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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才篇》從派遣員到馬自達CEO的歸零翻身術 朱梅君:不抱怨的韌性才能逆流向上

2012-6-18  TCW




台灣汽車業第一位女性CEO——馬自達朱梅君,從派遣員工為起點,歷經多次歸零、重新出發,逐日攀向高位,她歸功於一路有貴人相助。

這些貴人是如何慧眼識英雌,讓她在男性主導的產業裡,領導上千名員工?

撰文‧燕珍宜

從「臨時雇員」變身成為台灣馬自達(MAZDA)汽車的執行長,朱梅君創下數個「第一」紀錄。她不但是福特六和汽車製造處第一位女性經理人,更是台灣汽車業第一位女性、 同時也是最年輕的CEO,接下執行長一職時,她才三十九歲。

在瞬息萬變、以男性為主導的汽車產業中,一位大學剛畢業的年輕女生,如何從人事部臨時雇員,一路過關斬將,登上執行長高位呢?朱梅君具備哪些老闆們所欣賞的特質,讓她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上脫穎而出,成為管理上千名員工的領導者?

一開始一九九六年進入福特六和時,朱梅君其實只是位臨時的人事專員。她接手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在短短的一個禮拜內,把全部廠區的人事資料重新建檔、更新。

剛進公司的朱梅君,對一切都不熟悉,如何能夠掌握所有員工最新的人事資訊?她回想當時,「我是新來的,不能坐在那邊等人家來告訴你,我必須很積極地去問知 道的人。於是我不斷地問,蒐集資料。」富同理心 積極尋求解決方式不擾人「那個時候根本沒有電腦的人事資料檔,我得從頭做起,而我英文打字又很慢,又要趕時間完成,所以我每天都做到很晚。」一個禮拜內, 朱梅君果真把人事檔案全部建檔完畢,而且資料都是最新、最正確的。

「從態度方面來講,主管可能有觀察到我很認真負責,而且會去找方法把事情做好。」此外,她的主管也看到了朱梅君的「同理心」,當她需要人家幫忙時,並不是單方面強硬地逼大家給她資料,而是會考慮對方是否很忙,詢問對方空檔的時間。

只是臨時雇員的朱梅君,工作所展現出來的認真態度,以及積極想要學習的動機,讓老闆印象深刻。因此,當一有正職的機會時,主管第一個想到的人選就是她。

主管問朱梅君願不願意去製造單位,成為正式員工,她立刻說「好」,「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製造單位不適合女生,可是我當時的想法是,有一個正職的機會就很好 了,先不管那個職務是什麼。」成為正職,就得真槍實彈上陣。雖然在外商公司上班,但朱梅君當時的英文程度,就與大部分台灣學生一樣,只會讀不會說,「我還 記得第一次接到國外來的電話時,嚇得當場掛掉。」「當時我就發現,不論未來要做什麼,學好英文還是滿重要的。」朱梅君立刻付諸行動,每個禮拜三天,向住家 附近的天主教外籍修女學習英文。「愈學習就愈想要講,聽力與口語都大幅提升,也開始會與外籍同事互動。」此外,朱梅君也發現,當時的新進同事都是碩士學 歷,她慎重思考,「最終我還是需要一個碩士學位。」面對自己的不足,朱梅君並沒有逃避,而是用很正面的態度去激勵自己更上層樓。

力求上進 貴人協助圓出國留學夢想機會之神會眷顧每位想要上進的人。一次公司耶誕聚會中,輕鬆的氣氛下,當時製造處副總Ken Cruickshank,問起了朱梅君的新年願望,她回答:「出國留學。」沒想到,隔天朱梅君的桌子上,就是一本全球福特與各國大學有建教合作的資料,上 面還留了一張紙條,「有問題請儘管問,副總留」。雖然有了機會,朱梅君也就很坦誠地把心中的擔憂向副總表明,一是學費問題,二是擔心念完書之後不能回到福 特。

讓朱梅君大感驚訝地,這位老外主管立刻答應她可以留職停薪,甚至願意幫忙她找國外的工作機會,讓她可以一邊上班、一邊求學。

「他真的是聖誕老公公,幫助我完成夢想。」這份恩情讓朱梅君至今仍感念在心,「我職涯的每個階段都有貴人,我很感激當我想做什麼的時候,都有人給我幫助。」而從主管的角度,則是看到了朱梅君的上進心,自然樂於給予鼓勵、機會,讓員工能更進步。

