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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業“零收費”潮湧：廣東湖北弄潮，地方競相推廣

實現全省行政事業性收費為零，這一次湖北、廣東走在了全國前列，成為這一波政府為企業減稅降費大潮中的弄潮兒。具體而言，廣東、湖北兩省先後實現了省定行政事業“零收費”，即免征省級立項的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中的省級收入，廣東甚至免征了這些收費中的市縣級收入。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行政事業“零收費”的做法將減輕企業負擔，也為地方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廣東、湖北的做法將給其他地方招商引資帶來壓力，未來更多的地方會效仿這一做法，“零收費”很可能擴散到全國其他有條件的地方。

要實現行政事業“零收費”，最大的難點在於如何彌補這部分減收的財力、保證行政事業機關的正常運轉。廣東解決這一問題主要通過壓減機構編制、降低行政成本以及同級財政安排支出保障。

馮俏彬認為，未來條件成熟時，可以取消政府部門提供普遍服務的行政性收費，因為普遍性服務已經由政府收稅來承擔，稅外再收費已屬於重複征收。

“零收費”擴圍企業獲利大

為減輕企業負擔，本屆政府成立以來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的措施，今年中央層面更是推出2000億元龐大降費舉措，其中包括4月1日起就開始實施的取消或停征41項中央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這也讓不少地方醞釀行政事業零收費，以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今年5月1日起，湖北省停止征收綠化補償費、聯網維管費、河道砂石資源費。

湖北省物價局稱，至此，2015年初10余項省級立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全部取消或停止征收，實現湖北省省定涉企行政事業性“零收費”，年減企業負擔共近20億元。

而廣東省實行行政事業“零收費”的時間更早、力度更大。

早在2014年5月1日，廣東省對全省範圍內的所有企業免征32項中央設立、7項省設立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的省級收入，並鼓勵下屬市縣免征本級收入。2016年10月，廣東省要求對23項國家規定和11項省定的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省級收入基礎上，包括佛山、東莞等所有市免征市縣級收入，從而全面實現省定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零收費”。

“去年文件公布的減免事項很多，對我們公司來說涉及到的項目有三四項，總共減免了幾十萬元，這對企業來說是實實在在的減負。”東莞市中圖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康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佛山市發展改革局相關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企業對“零收費”政策反響良好，認為這一政策的減負力度較大，企業可以將減負的資金用於技術創新等方面，有利於促進企業轉型升級。有的企業單堤圍防護費這一項，就可以減負1000萬元以上，比如佛山維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創美藥業有限公司等。

堤圍防護費，是為了加強河道堤防整治維護工作，提高城市防洪(潮)能力，改善水生態環境質量，由地方政府依法向社會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一般按繳費人申報流轉稅時的銷售額或營業額計算。

長期關註行政事業零收費進展的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廣東省是行政事業“零收費”的起源地，這與當地外商多，當地政府希望簡政放權、優化營商環境有關。

盡管廣東財政收入總量已經連續25年居全國第一，但其內部發展極度不平衡，粵東西北欠發達地區一直有賴於省級政府的統籌協調，即便同處於第一梯隊的珠三角9市，內部也存在著貧富差距。廣東免征省定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最初是從相對富裕的廣州等6個珠三角地市開始。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在2014年率先探索行政服務零收費，效果不錯。2016年4月，廣東省發改委和財政廳共同發布了《關於免征部分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的通知》(下稱《通知》)，將行政事業“零收費”擴展到廣州、深圳、佛山、東莞、佛山、中山等六市，同年10月拓展到其他城市。今年湖北跟進實現了省定行政事業零收費。另外工商系統、質監系統也在推行零收費。

