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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柴爾德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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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桐酒莊總經理菲利普·達魯溫(Philippe Dhalluin)來華次數不多，每次行程都不長，最近一次受貿易商華澳酒業的邀請來中國，也僅停留短短數天，不過，他能鮮明感受到中國買家對於名紅酒的 熱情。據其調研，現在木桐酒30%銷量就在大中華區，其中不少用於投資目的。

按照菲利普·達魯溫的講述，類似木桐酒莊這樣的法國名酒商們比中國酒商隨意自然許多，沒有業績成長的壓力，而且不操心每年要掙多少錢，基本上沒有營銷活動 和渠道建設，銷售收入大體在千萬歐元的量級，也不願意擴大再生產。菲利普·達魯溫本人作為總經理，只要全心全意照顧葡萄苗、管好釀酒就行——其中相當程度 是「聽天由命」，這與中國名酒廠全能型的領導者截然不同，更多了一份專注和愜意。

當然，木桐酒莊的這種經營風格是有前提的，其主人繼承的是一個傳奇的家族姓氏——羅斯柴爾德，從釀酒透露出的些許信息，亦能體察一個延續數百年的豪門所具有的從容和大度，這恰是當今中國所稀缺的。

毫不客氣地說，木桐酒莊處在葡萄酒業金字塔的塔尖，不管在波爾多、法國或者是全世界。金字塔尖只有5個酒莊，每個都有自己的特色。木桐的葡萄園和拉菲緊挨著，大概只隔了5米的距離，但是酒的味道、口感各有千秋。

這種差異與土地和葡萄樹有關。木桐酒莊就像中國的故宮，就這麼大一塊地，已經圈定，不可能再擴，也不能買別的葡萄樹了。我們酒莊的土地比較特別，有很多小 石子，比一般酒莊多50%左右，石子多，土地吸收的熱量比較大，被稱為「太陽土地」，葡萄的口味會較有質感;其次，木桐酒莊的葡萄樹，百分之八十都是赤霞 珠，相同的品種其他的葡萄園也有，但是比例有所不同，所以，儘管旁邊就是拉菲或者拉圖，味道都不一樣。

除了先天的土地和植株，我們重視酒和藝術的結合，主要體現在酒標上。酒莊現任主人是菲麗嬪·德·羅斯柴爾德女爵(Baroness Philippine de Rothschild)，她的父親菲利普·德·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Philippe de Rothschild)從1924年就請藝術家設計酒標。2008年，我們請了中國畫家徐累設計木桐酒標。菲麗嬪女爵有私人博物館，就在木桐酒莊裡面，展 示一切和酒有關的藝術品。

「聽天由命」

波爾多頂級酒莊的酒與一般酒品牌不同，當然，酒莊也是一種品牌，只是這個群體很特別，我們是不需要任何市場推廣的。木桐的主顧本身就對文化、藝術感興趣， 對名酒有自身愛好，不用主動拉攏他們。如果非要說營銷，基本上就屬於講授型或者普及型。比如，這次我受中國貿易商華澳酒業邀請，向中國顧客說明木桐酒莊和 木桐酒是怎麼回事，但是上星期在美國，我就不用去講這些基本知識，主要講的是哪一年份的酒是什麼樣的。

五大酒莊雖然已經排定，不會輕易更改，但是，我跟波爾多同行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即儘量提高葡萄酒的質量，保持葡萄酒的水準。其中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從耕 種、土壤、溫度等葡萄的生長環節，到收穫、發酵、陳釀直到如何瓶裝等，一系列程序的細節我可以講上幾個小時。一般來說，從葡萄苗長起來到將酒裝瓶運到消費 者手中，需要兩年到三年的時間。

由於土地面積是有限的，木桐酒的產量有定量，大概每年會產出12000到15000箱，每箱6瓶葡萄酒，產量和價格根據年份的不同都會有變化，其中主要有 兩大原因：第一是天氣，雨水量、日照等變化很大，根據波爾多的法律規定，我們不允許自己澆灌葡萄園，完全要靠自然的氣候，靠大自然去決定產量，基本是「靠 天吃飯」。2011年非常乾旱，今年的產量就非常小。第二，與世界金融經濟環境密切有關，由於我們的酒由酒商銷售，酒商在不同國家的價格變化也很大。