朱梅君學成歸國後,依約回到台灣福特。本來以為會回到製造處辦公室,可以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結果,副總貴人卻派她到工廠去,並且很嚴厲地說:「你沒有選 擇。」由於她對副總一直懷有感恩的心,「因此他要我做什麼,就算我再怎麼不高興,也會硬著頭皮去做。」就這樣,她每天穿著防塵衣、安全帽、安全鞋,在塗裝 廠、車身廠、引擎廠和裝配廠來回巡視,也因此,能夠把汽車生產線從頭到尾了解得非常透徹的女性,朱梅君堪稱是全台第一人。

「在塗裝廠時,我每天下班卸妝,臉上都是漆料;巡視車身廠時,火花噴來噴去,很可怕。一開始生產線的同事都把我當外星人。」她回想當時,因為幾乎沒有女性 員工會進入汽車生產部門,男員工們看到一個什麼都不懂、看到火花還會跑的小女生,竟然跑來監督生產線,於是對朱梅君採取不合作、排擠的態度。

朱梅君只好想盡辦法,用同理心去溝通、安撫反彈的力量,「我就向塗裝廠的經理說,我不是來搶你位置的,我什麼都不懂,只是來實習的,你是不是可以教導我如 何做?」身段柔軟 從零開始摸透汽車生產線「我對他們的態度都很尊敬,他們就覺得我還滿有誠意的。」朱梅君能夠將心比心,從對方的角度去著想,像有些事情是生產部門希望她不 要上報的,她就會遵守承諾。

「必須要先求人和,才能做事,如果他們都against(反對)我,我就沒有辦法在這裡生存下去,等於白來這個工廠,什麼都沒學到。」朱梅君展現身段柔軟的重要特質。

也因為具備謙卑的態度,讓她更有收穫。「他們後來就教了我很多,教我看哪些重點:例如銲槍、鈑件的品質很重要;從引擎廠則學到專注及精密度的重要性。」主 管把朱梅君丟到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她卻有辦法適應並學習,甚至進而發現,怎麼幫助生產線提升產能,改善沒有效率的流程。

這種面對挫折不放棄、謙卑學習的態度與處事圓融的個性,顯然讓主管很滿意,進而希望讓她成為汽車業第一位女廠長。朱梅君最後婉拒了,但她也向主管承諾,「如果我真的有能力,要變成女性經理人將是遲早的事。」事實上,不到一年的時間,朱梅君就實現承諾。

她回到物流部從專案專員做起,剛好當時有一個導入全球物流系統的計畫。其他國家建置這套系統,至少都要二年到三年,而朱梅君負責的台灣團隊,卻只花了一年時間就完成。

這場勝仗,讓朱梅君成為製造處第一位女性經理人,當時她才二十九歲。

這次全球合作的經驗,讓朱梅君學習到:「與人的互動比能力更重要,如何做好溝通協調,不要有英雄主義,團隊合作是最重要的。」看起來一路順遂的朱梅君,其實,也差點因為主管罵太凶,而想要放棄。

「第一個老闆很嚴厲,我每天都被罵,罵得很凶,每天挫折感都很深。」朱梅君透露,當時她每天偷偷哭,好幾次想要換工作。

但是,每次想要放棄時,心中的另一個聲音又告訴她,「老闆可能希望我變成優等生,我應該更認真一點,看能不能夠達成他的期許。」而且,「公司裡還滿多資源 的,我都還沒學到東西,或許我真的能力不好,我要更認真學習。」韌性十足 轉換各領域都能正面迎戰「有時候老闆罵我,我也會想,『對喔,為什麼我都沒有想到這些』。因此,就覺得老闆罵的其實也有道理,而不會去怪老闆不對。」朱梅 君的韌性與正面思考,讓她學到終身受用的職場祕訣。「主管會一直逼問我,『這件事出了問題,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位主管還教會朱梅君如何與主管 或外國人溝通,「你不能只說不行、不會,必須準備好事實,show them the facts,去了解為什麼,然後說服人家。後來這就變成我工作的一種習慣,事先把數據準備好。」從此,朱梅君學會如何與主管溝通,不懂就要問,「我也很怕 那位罵我的老闆,但是我覺得如果不去問,一定會被罵得更凶。」結果,朱梅君發現「不懂就問」,不但讓她更有效率,也幫助她解決更多問題。