圖片來源：人民網

此外，浙江省質監局決定從今年4月1日起，全省質監部門實現行政事業零收費，每年可為企業直接減負3億元。貴州省質監局近日稱實現了行政審批零收費。

馮俏彬總結，這次“零收費”有三個特點，首先主要針對企業，由於經濟增速放緩之下企業負擔重，現階段免征行政事業性收費主要為企業減負。其次“零收費”範圍主要是省一級收入，一個收費項目可能涉及中央、省級和市縣，省級政府取消本級收入的阻力最小。最後，地方實現“零收費”是一個漸進過程，如廣東和湖北都用兩三年時間才逐步實現。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稅系主任林江告訴第一財經，近年來廣東省地市的財政收入增長放緩，而行政事業性收費原本可以補償非稅收入，地方政府本身是不願減免的，不過這次由省里出臺文件，地市必須執行。此外，免征的項目中包含了堤圍防護費等國家規定項目，若廣東沒有跟中央溝通好是做不來的，因而此舉釋放出來的信號很明顯，那就是中央和省里要給企業減負的決心。

“地方實行行政事業‘零收費’符合簡政放權、減稅降費大方向，未來將在財力允許的地方進一步推開。為了招商引資，各地都在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廣東、湖北率先實現行政事業零收費產生了良好效果，這將鼓勵其他地方跟進，未來更多有條件的地方會推行這一零收費。”馮俏彬稱。

多招解決財政減收難題

推行行政事業“零收費”，除了地方要有強烈的意願，更重要的是解決零收費帶來的財政收入減收這一難題。

廣東省東莞市和佛山市在去年4月執行上述《通知》免征市縣收入後，東莞市財政局數據顯示，東莞去年全年行政事業性收費共減免金額19.79億元，占該市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63%，影響收入增幅3.93個百分點。其中，僅堤圍防護費和村鎮基礎設施配套費這兩項就為企業分別減負約9.5億和10億元。

佛山市財政局數據則顯示，2016年34項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免23.81億元，減免額占該市2015年行政事業性收費收入的53.52%，占非稅收入的15%，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4.3%。

對此，林江認為，對於經濟水平排在廣東前幾位的地市來說，免征帶來的影響並不大，對於粵東西北欠發達地區的影響也不會太大，反而是處於中間水平的地市要想想辦法。“因為欠發達地區要通過招商引資來發展經濟，收費重的話企業就不想去了，而且這些地區可以拿轉移支付，不一定要在收費上做文章。”

馮俏彬則認為，實現行政事業性“零收費”對地方財力有一定影響，這也是這項改革並未從中央層面統一推動的原因，因為地方財力差異大，需要根據自身情況來逐步推動。

林江稱，行政事業性“零收費”帶來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會倒逼政府改革財政體制，收入減少了政府就必須進一步削減開支，提升行政效率。

為了減輕這一“零收費”帶來的財政減收影響，廣東給出了解決方案。

上述《通知》要求，有關部門和單位應通過轉變政府職能、壓減機構編制、降低行政成本，按照厲行節約原則安排工作經費，切實減輕省級財政負擔。其中按實事求是原則確需省財政安排支出保障的，行政機關和財政補助事業單位的經費支出，通過部門預算予以安排;自收自支事業單位的經費支出，通過安排其上級主管部門項目支出予以解決。各執收單位不得因免征收費而影響正常履行職責和正常工作。

東莞市財政局的相關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減免行政事業性收費雖然一定程度上影響財力，但並不會影響到行政部門的日常運轉，“經濟決定稅收，宏觀經濟的良好發展能夠帶來更多的財稅收入，彌補政策性減收因素帶來的財力損失。”

另一方面，東莞市行政事業性收費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即行政事業性收費全額上繳國庫，單位需要使用資金時，根據社會發展水平需要和績效情況編制年度預算，報市人大批準後，由國庫一般公共預算資金中統籌安排。

“部門預算收支脫鉤，部門經費不受收入變動的影響，部門預算資金安排較為充足，能夠保障其正常運轉。對於部門新增經費，可以通過經費調劑、調入預算穩定資金等方式來解決。”該負責人說。

佛山市發展改革局相關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行政事業“零收費”政策實行，也促使政府管理方式發生相應變化。

“比如我們建立了優惠政策登記備案制度，符合條件的企業就能享受政策優惠。因為免征後，企業的一些檢驗檢測項目不再收費，促使企業主動送檢，致使業務量大幅增加，我們需要增派人手來應對這一情況。另外我們還編制了《國家和省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佛山市目錄清單》等系列清單，方便民眾查詢監督。”該負責人稱。

不過外界也有擔心，即此次廣東等地實現行政事業零收費采用的是“免征”相關收費項目，而非“取消”，未來這些收費項目是否會恢複?

