改情況進行綜合評估，綜合評估可以委托第三方開展。而在約談後，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未按要求整改，或經綜合評估未達到整改要求的，將依照《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的有關規定給予警告、罰款、責令停業整頓、吊銷許可證等處罰;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被多次約談仍然存在違法行為的，依法從重處罰。
（勾犇/圖）
專題按：自2013年9月國家發布“大氣十條”以來，這場全國尺度上的“霾戰”已疾風驟雨行進了21個月。2015年，中國治霾攻堅戰進入中期評估期，前所未有的環保宣戰迎來了“期中考試”。 這場“霾戰”已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經濟結構（詳見2014年3月13日專題報道《霧霾經濟學》），關乎每一位地方主官的烏紗帽。從控制總量轉變為改善質量，從督企到督政，從環保部門孤掌難鳴到黨政一把手直接督辦，從案牘上的口號到考核里的一票否決，治霾已成為每一個官員不得不面對的中心工作。 借此“期中考試”，我們以“治霾政治學”為題，觀察大氣汙染治理對中國的行政體系、政治生態產生的宏觀巨震和微觀沖擊。其中有“差等生”保定，在市長道歉之後出臺最嚴格的問責制度；有“優等生”海南，煩惱來自“榔煙”；也有“典型代表”臨沂，市長被約談之後，全市掀起關停潮，卻也深陷經濟下行困擾。 2015年的“期中考試”，考核的是治理成效，但對於治霾里的“政治學”，同樣也需要進行中期複盤。這樣的制度建設是通往藍天白雲的必經之路，關乎每一個中國公民的福祉。
被約談的對象全部是市長，在媒體的報道中，市長們的表態都極其誠懇：沈重、震動、慚愧是常用的形容詞。
環保部已將2014年的考核結果上報國務院。“近幾日將會公布考核的結果，一些沒有完成的地方，有可能會約訪省長。”
柴發合明顯感到各部門的配合情況比“大氣十條”之前大大加強。“大家坐在一起都非常一致，以前老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主。”
在被約談後的223天，河南省安陽市政府終於等來了環保部解除掛牌督辦的通知。2014年11月4日，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主任劉長根約談了安陽市市長馬林清。當天，環保部就對安陽市啟動了掛牌督辦，暫停審批新增涉及大氣汙染的建設項目環評。
“約談觸及靈魂，整改異常艱辛。”2015年7月1日，安陽市環保局給南方周末記者發回了萬字官方回複，其中包含這麽一句感慨。
掛牌督辦以來，安陽暫停受理審批118個涉氣項目，涉及總投資近百億元；有50名責任人被黨紀政紀處分，包括撤職。換來的是空氣質量的明顯改善：2015年4月，安陽的優良天數在河南18地市中位居第3名，而在2013年，則是倒數第二。
在解除安陽掛牌督辦的2015年6月15日後，環保部的約談沒有停止，6月16日和18日，華東督查中心主任高振寧又約談了無錫和馬鞍山的市長。
這場“霾戰”已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大氣汙染治理成為了各地的政治任務。從中央到地方，固有的行政格局正在發生深刻改變，上述的約談正是其中的一起微觀案例。除了約談，類似的行政手段還有考核、一票否決等。這些舉措都力圖高效、強有力地推進治霾任務。
被約談後，安陽成了“典型”。另外一些“難兄難弟”還來找安陽討教寫報告的經驗。
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從2014年9月起，環保部發出的13個約談通知中，7個和大氣汙染相關，被約的城市包括華北地區的安陽、滄州、承德、呂梁，華東地區的臨沂、無錫、馬鞍山。
這些城市被約談的原因不一，有的是對前期督查提出的問題未及時整改，如安陽；也有空氣質量還不錯，年均濃度和南方城市接近的承德——地處北京上風上水，卻成為京津冀地區唯一一個2014年空氣汙染不降反升的地市。
“我深感問題的嚴重性，心情也很沈重，壓力很大。”接受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督查時，馬鞍山市長魏堯說。約談的對象全部是市長，在媒體的報道中，市長們的表態都極其誠懇：沈重、震動、慚愧是常用的形容詞；動詞則多是反思、落實、檢討、警醒；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知恥而後勇等表決心的短語也不止一位市長使用。
