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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欲向“黑錢”征重稅 不主動申報者或將繳85%稅費

印度政府29日向議會遞交稅法修正案草案，計劃向主動申報的“黑錢”持有者征收大約50%的稅費，以配合11月8日起開始實施的大額鈔票改革，打擊金融違法行為。

按照這項稅法修正案草案，印度境內個人如能主動承認賬戶內存在“黑錢”或未申報應稅收入，政府將征收涉事款項的30%作為所得稅，並征收相當於所得稅金額33%的附加費，此外還要征收涉事款項的10%作為罰金。

同時，印度政府還將把剩余款項的50%註入用於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福利的特別基金。這部分資金將於4年後解凍，其間不產生任何利息或收取收益。

這項稅法修正案草案還規定，如果“黑錢”戶主不主動申報，一經當局查實，將面臨85%的稅費。

由於這項草案僅需獲得執政黨占多數的下議院通過，當地媒體分析認為，草案生效的可能性極高。

當地時間11月10日，印度民眾在銀行更換500及1000盧比面值紙幣。（圖：視覺中國）

11月8日，印度總理莫迪突然宣布正在流通的面額為500盧比及1000盧比紙幣作廢，並出臺各種措施限制大額存款。印度政府稱，此舉旨在打擊“黑錢”、洗錢等金融違法行為和腐敗現象。不過，相關措施也給印度社會特別是農村地區民眾的生活帶來不便。

企業稅費竟是利潤4倍！制造業減稅降費呼聲再起

“10年前，我們企業100元的收入中，稅費占了10元多，利潤8元多，稅費是利潤的1.2倍左右;到2016年，稅費上升到12元，利潤卻只有3元，稅費是利潤的4倍。企業稅費負擔很重。”

近日在上海市政協召開十二屆五次會議期間，稅費負擔重成了上海市政協工商聯界別委員的熱議話題。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凱泉泵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凱文就算了上面這筆賬。

不少政協委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企業稅費負擔重制約了企業發展，尤其是研發投入。上海政協委員、上海福卡經濟預測研究所所長王德培認為，政協委員們談稅費負擔重符合實際情況，國家是應該加大減稅降費力度。

財政部在近期提出簡並增值稅稅率，不少專家也建議借此降低17%增值稅稅率。

稅費成本高

1月15日，上海政協工商聯小組討論2017年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不少委員在談到振興實體經濟時，反映了企業稅費負擔重這一問題。

林凱文所在的上海凱泉集團是一家大型綜合性泵業公司，是中國泵行業的龍頭企業。

林凱文認為，現在實體經濟想要盈利，是越來越難，他給第一財經記者算的這筆賬顯示，勞動力成本上升，如今企業稅費是利潤的4倍，與10年前相比利潤空間收窄。相同的測算結果也出現在上海政協委員、上海熊貓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池學聰的企業上。

對於企業利潤空間一路下滑的原因，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10年間勞動力成本提高了3倍多，而企業生產效率卻只提高1倍，企業生產效率明顯低於工資增幅，而員工工資中用於繳納社會保障費用(五險一金)高達40%。

池學聰說，員工工資中社保費用的占比是高。雖然員工稅後才拿到1萬元出頭，但企業卻需要支付1.7萬元。

上海政協委員、上海凱寶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宜善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現在不僅稅費負擔重，土地成本也越來越高。10年前上海的一畝地只需30萬元，現在差不多需要100萬元。

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率

在實體經濟越來越難的背景下，不少企業呼籲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

“現在增值稅是大頭。17%的稅率，再加上教育附加費等接近19%，因為按照企業增值部分進行收稅，不管企業有沒有賺錢都收，這不太合理。”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以公司每100元收入中12元的稅費成本為例，增值稅占稅費比重超過一半以上，約為60%，其次就是社保費用和企業所得稅等。

去年營業稅改增值稅全面推開，林凱文的公司也享受到減稅紅利。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受惠於營改增，公司進項抵扣增多，去年減稅大概300萬~500萬元。受惠於上海降低社保費率約2個多點，企業減費約200萬元。

