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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成鋼:改革分權式威權制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5-18/100391528.html

對話人

  許成鋼 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財新《中國改革》首席經濟學家

  吳素萍 特約記者、《比較》副主編

[對話背景]

  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許成鋼小時候的夢想是當一名工程師。「文革」爆發後,16歲的他去了北大荒,在農村思考為什麼社會主義會產生新階級。

  被關進牛棚之後,他開始自學數學、無線電和英語,後來以初中學歷直接考上清華大學研究生。

  1984年,許成鋼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前往哈佛大學,先是作為訪問學者,後轉為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是轉軌經濟學國際權威科爾奈(Janos Kornai)和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馬斯金(Eric Maskin)。

  與自身經歷緊密相關,許成鋼出國後早期研究工作的核心問題集中在經濟體制改革上。他研究了中央 計劃經濟為什麼會失敗、為什麼會有鄉鎮企業奇蹟、中國改革的機制及制度原因,以及蘇聯和東歐轉軌失利的制度原因,等等。許成鋼的許多研究已成為轉軌經濟學 中的重要文獻。他還研究金融與司法制度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他提出的不完備法律的概念為深刻認識司法制度提供了分析框架,代表了用經濟學分析方法研究法 律問題的一個重要方向。

  1991年從哈佛大學畢業之後,許成鋼一直在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任教,並於1998年獲終身教 職。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國經濟改革,他回到香港大學任教。在此前研究的基礎上,許成鋼又開始關注最基本的體制問題,比如憲政、法治。許成鋼的特殊經歷,使 得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中國的經濟改革有著深刻的認識,對很多問題往往有獨到的見解。

  2011年,許成鋼受聘成為財新《中國改革》首席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前景未明之時,在許多人開始擔憂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際,《比較》副主編吳素萍與許成鋼共同探討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基本問題與可能出路。

[對話摘登]

  吳素萍:30多年中國經濟經歷了持續的高增長,成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這個成就被大家驚呼為「奇蹟」,國人也備受鼓舞,甚至沾沾自喜。但是也有識者對此提出不同看法,比如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就說,從國際 上來看,當年的日本和韓國都曾經歷過這樣的增長,中國並不獨特。你怎麼看?

  許成鋼: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放到世界近100年的歷史中看,非常了不起。從對全球中長期經濟增長的 貢獻看,由於人口眾多,中國近30年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與美國19世紀末的狀態相媲美。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當時的美國,依靠其體制的優越性,依靠其第二次產 業革命的領導地位,在總值和人均水平上都超過當時世界第一的大英帝國。相比之下,今天中國的人均GDP只相當於美國的十一分之一(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或 六分之一(按照購買力計算)。在全世界只名列第94位(IMF,2011),還不及泰國。如果把歷史時間拉長一點,根據最近十幾年國際經濟史界整理核算的 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就會清楚地看到,即使只看GDP總值,最近30年中國取得的成就也只是一個中等水平的歷史地位的恢復,而且才只恢復到了中國歷史上衰 落時期的水平。從歷史和比較的角度進行反思,能讓我們實事求是地認識到中國還差得很遠,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同時也能告訴我們,經濟的持續發展依賴體制和技 術進步。

  吳素萍:的確,經歷了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經濟不可 避免地出現了減速。這種減速固然有主觀的意願,但更主要的是受客觀條件的制約。在制約因素當中,國際經濟衰退所導致的外需長期不振是一個重要原因,但許多 學者認為,當前決定中國經濟能否持續高增長最為關鍵的因素是自身的結構問題。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許成鋼: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來說,結構問題的確非常重要。最近有兩位經濟學家謝長泰和克列諾的研究很好地從 宏觀角度概括了中國的經濟結構問題。他們的估算表明,由於資本和其他資源的錯誤配置導致中國的生產率比美國低約50%。也就是說,不需要增加投資,只要糾 正結構性問題,改善一下資源配置,中國的經濟就能增長很多。這證明結構問題浪費了中國大量的資源。

  我更強調的是,中國當前最重要的幾個結構問題,如出口比例過高、內需不足、收入分配不平等、製造業升級換代以及環境問題等,都產生於同一個體 制。如不解決體制問題,結構問題就解決不了。中國歷史表明,體制問題是落後的根源,而貧窮落後本身並不能保證持續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能不能走遠,能走多 遠,歸根結底取決於體制改革。

  吳素萍:說到體制問題,我注意到最近你在《經濟文獻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制度基礎」。其中就提到無論是中國突飛猛進的發展,還是它所面臨的諸多嚴峻問題,都源於一個體制,你把它稱為「分權式威權制」。應該怎麼認識這個體制?

