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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斗 還原三一、中聯的無道肉搏史

http://www.xcf.cn/newfortune/fmgs/201301/t20130118_399720.htm
 有市場的地方,就有競爭,但摻雜著陰謀、誹謗、謠言乃至綁架、打砸等黑社會手段的惡性競爭,似乎在法制尚不完善的新興市場上更為常見。中國亦不例外,最近上演的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無間道式競爭,正是一例。

 

  作為佔據工程機械市場大半江山的兩大巨頭,三一重工與中聯重科一直矛盾重重,從併購門、行賄門到間諜門、綁架門,二者或暗或明爭鬥不斷。2012年11月,三一總部北遷北京昌平及一則相關報導,將其矛盾推向了高潮。

 

  雙方交火升級,不僅折射了行業趨淡背景下的白熱化競爭,更與二者競爭格局的變化不無關係。由於中聯重科於行業巔峰的2010年完成A股增發及H股IPO,得以挾融資180億元之勢「彎道超車」,可望將三一重工拉下坐了多年的混凝土機械頭把交椅。而三一重工則因H股IPO流產,面臨資金壓力。在三一看來,正是中聯方面以「行賄門」狙擊了自己的H股IPO進程。

 

  無規則的貼身肉搏,消耗著兩家企業的精力,也牽絆進越來越多的政府與社會資源。而這種現象在中國並不鮮見,尤其是一些兩大巨頭捉對廝殺的行業,表現更為明顯。由於中國不少地區已形成產業聚落,同城的巨頭更是死敵。無論是2008、2009年農夫山泉與康師傅互指對方水質問題的相煎太急,2010年蒙牛業務經理安勇攻擊伊利「QQ星兒童奶」深海魚油造假嚴重的商業誹謗案,還是2012年方便食品商統一與康師傅將「老壇酸菜面」的戰火延伸到反日浪潮中、相互暗揭日資背景,無不暴露出中國式商戰的亂象。即使新興的IT行業也不例外,遠者有馬云與周鴻禕在阿里巴巴收購雅虎中國時的對掐,近者有最終由工信部出面調停的360與騰訊桌面大戰,以及京東商城CEO劉強東與噹噹網CEO李國慶的口水仗。相比這類陰招迭出的狗血商戰,國美與蘇寧之間的價格戰雖然層次不高,卻似乎仍在規範之內。

 

  事實上,雙頭壟斷(Duopoly)是商界常見格局,海外很多市場都由雙寡頭統治。比如,大型噴氣式客機市場的波音和空客,軟飲料市場的百事可樂和可口可樂,智能手機領域的三星與蘋果,微處理器市場的英特爾與AMD,管理軟件市場的SAP和Oracle。它們之間固然也少不了明爭暗鬥,但總體而言,由於背靠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程度更高的商業文明,其競爭更多聚焦於價格與服務之爭,技術與產品創新之爭,營銷手法與商業模式之爭,而非以商業陰謀取勝。

 

  中國式雙頭競爭之慘烈現狀,往往還緣於企業擴張方式、市場產品上的類同。因此,雙頭競爭的更高層次在於競合,即通過雙方合作與差異化定位,擴大商業機會,實現雙贏的非零和博弈。

 

  從根本上看,層出不窮的無序競爭,最終會提高所有人的營商成本,影響中國整體的商業環境。如何早日脫離這種非常規手段的競爭,踐行嶄新的商業文明,不僅值得三一、中聯的當家人梁穩根與詹純新反省,也值得所有中國商界人士深思。

 

  本刊主筆 蘇龍飛/文


  2012年12月12日,三一重工(600031)大當家梁穩根繼2005年之後再次當選央視「中國經濟年度人物」,這或象徵著官方對其2012年度表現的肯定。

 

  而在民間輿論層面,梁及其治下的三一重工,這一年卻是遭遇爭議不斷:「併購路條」之爭、裁員風波、起訴美國總統奧巴馬、梁穩根入選中央委員之猜測及其「生命及財產皆可獻給黨」之言論、商業間諜事件、三一「遷都」……

 

  分外引人注目的是,圍繞著三一重工的相關爭議事件,多數皆與其對手中聯重科(000157.SZ,01157.HK)有關。2012年11月21日,梁穩根在內部早餐會上突然宣佈了三一總部遷往北京的決定,長沙基地將僅保留泵送事業部。就在外界紛紛猜測其「遷都」原因之時,11月29日,有媒體刊發《三一恨別長沙 梁穩根的內心獨白》一文,梁穩根將北遷原因直指中聯重科,這對同城冤家的矛盾被推向了高潮。

 

  「間諜、綁架、陰謀、誹謗、300億元融資告吹……是什麼樣的作惡力量,讓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製造商被逼出走長沙?」該文的引語可謂將三一的悲情烘托到了極致,但事實真相果真如此麼?