不過，林凱文認為，在實體經濟利潤空間不斷縮窄的背景下，這些減稅降費對企業來說是“杯水車薪”。

我國現行的增值稅稅率有17%、13%、11%和6%四檔，稅率檔次過多，實際操作中企業類似業務適用不同稅率，不利於公平競爭。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近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稱，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稅改革，簡並現有的4檔增值稅率，優化優惠政策。史耀斌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制造業可抵扣進項額大，17%的稅率並不意味著稅負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

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近期回應企業稅費負擔重時表示：“下一步將繼續強化“放水養魚”意識，在落實好現有減稅降費政策的同時，著力完善稅收制度，研究新的減稅降費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為了振興實體經濟，不少學者也建議降低17%增值稅稅率。

國家行政學院馮俏彬教授認為，在全面營改增之後，要及時將重點轉向增值稅稅率的簡並，將增值稅的普通稅率從17%下調到13%左右，同時擴大可抵扣項，讓政策的春風能惠及最多的市場主體。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表示，可以設定10%的增值稅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兩檔。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則認為，增值稅稅率可以由17%降至9%。

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果增值稅稅率能降低到11%，公司一年能減輕六七千萬元的負擔，企業利潤增加，這樣才能投入更多的錢用於創新研發。

劉宜善表示，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石，制造業強則國家強，現在降低稅費獲得感還不強，還需要國家繼續大力減稅降費。

清華大學白重恩：中國稅費負擔重的主因是社保繳費

“如果我們僅看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由財政部門收的稅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在2月15日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作了上述發言。

白重恩在會上分享了一份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這個報告分十個維度對各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做評估。報告顯示，在稅負維度上，中國在190個經濟體中排第131位，而在2012年這個排名是122位。白重恩表示，這說明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我們稅負的負擔對企業來說確實是比較重的。

問題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稅負比較重？白重恩指出，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在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的稅費包括所得稅，包括其他的稅，包括社保繳費，是68%。而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是6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

我們的68%到底是怎麽造成的？白重恩分析稱，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把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跟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的稅。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49%，其他的稅（不含增值稅）占的比重只有20%。再看社保繳費在國際上的情況，美國是10%，在福利好的西方國家，比如瑞典則是35%。

白重恩指出，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重，而其他的稅，如果我們不考慮增值稅，其他的稅其實中國的稅負並不是那麽高。如果把增值稅算進去的話，我們其他的稅的負擔大概是38%。但是其他國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稅是25%，德國增值稅19%，印度增值稅12.5%，我們增值稅17%。如果我們僅看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由財政部門收的稅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白重恩還列舉了更進一步的數據。2010年，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數據，當時他們研究了85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研究中，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高，這里面社會保障負擔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稅以外的稅負，中國排名並不是那麽高，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稅的稅率，有的國家有增值稅，有的國家沒有增值稅，在有增值稅的這些國家中，中國增值稅的稅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來的基本結論就是，我們的稅收和費用加起來，稅負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繳費那一部分。

以下為白重恩演講實錄：

白重恩：今年年會的組織者叫我講動力，我想動力是一個很大的範疇。我想講一個方面，從財政的角度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經濟的看法，經濟投資簡單分成兩類，一類叫政府驅動的投資，一類是市場主導的投資。這兩類的結構在我們的經濟運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處理的不好，我們可能會陷入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的機理就是，當經濟有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為了保增長，要做財政刺激，我們做得最得心應手的就是財政刺激，做政府驅動的投資。當政府驅動的投資增加了以後，占用比較多的資源，使得要素價格上升，然後就會使得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因而擠出市場主導的投資。當政府主導的投資多了，就會影響整體的效率，造成整體效率下降。如果整體效率下降，就會帶來經濟下行進一步的壓力，會形成這樣一個惡性循環。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做了一些數據的分析，證明確實有很多我們的觀察和我剛才講到的是一致的。

比如投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是高度相關的，比如全社會的資本回報率是在下降的，再比如全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在78年到07年之間，平均每年以3.34%增長，帶來GDP6.68%的增長。還有一個更加微觀層面的證據，我們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的分化程度在08年之前是在下降的，08年之後又上升上去了。