曾經是朱梅君的主管、現為中國長安福特客戶服務部總監的張偉昌觀察,「她是一個很有韌性的人,甚至比男性更堅強、執著。」於是,六年前張偉昌就大膽將朱梅君調離舒適圈,把她丟到她完全不熟悉的行銷部門。

「轉換的時候很痛苦,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行銷在做什麼。」朱梅君解釋,行銷與製造很不同,行銷是開放的環境,與外界互動,要更有彈性,也沒有固定答案。她必須學習怎麼和經銷商互動,了解他們的需求,才能獲得他們的支持。

除了沒有銷售和市場行銷的相關經歷外,朱梅君還得面對跌落谷底的汽車市場環境,「我們要市占率,他們要賺錢,因此我會幫他們想促銷方案,希望達到雙贏。」 「她的特性就是會讓人家有信賴感,她講的東西都有數據、證據做佐證。所以當她對經銷商提出要求時,他們也比較能夠心服口服、願意合作,這是一種更難的領導 能力。」張偉昌指出朱梅君難能可貴的特質。

果然,朱梅君不負所託,成功將馬自達市占率從三.三%拉升到七.一%。

從人事到製造、從製造到營銷、從國內到國外、從國外再回到馬自達。朱梅君歷經多次歸零、重新出發,卻能夠透過積極學習、同理又謙卑的溝通態度,屢屢從逆境中突圍,也讓貴人一路看在眼裡,並願意栽培、提拔她。她的成功,就是「自助人助」的最佳寫照。

朱梅君

出生:1972年

現職:台灣馬自達汽車執行長經歷:福特六和物料流通處經理

台灣MAZDA營運總監

學歷:英國伯明罕大學MBA 老闆沒說,我默默做的事態度力 被老闆責罵時,以正面思考化為成長力量。

執行力 面對市場困境,準備具體數據去改善效能。

溝通力 被派去新環境時,放低身段化解敵意。

激勵小物:世界地圖

10年來,每次換辦公室,這是朱梅君唯一會搬走的東西。雖然主要負責在地市場,她仍希望用全球的格局來看待台灣市場。

將才 派遣 員到 馬自達 的歸 歸零 翻身 朱梅 梅君 抱怨 韌性 才能 逆流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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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改靴子落地: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http://gelonghui.com/#/articleDetail/13952

格隆汇 布丁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香港特区立法会18日否决了有关修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议案。经过9小时辩论,70名议员中有41名议员发言,立法会于18日12时许完成辩论,约12时半开始表决议案,12时35分左右表决程序完成。此议案37人出席,28人反对,8人同意,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弃权,未获得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赞成,该议案被否决。

这意味着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将继续沿用1200名选委选举的形式,同时也意味着,政改五部曲中的第二部曲“人大831决定”被香港立法会否决。


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本来这种事不是我等投资人去关心的,但无奈的是这次投票已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深刻影响香港经济、民生的问题,由不得我们置身事外——香港股市最近一路走低,原因众多,但9成原因与此有关。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靴子落地,也不过如此而已。就像希腊人隔三差五穷折腾一番,每次折腾都以为会把欧洲这艘刚艰难从泥沼爬出来不久的大船掀翻。但实际情况是:欧洲这艘大船一直在航行途中。

 

很 明显,议案被否这个结果是泛民派议员一直在争取的,但是不是他们真心想要的,则真的未必。很明显,政改方案被否,对泛民而言真不是什么好事:中央已经明确 警告过,这是香港获得民主的最后一次机会。指望中央政府在这个事情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实在是一厢情愿。方案不通过,极大可能不会再有新提议。香港民主进程 可能就此陷入原地踏步的停滞状态:既无最优方案,也无次优方案。

 

本届港府应该是再也不会提普选这事了。2047年前会不会提,以及未来会怎么走,天知道。泛民貌似获得了期望的结果,但会发现失去了再着力的抓手与方向——这就是泛民最大的尴尬是:香港民主制度赋予了泛民否决的权利,但在否决后,却并无能力拿出并落地新的方案。

 

某种程度上,泛民等于把自己关进了一个作茧自缚的笼子,未来能不能走得出来,似乎已不单是靠泛民自己能够解决的了。

 

这令我想起一句非常朴实,却又饱含深刻哲理的中国话: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没有丝毫华丽色彩,却被中国这个古老大国的历史一遍又一遍验证的8个字。可惜,议员们看重的始终是自己的政治生命,历史经常是个无关痛痒的名词。

 