  許成鋼:「分權式威權制」是我以古今中外許多研究為基礎,加上自己長期研究抽象概括出來的概念,忽略了相對 次要的因素。其主要特點是中央對政治、人事權的高度集權與在行政、經濟控制權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權相結合。這二者的緊密結合使中國的體制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超出政治學和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理論範疇。該體制決定了中國改革與發展的軌跡,同時也製造了我們所面臨的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吳素萍:對於中國的經濟奇蹟已經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基於你的理論框架,請具體解釋一下,這個體制是如何發揮作用,成就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為什麼又說,當前最重要的經濟結構問題,乃至社會問題都根源於這個體制?

  許成鋼:分權式威權制主要通過地方競爭GDP增速來發揮作用。分權式威權制是創造中國地區間競爭的最基本的 體制結構,是地區競爭和地區實驗的制度基礎。這個體制幫助解決了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問題和信息問題。由於解決了這些最核心的激勵機制問題,地區競爭和地區 實驗使中國經濟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還沒有很好發展的階段就能產生強勁的驅動力,從而造就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

  地方競爭是一個極其強有力的推動經濟增長的工具,但是它也可以成為一個威力巨大的摧毀工具。在分權式威權制下,地方競爭做什麼,取決於中央或上 級規定的競爭目標是什麼。在中國很窮的時候,所有人都認為經濟增長最重要。所以各地方競爭GDP增長速度自然成為過去改革30年的競爭目標。但是當中國的 經濟已經脫離貧困,進入低中等收入水平後,大量超出GDP範圍的社會經濟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各地方競爭GDP增長速度不僅不能滿足民眾的意願,甚至產生 出大量社會經濟問題,比如地方保護和忽略環境保護等不能直接促進增長的任務等。

  吳素萍: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放棄GDP指標,地區競爭的機制就不能解決收入分配、社會穩定、環境保護等問題?

  許成鋼:分權式威權制沒有辦法解決GDP增長之外的問題。只要面對的問題和GDP增長不直接或間接相關,這個體制就沒有辦法解決。這些不能解決的問題中包括大量的社會問題:不平等、不正義、環境污染等。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先要解釋,為什麼地方競爭GDP增速,能有效解決地方政府的信息和激勵機制問題。實際上,這是事關經濟改革的最基本問題。 如果地方競爭能獨立於市場解決社會經濟定量指標的問題,我們30年前就不需要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分權式威權制並不是新的體制,地方競爭也並不是改革才有的 新機制。市場才是中國體制裡新的東西,GDP才是新的東西,而且是一個特別好的東西,它是市場活動的總體指標。

  地方政府競爭GDP增速是決定中國經濟改革不同於計劃經濟的關鍵點,也是決定中國經濟改革不同於前蘇聯、東歐改革的一個關鍵點。地方政府競爭 GDP增速的時候,競爭的既不是計劃體制下的單項定量指標,也不是千百萬定量指標,而是市場的整體活動。當行政與市場有矛盾時,這一競爭可以大大削弱改革 的阻力。

  由於市場向所有人開放,GDP是市場活動的總體指標,無需授權,任何獨立的機構都可以獨立地從任何地區的市場收集信息,從而驗證各地區的GDP 統計數字。這使得經濟數據難以造假,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解決了考核地方政府的信息問題。當地方競爭GDP之外的東西時,信息和激勵機制方面的基本問題無法解 決。

  吳素萍:隨著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大量社會經濟問題超出GDP範圍,如你所說,分權式威權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已到了必須改革的階段。其實,改革已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問題在於,改革從何入手?

  許成鋼:改革分權式威權體制,首先,通過重新分配部委和省級政府的任務可以緩解多任務的問題。地方政府承擔 的任務範圍應該縮減。比如,帶有很強跨區外部性的活動應該由部委來集中管理。而且,為了減少中央層面的多任務問題,中央政府擔負的任務應該交給專門的部 委、專門的法院和專門的監管機構來完成。

  其次,很多監督、執法和管理功能都可以從地方政府剝離,比如由媒體和司法來完成。這不僅將有效緩解地方政府的多任務問題,而且還能極大提升監督和執法的中立性、客觀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第三,大部分市場活動應該由企業開展,地方政府應從市場中抽出身來,這還能進一步鞏固改革。此舉不僅能縮減地方政府的任務,而且在即便地方政府激勵減少的情況下,也使企業有推動經濟發展的強烈動力。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向法治轉化。這要求以法律為基礎的治理機制逐漸代替大量的行政機制,要求憲法保護民眾的私有財產,包括土地私有權,要求各級司法獨立於各級地方政府,要求各級政府必須服從憲法。