東莞市發改委的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按照之前的經驗，納入免征的項目，恢複征收的可能性較小。

馮俏彬認為，免征意味著政府對這些收費還保留著調整權力，屬於一個折中策略，但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不過如果從減輕企業負擔，優化營商環境考慮，可以取消這些收費項目。

新三板摘牌潮湧 年內已有102家公司離場

每經記者 張 祎 每經編輯 賈運可

雖然按照股轉系統規定，新三板年報披露時間已經截止，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截至5月8日，仍有533家新三板掛牌企業未披露2016年年報。按照規定，如果在6月30日前，這些公司仍未披露2016年年報，則將被股轉系統強制摘牌。

值得一提的是，記者註意到，上周新三板摘牌公司達到23家，創下單周摘牌數量之最。截至5月5日（下同），據可查詢到的數據，新三板成立以來共有193家掛牌企業摘牌，其中有102家是在今年“離場”的。此外，還有一大批公司正在“趕往”摘牌的路上，據不完全統計，4月下旬至今，約有33家公司發布了擬摘牌公告。

對此，有分析指出，越來越多的新三板企業奔赴A股IPO是新三板摘牌公司數量不斷增多的一個重要原因。隨著新三板體量的不斷壯大，企業摘牌的原因已經開始趨於多樣化，有些可能是因為承受不了維持掛牌的各項費用，有些可能是受到監管政策方面的限制，也有些公司可能是出於公司自身發展戰略的需要。

平均“板齡”不足1.4年

就在2016年，新三板市場還是一副完全不同的景象。

記者註意到，2016年上半年，幾乎每天都有大量公司掛牌新三板，而摘牌公司則屈指可數，半年內只有9家。到了下半年，新三板繼續擴容，但摘牌公司也驟然增多，達到了47家，2016年全年共計有56家掛牌企業離開了新三板。

進入2017年，摘牌公司數量更是與日俱增。尤其是進入3月份以後，每月摘牌的公司數量都多達二三十家。僅3月21日這天，就有10家公司同時離開新三板。而在上周的四個交易日里，又有23家公司摘牌，創下單月摘牌量新高。

總的來看，截5月5日，新三板年內共有81個交易日，在其中35個交易日里，股轉系統共發布了102家公司終止掛牌的通告，含11家創新層企業。也就是說，今年離開新三板的公司數量已是去年的近兩倍！

其中，部分公司是為了備戰A股IPO。比如，傑普特（870105.OC）於2016年12月23日掛牌新三板，但僅僅兩周之後，該公司就向深圳證監局提交了上市輔導備案材料。最終於2017年3月21日正式終止掛牌，掛牌時間只有88天。有意思的是，從申請掛牌到最後離場，傑普特在股轉系統披露的公告，不是與掛牌有關，就是與摘牌有關。

而早在2008年10月就掛牌代辦股份轉讓系統，同時也是新三板“元老級”公司的中興通融（430035.OC），在沈寂多時後，也因“配合公司業務發展及長期戰略發展規劃需要”，在今年5月4日卸下了新三板掛牌公司的標簽。這家公司在掛牌近9年的時間里，既沒有交易，也沒有融資，就連股東數量和股權比例亦無太大變化。

當然，類似於傑普特和中興通融這種掛牌時間極短或者極長的摘牌公司畢竟是少數。記者統計發現，今年摘牌的102家掛牌公司中，在2016年和2015年掛牌的企業占到了九成以上，其中有31家公司掛牌時間不到一年，大多數公司的掛牌時間在1~2年，總體平均掛牌492天，不足1.4年。

摘牌原因趨向多樣化

除了已經摘牌的102家公司外，記者註意到，還有一大批公司正在前往摘牌的路上。據不完全統計，4月下旬至今，起碼有33家公司發布了擬摘牌公告。而轉板上市無疑是市場傳統認識里，這些公司離開新三板的最大誘因之一。