政 改方案被否,于泛民,是得到了一个几乎没有价值的面子,于中央,虽不是期望的结果,但也明显没有坏到哪里去,实际是得到了里子: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 “一国两制”的政策方针,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以及中央政府仍会牢牢掌控香港的政治和经济运行轨迹。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政府,发展永远是核心关切课 题,但任何发展的选项,都必须符合执政阶层的底线。香港一直都是中国的一个试验窗,我唯一期待的是,经过这次事件后,中央政府能高屋建瓴弥合各方分歧,一 如既往支持香港这个桥头堡和试验田。而香港各方在拥有和珍惜否决权的: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一是因为手中拥有拒绝的权利,二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祖国。两者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这 次政改争拗最大的输家,某种程度上是整个香港社会和普通公民。紧张且旷日持久的民主进程争拗已经把香港整个社会拖入了混乱:隔三差五的上街游行、甚至占 中,甚至发展到制造爆炸物等极端行为……经济发展环境受重创,社会和族群撕裂,经济停滞不前,民主原地踏步。现在我们举目见到的,无论是虚拟网络,还是现 实生活,无论是商场街肆,还是家庭居屋,港陆摩擦,甚至家人反目都已不鲜见,这离一个曾经的和谐融洽、彬彬有礼的金融中心形象已经越来越远。

 

数据也显示,香港不仅往日荣光不再,反而是被整个世界越拉越远。1997年,香港GDP相当于新加坡的177%。从2010年起,新加坡超过香港。2013年,香港GDP仅相当于新加坡的92%。这种速度对比在内地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其GDP相当于内地加港澳的15.6%2013年,这一比率降至可怜的2.9%。香港GDP2010年被上海超越,2011年被北京超越。按未来几年香港GDP年增长率约2%而内地中心城市年增长率逾7%推算,2017年前后,广州、深圳、天津等城市GDP也将超越香港。2022年前后,重庆、成都、武汉、杭州等城市GDP也将超越香港。

 

最关键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毁损希望的折腾,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在香港经济状况堪忧的大背景下(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2015/2016财政年度预算案》中指出,2014年香港受全球经济表现未如理想所影响,全年商品出口实际增长为1%,服务输出实际增长为0.5%,以致全年GDP实际增长只有2.3%,连续第三年低于过去10年平均每年3.9%的增幅。),这对绝大多数香港普通人来说都是一个自身根本无法左右,却又不得不去面对和承受的折磨。

 

对 投票结果最满意的无疑是香港股市的投资者:满意的不是结果,而是这个事情终于尘埃落定。投资最惧怕的是不确定性。投票结果出来后,很多基金经理长舒了一口 气:靴子终于落地。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方案没过,但港股走势波澜不惊,只是在下午开盘时小幅下探就迅速拉回,最终恒指只是小幅收跌0.22%(见下图)。这在今天上证指数下跌超过3.67%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难得!

是的,靴子真落地,也就那么回事了。方案没通过,至少泛民不再有理由上街了。经过去年的政治争拗和风波后,香港股市对“政改”话题的消化能力在显著增强,市场参与者对2017年政改各种可能性都普遍接受。

 

最关键的是,所有的都看到了以下几点:

1、中国的战略转型、人民币国际化(很多人说中澳自贸协定签署是为了外贸,这是真不懂大局啊。不为了人民币国际化,谁会和这个只能帮助我们送铁矿石,但对我们的红酒、乳制品、农产品构成直接冲击的国家去自贸啊)、资本输出的国家大战略无可改变;


2、香港在这个大战略中的桥头堡、中转站的地位无可替代,也无可改变;


3、香港的估值全球最低,价值只会迟到,不会缺席;


4、政改靴子落地,中央可以不再耗费精力在这些事情上,而是可以全力以赴假道香港推进中国的转型之路;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细枝末节的纠结,不应模糊和遮盖战略大方向。厘清头绪,该是众望所归的港股开始踏上征程的时候了!


香港 政改 靴子 落地 上帝 的歸 凱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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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額背後的監管意圖:支付的歸支付 清算的歸清算 0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8-01/935125.html

監管層連出監管條例限制第三方支付機構變相打價格戰搶占市場的行為。種種亂象也讓支付機構吃到了苦頭,市場上能夠實現盈利的支付機構比例極小。

每經記者 史青偉

在被稱為央行31日發布的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網絡支付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透露出政策監管的一大意向,那就是第三方支付公司回歸支付通道,去日益形成的清算功能。

業內人士表示,不允許第三方支付實現體系內的轉賬,其實在之前十部委的《指導意見里》,就已經明確規定了所謂的第三方支付立足分散、小額需求。征求意見稿真正打掉的是那些第三方賬戶利用體系內轉賬的便捷方便,變相使自己成為了一個清算機構的行為。

第三方支付機構淪為通道?