 

  真相總是隱藏在細節中,細細梳理這對同城對手的多次過招,呈現出來的是雙方相互間的無規則肉搏,而三一重工在競爭中「劍走偏鋒」的打法更是躍然於紙面。

 

  同城暗戰

 

  從成立時間看,三一重工始創於1989年,中聯重科前身則於1992年以建設部長沙建設機械研究院子公司的形式設立。同城,同行,競爭自兩大巨頭成長之時即已展開,其近年暴露於公眾視野的交手,至今也有多個回合。

 

  第一回合:併購大交鋒

 

  三一重工與中聯重科矛盾的首次升級,當屬2008年併購意大利CIFA公司的爭奪戰。在爭奪中敗北的三一重工一直對此耿耿於懷,認為中聯重科拿下CIFA的過程不是那麼光彩。

 

  CIFA是世界排名第三的混凝土機械公司,且是全球第一台混凝土泵車的發明者。CIFA的市場主要分佈於歐洲:在意大利,CIFA的混凝土泵車擁有超過70%的市場份額;在其他歐洲國家,也超過15%。2008年,因過度依賴歐洲市場,而歐洲基建投資多年來處於緩慢下滑趨勢中,外加金融危機影響,CIFA公司開始出現虧損,其控制人—私人股權投資基金Magenta和另兩傢俬募基金決意將公司出售。

 

  對於這個併購標的,三一重工及中聯重科都志在必得。回顧兩家當時的收入結構,混凝土機械是三一重工最大的業務板塊,佔據總收入的半壁江山;而中聯重科的混凝土機械是其第二大業務板塊,收入佔比達到35%(圖1)。對於兩家公司而言,混凝土機械業務皆可謂舉足輕重。從當時的絕對數額來看,三一重工的混凝土機械年銷售額為60餘億元,中聯重科則為40餘億元。

 

 

  業者皆知,CIFA擁有世界領先的混凝土機械技術儲備,因而,三一重工期望通過收購CIFA(進而獲得技術)來擴大其在本土混凝土機械領域的領先優勢,而中聯重科則謀求通過收購來追趕三一重工。

 

  於是在這種背景下,兩家互不相讓、相互競價。意大利賣家雖然覺得兩家的行為有些不可思議,但也樂於看到自己的資產價格不斷被抬高。但蹊蹺的是,三一重工在完成第一輪競購報價之後,突然宣佈退出競購。中聯重科最終得以聯合弘毅投資等一致行動人,以5.11億歐元的總代價拿下CIFA公司100%股權。

 

  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當時對外表示:「公司在前期確實是參與了投標,最後由於其他的原因才宣佈退出,至於其中的原由,也不方便透露。」

 

  三一重工退出競購CIFA的謎底,直到4年之後才由三一集團總裁唐修國向記者道出:「(湖南省)發改委給了我們一個態度,這次就把機會讓給中聯重科,如再有併購機會,三一優先。」而大股東是湖南省國資委的中聯重科,則從未對外承認政府偏袒了自己,其自認之所以能拿下CIFA,完全是憑自身的實力。

 

  一位當年協助三一重工參與競購CIFA的律師向《新財富》記者表示:「可能都談不上交鋒,開始沒多久(三一)就被掐死了。境外投資項目境內有很多審批的,地方企業的審批權都在政府各部門,我只知道當時政府明確表態讓三一讓給中聯,然後三一就不做了,也沒法做了。」

 

  完成對CIFA公司的收購之後,中聯重科在混凝土機械業務上逐步拉近了與三一重工的距離,到2012年上半年,二者市場份額幾乎持平;受益於CIFA公司的專利技術支持,中聯重科該業務的毛利率與三一重工的差距也逐步縮小(圖2)。

 

 

  在混凝土機械這個細分行業,三一重工及中聯重科佔據了全國80%以上的市場份額,形成寡頭壟斷格局,而步步緊逼的中聯重科幾乎要將三一重工從頭把交椅上拉下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1年底,被稱為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機械製造商德國普茨邁斯特(Putzmeister)傳出出售的消息時,長沙這對同城對手再次展開了爭奪戰。

 

  2011年12月,普茨邁斯特全球CEO諾伯特·肖毅(Norbert Scheuch),攜同其財務顧問摩根士丹利人員前來中國考察潛在買家,其中就包括三一與中聯。令人驚詫的是,從諾伯特·肖毅到長沙拜訪梁穩根算起,至雙方在德國簽約為止,歷時僅33天,這場「閃購」行動將中聯重科打了個措手不及。

 

  同樣志在必得卻失之交臂的中聯重科,於是拋出了「路條」之說,指責三一重工並未按照規定事先獲得國家發改委的批准,收購有效性成疑。

 

  關於「路條」的背景是,2009年6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一紙《關於完善境外投資項目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發改外資[2009]1479號),要求有關企業的海外併購「在對外簽署約束性協議、提出約束性報價及向對方國家(地區)政府審查部門提出申請之前,境外競標項目在對外正式投標之前,應向國家發改委報送項目信息報告,並抄報國務院行業管理部門」。按此規定,企業要進行海外併購,必須先拿到國家發改委放行的「路條」。