需要說明的是，木桐產量80%-90%都是期酒，比如說葡萄酒是在N年收穫的，在N+1年賣，酒要在N+2年才出來，往往到N+2年的歲末才會發出去。 2008年葡萄長得非常好，我們在2009年賣，賣給酒商是200歐元1瓶，而2009年的葡萄我們在2010年賣出的價格是500歐元1瓶，你可以看到 價格的巨大變化。當然，期酒價格是木桐給酒商的價格，市場價往往遠高於此，比如2008年份的葡萄酒，市場價大體在每瓶800歐元左右。

現在，人們越來越傾向於用技術解決一切問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好酒首先要有好的原材料，葡萄本身是最重要的載體，較之30年前，今天的技術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保護葡萄園，提前預見可能出現的問題，但是如果大量技術本身參與葡萄生長和釀酒的過程，只能破壞產品。

我們所有的核心工作，從葡萄種植、發酵到陳釀，就要保護整個製作過程的「原味」，尊重植物本身的生長規律。每個地方生長的葡萄都有自己的基因，要讓各種基 因充分發揮本身的特色，現在，木桐正在推進一項工程建設計劃，目的是讓葡萄在發酵過程中，葡萄汁不要有任何的破壞。這樣工程預計投入數千萬歐元，對我們來 說是個大工程，當然，對中國來說這算不上什麼。

豪門的生意經

持續運營一個酒莊，保持其品質，一個好老闆非常重要。羅斯柴爾德家族在中國名氣非常大，這個家族現在有不同分支，3個頂尖葡萄酒莊掌握在3個不同的家族分 支手中。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價值觀深刻影響了酒莊，比如，我的老闆菲麗嬪女爵就教導我們，首先是力求完美，追求無可挑剔;第二是誠實;第三要努力工作。

聽說中國本土的名酒一樣供不應求，酒廠的總經理們都在大規模擴產，滿足市場需求和業績增長的要求。我們很幸運，酒莊沒有上市或者收入、利潤的壓力。菲麗嬪女爵給的目標很簡單——始終保持一級酒莊的位子，跟拉菲、拉圖在同一陣營。團隊所有成員都服務於這個目標。

當然，生意還是要做。所有大的酒莊，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往往有兩個分支業務，一個是剛才說的「酒莊酒」，還有一個叫做「品牌酒」，比如木桐嘉棣，後者 就採取大家比較熟悉的運營方式，品牌酒是大規模量產的，經營人員有銷量和利潤的壓力。我負責酒莊的酒，另一個同事負責品牌酒，他就是一個純粹的市場營銷人 員。

12000到15000箱的酒莊酒，從第一瓶到最後一瓶酒完全一樣，收穫、發酵、裝瓶都是同時的。不管你在中國喝還是在雅加達或者紐約喝，酒的品質完全一 樣。但是，同一塊葡萄園裡的葡萄不一定全部生產酒莊酒，收穫的時候我們會去選，有些葡萄選擇做木桐酒，有些葡萄則不是。就像一個畫家，他有30種顏色，不 過只選取其中十幾種顏色去做他的畫。那些沒有做木桐酒的葡萄，就會做木桐的其他品牌，比如說「小木桐」和木桐嘉棣。拉菲、拉圖這些大酒莊同樣如此。聽說中 國的名酒品牌，同樣會有各種細分，這可能跟工藝有關。

現在，整個波爾多的酒區都非常看重中國市場，這個市場非常有潛力，才剛起步。我們初步調研的結果，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在內的整個大中華區，現在可能 吸納了木桐酒莊30%的產量。中國有很多名酒的收藏者，尤其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中國人買了大批木桐的酒莊酒，最近我瞭解到，大量買家一年前下單，酒還沒 有運到。可能今年或者明年數據會相對平穩些。這種大規模採購名酒的現象，30年前在美國、20年前的日本也是如此，這確實很有意思。