雖然第三方支付機構最不願意自己承擔單純的通道職能,不過監管層的意見較為明顯的指出了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未來。

《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第十七條稱,支付機構為客戶辦理銀行賬戶向支付賬戶轉賬的,轉出賬戶應僅限於支付賬戶客戶本人同名銀行借記賬戶;辦理支付賬戶向銀行借記賬戶轉賬的,轉入賬戶應僅限於客戶預先指定的一個本人同名銀行借記賬戶。

這就意味著不允許第三方支付實現體系內的轉賬。而針對“支付機構不得為金融機構,以及從事信貸、融資、理財、擔保、貨幣兌換等金融業務其他機構開立支賬戶”的規定,央行在回應中更是直指第三方支付機構新的定位。“雖然不能網絡借貸等互聯網金融企業開立支付賬戶,但仍可為其提供支付通道服務,將付款人的款項劃轉至網絡借貸等企業的銀行結算賬戶。這不會影響網絡借貸等企業的業務開展,而且有利於保障客戶資金安全,也符合《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央行稱。

仁和智本資產管理集團合夥人陳宇表示,《意見稿》的核心其實在於兩點,不允許第三方支付吸收存款,所有的資金必須進銀行的賬戶,第二是不允許第三方支付進行體系內轉賬,從而讓支付公司回歸到通道技術本身,不要成為一個存款公司。

讓支付機構回歸通道,這就涉及對第三方支付機構最開始的定位。“當初給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確是因為第三方技術可以讓小額劃轉更為便捷。互聯網支付的牌照更多是一種通道型支付,所謂通道型支付,其實是幫助資金更好的流轉,而不是截留資金,而目前的第三方支付在做的賬戶劃轉也好,多應用消費也好,都已經是一點點走到了類銀行賬戶的角色上去,離當初的牌照定位已經相差甚遠了。”陳宇稱。

對於支付機構開展網絡支付的定位,《意見稿》與2015年7月18日十部委發布的《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高度一致,明確互聯網支付應始終堅持服務電子商務發展,為社會提供小額、快捷、便民小微支付服務。

如果只是通道,支付賬戶能做什麽?

“如果僅僅是通道,這個行業將很難發展。”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吳衛明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另一位做支付企業並購的人士也告訴記者,他已經告知持牌待售機構降低對牌照的估值,估值水平會因為《意見稿》大幅下移。

記者從一些途徑了解到,目前市場上一個牌照的價值在5000萬左右,這種類型的牌照實際上並沒有支撐過很多交易,市場上近300張牌照,交易額活躍的比例並不大。

在《意見稿》把第三方支付機構定性為支付通道後,第三方支付賬戶價值還將如何顯現?

自從傳統的收單業務遭受重創之後,支付機構逐步把支付賬戶拓展為綜合類賬戶。業內人士表示,2013年開始,三方支付機構開始探索為大宗商品交易市場、P2P、眾籌平臺進行資金托管以及供應鏈綜合服務業務,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始轉型。

然而2014年第三方支付機構收單亂象,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監管層對支付市場的擔憂。監管層連出監管條例限制第三方支付機構變相打價格戰搶占市場的行為。種種亂象也讓支付機構吃到了苦頭,市場上能夠實現盈利的支付機構比例極小。

不過,盡管支付機構出現了種種亂象,包括監管層人士也曾向記者表示,第三方支付機構對於我國支付基礎設施建設功不可沒。

問題在於,此次《意見稿》如果正式落地,還有多少支付機構還願意繼續做原本的收單生意?

