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天津市武清公安局公安消防支隊官方微博消息,2017年2月8日6時許,天津市武清區開發區慶齡大道三星視界有限公司發生火災。消防部門接警後,立即調集19部消防車及110余名消防官兵前往現場處置。經了解,現場起火物質為生產車間內鋰電池及部分半成品,目前現場已經撲滅,正在組織排煙,無人員傷亡。
三星官網資料顯示,天津三星視界有限公司隸屬於三星SDI,是由韓國三星SDI株式會社與天津市中環電子信息集團有限公司1996年共同投資組建的大型合資企業,總投資額5.6億美元。公司坐落於天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武清逸仙科學工業園,占地面積近50萬平方米,現有員工近三千人。
三星SDI是三星電子旗下重要的手機電池生產商,也是此前發生電池起火爆炸事故的三星旗艦機型Note 7手機的主要電池供應商之一。
我國科學家利用化學物質合成了4條人工設計的釀酒酵母染色體,標誌著人類向“再造生命”又邁進一大步。研究結果10日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科學》發表,我國也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具備真核基因組設計與構建能力的國家。
據新華社10日報道,來自天津大學、清華大學和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介紹,該研究利用小分子核苷酸精準合成了活體真核染色體,首次實現人工基因組合成序列與設計序列的完全匹配,所得到的酵母基因組具備完整的生命活性。
“如果說基因組測序是‘讀懂生命密碼’,基因組合成就是在‘編寫生命密碼’,從讀到寫,是一個巨大飛躍。”中國科學院院士楊煥明說。
2010年,美國科學家首次將人工合成的基因組植入一個原核細菌,開啟了化學合成生命的研究大門。天津大學化工學院教授元英進告訴記者,原核生物基因組雖已合成成功,但其染色體相對簡單,動物、植物、真菌等真核生物具有多條線性染色體,生命形式更複雜豐富,我國科學家在此次研究中解決了一系列科學難題。
研究中,基因組實際序列與設計序列的精確匹配至關重要。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員戴俊彪說,研究人員創建了基因組缺陷靶點快速定位與精確修複方法,確保化學合成的基因組具有高度的生命活性。
釀酒酵母是生物遺傳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模式生物。以合成型釀酒酵母染色體為研究對象,可以加快在基因組重排、環形染色體進化領域的研究進度,為人類環形染色體疾病、癌癥和衰老等提供研究與治療模型。
2012年開始,天津大學、清華大學和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與美國等國家的科研機構共同推動了酵母基因組合成國際計劃(Sc2.0),旨在對釀酒酵母基因組進行人工重新設計和化學再造。我國科學家此次成功合成的4條釀酒酵母染色體,占Sc2.0計劃已經合成染色體的三分之二。
員工在組織中的績效行為不僅僅來自於目標,更多的是來自於自我價值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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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決策研究領域最有貢獻的學者之一,美國斯坦福大學管理學教授詹姆斯·馬奇在組織理論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論述“員工在組織中的績效行為不僅僅來自於目標,更多的是來自於自我價值驅動。”
當我們分析哪類組織效率最高時,發現排在第一、第二的肯定是軍隊和NGO社會公益組織,這兩類組織恰恰有一個共同點,都不是通過物質激勵來實現對成員的管理和激勵。分析其原因,關鍵就在於詹姆斯·馬奇所講的自我價值驅動。
新兵入伍前可能還是懈怠的小年輕,但是經過三個月新兵連的訓練,就會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關鍵就在於通過目標的激勵,使得他將自己在入伍這兩年的付出與保家衛國等宏偉的目標聯系在了一起,實現了對自我的激勵。
