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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後的薛蠻子有了新生活:不再嫖娼 投資成人用品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108/148806.html

i黑馬:前年9月,天使投資人薛蠻子出事兒了,在監獄呆了半年多,去年4月出獄,出獄後,其在虛擬世界的影響力下降了,但並不妨礙一些創業者在線下繼續消費他的剩余價值。一起來看看,薛蠻子的近況如何?

 
在權力和財富糾織的輿論場叢林里,這位昔日的微博大V避開曾經給他帶來過榮光與恥辱的公共議題,試圖以一種安全的方式從頭來過。薛蠻子告訴《博客天下》記者,他很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每天過得很開心,為什麽不開心呢?坐在家里賺錢,多好!”
 
文|楊林 汪再興
 
7個月的看守所生活並沒有太多減損薛蠻子在現實世界的影響力,因為他自稱在6個月內連續投資了34個創業項目,如果這個說法屬實,這在投資界是一個極其高效的數字。在位於北京順義的別墅里,重獲自由後首次接受媒體采訪的薛蠻子告訴《博客天下》記者,他很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每天過得很開心,為什麽不開心呢?坐在家里賺錢,多好!”
 
薛蠻子是在2014年4月16日晚上7點離開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一位與他相熟的朋友向《博客天下》轉述薛蠻子的話:“有關部門告訴他在外面要低調。”
 
此前,這位在微博繁盛時代自稱微博皇帝的大V因為嫖娼和涉嫌聚眾淫亂先後被行政和刑事拘留。在被羈押7個月後,他因為身患直腸癌而獲得取保候審。
 
除了臉頰略顯消瘦,這位原名薛必群的61歲美籍華人重回公共視野後的外表並無明顯變化。接受采訪時說到激動處,不時蹦出北京俚語/京罵以及英文單詞。
 
變化發生在暗處。他的新浪微博粉絲數量下降了100萬。出事前,他熱衷點評、轉發公共事件,批評政府作為。出事後,他只轉發,極少發原創微博。訪談中,他只談商業,不涉政治,甚至要求來拜訪他的創業者“莫談國是”。
 
從2013年8月23日薛蠻子因為嫖娼被收押至今的496天里,這位微博大V經歷了世俗名聲與虛擬權力達到頂峰後的急遽下墜,正在努力適應並接受這種不再熱鬧的生活。
 
多數時間里,滿頭白發的薛蠻子喜歡坐在自家別墅一樓靠窗的黑色沙發上,透過玻璃,能看到許多創業者從他院子走進走出。
 
離開看守所後的薛蠻子遵循著投資人的生活方式,每天早起晚睡,中間忙於接見各種創業者。
 
現在,薛蠻子每天都會接待七八批創業者,投資的項目也五花八門,涉及火鍋外賣、同性戀形婚軟件、Cosplay以及成人用品等領域。
 
只要天氣不是很冷,薛蠻子常在晚飯後在小區散步。一位他投資的年輕人說,陪他散步的大多是創業者,薛蠻子的很多投資決定都是在小區里散步時做出的。
 
出事以後,薛蠻子散步時也會偶遇尷尬。小區保安告訴《博客天下》,一些人見到他會對他指指點點,但薛蠻子似乎不在意,甚至會主動上前和他們熱情地打招呼。
 
在半個月前的一次薛蠻子與創業者見面會上,《博客天下》記者看到薛蠻子的做法是坐在沙發的正中央,讓創業者挨個站起身來發言,或者說自己的創業項目,或者給他已經投資的一個項目提出建議。
 
挑食火鍋外賣創始人竇高峰記得,在決定給他投資前,薛蠻子先在家里叫了三次外賣火鍋,第四次見面的時候,才聊了十分鐘,薛蠻子突然說,“行,把你的賬號給我,這個項目我投了。”
 
竇高峰覺得很驚訝,因為當時他的挑食火鍋還只是試運營階段,沒有正式上線,於是追問了句,“那就談定了?”薛蠻子說,“談定了”。
 
有一些項目的投資進程因為薛蠻子出事而被打斷。拉拉公園創始人廖卓營告訴《博客天下》,早在2013年7月就和薛談過這個項目,當時薛說:“這小夥子不錯,今天你們先回去”。
 
