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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雜誌發佈2011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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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企業家犯罪報告:36名國企老總均受賄千萬

  法制網北京1月15日訊 記者陳晶晶 2012年1月15日上午,由法制日報社指導、法人雜誌主辦、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冠名協辦的「2011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發佈會暨首屆京都刑事法律風險 防控論壇」在京舉行。以刑訴界泰斗陳光中教授為代表的法學家、刑事辯護領域首屈一指的京都律師事務所、國內唯一一家定位企業家法務參考的《法人》雜誌和發 佈首個民間企業家犯罪報告的研究企業家犯罪問題的王榮利律師在此聚首,共同見證了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的發布。

  法制日報社社長賈京平在致辭中指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一大批企業家們在改革開放33年來逐步成為市場經濟的領軍者和弄潮兒,他們創造財富,打造品 牌,為國家和社會創造就業機會,為老百姓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贏得了社會的尊敬和關注。但是,我們也同樣看到,這些年來,一些企業家為攫取巨額利益鋌而走 險,採取非法手段,從而鋃鐺入獄。我們希望通過發佈這份年度企業家犯罪報告,引發企業家群體和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有識之士們對市場經濟制度縱深層面進行深 入思考,並引發法學研究者對企業家犯罪這一日趨嚴峻問題的深入思考。

  2009年我國可統計的落馬企業家有95位,201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55位,2011年這一數字突破了200,近年來中國企業家犯罪出現了穩步上 升的趨勢,但是公眾對企業家的關注點甚至是企業家對自身的關注點仍然在形形色色的富豪排行榜上,更具警示意義和研究價值的企業家犯罪問題卻罕有問津,學界 對此的實證研究也處於空白。

  2010年年初,一直緊密關注中國企業家命運的《法人》雜誌刊出「2010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這是媒體界第一次做出企業家「另類」排行榜,報告 甫一發布,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被業內稱為「國內首個年度企業家犯罪報告」。「我們希望從今年開始,將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發佈會和企業家刑事法律 風險防控論壇辦成法律界和企業界共同關注的年度盛會。推動中國企業家群體在創富的同時,守法經營,堅守良知。推動中國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構建健康有序的 市場環境。」《法人》雜誌總編輯肖黎明說。

  論壇主發佈環節上,《法人》雜誌特約研究員王榮利、京都律師事務所朱勇輝律師分別就主報告和增補部分做了主題發言;在專家研討環節,中國政法大學終身 教授、中國法學會訴訟法研究會會長陳光中,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田文昌、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盧建平、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 主任馮軍、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李曙光、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長趙旭東等專家就企業家犯罪相關議題做了主題發言。研討會由《法人》雜誌副 總編輯廖衛華、《民主與法制》社總編輯劉桂明主持。

  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新鮮出爐

  在主報告發佈會上,法人雜誌特約研究員王榮利表示,2011年他關注的企業家案件共220例,除18例案例屬於被舉報、失蹤、自焚或者遭遇犯罪分子遇 害等以外,其餘202例均為企業家犯罪案件。這其中除了3例被通緝在逃之外,其餘199例案例分別處於紀委「雙規」、公安機關拘留、逮捕、檢察機關起訴或 者法院一審、二審中,部分案例已經結案,犯罪分子已交付監獄執行,或者已執行死刑。

  2011年企業家涉案的199例案件中,國企企業管理人員(包括有國有股份的股份制企業等在內,以下稱「國企企業家」)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88例,民 營企業家(包括民營企業管理人員在內)犯罪的或者涉嫌犯罪的111例。2011年涉案國企企業家平均年齡52.59歲,民營企業家平均年齡45.67歲。

  「素材來源於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媒體公開報導。」王榮利告訴記者,他十年前就開始蒐集企業家涉案案例,2010年起開始在《法人》雜 誌開設企業家犯罪報告專欄,並於2010年在《法人》雜誌上發佈了被外界稱為「首個民間企業家犯罪報告」的「2010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

  王榮利在報告中指出,2011年企業家犯罪現象有七大特點:一是團夥犯罪極為突出;二是「涉黑」案件所佔比例有所下降,各類詐騙案件所佔比例大幅上 升;三是非常知名的企業家落馬比較少;四是國企企業家腐敗金額大幅度增加,判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數量在增加,而判決死刑立即執行的卻沒有;五是已經判決 的案件絕大多數是過去兩三年內發案的大要案,2011年發案的很少作出判決;六是在公安部開展「清網行動」中落馬的企業家,竟然有的是在逃犯;七是打擊犯 罪的國際化協作加強。

  王榮利向記者表示,儘管一年來他每天都在收集案件,但是當2011年企業家犯罪報告統計結果出來的時候,一些數據還是讓他非常吃驚。比如國企企業家的貪腐金額和共同犯罪問題。

  2011年國企企業家貪腐金額平均每人是3380萬元,其中光明集團創始人、前董事長馮永明一個人就貪了7.9億元,如果去掉這一特殊案例,平均每人 貪污金額也達到2077萬元,而2010年國這個數字是957萬元。在共同犯罪問題上,根據統計結果,至少有79例共同犯罪,佔到統計案例的近乎40%, 涉及人數1266位。「這非常令我震驚。」王榮利說,這意味著至少直接涉及上千個家庭。這還不算受害人家庭在內,有的一案受害人就達成百上千個家庭,比如 一些非法集資案等。

  「由此可以看出,企業家犯罪絕不是小事,對於企業家犯罪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將企業家犯罪現象的特點展示出來,一是提醒企業家予以警示,二是供法學家予以研究,最好提出防範對策來。」王榮利表示。

  來自律所的首個企業家犯罪報告

  與2010年企業家犯罪報告單純基於媒體公開案件的數據統計分析不同,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增加了來自實務部門——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京都律所」)的一手數據和分析。

  作為法律服務的專業團隊,京都律所一直關注企業家犯罪現象。在京都所承接的刑事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企業家涉嫌犯罪的案件,其中有許多案件受到社會 各界的廣泛關注,比如至今尚未結案的本色集團吳英集資詐騙案,去年國美電器黃光裕內幕交易案、以及前年的愛建集團顏立燕合同詐騙案,更早的三九集團趙新先 濫用職權案,等等,可以說不勝枚舉。為此,京都律所專門設立了「企業法律風險防控部」,把企業家的刑事風險防範作為研究的重點。

  「京都八傑」之一朱勇輝律師代表京都律所在研討會上發佈了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增補部分。在參加本次發佈會前,朱勇輝特地對京都律所2000年以來十二 年間承接的經濟犯罪案件的數據進行了統計分析,雖然這些數據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不一定有多大說服力,但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企業家犯罪的一些現象。

  朱勇輝在報告中表示,經過統計我們發現,2000年以來,京都律所承辦的企業家涉嫌犯罪案件,集中在以下六大方面:職務類犯罪,佔38%(未統計國企 貪污、挪用公款罪比例),集中在職務侵佔罪、挪用資金罪等四個罪名;資金類犯罪,佔30%,集中在合同詐騙、貸款詐騙罪等八個罪名;經營類犯罪,佔 22%,集中在非法經營罪、走私類犯罪等七個罪名;涉稅類犯罪,佔5.2%,集中在逃稅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等五個罪名;註冊資金類犯罪,佔 2.4%,集中在虛報註冊資本罪、抽挑出資罪等三個罪名;知識產權類犯罪,佔1%,集中在銷售假冒註冊商標商品罪、侵犯商業秘密罪兩個罪名。

  朱勇輝指出,分析上面的數據會發現,前三類犯罪(職務、資金、經營)總和佔了總數的90%。企業家容易出現刑事風險的這三類犯罪,反映出三個問題:

  一是利用職務貪利型犯罪突出,反映出無論國企也好,民企也好,如何搞好廉政建設,加強監管機制,都是一個顯著的問題,也是一個老話題。

  二是在融資環節頻頻犯罪,反映出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旺盛,而供應與需求的失衡,導致出現了不惜以犯罪手段進行融資的現象。那麼,如何建立健全一個完善的金融供應體系,讓不同類型的企業都有順暢的融資渠道,如何讓民間資本健康發展,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緊迫問題。

  三是經營方式不斷踩「雷」,這其中除了一些急功近利鋌而走險的企業外,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實際敗在了「創新」上,這些「創新」的經營方式往往伴隨著極高 的經濟風險,就像一場賭博,成則贏得光環無數,被視為改革家、弄潮兒,敗則帶來刑事風險,成為階下囚。這反映出市場經濟的發展已到了一個更新、更高的層 面,如何進一步規範市場,如何更加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需要我們加強相關的研究,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

  制度缺失致大部分企業家無謂「犧牲」

  京都律所主任田文昌同時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很多社會影響大的企業家犯罪案件都由他代理。在本次研討會上,田文昌做了「企業家犯罪分析」的主題演講。

  在演講中田文昌指出了企業家犯罪的四種情況:第一類,企業家確實有罪;第二類,無意識不知不覺中的犯罪;第三類,因法律界限不清導致的犯罪;第四類是 被誣陷。這四種犯罪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原因,田文昌對此做了詳細的分析,並對企業家提出警示:確實有罪的話,應當約束自己、保護自己,防止不陷入犯罪;無意 識的犯罪,需要更全面及時的法律服務,主動避免自己承擔法律責任;法律不清晰導致的犯罪,更要高度重視法律專業服務,經營中左右為難的行為需要法律專業人 士予以把關;誣陷類犯罪非因自己原因而獲刑,而是被競爭對手利用法律手段、司法機關打成犯罪,這是市場環境、法治環境雙重不健全的結果。

  除第一類犯罪外,後三類犯罪都不是有意識主動犯罪,法律不清晰、制度不完善這些因素使得企業家的落馬非常悲情。與國企企業家相比,民營企業家的悲情成 分更大,國企企業家的主要犯罪類型是貪腐,而民營企業家多在融資問題上犯罪,前者是錢多,後者是沒錢。除在獲取資金、資源上不如國企企業家外,在司法審判 上亦是存在對國企企業家量刑輕、對民營企業家量刑重的傾向。

  田文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雖然沒有具體案例說明國企企業家、民營企業家在司法上受到不公平對待,但是觀念上一直是將國企企業家、民營企業家分開對待,而他們本應是公平的市場主體。

  多年來,王榮利一直將國企企業家和民企企業家分開研究,每次報告中出爐的十大落馬企業家總是分成國企企業家和民企企業家兩個榜單,之所以這麼做,「這 是我國的所有制不同、國企和民企管理人員身份不同所決定的。在國企工作的,都是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對這部分人有特殊的規定待遇、制度等等,他們的職責是明 確的,工資是固定的;而民營企業家則不同,來源五花八門,素質參差不齊,待遇更是隨機而行,量力而行等等。

  「由於國企與民企的這些不同,他們的行為方式乃至犯罪方式等都不同,就必須把他們分開研究,無法統一在一起。我們看到,國企管理人員和官員的身份可以互換,而與民營企業家身份是不可能互換的。這就是界限。而這個界限在短時間內是不可能踰越的。」王榮利向記者解釋。

  「當前的法制環境對企業家來說風險很大」,田文昌建議應對立法做更加細緻明確的規定,營造對國企企業家、民營企業家一視同仁的更加寬容的司法環境。而對於企業家們來說,他們要重視法律,不能要錢不要命。

 

法人 雜誌 發佈 2011 中國 企業家 企業 犯罪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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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征強拆是一種公權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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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基層的暴征強拆與「文化大革命」具有相同的機制特徵,即無法治體制約束的公權力被濫用甚至組織刑事犯罪。

遏制暴征強拆已成為國家政治價值

2011年1月,國務院公佈《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施行暴力拆遷,限定徵收的公共利益前提,明確由政府向法院申請審 查執行。2012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公佈了《關於辦理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決定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對地方政府申請法院 強制執行作出具體規範。規定要求申請機關應當提供相關證據、依據、直接利害關係人意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等材料;並指明:在徵收補償決定缺乏事實和法規根 據、不符合公平補償原則、違反正當程序、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或基本生活生產條件無保障等情形下,法院應當裁定不准予執行。

從立法動機而言,上述法規體系的建構表明,遏制房地產的暴力掠奪趨勢、保障受到有組織犯罪威脅的個人權利,這已成為一種政治價值。對於地方政府官員 而言,要想取得合法的徵地拆遷資格,在形式上也更加困難了。但是,能不能因此就高估這種「裁執分離」的「亮點」是保護人民利益、防止行政權力濫用的「最後 一道防線」呢?

對官商勾結不能「紙上談兵」

事實證明,輕率的樂觀和廉價的讚美,嚴重脫離中國基層政治的實際。就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公佈後,媒體陸續報導了種種駭人聽聞的血腥暴征強拆案件: 有的是聲稱誤以為法院「同意執行」而不由分說的「誤拆」,有的是蒙麵糰伙夜闖民宅的「偷拆」,有的是推土機遇到了農民人體障礙卻還狡辯的「錯推」……從記 者的調查看,這些暴力案件是地方政府支持、「制服」人員參與或民眾報警但被推託的;尤為荒唐者,當記者試圖瞭解真相、追問程序時,地方官員或強調「跟政府 沒有關係」,或悍言:「按條條框框、按法律一條一條來,那樣的話很多事情就做不下去了。」

一目瞭然,面對國家法規,一些執迷於徵地拆遷的地方官員難以虛構「公共利益」,或者連虛構「公共利益」也不耐煩了,徑直裝瘋賣傻。這種官商勾結的 「很多事情」,已經是蔑視國法的故意行為、瀆職失職的惡意行為。當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暴力侵害時,頂戴「執政為民」花翎的地方官員敢稱「跟政府沒有關 係」,本身就是犯罪的供詞,竟還被用來作「此地無銀」的辯解。於是人們也就更加憂慮,地方法院能否公正審查官商勾結的所謂「項目」、能否獨立審判相關犯 罪?如果這個疑問不解決,面對一些地方暴力洶湧、奸狡險惡的徵地拆遷,單靠立法無異於「紙上談兵」。

央視曾批:「黑社會性質的犯罪」

其實,2012年3月下旬,就在最高人民法院公佈司法解釋前夕,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專題節目在評論「夜幕下的哈爾濱」發生的強拆案時,使用了「黑社會性質的犯罪」、「有組織的恐怖主義犯罪」等概念。

由於警方稱抓捕了作案的「臨時工」,被網民諷刺為「臨時工強拆案」。法律專家指出:徵地拆遷有著官商之間的利益鏈條,國家法規取消行政強拆後,政府 和開發商暴征強拆的成本提高,但出現了僱人行兇來製造「既成事實」的新趨勢;這種「黑強拆」作為「有組織」的「恐怖主義犯罪形式」,不僅是對幾個人生命和 財產的侵害,更是對國家法律的挑戰,對整個社會的威脅,應該嚴懲。

在那些非常明顯的犯罪事實面前,所謂「城市化」、「謀發展」、「搞政績」再也不足以作暴征強拆的遮羞布。不管基層政府是背後推手抑或故意放縱,這種 暴力活動都具有公權力犯罪的性質。正因如此,暴力徵地拆遷的某些受害者才往往在絕望中選擇「自殺式抗爭」,試圖感動和喚回掌握著公權力的官員的良知。但一 直到現在,經過自焚、上吊、跳樓、螳臂當車、立地活埋等無奇不有的種種血案,原來「行政拆遷」所指的官員、警員變成了「不明身份」者充當的蒙面暴徒。相應 地,「自殺式抗爭」無效,也就向「群體性反抗」事件發展;中國自古就有這種地方公權力犯罪得不到及時有效糾正而刺激民變的政治社會學現象。

汲取「文革」教訓

為什麼現在還會發生暴征強拆這種基層公權力犯罪呢?2012年3月15日,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答記者問時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 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主義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 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 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 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這一振聾發聵的警醒提示人們:「文化大革命」遺毒和封建主義影 響仍然威脅著中國社會,高唱GDP頌歌、揮舞「城市化」大旗掩蓋不了種種腐敗問題乃至「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的危險。事實上,當今基層的暴征強拆與 「文化大革命」具有相同的機制特徵,即無法治體制約束的公權力被濫用甚至組織刑事犯罪。