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我在深圳華為公司工作時,我的一位同事當時就因為工作壓力大、發展目標模糊等原因選擇了辭職,雖然很多是由於個人認識等原因導致的,但是他離職時狀態確實極差。兩年後我偶然在街上遇到他時,狀態非常好,整個人變得積極樂觀,充滿活力。我很好奇,問他是否找到了更高薪或者更有發展的工作,他告訴我參加了共青團組織的一個項目在貴州山區支教,雖然每個月只有300元的補助,但是他覺得付出是值得的,因為自己的付出能夠對中國的教育事業和未來貢獻一份力量。
我想這就是自我價值驅動所帶來的。當然,由於每個人對價值和訴求的認可不同,自然導致對同樣一件事物的看法截然不同,最終也一定會通過行為表現在績效上。那麽,也許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能夠在管理中更好地利用自我價值驅動,來實現對員工的激勵和管理。
在學校工作經常會參加學生組織的一些活動,有一次我恰好在一周內連續參加了兩個學生的活動,但是帶給我的感觸差異卻比較大。
一次是我臨時決定參加的大三學生自己組織的知識競賽,發現和我概念中的知識競賽差異巨大,無論是比賽形式、內容以及表現,都在彰顯90後的特點。從比賽的形式看,除了有傳統的辯論環節以外基本是情景模擬,學生用一個一個的情景短劇的方式展示他們對企業、社會和管理的認知。每個學生在臺上的表演環節都能做到落落大方,能感受到他們極強的自信和表現欲,而且非常生動,應變能力也很強。每到表演部分都是最出彩的環節,臺下一直是歡聲不斷。雖然,在歡笑聲的背後也暴露出認知深度等一些問題,但是可以說整場競賽的效果非常好,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而另外一次活動,則是應學院要求組織的一臺晚會,明顯能感覺到學生參與的熱情不高,同樣的主持人在兩場活動中的表現也可以說是差異巨大。如果從馬奇的觀點來看,差異可能就在於是否實現了自我價值驅動。這可能也和 “90後”自己對一件事價值的判斷標準有關。
所以,對於我們已經在面對和即將要面對的這些90後員工群體,如何激勵和調動他們,我想也必須考慮到對自我價值驅動的管理。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思考,有效溝通必然將真正成為管理的生命線,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口頭層面。通過構建展示平臺和針對性的引導將必然成為激勵、調動的前提和主要方式,KPI的導向作用對這個群體可能會降低,而通過構建良好的展示平臺所帶來的績效動力也許會遠遠超過目標的牽引。
我們現在的管理思想更加強調通過建立各種目標體系來牽引員工的成長,未來也許我們需要做的不是預設目標,而是要通過平臺搭建,激發員工在平臺上產生目標和完成目標,也就意味著管理者的重心將從目標控制轉向對方向的控制。
所以,我在設想,未來的管理者必須首先是教練員,不是基於目標完成的教練,而是基於系統思維訓練的教練。未來的管理重心必須是平臺的構建,不是簡單基於職業發展的能力平臺,而是基於能力發揮的展示平臺。
“無論這個時代怎樣,我們必須在自己的身體上克服這個時代”。
來源 | 筆記俠(ID:Notesman)
作者 |
筆記君說——
俠客們,晚上好!新商業路上,筆記俠與你守望相助。
吳曉波說:“世界是平的,改革會自動發生。企業家們要勇於試錯,勇於生活企業家必須要試錯、犯錯誤,要有人去付出、犧牲。要改善我們企業的面貌,要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這個好東西是不會自己發生的。”
那麽我們該如何創變呢?
在中國這個功名社會中,改革開放39年來,企業家的崛起和出現是一個開天辟地的事情。1978年中國沒有一個私營企業,今天1600萬的規模以上私營企業主、4500萬的個體工商戶,加上一起幾乎等於法國人口,而且比韓國人口還要多。所有的物質變化都比不上人的自我解放。
一、世界是平的,改革會自動發生
今天的主題叫做“創變者年會”,我談我對創變、變化的看法。
我曾經是一個“變化的原教旨主義者”,有時候想想,我跟100年前搞“五四運動”的那撥人非常像,要砸爛一個舊世界,現在所有的東西都壞的、都是錯誤的。所以對變化的擁抱和追求,甚至對年輕人的獻媚,很可能是我們這代人與生俱來的東西。
因為我們總覺得我們跑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跟猴子一樣,總有一根尾巴在後面。這根尾巴可以說是舊機制,也可以說是集體主義的舊的價值觀。所以面對年輕人的時候,我總覺得他們是未來,對於所有的變化,我們都應該積極的擁抱。
我是1990年開始進入到商業世界的,我第一個工作就是去溫州做調查研究,一直20多年幹到今天。所以20多年來,我是在不斷地面對變化。同時我覺得這20多年來,我對變化的理解有很大的改變。我們怎麽理解“創變”、變化這件事情?變化在我們的價值觀里面到底是一個什麽東西?