直到2014年11月,廖卓營才拿到出獄後的薛蠻子的投資。廖卓營回憶,他曾和薛蠻子開玩笑說,如果能夠在2013年拿到投資就好了,薛很爽快地說,“是我錯了”。
 
薛蠻子向記者描述離開看守所後的生活:如果在北京的話,偶爾晚上會和自己曾經投資過的人一起吃飯,除了這些創業者之外,他很少去公共場合,不喜歡出頭露面。
 
但現在,薛蠻子的90後投資合夥人吳幽偶爾會拿薛蠻子之前上央視道歉的事情來開玩笑,雖然薛從不生氣,“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心里不在乎,也不意味著那段經歷對他現在的投資沒有影響。”並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找他來投資自己的項目,一些有實力的創業者甚至擔心薛的投資會對自己的創業項目帶來影響。
 
吳幽說,有一個項目,薛蠻子很看好,打算投資,但項目負責人最後放棄接受薛的投資,因為“嫖娼的名聲不好聽”。
 
認識薛蠻子5年多的創業者陳柏成也註意到,“薛蠻子行事比過去低調很多。”一次會面結束後,陳按照習慣提出要和薛蠻子合影,但是被薛反常地拒絕了。陳柏成回家後,薛打來電話強調,不要在任何公開場合發布他的影像照片。
 
陳柏成的另一個直觀感受是,“他出來之後,我去見他,整個人和出事之前相比消瘦得厲害,那麽註重形象的人,衣服上的扣子都快掉了。”
 
一位創業者在薛蠻子面前提到他是微博大V,像個皇上一樣。薛告訴這位創業者,“那是過去,在外面千萬不要這麽講。勿談國是。”
 
記者問薛“為什麽現在不上電視節目了”,他聳聳肩,滿臉的不耐煩,“不去不去,累死了,從早上8點站到晚上12點,凡是出頭露面、上屏幕的事情都太累。”
 
聊起最近投資的商業項目時,他津津樂道,口若懸河。一旦談到過去的事,他則面露尷尬,口吻近乎賣萌,“就不告訴你”,或者“我就是不說”。
 
當《博客天下》記者和他聊及秦皇島一位副處級幹部馬超群貪汙億萬的新聞事件時,他低頭不語,過了好幾秒鐘之後悶聲說,“無恥,真無恥”。有那麽一瞬,他流露出自己昔日在微博上點評公共事件的態度。不過很快,他又恢複到一種近乎警惕的狀態,“我不關註公共事件。”
 
“那聊下你此前支持的打拐呢?”記者問。薛蠻子回答,偶爾轉發,也只是轉發。“這個事就別說了。”
 
薛蠻子告訴《博客天下》,現在他每天在微博上花費的時間不多,“幾十分鐘而已”。
 
從薛蠻子離開看守所開始更新微博,到2014年12月29日下午5點,他一共轉發了4353條微博,平均每天轉發17條微博。而出事前,他一共更新了85012條微博,平均每天78條。
 
他正努力與以往那個經常在微博上評論公共事件的“薛蠻子”形象做切割,然而,他的人生跟微博興衰緊密地捆綁在一起。
 
王興(化名)看見薛蠻子在央視上公開道歉時,這位專門負責微博運營的新浪員工就開始擔心“薛蠻子事件”會對微博的活躍度產生影響。事實也是如此,薛蠻子被抓成為微博活躍度變化的一個分水嶺。
 
“在那之前,微博的熱門話題排行榜上多是一些和社會公共事件有關的,也涉及到一些大V的言論行動,在那事之後,現在的熱門話題就盡是明星八卦和‘雞湯’。”王興描述這種變化。
 
王興記得,2009年新浪微博誕生之初,新浪的編輯會邀請很多在微博誕生前就已經擁有知名度的意見領袖參與微博熱門話題互動,幫助他們在微博上積累知名度,但薛蠻子並不屬於這種情況。“他成為大V的道路並沒有依靠微博官方提供的幫助,完全是靠自我炒作,自然也不會感激微博。”
 