中國買家中，不少可能將葡萄酒視作投資品，究竟多少木桐酒成了投資品，這個比例我不清楚，我個人估計在10%—20%左右，其中除了真正的收藏酒，也不乏 投機者。但是，我想強調一點，酒其實是有生命力的，不像金子、寶石，可以存在一萬年、一百萬年，酒在瓶子裡一樣會有變化，不管木桐釀造的酒在誰的手裡，我 希望有一天這個人能夠把瓶子打開。

中聯辦的酒池肉林

軒尼詩 挑戰「爸爸喝的酒」老化焦慮

“在這地方你能聽到50種語言的酒話” 多倫多電影節的老故事和新動作

“自由、大膽、革新，12部真正的作者電影入圍，三位重量級評委外加2.5萬加元獎金。多倫多電影節今年40歲，我們需要一點改變。”以不設電影競賽而聞名的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從今年開始設立了競賽單元。電影節藝術總監卡梅隆·貝利將公布這“一點改變”的時間定在2015年戛納電影節，賈樟柯新片《山河故人》首映當晚。因為這個競賽單元的名字叫“站臺”，借自賈樟柯的第二部長片。

2015年9月10日，第40屆多倫多電影節開幕。11天里，289部長片、110部短片參與展映，來自80個國家超過5450位產業人士參與。如果想把電影節影片看完，至少需要515個小時。

“電影節中很多優秀的影片，由於種種原因，無法獲得應有的關註。”多倫多電影節主席皮爾斯·漢德林認為，新的競賽會讓這些電影不致埋沒在明星陣容的奧斯卡季影片中，“褒獎真正作者的電影，也是回歸我們一貫支持充滿藝術野心作品的初衷。”他沒有直說的，還有多倫多電影節自己的野心。

近幾年來，多倫多電影節想取代“歐洲老大哥”威尼斯電影節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新競賽單元勢必讓雙方對優秀作者電影的爭奪更激烈。2015年“站臺”12部入圍作品中，有三部也同時入圍了威尼斯競賽。

酒桌上敲定電影節

多倫多的故事，確實是從戛納電影節時卡爾頓酒店露臺買醉開始的。

“當年我們靠拍攝紀錄片、廣告片和教學片為生，真正想做的卻是劇情片。可加拿大根本沒有自己的電影產業。如何讓電影產業發展起來？”加拿大制片人亨克·範·德·科爾克回憶。

1975年，科爾克與制片人、好友威廉·馬歇爾、達斯蒂·科爾想了個主意：在多倫多辦國際電影節。馬歇爾當時剛剛從市長辦公室辭職，重新回到電影界工作。“在這地方你能聽到50種語言的酒話。”他認為多倫多文化多元，擁有北美最多的平均觀影人口，世界各地的電影必然能在這里找到它的觀眾。

1976年春天，跟一些國際發行商和影評人有點交情的科爾帶著馬歇爾來到戛納電影節。他們打點卡爾頓酒店前臺，訂到格蕾絲·凱麗套房和露臺1號桌。科爾請來美國頗具影響力的影評人雷克斯·里德和羅傑·伊伯特，借此吸引了不少電影發行商和明星。

“我們請大家喝酒，並邀他們秋天到多倫多來。”馬歇爾回憶起當年的情景。在戛納他們正式宣布，10月份在多倫多會創辦一個新的非競賽國際電影節。他們不會跟其他電影節爭奪影片首映權，而是向偉大的電影節同行們致敬，放映他們電影節中最棒的電影。新電影節命名為：“電影節的電影節”——這個名字一直用到1994年，才改為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加拿大電影人一方面極力擺脫美國後院的形象，不願淪為美國“國內市場”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希望跟好萊塢合作，尋求自身發展的機會。但傲慢的好萊塢片商對這個電影節並不感興趣，他們認為打上了電影節標簽的影片不啻票房毒藥。如今的多倫多電影節以奧斯卡風向標聞名，40年前卻沒有一部好萊塢影片願意來。