毛澤東在談到「文革」時曾經使用過「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比喻。從中國政治史和政治社會學來理解,所謂「無法」是指社會的法律秩序遭到權勢者破壞 而難以追究;所謂「無天」,則意味著權力腐敗導致國家綱紀廢弛,地方惡權非法橫行。在這種社會中,既定法律秩序下的合法公權力失控,被用來組織違法犯罪活 動,受害民眾或官場被搆陷者得不到公正的司法裁判和有效的保護。

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從意識形態信念、政治鬥爭的角度理解「文革」,但大量的有組織武鬥、打砸搶、非法拘禁、私刑迫害、人格侮辱事實,證明其普遍的機 制是公權力犯罪,使政治墮落為組織人格侮辱、冤假錯案、生活條件剝奪、直接肉體摧殘等侵犯生命和財產權利的刑事犯罪活動。這種迫害運動具有「無法無天」的 絕望效應,導致許多「自殺式抗爭」。直到毛澤東逝世,「文革」才以粉碎「四人幫」的方式被終結。

當今發生在基層社會的暴征強拆,目標當然不是篡奪政治權力而是掠奪財產權利,但在暴力侵犯住宅、非法拘禁、株連迫害、製造恐怖氣氛、破壞正常生產生 活秩序等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儼然如「文革」的復活。事實上,無論表現為冤假錯案和肉體摧殘的「鬥爭」,抑或表現為侵犯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發展」,其實 質都在於踐踏黨紀國法和暴力刑事犯罪。並且,暴征強拆分子並沒有意識形態動機而以利益掠奪為目的,無涉權爭而是針對和平居民,因此其作為公權力犯罪甚至比 「文革」分子更具有反人民的性質。

以國家法治權威嚴懲地方公權力犯罪

認清了謊稱為「經濟發展」的暴征強拆和謊稱為「路線鬥爭」的「文化大革命」相同的公權力犯罪本質,其發生原理和危害性也就可以獲得生動的理解。鄧小 平在1980年代從「文革」的教訓論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時已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 反面。」從鄧小平對「好制度」在國家戰略中決定性地位的肯定,到當今領導人對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可能導致「文革」悲劇重演的擔憂,足見政治家層面的感悟和理 性與民生層面的體驗和反應是一致的。事實上,在暴征強拆橫行的部分地區,一些沒什麼文化水平但經歷過「文革」的老百姓的確是把徵地拆遷、強迫農民上樓稱為 「又是一場運動」的,只不過迷惑於如何命名罷了。也就是說,在同樣原理的公權力犯罪意義上,「文化大革命」以「徵地拆遷運動」的形式在地方局部復活了。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指出:「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 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現在,《人民日報》則發表評論質問:「人沒了,人沒了尊嚴,發展還有什 麼意義?」

對於過去的「文革」分子來說,奪權陞官就是「革命」;而對於當今的那些腐敗分子來說,佔地倒賣就有「意義」。時代不同了,但它們的危害是共同的:在 本來應該是政治共同體的國民國家製造「階級鬥爭」或官民對立式的社會分裂。這種狀態使社會秩序混亂、道德淪喪,甚至造成國家能力低下。

殷鑑不遠,「文革」後期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而當今暴征強拆造成的社會後果也正在從「自殺式抗爭」向「群體性反抗」過渡。傷天害理的暴力「徵地拆遷運動」已經把一些地方的基層政治敗壞到崩潰的邊緣,現在是嚴懲基層公權力犯罪、徹底制止暴征強拆的時候了。

「黑強拆」的發展趨勢表明,敢於以公權力組織犯罪的地方腐敗分子視國家法律如「無法」,需要中央政府給以「天」的政治介入才能遏止,即需要中央政府承擔起人民民主政治領導和法治監察責任。

暴征強拆的橫行,也再次證明了「文革」終結後及時、有效地進行全面的經濟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因此在懲治表現為暴征強拆的基層公權力犯罪的同時,以建 立切實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法治國家為目標的制度建設必須著手。而且,中央政府以法治權威嚴懲地方的公權犯罪,本身也能成為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制度建設的切 入點:把公權力置於民主監督體制之下,保障法定不可侵犯的公民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利。

總之,正視暴征強拆的公權力犯罪性質,並由中央政府與司法權威依法嚴懲,挽救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政治倫理底線,恢復人民安居樂業的正常生 活生產秩序,是改革、發展、穩定之國家戰略的前提。有了這個前提,有從這個前提出發的改革,那些執迷於徵地拆遷的地方政府才可能從偽發展的唯GDP偏執和 腐敗的土地財政毒症中解脫出來,民生、產業、文化遺址、耕地資源才可能免於暴征強拆的恐怖主義威脅,和諧社會之以民為本的真發展、人民民主的真穩定才可能 實現。


暴征 強拆 是一 一種 公權力 公權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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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救犯罪率 找高盛代操「監獄債券」

2012-9-3  TCW



八月中,美國紐約市撥起「賺監獄財」的算盤,准許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發行「社會效益債券(social-impact bonds)」。

儘管這只是美國第一座實驗城市,但根據英國經驗,倒是樂意提供一三‧五%的投資報酬率,把公共事業交給金融界「代操」!

重複入獄率降,投資就賺

高 盛花費四年,為這項監獄專案籌資九百六十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二億九千萬元),首要目標是降低紐約的青少年重複入獄率,只要能達一○%,全數資金就能回收。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引述主持人葛籣(Alicia Glen):「這不是慈善,是真正的貸款。」她並強調,高盛若能獲得最高回報額兩百餘萬美元,就代表紐約能省下兩千萬美元。

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強烈支持這項計畫,已指示名下慈善單位提供七百二十萬美元的貸款擔保,這項舉措不僅單純出自未來能省下鉅額成本的期待,更是因為美國各地政府已經快要供應不起牢飯了。

根據倫敦的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統計,一九八○年至二○一○年,美國的入獄率激增逾三倍,超過了千分之七,「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接近如此高的比率。」美國雜誌《紐約客》(New Yorker)作家高普尼克(Adam Gopnik)憂心。

當每十萬人口中,就有七百三十一人入獄,全國各地政府每年花在監獄相關的費用動輒超過一千一百億美元,相當於台灣龍頭企業鴻海去年營收。更糟的是,重複入獄率也超過六成,許多州議會都希望改變關押政策或關閉監獄等節省開支。

例如,佛羅里達州正考慮將「經營權」移交給民間業者,而俄亥俄州與路易斯安那州則是有意「出售」。相較之下,紐約市的實驗計畫提供報酬,吸引產業鏈中相關服務供應商,如教育、心理諮商等業者投入,似乎較有優化資金利用率,並提高成功率的機會。

專家憂心,恐干預政策

所 謂社會效益債券源於英國,二○○八年,兩位首相顧問建議,政府應投資某些可採取預防性干預,以便節省大筆財政開支的項目,例如重複入獄、重返街頭流浪,甚 至肥胖等現象。於是這種金融工具就此誕生,其邏輯是:只要執行單位達成目標,政府就從省下來的成本中,撥出一定比率回饋投資人。

不過,哈佛 (Harvard)大學教授利伯曼(Jeffrey Liebman)說,這項年輕的金融產品最大難題是,即使成果可以量化,但在缺乏對照組的比較基礎下,注定只有少數投資人願意承擔政府卸責的風險;而且更 大的隱憂是,恐怕難防民間勢力干涉公共事務創建、實施及評估方式。

紐約 犯罪率 犯罪 高盛 代操 監獄 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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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有組織犯罪利用金融危機牟取暴利

http://wallstreetcn.com/node/47986

金融危機導致歐洲有組織犯罪活動激增。歐洲刑警組織警告現在有近3600個犯罪團體活躍在整個歐洲,他們甚至從家用洗滌劑產品等平淡無奇的商品走私中獲利。

歐洲刑警組織負責人Rob Wainwright稱,黑市交易的偽劣食品,藥品以及機械設備價值比危機初翻倍。

緊縮政策導致對黑市廉價產品需求增高,這使得犯罪集團獲利增加;他們又利用歐盟各國擴大稅收的努力兌現獲益。

此外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東歐國家的數字犯罪活動正日益猖獗,他們利用高科技手段攻擊金融企業牟利。

歐洲有組織犯罪集團已經實現跨國運營。

「他們在不同的司法管轄領域,展開多類別犯罪活動,從本質上說他們是高度國際化的犯罪組織」。

「一些犯罪組織的成員來自60多個不同國家。所以他們從本質上就是跨國公司」。(via FT

儘管假冒奢侈品手袋和香檳的犯罪活動在危機前就已猖獗,隨著危機的逐步深入歐洲刑警組織發現黑市觸角伸向更多種類商品,其中甚至包括假冒飛機引擎部件

購買力下降令社會對黑市經濟容忍度加大

Rob Wainwright說:

「我們明顯發現黑市規模正在擴大,無論是從黑市整體規模,提供假冒產品種類看都是如此」。

當被問及這些犯罪活動是否阻礙歐洲經濟復甦時,他說:

「對的,簡單的說就是這樣。現在有人故意利用全球經濟現狀,為非法經濟獲利」。

削減成本的壓力使得一些歐洲企業更傾向僱傭非法勞工,這破壞了最低工資標準,並造成歐洲人口販賣網絡活動愈發猖獗。

犯罪組織甚至利用政府打擊衰退的努力牟利:歐洲一些國家提高增值稅稅率,使得偽造增值稅繳稅證明的活動激增。

刑警組織估計歐洲每年增值稅虛報犯罪金額約在1000億歐元左右。

Rob Wainwright說:「有組織犯罪利用了政府企圖從經濟衰退中復甦的努力,原本屬於納稅人的收入現在流入了黑社會的腰包」。

歐洲 組織 犯罪 利用 金融 危機 牟取 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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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政商網絡漂白 犯罪家族建放數王國

http://tvb4life.pixnet.net/blog/post/173064450-%E9%8B%AA%E6%94%BF%E5%95%86-%E7%B6%B2%E7%B5%A1%E6%BC%82%E7%99%BD%E3%80%80%E7%8A%AF%E7%BD%AA%E5%AE%B6%E6%97%8F-%E5%BB%BA%E6%94%BE%E6%95%B8-%E7%8E%8B%E5%9C%8B-%E5%A3%B9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 O記)探員,上年十二月尾,聯同各總區刑事偵緝人員展開一項代號「主軸」的行動,打擊財務公司及中介人放貴利的違法行為。
主軸行動算是近期警方一項大行動,警方如此大陣仗打擊大耳窿,原來目標人物包括有名的犯罪家族黃桂芬、黃桂榮、黃桂強等幾兄弟,他們在回歸前已案底纍纍,當年更明刀明槍與港英政府大搞對抗,例如幼弟黃桂南便曾向當時的律政司馬富善潑墨,並恐嚇陳方安生和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等高官,更以泥頭車直撞赤柱及小欖監獄。
這班兄弟的惡行,在九十年代尾名噪一時,相信讀者都有深刻記憶。

不過,自從黃氏兄弟在二千年後相繼出獄,明白硬碰政府肯定冇運行,於是轉趨低調,照樣經營財務王國,其中所建立的英利財務和及時雨財務,近年來也搞得有聲有色。
為洗脫以前惡人之名,幾兄弟近年以慈善家面貌出現,撈得大陸政協身份外,更成功埋到特首夫人及多名議員身邊,奇怪是在改頭換面後,連曾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也認不出他們,當葉劉知道自己曾與犯罪家族成員合照後,她除顯得尷尬外,亦擔心自己被人利用。

 


上年一月,黃氏兄弟以香港封開同鄉會就職典禮為名,順道替老父慶祝一百歲生辰,除立法會議員葉國謙及謝偉俊有到場外,特首梁振英辦公室也有發賀電,右一是黃桂榮太太、右二是黃桂榮、左三是黃桂強、左二是黃桂芬。(網上圖片) 

「主軸」行動的目的,是打擊財務公司及中介人放貴利的違法行為,拘捕廿四男十女,部分被捕人士相信有黑社會背景。
翌日警方即舉行記者招待會,展示一批在行動中檢獲的現金、電腦、借貸文件、及財務公司的易拉架和宣傳橫額等。其中一款展示的海報及易拉架,屬英利財務按揭有限公司,這間財仔還以男星林韋辰做代言人,更不時在媒體大賣廣告,可謂本地出名的財務公司。一名有份查案的探員,私下向記者透露,英利財務背後老細非同小可,「講出嚟驚嚇親你,佢哋係惡慣嘅犯罪家族成員,曾經惡到同政府搞對抗。」

他們來自石硤尾

記者翻查英利的公司資料,赫然發現該公司董事便是黃桂榮。黃桂榮就是九十年代一直與港英政府對抗的犯罪家族成員之一,他在六兄妹中排行第二,曾經因逃避追捕而著草台灣。而他大哥是黃桂芬,三弟是黃桂強,四、五妹是黃瑞芳及黃瑞貞,最細的六弟是黃桂南,當時黃桂南專門負責恐嚇政府高官和大法官。
據知黃氏兄弟的父母當年在石硤尾當小販,幾兄弟學歷不高,但因為在街頭打滾多年,性格都十分狡猾。現年 57歲的大哥黃桂芬,從小就開始跑江湖,八○年就因偽造身份證入獄,出獄後繼續「瓣瓣撈」,後又因走私古董而在大陸坐過監。幾兄弟中以他見識最廣,其後也一直是這個家族的「大腦」。多年來他與三位弟弟一直只是黑幫 14K的小腳色,沒甚大作為。直至八十年代中,當桂芬轉往台灣「撈世界」時,竟得以搭上台灣竹聯幫,據知竹聯幫有意開拓香港市場,於是打本給黃桂芬發展。
由於黃桂芬經歷多年闖蕩,認為放數是一門最穩賺不賠的生意,自己兄弟數人是出了名的麻煩人,收數這類專找麻煩的工作自然也適合他們,於是幾兄弟便搖身一變成為財務公司老細,即搞起當年的大耳窿生意起來。


黃桂強在自己的交流促進會網頁上,不但放上與葉劉及田北辰的合照,更註明:「 2013年 11月警察員佐級協會邀請本會出席活動」,內地人不知就裡,可能以為黃的後台很硬淨。(網上圖片) 

控制銀行經理


上年 11月一項慈善活動,穿橙色西裝的黃桂榮(上右一),成功埋到同樣穿橙色外套的特首夫人(上右二)身邊合照,在他的基金會網頁內還這樣寫:「我基金會主席 Mr. Mango Wong受邀出席。是次活動亦邀得特首夫人梁唐青儀、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以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週一岳(正寫應是周一嶽)主持起步儀式……」(網上圖片) 

黃桂芬的財務公司能愈做愈大,成了八十年代尾規模最大的大耳窿集團,當時已有約十四間財務公司遍布全港,更傳有銀行全力「支持」。據當年有調查過他們的探員透露,方法是黃桂芬幾兄弟,先收購及開設一些公司,表面上是做正當貿易等生意,賬目亦做得很乾淨,然後向銀行申請信貸,這樣便有資金做大耳窿。
黃桂芬懂利用假公司來騙銀行信貸外,還擅長與銀行經理搞關係,黃當時常請銀行經理們到澳門夜總會玩,另外還送勞力士名錶及現金給經理們到賭場耍樂,若遇上不領情的銀行經理,黃便出言恐嚇及使出陰招,迫令對方就範,據知當時有多間銀行向他們批出貸款,包括滙豐及恒隆等。
至八七年,黃的下屬莊啟德欠了黃約七十多萬元便一走了之,黃桂芬派出手下追債,之後莊的兄長莊啟明被人監生在美孚停車場內打死,警方事後拘捕了黃手下楊培鈺,一向惡慣的黃桂芬兄弟,為免警察繼續調查自己,於是先發制人搞大件事,公然召開記招,直指警方砌他生豬肉,更送了一面寫有「豬肉何價」的錦旗給警方,之後還向當時的警務處處長李君夏發出私人告票,可謂狂妄至極。

擺臥底入 O記


上年十二月尾,警方在打擊貴利集團的主軸行動記招上,展示搜出一批現金、電腦,以及財務公司和中介人公司的易拉架和海報等。 

警方雖然有繼續調查黃氏兄弟,但一直未見成果,很多證人到上庭時便臨時甩底,以致控告黃桂芬兄弟等人的案件一直沒進展。當時負責此案的 O記阿頭姚思義曾回憶,由於察覺很多機密情報及證人資料都被黃氏兄弟一一發覺,更使橫手消滅了不利他們的證據,這樣才令他們懷疑 O記內部有黃的臥底,調查下找到內鬼,一名探員因妨礙司法公正罪而判監五年。此事可看出,黃氏兄弟表面上狂妄,其實暗中機關算盡,甚至警察也被他們收為己用。
姚思義解釋,當警方搜查黃家有關的財務公司時,發覺三成多的客戶原來是公務員,有些甚至是來自紀律部隊,估計黃樂於借錢給公務員,除了當是做生意外,另一原因是有需要時可用債務來威脅他們合作。