 

  就在中聯重科按部就班於國家發改委進行收購普茨邁斯特的信息備案時,傳出三一重工已經與德國方面簽署協議的消息。對於是否一定要先獲得發改委的「路條」方能簽署海外收購協議,國家發改委外資司司長孔令龍表示:「這不一定,主要是企業需進行信息報告,讓主管部門知曉。」

 

  三一重工之所以採取「先斬後奏」的方式,或是因為深怕中聯重科再次借助自己「政府親兒子」的身份優勢,在併購爭奪中將其擠出局。

 

  第二回合:「行賄門」狙擊三一H股融資

 

  得益於2008年底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國務院所實施的4萬億刺激計劃,中國的基建熱潮此後幾年迅猛升溫,包括三一、中聯在內的機械企業無疑是其中的重大受益者,其業務量及銷售額也是一路高歌猛進。

 

  在行業一片向好的背景下,中聯重科、三一重工於2010-2011年先後啟動了融資計劃。2010年3月,中聯重科在A股通過定向增發募集55億元資金;同年7月,中聯重科又啟動H股IPO融資計劃,並於當年12月完成,募得近150億港元資金(含超額配售)。中聯重科兩次融資合計募得資金折合人民幣約180億元,其現金儲備得到極大充實,在資金層面對三一重工形成強大的競爭壓力。

 

  2011年,三一重工隨之啟動H股IPO程序,計劃融資300億港元。但在其上市事宜即將於港交所聆訊的2011年4月19日,天涯、百度貼吧等各大論壇爆出三一重工涉嫌商業賄賂的信息。

 

  爆料者自稱是三一重工的前員工:「我曾是三一重工的一名員工,受到種種非人的虐待。今天我要告訴大家一個真相,行賄改變世界,先送錢,後做事。」隨後,該爆料者附上的是「有圖有真相」的四份影印文件:《關於核銷天山股份屯河水泥業務費的報告》(三一重工泵送新疆分公司【BG20100608】)、《關於申請天山神州業務費的緊急報告》(三一重工泵送新疆分公司【BG20100707】)、《關於緊急撥付庫爾勒天山神州公司客服費的報告》(三一重工泵送新疆分公司【BG20100715】)、《2011年中字頭及水泥行業客戶春節公關費彙總表》。這些文件的影印件合計19張,皆為三一重工涉嫌在銷售產品過程中的商業賄賂(俗稱「給回扣」),並且有三一重工相關高管的親筆批示及簽名,其中就包括梁穩根的兒子梁在中的簽字。

 

  相關文件詳細揭示了混凝土機械銷售領域的商業潛規則,比如在一份文件中,報告人、時任三一重工新疆分公司泵送營銷經理的向孟斌提及:「天山股份????2010年要採購2座180站,6台泵車。現與競爭對手競爭非常強烈!請求總公司在近兩天內盡快撥付業務費15萬元,如撥付晚了,將喪失先機!」

 

  《2011年中字頭及水泥行業客戶春節公關費彙總表》提及:「分公司/經銷商總計申報客戶318家、470人,申報金額1385.5萬元,初審應付款502萬元,其中中字頭客戶386萬元,水泥企業客戶116萬元。」

 

  就在該系列影印文件曝光的第二天,向文波在微博上回應稱:「網上公佈的所謂天山公司事件,經與已經離司的周小明(註:三一重工混凝土新疆分公司原總經理)核實,純屬造謠。」而對於春節公關費一事,向文波則沒有否認:「網上公佈的春季公關費用為初審表,實際執行費用在一百萬左右,對於一家年銷售額400多億元的上市公司而言過於小氣,現醜了,對不起客戶。」這條回應的微博數小時後被向文波自行刪除。

 

  三一重工將此「行賄門」事件歸咎於競爭對手以「三一內部員工」名義進行的蓄意抹黑,意在狙擊三一重工的H股IPO。因為此事件導致了保薦人等上市中介機構,重新審查三一重工業務往來的原始憑證,延緩了其上市進程。等到2011年9月5日三一重工發佈H股招股文件時,歐債危機影響下的香港資本市場市況不佳,其H股上市隨即流產。2012年,市場數次傳言三一重工重啟H股IPO,但至今無果。

 

  今天來看,此次H股上市的流產,對三一重工的業務發展及其與中聯競爭格局的影響相當深遠,向文波亦曾表示:「這是歷史上對三一打擊最為兇狠的一次。」事件之後,三一重工對外宣稱,經其向長沙警方報案,查明該系列影印件為「偽造」,並且在中紀委的干涉下,由湖南省紀委進一步徹查案件,最終查出「行賄門」事件系中聯重科唆使其三名員工所為。

 