“新三板現階段流動性不足，活躍程度相對較低，對企業的困擾是多方面的。”一家西部地區的摘牌公司董秘告訴記者，在現有的市場環境下，新三板企業股票定價不充分不合理，不但會影響到企業的品牌效應，更重要的是會影響到企業融資。比如在找銀行貸款，或者做股權質押時，新三板公司與上市公司的待遇完全不一樣。

這名董秘還稱，新三板融資多是以定增方式實現的，有時難免遇到比較強勢和苛刻的投資機構，而上市公司不但貸款更容易，還可以直接在二級市場融資。如果條件允許的話，企業都會優先選擇上市。

不過，《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起碼從今年的數據來看，有IPO計劃或者被並購的摘牌企業比重明顯偏低。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在今年的102家摘牌公司中，因被並購導致摘牌的僅有11例，占比10.78%；明確在公告中表示出有IPO計劃的企業有19家；另外還有3家企業已成功登陸A股。也就是說，直接、間接或有意去A股的僅有33家企業，占比32.3%。

回顧2014年，16家摘牌企業中，有12家是被並購的，1家是轉板，直接或者間接去A股的比例達到了81.25%。2015年，這一比例也有66.67%。而在2016年，這一比例下滑到了32.14%。就今年而言，目前32.3%的“轉板”摘牌比例顯然是比較低的。這或許從另一方面說明，位於分母端中的摘牌企業，其摘牌原因已經開始趨向多樣化。

“從財務數據可以看出，摘牌企業中有些並不具備IPO條件。”某投行人士告訴記者，此外，一些擬IPO的企業選擇主動摘牌，可以避開年報披露，減少與IPO申報材料的信息沖突，這也是為什麽一些優秀企業會集中在上半年選擇摘牌的原因之一。

“有進有出是一個好現象”

除了轉戰IPO、被上市公司收購外，公司發展戰略調整、掛牌成本與收益不匹配、政策受限等因素，也成為企業選擇摘牌的原因。比如，對於已掛牌的類金融公司來說，由於遭遇“最嚴融資新規”。為了融資，日前已有融興擔保（835023.OC）、億盛擔保（832413.OC）、山東再擔等類金融企業選擇摘牌。

此外，《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在今年摘牌的企業中，有七成表示是為了“配合公司戰略調整和發展需求”。廣州某基礎層摘牌公司董秘在電話中對記者表示，公司摘牌後將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而另一家位於上海的摘牌公司董事長則告訴記者，公司接下來有其他發展計劃，但是暫時還不方便透露。

不過，有業內人士指出，一些公司表面上是因為公司戰略調整摘牌，但真正的原因可能在於維持掛牌的各項成本壓力較大。

據北京中會仁會計師事務所主任丁會仁介紹，除掛牌前的一次性費用外，新三板掛牌企業在掛牌後還會按年度向主辦券商、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股轉系統、中國結算等機構支付相應的服務費用，企業規模大小不同，費用也不等，平均在三五十萬左右。“另外，還有一些不可預見的成本，包括社保、財務合規等，增加了一些隱性成本。在監管趨嚴的背景下，如果違規，付出的成本更大。”丁會仁表示。

丁會仁坦言，他曾在北京調研過數家新三板公司，有的企業在掛牌後凈利潤反而減少了，主要原因就在於運營成本、管理成本、合規成本加大了；而且還得不到融資，杠桿放大的可能性也沒有，目前也打算選擇摘牌。

“新三板有進有出是一個好現象，好企業做大做強，劣質企業被淘汰。”丁會仁進一步指出，部分企業在掛牌時有包裝過的痕跡，現在為了規避風險，也有可能尋求主動退出，這種魚龍混雜的現象應該引起監管層和投資者的警惕。

“無論是走還是留，只要還有優質的公司在，這個市場始終會有價值。”在中陸金粟（珠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余銳看來，去IPO的新三板公司一般來說固然優質，但並不意味著留下的公司就沒有投資價值，一些項目往往在初期是看不懂的，但是發展空間很大。“比如京東，以現在的財報來看，在A股上市幾乎沒有可能，但你能說京東沒有價值嗎？新三板里面有沒有像京東這樣的公司呢？肯定有。”