“1983年，《山水又相逢》在電影節首映，改變了我們與好萊塢的關系。”多倫多電影節主席皮爾斯·漢德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部影片由一群不太知名的演員出演，發行商有點不知所措，卻在多倫多奪得觀眾選擇大獎。後來在奧斯卡，它拿到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3個提名。

“好萊塢發行商開始跟多倫多電影節合作，試映影片，因為這里有真正的觀眾。根據放映情況，他們會調整發行策略。”電影節前主席海爾格·史蒂芬森補充說。“2008年，《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由於制片公司關門，幾乎沒機會做北美院線發行，是多倫多電影節拯救了這部影片，而它最終問鼎奧斯卡。《國王的演講》《為奴十二載》等奧斯卡最佳影片，幾乎都沿襲了這種電影節助推發行的路線。”漢德林介紹。

買家就坐在你身邊

奧斯卡頒獎季影片越來越多地選擇在多倫多亮相，人們甚至開始擔心好萊塢是否已經劫持了電影節。

“其實其他國家的影片，在電影節的擴張更加迅速。”漢德林1982年以選片人身份加入多倫多電影節，見證了選片團隊從5人發展到如今21人的爆炸式增長。

與歐洲電影節主席常年把持並深刻影響電影節選片口味相比，多倫多選擇了相對獨特的集體主義選片策略。電影節藝術總監卡梅隆·貝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並非每一部入選影片都看過，選片人有非常高的自主權。這支多國部隊要在半年多的時間里，為15個官方展映單元完成邀片工作。在多倫多，可以看到選片人的大幅海報掛在街頭，他們不再是電影節的幕後英雄。

意大利人喬萬娜·富爾維從2002年開始負責東亞及東南亞地區選片。“北京、香港、東京和首爾每年必去。4月往往會在北京停留較長時間，因為中國電影市場不像日本或韓國，有官方機構幫你聯絡電影人、推薦最新的電影作品。獨立電影甚至沒有制片或發行公司協助推廣。如果不依靠長期建立的人脈，很難發現新作品。”

富爾維中文流利，1980年代她擔任意大利導演貝納多·貝托魯奇的助手，在北京拍攝《末代皇帝》，這段經歷讓她愛上中國。通過她，王兵帶著《鐵西區》第一次在北美觀眾面前亮相，婁燁、萬瑪才旦的作品也被介紹給多倫多觀眾。2015年由她推薦首映的中國內地影片，包括張楊新作《岡仁波齊》，以及何平首次表現都市題材的影片《回到被愛的每一天》。

多倫多電影節與中國電影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傳奇選片人大衛·奧弗貝。1984年他把香港新藝城公司出品的描述倫敦唐人街殺人案的動作喜劇《英倫琵琶》帶到多倫多，通過電影節幫助吳宇森、徐克等人打開了北美市場。帶著處女作《落水狗》亮相多倫多的昆汀·塔倫蒂諾，攜全劇組演員為徐克和程小東的《笑傲江湖II東方不敗》放映捧場，也傳為“西方遇到東方”的經典佳話。

陳凱歌2002年的作品《和你在一起》在多倫多電影節首映後，聯合藝術家公司以150萬美元買下北美發行權。這對華語片來說是不錯的成績。

“多倫多是可以做成生意的。或許來這里的俄羅斯買家沒有去戛納的那麽多，但來的都是掏錢的主。”擁有多年電影節市場經驗的版權代理商萊斯利·烏克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5年，美國怪才編劇查理·考夫曼第二部導演作品、動畫片《失常》，通過眾籌方式拍攝。在多倫多特別展映單元放映後，被派拉蒙公司以五百萬美元買下。STX公司花一千萬美元買下了獲得“午夜瘋狂”單元觀眾獎的俄羅斯影片《硬核大戰》——一部用Go Pro運動相機拍攝、全程模擬第一人稱射擊遊戲視角的闖關動作片。

新增的競賽單元影片，首場放映都安排在1400座的埃爾金劇院，觀眾、媒體記者、市場買家坐在一起。而大部分電影節，媒體和買家總能優先看片。以“站臺”命名，也是希望真正幫助更多的作者電影找到市場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