  • 每日經濟新聞
  • 黃濤
  • 每經記者 史青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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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額 背後 監管 意圖 支付 的歸 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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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風的歸道

從本月起,Monash校園內的道路重新命名。相片中的綠林狹道叫Rainforest Walk,丘仔向來稱呼這裡為West Wind tunnel。

West Wind tunnel這個名字,意念來自某少女卡通的歌曲「西風的歸道」(西風の帰り道)。這道路位為校園中間偏西,也是通往巴車站(回家)的必經之路。每當刮起西風,這裡很當風,也是大雨來臨的警號。西風一吹,望着烏雲漸漸飄來,五雷轟頂。在這裡做氣象觀測,比天氣預測更準確。

墨爾本位於南緯37度,屬西風帶地區。在夏冬兩季,「西風效應」格外明顯。冷鋒從西向東橫過,氣溫和天氣便急劇轉變。夏天時,一小時內可由攝氏40度降至25度,當地華人稱之為「轉風」。但在冬天,天氣寒上加寒,更常常出現雨夾雹,清晨草地結霜,大家都不願見的。

在外國生活,很容易親身感受大自然的威力,也算是寶貴的人生經驗。

西風 的歸 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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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的歸公益,資本的歸資本 民辦教育改走新路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906

在民辦教育的投資圈中,初中和小學一直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幼兒園規模太小,要做成連鎖才有效應,而高中又有刺刀見紅的高考,並且公辦學校優勢更明顯,高校的投資門檻又太高。圖為吉林省吉林市的一所民辦學校里,學生們在準備小升初面談。(視覺中國/圖)

“各個地方對民辦教育的歧視還是很明顯的,我們要比公辦學校努力很多倍才能夠生存下來”。

按照英美等國的經驗,義務教育階段的私立學校也基本上是非營利的。

“義務教育的屬性決定了其不適合由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來實施,否則就有可能影響義務教育政府責任的落實,影響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甚至會加重人民群眾的負擔。”

2016年11月7日中午,謝鼎新原本捧在手里的香餑餑,突然成了燙手的山芋。

當時他和投資夥伴正吃著火鍋聊著天,沒想到對方看了看手機,飯局的氛圍突然凝重了起來,對他說,“我正式通知你,這個項目我不參加了,原來的本金也要收回來”。

正是在當天中午11點,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以124票贊成、7票反對、24票棄權,通過了關於修改民辦教育促進法(簡稱“民促法”)的決定。正是看到了這則消息,原本打算入夥的投資夥伴當場打了退堂鼓。

原因很簡單:修改後的民促法規定,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自主選擇設立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但是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謝鼎新打算投資的學校,正好屬於義務教育階段。而禁止營利,意味著“投進去的錢就再也拿不回來了”,謝鼎新有些無奈。

但除去謝鼎新這類初中小學的舉辦人,本次修法後所有的民辦教育舉辦人,都必須在“營利還是非營利”當中做出選擇,再也沒有了中間地帶。

名義上非營利事實上拿回報

過去的13年里,不少類似謝鼎新這樣的投資者進入民辦教育領域,吸引他們的是其中存在的營利空間——2003年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民辦學校在扣除辦學成本、預留發展基金以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取其他的必需費用後,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取得合理回報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按照教育部門2015年度的統計,我國16.3萬所民辦學校中,大約有1萬所民辦小學和初中。從公開統計看,這1萬所民辦小學和初中里,提出營利要求和回報的學校不到10%,約為1000所。

謝鼎新創辦的學校也在這1000所之外,屬於不要求回報的90%,但事實上,他每年都能從學校的盈余中拿回一筆不小的回報。

主要原因是,“如果選擇要求合理回報,可能很多優惠政策就享受不到了”,因此當初登記時,謝鼎新就選擇了不要求合理回報。不過,這並不影響股東們的分紅,因為教育部門對民辦學校的財務監管幾乎處於缺位的狀態。

“你聽說過任何一起被查的案件嗎?”就像中國民辦教育共同體研究員王紅順所反問的那樣,事實上地方政府對民辦教育的財政監管並無足夠的底氣。無論當初登記時,是否要求了合理回報,絕大多數舉辦人還是靠學校賺了不少錢,王紅順說,這是不爭的事實,“否則近幾年怎麽那麽多資本流入?就是因為有利可圖”。

王紅順接觸了大量的縣域、鄉鎮民辦教育的舉辦人,他們有的“學校的賬目和個人的賬目根本不分,如果校長要從學校拿幾十萬給自己兒子買輛車,誰能夠說什麽呢?”