向香港政府宣戰

清除了 O記的內鬼後,黃桂芬終因訛騙、行使假文件及控制大耳窿集團等罪名而被判入獄十一年。而二哥黃桂榮自八八年起,先後被起訴放高利貸、妨礙司法公正、商業行騙、刑事恐嚇及阻差辦公五項罪名,最後只有商業行騙一項罪名成立,但他在上訴保釋期間,走佬至台灣。九三年尾他逃亡時,還不忘幫兄弟出頭,相約本刊記者訪問,聲稱自己及哥哥是無辜,之後他於九七年返港自首及被判監一年零九個月,於九八年九月出獄。
當年大哥入獄,二哥走佬,犯罪家族最細的六弟黃桂南及四妹黃瑞芳依然強硬鬥爭。除九三年初替兩名哥哥伸寃開記招及黃桂南寫血書抗議外,黃桂南更飛往英國求見當時首相馬卓安及國會議員,欲要求宗主國向港府施壓及替兩名哥哥翻案,終不得要領,九四年黃桂南更向當時在立法局外的律政司馬富善潑墨,九五年黃桂南將行動升級,遂向多名政府高官發恐嚇信,包括馬富善、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布政司陳方安生、懲教署長黎明基等都不放過。
當時警方曾因此忙至一頭煙,除派出保護要人組探員( G4)貼身保護各高官外,又要搜證來拘控黃桂南,卒之,他恐嚇高官罪名成立,判囚近四年,於九九年初出獄。
至九九年,輪到大哥黃桂芬期滿出獄,他打着煲呔及穿西裝離開大嶼山石壁監獄時,還對傳媒表示,出獄後會全力搞好為「含寃」人士提供法律支援服務的「伸張公義顧問公司」,囂張本色未減當年。
不過幾兄弟相繼出獄後,開始檢討自己過去手法,認為太高調搞事並無好處,他們的朋友張子強亦是因太高調被共產黨「槍斃」。黃氏兄弟決定改變作風,○三年後開始漸漸轉趨低調,而有關他們的新聞已絕跡。


九五年布政司陳方安生收到恐嚇信後,當她參觀機電工程署時,多名警方便衣探員貼身保護。(資料圖片) 

九六年四月,掛有支持囚犯協會橫額的泥頭車分別撞爛赤柱及小欖監獄的更亭,警方懷疑事件是黃桂芬幕後主使。(資料圖片) 

開始漂白行新路

據一名跟過他們的手下透露,大哥黃桂芬與三名弟弟黃桂榮、黃桂強、黃桂南相繼出獄後,開始重操故業,即開設財務公司及放貴利,首先開設了榮殷財務,廣招退休紀律部隊人員加入,「有唔少被革職警員加入咗黃氏兄弟嘅財仔,佢哋仲猛叫已入職嘅退休警員搵返以前嘅上司警官入去做添,雖然佢哋口口聲聲話撈正行,但搞得財仔,而佢哋自己個底又咁花,邊有人信呀?」
由於劣跡斑斑,榮殷其後在續牌時,被警方駁回其放債人牌照的申請,重操故業遇上阻滯,大哥桂芬便開始埋首漂白的打算,他知道漂白是他們犯罪家族自保的最好方法,甚至以埋到高官身邊來自抬身價,他們要一面暗地裡在放數,另一面卻以漂白的身份示人,這樣才能不知不覺「發大財」。


上週六,黃桂榮在大哥黃桂芬的九龍塘別墅門外被記者截停,他一直否認自己是黃桂榮,只說:「你聯絡佢秘書啦。」 

九三年黃桂南在布政署(政府總部)外露宿及寫大字報,誓言為兄伸寃。(資料圖片) 

特首夫人合照


黃桂強與太太(左)不時到銀行處理公司業務,黃桂強除幫手打理英利和及時雨外,他還有搞護照的生意。 

若想極速漂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從慈善事業入手。由於黃桂南出獄後健康不佳,之後更轉趨低調,故大哥桂芬便將漂白工程分由他及另外兩名弟弟負責,黃桂榮判刑較輕及不太為人所熟悉,故以黃桂榮最為高調。
○四年黃桂榮一口氣成立兩間財務公司,首先是英利財務按揭有限公司,此為中介人公司,故不須領有放債人牌照,而有放債人牌照的及時雨財務有限公司則在○四年年尾成立,由黃桂榮馬仔何劍豐作為公司持牌人。
而漂白的第一步是他在同年十月成立了一間慈善機構,名為國際無國界夢想成真基金會,由四妹黃瑞芳為登記人之一,而他自己則是基金會會長,在網頁上,黃桂榮不以真名示人,而以 Mango Wong代之,更有句子宣傳自己善行。「本基金的主席 Mr. Mango Wong,在香港有多年的金融財務背景,並經營『夢想成真眼鏡城有限公司』……自一九九九年以來為『香港傑出學生競選』發送眼鏡饋贈券……」
上年七月黃桂榮憑着基金會捐書及出席講座的名義,大搖大擺到喇沙小學,黃桂榮更上台向學生演講,談德育的重要,之後校長還帶他參觀校舍,想不到犯罪家族成員輕易便攻入名校。之後十一月,黃桂榮更成功埋了特首夫人身邊及拍照留念。

攀上政協之位


當葉劉從記者口中得知黃桂強的身份,葉劉面色一沉外,更說若早知他身份便不會合照,因怕被人利用。 

漂白工程一切順利,再沒有人記得犯罪家族當年的驚天惡行了。
據特首辦公室的回覆,指特首夫人是不認識站在她身旁的黃桂榮,而大合照是由主辦單位安排,故並不了解站位安排的詳細情形,不過黃桂榮一於少理,更高調將合照放上網,乘機顯示他與特首夫人及其他高官稔熟。
記者翻查資料,發現該基金會的聯絡地址與英利財務屬同一地址,皆在旺角銀城廣場八樓,八樓全層單位是由夢想成真眼鏡城有限公司持有,於○九年七月以二千三百萬購入。
至○九年地位更上一層樓,黃桂榮又開設香港封開同鄉會,成立此會目的旨在與內地打好關係,憑着同鄉會的關係他不單與香港中聯辦官員混熟,更撈到現時肇慶市政協委員及封開縣政協常委的銜頭,另外他還邀到行政及立法會議員李慧琼當上香港封開同鄉會第一屆榮譽會長,而他手下何劍豐則是該會的特邀顧問。

賣外國護照

黃桂榮成功上位,他的三弟黃桂強也不遑多讓,自出獄後除協助大哥黃桂芬及二哥黃桂榮搞財仔外,黃桂強於一一年一口氣開了兩間公司,分別是多米尼加共和國(華人)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會及中南美顧問貿易有限公司,表面上似搞經濟文化交流及代辦投資,實際上是幫大陸人搞護照移民,廿萬美金便可搞到中南美國家的護照。
同樣地,黃桂強對外及在網頁上不以真名示人,以 Tony Wong或黃東尼的名來洗底,「佢哋幾兄弟識食腦,懂分工合作,二哥扮慈善家,三弟就專責搞第三世界嘅關係,當然搵錢重點是搞護照,近年好多內地高官搵到錢,但要人同錢走出國外唔係咁容易,佢哋幾兄弟睇準呢個搵錢好機會,再配合自己兩間財務公司關係,利用幫內地客戶信貸時,乘機將國內龐大資金調動出入……」一名探員指出,幾兄弟的新王國,比八十年代搞得更有規模。


旺角銀城廣場八樓除是英利所在地,黃氏兄弟旗下的慈善機構也以上址為基地。 

九三年黃桂榮著草台灣接受本刊訪問時,正任職的士司機,並一味說自己及哥哥黃桂芬是無辜,卻沒解釋如何傳奇地成為了財務公司老細及身家過億。(資料圖片) 

葉劉田北辰中招


九六年黃桂南十二項恐嚇高官罪名全部成立,判囚三年八個月,於九九年出獄。(資料圖片) 

為打入上流社會,除了搞慈善,搞同鄉會外,上年十月,黃桂強還成立南傳佛教文化慈善促進會,利用宗教名義去渾水摸魚。最諷刺的是,上年十一月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退役同僚聯會搞晚宴時,他也得以出席,更瞄準機會與行政及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及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影了合照。
其後他更以「警察員佐級協會邀請本會出席活動」為題,將與葉劉及田的合照放上網炫耀一番,國內貪官見到黃桂強與葉劉的合照,以為他後台夠硬淨,自然有更多合作機會。
上週五,記者到立法會找葉劉訪問,當記者給她看與黃桂強的合照時,她初時還反問記者,相中男子是不是退休警務人員,至記者說出黃桂強的身份時,葉劉面色為之一沉,之後解釋說:「以為佢係退休警員,咁我係議員,人哋埋嚟影相,站在親民角度,多數唔會拒絕嘅。」
對於黃桂強出席該晚晚宴,葉劉直言覺得莫名其妙,更明言若早知他的身份,一定會拒絕合照,「我唔係歧視釋囚,即使鬧過我嘅人我都唔會拒絕合照,而係提防會唔會有人攞我張相去做宣傳或搞其他嘢啫。」

陰招搶債仔錢


犯罪家族大阿哥兼貴利王黃桂芬,現時出入多是自己一個及乘搭港鐵為主,「漂白」得有點樸素。 

兩名細佬漂白搞得有聲有色,大哥黃桂芬就可專注打理英利和及時雨的業務,由於碰上美國量化寬鬆的財金政策,近年的財仔業務可謂發過豬頭。
據業內人士 Simon表示,銀行受金管局監管及壓力測試等影響,即使有生意上門也不能濫接,相反財仔未受監管,又食正近年樓市暢旺,很多人要找財仔替樓宇做二按及加按的服務,財仔生意因而大好,再加上低息環境,變相鼓勵人去借私人貸款,財仔生意差不多變了穩賺不賠,「黃氏兄弟惡慣,點會有債仔走到佢哋數呀,佢哋根本賺硬,名正言順劏客話都無咁易。」 Simon爆料指,有律師專替黃氏兄弟工作,負責「釘」債仔樓契,而相關律師費又奇貴。當債仔無錢解除釘契,財務公司便名正言順以低價賣樓還債,當然被賤賣的樓宇通通都落入他們的手中,這些樓宇包括私樓和可買賣的公屋單位,這樣藉着一買一賣債仔的樓宇,難怪黃桂芬能入住九龍塘多實街市值三億五的獨立屋。

家住三億五別墅

上週六記者到九龍塘多實街獨立屋採訪黃氏兄弟,剛巧碰見黃桂榮駕駛黑色賓利豪華轎車來探哥哥,他在英利的公司註冊資料是報住九龍站漾日居六座一個高層單位,當記者上前欲訪問黃桂榮,他即怔了一怔,之後駕車入了別墅,並半開門罅接收記者的卡片,更一直否認自己是黃桂榮,只頻說:「你聯絡佢秘書啦。」未幾一名自稱是黃桂榮的私人助理陳生致電記者,語氣不太客氣地質問記者為何找黃氏兄弟訪問,當記者表示警方上年年尾的主軸行動涉及英利財務時,陳即高聲說:「依家警方都查緊啦,我哋無乜嘢好講。」之後語氣很不友善地叮囑記者不要再在屋外守候黃氏兄弟,便匆匆收線。
之前記者連日追訪黃氏兄弟,發覺他們三人都是各有各忙,大佬黃桂芬多會返旺角銀城廣場巡視英利的業務,之後便獨自一人乘港鐵回九龍塘大宅。
最活躍是三弟黃桂強,上月中黃桂強以交流促進會名義率團出訪馬來西亞,之後回港又不停招呼內地客人,有次更與太太在銀行忙於處理公司的業務,算是三人中最忙,而黃桂榮的行蹤最飄忽,記者曾致電他的公司及所屬的慈善機構,但職員卻一一替他擋架。
由八十年代成為大耳窿集團,至九十年代與港府鬥得難分難解,黃氏兄弟於出獄後成功漂白十多年,再建立起自己的收數王國。若不是警方上年尾的行動揭露了犯罪家族的尾巴,可能有更多高官名人成為他們漂白上位的工具。


黃桂芬住在市值三億五的九龍塘多實街別墅(右),車房泊有黑色的賓利。 

上週六,黃桂榮駕着車牌有 FINANCE字樣的黑色賓利(右)駛入大哥的別墅,別墅內還有一部同款同色的賓利(左)停泊着。 

黃桂南前妻周雪芳於○六年十月改嫁草蜢的蔡一智,而黃桂南因健康問題已絕少蒲頭。(《蘋果日報》圖片)

惡人兄弟犯罪履歷


九九年黃桂芬刑滿出獄,受張子強伏法的啟示,他放棄以前與港府對抗的策略,改為漂白埋高官名人身邊,實行黑白道通吃。(《蘋果日報》圖片) 

大哥黃桂芬
• 80年因賣假身份證入獄 4年
• 88年協助從犯及放高利貸被判入獄 19個半月,同年因商業詐騙判刑 4年
• 91年再因教唆傷人及妨礙司法公正罪名,再判 10年監禁
•涉嫌是 96年 4月,泥頭車撞赤柱及小欖監獄更亭的幕後主腦
• 99年刑滿出獄
•改名黃進一或 Sunny Wong
•甘肅省定西市政協

二哥黃桂榮
• 88年先後被起訴放高利貸、妨礙司法公正、商業行騙、刑事恐嚇等五項罪名,最後只有商業行騙一項罪名成立,上訴保釋期間走佬至台灣,九七年返港自首及被判監 1年 9個月,於 98年出獄。
•改名 Mango Wong
• 04年成立英利財務按揭有限公司及國際無國界夢想成真基金會,同年其手下成立及時雨財務有限公司
• 09年成立香港封開同鄉會
•廣東省肇慶市政協委員及封開縣政協常委

三哥黃桂強
• 01年因收受近八千萬外圍波纜而判囚 3年,另罰款$25萬
•改名黃東尼或 Tony Wong
•協助打理英利和及時雨
• 11年成立中南美顧問貿易有限公司及多米尼加共和國(華人)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會
• 13年成立南傳佛教文化慈善促進會

六弟黃桂南
• 94年向當時在立法局外的律政司馬富善潑墨,事後被判罰款$9,000元
• 95年向多名政府高官發恐嚇信,包括馬富善、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布政司陳方安生、懲教署長黎明基等
• 96年, 12項恐嚇高官罪名全部成立,判囚 3年 8個月,於 99年出獄
• 96年大肚妻子周雪芳為替黃桂南伸寃而企圖自殺,至 06年 10月她改嫁草蜢的蔡一智


撰文:程志康、艾馬 
攝影:金文、田俊、林川、龍馬

政商 網絡 漂白 犯罪 家族 建放 放數 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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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黐埋犯罪家族


2014-07-10  NM  
 

 

之前《壹》仔爆過黃氏兄弟(黃桂芬、桂榮及桂強)犯罪家族後,連葉劉都話跟細強(三弟黃桂強)影咗相後,怕會被人利用,但同為立法會議員嘅毓民就無有怕,之前佢議員辦事處搞母親節晚宴聚會時,不但主動請來細強,仲大方同佢合照,睇來大家關係親密。

講開細強,雖然來自犯罪家族,但交遊廣闊,爆哥有不少江湖朋友都認識佢,不過好多人唔知佢原來跟14K馬德(細圖)出身,馬德都好傳奇,當年撈地下賭檔有聲有色,仲有搞外圍波馬,好多差人劈炮跟佢搵食。馬德後來轉會去咗新義安,03年佢帶人親自踩上向華勝當時女友張玉珊嘅修身堂公司,追討向氏欠佢嘅六百多萬賭債,作風相當強悍。之後馬德過澳門撈賭,跟14K九指華合作,亦因九指華代佢追同門差佬文五百多萬賭債,而引致差佬文在澳門被人殘殺及碎屍,疑犯九指華事後著草泰國,馬德卻因此案而正在澳門服刑,相信出得嚟都八十幾歲咯。

老蘭迴轉黑的屠場

蘭桂坊的士劏客,呢一年警察多次「做樣」掃蕩拘捕,估唔到「黑的」依然有恃無恐,當正自己持牌劏人。上個禮拜爆哥同班股票炒家喺中環老蘭劈酒,凌晨時分大家飲到啤啤夫,於是截的士返屋企睇波。爆哥見到等客的士不斷圍住雲咸街、德己立街同威靈頓街駕駛,睇落好似迴轉壽司,於是用廣東話問:「過唔過海?」問咗十幾架的士,點知全部黑的司機,一見唔係情侶又唔係外國人,即耍手擰頭,寧願空車繼續迴轉等客,好多人又爆粗又拍門,班的士佬一於少理,附近差人又當睇唔到。後來隔籬一pair鴛鴦慾火焚身,睇落係趕住去爆房,唯有捱貴急急腳上咗車做水魚。爆哥聽行內人士講,老蘭黑的有一個「暗標價」,最誇張中環過灣仔要三百,過海去尖沙咀狼死到要五嚿水,如果落雨仲要加價,離曬譜。黑的一晚劏廿個客,月入隨時超過三萬,認真和味!爆哥覺得蘭桂坊係遊客天堂,警方打擊佔中不遺餘力,對佔中黑的就冇大力掃蕩,認真係香港之恥!

