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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沐:不要錯誤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設想

李克強總理今年在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引發了廣泛的關註。“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媒體中,但這是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到“粵港澳大灣區”。

廣東的很多學者、官員討論了多年,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思路是粵港澳合作的深化,但是我們是否關註到,李克強總理在闡述這個思路時強調的是什麽?近段時間媒體和地方官員都在討論粵港澳大灣區,這非常好,但是如果大家的關註點都放在怎樣利用這個機會給自己增加投資、提高GDP增長速度,我感到這是錯誤地理解了中央的戰略思想。

不能錯誤理解中央的戰略思想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前面講的是要繼續全面正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後面講的是要“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還講了四個重點:第一是推動內地與港澳的深化合作,第二是嚴格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規劃,第三是強調要發揮港澳的優勢,第四是要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提升這個地區、這個戰略和思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這份政府工作報告所展示的邏輯,與我們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2016年向中央呈送的一份政策建議《建議創設環珠江口灣區,用經濟社會方式解決香港問題》是一致的。中央的戰略大思路首先是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和香港的前途聯系在一起,進而解決中國的整體發展戰略問題。這就意味著要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一定要跟這個思路相符。

我有三點思考:第一,如何看待香港、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作用、地位?如果我們把過去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分成1977~1997年、1997~2017年、2017~2037年三個時期。那麽在第一個20年,即1977~1997年,香港是處於中國改革開放中引領的地位的。當時香港的經濟、技術向內地輸送,在這個輸送過程中,香港的地位急劇提高,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

第二個20年,即1997~2017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這個時候中國沿海跟世界的對接越來越容易,中國的上海等一批城市迅速發展,香港的窗口作用在減退。廣東的一些地方,像深圳、廣州等地區的生活水平也越來越高。香港老百姓則普遍面臨一種失落感,他們感到自身的生活水平在下降,香港的地位在下降,這跟目前香港的狀況是有一定關系的。

第三個20年,2017~2037年,是未來20年。今年3月,香港選舉產生了以林鄭月娥為特首的新一屆特區政府,換屆正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新開端。在這個時期中央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思路,希望香港、澳門能夠看到它們未來20年融入粵港澳灣區、融入內地的大經濟體對它們的巨大作用。在這個融入過程中,香港和澳門可以借勢進一步提高其生活水平、社會地位。

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設計,首先要設計好怎麽能幫助香港、澳門加快融入灣區。有了這個方向,我們接下來要按照習近平主席的治國理政的新思路來設計具體方案。這個方案不應該是過去那種單純強調GDP的發展模式。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都在講現在中國正處於L型曲線的底部,以後還要回升。但要看到,2020年後L曲線繼續下滑是有可能的,我們要有所準備。不過這種增長速度的下滑不會影響中國經濟地位的提高,不會影響中國的競爭力的提高,不會影響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灣區如何發揮港澳特殊作用

在這個大趨勢中,中國不應該糾結於GDP的增長速度,不應該糾纏於繼續發展傳統的制造業;我們要發展的是高端制造業、先進制造業——這個思路是要非常明確的。而最重要的方向,是要提升整個社會的治理水平,使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而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澳門在很多方面有著比珠三角更優越的地方。發揮港澳的優勢,這是李克強總理給我們指明的方向,我們要思考如何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發揮它們的特別優勢。在這個規劃里面,港澳在灣區的發展中將繼續起著一個重要的作用。

譬如說住房問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不是會伴隨著一個新的房地產高潮的出現?是不是房價又會高漲,類似於雄安新區的房價?廣州的房價本來是在四個一線城市里最低的,將來會不會因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契機就超過其他城市?如果出現了這種情況,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澳門的吸引力會大大減弱。

我們應該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拿出一個思路,使這里的老百姓不會面臨房價不斷上漲的壓力,而是真正感到房子就是用來住的,而且自己是有能力買得起房子的。中國內地跟新加坡、香港地區不一樣,中國內地不缺地,但關鍵是怎麽規劃才能使老百姓有房住。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想中,我想中央對我們是寄予期望的,而這種新思路對全國也是有引領作用的。