我講幾個跟變化有關的小故事。
1、改革會自動發生
九十年代初的時候,我得到領導的指示去溫州做調研。說有一個人在溫州蒼南縣傲江邊圈了一塊地,把它定名為中國第一個農民城,他自己畫了一張地圖,拿了這張地圖到溫州去招商。給你一塊兒地允許你建一間房子,當然你要給我地皮的錢,還有修路的錢。
我去調查的時候,他已經把2000多人忽悠到里面了,非常熱鬧。九十年代初,重慶火鍋已經開始賣到全中國來了,所以溫州人就開始在那個地方做重慶火鍋,已經是全中國最大的搞銅皮火鍋的地方了。
我那時候是在新華社寫內參的,我之所以去做調研,是因為有人舉報他,說這個兄弟幹的所有的事兒都是違法的。我去看了之後發現果然從土地的審批到城市的規劃、房屋的出售、工商註冊……十件事兒有八件事兒都是違法的。
我調查完了以後,第二天得走,晚上他請我吃飯,我們倆就在龍港邊上喝白酒。他知道我內參寫完以後,這個農民城可能就沒有了,他的下場是什麽也不好說。喝到一半的時候他突然跟我講了一句話,說吳同誌你知道嗎?“一切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你得支持我”。
我當時說你這個違法亂紀分子還跟我講改革?但是後來仔細想想,溫州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兩分地),私營企業是全中國發展最快的、投機倒把是最快的,早期的實體企業發展是最多的。全中國最早的一批專業市場是在溫州搞起來的,他圈那塊兒地就解決了一件事兒,解決了農村的富余勞動力,讓那些個體工商戶有一個地方可以做集約化的生產。
所以我回去寫內參的時候,就把這個事兒認認真真地寫了一遍,但是我換了一個角度,我把他那句話也寫到里面去了。這個事兒是當時的副總理朱镕基批示的,中央派調查組去調查,最後肯定了龍港的經驗,再後來變成了中國第一個農民城。2008年溫州搞十大經濟年度人物評選,這個人現在已經80多歲了,他被選為第二名。
2、互聯網一半像天使、一半像魔鬼
第二件事兒是關於互聯網的,我剛剛寫完《騰訊傳》,我對互聯網有了很多新的理解。互聯網是從邊緣開始起來的,起初每個人都看不起它。慢慢地到了2008年,弗里德曼寫了一本書《世界是平的》,說世界的千山萬水都被互聯網一刀削平了。
互聯網的原教旨主義是讓這個世界沒有信息的不平等,任何一個信息可以無障礙、免費的到達任何地方,我們每一個人變成世界大同中的一部分。紮克伯格上上個月生日的時候做了一個演講,說Facebook的理想是讓這個世界變成統一的社區。
我在幾年前聽到這些話也是熱血沸騰的,可能今天很多朋友聽到我剛才講這句話的時候還是熱血沸騰。但是你們想想看,這個世界上有哪些人曾經把這個世界的山川大河全部抹平,用一種意識形態、用一種權利來統治這個世界呢?兩類人:第一類人:宗教領袖。第二類人:政治家。現在有一類叫互聯網家。
宗教家沒有實現,政治家也沒有實現,互聯網家會實現嗎?如果互聯網真的像弗里德曼所說的世界是平的,真的像紮克伯格所說的全世界是一個社區的話,那各位你想,我們背後就站著一個老大哥,人類的多樣性在哪里?人類對自我追求的沖突性在哪里?
我在北京采訪去哪兒網的領導,叫莊辰超,我去見他的時候,去哪兒還沒有被攜程收掉。他跟我講,你知道嗎?中國在線旅遊行業會有1萬億的規模,我去哪兒到2016年底可以做到1000億,攜程可以做到2000億,我們兩家每年保持50%的增長,可以占到80%的市場份額。
我說如果你們兩家占到10000億中的8000億,剩下2000億給兄弟們分口粥吃吃,那個時候的世界會是怎樣呢?一定會出現一件事情,有一戶人家會控制這個行業的定價權。他掌握了所有的信息,他會掌握這個行業的定價權。
第二件事兒是,全中國很多的票務公司、旅行社去哪里了?會造成一些人的失業。
第三件事兒,那麽你這家公司註冊在哪里?你這個統治中國在線旅遊市場80%份額的公司在哪里註冊?北京、上海、深圳?那麽這個城市的地方稅務局,會統治這個行業幾乎所有的稅收。那你說世界是平的嗎?