王興說,他不願意找薛蠻子合作的原因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新浪微博方面發現薛蠻子發布的微博中包含謠言,以及他的微博話題總是喜歡觸碰敏感事件。
 
薛蠻子在面對央視鏡頭時也梳理了自己粉絲在微博上暴漲的過程。
 
第二個階段是2011年5月,“薛蠻子”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罹患癌癥的消息,再次引來粉絲量的大幅增長,很快就超過了100萬。
 
此後,央視等媒體在報道薛蠻子微博傳謠事件時,將薛蠻子曾在微博上發布的“舟山人頭發里汞超標”、“自來水里含避孕藥”、“南京豬肉鉛超標”、“惠州豬肝銅超標”等內容定性為“不實言論”,並“給當地產業發展帶來了嚴重影響”。
 
但在2013年前,這些評價公共事件的微博讓薛蠻子從天使投資人轉型為網絡意見領袖。
 
在另一位微博“大V”鄧飛看來,薛蠻子其實並非“公知”。他告訴《博客天下》:“薛蠻子首先是個商人,他一直做投資,有了微博之後靠參與微博打拐行動才提升了影響力。”
 
鄧飛說,薛蠻子作為一個商人的邏輯是投入和產出。“所以說當他看到這個影響力有利於他做生意,得到了無論怎麽有錢都得不到的尊重。”
 
鄧飛認為,薛蠻子雖然沒有給公益投入很多錢,但他確實也做出了很大貢獻,因為他投入了影響力和傳播能力。“很多人問我,薛老又沒有給你投很多錢,你為什麽跟他關系那麽好?我說其實不是錢的問題,是他能夠親身參與和支持,這個比錢更重要。”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於建嶸也認同這一觀點。他認為,在微博上做公益或轉發各種監督政府和為民生呼籲的言論,是網絡大V鞏固粉絲、提高話語權的有效手段。而靠投資起家,眼光精準的薛蠻子也精明地參透了這一點。
 
於建嶸認為,薛蠻子在微博上造謠是因為“他成為大V後被架得下不來了,為了黏住粉絲,繼續自己的網絡影響力,只能不斷轉發各種老百姓願意看的內容,給人一種自己說出了平民心聲的印象”。
 
在一些熟悉薛蠻子的人看來,薛蠻子在出事前不斷在微博上塑造的熱衷公益和意見領袖的形象,不過是他在給自己的商人本質披上了一件華服。
 
2011年5月20日,薛蠻子確診患有癌癥,當時他在電話里告訴於建嶸,他想在最快的時間看到他。於建嶸告訴《博客天下》,當時自己正在武漢做博士論文答辯,心急火燎地往回趕,以為要上演類似“托孤”的戲碼,“肯定是很大的事”。但是趕到北京見到薛蠻子,才發現後者拉來了他投資的華藝傳媒的創始人杜子建,準備說服於建嶸一起做生意。這件事過後,於建嶸對薛蠻重新定義,“他就是一個商人”。
 
於建嶸坦言,自己並不是很喜歡跟薛蠻子這類的商人打交道。因微博打拐火起來後,薛蠻子幾次到宋莊找於建嶸提出合作要求,但是被於拒絕,“我們做的是很純粹的事情,和商業沒有關系。”
 
一位與他相熟的投資人更是直接評價薛蠻子的生意與微博的關系,“在微博打拐前,薛蠻子在投資圈里的名氣根本排不上前20名,打拐成名後的他才慢慢在投資圈里找到好項目。”徐小平、李開複、陳誌武等也是因為微博打拐才與薛熟悉起來。
 
微博皇帝的生意
 
在中國做了將近23年生意,薛蠻子總能抓住社會變革中湧現出的商機。
 
薛蠻子第一次在中國抓住商機是1991年。他從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回到北京,看到固定電話普及率還不足1.7%,就將電信設備賣給通信行業的客戶,隨後又通過資本運作,成為中國第一代天使投資人。
 
這種敏銳捕捉商機的能力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又派上了用場。這一次,他要把自己在微博上獲得的影響力轉化為商業利益。這個過程必須依靠不斷觸及政治禁忌、評論公共事件完成。
 