余銳認為，新三板有著自己的定位和特點，在這個市場中，有很多好的項目和好的商業模式。

債務違約潮湧至上市公司，破剛兌需防範疊加效應

年初至今，已有4家A股上市公司涉及債務違約。先是凱迪生態為代表的多家上市公司爆發信用違約，又是以東方園林為代表的發債爆冷。在過去四年當中，直接涉及債務違約的上市公司每年僅有一到兩家，甚至沒有。違約事件的擴散以及企業融資趨難，都令投資者開始擔憂，風險是否最終會爆發在更多企業的基本面。

在業內人士看來，違約事件的暴露還會繼續，但是整體風險仍將處於可控範圍。“風險會繼續暴露，預計還會出現涉及違約的上市公司。雖然大概率不會出現系統性風險，但也要防著不要出現連帶效應。”一家券商首席宏觀分析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劣質公司恐怕將越來越被公開融資所拋棄，投資者需要小心規避具有三類特征的企業——過度資本運作、期限錯配、杠桿率太高。

華寶基金副總經理李慧勇也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在經濟向好、打破剛兌、有序去杠桿的背景之下，不會出現系統性風險。隨著貨幣收緊、強監管推進，過去的隱性風險會逐步顯性化，但越早打破剛性兌付，越可以避免風險的堆積。

新“災區”

民營上市公司占比增多是本輪信用違約的一個顯著特征。從神霧環保、富貴鳥、凱迪生態、中安消，到億陽集團、上海華信，今年爆出信用違約的公司接連不斷。其中，前四家都是上市公司。

據中金公司統計，年初至今共有16 只債券首次出現實質性違約，涉及債券面額144 億元。雖然目前債務違約的數量和金額不及2016 年4 月的“違約潮”，但較去年同期明顯加快。

這些新特征，意味著本輪債市違約潮與2011年的城投危機和2016年的債市危機有根本不同。“2011年城投危機的背景，是發行快速井噴之後部分平臺資產負債率超出合理範圍，在銀行系統流動性緊張、信貸投放遭遇強緊縮政策壓制，以及地方土地轉讓收入受到抑制的背景下，出現了滇公路、上海申虹、雲投等部分信用事件，”海通證券荀玉根團隊分析稱，當時的城投債紛紛遭遇投資者“用腳投票”，城投信仰被動搖。

2015年四季度至2016年上半年的信用違約集中爆發，則是在經濟下行、部分企業盈利惡化背景下，最終出現了超日債等違約事件。

而本輪信用違約的背景，其實是經濟增速平穩中，由去杠桿導致外部融資整體收緊，公司融資渠道收緊形成的流動性危機。荀玉根稱，債市融資收緊背景下，低資質民企信用風險暴露，避險情緒使得再融資壓力進一步加大，進而推升信用風險。

民營企業債務風險上升的原因，則已經埋在了“兩極化”明顯的盈利數據中。過去兩年的供給側改革使得國企占比較高的上遊周期性行業市場出清，盈利改善，而中下遊的民營企業則因原材料成本上升利潤受到擠壓。

據荀玉根團隊統計，全部A股中國企、民企累計凈利潤同比增速16年/17年/18Q1，分別為0.6%/26.4%/17.0%、33.6%/13.4%/23.9%，ROE（TTM）分別為1.85%/2.22%/2.26%、2.07%/1.96%/1.99%。可以看到，國企凈利潤增速提升，而民企下降；國企投資回報率上升，而民企下降。

小心“防雷”

東方園林雖然沒有違約，但發債爆冷還是引發了投資者對公司基本面的擔憂。5月21日，“PPP明星股”東方園林公告了發債結果，公司計劃發行10億元公司債，最終卻只募集到0.5億。隨後公司股價一路暴跌，從19.02元/股迅速跌至15.03元/股，目前已停牌。

自2016年中經濟複蘇以來，大部分企業的盈利、現金水平、債務償還能力等均有明顯提升，機構方面多認為，當前信用違約對於股市實質影響有限，影響主要在情緒層面。但是，發債爆冷傳遞出的悲觀情緒已經波及股市，更不用說直接出現債務違約的上市公司。