  「行賄門」事件的曝光,難免令外界感覺出某種「潛伏」的意味。影印件主要從三一重工新疆分公司流出,而三一集團總裁唐修國表示,這些文件曝光的時間點,正是梁穩根的兒子梁在中出任新疆分公司總經理期間(另一說為梁在中當時是三一集團副總裁、財務總監),「梁在中當時在管新疆公司,這是給他栽贓的」。

 

  三一重工方面進一步指控稱,湖南省紀委調查此案的負責人系中聯重科某高管家屬,在三一方面提出異議後,該負責人仍未迴避,而且涉案的中聯重科三名員工中一人在逃,而所抓捕的兩名員工數日後也被釋放。

 

  對於三一重工的公開指控是否屬實,《新財富》記者向中聯重科品牌宣傳部部長劉小平求證,但始終未得到回應。

 

  第三回合:商業無間道

 

  如果說「行賄門」事件折射出某一方的「潛伏」行為,那麼新近曝光的「間諜門」事件則升級至互為「無間道」之層面。

 

  2012年11月13日,一份題為《三一重工三爆商業間諜案》的網文被貼出,隨後即被各類網站廣泛轉載。該帖稱,其內容「摘抄於中聯重科內部OA系統公告」,其開頭文字也看似符合內部公示文字的特徵:「2009年10月、2011年6月、2012年11月,三一重工相繼三爆針對包括中聯重科在內的商業間諜案,致使我司無端遭受不應有的損失,為了保護國有資產與股東利益不受或少受損失,切實增強全公司員工的保密意識,現將這三起案件的實情作為內部保密教育的資料如實地通報給大家,希望大家從中汲取保密方面的經驗教訓。」

 

  這份文件是否來自中聯,其何以被「無意間」洩露到公眾互聯網,尚不得而知,但在洋洋灑灑近萬字的正文中,其以三個詳盡的案例指控三一重工對中聯重科實施的非法商業間諜行為,其中所描述的細節翔實、人名確鑿,其中部分人員及所涉案情亦已被公安機關證實,案件處於審理中。現將此三案例概括引用之。

 

  案例一:三一重工設立諮詢公司,竊取中聯重科等同行的商業秘密。

 

  2007年11月,三一重工營銷本部市場部擬就《關於成立管理諮詢公司的商業計劃書》,其中寫道:「可借此平台,正當獲取競爭夥伴信息,為市場調研人員提供身份掩護,方便蒐集有價值的同行企業內部信息,供集團高層決策參考。」

 

  2009年5月23日,三一重工中層管理者龍居才呈報了《關於諮詢公司籌備工作的請示》,三一重工副總裁梁林河於5月26日批示同意,並提議「公司的法人代表由與三一重工不相關的人員擔任」,同時請總裁向文波圈定了「新洛普國際」的名稱。

 

  新洛普諮詢公司的龍居才、文成、楊樹岩、梅德鵬、鄭雙樂、李新建都是三一重工市場信息科的在職員工。市場信息科科長龍居才是新洛普諮詢公司的直接負責人,經營計劃總部市場監控部部長胡大成是新洛普諮詢公司的具體指揮者,三一重工副總裁梁林河是新洛普諮詢公司的主管領導。從公安部門截獲的大量有關新洛普諮詢公司的費用審批顯示,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三一重工副總裁梁林河親自批錢,為新洛普諮詢公司購買紐扣型無線針孔攝像機等竊聽竊照器材、辦公桌等。

 

  新洛普諮詢公司文成許諾每月5000元,要中聯重科混凝土機械分公司員工張俊利用職務之便,將其掌握的中聯重科商業秘密竊取給三一重工,並向張俊傳授了秘密拍照等犯罪方法。

 

  新洛普諮詢公司的楊樹岩許諾每月給22000元,利誘中聯重科混凝土機械分公司市場部副部長羅帥。羅帥收受楊樹岩20多萬元的賄賂後,出賣了大量中聯重科的商業秘密。

 

  新洛普諮詢公司鄭雙樂假冒上海某證券公司的李軍,利誘中聯重科工程起重機分公司職員劉少慧。因收受了鄭雙樂29800元的商業賄賂,劉少慧利用職務之便,連續3個月出賣了中聯重科工程起重機公司的核心商業秘密。

 

  2009年8月21日,長沙市公安局以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對國有企業工作人員行賄罪、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等罪名,查封了新洛普諮詢公司,並刑事拘留了文成。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9年7月底被公安機關依法查封止,三一重工以各種非法手段,獲取了同行企業的商業秘密1296份。其中,非法獲取了中聯重科的商業秘密文件558份,國內外其他33家同行企業的商業秘密文件738份。

 

  案例二:三一重工僱傭黑客,從中聯重科OA系統竊取商業秘密。

 

  2011年6月8日至27日,中聯重科辦公自動化(OA)系統頻遭黑客攻擊,大量商業秘密被竊。經清點,黑客至少盜走10889個word與excel文件,其總容量高達965M。

 