20多年來,互聯網以革命者的名義改變了我們很多的東西。但是同時在某種意義上,它也露出了另外一面。比如壟斷的一面、拒絕開放的一面、攫取利潤的一面。所以你看互聯網長得並不像天使,它一半像天使、一半像魔鬼。
二、所有的變化都要努力去爭取
2010年的時候,我寫了一本書,那個時候吳敬璉老師80多歲,我在上海陪了他3個多月,寫了一本《吳敬璉傳》。我問他說你是一九五幾年大學畢業研究中國經濟到今天,你對中國改革是怎麽看的。他說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手腳被綁住的巨人。只要把繩子解開,讓手腳舒展開來就可以了,所以所有的變化都是對的。
到了2000年左右的時候,我們這批經濟學家的自信心到達了頂點。因為1998年中國搞了一次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造,1998年以後中國的房地產行業起來了、中國的外貿行業起來了、中國的產業轉型花了三年時間完成了(這個要感謝朱镕基)。另外一方面2000年中國加入WTO了。
吳老說我們從1978年到2000年花了20多年的時間,終於把這個巨人的繩子都解開來了,現在不但解開來了,我們還加入全球化了,中國的法律即將跟國際的商業法律全部接軌。內部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外部又來了一批文明人。中國的改革會自動實現。
今天2017年,中國的改革自動實現了嗎?甚至有些地方還出現了倒退。為什麽那麽多企業家移民?我最近在寫企業史,2000年時,那麽多老板聚在一起,有哪個人會討論移民的事兒?移民是什麽時候開始的?是在2009年開始的。
我到今天已經由相信變化的原教旨主義者,慢慢開始變成了變化的理性主義者。伴隨著我個人對“變化”認識的改變,其實這也是中國改革發展到了這一步了。當年一切以發展為硬道理、以速度為契機和榮耀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我們在座的企業家朋友已經不是那些當年洗腳上田的人了,也不是上到田以後,那個田是一馬平川,任何法律都可以讓你違反的時候了。如果今天有一個人拿“一切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理念去經商的話,他是會被抓起來的。
所以,到今天我對變化有了新的理解,我認為變化是有好有壞的。我寫完《吳敬璉傳》以後,我請吳老寫一個題記,吳老寫說“呼喚法制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這個詞兒是1994年出現的,到了2010年的時候吳老說要呼喚法制的市場經濟,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兩種市場經濟:第一種市場經濟:好的市場經濟。第二種市場經濟:壞的市場經濟。
我們要摒棄壞的市場經濟,我們原來說用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就是一次革命的成功了,後來發覺沒有成功,因為有好的市場經濟、有壞的市場經濟,有好的互聯網、有壞的互聯網。吳老說有法制的市場經濟是好的市場經濟。所以,變化是有好有壞的。
第二,我認為好的變化是不會自動發生的,咱們都是做企業的,今天要轉型升級。企業家必須要試錯、犯錯誤,要有人去付出、犧牲。要改善我們企業的面貌,要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這個好東西是不會自己發生的。
中午的時候,東華兄開了一個小型的閉門會,討論“關於企業家精神”。這個事情按道理來講應該是大學的商學院或者說哲學系的老師們做的。但是今天來到現場的很多都是企業家朋友,有很多企業家朋友表態,我願意全力支持這件事情,因為這件事情是跟我們這個階層有關的一件事情。你是誰,你從哪里來,你有怎樣的價值觀、你有怎樣的願景,這些東西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天上除了掉刀子什麽都不會掉。所以,所有的變化都要去努力爭取。
第三件事兒,我認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和壞。我三年前提把世界交給80後,80後就特別高興。沒有那麽簡單。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價值,各有各的好。但是每一個人站在地上都有一個陰影,各有各的壞。所以今天有很多60後、70後朋友們,跟我是一代人,我們也沒有必要獻媚那些年輕人。