  根據以往改革的經驗,中國應該開始在最基層的縣級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然後由下而上推進改革。

  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法制改革,法治的缺乏將使利益團體(尤其是腐敗官員)阻礙改革、拖後發展,甚至威脅國家的政治穩定。■


成鋼 改革 分權 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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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書評:威權統治轉型的發生學 slamnow

http://blog.sina.com.cn/u/1783949674
20 世紀後期以來,全世界最壯觀、最持久、波及面最廣的政治浪潮莫過於從威權專制政權向自由民主政體轉型的民主化浪潮。當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生活在自由民主 世界中的人們對民主政治疑竇叢生、信心殆盡的時候,以西班牙的康乃馨革命為標誌,拉丁美洲與南歐的威權國家紛紛垮台,民主化大潮瞬時襲來。

這場擺脫威權專制的民主化轉型浪潮,用《威權統治的轉型•關於不確定民主的試探性結論》作者的話來說,是「神聖的驚喜」。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也因此被進一步改變,自由民主進一步取代威權專製成為人類文明的方向。

對於如此難逢而又巨大的浪潮,世界各地的學者們當然不會置身於外。《威權統治的轉型》一書就是早期民主化研究的一本重量級著作,該書是一套四卷本叢書的最 後一卷。該叢書是一群歐美知名學者研究南歐與拉美民主化進程的成果。如果說亨廷頓的《第三波》是寫給民主派的實戰手冊,那麼《威權統治的轉型》一書則是對 威權如何垮台、民主如何興起以及體制內外各派力量在轉型中的作用與作為的實況分析。它探討的是威權垮台與民主轉型的發生學。


隨著民主化浪潮的推進,「轉型」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重大關鍵詞。何為轉型?根據該書,所謂轉型是指由一種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向另一種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過渡。轉型還意味著由壞的制度向好的制度的過渡,由好制度向壞制度的過渡不叫轉型。在經濟領域,轉型是指由計劃經濟公有制向市場經濟私有制過渡;在政治領域,轉型是指由威權專制政體向自由民主政體的過渡。政體轉型啟動於威權政權開始衰微、崩潰、解體,這個過程的長短因國家不同而異。

說到轉型,不能不提及自由化。在關於轉型的民主化研究中,自由化有其特定的含義。根據該書,所謂自由化是指在威權政權走向衰落的大背景下,公民的自由與權利開始擴張的過程,其中也伴隨著自由主義基本理念的傳播。在自由化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乘數效應。「一旦少數參與者敢於公開行使這些權利,卻沒有像在威權統治最強盛時期那樣被嚴加懲罰,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人參與進來,也公開行使自己的權利」。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化常常是民主化的先聲。

關於民主化的大多數研究,通常都把焦點放在轉型的社會條件和轉型後的民主鞏固上。該書則不同,它把焦點放在考察威權體制內的裂變並觸發轉型的動態過程上,其對威權體制內強硬派與溫和派之間互動的分析很有見地。 由威權統治向民主政體的轉型之所以能夠發生,與一個普遍而重要的現象相關,即在威權統治集團內部存在著強硬派(hard-liners)與溫和派 (soft-liners)的分野。他們之間的良性與非良性的互動,都加速了威權的解體,同時為民主力量的出現提供了契機。威權體制裂變的過程正是強硬路 線衰落與溫和路線興起的過程。

強硬派通常主張用暴力手段堅決維護威權統治,不對民主化的要求作絲毫的妥協。強硬派中的成分並不單一,其中有許多是機會主義者,他們並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不關心長期的政治目標。這些人有奶便是娘,誰提拔重用他們,他們就堅決追隨誰。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在體制內繼續陞官發財,關心舊體制給他們帶來的從醫療到用車到住房的種種特權待遇。尤其是那些在威權體制內獲得很多特權並且即將退休的人,他們因不願意看到他們的待遇隨著威權的垮台付諸東流而成為堅決的強硬派。

強硬派的核心是那些發自內心痛恨自由民主,並深知自己與自由民主不共戴天不能並存的人,他們也是堅決的鎮壓派。他們篤信民主的潮流是可以抗拒的,只要壓制得力,穩定是可以維持的。強硬派並不甘心喪失權力,他們仍然寄希望於通過強力鎮壓來延緩壽命。像台灣發生的那樣,強硬派會準備一份最後鎮壓名單,但是蔣經國告訴他們,這個名單已經用不上了。甚至在民主政治初創之後,這些人還常常夢想「變天」。如果威權政權內只有強硬派,民主轉型將變得艱難得多。然而,溫和派終將出現。