2013年9月，國務院頒發了“大氣十條（即《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從中央到地方，治霾任務層層分解、加壓。2014年5月印發的《環境保護部約談暫行辦法》，“大氣十條”正是參考文件之一。
約談制度並不新，但近一年來，約談的頻率和曝光度都在上升。“我們跟隨報道的次數變多了。”一位《中國環境報》記者說。
約談之後，各市都被設下了“死線”，例如馬鞍山只有15個工作日來準備相關整改方案，年底前必須完成整改。
不僅環保部，地方政府也開始約談下轄城市主政者。南方周末記者搜索發現，在貴州、海南、河北、河南、湖北等9地，大多數地區的環保廳已約談地方負責人，有的還由省長親自出馬，例如甘肅。被約的城市還有令人意外的海南三亞——2014年，三亞PM10年均濃度上升比例超過15%。
約談只是這場“霾戰”中的一項行政手段。2014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針對“大氣十條”的考核辦法，明確負總責的是政府主要負責人。正在修訂的大氣汙染防治法，一大亮點也是加強責任考核。
有的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中，大氣汙染的分值上升，領導思路也開始改變。以前去地方調研，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很難見到市長。而今，他能切實感到市長對於大氣汙染防治的重視：“前幾年狀態是大家先做起來，空氣改善不改善再說。現在絕大部分不是蠻幹，越來越精細，迫切想找到最科學有效的辦法。”
不只是市長，華北督查中心的一位督查員發現，對於汙水和大氣汙染治理的工藝、參數，有的縣長竟可娓娓道來，說得頭頭是道。“因為環保局匯報多了，縣長就記住了。”該督查員說。
環保部門的職能在加強，地位在提升。例如河北省增設了編制，新建立了大氣處。在地方的會議上，環保局長的座位也不斷前移，被市長叫去的機會也變多。2015年春節前夕，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到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調研，在老員工的記憶中，書記市長一起視察這個正處級單位，十多年來還是頭一回。
“老大難，老大難，老大上手就不難。意思是說，只要一把手重視，什麽都變得不難了。”一位保定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感慨道。這座城市在2014年全國74個重點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一。
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在督查企業大氣汙染情況。2015年春節前夕，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到這個正處級單位調研，在老員工的記憶中，十多年來還是頭一回。 （東方IC/圖）
對於中央政府而言，讓地方政府重視空氣汙染，自上而下的一道緊箍咒便是考核。
根據上述考核辦法，考核的內容實施雙百分制，一是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完成情況，指標為PM2.5或PM10年均濃度；二是大氣汙染防治重點任務完成情況進展，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清潔生產、煤炭管理與油品供應等。
這是環保部對各地治霾的“年終考試”。2015年5月底，環保部已將2014年的考核結果上報國務院。“近幾日將會公布考核的結果，第一年考核，實施正常。東部好一些，西部差一些。也有一些沒有完成的地方，有可能會約訪省長。”2015年6月30日，環保部相關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其實，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冉冉博士看來，這種行政性壓力體制下的考核並不是新藥方。“但是我的觀察是，絕大多數（省份）可以通過考核，這並不是有效的激勵機制。”冉冉認為，因為信息不對稱，地方報自己的數據，中央沒有能力全面了解完成的情況。