2013年前,薛蠻子顯然對在微博上淘金信心百倍,至少在投資布局上,微博營銷賬號成為他的投資重點。
 
2009年,微博興起之時,經常泡在天涯上的杜子建、玩論壇的“酒紅冰藍”等人成為微博第一批用戶。2010年4月,杜子建收購了第一個草根微博賬號。
 
這就是如今眾多“草根大號”的由來。2010年12月,投資人薛蠻子看上了杜子建的草根大號,便拉上藍色光標各出資250萬元,認購杜子建公司全部股權的24.5%。此外,藍色光標自己750多個客戶的微博需求全部交由杜子建的公司打理。
 
按照媒體報道以及業內人士介紹,新浪微博草根大號賬戶的操控者主要有三人:蔡文勝、杜子建和“酒紅冰藍”(肖俊麗)。來自《創業家》的報道稱,杜子建擁有新浪草根微博前50名中的15個。但是,這些所謂大號大部分粉絲都是僵屍粉。
 
報道還說,一位對薛蠻子和杜子建都熟悉的人士說,杜子建公司的客戶和部分大號實際控制權在薛蠻子和藍色光標手上。杜子建拒絕對《博客天下》評價他與薛蠻子此前的生意關系,“這個跟我沒關系。”
 
當時,薛蠻子除了通過杜子建收購草根賬號外,還在微博上建立了屬於自己品牌的商業運營賬號,《蠻子文摘》。《蠻子文摘》於2012年2月18日正式上線,公開資料顯示其為薛蠻子每日碎片化的微博信息重新分類整合形成新型交互式產物。在成立初期,薛蠻子曾多次為它站臺,並接受媒體采訪。
 
《蠻子文摘》位於北京東三環建外SOHO17棟26層的辦公地點,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家網絡遊戲公司。
 
《蠻子文摘》前員工劉明(化名)回憶,他們的辦公室面積不到40平米,常年只有四五名員工,薛蠻子本人不在此設辦公席位。但劉明說,《蠻子文摘》成立初衷就是為薛蠻子服務的,吸引粉絲,梳理薛本人所關註的熱門事件成為文摘的首要任務。作為微博自媒體公號,《蠻子文摘》也跟隨薛蠻子之後參與了多次公共事件,例如,救治白血病女孩魯若晴,以及呼籲為刻假章救妻的北京人廖丹進行捐款。
 
彼時,《蠻子文摘》為了迅速吸引粉絲和話題,提出向民間高手征稿的戰略,投稿的微博48小時轉發過5000次,即付獎金1000元。與此同時,薛稱每一條上線的文摘都會經過他本人的審核,“我是給新浪打工,用我的眼光給大家做信息過濾,不說假話、不傳謠、不說廢話。”
 
效果也確實立竿見影,據之前SocialMouths統計,《蠻子文摘》曾兩天內就收到投稿近500篇,半年時間吸粉24萬人。
 
雖然《蠻子文摘》沒有對外曝光過其商業運營手段。但此前主編申音向媒體承認,肯定會有“商業化的考慮”。另一位曾在文摘工作過的員工告訴記者,如果《蠻子文摘》去掉“蠻子”二字,其受關註度與商業價值將會大打折扣。
 
劉明說,《蠻子文摘》成立初期,薛蠻子曾對其做出了明確的要求,最被強調的一點就是不能傳謠。也因為這個規定,《蠻子文摘》成員每天都會花大量時間來確定所轉發內容的真實性,“打個比方,薛老發一條微博可能用時一分鐘,但是我們對這條微博可能會花上一個小時的時間進行甄別。”
 
劉明認為,薛蠻子網絡傳謠,是因為他微博發布數量過於巨大,加上本身知識層面的欠缺,所以無法對每一條微博內容都加以保證。
 
至於記者追問“是否會對薛蠻子微博內容的真實性加以提醒”的問題,劉明用了另一個比方,“你們老板喜歡抽煙,這是個惡習,你可以提醒他一次,但是你能天天都提醒嗎?”
 