中環大行幫客揀新抱

話說爆哥有個索爆銀行女友Apple,平時佢喺中環總行見到不少富豪大客出入,銀行為咗留住呢班大客,無所不用其極,Apple爆咗一個銀行「keep客」嘅撒手鐧,佢話提供幾多優惠都係假,最緊要親上加親喎!話說某大銀行會幫大客嘅寶貝仔,搵番一個靚新抱囉。早排某上市公司主席個仔,被傳媒影到佢喺殘廁攬女嘆咖啡,做老豆梗係擔心,佢對外死撐話︰「我個仔好乖好怕醜,而家都冇女朋友。」總行高層一聽到,本著加強「客戶服務」嘅熱誠,拿拿臨介紹幾個美貌與智慧並重的女職員俾公司主席啦。不過Apple話,總行內部反應一般,個個職員嫌主席個仔cheap,連幾千蚊開房錢都慳。爆哥即刻同Apple講,爆哥為人豪爽,唔會同女仔去殘廁gathering,閒閒哋都會去半島酒店開支香檳啦,不如介紹來認識嚇。

黃毓 毓民 民黐 黐埋 犯罪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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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金融城保衛戰 操縱金融基準或將列為刑事犯罪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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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財政部經濟大臣Andrea Leadsom)

為了重樹市場對倫敦金融城的信心,英國試圖把操縱外匯、黃金、原油等七種金融基準價格的行為定義刑事犯罪。

英國財政部今天開始評估是否把對LIBOR利率的立法規則,推廣到其他基準價格/利率。包括WM/路透倫敦外匯定盤價(WM/Reuters 4 p.m. London currency fix),英鎊隔夜平均指數(Sterling Overnight Index Average),倫敦金定盤價(London gold fixing),以及利率掉期市場上的基準ISDAfix。

英國政府聲明稱,目標是要在今年年底前落實新的司法規則。

英國財政部經濟大臣Andrea Leadsom說:“倫敦金融城的問題關系到整個英國經濟。”

2012年曝光的Libor利率操縱醜聞嚴重損害了倫敦金融城的地位。包括巴克萊在內至少10家機構總計被罰款65億美元,監管者目前正在調查外匯市場匯率是否被操縱。

OTAS Technologies金融分析部門主管Simon Maughan告訴彭博新聞社:

“現在司法管轄權要落到那些過去依靠自律以及行業規則的金融領域。”

受影響的基準

英國政府今天評估的金融基準中,英鎊隔夜平均指數和隔夜回購平均指數,是隔夜指數互換的參考基準;WM/路透倫敦外匯定盤價是許多基金經理購買外匯的基準價格。ISDAFix, 是規模達到426萬億美元的掉期市場的基準;倫敦金定盤價,LBMA白銀定盤價是貴金屬市場參考指標;ICE布倫特期貨價格,則是全球廣泛交易的原油期貨產品。

目前來自三大洲的監管機構調查WM/路透倫敦外匯定盤價是否被操縱,自去年調查啟動以來至少有25人被解雇、停職。

美國監管當局正在調查是否有人損害機構投資的利益在操縱ISDAFix。

倫敦黃金市場協會和倫敦黃金市場定價公司已在全面整改倫敦金定盤價制度,並計劃在年底聘請第三方公司獨立審查這一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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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金融城 金融 保衛戰 保衛 操縱 基準 或將 列為 刑事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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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007刑事法(三) 犯罪意圖 上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0/07/%E6%B3%95%E5%BE%8B141007%E5%88%91%E4%BA%8B%E6%B3%95%E4%B8%89-%E7%8A%AF%E7%BD%AA%E6%84%8F%E5%9C%96-%E4%B8%8A/

法律141007

刑事法(三) 犯罪意圖

蕭律師執筆

 

〈引子〉

一個「罪行」需要有一個「犯罪意圖mens rea」及一個「犯罪行為actusreus」。***** 即是說,要被告負上刑責,必須在法律上證立他有外在符合該罪行標準的行為;並有適切的、值得譴責的思想。

先講「犯罪意圖」。

刑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體現於一句法律格言: “actus non facitreum, nisi mens sit rea”,即「沒有犯罪意圖的行為不能構成犯罪。

然則要達致定罪,究竟需要證明甚麼?

 

〈意圖intention

意圖 與 動機motive必須釐清,後者與刑責無關。 **** 動機可以幫助證明意圖,但與意圖不一樣。

要證明意圖,必須證明被告期望達致某種結果。

 

動機不能決定被告有罪。 善意的動機也不能幫助被告洗脫罪名,例如殺人是為民除害 同理,不良動機而行為合法,不能構成罪行。

 

意圖分為兩類:直接和間接。

「直接意圖direct intent」是希望達到某種後果而決定實行、或致力實行之。

舉例「謀殺」,被告期望由於他的行動而使受害人死亡或受嚴重傷害,這是直接意圖。

 

「間接意圖indirect intent是,被告並不期望某種結果,但意識到由於他的行動實質上會產生某種結果。 ***

如果被告能預見某種結果必然發生, 則陪審團可以下結論,被告確實有意圖想達致此種後果。

究竟怎樣程度的預見才算是間接意圖?這一直是法庭多年來的爭論點。***

起點是DPP v Smith (1961)。 在此案中,上議院認為有一個 不容置疑的法律假定irrebuttable presumption: 被告已預期及預計他的行動的任何「自然後果natural consequence」, 而檢訂甚麼是自然後果則是完全客觀的。 即是說,第三者怎樣看待被告行為的「自然後果」。

 

但英國在1967年通過Criminal Justice Act推翻這種假設, 法例言明決定一個人是否犯了罪行的時候,法庭或陪審團不得因為被告的行為有「自然或可能存在natural and probable」的結果,而去推定該結果是可預見的。

 

以下兩件案件解釋這一點:

Moloney (1985)   被告和他的繼父比賽,看誰上膛及瞄準較快。 被告上膛及瞄準比繼父快。 被告的槍對準繼父,此時繼父挑戰被告,要被告向他射擊。被告如言開槍並殺死繼父,因而被控謀殺。

關於意圖這點,法官對陪審團的引導是:如果被告能預見他的行為令死亡是「可能發生的結果」,即使他並不希望有這結果,他就有犯罪意圖。 上議院推翻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

原審法院認為有意圖殺害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就足夠判定謀殺。(上議院) Lord Bridge提議以下指引去引導並幫助陪審團決定意圖的議題:(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後果?(2)被告是否理解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後果? 就算陪審團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正面的,那仍不是毫無疑問的意圖,陪審團必須推定:被告預期的是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在礦工罷工期間,被告與另一人將一些混凝三合土塊(香港人叫「石屎塊」)從天橋上拋向下面的公路,目的是想阻塞道路,並阻止一輛乘載前往礦場開工的礦工的計程車。 其中一塊石屎擊中計程車的擋風玻璃,引致司機死亡。

在謀殺案審訊中,法官引用Lord Bridge在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 結果上議院推翻下級法院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 大法官們裁決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有缺點, 因它沒有引導陪審團考慮事情發生的或然性;陪審團應被引導去問:(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2)被告是否意識到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陪審團應被提醒:發生的可能性愈大,被告愈能預見其後果,也愈可能是他想達致的後果。這是給與陪審團的指引,有助決定是否去推定被告想達致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目的。

 

上述法律觀點在Nedrick(1986)一案中再被上訴庭澄清。

被告和X有宿怨。 他將一些煤油註入X的信箱,繼而點火。結果屋內兩人被燒死,被告被判定謀殺罪。 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表示如果被告意識到死亡是「高度可能」,被告就是謀殺。上訴庭容許被告上訴,理由是原審法官將「預見」等同「意圖」。 原審法官應弄清一點,應由陪審團去決定被告有沒有意圖。

 

正按察司(Chief Justice)Lane給了一個指引模式,此模式增加所需的可預見度,並為「間接意圖」定下清晰的法律先例:

“陪審團應被引導:他們不可以推定infer所需的意圖,除非他們肯定,由於被告的行為,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實質的肯定virtual certainty」(除去一些不可預見事件的介入unforeseen intervention),而被告又十分理解正是這樣。”

 

現代最佳的案例是Wollin(1998)。在此案中,上議院保留「實質的肯定」,但將「推定」字眼改為「認為find」,認為陪審團較易理解後者。 下篇將討論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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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141007 刑事 犯罪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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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007

刑事法(三) 犯罪意圖

蕭律師執筆

 

〈引子〉

一個「罪行」需要有一個「犯罪意圖mens rea」及一個「犯罪行為actusreus」。***** 即是說,要被告負上刑責,必須在法律上證立他有外在符合該罪行標準的行為;並有適切的、值得譴責的思想。

先講「犯罪意圖」。

刑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體現於一句法律格言: “actus non facitreum, nisi mens sit rea”,即「沒有犯罪意圖的行為不能構成犯罪。

然則要達致定罪,究竟需要證明甚麼?

 

〈意圖intention

意圖 與 動機motive必須釐清,後者與刑責無關。 **** 動機可以幫助證明意圖,但與意圖不一樣。

要證明意圖,必須證明被告期望達致某種結果。

 

動機不能決定被告有罪。 善意的動機也不能幫助被告洗脫罪名,例如殺人是為民除害 同理,不良動機而行為合法,不能構成罪行。

 

意圖分為兩類:直接和間接。

「直接意圖direct intent」是希望達到某種後果而決定實行、或致力實行之。

舉例「謀殺」,被告期望由於他的行動而使受害人死亡或受嚴重傷害,這是直接意圖。

 

「間接意圖indirect intent是,被告並不期望某種結果,但意識到由於他的行動實質上會產生某種結果。 ***

如果被告能預見某種結果必然發生, 則陪審團可以下結論,被告確實有意圖想達致此種後果。

究竟怎樣程度的預見才算是間接意圖?這一直是法庭多年來的爭論點。***

起點是DPP v Smith (1961)。 在此案中,上議院認為有一個 不容置疑的法律假定irrebuttable presumption: 被告已預期及預計他的行動的任何「自然後果natural consequence」, 而檢訂甚麼是自然後果則是完全客觀的。 即是說,第三者怎樣看待被告行為的「自然後果」。

 

但英國在1967年通過Criminal Justice Act推翻這種假設, 法例言明決定一個人是否犯了罪行的時候,法庭或陪審團不得因為被告的行為有「自然或可能存在natural and probable」的結果,而去推定該結果是可預見的。

 

以下兩件案件解釋這一點:

Moloney (1985)   被告和他的繼父比賽,看誰上膛及瞄準較快。 被告上膛及瞄準比繼父快。 被告的槍對準繼父,此時繼父挑戰被告,要被告向他射擊。被告如言開槍並殺死繼父,因而被控謀殺。

關於意圖這點,法官對陪審團的引導是:如果被告能預見他的行為令死亡是「可能發生的結果」,即使他並不希望有這結果,他就有犯罪意圖。 上議院推翻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

原審法院認為有意圖殺害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就足夠判定謀殺。(上議院) Lord Bridge提議以下指引去引導並幫助陪審團決定意圖的議題:(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後果?(2)被告是否理解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後果? 就算陪審團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正面的,那仍不是毫無疑問的意圖,陪審團必須推定:被告預期的是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在礦工罷工期間,被告與另一人將一些混凝三合土塊(香港人叫「石屎塊」)從天橋上拋向下面的公路,目的是想阻塞道路,並阻止一輛乘載前往礦場開工的礦工的計程車。 其中一塊石屎擊中計程車的擋風玻璃,引致司機死亡。

在謀殺案審訊中,法官引用Lord Bridge在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 結果上議院推翻下級法院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 大法官們裁決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有缺點, 因它沒有引導陪審團考慮事情發生的或然性;陪審團應被引導去問:(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2)被告是否意識到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陪審團應被提醒:發生的可能性愈大,被告愈能預見其後果,也愈可能是他想達致的後果。這是給與陪審團的指引,有助決定是否去推定被告想達致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目的。

 

上述法律觀點在Nedrick(1986)一案中再被上訴庭澄清。

被告和X有宿怨。 他將一些煤油註入X的信箱,繼而點火。結果屋內兩人被燒死,被告被判定謀殺罪。 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表示如果被告意識到死亡是「高度可能」,被告就是謀殺。上訴庭容許被告上訴,理由是原審法官將「預見」等同「意圖」。 原審法官應弄清一點,應由陪審團去決定被告有沒有意圖。

 

正按察司(Chief Justice)Lane給了一個指引模式,此模式增加所需的可預見度,並為「間接意圖」定下清晰的法律先例:

“陪審團應被引導:他們不可以推定infer所需的意圖,除非他們肯定,由於被告的行為,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實質的肯定virtual certainty」(除去一些不可預見事件的介入unforeseen intervention),而被告又十分理解正是這樣。”

 

現代最佳的案例是Wollin(1998)。在此案中,上議院保留「實質的肯定」,但將「推定」字眼改為「認為find」,認為陪審團較易理解後者。 下篇將討論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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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141007 刑事 犯罪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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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014刑事法(四)犯罪意圖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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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014

刑事法(四)犯罪意圖

蕭律師執筆

 

〈Woollin(1998)案〉

Woollin被判謀殺他的幼兒。

控方聲稱W情緒失去控制,將三個月大兒子擲在硬地上,兒子因頭骨破裂而死亡。控方接受W在行動之時未必渴望他的兒子死亡或受嚴重身體傷害,但卻有意圖使兒子引致嚴重傷害。在W的辯護中,W否認有這些意圖,並聲稱他在擲兒子落地時,從沒有想過他的行為的後果,又聲稱受到激怒。

法官依據Lane在Nedick案的最新指引導模式去引導陪審團。但他續對陪審團說:如果他們滿意W在他擲下兒子時理解及明白他的行為有「重大危險」,並可引致嚴重身體傷害,就應判他謀殺罪。陪審團最後判W謀殺罪成。

 

被告不服,上訴到上訴庭,但被駁回。他續向上議院上訴,理由是原審法官並未依足Nedrick案的指引,錯誤引導陪審團。上議院推翻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發還上訴庭判刑,並批評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的後半部引用「重大危險」是錯的、偏離了Nedrick的指引、並模糊了「意圖」和「魯莽recklessness」的界線。上議院各大法官除特別確認Lane所提議引導模式的正確性外,並進一步說,如果被告並未期望他的行為的後果,此種引導模式則可適用於任何(謀殺)案件。最後,眾大法官建議,Lane的引導模式中的「推定infer」字眼改為「認為find」

 

但必須弄清,Nedick案的引導模式(並由大法官在Woollin案中加以修訂)並不是「意圖」的釋義,而只是一種指引,用以幫助陪審團去建立,究竟被告有沒有所需的「意圖」。*** 所以,如果陪審團認為被告(在謀殺案中)知悉死亡是高度可能,此種認定容許、但不需要陪審團下結論:被告期望死亡。陪審團必需毫無懷疑,這個問題應由他們考慮和決定。

這個指引模式或許適用於所有需證明「意圖」的罪行而不只限於謀殺,雖然在各種不同背境中「意圖」不盡相同。***

 