以前，“藍天數量”也是政績考核指標，但監測數據造假已是行業公開秘密。2014年底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美國加州大學的兩位學者對中國113座環保重點城市的分析顯示，半數城市在2001-2010年間，空氣汙染數據上存在造假嫌疑。
把空氣質量作為考核指標後，數據變得容易監督了，普通市民打開手機，隨時可以查詢空氣質量，如同環保部副部長翟青對考核辦法的解讀：“考核結果與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的直觀感受更加契合。”而對考核中發現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的，其考核結果確定為不合格，並將依法依紀嚴肅追究責任。
PM2.5來源複雜，考核PM2.5，使得地方主動尋找減排途徑。“廣東、浙江主動治理VOCs，因為感覺到VOCs不治理，PM2.5和臭氧降下不來，這比中央要求得更多。”廣東省環保廳一位工作人員說。
對於減排任務的考核，環保部汙防司一位負責人也向南方周末記者總結了兩種變化：從“證真”變為“證偽”——地區要做好自查，上級督查重點是找錯誤。
從只有期末考試變為“期中+期末+小測驗”——即定期核查與日常督查相結合。南方周末記者對環保部幾大督查中心的網站進行了分析，2014年以後，華北督查中心關於大氣汙染的督查消息多達47條，督查中心主任劉長根幾乎“天天在路上”，一年內，光安陽就去了5趟。
督查的類型也在增多，包括綜合督查、專項督查、後督查、交流反饋會、開放式環保督政等多種形式。督查的結果則毫不掩飾。如在2015年3月督查蘇州之後，華東督查中心就直接在其網站中點出“蘇州高位燃煤總量未得到遏止，難以實現2017年全市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的控制目標”。
更強大的是暗訪。近一年來，這一手段成了環保部的利器。在新環保法頒布之後，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進駐山東臨沂，攜央視記者暗訪半個月之後才亮明身份，約訪當地市長。
在冉冉的印象中，“十一五”期間，環保就已納入約束性指標，但並沒有觀察到官員因環保指標而受到懲罰。
現在的考核辦法則要動真格了。未通過考核的，地方政府將遭受約談、環評限批和取消環保榮譽稱號等懲罰。實際上，這些環保部門的殺手鐧在對安陽的掛牌督辦中都已經使用。“一個環保事件處理這麽多人很少見，以前包括安全事故也沒有這麽多。”安陽市環保局宣傳科科長安相江說。
在《中國地方環境政治：政策與執行之間的距離》一書中，冉冉將地方環境政策執行系統的權力結構分為四部分：黨委書記、市（區、縣）長、弱勢的環保局和發改委等十個強勢部門。
為了橫向解決環境職能破碎化的問題，跨部門建立協調機制是最常見的形式。“但能夠多大程度協調，還是取決於非正式的制度：領導是否重視。特別是書記是否重視。”冉冉說。
有了上級考核的壓力，各地成立的大氣汙染防治協調機構中，都由一把手領銜。
在蘇州，2007年啟動藍天工程時，就成立了“藍天辦”，當時由分管環境的副市長負責，而今成立“大氣辦”後，已升格為市長負責。在被環保部視為治霾榜樣的太原，這種協調機制的級別則高至省級：省長任全面改善省城環境質量指導協調小組的組長。
協調機制建立後，最多的體現就是開會。各地市長、市委會議中，專門討論大氣汙染的專項會議變多。在被約談的城市更是如此，掛牌督辦後的八十多天里，安陽市委常委會和市政府常務會召開的整改專題會議就有7次之多，平均十多天就召開一次。
在會上，從中央到地方，柴發合明顯感到各部門的配合情況比“大氣十條”之前大大加強。“發改委、工信部、環保部，大家坐在一起都非常一致。以前老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主。”柴發合還參加了河北省省長的調度會，“張省長親自指揮，廳局辦沒有含糊，沒有討價還價”。
執法上，其他隊伍的協助，也可以彌補環保執法力量的不足。北京市從2015年3月份開始，將已持續開展一年的“大氣專項執法周”升級為“聯合執法周”，由六千多人的城管隊伍和四百多人的環保監察隊伍聯合執法。
各部門的權責明晰後，非環保部門也感到了壓力，甚至直接遭受處罰。對於安陽的這次約談，劉長根稱之為是從督企向督政的轉變，從對某一個企業的督查轉向給地方政府開方子。