我是1993年開始寫專欄的,我現在每個禮拜還得寫一篇專欄。有些朋友是我吳曉波頻道的用戶,你去看我的頻道。如果你了解我的話,你把我現在寫的專欄和十多年前寫的專欄比較一下,會發覺我在談不同的事情,但是在文本創作方面我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有兩個原因:
原因一:我老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麽變了。80後、90後的語言方式我完全不能理解。
原因二:我也不願意變。我覺得堅持我自己,做得挺好的。我有我文本寫作的優美,我為什麽要把我的文章變得那麽口水話呢?你看得懂、認真看。我在這個行業27年了,你不願意看,快點兒走。中國是一個有圈層的社會。
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自信,中國這個國家好在於五世同堂,每個人都覺得這個世界是他的,這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三、為什麽要變化?今天的中國魚大水大
剛才陳總講50歲創業、70歲二次創業,你90後牛嗎?你先給我活到70歲再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毛病。所以,我們面對變化的時候,我現在更願意用理性的方式去看待這些變化。
我最近在寫書:《2008年到2017年的中國企業史》,寫這個書的時候我有一個非常大的焦慮。我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用兩個字來形容過去的30年,叫做激蕩。為什麽很容易形容呢?因為那就是一個創世記,從零到一跑過來的都是英雄,沒跑過來的都是狗熊。現在從1到N我怎麽來形容2008年到2017年的中國呢?有沒有一個詞匯。
上個月在杭州舉辦互聯網+大會,北大的周其仁老師坐在我邊上,吃飯的時候我就問他,周老師,如果讓你定義剛剛過去的10年,你會用什麽詞?周老師當過獵人、當過農民,他不是一個從書房到書房的書呆子。周老師想了兩秒鐘就跟我說“水大魚大”。
這個十年中國經濟規模很大,我們超過了法國、德國、英國、日本……我們的貨幣總量都大了三倍了。水大魚大,規模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恐懼。水大了以後這里面的魚就變大了,出現了鯨魚、鯊魚、深海魚,這里面出現了水與水之間發生了重大的沖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民間、有錢的企業家和門口站隊的那些無產階級。中國社會各大階層的矛盾空前激化。
魚大了,小魚變成大魚,魚本身面臨轉型升級,魚和魚之間(行業之間)出現了跨界。今天全世界的十大銀行,第一名是中國工商銀行、第二名中國農業銀行、第三名中國建設銀行、第四名中國銀行、第五名花旗銀行、第六名匯豐銀行。你去采訪六大銀行,你們問他未來的敵人是誰,他們的敵人一定不在這個名單上,他們的敵人很可能是那個杭州人。魚的跨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我覺得周老師講得非常好。
所以為什麽要創變呢?就是因為你原來的東西都是錯的,你原來的既得利益就跟沙子一樣,你捏得越緊,它流得越快,因此必須要面臨一個大的變化。這個大的變化(水大魚大的變化)已經不是一個一窮二白的景象。我們一窮二白的時候用馬克思的話來講,我在這場革命中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整個世界。
今天你可能失去的是很多資產,是你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物質。所以今天我們參加完正和島大會以後,出了門響應東華兄的號召要去創變的時候,已經不能像當年傻小子一樣什麽都沒有,那已經不行了。我們已經變成一個文明社會了,我們要會妥協。
所以,我覺得創變的意義在今天可能跟原來理解的有很大的區別。
這些年我跑得最多的是傳統企業,我們兩年前做過一個活動叫做“轉型之戰”,那時候剛剛提出企業轉型升級這個概念,第一次會議是在上海開的,有1000人的規模。6月初我們在上海開了第七次轉型之戰,大概有六七千個人參加過我們的課,全部都是傳統的制造業企業。
四、面向未來變化的三個關鍵詞
這波是正在面臨巨大自身變革和變化的一代人,這個時候變已經不能亂變了。因為我們都是有資產的人,我們都是有產階級。所以今天面向未來的變化(包括我自己也是做文化產業的,我自己有做企業、基金)我有三個關鍵詞跟大家做分享:
關鍵詞一:歸零。