為什麽我們會進入這樣一個循環?主要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之前這樣一個做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當基礎設施很短缺的時候，我們是需要政府來做一些投資的。如果沒有這些投資，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我們企業它的運行成本也會比較高，貿易成本也會比較高。但是現在情況改變了，現在我們的投資到基礎設施中得到的回報是越來越低，剛才我說的這個惡性循環就可能會發生。

問題是怎麽走出我們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怎麽走出這樣一個陷阱?剛才我們說有四個環節，每個環節都導致了下一個環節，仔細想一想並不一定是這樣。比如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做很多的政府主導的投資。你可以用政府的財力去降低稅費，這也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比較一下這兩個措施它的差別，我們就發現如果是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為主要的成分，我們看到了剛才的那個循環。如果降低稅費，當稅費降低了，企業盈利能力增加，企業的投資積極性提升，就會誘導更多的市場主導的投資。如果市場主導的投資多了，政府主導的投資少了，整體效率就上升，所以這個循環就打破了。當整體效率上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就減緩了，我們就走出了這樣一個循環。

這里面一個關鍵就是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的積極財政政策到底是以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為主要的成分還是降低稅費起更大的作用，這就要看我們稅費是不是負擔比較重，如果稅費負擔比較重，我們應該從哪方面入手來降低稅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國際的比較，這個當然不是我做的，這是世界銀行發布的一個報告，叫做營商環境報告。

在這個報告中分十個維度，對各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做評估。其中有一個就是稅負這個維度，在今年出的最新版中，190個經濟體中，我們的營商環境從稅負這個角度來看一下環境，我們是排第131位，排的是比較低的，我們綜合排名是78名。而在12年這個排名是122位，所以說從稅負上講，我們沒有得到改善，甚至稍有惡化。說明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我們稅負的負擔對企業來說確實是比較重的。

問題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稅負比較重?如果我們要考慮降低稅負的話，從哪里入手?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比較，找了幾個典型的經濟體。按照世界銀行的這些數據，我們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占利潤的比重，世界銀行的研究沒有含增值稅，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我們稅費包括所得稅，包括其他的稅，包括社保繳費，是68%，其他一些經濟體和其他一些地區的平均值是多少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61%，但是仍然沒有我們高，如果我們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

我們的68%到底是怎麽造成的?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把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跟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的稅。如果一分解我們就看到了問題所在，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的盈利49%，其他的稅不含增值稅其他的稅占的比重只有20%。如果我們看社保繳費，我們的國際比較情況是什麽樣呢?美國是10%，大家說美國是一個福利不是那麽好的一個西方國家，我們找福利好的西方國家來比，比如瑞典，瑞典是35%，和我們49%相比，仍然是比我們低的。

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重，而其他的稅，如果我們不考慮增值稅，其他的稅其實中國的稅負並不是那麽高。當然增值稅是我們重要的一個稅種，如果我們把增值稅算進去的話，我們其他的稅的負擔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38%。但是其他國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稅是25%，德國增值稅19%，印度增值稅12.5%，我們增值稅17%，沒有其他的國家可以做一個可比較的比例，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僅看稅，由財政部門收的稅它的負擔，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還有更進一步的數據，在2010年的時候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數據，當時他們研究了85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研究中，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高，這里面社會保障負擔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稅以外的稅負，我們排名並不是那麽高，我們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稅的稅率，有的國家有增值稅，有的國家沒有增值稅，在有增值稅的這些國家中，我們增值稅的稅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來的基本結論就是說，我們的稅收和費用加起來，稅負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繳費那一部分。

有人說這是法定繳費率，但是其實法定繳費率和實際繳費率有一定差別，但這種差別並不代表負擔輕了，守法的企業要按法定的繳費率來繳費，所以負擔仍然是很重的。我們希望降低政府主導的投資，政府很多投資是由借債來做的，我們地方融資平臺借債做的投資效率，我給大家一個數，投資回報率是在不斷下降。我們怎麽辦?既然政府很多投資是由借債來做的，我提出一個建議，政府資產的使用轉向，我們現在是用政府的資產把它裝到融資平臺中，用資產做資本，去借錢，借了錢去投資。如果政府資產的使用受到了約束，這種投資就一定程度上受到約束。如果我們加強對資產負債表的考核，加強對投資績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強政府資產管理，可以適當減少投資的沖動。同時用政府的資產來支持社會保障，就可以降低社會保障的繳費率，從而降低企業的負擔。政府資產更好的使用，從支持投資到支持社保是一個一舉兩得的事，對於我們改善剛才說的那個惡性循環，走出那個惡性循環，是至關重要的。我就匯報到這兒，謝謝。