  因被洩密的資料中涉及國家秘密,2011年6月28日,中聯重科向湖南省國家安全廳作了匯報,該廳於7月4日追蹤到了黑客最有可能的來源地址,並在經過內查外調後,於8月12日確認:黑客是來自黑客組織 「北洋賤隊」的齊某。

 

  後經長沙市公安局偵查得知:2011年5月,三一重工市場信息科科長楊樹岩,以每月10萬元的價格,僱傭北京某信息公司的情報部經理韓某某,要其用非常規的手段,蒐集中聯重科的商業情報。韓某某便通過業內同行付某某中介,以每月4至10萬元的價格轉雇「北洋賤隊」的苗某某。苗某某便組織下屬黑客齊某實施,並以每月1萬元的佣金酬勞齊某。齊某經多次攻擊,入侵中聯重科OA系統,竊取了大量商業秘密後,逆序呈交給了三一重工楊樹岩。

 

  案例三:三一重工在高校畢業生中發展商業間諜。

 

  三一重工從湖南農業大學等院校的畢業生中物色情報人員,培訓其從事商業間諜活動。

 

  2012年5月9日至10月13日,三一重工員工黃鏡明通過中聯重科員工甘翰宇(兩人系同學關係),採用技術手段獲取中聯重科安裝在湖南漢壽工業園的混凝土機械服務管理系統登錄權限,登錄200多次,查詢中聯重科設備檔案數萬次,並將銷售數據以及客戶信息等發送給三一重工經營計劃總部市場部副部長劉兵;2012年2月至9月,三一重工安林等人多次要求已入職中聯重科的校友王上華等人提供中聯重科商業秘密。

 

  2012年11月6日,三一重工市場部人員黃鏡明因涉嫌「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2012年11月9日,三一重工市場部副部長劉兵因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已相繼被案發地的漢壽公安局刑事拘留。2012年11月5日,同案的甘翰宇被漢壽公安局移交長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監視居住。

 

  針對上述網帖,三一重工品牌宣傳部部長陳志婷對外回應:「公司已經注意到了網上的這個帖子,這是有人在惡意攻擊、抹黑三一,我們也在等待公安機關的調查結果。」直到半個月之後的2012年11月29日,三一重工藉著「遷都」的由頭,通過《三一恨別長沙》一文進行了些許回應。

 

  對於前文「案例一」所描述的狀況,三一方面認為是中聯重科小題大作,將企業間普遍存在的經營信息收集活動上升為間諜活動。三一重工副總裁梁林河說道:「我們中了中聯的圈套,這個故事搞得像無間道一樣。」依據梁林河的描述,是三一重工市場部一位副部長建議他在外部單獨設立信息蒐集公司,以便撇開與公司之間的關係,該下屬還建議購買攝像機等微型監控設備。三一方面質疑道,何以設備購回的第二天警方就展開搜捕查封?

 

  三一方面進一步指稱,公安部門在調查過程中發現該市場部副部長竟擁有中聯重科的集體戶口(言外之意,這位副部長是中聯重科派來的臥底)。「我買東西簽字的手續都在中聯手上。後來我們得知被抓的人事後還去了中聯任職。」梁林河說。

 

  但這位扮演「臥底」角色的副部長姓甚名誰,三一方面並未披露。

 

  此外,《三一恨別長沙》一文中,梁穩根等人還對競爭對手進行了大量或明或暗的指控。

 

  明確指向中聯重科的包括:2011年4月,中聯重科一手炮製三一重工「行賄門」事件,令其H股上市融資計劃告吹;2012年7月,三一一名司機前往機場接待來訪客戶,發現一名中聯重科的員工混跡其中;2012年8月,湖南省統計局某處長莫名要求進駐三一調查公司經營統計數據,並要求三一解釋統計方式,而該處長的子女在中聯重科擔任高管職務。

 

  暗指競爭對手所為的包括:2008年8月,有人密謀在長沙市某郵局一次發出800多封匿名信,向政府、銀行、券商、行業組織、客戶等虛構事件詆毀三一;2012年3月6日,梁在中的助理在國際郵局代梁在中領取郵包時,遭到3名自稱是長沙海關緝私局的工作人員緝拿(誤以為是梁本人),以其涉嫌走私為由將其帶回海關審訊,並安排大量媒體記者全程拍照,目的在於「搞臭」三一;2010年7月2日,梁在中在前往三一寧鄉產業園的路上險遭歹徒綁架,在抓捕過程中主犯又蹊蹺自殺。

 

  相較於中聯重科披露的三一重工系列「間諜案」中的真名實姓以及翔實的細節,三一方面所提及的一系列指控沒有一項點出了相關當事人的真名實姓,其真實度似乎要大打折扣。《新財富》記者向三一重工求證是否有詳細的材料證據,三一重工品牌宣傳部長陳志婷表示,她手上沒有書面材料,都是梁穩根等領導口述給某媒體記者的。

 