我們每個人要想清楚一件事兒,過去30年來走到今天,企業所形成的很多能力,面向未來可能都會變成負資產。要以一種歸零的心態來幹這件事兒。
關鍵詞二:不適。
保持不適感,我曾經問過一個醫生,人死掉之前大概是什麽樣的。說人死了以後是非常舒服的,就躺在那兒覺得天上飄過一朵雲,雲上面有一個天使就把你接走了。我聽完他那段話之後常常警告自己,就是如果我覺得我那時候很舒服、很舒坦的時候,可能就是天使要接我的時候了(要死的時候了)。
做企業每天都要有一種不適感,總覺得這個世界上發生的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總覺得這個世界上有人跑得比我快,總覺得有一種更好的模式。我寫《騰訊傳》用了八個字“小步叠代、試錯快跑”,這是互聯網的精神。就是用一種實時應對變化的心態,去面對種種的不確定性。
在面對不確定性的過程中,同時把我們的企業也變得非常地不確定。所謂的灰度管理、生態型組織。所謂的灰度管理、生態性組織,其實都是一個面對不適性的企業的自我應對能力。
關鍵詞三:必死。
當我們離開這個會場擁抱這個創變的時代的時候,我們要告訴自己變化是會讓我們死的。今天中國每年有100萬個年輕人創業(97%的死亡率),我們要抱著必死的心去改革。
歸零不是必死,我認為是我們這一代人面對未來的一種姿態和一種心態。
我並不認為過去的10年我過得非常愉快,其實我過得非常糾結,而且我認為未來10年中國轉型的速度會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慢一點。但是,我們是企業家,我們是一些對自己負責任的人。所以最後用尼采的這句話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無論這個時代怎樣,我們必須在自己的身體上克服這個時代”。
唯有占領心智,方能百戰不殆。
來源 | 闌夕(ID:techread)
作者 | 闌夕
根據國家旅遊局公布的數據,在2015年中國遊客出境旅遊的目的中,有53.6%是以購物為主要目的,平均用於購物的費用占人均境外消費的55.8%,尤其是在日本、韓國以及歐美發達國家,人均旅遊購物支出已超過7000元。在倫敦希斯羅機場的旅客中,只有1%是中國人,但中國人創造了25%的免稅品銷售額。
這種熱潮,也被財經行業稱作是「消費升級」,支撐這種升級行為的,是數以億計的新晉中產階級。
急劇膨脹的需求,則催生了跨境電商迎來盛夏,並呈現出了另一種利己主義的精致畫風。
最讓人熟知的莫過於遠渡重洋的馬桶蓋,它讓原本對海外商品認知有限的中國,打開了一扇觀摩世界的窗,原來那里,有很多未知的探索,也讓中國人義無反顧的開始了消費升級的征程。但,所謂的消費升級,就只是對物品的升級嗎?
從阿里巴巴打造「雙11」的神話開始,中國人對物欲的追求,就從未停歇過,一年又一年,刷新了單日購買新紀錄。在剛剛過去的又一被京東衍造出的618,淘寶天貓以「理想生活」進行狂歡,洋碼頭以「洋物運動」來參戰,網易考拉以「海淘盛典」來裝點,小紅書借618呼籲提前囤貨,更有數不勝數的玩家在一輪又一輪的促銷戰中,展示自身給用戶帶來的「消費升級」的感覺。
現在「消費升級」所傳遞的多為「我想成為更好的自己/我想過中產階級的生活」的「感覺」,但並沒有人能說清產生這種感覺的人的定義標簽究竟是什麽。細細研究下來,無非有幾個類型。
第一種人群,他需要更好的物質。物質的追求可能是人活在世的第一種本能之一。通過獲得更好的物質來改善現有生活,是最基礎的表現。
「中國奶源已是世界級水平,中國人總是去歐美市場搶奶粉,是一個消費上的誤區。」一個月前,中國奶業協會會長高鴻賓的這席講話,不出意外的在社交媒體上被「噴成篩子」。其實,追求更好的物質,追溯到源頭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三聚氰胺」事件。是啊,護犢的本能讓大家的選擇有了傾斜,也是出去最基本的安全的考慮。
河南省新鄉市的村民在使用工業汙水灌溉麥田之後接受央視采訪時的坦誠回答也成為經久不衰的表情包:「這水澆出來的小麥,我們自己不吃,都賣給你們了。」
有人在痛心疾首中提出「互害型社會」的概念,篤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質樸道理,若是人人都奉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精髓,那麽也就沒有誰可以在叢林中獲得安全。
不過,所謂安全感的構建,既有基於客觀因素的成分,也受到主觀認知的影響,如同乘坐的船只發生漏水現象,就地修繕和徹底逃離都是各有支點的選項。
而這也為商業活動提供了兩種迥然有別的目標市場:是在灰燼里重新取火,還是追逐洞穴外面的光亮?