我的第二個思考是粵港澳大灣區怎樣才能夠成為創新的中心。世界上講大灣區,一般有四個含義:一是有開放的經濟結構;二是有高效的經濟資源配置能力;三是有強大集聚外溢的功能;四是有發達的國際聯系網絡。大灣區會給人們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和較高的生活水平,但不僅僅限於這些方面。很多統計數據顯示,世界上生活條件最好的城市,往往是一些北歐城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城市。但是對世界高科技人才、資本最有吸引力的不是這些城市,而是灣區。

問題是,如何既要有較好的生活條件,更要有創新空間和創新動力機制,引領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一定要在這個思路上下功夫。其中有三點特別值得關註:第一是要有便捷的網絡,如交通網絡、市場網絡、信息網絡、高端制造的軟件網絡等。

第二是要有創新引擎企業。我們看舊金山灣區,它有一批優秀企業,像英特爾、惠普、谷歌、蘋果等,這批優秀企業是創新的引擎。長三角地區有阿里巴巴這樣的企業。粵港澳大灣區有華為、騰訊這樣一批企業,這批企業能不能成為創新的引擎,能不能在這里面起到帶頭作用?比如阿里巴巴最近提出一個設想,要為未來20年組織一個獨立的研究開發部門,服務20億人口。粵港澳大灣區的這些大企業,能否有這些大手筆?當然這個是要靠企業自己做,但是社會、粵港澳灣區能不能給它們提供更好的條件?

第三是要把大學、政府、科研機構、企業的研發中心連成一個網,連成一個能即時分享先進成果的系統。在香港科技大學短期工作的日本學者加茂貝樹,談到日本東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去年在深圳專門做的研究,研究的主題就是深圳的無人機為什麽能夠發展得那麽快。按照日本經濟學家過去的思考,在沒有產權保護的國家,科技創新的小企業是很難迅速擴大的,但深圳的這類型小企業實際上就迅速擴大了。加茂貝樹最後找到的原因,就是原創知識的共享。那麽這種共享能不能進一步擴大,並形成一種新型的體制呢?

世界上原創知識有兩種行為方式,一種是保護行為,就是我們說的軟件保護行為、專利保護行為,如微軟;另一種,是共享行為,我們說Linux,就是共享行為。許多國家如美國、德國也都有跟中國的“中國制造2025”相同的規劃,但這種規劃里非常重要的是制造業的軟化,是制造業的新思路,是制造業的新知識、新發明能不能盡快地共享,來促使這個地方的迅速發展。

我的第三個思考是怎麽發展港澳的土地優勢?粵港澳灣區如果跟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相比較,有很多相同點;但也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點,即後三個灣區都是同質的,都是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經濟體系內的,但是粵港澳灣區是異質的,包括香港、澳門以及珠三角的九個城市。現在,灣區的交通網絡已經形成了,但是我們這個異質的區域存在著優勢也存在著劣勢。它的優勢在於,異質的體系一旦開放和克服阻礙,讓市場起作用,就能盡快實現比較利益,提高效益。當然,它的困難就在於怎樣克服阻礙。中國還有“一國兩制”這個框架,這個難題怎麽做,正是我們這個大灣區建設必須思考的。

鄭永年教授的思路是單邊開放。大家知道,國際貿易、經濟、投資界經常講和引用的是“雙邊”,雙邊開放,對等談判。但是實際上,世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一直存在著單邊開放,特別是對大國來說。單邊開放就是大國首先對小國、對其他地方開放。我們在中國跟東盟的自貿區建設中間看到了這樣的成果。我在新加坡見證了這個過程。中國首先在農業方面對東盟開放農產品進入,東盟國家獲得利益後自然加快了東盟與中國自貿區的合作進程。

我們現在講的“一帶一路”,也是中國首先單邊開放的。中國首先讓資本走出去,提出思路,如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否也可以首先對香港、澳門實行單邊開放?在過去,香港、澳門的經濟技術比內地好,所以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量的香港資本和企業家湧進了內地。我們現在能不能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把港澳的經驗和專業人才引進來?香港跟世界的經濟聯系做得很好,能不能把這種聯系引進來?在大灣區中內地對香港澳門能不能單邊開放,如何做得更好?

如果這樣做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就回答了灣區的啟動問題,回答了中央所提出的“怎麽能讓香港、澳門起到作用”的問題。如此,我們才可以在灣區把香港、澳門的作用發揮出來,而且通過這個作用把整個灣區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再次讓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高地。【楊沐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IPP評論(IPP-REVIEW)是鄭永年教授領導的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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