“其他部門原先覺得是環保一家的事兒，這次覺得自己都挨了板子。”安相江說。曝光之後，安陽市第一次處理的30人，環保系統幹部比例高達57%，一個縣環保局局長被撤職、一個市副局長受到警告。第二次處分的20人中，環保系統幹部人員已經很少。
當空氣質量成為終期考核的“一票否決”硬指標時，讓地方政府心里沒底的是：完成了各項分解的減排任務，空氣質量就可以改善嗎？
大氣汙染受到氣象、地形多種因素影響。“因為厄爾尼諾現象，2015年降雨量是常年的2-3倍，各地今年應該提出申請，慶祝提前完成2017年的改善任務。”一位環境監測人員開玩笑說。
蘇州市環保局汙防科科長王誌斌發現，蘇州的PM2.5濃度雖然在下降，但臭氧濃度在升高，優良天數反而下降了，這與機動車的增加相關性很大。“我們汙染源清單和源解析工作起步較晚，大氣汙染的組成和形成機理、空氣質量的改善和減排措施的關聯性的研究還不夠，科學防治的水平確實還有待加強。”王誌斌說。
源清單和源解析都是識別汙染來源、科學治霾的方法。環保部已經下發了兩批源清單編制指南，但我國尚未從國家層面上建立完整的大氣汙染物排放清單。源解析也只有北京、天津、石家莊等9個城市編制完成。
若老天不幫忙，會不會考核通不過？環保部規劃院副總工楊金田參與制定了考核辦法，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制定過程中重點考慮了年際波動和氣象條件，還曾想借鑒國外滑動平均的算法，但政府考核不能太複雜，還是采用了現在的評價方法。“你不能卡著來，治理措施得有點富余，力爭不利氣象條件下也能完成。根據每年的情況，措施還可以有調整的機會。”
2014年，清華大學的一份報告發現：即使全面落實現有的減排政策，到2017年，河北省的部分地區也存在PM2.5濃度不能降低25%的風險。得知報告的結論後，清華大學就協助河北省做加強版的行動計劃和能力建設。
行政治霾的另一個擔憂則來自經濟下行的壓力。在重汙染城市調研時，柴發合體會到主管領導微妙的心理變化。“政府財政收入下降，治理汙染、民生經費也面臨困難。”
南方周末記者在山東、河南等地的實地調研發現，強行政管理下，長期停產的企業面臨著資金鏈斷裂，進而瀕臨破產和就業下滑的風險。山東臨沂新上任的市長遭遇環保部約談之後，旋即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環保風暴，所有被曝光和未曝光的違法企業，一律停產。這引發了兩極反響：市民為治霾點贊；企業為損失喊冤。而這亦可能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大氣汙染防治是常態，但在現在的法律中強調得還不夠。要多用社會資源、市場機制，解決環境問題。”柴發合說。
對於經濟轉型上的要求，安陽市提出的建議則和大部分城市類似：在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面向安陽傾斜，同時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鼓勵傳統行業整合升級。
不過，在這兩點建議之前，安陽市還列了一條建議：把安陽市納入京津冀大氣汙染重點防控區。在治汙目標、政策等方面，與京津冀重點區域相同步。
今天，“滴滴快的”和“優步”因涉嫌違法組織客運經營再被約談，市交通委等8部門要求起停止發商業短信。
北京作為特大型城市，公交優先是城市交通發展的根本戰略。出租汽車對道路資源的占用是普通車輛的10倍，只能作為交通方式的一種補充，需控制其總體比例。
近一時期各種網絡“專車”、“快車”等上線，並通過對司機和乘客雙向補貼，雖然滿足了部分市民的個性化出行需求，但給城市交通也帶來了沖擊，導致道路交通擁堵情況有所加劇。而且在北京從事“專車”、“快車”運營的平臺、車輛、駕駛員不具備相應經營資質，缺乏有效的服務監管，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
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市交通執法總隊共查處非法運營私家車、租賃車2147輛，涉及滴滴“專車”平臺從事非法運營車1211輛，涉及優步平臺170輛。
今天，市交通委運輸管理局、市交通執法總隊、市公安局公交保衛總隊、市發改委、市工商局、市國稅局、市通信管理局、市網信辦等8個部門共同約談“滴滴快的”、“優步”平臺負責人，明確指出其組織私家車、租賃車從事客運服務的行為，涉嫌違法組織客運經營、逃漏稅、違規發送商業性短信息(垃圾短信)和發布廣告等。各部門要求其停止發送商業性短信息(垃圾短信)等行為並限期整改，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相關規定，依法合規經營。