顯然,站在經濟強國的角度,放任國民為了馬桶蓋而遠赴日本,並非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
追求更好的物質,就意味付出更多的金錢代價嗎?邏輯上沒有錯,如同你花費不同的價格購買50平的普通住宅和1000平的豪宅中一樣,價格註定是不同的。而放眼所有消費品來說,答案並不一定。
在消費升級的群體對於物質追求的表現上來看,傾向於選擇國外的商品似乎是必然選擇。以Coach品牌來說,美國的售價幾乎是國內的一半甚至更低。更何況限於進口流程,無論是品牌還是品類,國內可購的數量都非常有限。走出去,引進來,一個應用於國家發展的長久戰略,也在這場跨境電商的爭鬥中顯示出來。
一份來自洋碼頭的《2016上半年中國海淘消費報告》中指出,海淘消費已呈現普及化,商品的購買需求也從標品爆款逐漸走向個性化、差異化商品,從高端奢侈品或大件商品,到牙刷、杯子、指甲鉗等生活日用品。其中,北上廣深的海購增速同比上漲77.57%,二線城市上漲84.32%,而三線城市的增速則達到了108.65%。更有趣的是,小眾的、個性的、限量的、全球首發的也紛紛成為選擇目標。這種由一線城市領導、二線城市加速的跨境消費繼續維持頗為誇張的增速,而那些和時尚與健康掛鉤的品類,則構成了被競相搶購的熱門對象。
這就找到了「消費升級」下第二類和第三類人群——他喜歡探索,愛新鮮的和他需要宣揚個性,誓要不一樣。
中產階級對於物質的不懈追求往往也與不懷好意的嘲諷相伴,用保羅•福塞爾的話來說,這個群體過於「害怕自己淹沒在人群里」,所以才必須把欲望對外呈現,於是「生活通常被揮霍在一種急不可耐的貪求中,貪求那些觸手可及的範圍內的小物品。」
無論是「昌平名媛生活指南」,還是「讓孩子不和沒有英文名的小朋友一起玩」,這種刻薄總是同時來自上下兩個階層的不屑一顧,前者不怎麽看得慣新貴們的東施效顰,後者則記恨階級固化帶來的窗口關閉。
然而中產階級本身卻無意或是無力做出多少辯駁,他們有著太多的註意放在那些依然沒有得到滿足的地方,雅克·巴爾贊稱中產階級是「二十世紀中晚期造就的溫順消費者」,則為中產階級賦予了熨貼的含義。
一份針對33個年收入超過40萬以上的家庭訪談顯示,海淘在很大程度上屬於為精神需求買單的產物,比如像是Burberry和Celine的包包就逐漸變得比LV這種傳統奢品更受歡迎,因為「沒那麽大眾化,身邊背的人很少,也不會把Logo刷遍全身。」
幾年前,《金融時報》在中國的調研也佐證了這種祛魅趨勢的到來,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只有18.8%的受訪者最想擁有的奢侈品品牌是LV,而在規模較小、消費能力較弱的城市,這一數字是38.3%。
在知乎上,曾有男性用戶提議「用農夫山泉空泉水加噴壺替代雅漾大噴」——後者是一款以天然泉水為主要成分的保濕噴霧產品——遭到幾乎每一個女性用戶的譏笑和駁斥,的確,從直男思維出發,可能所有奢侈品都會被視作是「智商稅」的變種。
當然,更具穿透力的反詰,則是「GTX 760又不是不能用,為什麽要上1080 Ti?」
這種對追求更好、新鮮和現在擁有不太一樣的現狀似乎看見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身影,而洋碼頭就托物言誌的借著「洋務運動」的臺詞打出了「洋物運動」的旌旗:不僅加大力度促銷海外商品,還在武漢、南京和廣州等城市——這都是曾經的口岸城市——設攤宣傳洋貨之美,想要引起共鳴和找到誌同道合之仕的也就是上述三類人群。
有人,就將對海外商品的物質追求,視同為崇洋媚外,也是對國內經濟的重要打擊。所以國務院正式批複發改委的請示,同意自2017年起,將每年5月10日設立為「中國品牌日」,這相當符合經濟學家林毅夫所主張的產業政策路線,也就是政府搭臺、市場唱戲,前者必須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