即使是管理規範,賬目明晰的大型民辦教育集團,也有一些可以靈活操作的獲利渠道。例如,可以通過借款給學校的方式,每年從學校的結余中獲取高利息的回報,或者通過項目合作的方式,以開發項目的名義將利潤從學校中抽出,還可以通過校服、食堂後勤賺回利潤。

民辦教育投資者陳景亮和他的江蘇宿遷老鄉們,從2002年開始在安徽、山東、河南、河北等地辦學,從最初的一兩所學校逐漸滾雪球到今天的一百二十多所,“去年一年同時開學的就有15所學校,如果不是因為民促法修改,明年這個數字還要擴大”。

“一個學校的投入成本少說也要1到2個億,但是收回成本差不多需要十年時間,十年之後才可能出現利潤分紅。”陳景亮說,他和他的老鄉們在2002年前後辦的那批學校在前幾年,漸漸進入了穩定回報期,正是看到了這批學校的成功,不斷地有老鄉把錢給他們入股辦學校。

這股投資民辦教育的熱潮,在2012年前後達到了高潮,“兩輪經濟危機我們都沒有受影響,現在房地產又不太景氣,所以都願意把錢投進來做教育。”陳景亮目前參與了9個學校的投資,另外還新簽約了2個項目,等待明年上馬。

這股投資熱中,民辦教育的體量在過去12年內呈倍數增長。《201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民辦學校16.27萬所,在校生達4570.42萬人。在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前的2002年,全國各級各類民辦學校僅僅6.13萬所,在校生僅1147.95萬人。學校數量增長了2倍多,而學生規模增長了近4倍。

但實際上,這筆錢賺得並不容易,“地方對民辦教育的歧視還是很明顯的,我們要比公辦學校努力很多倍才能生存”。

這正是民辦教育的尷尬所在,一方面民辦教育由於法律上存在模糊地帶,而擁有了獲利的灰色空間,另一方面也因此導致他們的產權關系剪不斷理還亂,民辦非企業法人身份也是“非驢非馬”,同時該享受的稅費優惠遲遲無法落地,教師保障水平也遠遠低於公辦學校。

修法一波三折

最先為民辦教育制度性變革破題的,是一份名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的文件。

2010年出臺的《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積極探索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的要求。

一年後,教育部便計劃修改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高等教育法3部法律,從法律層面建立民辦教育分類管理制度。

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整個過程不但比預期漫長了很多,而且是一波三折。

首先是關於分類制度如何確定的問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的民促法修正案草案中,對於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的規定並不明確。

2015年8月24日召開的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被放到一攬子教育法律“修改”籃子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案(草案)並沒有引起太多的註意。

當時,對分類管理制度的描述也非常模糊,只表示“允許民辦學校自主選擇辦學方式,登記為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法人,並按照其法人屬性享受相應優惠政策;非營利性民辦學校收費的管理方式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營利性民辦學校的收費標準由學校自主決定”,並且刪除了合理回報的內容。

這份法案真正引起討論的是二審意見稿的公布。2015年12月27日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上,通過了對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修正案,原本同在教育法律一攬子修改“籃子”內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卻因為審議意見分歧較大,暫不提交表決。

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官方網站公布了二審稿的草案,到此刻業內才真正了解了分類管理的內涵,“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不得取得辦學收益,學校的辦學結余全部用於辦學”,“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取得辦學收益,學校的辦學結余依照公司法等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配”。

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的概念清晰化後,整個行業的焦慮才真正開始。

對於習慣了“合理回報”的舉辦人而言,他們一方面擔心選擇營利性學校之後,可能要重新補交稅費和土地出讓金,另外也擔心稅費優惠都會隨之消失,辦學的成本將會大大增加。

此刻,行業內還是在討論能不能找尋到一個中間地帶,實行三分法“投資辦學、出資辦學、捐資辦學”。

所謂投資辦學即是對應著“營利性學校”,而“捐資辦學”對應著“非營利學校”,另外出資辦學就是介於兩者之間,即出資人保有對最初投入學校的資產的所有權,不同於營利性學校的“投資辦學”。

民辦教育協會秘書長王文源對此解釋,“舉個例子,我們投1億元辦一所學校,10年後學校資產變為10億元,即便學校是非營利性學校,但最初的1億元仍應屬於出資者,這樣有利於真正的民間資金投入教育”。

但這種想法很快便被否定。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認為,教育法完成修訂以後,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一定會出現。通過修訂的教育法將原第二十五條第三款修改為第二十六條第四款“以財政性經費、捐贈資產舉辦或參與舉辦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不得設立為營利性組織”,這已經堵死了“出資辦學”的可能性。

而且投資民辦學校,在財政和稅收方面將面臨一個尷尬的境地。財政扶持是地方出錢,觀念上一定有先後順序,“這類學校因為能取得回報,一定會排在後面”。

此外,在法理上,“三分法”已經不合適,“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已經有了針對非營利組織的會計制度、所得稅等相應規定。如果采用三分法,出資的民辦學校或者與已有的規定有沖突,或者找不到對應的法規”。