Woollin原則也適用於有「實質的肯定」「副後果side-effect」的案件。

Woollin原則通常產生作用的情況在於,雖然被告行為的目的是引致某些後果,但他也確信某些他意圖以外的事是會發生的,譬如D欲以槍射殺人群中的X,但他非常清楚會有高度可能X旁邊的人被誤擊。

 

近年香港法庭也引用Maloney和Handcock and Shankland(在Nedrick案中解釋),採納「意圖」並不等同、但可推演「預見」,如果被告能被證明他能預見後果的發生。

在R v Wong Take Sing(1989),Wong被判謀殺。

控方的案情指W在和死者吵架後,將一把刀架在死者的喉上,並致命地割下,之後並將死者的屍體割開數塊而棄之。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如果能證明嚴重身體傷害或死亡是W行為「可能發生的後果」,謀殺的意圖就成立。陪審團判W謀殺罪成。

上訴庭撤銷謀殺罪,改判誤殺,並強調,以案情而言,可能完全不須要「預見」的指引,但原審法官卻選擇給予指引,誤導了陪審團。

 

在Matthews and Alleyne(2003)案中,控方指控被告謀殺,因受害人已告訴兩名被告人他不會遊泳,但仍被推下橋面的河,因而被溺死。

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要證明被告有意圖殺害,控方必須證明在關鍵時刻,被告(一)有特別意圖(即直接意圖)去殺害;

或(二)死者的死亡是一個「實質的肯定」,而被告所理解正是這樣。

兩名被告同被判謀殺罪成。他們不服上訴。上訴庭指出:原審法官引導第二部分,即“被告理解其行為的後果是一個「實質的肯定」構成意圖”這說法是錯的;法律仍未在謀殺案中達致「實質的肯定」即是意圖的釋義。

雖然如是說,上訴庭最後仍撤銷上訴,認為如果陪審團肯定死者的死亡是必然的結果,而被告人也明白這一點,而毫無拯救死者的意圖,陪審團不可能不知道被告是希望死者死亡。

 

簡單歸納一下以上討論過有關「意圖」的重要案件:

DPP v Smith (1961) —–被告被假設意圖及預見其行為的自然結果。

 

Criminal Justice Act 1967—–廢除了Smith案的裁決。陪審團在法律上不須推定意圖或預見,而須由證據中去推定。

 

Moloney (1985)—–陪審團可推論有意圖,如果被告能預見他的行為的後果是自然的後果。

 

Hancock and Shankland (1986)—–發生的可能性愈大,被告愈能預見其後果,也愈可能是他想達致的後果。

 

Nedrick (1986)—–引進「實質的肯定」(Woollin案加以肯定)預見的測驗。

 

Woollin (1998)—–陪審團不能找出所需意圖,除非他們肯定“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被告行為的後果”是一個「實質的肯定」(不可預見的涉入除外)。

 

所以,

A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不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他們不可以判定被告謀殺。

B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一個「實質的肯定」,如果測試純基於「事實」,他們可判有罪或無罪。

C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一個「實質的肯定」,如果測試純基於「法律」,他們必須判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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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141014 刑事 犯罪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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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029刑事法(五) 犯罪意圖3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0/29/%e6%b3%95%e5%be%8b141029%e5%88%91%e4%ba%8b%e6%b3%95%e4%ba%94-%e7%8a%af%e7%bd%aa%e6%84%8f%e5%9c%963/

法律141029

刑事法(五) 犯罪意圖3

蕭律師執筆

 

〈魯莽 Recklessness

魯莽是冒不合理的風險, 而冒風險的人是知悉風險所在的。 這在侵犯他人身體、毆打或刑事毀壞罪行是常遇到的事情。 法庭的麻煩就是:究竟魯莽的測試應是主觀性,還是客觀性的呢?

 

Cunningham案的魯莽

最原始的測試得諸Cunningham(1957)案中, 認為測試是主觀性的,即是說,被告必定知悉風險所在。***

被告被控“惡意地maliciously使用一種足以危害生命的有毒物品”,違反“侵犯人身罪行條例”第二十三條。 他潛入一間無人居住的屋,從牆上扯下一個煤氣計量器以偷取藏於其內的錢,致令煤氣管爆裂,煤氣滲入鄰居,其間住著受害人。她吸入大量煤氣以致生病及生命有危險。

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惡意地」的意思就是「邪惡地wickedly」—做一些他熟知、但不應去做的事。 結果被告被裁定有罪。

上訴庭推翻判決,認為「邪惡」一詞不必要求有「邪惡」成份,但須有(i)一個真正意圖做成特定的傷害而事實上確做成,或(ii)魯莽,即被告已預見可以做成特定的傷害而仍然冒險去做。

 

此種解釋被法庭應用於處理有關被告是否有「惡意」的問題。 當「魯莽」一詞開始出現在不同的罪行時,並無任何法例提供此詞的釋義,然而法庭繼續使用此主觀測試。***

 

Caldwell案的魯莽

一個更寬廣的客觀測試由Caldwell案(1982)引出。它涵蓋即使對一個「普通小心謹慎的人」也明顯認知危險後果會發生的情況,即使被告沒有想過其可能性。

 

被告處心積慮向受害人的酒店縱火。 他被控有意或魯莽地毀壞他人產業,妄顧其行為可能危害他人生命。他辯稱他不知道有人在酒店內。

上議院裁決:如果符合以下兩個要求,一個人就是妄顧後果:i)被告的行為製造一個危險,其後果對一個普通清醒的人是最明顯不過的;(ii)被告完全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或知悉這種危險但仍去進行。 各位大法官一致認為,此釋義適用於任何出現「魯莽」或「魯莽地」的現代法定罪行。

 

Caldwell一案判決後,法庭就需要決定何種罪行適用Cunningham釋義,與及何種罪行適用Caldwell釋義。 法庭裁決Cunningham案的釋義適用於侵犯人身罪行。 現在漸漸清晰,Caldwell的魯莽在由於粗疏不小心的非自願誤殺是不適用的。

 

Adomako案(1955)中,被告在一個眼部手術中當麻醉師。 一條供氧給病人的喉管與供氧器分離,被告沒有留意或作補救。 缺氧九分鐘後,病人心臟停跳而死亡。 在供氧喉管分離四分半鐘時,監察病人血壓的機器響起警號。被告檢視儀器而施用astropine(治眼的一種藥),而沒去檢視喉管的連接。 被告被控誤殺。在審訊中,兩名專家證人形容被告的行為是「極壞」及「極度失職」。法官引導陪審團裁決被告是否極度疏忽。陪審團判被告有罪。

被告上訴的理由是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團。上訴庭與上議院都駁回上訴。

 

Caldwell的魯莽也不適用於強姦罪行—想想有沒有「魯莽強姦」這回事?

但Caldwell的魯莽卻適用於法定的魯莽駕駛和魯莽駕駛引致他人致死亡罪行。當道路交通法例通過後,以上兩種交通罪行已由「危險駕駛」及「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致死亡」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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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141029 刑事 犯罪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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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1411A刑事法 「犯罪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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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1411A刑事法  「犯罪意圖」

講者:蕭律師

 

〈引子〉

一個罪行需要有一個犯罪意圖mens rea及一個犯罪行為actus reus。 即是說,要被告負刑責,他必須有外在符合該罪行要求的行為,並在法律上有適切、值得譴責的思想。

刑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體現在一句法律格言:「沒有犯罪意圖的行為不能構成犯罪。」要獲致定罪,究竟證明甚麼?

 

〈意圖〉

意圖intention與動機motive必須釐清,後者與刑責無關。 動機可以幫助證明意圖,但與意圖不一樣。例如甲意圖殺死乙,其動機是阻止乙繼承遺產。

動機不能決定被告有罪與否;善意的動機不能幫助被告洗脫罪名,例如殺人是為民除害。不良動機而行為合法,不能構成罪行。

 

要證明意圖,必須證明被告期望達致某種結果。意圖分為兩類:直接和間接。

直接意圖是希望達到某種後果而決定實行、或致力實行之。舉例說,謀殺,被告期望由於他的行動的結果使受害人死亡或受嚴重傷害,這是直接意圖。

間接意圖是被告並不期望某種結果,但意識到由於他的行動,實質上會產生某種結果。 如果被告能預見某種結果必然發生、陪審團可下結論被告確實有意圖想達致此種後果。

 

究竟怎樣程度的預見才算是間接意圖?以下兩件案件解釋這一點:

Moloney (1985)   被告和他的繼父舉行射擊比賽,看誰上膛快及瞄準快。 被告上膛及瞄準比繼父快。 被告的槍對準繼父;繼父挑戰被告,要被告向他射擊。被告如言開槍並殺死繼父。 被告被控謀殺。

關於意圖這點,法官對陪審團的引導是:如果被告能預見他的行為令死亡是「可能發生的結果」,即使他並不希望有這結果,他就有犯罪意圖。 結果被告謀殺罪成。 上議院推翻原審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原審法院認為有意圖殺害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就足夠判定謀殺。 Lord Bridge提議以下指引去引導並幫助陪審團去決定意圖的議題:(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後果?(2)被告是否理解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後果?如果陪審團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是正面,那不是毫無疑問的意圖,而是陪審團可推論:被告預期的目的是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 在礦工罷工期間,被告與另一人將一些混凝三合土塊(香港人叫「石屎塊」)從橋上拋向下面的公路,目的是想阻塞道路並阻止一輛乘載前往礦場的礦工的計程車。其中一塊石屎擊中計程車的擋風玻璃而致司機死亡。 在謀殺案審訊中,法官引用Lord Bridge在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但上議院推翻下院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 大法官們裁決Moloney案中所用的指引有缺點,因它沒有引導陪審團考慮事情可以發生的或然性;陪審團應被引導去問:(1)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2)被告是否意識到死亡與真正嚴重傷害是他的行為的自然與可能發生的後果?陪審團應被提醒:發生的可能性愈大,被告愈能預見其後果,也愈可能是他想達致的後果。這是給與陪審團的指引,以幫助他們決定是否去推定被告想達致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目的。

 

上述法律觀點在Nedrick(1986)一案中再被上訴庭澄清。

Nedrick(1986) 被告和X有宿怨。他將一些煤油註入X的信箱,繼而點火。結果屋內兩人被燒死,被告被判定謀殺罪。 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表示如果被告意識到死亡是「高度可能」,被告就是謀殺。上訴庭容許被告上訴,理由是原審法官將「預見」等同「意圖」。原審法官應弄清一點,是應由陪審團去決定被告有沒有意圖。首席按察司(Chief Justice)Lane給了一個指引模式,此模式增加所需的可預見度,並為「間接意圖」定下清晰的法律先例:

 

“陪審團應被引導:他們不可以推定infer所需的意圖,除非他們肯定,由於被告的行為,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實質的肯定virtual certainty」,而被告又十分理解正是這樣。”

 

現代最佳的案例是Wollin(1998)。在此案中,上議院保留「實質的肯定」,但將「推定」字改為「認為find」,認為陪審團對後者會較易理解。

Woolin(1998)    Woollin被判謀殺他的三個月大的幼兒。控方聲稱W情緒失去控制,將他的三個月大兒子擲在硬地上,兒子因頭骨破裂而死亡。控方接受W在行動時未必渴望他的兒子的死亡或受嚴重身體傷害,但卻有意圖使兒子引致嚴重傷害。在W的辯護中,W否認有這些意圖,並聲稱他在擲兒子落地時,從沒有想過他的行為的後果,又聲稱受到激怒。法官依據Lane在Nedick案的最新指引導模式去引導陪審團。但他續對陪審團說,如果他們滿意W在他擲下兒子時理解及明白他的行為有「重大危險」並可引致嚴重身體傷害,就應判他謀殺罪。陪審團最後判W謀殺罪成。被告不服上訴,但被駁回;他續向上議院上訴,理由是原審法官並未依足Nedrick案的指引,錯誤引導陪審團。上議院推翻謀殺的裁決,改判誤殺,發還上訴庭判刑,並批評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的後半部引用「重大危險」是錯的、偏離了Nedrick的指引、並模糊了「意圖」和「魯莽recklessness」的界線。上議院各大法官除特別確認Lane所提議引導模式的正確性外,並進一步說,如果被告並未期望他的行為的後果,此種引導模式則可適用於任何(謀殺)案件。最後,眾大法官建議,Lane的引導模式中的「推定infer」字改為「認為find」。

 

但必須弄清,Nedick案的引導模式(並由大法官在Woollin案中加以修訂)並不是「意圖」的釋義,而只是一種指引以幫助陪審團去建立究竟被告有沒有所需的「意圖」。所以,如果陪審團認為被告(在謀殺案中)知悉死亡是高度可能,此種認定容許、但不需要陪審團下結論被告期望死亡。陪審團必需毫無懷疑,這個問題應由他們考慮和決定。這個指引模式或許適用於所有需證明「意圖」的罪行而不只限於謀殺,雖然在各種不同背境中「意圖」不一定盡相同。

 

Woollin原則也適用於有「實質的肯定」「副後果side-effect」的案件。Woollin原則通常產生作用的情況在於,雖然被告行為的目的是引致某些後果,但他也確信某些他意圖以外的事是會發生的,譬如D欲以槍射殺人群中的X,但他非常清楚會有高度可能X旁邊的人會被誤擊。

 

近年香港法庭也引用Maloney和Handcock and Shankland(在Nedrick案中解釋),採納「意圖」並不等同、但可推演「預見」,如果被告能被證明他能預見後果的發生。在R v Wong Tak Sing(1989),Wong被判謀殺。控方的案情指W在和死

者吵架後,將一把刀架在死者的喉上,並致命的割下,之後並將死者的屍體割開數塊而棄之。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如果能證明嚴重身體傷害或死亡是W行為「可能發生的後果」,謀殺的意圖就成立。陪審團判W謀殺罪成。

上訴庭撤銷謀殺罪,改判誤殺,並強調,以案情而言,可能完全不須要「預見」的指引,但原審法官卻選擇給予指引,誤導了陪審團。

 

在Matthews and Alleyne(2003)案中,V在夜總會外被襲擊並遭搶劫。被告奪去V的銀行卡並試圖在提欵機提欵,但不果。V被襲擊時失去眼鏡,並被強行推進一部汽車內。被告將車駛到一度橋上,將V拋到橋下的河。V曾告訴兩名被告人他不會遊泳。但仍被推下橋面的河,因而被溺死。兩名被告被控謀殺。控方指出被告要溺死V的目的是免被V認出他們是劫匪。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要證明被告有意圖殺害,控方必須證明在關鍵時刻,被告(一)有特別意圖(即直接意圖)去殺害,或(二)死者的死亡是一個「實質的肯定」,而被告所理解正是這樣。兩名被告同被判謀殺罪成。他們不服上訴。上訴庭指出:原審法官引導第二部分,即被告理解其行為的後果是一個「實質的肯定」是構成意圖說法是錯的。法律仍未在謀殺案中達致「實質的肯定」即是意圖的釋義。雖是如此,上訴庭最後仍是撤銷上訴,認為如果陪審團肯定死者的死亡是必然的結果,而被告人也明白這一點而毫無拯救死者的意圖,陪審團不可能不知道被告是希望死者死亡。

 

簡單歸納一下以上討論過有關「意圖」的重要案件:

Moloney (1985)—–陪審團可推論被告有意圖,如果被告能預見他的行為的後果是自然的後果。

Hancock and Shankland (1986)—– 發生的可能性愈大,被告愈能預見其後果,也愈可能是他想達致的後果。

Nedrick (1986)—– 引進「實質的肯定」(Woollin案加以肯定)預見的測驗。

Woollin (1998)—–除非陪審團能肯定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被告行為的後果是一個「實質的肯定」,否則不能證明有意圖。

 

所以:經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不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他們不可以判定被告謀殺。

經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一個「實質的肯定」,如果測試純基於「事實」,他們可判有罪或無罪──即有此事實則罪成;無此事實則須判被告無罪。

經陪審團考慮後,覺得被告能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一個「實質的肯定」,如果測試純基於「法律」,他們必須判有罪。

 

〈魯莽 Recklessness

魯莽是冒不合理的風險,而冒風險的人是知悉風險所在。這在侵犯他人身體、毆打或刑事毀壞罪行常遇到的事情。法庭常遇到的麻煩,就是究竟魯莽的測試應是主觀性還是客觀性?