1928年,國民政府曾經頒發了「國貨」標準,總計分為七等,「國人資本,國人經營,完全本國原料,國人工作」乃是大大光榮的第一等,而「國人資本,國人經營,外國原料,外國技師」則為勉強及格的第七等,在七等之外,則均為刻意貶損的洋貨。
不過,縱使政府、商會和民間的熱情高漲,在事關自身利益的消費行為上,愛國主義並沒有左右人們的決策,根據國民政府的統計,1933年——也是「國貨運動」的啟動元年——進口商品的累計價值創下海關記錄,達到9億元之巨。
缺乏品質競爭而依賴情緒紅利,是「國貨運動」被認為收效慘淡的原因之一,而保護主義更是飲鴆止渴的陷阱,它摧毀的是商業文明最為重要的公平機制。
如果積貧積弱的工業基礎是百年之前的中國難以克服的天然障礙,那麽重新獲得全球地位並拿到規模優勢的現代中國,則更多的是跌在了軟件而非硬件的資質層面,是一場從窪地到高地的陣地戰。
然而,結果依然是在倫敦希斯羅機場的旅客中,只有1%是中國人,但中國人創造了25%的免稅品銷售額。
這是國產品牌素來難以與之抗衡的貨架,相比發達國家的商業積澱,資歷尚淺的中國企業很難在非標準品的高溢價市場占得一席之地,這里的消費者也不再容易受到定價策略的左右,而是相信強勢品牌對於商品品質的背書。
就像可口可樂公司的創始人艾薩•坎德勒所言:「可口可樂的所有公司所有財產在今天突然化為灰燼,只要我還擁有‘可口可樂’這塊商標,我就可以肯定地向大家宣布:半年後,市場上將擁有一個與現在規模完全一樣的新的可口可樂公司。」
美國歷史學家葛凱認為,在二十世紀早期,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在中國融合成了一個有關制造和生產的血統爭論,並在最終演變成為「國貨運動」,被當作反對海外侵略的某種隱喻。
美國在冷戰之後開創的黃金年代,就和其紡錘型的社會結構不無關系,這也毋庸置疑的是各國政府普遍追求的理想圖景,連《人民海報》的海外版也曾批評房價過高的壞處:「任其發展下去,不僅會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健康,還會影響到中產階級對國家發展的信心。」
所以盡管和主旋律支持國貨的主張背道而馳,讓有條件的民眾自由的行使權利,去擁有那些在他們看來符合經濟水平上升的商品,同樣具有難以否認的合理性。
從物質開始,消費升級的運動遠遠不會結束。他是一種蘊含在身體內部存在巨大力量的不死的欲望。就如同健身,雖然起源只是在需要練就健美身姿的小範圍群體中,擴散到如今每個手機中的Keep一般,追求健康才是終極目標。這是內心追求要更好的表現,也是我想成為更好的自己的欲望終結。
換句話說,消費者行為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複雜的社會學科,是因為它並非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否則每種品類的商品都只會存在一種最優解——而保持對於生活品質的體面訴求,則未嘗不是推動物質文明的原始動力。
無論如何,從低往高的跋涉,和從高向底的擠壓,終究會使不同物質的取悅群體變得重疊起來,無論是那些以一二線城市居多的高凈值人口,還是在二三線甚至更低線級的人口重複了一二線流轉的行為路徑,海外品牌都希望通過互聯網抵達那些容易觸達亦或是傳統渠道滲透不到的任何角落,為潛在的新興客群提供多余卻馳名的選項,而背後,需要付出的更多則是對目標客群心智的改變。
「洋物運動」似是能從單一的促銷氛圍中脫離出來,以喚醒目標群體認知自身需求的根本出發,贏得心靈的認同。
唯有占領心智,方能百戰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