總理承諾降萬億稅費，把”痛“留給政府

把疼愛都給你，把疼痛都給我。3月1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閉幕後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表示，力爭今年減稅降費能夠達到萬億元人民幣，並稱要用政府的“痛”來換企業的“順”，讓企業輕裝上陣，提高競爭力。

這只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里給出的其中一項承諾。當天，李克強在面對諸多熱點難點問題時給出了諸多“定心丸”：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人民幣匯率會保持基本穩定、不會也不允許出現大規模群體性失業、房屋產權70年到期後可以續期、藍天不會是奢侈品、優化對人民群眾的服務、在香港和內地試行“債券通”。統計數據顯示，李克強連續回答了19個中外媒體提問，創下了近20年總理記者招待會之“最”。

對於總理定下的減稅降費目標，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對第一財經評價道：“1萬億減稅降費目標很震撼，也有望實現。”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減稅降費直接涉及到公務人員供養難題，對此政府下大決心通過壓縮經費支出來給企業減負，可見政府希望扶持企業渡過難關，誠意十足。

為企業減負好比放水養魚，最終使得企業受益及政府收入達到良性平衡。比如，受企業盈利狀況改善影響，今年前兩個月企業所得稅同比增長17.9%。

“萬億”目標有望實現

“我們在調研采訪中了解到，現在一些企業抱怨稅費負擔過重……有什麽進一步改進的政策措施?”

當記者會現場出現這一提問時，一名專跑財稅條線的記者打起十二分精神：“我盯到現在了，終於有活讓我們財稅記者幹了。”

李克強回答稱，政府工作報告當中用了很多篇幅也提出了許多措施來強調，今年要推進更大力度的減稅降費，特別是那些名目繁多、企業不堪重負的行政事業性收費。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實披露了新一輪減稅降費新舉措，預計減稅降費規模達到5500億元。具體舉措包括增值稅稅率簡並，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征收所得稅優惠的範圍提高至年應納稅所得額50萬元，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等減稅舉措，以及全面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35項，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有關繳費比例等降費舉措。

李克強接著表示，還要通過像降網費、電費、物流成本等措施，力爭今年減稅降費能夠達到萬億元人民幣。

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里的減稅降費並非單指財稅部門征收的稅費，還包括電費等壟斷性交易成本，以及政府簡政放權帶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去年營業稅改增值稅減稅規模達到5700多億元，社保費率降低降費1200多億元，價格體制改革帶來的電費、交通費等下降給企業減負2000億元，去年總體減稅降費規模將近9000億元。如果再加上今年新一輪減稅降費舉措，全年能夠實現減稅降費規模達到1萬億元。

胡怡建也表示，今年新一輪減稅降費規模達到5500億元，再算上今年降低壟斷性交易收費、公共服務性收費、制度性交易成本，全年減稅降費規模大概能達到1萬億元。

在今年減稅降費眾多舉措中，營改增依然是減稅主力軍，而降費則成為焦點。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3月12日在全國兩會部長通道上表示，受改革時間增加4個月、不動產抵扣部分疊加、增值稅稅率簡並以及政策完善的影響，2017年營改增減稅效應更明顯。

去年營改增全年減稅達到5736億元，減稅規模超預期。胡怡建認為，今年營改增減稅規模有可能擴大至7000億元。

在去年降費基礎上，今年國務院再推出2000億元的降費方案，力度加大。

馮俏彬認為，企業感覺稅費負擔重的原因是目前收費繁多且不規範，因此今年將減負重心由減稅轉向降費是正確的方向。

政府的“痛”換企業的“順”