 

Cunningham的魯莽

最原始的測試是在Cunningham(1957)案中得之,認為測試是主觀性的,即是說,被告必定知悉風險所在。被告被控“惡意地maliciously使用一種足以危害生命的有毒物品”,違反“侵犯人身罪行條例”第二十三條。他走潛入一間無人居住的屋從牆上扯下一個煤氣計量器以偷取藏於其內的錢,致令煤氣管爆裂,使煤氣滲出而進入鄰居,其間住著受害人。她吸入大量煤氣以致生病及生命有危險。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惡意地」的意思就是「邪惡地wickedly」──「做一些他熟知、但不應去做的事」。結果被告被裁定有罪。上訴庭推翻判決,認為「邪惡」一詞不必要求有「邪惡」成份,但須有(i)一個真正意圖做成特定的傷害而事實上確做成,或(ii)魯莽,即被告已預見可以做成特定的傷害而仍然冒險去做。

 

此種解釋被法庭應用在處理有關被告是否有「惡意」的問題。當「魯莽」一詞開始出現在不同的罪行時,並無任何法例提供此詞的釋義,由是法庭繼續使用此主觀測試。

 

Caldwell的魯莽

一個更寬廣的客觀測試由Caldwell案(1982)引出。它涵蓋即使對一個「普通小心謹慎的人」也明顯認知危險後果會發生的情況,即使被告沒有想過其可能性。

 

被告處心積慮向受害人的酒店縱火。他被控有意或魯莽地毀壞他人產業,莽顧其行為是否危害他人生命。他辯稱他不知道有人在酒店內。上議院裁決:如果符合以下兩個要求,一個人就是妄顧後果:(i)被告的行為製造一個危險,其後果對一個普通清醒的人是最明顯不過;(ii)被告完全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或知悉這種危險但仍去進行。各位大法官一致認為,此釋義適用於任何有關「魯莽」的法定罪行。

 

在Caldwell一案判決後,法庭就需決定何種罪行適用Cunningham的釋義,及何種罪行適用Caldwell的釋義。法庭裁決Cunningham案的釋義適用於侵犯人身罪行。現在漸漸清晰,Caldwell的魯莽在由於粗疏不小心的非自願誤殺involuntary manslaughter是不適用的。(因被告人沒有謀殺所需的犯罪意圖,故此他是在不構成謀殺的情況下非法殺死另人:DPP v Andrews。)

 

Adomako案(1955)中,被告是在一個眼部手術中當麻醉師。一條供氧給病人的喉管與供氧器分離,被告沒有留意或作補救。缺氧九分鐘後,病人心臟停跳而死亡。在供氧喉管分離四分半鐘時,監察病人血壓的機器響起警號。被告檢視儀器而施用astropine(治眼的一種藥),而沒去檢視喉管的連接。被告被控誤殺。在審訊中,兩名專家證人形容被告的行為是「極壞」及「極度失職」。法官引導陪審團去裁決被告是否極度疏忽。陪審團判被告有罪。被告上訴的理由是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團。上訴庭與上議院都駁回上訴。

 

Caldwell的魯莽也不適用於強姦罪行──想想有沒有「魯莽強姦」這回事?。但Caldwell的魯莽卻適用於法定的魯莽駕駛和魯莽駕駛引致他人致死亡罪行,但道路交通法例通過後,以上兩種交通罪行已由「危險駕駛」及「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致死亡」所取代。

 

〈轉移的惡意 Transferred Malice

一個人如果有所需的犯罪意圖而又執行之,即使受害者與原想圖謀者是不同人、或結果以不同方式實現,他仍需負刑責。

 

Latima(1886):被告用他的腰帶瞄準襲擊A,腰帶掠過而擊中站在旁邊的B,使B嚴重受傷。法庭裁決被告惡意傷害B,因為被告有傷害意圖,B是否他原想傷害的人是無關的。

 

與Latima相反,如果被告有犯一種罪行的意圖,但他的行為成為另一罪行的行

動,他不能被判罪。在Pembliton(1874),案被告和另外幾人在街上打架。他拿起一塊石頭擲向他的敵人,不中,但擊中在附近一間酒吧的門窗。他惡意毀壞酒吧門窗的控訴被撤銷,因為他原意是傷人而不是損物,欠缺損物的意圖,傷人和毀壞物件是不同的罪行,惡意不能轉移到另一罪行。

 

犯罪行為與犯罪意圖的相符性

這講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有關犯罪行為與犯罪意圖的相符性。要構成罪責,兩者必須相符。當事件發生於一段時期而構成一連串事件,法庭已擬出方法去找尋犯罪行為與犯罪意圖的相符性。

 

連續行動Continuing Acts

犯罪行為有時是一個連續行動。所以,當犯罪意圖形成於較後時間,它可有效地和進行中的行動相符。

Fagan v Metropolitan Police Commissioner(1969):被告駕駛著摩托車,被警員要求駛近路旁。他的摩托車意外地輾在警員的腳上。警員要求他立即將車移離他的腳,但被告拒絕去做有一段時間。問題是究竟被告的行為是否構成襲擊assault?

法庭裁決:襲擊的行動由車輾在警員的腳上開始的整個進行時間是一個連續行動,後來的犯罪意圖可以與較後時期的犯罪行動相符。

 

一件事情 One Transaction

作為刑事法考量,法庭處理此類問題的另一種辨法就是考慮一連串連續行動為一個事件。如果意圖與行動在此一件事務中同時存在,則有刑責。

 

Thabo Meli and others(1954)

幾個被告人計劃在一間茅屋中殺死V,然後將身體滾下懸崖,使人看來是一宗意外死亡。V的頭部被重擊而失去知覺,被告們以為他已死去,就把他的「屍體」照計劃滾下懸崖。醫學鑑證顯示,V非死於在茅屋內的襲擊,而是死於暴露於懸崖下。被告辯稱謀殺罪不成立,理由是完成謀殺意圖的第一個行動不是死因,而導致死亡的第二個行動缺乏謀殺意圖,因為被告相信V早已死亡。樞密院拒絕這

個辯解,所持觀點是兩個行動是一件事務不可分開的部份,所以是謀殺而不是意圖謀殺或誤殺。

 

這個處理辨法隨後被眾多案件所追隨。Church(1966)案也用此推理。被告在沒有預定計劃下突然和V打架;V被打暈,被告花了半小時嘗試令V甦醒不果,以為V已死去。被告將V的身體拋下附近一條河中,結果V被溺死。上訴庭支持誤殺的判罪,理據是被告的一連串行動達致V的死亡。

 

同樣,在 Le Brunn(1991),被告與妻子一夜在步行回家途中口角,被告猛拳襲擊他的妻子,致她暈倒。他嘗試將V移離現場,但V由被告掌握中滑下,頭部撞著行人路,結果頭骨破裂致死。整個過程並無預定計劃。引用Church的判例,法庭裁決:開始非致命的一擊(有犯罪意圖)和後來致死的行動可以視為同一事件的不同部份,雖然二者在時間上有可理解的相隔。他被判誤殺。上訴庭支持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正確。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被告是謀殺或誤殺取決於被告擊暈V時的意圖,究竟被告是想將V拖曳回家,還是想隱藏他第一次襲擊的真正意圖?

 

香港法庭也應用這個處理辨法。在R v Hui Yiu-fai(1993)案,H被裁定謀殺罪成,引用Thabo Meli案例。在此案中,H夥同其他幾人,綁架受害人。綁架後第二天,受害人被絞死,聲稱由H執行。受害人被放在車尾箱內,車行走約十分鐘到達海邊,受害人的身體被綁上重物被拋下海。證據顯示V是死於溺斃,即是說,V被拋下海時仍未死去。上訴時,被告辯稱原審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團,將原先的絞殺與後來「屍」沈海底解成是整件事情的部份,因此不應追隨Thabo Meli案例,因兩個行動相隔了十分鐘,第二個行動只是掩飾早前的行動,又沒有預定計劃。上訴庭撤銷上訴,認為即使沒有預定計劃,Thabo Meli案例也應跟隨,並再追隨Le Brunn判例。在法律上,兩個行動在時間上的差距是沒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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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 1411A 刑事 犯罪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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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105刑事法(六) 犯罪意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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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105

刑事法(六) 犯罪意圖4

蕭律師執筆

 

〈轉移的惡意 Transferred Malice

一個人如果具有所需的犯罪意圖而又執行之, 即使受害者與原想圖謀者不是同一人、或結果以不同方式實現,他仍需負刑責。****

 

Latima(1886):被告用他的腰帶瞄準襲擊A,腰帶掠過而擊中站在旁邊的B,使B嚴重受傷。 法庭裁決被告惡意傷害B,因為被告有傷害意圖,B是否他原想傷害的人是無關的。

 

與Latima相反,如果被告具有犯一種罪行的意圖,但他的行為成為另一罪行的行動,他不能被判罪。****

在Pembliton(1874),案被告和另外幾人在街上打架。 他拿一塊石頭擲向敵人,不中,但擊中附近一間酒吧的門窗。 惡意毀壞酒吧門窗的控訴被撤銷,因為他原意是傷人而不是損物,欠缺損物的意圖,傷人和毀壞物件是不同的罪行,惡意不能轉移到另一罪行。

 

這講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有關犯罪行為與犯罪意圖的相符性。 要構成罪責,兩者必須相符。 當事件發生於一段時期而構成一連串事件,法庭已擬出方法去找尋犯罪行為與犯罪意圖的相符性。

〈連續行動Continuing Acts

犯罪行為有時是一個連續行動。 所以,當犯罪意圖形成於較後時間,它可有效地和進行中的行動相符。***

 

Fagan v Metropolitan Police Commissioner(1969):被告駕駛著摩托車,被警員要求駛近路旁。 他的摩托車意外地輾在警員的腳上。警員要求他立即將車移離他的腳,但被告拒絕,並且堅持一段時間。問題是究竟被告的行為是否構成襲擊assault?

法庭裁決:襲擊的行動由車輾在警員的腳上開始,整個進行時間是一個連續行動,後來的犯罪意圖可以與較後時期的犯罪行動相符。

 

一件事務 One Transaction

作為刑事法考量, 法庭處理此類問題的另一種辨法就是考慮一連串連續行動為一個事件。 如果意圖與行動在此一件事務中同時存在,則有刑責。***

 

Thabo Meli and others(1954)

幾個被告人計劃在一間茅屋中殺死V,然後將身體滾下懸崖,使人看來是一宗意外死亡。 V的頭部被重擊而失去知覺,被告們以為他已死去,就把他的「屍體」照計劃滾下懸崖。 醫學鑑證顯示,V非死於在茅屋內的襲擊,而是死於暴露於懸崖下。 被告辯稱謀殺罪不成立,理由是完成謀殺意圖的第一個行動不是死因,而導致死亡的第二個行動缺乏謀殺意圖,因為被告相信V早已死亡。 樞密院拒絕這個辯解,所持觀點是兩個行動是一件事務不可分開的部份,所以是謀殺而不是意圖謀殺或誤殺。

 

這個處理辨法隨後被眾多案件所追隨。 Church(1966)案也用此推理。被告在沒有預定計劃下突然和V打架;V被打暈,被告花了半小時嘗試令V甦醒不果,以為V已死去。 被告將V的身體拋下附近一條河中,結果V被溺死。 上訴庭支持誤殺的判罪,理據是被告的一連串行動達致V的死亡。

 

同樣,在 Le Brunn(1991),被告與妻子V一夜在步行回家途中口角,被告猛拳襲擊他的妻子,致她暈倒。他嘗試將V移離現場,但V由被告掌握中滑下,頭部撞著行人路,結果頭骨破裂致死。整個過程並無預定計劃。引用Church的判例,法庭裁決:開始非致命的一擊(有犯罪意圖)和後來致死的行動可以視為同一事件的不同部份,雖然二者在時間上有可理解的相隔。他被判誤殺。 上訴庭支持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正確。 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被告是謀殺或誤殺取決於被告擊暈V時的意圖,究竟被告是想將V拖曳回家,還是想隱藏他第一次襲擊的真正意圖?

 

香港法庭也應用這個處理辨法。 在R v Hui Yiu-fai(1993)案,H被裁定謀殺罪成,引用Thabo Meli案例。在此案中,H夥同其他幾人綁架受害人。 綁架後第二天,受害人被絞死,聲稱由H執行。 受害人被放在車尾箱內,車行走約十分鐘到達海邊,受害人的身體被綁上重物拋下海。 證據顯示V是死於溺斃,即是說,V被拋下海時仍未死去。

上訴時,被告辯稱原審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團,將原先的絞殺與後來「屍」沈海底解成是整件事情的部份,因此不應追隨Thabo Meli案例,因兩個行動相隔了十分鐘,第二個行動只是掩飾早前的行動,又沒有預定計劃。 上訴庭撤銷上訴,認為即使沒有預定計劃,Thabo Meli案例也應跟隨,並再追隨Le Brunn判例。在法律上,兩個行動在時間上的差距是沒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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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141105 刑事 犯罪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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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119刑事法(七) 犯罪行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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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119
刑事法(七) 犯罪行為 1
蕭律師執筆

構成罪行,除了有犯罪意圖,還須有犯罪的行為,使意圖付諸實行。***
譬如盜竊,其行為需要佔用屬於他人的物品—- 這裡已包括三個元素:(1)佔用、(2)物品、(3)屬於他人的。這些行為都是需要去證明的。

〈什麼是「犯罪行為」?〉
每種罪行的犯罪行為都有所不同。 犯罪行為最基本要有一個行動或身體因素。舉例說「毆打」或「襲擊」,身體因素就是使用非法武力。
構成罪行通常不只身體行動那麼簡單, 因此,犯罪行為經常多於一個因素。如果缺乏任何犯罪行為,便不會構成刑事責任。

有些罪行需要行動去產生犯罪後果。 舉例說,謀殺。它的犯罪行為需要被告的行動(身體因素)和受害者的死亡(結果)。
其他罪行則需要特定的環境存在。 舉例說,盜竊,被告必須佔用物件,而物件必需屬於他人,後者構成環境,沒有此等環境不會有偷竊的罪行。

如前所述,單獨犯罪行為在正常情況下並不構成罪行。 大多數罪行需要加上精神因素(即犯罪意圖)。 所以,在盜竊,除了挪用屬於別人的物品(犯罪行為)外,被告必須有不誠實意圖,要永久剝奪原物主對該物品的擁有權(犯罪意圖)。但有些罪行,特別是有關駕駛車輛罪行,並不需求任何精神因素。 這些罪行是「絕對責任absolute liability」罪行,將來會再作討論。

自願行為 Voluntary Act
要被告負刑責,他的行為必須是自願的。*** 即是說,被告的行動必須是深思熟慮或是刻意的。
在Mitchell(1983)案中,D推撞E,E因失去平衡而撞跌第三者V。V跌在地上以致腿骨破裂,後來死於因骨破裂而引致肺栓塞。骨折是E引致的,但他的行為不是自願的;是D,他被控誤殺而罪成。

無意識行為 Automatism
這在將來會討論。 Def. 無意識行為發生於被告做了一個身體動作,但不知自己在做甚麼,或不能控制自己的動作。*** 法官以不同方式去解釋無意識行為,包括「非自願的動作」、「無意識非自願行動」、「一個人肢體的非自願動作」等。
無意識行為在犯罪行為中所見的是一些非自願動作,換句話說,即在動作時沒有相關的意識因素,因為被告不知自己在做甚麼。

在Hill v Baxter(1958)案中,D被控危險駕駛。他辯稱記不起曾發生甚麼事,依據無意識行為作辯護。裁判司magistrate判他無罪,控方不服上訴。王座法庭QBD(Queen’s Bench Division的縮寫,英國三個高等司法院部門的其中之一,據《1873年司法制度法》建立)認為裁判司的法律觀點是錯的。首席大法官作如下解說:
“會有某些環境令被告可以說完全不是在真正駕駛。 比如說,他突然中風或癲癎。這兩種例子正確地說可叫 “自然災害acts of God”;他是好好的坐在駕駛位置上並將雙手放在駕駛盤上,但在無意識下不能說是在駕駛。 一顆石飛來或一窩蜂群的襲擊會引起一些類似「新的幹預行為novus actus interveniens」。”
此案中的被告並未達此程度,故無意識行為的辯護並不適用。