  針對提出種種指控的《恨別》一文,2012年11月29日晚22:11,中聯重科在其官方網站發佈了一則簡短的「嚴正聲明」,指「該媒體在沒有進行基本調查的情況下,以專訪三一集團梁穩根、向文波、袁金華、梁林河等高管人員的形式,對中聯重科進行了大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虛假不實的報導」,並表示「保留對上述惡意中傷者法律追訴的權利」。但對報導中涉及的與其有關的細節,中聯重科則未做具體回應與澄清。

 

  在2012年12月17日出版的內刊上,中聯以《告全體員工書》的形式對自己的不回應作出解釋:「近期,有人借『搬遷』惡意中傷中聯重科,以黑白顛倒、無中生有的手段誤導輿論,把公司推向了風口浪尖。公司和全體員工正為此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大家都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對中聯重科的那些駭人聽聞的指責和控訴是否屬實,也都在期待公司的回應。但事發之後,公司只發了一紙聲明。因為我們要顧全大局,保持理性、忍讓、包容,因為我們不希望升級『口水戰』,我們希望通過法律途徑來正本清源。」

 


 貼身肉搏

 

  無論是「行賄門」還是「間諜案」的爆發,讓外界看到的是一對同城冤家無規則、無底線的相互傾軋。檯面上大打口水戰,桌子底下則相互「使陰招」,其背後是兩家行業巨頭白熱化競爭的折射。撥開表象細究財報,三一與中聯在行業整體趨淡背景下的「貼身肉搏」之景像一覽無餘。

 

  行業風雲變幻,力量對比改寫

 

  「潮水退去之後才知誰在裸泳」,這句話用來形容當前的機械行業以及三一、中聯兩家的競爭關係,似乎分外貼切。作為國務院4萬億刺激計劃的重要受益行業之一,工程機械行業在2009-2010年經歷了一輪超常規增長。而在4萬億計劃消退之後,全國GDP增速從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已經連續11個季度下滑,從最高峰超過12%跌落至7.4%,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也逐步降溫。

 

  受宏觀環境影響,國內機械行業收入增速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迅速下降,這無疑影響到三一與中聯這對對手的競爭格局。橫向對比三一重工與中聯重科2011年以來各季度的銷售情況:兩家企業各季度的銷售額增速同比都在持續下跌,但是三一重工增速下滑的幅度明顯大於中聯重科;到2012年第三季度,三一重工的當季銷售額甚至較前一年同期下跌18.29%,而中聯重科卻同比增長10.27%;從絕對數額來看,中聯重科已經連續兩個季度銷售額超越了三一重工,2012年第三季度,中聯重科錄得99.89億元,而三一重工為89.39億元,低於前者10億元(圖3)。

 

 

  此外,對比同佔兩家公司收入半壁江山的業務板塊—混凝土機械的營收,中聯重科2012年上半年為169億元,也是直逼三一重工的171億元,而在2011年,二者的差距還有48億元之巨。按此趨勢,中聯重科2012年全年無論是總營收還是混凝土機械的單項營收,全面超越三一重工應該是大概率事件。三一重工坐了多年的混凝土機械頭把交椅,眼看著就要被中聯重科拉下馬了,梁穩根的焦慮可以想見。

 

  在行業下行趨勢下,中聯重科能夠實現「彎道超車」,與其在行業巔峰期完成融資充實現金儲備是分不開的。中聯重科在2010年通過A股增發以及H股IPO完成180億元融資之後,獲得了強大的現金儲備,而三一重工300億港元H股融資的流產,使得其在面對中聯重科時處於守勢。也正是在2010年,二者各自的資產負債率相互發生逆轉,中聯重科的資產負債率大幅下降,而三一重工的資產負債率不斷攀升(圖4)。顯然,三一重工的資金壓力要強於中聯重科,其只能通過大規模借債來應對。融資未果的影響如此重要,可以想像,三一上下對「行賄門」事件難以釋懷。

 

 

  爭相粉飾報表的玄機

 

  在競爭陷入膠著狀態之時,雙方的行動也呈現出亦步亦趨的特徵。這其中,雙方先後變更會計政策的行為就顯得相當微妙。

 

  就銷售模式而言,機械行業類似於房地產行業,工程機械產品因為單價較高、使用時間較長,生產企業都會提供分期付款、按揭貸款、融資租賃三種信用銷售形式供客戶選擇。但與房地產銷售的區別之處在於,機械行業的按揭時間基本不超過4年,而且由於機械產品是貶值產品且不便於快速變現,因而銀行等金融機構通常會要求銷售企業對買家的按揭進行「 兜底」—如果買家無法按期償還貸款的話,企業必須替其償還貸款,再由企業自行去向客戶追討債務。

 

  在市場向好時期,信用銷售不僅能擴大營收,生產企業及其關聯方還能獲得額外的利息收入,但同時也需承擔下遊客戶違約的風險。近年,面對市場萎縮的需求和激烈的競爭,不少企業都競相降低信用銷售門檻,由此造成大量應收賬款在賬上堆積。2012年前三季度,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的應收賬款分別比年初增加了83%和69%,佔營收的比重達到50.8%和50.3%。