王文源介紹,采取兩分法的優勢在於“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是兩個閉環概念,過去我們國家的民辦教育,絕大多數都是投資辦學,捐贈辦學很難進入。因為產權不明確,如果我要捐給非營利學校,那產權又屬於舉辦人的,捐贈人也不好捐贈。今後,產權明確了,非營利性學校屬於社會共有的,那也能鼓勵真正的捐贈辦學”。

英美等國義務教育階段的私立學校,也基本上都是非營利的。廣東當代民辦教育管理研究院張鐵明對此解釋,兩分法看起來是符合國際慣例的,但差別在於“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完善的捐贈體系,例如捐了一萬塊給學校,那麽這筆錢將可以用來抵稅,相當於用未來財政的錢在供養這些民辦學校。而中國的民辦學校則完全靠學費收入來維持,學費高低也決定了教師的待遇。這個根本差別決定了中國特色的民辦教育發展路徑和不同格局”。

“這麽大的改動完全沒料到”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對二審稿的意見,在三審稿意外流出之後,徹底被淹沒。

陳景亮記得看到三審稿時“整個腦海全部都空白了”,他記得大約是在10月20日,行業內突然流傳開了三審稿的內容,其中有一條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允許辦營利性學校”,而他所辦的學校,幾乎都是初中和小學。

對於三審稿的新增內容,吳華表示,“這麽大的改動完全沒有預料到”,二審稿中原本設計的三年過渡期也沒有,而是要求舉辦者在選擇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之後,再進行產權權屬的認定和進行相應的補償和獎勵。

作為多次受邀參加教育部門和立法部門座談會的專家,吳華表示在三審稿長達8個月的起草時間內“沒有任何風聲流出來”。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改動?可以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連寧在三審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所作的說明中找到線索,一是,“有的常委會委員、地方和社會公眾提出,在義務教育領域,應當限制舉辦營利性民辦學校”。二是“教育部還提出,根據黨中央精神,不允許舉辦營利性民辦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建議予以明確。經研究,建議增加規定:‘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對於許多義務教育階段的舉辦人而言,初中和小學確實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

在民辦教育的投資圈中,初中和小學一直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幼兒園規模太小,要做成連鎖才有效應,而高中又有刺刀見紅的高考,並且公辦學校優勢更明顯,高校的投資門檻又太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和小學,是舉辦人最喜歡涉獵的階段。”張鐵明對此分析,民辦教育在初中和小學階段優勢更明顯。

為什麽要將這塊大肥肉鎖起來?教育部副部長朱之文在召開新聞發布會時回應稱,“義務教育的屬性決定了其不適合由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來實施,否則就有可能影響義務教育政府責任的落實,影響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甚至會加重人民群眾的負擔”。

讓吳華比較擔心的是,未來地方政府將會面臨非常高的管理成本。

“民辦學校設立時的法律狀態非常複雜,有1997年《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實施以前設立的,有1997年以後到2003年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之前設立的,有2003年以後設立的。在這幾個不同的時間節點上,國家對於民辦學校終止辦學時如何處置剩余財產的規定是不一樣的。

南方周末記者在幾個民辦教育舉辦者的微信群里觀察到,目前討論得比較多的是“過去拿合理回報可能算是違規,而今後再拿合理回報就將是違法”,而過高的法律風險正是大家最為擔心的地方。

謝鼎新坦言,無論地方政府再承諾多麽優厚的辦學條件,也沒有多大意思了。

不過,也有人很高興,“把這些商人屏蔽了,留下了的都是真正具有教育情懷的人。”保定美術中學校長賀宇良覺得,資本的逐利性與教育規律本身就是不相容的,“只有真正的教育人才能辦好教育”。

更多的人擔心投入能否收回。微信群里有人在出謀劃策,對如何合理合法地轉移利潤,只能“虛開支出”,或者“給定個高工資吧”。

也有人很淡定,一個微信群的群主就很樂觀,“等政府建立好完善的監督機制,至少還有三到五年的時間”,舉辦人還有充足的時間把成本收回來。

民辦教育行業內多名投資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等待地方政府配套措施的出臺。

廣州華美學校的校長陳峰對此坦言:“我們都是在等各個省市的規則細則出臺的時候,再看如何爭取更多的權益。”

(應受訪者要求,謝鼎新、陳景亮為化名)

公益 的歸 資本 民辦 教育 改走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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