雖然薛蠻子當初曾對媒體宣稱,自己會對屬於自己品牌的這個微博賬號發布的每一條內容都嚴加把控,但實際情況是,薛只是監管了一段時間,就將文摘全權交給申音打理,較少過問。
 
一個例證是,在薛蠻子因為嫖娼被抓兩天之後,《蠻子文摘》還在正常更新。對此,劉明的解釋是:“我們都是從電視新聞上才知道‘大老板’出事了,起初大家以為這消息是假的,誰知道真的出事了,不過等我們看到已經是他被抓兩天後了。”
 
在2013年以前,微博活躍度節節攀升的時代,無論是運營《蠻子文摘》還是投資草根賬號都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但在2013年,這卻成為一門危險的生意。
 
2013年8月19日,因編造散布“7·23”動車事故賠償外籍遊客2億元、雷鋒生活奢侈、張海迪擁有日本國籍等謠言,北京爾瑪互動營銷策劃有限公司前員工秦火火(原名秦誌暉)、立二拆四(原名楊秀宇)被抓。據《南方周末》報道,一場以打擊網絡謠言為主的網絡“嚴打”行動,正在席卷整個中國。從2013年8月20日到8月31日,短短12天內,數以百計的網民因“制造傳播謠言”而遭處理。其中,僅湖北一地就刑事拘留5人,行政拘留90人。其中有網絡推手“秦火火”、《新快報》記者劉虎,接著是普通網民,如發布“狼牙山五壯士是土八路”的男子張某、詢問“是否發生命案”的河北女子趙某。
 
事後看,當時的杜子建和薛蠻子立即在網絡上和秦火火撇清關系。
 
杜子建在微博上稱,“我公司2005年開業時,秦火火曾在我公司任職,但經十幾天觀察,發現此人人格有問題,就當即開除,再無聯系”。
 
薛蠻子隨後轉發了該條微博,並評論道:“@杜子建你在2005年曾雇傭過秦火火,當年便解雇了他;我2010年投資你,秦火火跟我有一毛錢關系嗎?”
 
危險的征兆一再出現。在秦火火被捕兩天後,也就是2013年8月21日央視13套的早間新聞中,當提到公安機關打擊網絡造謠違法犯罪的時候,畫面中出現了“秦火火薛蠻子團夥:中國最大的網絡黑社會”的字樣,當時有很多網友在薛蠻子的微博下留言,“你是怎麽關註秦火火的?他當年是無名小卒,你卻無數次轉發他的微博。早就懷疑你了。”
 
在薛蠻子被捕的前一天,也就是2013年8月22日,律師肖芳華轉發了一條薛蠻子遊覽成都的微博,並開玩笑,“央視已把你打成網絡黑社會了,你怎麽還有閑情遊山玩水?”薛蠻子重新轉發後回複,“毛澤東有詞曰: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哈哈”。
 
此時距離他被捕只有33個小時左右。
 
很難判斷薛蠻子何時進入官方管控視野,但到2013年夏天,大V們與監管當局關系已經顯得十分微妙。
 
2013年8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邀請紀連海、廖玒、陳里、潘石屹、薛蠻子等十多位網絡名人座談交流。魯煒就網絡名人社會責任提出六點希望和堅守“七條底線”的共識。
 
一位參會人士告訴《博客天下》,那場座談會更像是一個微博大V的社會責任論壇。“很多大V說話不負責,而且這些人都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魯煒就提出了七條底線,目的是讓這些大V能夠註意自己在網絡上面的言行,平時說話都收斂一些。”
 
該人士回憶,當天座談會上,薛蠻子和魯煒有過直接的交流。魯煒先站了起來,然後薛蠻子也起身,兩人先是相互寒暄幾句。魯煒希望薛蠻子繼續在網絡上發揮正面作用,薛蠻子表示一定嚴格遵守七條底線,杜絕網絡謠言。但這並不是薛蠻子第一次見到魯煒。早在2013年3月,薛蠻子、李開複等大V曾在北京的M餐廳與魯煒聚餐。
 
而就在網信辦主任魯煒邀請大V們參加座談會的3個月前,2013年5月2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正在全國範圍內集中部署打擊利用互聯網造謠和故意傳播謠言行為。
 