 

  在對應收賬款的處理上,兩家企業不約而同地選擇以改變壞賬計提策略的方式減少對財務報表的影響。

 

  2012年3月26日,中聯重科發佈公告,宣佈調整其應收款項的壞賬準備計提比例,新比例從2011年10月開始執行。隨後的2012年10月20日,三一重工也公告調整其應收款項的壞賬準備計提比例,並且從2012年7月開始正式實施。

 

  比較兩家企業調整前後的壞賬計提比例,有一個共同特點,都將兩年以下的應收款項計提比例降低了,而將4年以上的應收款計提比例提高了(表1)。表面看,有增有減整體合理,但實際上,企業的應收款絕大部分都是賬齡兩年以下的,將該部分的計提比例降低實際上會整體降低壞賬計提數額,這就變相地增加了企業淨利潤,達到粉飾報表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兩家企業調整之後的壞賬準備計提比例變得一模一樣。三一重工直陳其調整的理由之一是「便於投資者進行價值評估與比較分析」,言外之意是,你中聯重科通過調整會計政策來粉飾報表,我也不甘落後,口徑一樣、粉飾程度一樣,便於大家對比。一對冤家在這種細節上都不忘相互較勁,雙方「貼身肉搏」可見一斑。

 

  由於中聯重科的壞賬計提新政策在2012年上半年就已經先行實施,而三一重工要到下半年才開始正式實施,中聯重科在上半年的淨利潤計算上相較於三一重工就「佔了一點便宜」。據測算,中聯重科2012年上半年的應收款賬面餘額合計為338.43億元,根據舊的計提政策應該計提壞賬11.82億元,而根據新的計提政策僅須計提5.43億元,少計提了6.39億元(表2)。這6.39億元便進入了中聯重科的利潤表,增厚了其淨利潤。根據雙方報表,中聯重科上半年的淨利潤為57.49億元,三一重工的淨利潤為54.33億元,如果中聯重科刨除「粉飾報表」所增加的6.39億元,其淨利潤則低於三一重工。

 

  由此可見,細微的差異之間,皆體現出雙方的較勁。

 

  激進銷售之下,誰在裸泳?

 

  2012年以來,三一重工一直在公開層面抨擊中聯重科,稱其挾著獲得巨額融資之後的現金儲備優勢,採取「零首付」的激進銷售政策,搶佔客戶蠶食市場份額,這種行為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

 

  但相關分析數據顯示,反而是三一重工的銷售政策更加激進一些。

 

  要考察機械企業的銷售政策是否激進,須從兩個方面去考量:企業本身的「應收賬款」數額(代表客戶直接欠企業的錢)以及「客戶按揭貸款」數額(代表客戶所欠銀行的錢,同時也是間接的、潛在的欠企業的錢)。就整體而言,如果這兩個數額越高,意味著客戶購買產品時當即需要支付的現金越低(餘款要麼欠企業的,要麼欠銀行的),進而意味著企業採取信用銷售的比例越高、銷售政策越激進。

 

  橫向對比近5年來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信用銷售餘款(應收賬款+客戶按揭貸款)的情況,後者的數額大大高於前者(圖5)。就應收賬款而言,三一重工歷年皆低於中聯重科,恰恰在2012年上半年,三一重工的應收賬款餘額(229億元)超越了中聯重科(192億元)。就客戶按揭貸款而言,三一重工更是大幅度高於中聯重科,2011年之後甚至有加劇的趨勢。

 

 

  目前,三一重工與中聯重科的信用銷售餘額分別為591億元、336億元(前者大大高於後者),該等數額可視作其各自因過去4年的產品銷售而產生,兩家企業近3年半的累計銷售額分別為1330億元、1284億元(基本接近)。據此計算,三一重工與中聯重科近3年半的信用銷售比例分別為44.47%及26.14%,顯然三一重工的銷售更加激進。

 

  從銷售回款情況來看,近兩年三一重工各季度的銷售回款力度要強於中聯重科(圖6)。2011年,三一重工現金回款佔銷售收入比為103.53%(包含對往年應收賬款的催收),中聯重科銷售回款比例為97.59%;2012年前三季度,三一重工的銷售回款比例為97.13%,而中聯重科為91.13%。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第三季度,三一重工的現金回款額為其同期銷售額的161%,大大高於中聯重科的115%,這說明三一重工在資金壓力下,加大了對應收賬款的催收力度。

 

 

  綜合而言,三一重工2012年以來的經營狀況要弱於中聯重科,並且下半年之後被中聯重科趕超的趨勢明顯。在三一重工採取激進銷售政策的情況下,其營收尚只能略微高於中聯重科,如果中聯重科採取同等激進的手法,或許要更多蠶食三一重工的市場份額。二者強弱在股價上也有體現,中聯重科整體走勢強於大盤,而三一重工整體走勢弱於大盤(圖7)。

 

 

  潮水退去之後,究竟誰在裸泳呢?