李克強在回答上述記者提問時還表示，那些名目繁多、企業不堪重負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是有用途的，有的是用來“養人”的，減少收費，那政府就要過緊日子。李克強明確提出，中央政府要帶頭，一律減少一般性支出5%以上。李克強在參加代表團討論時，許多地方政府也都有這樣的表示。我們就是要用政府的“痛”換來企業的“順”，讓企業輕裝上陣，提高競爭力。

胡怡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般來說，政府大規模減稅降費需要提高財政赤字，但是為了不過度增加財政赤字而帶來潛在的財政風險，政府就需要壓縮開支，而這很難。

李克強3月4日下午參加全國政協經濟、農業界聯組討論時表示：“砍掉審批是削減權力，砍掉行政性事業收費權那是拆香火，難吶!但為了人民的利益，即便壯士斷腕也要推動這項改革。”

“壓縮政府開支就是自我革命，犧牲自己的利益，失去利益當然‘痛’，而這可以給企業減稅降費創造空間，並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提高政府效率，讓企業更加順利地發展。”胡怡建稱。

今年我國財政赤字率擬按3%安排，與去年持平，財政赤字規模達到2.3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2000億元。今年維持3%赤字率保持不變主要是為了進一步減稅降費。

根據2017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在今年壓減一般性支出方面。繼續按照只減不增的原則，嚴格控制“三公”經費預算。按不低於5%的幅度壓減非剛性、非重點項目支出。對政策目標已經實現的項目，不再安排預算;對實施環境發生變化的項目，重新核定預算。

馮俏彬表示，盡管降費難度如此之大，但是政府還是決心去做，這可以看出政府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的誠意十足。

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2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大幅增長14.9%，原因之一正是經濟運行顯現向好態勢，工業生產趨於活躍、企業盈利狀況有所改善、一般貿易進口明顯回升、居民消費穩定增長等，帶動相關稅收增收。

簡政放權“名堂多了”

“當然，根本上還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李克強在上述會上談到減稅降費時最後強調。

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總理提到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在經濟學中叫交易成本。它是指那些與合同簽訂、實施以及產權保護相關的成本。這些成本取決於國家的制度建設、法治建設、政府的各種規章制度等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本質上是政府職能轉型，需要厘清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邊界。

為了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近些年我國在大力推行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本屆政府精簡1/3的行政審批事項的任務已經提前完成。

李克強在記者會上談到下一步繼續推進簡政放權時稱，“在推進的過程中發現這里面的名堂多了，不僅是審批權，還有名目繁多的行政許可、資格認證、各種奇葩證明，讓企業不堪重負的收費等等，這些都屬於簡政放權要繼續推進的內容。”

在3月6日的全國政協記者會上，全國政協委員錢穎一對媒體表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越來越受關註。

他舉例稱，我們對產權保護制度的落實極其關註。去年11月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以最高形式的文件發布的一個頂層設計，第一次提出，所有產權形式都要全面保護、平等保護、依法保護，並且有很多具體的意見。比如說對以往產生的與產權相關的歷史案件一定要解決，這對企業家們的產權安全預期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個會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錢穎一強調，除了顯現的和價格要素相關的成本之外，我們也要非常關註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這方面一靠改革，二靠法治。

“我們必須進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內，我一直說要用壯士斷腕的精神堅韌不拔地加以推進簡政放權，不管遇到什麽樣的問題，甚至會有較大阻力，但是要相信我們有足夠的韌性。”李克強在上述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稱。

北京二手房新政大幅提高購房人稅費負擔？專家：解讀並不準確

中新經緯客戶端1月7日電(薛宇飛)北京市住建委近期發布通知，擬將二手房房屋買賣合同自行成交版和經紀成交版合二為一，並以合同約定的房屋成交價格作為繳納稅費的依據。對此，有媒體認為，這將使北京二手房網簽價格大幅度提高，同時個人需要繳納的個稅及增值稅也會大幅增加，“北京二手房市場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則表示，上述解讀並不準確。該項政策對北京的房地產市場的影響並不大，打擊“陰陽合同”，需要在稅費征繳和普通住房認定上努力。