“滴滴快的”、“優步”負責人表示，將按照相關部門的要求進行自查整改，開展合法業務，接受政府部門的日常監管。
記者從市交通部門獲悉，北京市將積極推進出租車行業改革發展，支持“互聯網+”與交通運輸的創新融合，提升出租車行業服務質量，促進並規範互聯網平臺依法合規運營，為廣大群眾提供更多個性化服務。相關的措施正在加緊研究制定中。
上海大規模整治專車 杜絕“黑車”魚目混珠
近日上海市也開展大規模網絡“專車”非法客運專項整治行動，市交通執法總隊聯合公安、屬地街鎮等部門，在靜安寺、陸家嘴、大柏樹、桃浦鎮以及浦東國際機場和虹橋樞紐設卡，開展全市範圍大規模網絡“專車”非法客運專項整治行動。
此次查處“專車”，可以說是政府整治專車市場的其中一步。在目前的專車市場上，部分召車信息服務商對註冊的駕駛員、車輛是否具備營運資格不作核實，導致合法、正規的客運服務隊伍中混入了“黑車”和“黑車”駕駛員，並且有部分原來在街面攬客的“黑車”司機也加入到了網絡平臺，從事非法客運。
而這些“黑車”通常存在較多的安全隱患，無法對乘客的安全提供保障。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市場上各種形式的召車APP不下十余種，隨著時間的推移，客運市場矛盾也將日益尖銳，“價格戰”的弊端終將顯現。一旦市場主導權由資本方掌控，利益趨導必將代替客運行業的公益性質，客運市場的安全保障、服務質量等勢必下滑，不利於本市客運市場健康可持續發展。交通客運市場必須秉承依法競爭、公平競爭的環境，召車信息服務商一定要切實做好平臺車輛和駕駛員的資質審核把關，杜絕無證“黑車”混跡其中。
此次查處行動共查獲15輛涉嫌非法客運車輛，據市交通執法總隊表示，下階段將對已連查處的非法客運網絡“專車”駕駛員的相關違法情況同步通報其所在單位，沒有工作單位的通報其所屬街道。
早在去年12月，上海市就已經進行過一次突擊檢查，共開出五張1萬元的罰單，並表示下一步將嚴查網絡服務平臺。於是半年後，市交通委的行動讓我們再次看到了政府的決心。
證監會正在進行內部違法違紀監察。新聞發言人張曉軍周五稱，近日證監會召開“黨風廉政建設”會議，證監會主席肖鋼集體約談19家會管單位的黨委書記和紀委書記。
據發言人介紹，上證所、深交所、全國中小企業股轉系統、中金所、中國結算等相關負責人都參加了集體約談。肖鋼要求各會管單位在人事、大宗采購等方面，都要註意防範腐敗。
上證所桂敏傑表示，交易所在"反圍獵"等方面的經驗還不夠，還要加強;深交所吳利軍也表示，交易所還存在較多管理盲區，近期將摸清底數，領導親自抓、親自過問，防範風險。
長長的被約談城市名單上，既有經常在環保部空氣質量月度排名榜上墊底的城市，也有環保模範城市無錫、馬鞍山的身影。那麽，他們為什麽被約談？
衡陽、承德、滄州、臨沂、保定、馬鞍山、無錫、鄭州、安陽、南陽、百色……因為環保工作不力，這些城市的主要負責人都曾被環境保護部約談。在媒體的聚焦下，市長們表達歉意、做出承諾，引發社會高度關註。
約談制度，標誌著環境監察從“查企”到“督政”的轉變。這種手段為何奏效，該如何更好地使用以達到最佳效果？
什麽樣的地方被環保約談？
約談辦法有明確規定，決不會揀軟柿子捏
這兩年，環保約談屢屢利劍出鞘。媒體上，公眾看到市長們的尷尬與道歉，也看到了他們摩拳擦掌向汙染宣戰的決心。
長長的被約談城市名單上，既有經常在環保部空氣質量月度排名榜上墊底的城市，也有環保模範城市無錫、馬鞍山的身影。那麽，他們為什麽被約談？
被約談的省會城市鄭州，主要問題是“大氣汙染問題突出，空氣質量指數不降反升、防治形勢嚴峻”；河北保定市長因白洋澱汙染問題遭約談；河南駐馬店市長被約談的主因是皮革汙染被群眾多次舉報，幾次督辦整改效果不明顯；而不久前，環境質量一直排名河南省前列的南陽市市長被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約談，原因在於地方政府環境保護不作為。被約談城市各有各的“毛病”，但政府的責任都不可推卸。
2014年5月出臺的《環境保護部約談暫行辦法》中，11項情形列為被約談的條件，主要包括：未落實國家環保法律、法規、政策、標準、規劃，或未完成環保目標任務，行政區內發生或可能發生嚴重生態和環境問題的；區域或流域環境質量明顯惡化，或存在嚴重環境汙染隱患，威脅公眾健康、生態環境安全或引起環境糾紛、群眾反複集體上訪的；行政區內存在公眾反映強烈、影響社會穩定或屢查屢犯、嚴重環境違法行為長期未糾正的等等。