2013年8月10日那場座談會結束後,參會大V都被央視邀請到財經頻道的《對話》欄目,談如何破解網絡謠言。面對央視,薛蠻子發言稱,“在網絡上造謠沒有成本,還可以撈到粉絲,這個謠誰不造啊。”薛蠻子甚至提出要讓造謠者付出代價,如果造謠一次罰款100萬,就不會有人造謠了。
 
薛蠻子的發言立刻得到了現場很多大V的認同,現場響起一片掌聲。當天,身著一件白色唐裝的他在身邊一水統一黑色正裝的13位大V里顯得格外顯眼。
 
13天後,2013年8月23日,薛蠻子在北京安慧北里一小區因為嫖娼被北京警方抓獲。8月29日,《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分別發表文章警告網絡大V“要以薛蠻子為戒”,“堅守道德、法律底線”。
 
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46條第1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可構成誹謗罪。”
 
據《新華每日電訊》報道,刑拘中的薛蠻子還主動向民警提出條件:“我了解媒體,這方面我有經驗,你們找一個影響大的媒體,我們一起來設計,讓戴著手銬的‘薛蠻子’來說網絡上的事兒,配合做好宣傳,我也能早幾天出去。”
 
2013年的秋天,SOHO中國董事長、新浪微博粉絲超過1600萬的潘石屹和擁有1500萬粉絲的地產大亨任誌強在微博上一唱一和。潘石屹微博發問:你說這微博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任誌強回答:微博無限好,大V近黃昏。
 
2014年12月24日,薛蠻子發了一條微博:“中國年輕人出逃微博,微信要革誰的命?”其中一位網友回複,“主要是大V不說話了。”
 
從看守所出來後的薛蠻子不得不面對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影響力陡降的現實。
 
《博客天下》記者利用微博熱議指數工具查詢發現,在2013年3月1日到當年8月23日薛蠻子出事前的半年時間里,薛被熱議的次數,平均數值在80000次左右,遠遠高於在網絡世界里與他粉絲數量相同等級的大V。
 
出事後,他的熱議數值急劇下降,他被熱議次數很少超過3000次。另外記者發現,近一年來,薛蠻子、鄧飛和於建嶸三者的微博數值都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很少超過5000次。
 
一位新浪微博內部管理人員透露,微博熱議值和這些人在微博的活躍度有關,出現這樣的變化意味著近一年來,公眾人物微博的活躍度在不斷下降。
 
但薛蠻子在虛擬世界影響力的下降並不妨礙一些創業者在線下繼續消費他的剩余價值。現在,創業者陳柏成一個重要的謀生手段就是“把創業者引薦給薛蠻子”。他將中關村很多和他一樣急需投資的初期創業者拉進一個他自建的創業群里,他提出,如果需要他幫忙給薛蠻子投遞商業計劃書,或者通過他引薦給薛蠻子,則需要付出幾百到上千元不等的代價。雖然薛蠻子出過事,但陳柏成的“生意依舊火爆”。此後,陳柏成索性向創業者提出,想見薛蠻子,先繳納100元會費,加入他的創業微信群。
 
薛蠻子知道陳柏成在私下消費他的影響力,也警告他不要這麽做,但他仍十分善意地提醒記者,應該多關註陳伯成這樣的另類創業者,他認為陳柏成的失敗不全是陳自己的責任,也有社會的責任,“人人創業,人人天使,而且投入到社會上的熱錢也比原來多得多,人人都愛折騰。”
 
“我自己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人,所以其他投資人都不願意理他,我還願意接他電話,還願意看他推薦給我的項目。”薛蠻子說。
 
陳柏成承認,在他“騷擾”過的諸多投資人當中,薛蠻子“還算是最好說話的”,前段時間,陳柏成因為拖欠房租被房東扣押、毆打,他無奈下找了一圈投資者,只有薛蠻子給他打了一萬塊錢。薛蠻子告訴《博客天下》,這筆錢沒打算讓陳柏成還,“總不能看著他被打,這點同情心還是要有的。”
 