買二手房繳稅要大幅增加？

據了解，在北京二手房市場上，一直存在著“陰陽合同”的做法，即達成兩個合同。一個是房屋實際成交價格的合同，另一個則是通過減少家具、裝修等款項，降低成交價格，並用該合同向相關政府部門報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網簽合同，以此達到降低稅費的目的。

2017年12月21日，北京市住建委發布《關於〈北京市存量房屋買賣合同〉及相關經紀服務合同示範文本公開征求意見的通知》(以下簡稱征求意見)，擬規定，《北京市存量房屋買賣合同》將自行成交版和經紀成交版合二為一，並將涉及經紀服務的內容納入經紀服務合同文本予以規範。

北京市住建委介紹，該合同範本明確房屋成交價格的構成及金額，在文本中指明，“該房屋附屬設施、家具家電、裝飾裝修等有關價格已全部包含在上述房屋成交價格內”，並進行了詳細列舉，防止買賣雙方為了規避稅收，將房屋成交價格拆分為凈房屋價格和裝飾裝修等價格的情況發生。同時文本要求房屋轉讓價款、申請貸款與申報的房屋價款、繳納稅收時申報的房屋價款一致，減少交易中出現的“陰陽合同”。

該合同範本中寫道，買賣雙方不得為規避房屋交易稅費等非法目的，就同一房屋簽訂不同交易價格的合同，否則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對此，有市場人士解讀稱，如果該合同範本正式執行，就意味著“陰陽合同”這一潛規則將退出歷史舞臺，北京二手房網簽價格將大幅度提高，同時個人需要繳納的個稅及增值稅也會大幅度提高。

如果該項政策真正實施，二手房網簽價和稅費會大幅提高？

張大偉對中新經緯客戶端表示，這項政策或許並不能起到打擊“陰陽合同”的作用。雖然官方給出合同範本，但具體如何使用，還是房屋買賣雙方自己決定。

張大偉認為，由於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一定的難度，所謂的會對北京房地產市場產生的影響並不大。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則認為，此次征求意見，是對房屋交易價格給予了更大的規範，會減少房屋產權糾紛的發生，對規範交易秩序，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普通住房認定標準3年多未變

“陰陽合同”長期存在於二手房交易市場，不僅導致二手房市場價格失真，也不可避免地在房屋買賣交易中產生一些產權糾紛。

究其原因，張大偉認為，買賣雙方之所以簽署“陰陽合同”，壓低網簽價格，主要是為了規避交易稅費。

2014年9月30日，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門聯合發布通知，調整了北京普通住房的價格認定標準。除建築容積率在1.0(含)以上、單套建築面積在140平方米(含)以下兩條硬性標準外，價格紅線設置在了五環內為單價低於39600元/平方米、總價低於468萬元；五環到六環為單價低於31680元/平方米、總價低於374.4萬元；六環外為單價低於23760元/平方米、總價低於280.8萬元。至今，關於普通住宅的標準，再未調整過。

據了解，北京市普通住房交易的稅費主要包括契稅、個稅、增值稅及附加，若被買賣房屋上次交易時間超過2年，將免征增值稅；如果達到“滿五唯一”的標準，個稅和增值稅都將免征。

但是，一旦房屋交易價格超過上述標準，就將被認定為非普通住房，除契稅外，5.6%的增值稅在所難免，同時還要繳納印花稅、土地增值稅等，這無疑增加了購房人的負擔。如今，經過本輪房價上漲，在北京的二手房市場上，已經難覓普通住房身影。對普通住房的認定，已經明顯偏低。

張大偉表示，正是出於對稅費的規避，在二手房交易過程中，就出現大量的壓低網簽價格的現象。而要正在解決“陰陽合同”，則需要在稅收征繳和普通住房認定上有所改變。

嚴躍進則提醒，對於二手房買賣來說，購房者一定不要有做虛假交易的做法。他稱，將網簽價格調低，稅費可能下降，看上去比較劃算，但無形中形成的新費用會增加。若是出現房屋買賣糾紛，虛假交易本身也不受保護，這些都需要購房者嚴格按照交易秩序進行。

中新經緯客戶端了解到，在一些實際操作中，壓低網簽價格後，房屋總價格的下降，會導致購房人從銀行申請到的貸款減少，反而需要更多的首付款，提高了買房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