另一案依賴無意識行為作辯護同樣失敗。
A-G’s Reference (No.2 of 1992) (1994) : 被告駕駛一輛重型貨車沿著公路上的路肩撞向一輛前面亮著危險閃燈的停車, 引致停車與更前面一輛汽車之間的兩人死亡,被控魯莽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被告承認見到危險閃燈,但在庭上辯稱他在出事前十二小時連續駕駛了六小時,並引用醫學證據以支持被形容為「無意識駕駛」的情況。 根據此證供,一位駕駛者經歷長途走在一條平直兼且單調乏味的公路上的連續刺激,會在不知不覺間進入催眠狀態,導致駕駛者的視力只會集中在他或她前面的擋風玻璃。 駕駛者仍能控制汽車,亦對其駕駛有潛意識的動力,所以不是完全無意識的。被告被判無罪,控方不服上訴。

上訴庭認為在此案中,「非神經失常non-insane」的無意識行為問題不應交給陪審團去決定。 在法庭的眼中,無意識行為只能產生於駕駛者自願控制力的完全摧毀;受損的、降低或不完全的控制是不夠的。 由於「沒有意識駕駛」相當於降低或不完美的意識,無意識行為並未得到正當的證據基礎,被告改判有罪。

當被告用無意識行為作辯護時,有三個問題要考慮。法官在將無意識行為的辯護交給陪審團裁決前,先要決定其中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由首席大法官在Burgess(1991)案中說得很清楚:
“首先是辯方所稱的無意識行為的正當證據基礎是否已經確立; 其次是證據已顯示案情是一件屬精神失常的無意識行為。”

第三個問題只產生於非精神失常的情況,就是無意識行為的產生是否被告自己引發的? 當無意識行為已有正當的證據基礎,要否定無意識行為的存在,須由控方舉證至 “無合理懷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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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141119 刑事 犯罪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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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126刑事法(八) 犯罪行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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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126

刑事法(八) 犯罪行為 2

蕭律師執筆

 

〈正當證據基礎〉

無意識行為提出來很容易,但反證困難。

由於這個原因,法庭的裁決是:除非被告能夠建立一個「非自願」的正當證據基礎,否則不可以向陪審團提出這個問題。**** 這符合法律上的假設 “一個人有正常的精神能量”。*** 控方依賴這種假設,就是被告的行為是有意識和自願的。 法官則先要決定有否足夠的無意識行為證據基礎(醫學證據是必須的),然後才將這問題交給陪審團裁決。

 

此類證據的性質在一宗香港案件Mohammad Hussain(1993)1 HKCLR 1中由上訴庭充份考慮。

Hussian被陪審團判定意圖強姦罪成,囚刑四年。控方聲稱被告三十三歲,在一個早上向一名七十四歲婦人搭訕,並違反她的意願將她拖拉800-1000公尺至到一處高架公路橋底,將婦人推倒地上,強行脫去她的外褲及內褲,也脫去自己的褲壓在她上面。投訴的婦人聲稱H想插入她但不成功,然後吻她。兩個過路人行近,向H大聲呼喝。H聲稱自己揪起褲子並站立起來,指著婦人說:「朋友」。當H想逃走時,被途人制伏並按在地上,直至警察前來。H身上有酒精味。

H不動,被帶到一部警車,然後被帶到警署。他在警署內用頭撞向牆六、七次,然後被送到醫院。檢驗醫生認為H並非受酒精影響,顯示被告被捕後的行為是假裝的。

 

在法庭作證時,H說他記得那天喝了約四罐啤酒之後就去散步,但忘記了以後發生的事情直至「來到」醫院。H提供醫學證供意圖建立「血糖過少昏迷hypoglycaemic coma」,即是說處於無意識狀態。 H並不以受酒精影響作辯護,因為已有判例,在意圖強姦案,醉酒不是辯護理由。 控方亦傳召醫生,強烈否定H犯案是無意識行為。

 

原審法官聽罷控辯雙方論點,不經陪審團,裁定辯方並沒有建立正確證據基礎,拒絕將無意識行為問題交給陪審團。H不服上訴。

上訴庭撤銷上訴。考慮過醫學證供後,上訴庭認同辯方的證供遠離「無意識行為正確證據基礎」,原審法官不將問題交給陪審團非常正確。

 

替上訴庭頒下判詞的Faud VP,在結案時承認:

「不將爭論的事實交給陪審團是一件嚴重的事。……. 但我們接納控方大律師提出的案例,除非無意識行為的舉證充份,否則法官有責任不將問題交給陪審團。…….. 檢視過普通(即非專業)證人的供證後,得出的一幅圖畫,就是一個人一般看來是受酒精影響,但卻完全充份意識到他自己在做甚麼。……..H向醫生所講的一切,及H的精神狀況當然不能抹煞遙遠的 “血糖過少昏迷”引致無意識狀態的可能,但以我們判斷,這些都不可能合理地在醫學上去推論被告的行動是非自願而達到無意識的辯護。 我們的結論,以法律觀點而言,被告那些醫學證供,以及與其他陪審團聽到的證供一併考慮,都和無意識狀態的正當證據基礎相去甚遠,無法將問題交給陪審團考慮。」

 

〈疏漏的責任 Liability for Omissions

有些罪行是由疏漏引起,而非由正面的行動。 所謂疏漏是指應做而沒有去做。但為防刑事法網太寬廣,英國法律在傳統上不大願意因疏漏而加諸刑責。*** 所以,只有兩種途徑可以令犯者負上刑責。

 

首先,有些罪行明言可因疏漏而犯下,通常這些罪行都是由有關法例定下的,例如稅務條例規定某類人仕有責任遞交報稅表、公司條例規定公司要依期遞交公司賬項、道路交通條例規定遇事者須將交通意外呈報等,因疏漏而沒去做是一種罪行。

 

另一類刑責產生於因疏漏而引致傷害。這是較例外的,因為普通法的態度是,僅僅疏忽不須負刑責。

 

Stephen在Digest of Criminal Law一書中舉了一個例:A見B行將溺斃。 A只要將B的頭提高就可拯救B。但A沒有這樣做以至B溺斃。A沒有刑責。***

在以上舉例中,A雖然沒有採取行動去阻止不幸發生,但普通法認為A沒有犯罪。大體上說,普通法有三個相關理由去否定A在上例中有刑責:

首先假設:A沒有看到B被溺斃,沒有人認為A需要為B的死負責。 A,就如其他人,事實上沒有採取步驟去解除B的困境, A只是沒有表現出任何應當做的事。 在法律層面,A沒有要負上刑責所需的起碼「自願行為」,即犯罪行為。即使A剛巧形成想殺死B的念頭(因此有犯罪意圖了),A仍是無罪,因為犯罪意圖與犯罪行為事實上不同時存在。B的死獨立於A的行為。***

 

再假設,A在現場目睹B遇溺,結果有分別嗎? A沒有拯救行動算做是「自願行為」,但也很難說B之死是A的粗疏。 導致B遇溺的現場環境俱在,故B之死由於那些現場環境,不是由於A的行為—- A的 “無行動inaction行為”雖然在道義上可能不值得原諒。

 

又再者,如果A只是人群中的一人目擊B浸溺,其他的人也視若無睹,袖手旁觀。 公道地說,是否所有目睹的人都因為「不行動inaction」而須對B之死負責,因而判決所有這些人謀殺或誤殺(視乎他們的意圖而定)? 又這些人站在B的前或後在「責任」上是否有所分別?

這指出一點,不同於 “正面行動的人”(他們都容易辨認)的責任,疏漏的責任不是那麼容易用一條線去加以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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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141126 刑事 犯罪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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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涉嫌犯罪 被開除黨籍立案偵查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639

新華網,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周永康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周永康開除黨籍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2013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聽取了中央紀委在查辦案件中發現的周永康違紀線索情況的匯報,決定開展相應核查工作。2014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了中央紀委開展核查工作情況的匯報,決定對周永康立案審查。

經查,周永康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保密紀律;利用職務便利為多人謀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過家人收受巨額賄賂;濫用職權幫助親屬、情婦、朋友從事經營活動獲取巨額利益,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泄露黨和國家機密;嚴重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本人及親屬收受他人大量財物;與多名女性通奸並進行權色、錢色交易。調查中還發現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線索。周永康的所作所為完全背離黨的性質和宗旨,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極大損害黨的形象,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重大損失,影響極其惡劣。

2014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央紀委《關於周永康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有關規定,決定給予周永康開除黨籍處分,將周永康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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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 涉嫌 犯罪 開除 黨籍 立案 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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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1211刑事法(九) 犯罪行為 3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2/11/%e6%b3%95%e5%be%8b141211%e5%88%91%e4%ba%8b%e6%b3%95%e4%b9%9d-%e7%8a%af%e7%bd%aa%e8%a1%8c%e7%82%ba-3/

法律141211

刑事法(九) 犯罪行為 3

蕭律師執筆

 

〈破壞職責的疏漏〉

普通法接受某些因疏漏做成損害引起責任問題的例外情況。***

 

如果A在法例上或普通法認可上有責任去照顧B;但A因疏漏以致B受損害。

如果A依法照顧,B是可以避免傷害的;但A因疏漏而引致B受損害。

那麼A的疏漏就不是「僅僅疏漏」那麼簡單,而是破壞「早已存在的法律責任」。****

 

大部份這類的責任都涉及引致死亡和誤殺、甚至(例外地)與謀殺有關。*** 在後面要討論的Miller(1983)案中,上議院在處理法定罪行縱火時,為疏漏責任的更廣泛應用開啓了一度門。

 

〈履行合約的責任〉

一個人在合約上應允履行責任,如不履行,將會危及他人;他如不依約履行責任而引致死亡,會負上誤殺的刑責。****

 

Pittwood (1902) :  P是一位鐵路交叉點服務員。當一輛火車駛近時,他沒有動手將安全閘放下。受害者在試圖橫過路軌時被撞死。P因粗疏沒有放下安全閘而被判誤殺。他沒有履行職責是粗疏不小心。P的辯護是:他放下安全閘的合約責任是針對他的僱主,而不是針對橫過鐵路的大眾。這個論點被否定。

 

今時今日更熟悉的例子是受雇於泳池的拯溺員。 如果一個孩子掉下泳池而亟需救援,拯溺員就有責任要履行救援責任。 如果他因 “嚴重疏忽gross negligence”而沒有這樣做,致令孩子被溺斃,這可構成誤殺。

 

〈特殊關係的護理〉

一個人與另一人基於特殊關係,如父母之於子女、醫生之於病人,是責任所在要提供適當的照顧。 如因嚴重疏忽沒有履行責任而引致死亡、或刻意不去履行責任而引致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會負上誤殺或其他刑責。***

下文討論Gibbons and Proctor時會解釋此類責任。

 

〈許諾照顧他人〉

一個人若允諾自願照顧他人,如果他後來不去履行提供照顧所需的水平而導致死亡,可引致誤殺或謀殺的刑責。

Gibbons and Proctor案(1918)提供解釋:  G和妻子分居而與另一女子P及七個兒童同居,包括G的七歲女兒N。 G外出工作,將所賺得的交付給P,P供養屋內的人,但除去她特別討厭的N。她刻意將N與其他孩子分開。N因而餓死。G和P同被控謀殺。他們被控訴沒有提供食物與照顧給N、也沒有提供N所需的醫療料理,違反應履行的職責,意圖導致N的死亡與嚴重傷害。G和P謀殺罪成被判死刑。他們上訴。上訴庭支持原審庭的判刑。

 

關於G,法庭裁決:作為N的父親,他有約束性的責任提供N關懷及照料,起碼要保證有人能提供此種照料。如果建立的證據顯示G沒有如此做,並有所需的謀殺意圖,陪審團可判G謀殺。

至於P,法庭裁決:P自願承擔照顧屋內所有的人,包括N。所以陪審團如覺得證據顯示P沒有履行她的責任而又有謀殺意圖,可判P謀殺。

法庭最後結語,在陪審團面前有足夠證據,並無任何合理懷疑,G和P已破壞他們各自對N的責任而令致N的死亡,而他們每人如此做都有所需的謀殺意圖。

 

假定職責也在R v Stone and Dobinson (1977) 解釋:

Stone是一位年六十的前礦工,部份耳聾,完全失明,沒有嗅覺,與年輕二十三歲的Dobinson及Stone的弱智兒子同住, Dobinson作了Stone的管家和情婦八年。 1972年,和S差不多年齡的妹妹Fanny也來和他們同住。 F為了體重而進食很不正常。 F經常長時間停留在自己房間內,待S和D外出時才出房進食。早在1975年,F被警察發現在街上遊蕩而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S及D嘗試接觸F的醫生,但沒有要求援助。 不久,F的身體惡化。至七月,她臥床不起。當一名鄰居幫F洗澡時,發現F沒有獲得正當的照顧有一段頗長時期。當D和S外出時,經常表示關心F的情況 。 她確曾作了一點努力尋找一位醫生卻不成功。1975年八月,F被發親死於床上,F和床的狀況是嚇怕人的。醫學檢驗顯示幾星期前F已極急切需要醫療照顧。

 

S及D被控誤殺。控方聲稱S和D已承擔照顧F的責任,但卻一直對履行責任嚴重疏忽。他們被判有罪,但不服上訴,理由是他們沒有責任照顧F。

上訴被撤銷。關於他們是否有照顧責任的問題,上訴庭裁決,依證供看來,他們有此責任。上訴庭作以下批評:

“這種情況不同於遇溺的陌生人。他們確曾努力照顧。他們嘗試找醫生,也曾嘗試尋找以前的醫生;D幫助清洗及供應食物。所有這些都放在陪審團面前……陪審團可以下結論他們已承擔責任;他們可以下結論,當F變得無望的虛弱時,S和D實應有責任宣召救援或他們自己去照顧F。”

S和D沒有適當行動加速F的死亡,使他們負上誤殺的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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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141211 刑事 犯罪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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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特殊黨員,誰犯罪都要伏法”主旋律電影《黃克功案件》里的依法治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256

1937年,紅軍師團級幹部黃克功槍殺劉茜事件,一度轟動國內外。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用6天完成了案件的偵破、起訴、審理、判決和執行;電影《黃克功案件》被搬上銀幕用了9年。 (劇組供圖/圖)

2014年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國家憲法日當天,電影《黃克功案件》公映,這是第一部描寫革命幹部刑事案的“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影片。

王興東把電影《黃克功案件》的公映日定在2014年12月4日。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國家憲法日。

1937年的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六隊隊長黃克功和陜北公學女學員劉茜的感情出了點問題。黃克功希望盡快與劉茜結婚,劉茜堅決不同意。最後,26歲的黃克功掏槍殺死了16歲的劉茜。

劉茜的同學、懷著革命激情從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憤怒聲討,國民黨報紙稱之為蘇區的“桃色事件”、“蹂躪人權”,國際媒體也頗為關註。在複雜的政治背景和輿論背景中,成立不久的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在6天內完成了這個案件的偵破、起訴、審理、判決和執行,紅軍師團級幹部黃克功被判死刑。

再現這一事件的《黃克功案件》,成為第一部描寫革命幹部刑事案的“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影片”。“這部片子表現了77年前的中共和今天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中共持同一個決策:要建設法治的中國。”影片編劇王興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說明共產黨在奪取全國政權以來,一直在要求以憲法為根本大法,依憲執政,依憲治國,按照法律來治理國家。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這是一個法治國家。”

“都覺得這是共產黨的一件醜事”

1975年王興東到長春電影制片廠學編劇,聽說了黃克功的事情。“這些延安老幹部講,當年有一個人搞對象,人家不同意嫁給他,他把人給殺了;共產黨也不客氣,嚴明軍紀,把他處理了。”

電影藝術家於藍在《黃克功案件》劇本單行本出版時為之作序。“我是1938年來到延安的,一到延安便聽到了這個故事。當時‘黃克功事件’影響很大,延安人人皆知。但我們並沒有任何恐懼,因為共產黨及時處理了這個事件。”她這樣寫道:“黨內沒有特殊黨員,誰犯罪都要伏法。”

200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0周年,廣電總局電影劇本中心組織作家到基層采風,王興東第一次來到延安。他參觀了抗日軍政大學,了解“黃克功案件”的始末。2005年,他寫出第一稿劇本,初名《延安第一案》。

劇本首先拿去請教時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楊勝群。楊勝群給予肯定:“有人說,新中國成立初期,殺了劉青山、張子善,管了二十年。也可以說,當年殺了黃克功,管了十幾年。這件事對啟發人們認識從嚴治黨、從嚴治軍的重要性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這個題材是一個富有‘典型環境、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的題材,拍一個電影是很合適的。明年是建黨85周年,後年是建軍80周年。如能在明後年推出是非常好的。”

到了“明後年”,電影不僅沒有推出,連立項都沒成。王興東拿著劇本找到湖南、西安、北京、河北等多地制片單位,“看了本子都說好,但都不敢拍。”王興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都覺得是一個桃色案件,是共產黨的一件醜事。”

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政協委員王興東找到以反腐敗題材小說聞名的作家張平。張平時任山西省副省長並主管教育文化,看過劇本十分贊賞,讓王興東做了劇本授權。因故事屬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按程序上報後卻遲遲無果。

“決定劇本命運的是大環境。”王興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終於等來了從嚴治黨的大氣候。十八大後,中央喊出“腐敗沒有特區,反腐沒有禁區”。“反腐沒有禁區,但影視創作上有很多,比如‘涉案劇不要寫太多’,造成現在沒有反腐作品的影子。”王興東記憶中,最近一部現實主義反腐電影,還是2000年的《生死抉擇》,根據張平小說《抉擇》改編。

“這部片子花了六百多萬,全國發行收入1.4億元。”王興東說。

後來王興東直接給領導寫信談及《黃克功案件》劇本,2013年2月3日領導作出批示,要重視黨史題材的影視作品。3月12日,電影局領導約王興東和他的妻子、制片人王浙濱談話,“希望盡快修改好這個劇本,報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小組討論,作為重點影片扶持項目。”王興東回憶說。

2013年4月,由全國政協辦公廳出具介紹信,王興東帶領劇組人員到中央檔案館,查閱了此案的審判記錄和原始檔案,包括劉茜的書信、胡耀邦作為公訴人寫的公訴書,主審法官雷經天辦案簽字的墨跡,還有公審大會上九位群眾代表的發言,由兩位書記員用毛筆記錄在案。王興東特別複印了毛澤東給雷經天和黃克功的親筆回信。這封信424個字,一字不易地在影片中宣讀。

獲得通過

黃克功殺人案在當時的延安複雜棘手。

知識青年的反應是:“她是背著父母,一腔抗日熱情,十六歲投身延安。太慘了,不敢想象。”“不願嫁給紅軍,就開槍害命,誰給他們的特權?”