在薛蠻子的投資合夥人吳幽看來,從看守所出來後的薛蠻子最大變化是更願意幫助別人。“他經常對我說,現在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勇氣和推力是,他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幫助更多的人。他很願意幫助創業者,不光是投錢,而且提供機會、人脈等幫助。”
 
薛蠻子感慨說,時移世易。“現在微博也沒人上了,不像過去那樣一個大V可以在微博上一呼百應,影響力各方面急劇下降。”他希望能重開之前停掉的《蠻子文摘》,準備給它取一個新的名字叫做“蠻有趣”。
 
在權力和財富糾織的輿論場叢林里,這位昔日的微博大V試圖避開曾經給他帶來過榮光與恥辱的公共議題,以一種安全的方式從頭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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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信內部通報:私設小金庫和嫖娼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464

中央第十二巡視組自3月1日進駐中國電信,兩個月後公布了初步巡視結果。綜合新京報和財新網消息,4月30日,中國電信內部通報顯示,中國電信對巡視組前期交辦的信訪已查清86.1%,並處理了北京公司等單位共計15件案件,共31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新華社/圖)

中央第十二巡視組自3月1日進駐中國電信,兩個月後公布了初步巡視結果。綜合新京報財新網消息,4月30日,中國電信內部通報顯示,中國電信對巡視組前期交辦的信訪已查清86.1%,並處理了北京公司等單位共計15件案件,共31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通報顯示,北京電信相關人員私設小金庫196萬元,這一行為至少可追溯至2006年。2006—2012年期間,北京電信在河北香河某酒店共召開20次會議,累計向該酒店支付567.20萬元,其中88.85萬元結余形成小金庫。此外,北京電信還通過虛列會議費、瞞報客戶贈禮等方式為小金庫擴容。

除了私設小金庫外,公款吃喝和嫖娼也是存在的主要問題,僅一個月內,北京電信的幾位副總劉博、孫昊、王慶玉等人就在河北省香河縣的同一家酒店先後組織了三次公款吃喝和高消費娛樂活動,涉及渠道部經理張琳、政企部經理張新強、人力資源部經理張柏、辦公室主任王海生、辦公室副主任陳東等61人次,共花費7.95萬元。

另外,北京電信辦公室主任王海生在2015年1月組織的三次公款吃喝及娛樂活動期間,每次都在所住的酒店打電話召來內設的女性按摩人員為其按摩,其中一次屬嫖娼行為,累計花費公款1.08萬元。

對此,中國電信給於王海生開除黨籍,撤銷資深經理、辦公室主任職務,降為一般員工。劉博、孫昊、王慶玉等都分別視違紀輕重給予降級、留黨察看、嚴重警告等處分。而北京電信總經理張誌勇雖未參與此次公款吃喝,因履職不力被通報批評。

此外,中國電信還通報了集團電子渠道運營中心、企業信息化事業部、黑龍江鶴崗分公司、河南開封分公司、重慶石柱分公司等五起典型問題,分別涉及違規公款購買購物卡、違反組織人事紀律、違規招標、對抗組織調查以及弄虛作假等問題。

三大運營商反腐

2010年前後,中國移動原黨組書記張春江和中國移動原副總經理魯向東的落馬,被外界視作運營商反腐的開端,但反腐運動並沒有形成長久的持續力。

直到2014年十八大召開之後,隨著政府反腐不斷深入,三大運營商均有高管被查。

據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告,2014年11月,中央第八巡視組專項巡視中國聯通;2015年中央巡視組第一輪專項巡視進駐了包括中國電信集團和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在內的20家單位。

其中,4月17日,中紀委發布消息,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冷榮泉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

有分析人士指出,本輪巡視雖然已經結束,但有些案件可能還在進行中,已查出的線索將可能成為其他案件的線索。因此,電信運營商的這一輪反腐風暴並未停止,甚至只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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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賣淫嫖娼合法化有利解決性需求,但有違民意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2280.html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藍皮書課題組1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稱,現行的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不少的問題,亟待改革,但將賣淫嫖娼合法化有違民意。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北京藍皮書《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5~2016)》。