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副局長汪冬青說，在實際操作中，約談最主要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三類：首先是群眾舉報，環保部門查實並發現所在地區確實存在比較大的環境問題的；其次是年度考核沒有通過或者治理項目進展緩慢的；另外一種情況是環保部門在專項或者綜合執法中發現問題，需要敦促當地政府解決或者警示的。
約談的城市中，還沒有超大城市的身影，是不是環保部門不敢動它們？汪冬青表示，約談絕不是揀軟柿子捏。環境保護部副部長翟青曾約談過安徽、河南、甘肅等省的領導。“只要存在重大環保問題，我們一定會照章辦事，予以敦促。”
除了約談地方政府，“兩桶油”、北京市排水集團等大型企業也先後被約談。環保約談正在全面“發威”。
約談效果為啥能立竿見影？
法律法規是依托，公開是法寶
被約談後，市長們紛紛表態要積極整改。河北滄州市長王大虎表示，環保部的約談是對滄州市的一劑猛藥，要立即推進全市環境整治攻堅戰；山東臨沂市長張術平說，“接受了這次約談之後，我向你們保證，不會再接受第二次約談”；鄭州市市長馬懿說，自己的問題必須整改，不能找客觀理由；廣西百色市市長周異決當場表態，回去親自抓環保……
整改不是空話。環境保護部華北督查中心主任劉長根告訴記者，被約談後，相關地區黨委、政府有關負責同誌多次來中心，就約談整改工作進行座談交流。
約談後整改是否到位，最終還要看環境質量是否得到改善。以被華北督查中心約談的幾個城市為例，今年1至5月份，滄州、承德、駐馬店城市環境空氣質量均呈現出改善趨勢——這4個城市PM10和PM2.5濃度均值分別為151微克/立方米和81微克/立方米，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15%和21.6%。其中，1至5月份，承德市PM10和PM2.5濃度均值分別為114微克/立方米和46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別下降11.6%和22%，環境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均值也從7.01下降到5.95，扭轉了去年環境質量不升反降的被動局面；駐馬店市空氣優良天數57天，同比增加19天，優良率提高了13個百分點。
在環保領域，行政手段不少，但效果常常打折，約談為啥能取得這樣的成效？
“首先我們有新環保法撐腰。”汪冬青表示，新環保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同時，“大氣十條”“水十條”等國務院文件中都明確可使用約談這種手段，依法辦事，讓環保部門夠硬氣。
在一些公眾眼里，約談是個新鮮事，其實，環保約談由來已久。過去，減排不力的省份也會被約談，但都是找個分管副手“談一談”。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示，約談當地政府“一把手”，確實是新環保法實施後的一個變化，也是約談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在專家們眼里，約談效果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公開”。公開約談，讓城市的環保問題在公眾面前曝光，讓被約談的城市主要領導丟面子，壓力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表示，沒有媒體參與，約談不可能有這樣的效果。
約談制度往何處去？
未來將更重視預警性約談，考慮邀請公眾參與
“約談作為環保監管的新手段，還要落在監管效果上。”劉長根表示，約談之後，環保部門進一步強化了日常監管。通過定期開展整改情況調度，聚焦整改不到位的地區和問題，持續傳導督查壓力。同時，根據公開約談要求和整改時限，及時組織後督察，統籌暗查與明查，綜合使用常規督查與突擊檢查，提高督查有效性，深入了解各地實際整改進展。
約談成效有目共睹，但環保工作者也有一些擔憂。“約談市長，市長面子掛不住，回去收拾環保局長，最終變成環保部門的‘自殘’”，有人如是說。駐馬店市對7名政府責任人員免職、警告，其中4名是環保系統的工作人員；保定市安新縣給予對違法建設項目整改緩慢負有監管責任的縣環保局局長陳建斌、副局長張懷玉行政警告處分，這些事實似乎印證了這種說法。