第二次國共合作剛剛開始,陜甘寧邊區事實上成為國民政府之下共產黨領導的“特別行政區”,區內一切都備受“國統區”乃至國際社會矚目。來到延安的德國記者安娜告訴毛澤東,國民黨廣播說,延安發生了桃色兇案,“在對日決戰時期,共軍高級軍官黃克功開槍打死拒絕與他結婚的十六歲女學生。此事震動延安,民眾憤慨。”共產國際認為初成立的邊區高等法院對這樣的案子沒有經驗,想參與指導審判。

黃克功給毛澤東寫了信,引蔣介石特赦殺妻將軍張鐘麟為例,“懇求主席使用特赦之權,派我上陣殺敵,謝罪於民。”軍中不少人支持這一處理。

“面對世界,面對國統區,面對延安,必須得公正。”王興東這樣理解案件的歷史情境。

2013年8月26日,“重大題材小組”討論了《黃克功案件》劇本,以書面提出六點修改意見。陜北的秋天已近,黃克功行刑是10月,錯過季節將無法拍攝,王興東心里焦急。他想起郭沫若寫歷史劇《蔡文姬》,記者問經驗是什麽,郭沫若說了七個字:“改改改改改改改!”

一條意見是“不少同情黃克功的人寄希望於毛澤東的特赦能拯救黃克功,這樣寫客觀上使觀眾感覺‘權大於法’……”

王興東想了很久。他的解決辦法是強調合法的“特赦權”——作為延安戰時最高領導、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依法擁有特赦權,但他卻不特赦自己的愛將,對侵害人民利益的事絕不姑息,這樣就不存在“權大於法”的“人治”問題。

“重大題材小組”建議刪去蘇維埃政府法令。在電影里,黃克功的戰友提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三十五條來反對判處黃克功極刑:“凡對蘇維埃有功績的人,其犯罪行為得按照本條例各條文的規定減輕處罰。”

還有意見希望回避胡耀邦在影片中的出現。時年22歲的胡耀邦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是黃克功案件的公訴人,司法程序的必需人物。“我們拍攝電影沒有理由否定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為。”王興東沒有接受這兩條意見。

2013年9月16日,劇本修改稿獲得“重大題材小組”通過。

毛澤東在給主審法官雷經天的回信中寫道:“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的自己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戒。” (王興東供圖/圖)

依法治國,依法治電影

2014年3月初全國兩會期間,王興東邀請中紀委副書記張軍看了電影樣片。2002年他寫建黨80周年獻禮片《法官媽媽》,與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張軍相識。張軍評價該片“生逢其時”。王興東又邀請最高法院長周強、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審看了影片。

《黃克功案件》是王興東寫的第31部電影。這位以主旋律作品聞名的編劇引述了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一句話:“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尚的先決者、先行者和先倡者。”他認為自己一向正是這樣創作的。

“雷鋒去世那麽多年,怎麽死的大家不知道。車禍死的,我調查了,我就敢寫。”他這樣說自己的成名作《離開雷鋒的日子》。“要敢為天下之先。黃克功這個經典案例做出來,大家才知道共產黨對法律的態度,其實在77年前就已經奠定基礎。特別十八大以後,堅持法治中國,要從嚴治黨、依法治軍,我就覺得這個題材是時代的命題。”

2002年至今,王興東連續四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在這12年里他從未停止建議、呼籲實行電影分級制、為電影立法。如今他還得繼續呼籲下去。

用9年時間把《黃克功案件》拍成電影的經歷,又使他提高了調門:“現實生活發生無窮的故事,我們歷史又這麽厚重,革命歷史都有這麽多,為什麽不能搞成電影呢?現在是依法治國,也要依法治電影。”

沒有 特殊 黨員 犯罪 都要 伏法 主旋律 電影 黃克 克功 案件 依法 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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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50107刑事法(十) 犯罪行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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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50107

刑事法(十) 犯罪行為 4

蕭律師執筆

 

〈被告過去行為引致的責任〉

如果被告確實地,雖然並非故意,創造一種足以做成傷害的情況,而後來他又知悉他由此做成的危險,就有責任採取合理措施去避免或消除此種危險。

 

Miller (1983)案:  Miller(D)是一個流浪漢。他走進一間空屋,坐在屋內吸煙時睡著了,煙蒂從他的口中或手中掉落牀褥,牀褥因而著火。他驚醒。他不去滅火,而竟轉移到另一房間繼續睡覺。燃燒的牀褥釀成大火,屋在火中損毀。D被控縱火,違反英國1971刑事毀壞條例Criminal Damage Act 1971 (即香港罪行條例Criminal Ordinance)。D被判有罪,他不服上訴。上議院撤消上訴,確定原審庭對D的定罪。

 

這宗案件判決重要處在於,由於D的粗心大意行為,製造一種危險情況,在那行為的一刻看來,是缺乏所需的犯罪意圖,但他理應知道該事件的後果。在此時就很難說他沒有犯罪意圖了。

 

上訴庭在Evans (Gemma) (2009)案中將Miller案的判決原則引申到D做了一些事促成(與“製造”相對)一種危險情況,就是D提供一些海洛英heroin給堂妹V,而堂妹因自行註射過量而死亡。原審庭判決D誤殺,由於他在發現V過量註射後沒有尋求醫療協助。上訴庭支持原審庭的判決。

 

〈責任的界限〉

關於責任的界限,須視乎不同的環境及不同性質的責任。***

舉例說,人有責任採取行動去照顧或拯救無助的人,如召喚醫療協助或提供食物(如前曾論及的Stone v Dobinson案)。

一些人像Miller必須在他能力範圍內對抗他無意做成的危險,如嘗試自己去滅火,或召喚消防處。

 

人如有合約責任,他必須採取合約明示或暗含的要求去行動。(醫生對病人的責任在此稍後再作討論。)

有一點仍未有判案的先例,就是合約以外的責任是否應該嚴格執行。例如一位救護車的駕駛員不去急救,或者在前往現場半途中停止前進,因為他當日的工作時間已屆滿,那麼他是否算違反責任?

 

也沒有很清楚的案例,表明關於有責任的人被期望要冒多大的風險去履行責任?毫無懐疑,普通法要求有責者須採取合理步驟去履行責任。何謂“合理”則端視不同的情況,包括該人的年齡和他個人有關的特徵(如他是否身體健全),和對他個人及其他人的風險,但不包括是否對他方便或需要支付多少使費。

 

關於醫生對病人的責任的界限卻有很清晰的判例。*** 醫生並無責任以任何代價去延續病人的生命;醫生的責任是只是採取合理步驟去維持病人的生命:R v General Medical Centre (2005)。的確,醫生可以對一位持續需要人工飼養的「植物人」或很少時間會清醒(在下面會論述)的病人放棄照顧。

 

〈責任的終止〉

責任至何時終止是法庭關心的論題。

在Airedale NHS Trust v Bland (1993)案中,上議院大法官嘗試提供照顧責任何時終止的指引。這是一宗因民事案,B是在Hillsborough球場慘劇(發生於1898年一場在英國舉行的足球賽中,球迷推撞而導致96人死亡766人受傷)中被推倒的一人。他在醫院一直昏迷而需靠支援系統供應養份,成為植物人。如果停止人工飼養,他會在數星期內會餓死。受託法團(為B的利益而成立)向法庭申請一項聲明declaration:醫生可以合法停止供應所有維持B生命的措施,包括人工餵飼及供氧。上議院要去決定一個關鍵性重要問題:醫生停止維持B生命的處理是否違反專業責任?

 

上議院頒下聲明並裁決:如果一個病人缺乏溝通能力,又如果負責任的醫學意見認為繼續維持病人的生命對他毫無益處,醫生終止維持生命的措施,也不算違反醫生的職責;停止供養涉及從B除掉鼻胃管nasogastric tube(供飼料養份所用),但拔掉鼻胃管是不去做一件事an omission,而非正面去做一件事an act。上議院強調問題不在於停止人工飼養是否對病人有利,而在於人工延長病人生命對病人是毫無希望的,也無助於改善他的情況。

 

在 W v M (2011)一案中,法官Baker認為上述Bland案的原則也適用於很少時間會清醒的病人(醫學界簡稱這種狀況叫MCS,即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的縮寫,是較PVS(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的縮寫)僅僅稍好的病人。在此情況下,法官的裁決須平衡所有有關的考慮,特別是如果繼續照顧,病人所得的生活素質,及維持生命的重要性。如果病人是在PVS狀態,繼續照顧顯然是無用的。

 

〈法定責任〉

有某些情況,法例定下不做任何事是一種刑事罪行,如交通法例(英、港法例相同)規定:任何人牽涉入交通意外,如沒有在指定時間內向警方報告有關的現場合理細節,會構成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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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150107 刑事 犯罪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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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50204刑事法(十一) 犯罪行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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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50204

刑事法(十一) 犯罪行為5

蕭律師執筆

 

<因由>

有些罪行是犯罪行為部份的結果,因此必須證明被告的行為導致該結果。***

謀殺是此類罪行很好的例子,因為死亡是犯罪行為所需的部份結果。陪審團必須決定被告是否由一個不容許的行動引致一個不容許的後果。

 

以下是兩種建立因果的重要測試:

(A)事實上的因由

這是建立在「如非but for原則」上的測試,必須舉證「如非」被告的行動,後果不會發生。****

在White (1910)案中,被告放置山埃在母親的飲品中,意圖毒死她。她飲了一些後死亡,但醫學證供證明她的死因是心臟病而非毒藥。被告被控謀殺,謀殺控罪不成立,但「意圖謀殺」罪成。

這是一件很好的「如非原則」案例:山埃沒有殺死她,即使被告欲以此殺死她,所以被告謀殺罪不能成立。

 

在誤殺(以後會詳論)案件的事實因由,一般會容許至一個危險範疇。如果被告刻意做出非法及危險行動而導致死亡,他是「積極誤殺constructive manslaughter」。所謂 “危險”,意指所有清醒而合理的人會意識到該行動將使受害人受到傷害。關鍵之處是, “虛構旁觀者”的立場來看問題,結論會由看到多少環境因素所決定。***

 

考察以下兩宗不同結果的案件:

Dawson (1985):三個被告戴著面具,其中一人拿著一枝假鎗,另一人拿著一把鶴嘴鋤,意圖行劫一個油站。當守護員V拉動警鐘時,他們逃跑,但隨後V死於心臟病。上訴庭推翻原審庭誤殺的裁決,主要理由是三名被告都不知死者有一個虛弱的心臟。但三人分別被改判行劫與判意圖行劫罪,並維持原判刑期七年半與九年半。

Watson (1989):被告闖入屋行劫一個87歲的老人,老人被劫後九十分鐘因心臟病死亡。上訴庭支持原審庭誤殺的裁決。被告知道被劫老人的潺弱,雖然他們闖入後才知悉。

 

(B)法律上的因由

此原則關乎不被容許的後果是否被告的錯失, 被告的行動與其後果之間必須有一連串「成因鍊chain of causation」。*****

這原則的制衡是「太瑣碎原則de minimis principle」: 意謂如果被告的行動只有輕微成因引致死亡,被告的行為在法律上不構成死因。***

在Pagett (1983)案中建立的原則是:如要被告負刑責,被告的行為不必是唯一或主要死亡原因,但必須是引致死亡的重大原因。*** 在此案中,被告D犯案後匿藏於女友W家中。警員掩至,被告拒捕,挾持W在身前作盾牌,並向警員連續開鎗。警員本能地還了三鎗而射中了W,W因傷致死。D被判誤殺,不服上訴。上訴庭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裁決理由是:如果第三者的行動是作合理自衛或執行職務,因而導致死亡,則W的死亡與D的初始行為之間的成因鍊並無中斷,警員的還火出於本能,並非隨意,也非蓄意。

 

介入行動

有時,被告起初的行動與發生的後果中間介入了某些行動,才引致該後果的發生。如果介入行動或事件與被告行動毫無關連、或不可預知、或該介入行動或事件引致自生後果,成因鍊宣告中斷,被告不須為後果負責。**** 如果後果是兩者的合併,而被告的行為是促成的主因,被告仍須負責。****

 

第三者行動

介乎被告行動(或未有去做應做的事)與後果之間介入了第三者行動,則成因鍊會中斷。

但在上述Pagett案中,上訴庭認為第三者的反應行動是合理的,成因鍊沒有中斷。

 

受害者行動

有時受害者會對被告的行動作出反應而導致後果。在此情況下,只有受害者的行動是非常愚蠢或明理人無法理解的,否則成因鍊不算中斷。***

Roberts (1971):被告司機給一位年輕女子Y乘搭順風車。在途中,他命令她脫去衣服。當Y不從時,他去扯脫她的衣服。Y驚恐,在車子行走中開門跳車,因而受傷。被告被判襲擊引至他人身體實際傷害罪成。他不服上訴,辯稱事主的傷害非由他而來。上訴庭撒銷上訴,並裁決:當受害人的受傷是由於企圖脫離受嚇的暴力,測試受傷的成因是該傷害是否被告行為自然的結果,意謂被告行動時已能預知其行動所產生的後果。

 

受害人拒絕治療並非一個介入行動。

在Dear (1996)案中,被告聽到X曾性侵犯他的女兒,用刀狂插X,其中一刀插中大動脈,X兩天後由於失血過多而死。被告被控謀殺。在審案中,被告聲稱由於X意圖自殺因而重新打開傷口、或不治理以致失血而死,成因鍊由是而中斷。但被告仍被判罪成。被告上訴,上訴庭確認原審庭的裁決,指出如果傷口是主要致死原因,那麼X是否疏忽照顧傷口是無關重要的。

 

在Blaue (1976)案,被告用刀捅Z,插入肺部。Z(一個摩門教信徒)由於宗教理由,拒絕輸血(如果接受輸血可得救)而死。上訴庭認為拒絕輸血,不論合理或不合理,都沒有令成因鍊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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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150204 刑事 十一 犯罪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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