藍皮書中《對賣淫嫖娼人員處置方式的思考》報告介紹,以北京為代表的部分城市對於賣淫嫖娼人員的處置方式為在治安處罰、行政拘留之後,再進行收容教育。

“現行的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不少的問題,亟待改革。”報告認為,在現階段社會現實下,應當將收容教育制度進行司法化,以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不受隨意侵犯。

2014年5月15日,出演了多部膾炙人口的電視劇,受不少民眾喜愛的著名演員黃海波因嫖娼被北京警方抓獲,在被依法行政拘留15天後,北京警方決定對其進行收容教育6個月。該案中的女主角劉馨予也同樣在行政拘留結束後,轉為收容教育6個月。

報告作者、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講師王爍介紹了目前我國對賣淫嫖娼人員的處置現狀。除特殊情形外,單純的賣淫嫖娼行為在我國並非作為犯罪處理,只是行政違法行為。

對賣淫嫖娼人員的行政性處置措施包括兩種形式:一是行政拘留,二是收容教育。

對賣淫嫖娼人員進行行政拘留的法律依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6條,該條規定: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罰款。

對賣淫嫖娼人員進行收容教育的依據則為國務院《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根據該辦法,公安機關可以在行政拘留以外,對除年齡不滿14周歲的、患有性病以外其他急性傳染病的、懷孕或者哺乳本人所生1周歲以內嬰兒的、被拐騙、強迫賣淫的以外的賣淫嫖娼人員處以6個月至2年的收容教育。

王爍介紹,在實踐中,對賣淫嫖娼人員的上述兩種行政性處置措施的適用存在三種不同的情形。第一種適用方式是對賣淫嫖娼人員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適用行政拘留,而一律不適用收容教育。第二種適用方式是對賣淫嫖娼人員適用行政拘留,並視情況對部分賣淫嫖娼人員適用收容教育。第三種適用方式是既對賣淫嫖娼人員適用行政拘留,又在行政拘留適用完畢後對其適用收容教育,北京市公安機關即采用此種方式。

公安機關認為,北京作為首都、首善之區,對於有損社會風尚管理的賣淫嫖娼現象應當進行更為嚴厲的處置,以教育、挽救賣淫嫖娼人員,維護北京良好的社會秩序,所以對賣淫嫖娼人員幾乎一律適用收容教育。

“不可否認,收容教育制度曾對賣淫嫖娼現象的禁止、賣淫嫖娼人員的教育改造起到過一定的作用。但是,目前收容教育制度在實踐操作中存在不少的問題。”王爍說,一是收容教育制度的性質不明確。二是收容教育制度操作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導致嚴重的執法不一的現象。此外,執行方式和安置措施等亦不合理。

收容教育結束之後,並無專門的針對性的安置措施,這些生活困難的賣淫人員回歸社會後,仍然無法找到能夠讓其獲得足夠生活收入的工作。收容教育不僅使其經濟上遭到損失,而且無法使其在收容教育結束後獲得足夠的收入,這可能導致賣淫人員在收容教育結束後迫於生計又重新實施賣淫活動,導致其再次接受收容教育,從而出現越收容教育越導致賣淫的惡性循環。

對於對賣淫嫖娼人員處置方式的未來選擇問題,藍皮書認為,應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將賣淫嫖娼行為與普通的治安違法行為同等對待,僅適用行政拘留即可。

藍皮書說,雖然不少司法工作人員、理論研究者都表示賣淫嫖娼應當合法化,沒有必要作為違法行為進行處置,“合法化也確實能夠產生不少有利的效果,如對北京而言,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常年離家,性需求無法得到正常滿足,合法化後能夠有效解決該需求,緩解社會矛盾。”

但藍皮書同時表示,必須考慮除司法工作人員、理論研究者以外的其他民眾的態度,在大多數民眾還受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影響的情形下,斷然合法化有違民意,難以實現。既然不能合法化,就仍然需要將其作為違法行為進行處置。藍皮書認為,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更為妥當,更符合法治國家的發展方向。只有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將對賣淫嫖娼人員是否進行收容教育的決定權交至居中裁判的法院,由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才能夠最大限度地限制國家權力的濫用,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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