政商糾葛

 

  三一、中聯這兩家同城對手的「貼身肉搏」式競爭中,還夾雜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政商因素,特別是兩家企業一家是民營企業,一家是國有控股企業。

 

  2012年2月29日,梁穩根在三一集團經營報告會上感嘆道:「中國企業家要成就一個世界級企業要比美國、歐洲難得多。首先,我們要花更多時間去處理人際關係;其次,要面臨很不規範的惡性競爭,這跟我們市場經濟體制以及法制還不健全有關係。」

 

  梁穩根所說的人際關係,相信也包括與政府官員的關係。由於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的支配性地位,中國經濟一直有一個重要的特點,處理與政府(官員)的關係,向來被認為是企業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中國當前商業環境下,政商關係也常常是決定一家企業在資源分配中話語權的大小乃至其能否做大、持久的關鍵因素。這當中的尺寸拿捏,絕對考驗著每一位企業家的政治智慧。而黨代表、全國人大代表等政治榮譽,也為眾多企業家所看重。作為湖南乃至全國首富的梁穩根也不例外。梁穩根是十七、十八大黨代表,向文波則是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這種「雙料代表」在全國民營企業中相當罕見。

 

  與此同時,梁穩根也相當注重黨建工作。目前,整個三一集團黨員人數為5400餘人,按梁穩根的說法,「黨員佔到三一集團員工總數的1/8」,可以說,三一是全國黨員比例最高的民營企業。

 

  梁穩根的表現,顯然引起了官方的關注。2011年9月22日,各大新聞網站都出現一則頗具衝擊力的新聞:梁穩根可能在十八大上入選中央候補委員甚至中央委員,如果當選,將成為中央委員會首個民營企業家委員。據透露,該消息的來源正是三一,其背景是梁穩根被全國工商聯提名為中央候補委員的候選人,並接受了中組部的考察。

 

  事實上,在中共十七大上,紅豆集團的周海江也曾被提名為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但是,梁以首富出仕的象徵意味,令此事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並被外界解讀為民營企業家靠近權力中心,政治地位得到提升。與此同時,中國會否打開政商旋轉門,也備受爭議。

 

  耐人尋味的是,當此之際,人民網財經頻道於2011年9月23日至10月18日罕見地連發6篇質疑三一重工的報導,包括其財富得來不義、財務涉嫌造假、涉嫌海外避稅、產品故障不斷等等。而一年以後,於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梁穩根並未入選中央委員會。

 

  儘管梁穩根在政治上未能更進一步,但在中國當今以GDP考核地方政府的體制下,三一重工作為本地利稅大戶,在建立工業園、獲取銀行貸款、稅收優惠等方面亦獲得了政府的不少支持。只不過相比之下,中聯重科先天擁有更多的政府資源,畢竟其從設立之日起就是「根正苗紅」的國有企業。作為湖南省國資委的「親兒子」,能得到某些政策傾斜也不令人意外。

 

  與此同時,也有媒體指稱,詹純新的父親是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原院長詹順初,岳父則為湖南省原省委副書記萬達。之後,中聯重科原董秘李建達對外確認了這個事實:「這兩個情況確實屬實,先天條件固然重要,但後天的努力也是不可或缺。」

 

  中聯重科在政府資源優勢上最典型的一個事例便是,作為國內重要的汽車起重機生產商的湖南省級國有企業—浦沅集團,被整體劃撥給中聯重科的大股東長沙建機院。之後浦沅集團的核心資產陸續注入到中聯重科體內,起重機產品因此而成為了中聯重科的第二大業務板塊,年銷售額超百億。

 

  此外,中聯重科的做大,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系列收購行為,而其在收購國內特別是省內其他一些國有機械企業的過程中,也獲得政府的「特殊照顧」,而三一重工在國內對同行的併購中則鮮有成功案例。

 

  不過,隨著中聯重科改制的不斷深入,其政商關係也日趨複雜而微妙。中聯重科的改制初步成功,使得其當家人詹純新為代表的管理層與其引進的財務投資人弘毅投資,合計的持股量超越第一大股東湖南省國資委,中聯重科的國有色彩逐步淡化。梁穩根等三一高層認為,正是中聯重科改制之後,管理層實現了對公司的MBO,激發了管理層的幹勁,但同時也激化了雙方之間的非理性競爭。

 

  其實,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對於湖南省這兩家最大的工程機械企業,省政府一直在試圖做到「一碗水端平」。2011年8月30日,湖南省政府召開機械行業座談會,湖南省省長徐守盛親自出席會議並講話,在該座談會上,中聯重科、三一重工等31家企業共同簽署了帶有自律性質的《湖南省工程機械行業公約》。可是,僅僅過去一年,兩大巨頭就將該公約撕毀了。

商鬥 還原 三一 一、 中聯 無道 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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