本輪債市違約潮，對股市影響到底有多大？荀玉根認為，信用違約事件影響股市情緒，周期類公司受影響更大。信用違約對股市的沖擊可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對市場情緒的壓制，第二層面是信用違約推升無風險利率，由此造成股市風險溢價上升。

前述首席宏觀分析師對記者表示，打破剛兌是趨勢，違約風險會繼續擴大，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上市公司，可能會繼續暴露風險。

在他看來，金融監管從嚴，不只是針對債市，而是解決整體金融風險的措施，同樣，違約風險的影響也不會局限在債市。預計監管層還會堅持推動強監管，未來劣質公司可能會越來越被公開融資所拋棄，投資者需要對過度資本運作，期限錯配和杠桿率太高的企業，小心規避。

李慧勇則認為，本輪違約潮要從兩個維度來看，一方面，預計不會出現系統性風險，但另一方面，違約風險會繼續暴露。

“在經濟向好、打破剛兌、有序去杠桿的背景之下，整體風險可控，”他認為這主要是基於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供給側改革、企業去杠桿之下，企業基本面向好；二是這一次與此前金融危機等事件爆發帶來的風險不同，是主動、有序推進的去杠桿，而不是毫無準備、被動采取的措施；三是強監管堅持“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思維，在這一基礎上，整體風險可控。

他補充稱，打破剛性兌付已經成為行業共識，越早打破，越可以避免風險堆積。但是，這也會使得違約的隱性風險顯性化。“這並不是說當前的違約風險比以前更多，而是之前存在隱性剛兌。現在推動主動減壓，違約事件的暴露還會更多，暴露的時期也會更長。”他說。

據中金公司統計，有信用違約風險的企業，一般具備五大特點。一是投資、業務擴張較為激進，短期市場發生變化時抗風險能力弱；二是財務杠桿較高，債務結構差，短期償債壓力較重；三是自身盈利能力不佳，經營不善；四是現金流匱乏，在手現金有限；五是公司治理能力較差，存在較多關聯交易隱患。

“雖然根據以往經驗，單從已知的財務條件的角度，較難篩選出未來違約風險較高的企業。”中金公司預計，在信用風險上升的背景下，投資者短期可能會階段性回避受財政和金融監管影響較大、杠桿率較高或償債壓力較大領域，相應增加對資金相對充裕、杠桿率較低、償付能力較強的行業配置。

防範疊加效應

打破剛兌是當前比較確定的監管趨勢。這不僅有利於市場出清，促進市場定價功能的發揮，也是債市甚至整個資管行業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但緊貨幣、緊財政，疊加強監管，不能排除會出現流動性過快過急收緊，而產生負反饋效應。

自去年底融資環境收緊以來，特別是資管新規出臺後，銀行非標資產快速回表，地方政府與民企的資金鏈壓力增加。中金公司建議，要遏制風險蔓延，短期內需要提供必要的流動性支持及較穩定的政策預期，中長期需要完善金融去杠桿相關的各項財稅、市場及制度的建設。

具體建議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建議保持社會融資在合理水平增長，中金認為可以考慮將調整後的社融環比的折年增速，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可以對企業現金流形成必要的支撐；二是建議盡快頒布資管新規的執行細則及過渡期的安排，促進“非標”資產有序退出，降低“踩踏”風險；三是建議將金融機構及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央行可以考慮通過降準來維持市場流動性大體平穩、並為金融機構減負；四是，建議“去杠桿”與財稅體制改革，以及低質量信用資產平穩退出“機制”等方面的配合。

“債務違約風險要具體分析，企業要分兩類來看。”李慧勇認為，市場當中有兩類企業，他們的基本面不同，成長及擴張方式不同，帶來的影響也不同，在去杠桿、打破剛兌的過程中，最好可以進行一定的區分。

一類是長期經營穩健的企業，在貨幣收緊、監管趨嚴的政策之下，短期出現了不能償債的風險，資金鏈出現危機。對於這類企業，他建議應該采取措施進行救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而不是任期惡化。

另一類則是不專註經營，利用高杠桿、高套利擴張起來的企業，隨著嚴監管、打破剛兌的推進，這類企業也會出現風險，但此時“輸血”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以“快刀斬亂麻”的態度迅速推進市場出清，可能才是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