對此，汪冬青表示，約談的目的是督政，環保工作出了問題，該誰的責任追究誰的責任，一些地方追究了基層環保部門的責任，也追究了相關的其他部門的責任，只要不偏頗，就沒有錯。
被約談的名單越來越長，也讓人擔心這項有效手段被濫用。“環保部的約談原則是根據需要選擇重點，形成示範效應。”汪冬青表示，地方政府負責人必須檢視自己的工作，防止被約談的風險，不能等到鞭子落到頭上的時候才整改。
約談分為兩類：誡勉性約談和預警性約談。“目前采用的基本都還是誡勉性約談，未來我們將更重視預警性約談，希望以此提示風險，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汪冬青表示，今後，約談將更註重宏觀，從區域發展角度找到矛盾所在，提示區域發展問題，促進產業升級。約談的公開性也會升級，將吸收專家建議，嘗試邀請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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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 網信辦還提到，百度仍存在部分搜索結果有失客觀公正、百度新聞炒作渲染暴力恐怖等有害信息問題，責令其整改。
i黑馬訊 1月16日消息，國家網信辦於今日上午表示，網信辦已約談了百度公司負責人，百度表示將認真反省公司管理失責問題，並將就“血友病吧”一事再次向網民作出說明，全面整改。
網信辦相關負責人表示，部分貼吧存在政治有害、淫穢色情、虛假廣告、血腥暴力、侮辱誹謗、泄露個人隱私等違法違規信息，此外，百度還存在部分搜索結果有失客觀公正、百度新聞炒作渲染暴力恐怖等有害信息問題，網信辦認為其破壞了正常的網絡傳播秩序，損害了公共利益，侵犯了網民權益，擾亂了社會秩序，造成不良社會影響。
百度則表示：“這一事件暴露了我們在貼吧商業化運營管理上的失責，和對吧友聲音的忽視”“正在重審內部決策和審批流程，從源頭肅清問題，全面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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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剛過，中央去庫存新政開始在地方落實，江西打出了第一組省級去庫存“組合拳”。
2月14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官網掛出了一條消息：2月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下發《關於做好化解房地產庫存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以強有力的20條舉措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穩定發展。
上述20條舉措包括鼓勵農民進城買房、降低房貸首付比例、加大棚改貨幣化安置力度、嚴格控制土地供應等，體現出江西省政府對房地產去庫存的極度重視。
值得註意的是，此次江西新政明確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對履行去庫存、穩市場主體責任不力，效果不明顯的市、縣，將進行約談和追責。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2016年國內的宏觀經濟面臨很大壓力，房地產依然會成為各個地方的支柱產業，預計中央去庫存的政策會逐步在各個地方政府落實。
多手段刺激需求
去庫存依然是2016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基調，江西成為第一個落實中央房地產新政的省份。
2月2日下午，中國人民銀行與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關於調整個人住房貸款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在不實施“限購”措施的城市，居民家庭首次購買普通住房的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原則上最低首付款比例為25%，各地可向下浮動5個百分點；對擁有1套住房且相應購房貸款未結清的居民家庭，為改善居住條件再次申請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買普通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調整為不低於30%。
僅僅4天後，江西便出臺了去庫存20條的《通知》，規定居民購買首套房的商業貸款首付比例最低為20%，購買二套房的商業貸款首付比例最低為30%。
《通知》對首套房的認定做出了調整：居民家庭購買住房時，不再以家庭擁有的房屋數量來認定，只要還清住房貸款，再次貸款按照首套房認定。
這意味著，江西居民只要還清了所有房貸，再次買房均可認定為首套，首付比例為20%，購房門檻被進一步降低。
除了對中央房貸新政的落實外，江西還推出了更為詳盡的刺激住房消費政策。例如鼓勵農民進城購房，市、縣政府對農民等新市民進城購買首套商品住房，可給予一定比例的購房補貼，鼓勵農民進城購房。
江西還從公積金、棚改等方面著手，《通知》要求大力釋放住房公積金，住房公積金仍有存量資金的市、縣，要進一步降低首付比例，提高貸款額度，放寬公積金貸款、提取條件，實施提貸並舉政策。落實公積金貸款全省“一體化”政策，確保符合條件的職工購房應貸盡貸。積極推進農民工和個體工商戶住房公積金制度。2016年，市、縣住房公積金個貸率達到85%以上。
《通知》還提出要加大棚改貨幣化安置力度。2016年，市、縣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不得低於50%。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貨幣化安置比例力爭達到100%；國有工礦、墾區、林區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不低於50%；積極探索城中村房屋征收貨幣化安置，占比力爭不低於30%。政府其他征地拆遷項目也要大力推進貨幣化安置。
“江西救市20條非常細致，反映了政府對刺激住房消費的重視程度。”嚴躍進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而在供應端，江西也將嚴格控制土地供應，防止土地過量投放，從源頭上減少房地產庫存。《通知》還提到，允許未開發用地轉換用途。房地產供應明顯偏多或在建房地產用地規模過大的市、縣，可按規定程序調整土地用途、規劃條件，引導未開發房地產用地轉型利用，用於國家支持的新興產業、養老產業、文化產業、體育產業等項目用途的開發建設。
去庫存不力將追責
“這次出臺的政策力度非常大，但具體效果還得看落實細則。”在南昌當公務員的張小姐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她身邊很多朋友還在觀望。
《通知》中提到進一步降低房地產稅費、大力釋放住房公積金，但僅僅指出了大方向，對具體操作細節還要等各市縣落實。
張小姐告訴記者，她剛工作不久，在南昌已經擁有一套住房，她的同事朋友則大多擁有兩套或兩套以上的住房。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以及這次對首套房認定的放寬，或許會進一步刺激改善型需求。
在嚴躍進看來，江西此次出臺的政策體現了政府在面對宏觀經濟下行壓力下的焦慮，如此大力度的政策對於當地房地產去庫存而言會起到較大刺激作用。
“具體來說，像南昌這樣的省會城市房價將會呈現上漲趨勢，而三四線城市的庫存壓力將得到一定緩解，房價止跌趨穩。”嚴躍進表示。
事實上，作為江西省會城市的南昌，在2015年憑借其優越的城市地位、資源等優勢，對人口的吸附能力較強，房地產市場繼續快速發展，商品住宅可售面積平穩下行。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5年底，南昌的庫存消化時間只需6.7個月。
但在其他市縣，情況不容樂觀，尤其是縣級地區，大量人口外出務工，需求不振。這也是江西省政府推出鼓勵農民進城購房的政策的重要原因。
從《通知》中的20條不難發現，江西此番去庫存決心很大。《通知》要求，房地產庫存去化時間超過12個月的市、縣，要加大力度，落實責任，確保2016年上半年當地庫存明顯下降，全年大幅下降。要加強檢查考核，對履行去庫存、穩市場主體責任不力，效果不明顯的市、縣，將進行約談和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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