就溫和派而言,在威權統治堅如磐石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們與強硬派並沒有什麼區別,他們不僅不反對甚至附和強硬派的鎮壓主張。然後,當威權統治出現危機的時 候,他們開始意識到,現在自己所享有的特權位置與既得利益可能不保,他們的立場便出現鬆動。其中的一些溫和派甚至也承認民主的潮流不可能抗拒。這是他們與 強硬派的一個重要區別。這些溫和派與主張民主的反對派也不同,他們對民主政治到來的時點上有不同的看法,前者更審慎,後者更樂觀。溫和派對民間的民主化要 求抱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在強硬派對民主要求粗暴壓制時,他們常常也無能為力,因為他們在威權政權內部往往是少數派。其中的一些明智的有遠見的溫和派,在未來的某個時間,一旦機會成熟,很可能會加入到民主派的行列,甚至成為其中的領袖。這時,人們很難判斷他們是順應潮流,而是投機應變。

書中還提到一群獨特的人及他們的命運。這些人就是處於威權政權崩潰時期的關鍵人物。「他們就像古希臘悲劇裡的角色一樣,雖然已經預見到他們的命運,但卻仍然走向苦澀的盡頭,無力改變他們的忠誠度、同盟者和行事風格,也無法控制導致政體崩潰的國際、宏觀經濟與社會因素以及制度因素」。

作者注意到,民主轉型的開始,往往不是因為民主派多強大,而是因為威權統治集團內部強硬派和溫和派之間的分裂和最終的決裂。巴西與西班牙就是這種情況。其實,只要有溫和派與強硬派的分立,分裂是必然的結局。而溫和派與強硬派之間縫隙的存在,也為民間的民主派和反對派向體制施加壓力提供了機會。

當威權政體病入膏肓、住進重症監護室並進入彌留之際,不止是反對派,甚至連體制內人士都認為威 權統治即使按照其自身的標準也是糟糕的、失敗的。統治集團、包括軍方也越來越沒有信心,同時又因互相推卸責任而分裂。這時,掌權派急於尋找政治出路。溫和 派發現自己的機會正在到來,擺脫威權統治集團的風險越來越小,他們與其與舊體制一損俱損,不如背叛威權政權來與民主新政體一榮俱榮。這時,他們會與民間主張民主的反對派做出「歷史性的妥協」。

書中還有一些很有意義的發現,比如,民主政治不僅需要業餘的公民,而且需要專業的政客,在轉型完成的初期,後者比前者更稀缺。這個觀察是很有啟發性的。對轉型國家來說,轉型前缺的是公民,轉型後往往缺的是政治家

在威權體制裂變前,大家總覺得要啟動轉型實在不易;等轉型發生後,如作者發現,實現民主轉型並不如想像的那麼難。其實,沒有永遠不衰落的強權,因而也沒有永遠不可替代的強權。

《威權統治的轉型》一書距首次出版已有四分之一世紀了。然而,對那些尚未轉型的國家而言,該書完全沒有過時,甚至恰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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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管理實務4:威權體系 橡谷智庫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e1afd0102v2b1.html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民主體系只是短暫的幾百年。即使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古羅馬共和時期也並不長,之後就陷入威權社會。

    戴里克先之前羅馬皇帝被軍團和元老院推舉,主要是軍人決定了皇帝的人選,之後周而複始的由軍人將皇帝斬殺更換。戴里克先上臺後意識到了軍人勢力如果不被控制---盡管其自身即是士兵起家,自己的權力終不穩固。所以他分割了軍團勢力,並持續不斷的削減各地軍團首領的權力。

     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毛有同樣的見識,開國不久,就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所謂滾石不生苔是也。

    之後戴克里先繼續削弱元老院的勢力,在他手里古羅馬的共和體系徹底失去了再興的機會,雖然之前的數十年里軍隊已經成功瓦解了元老院選舉執政官和控制權力的體系。

     戴皇實行了四個領導人共同治理羅馬的方式,他自動切割權力放給好友,稱為凱撒;此凱撒之外再任命二名凱撒,形成四君共同治理國家的集體領導制。同時規定了定期輪換領導階層的方式,戴克里先和他的共同執政者後來都主動離場,讓位給下一任奧古斯都和凱撒。

     權力的更叠時間節點是威權體系最危險的時候,戴的兒子們試圖奪取權力,帝國陷入混亂,軍團勢力卷土重來,戴家子弟被殺,過了糟糕的幾十年之後,君士坦丁崛起,成為新的皇帝,這一次他沒有分解權力。

    我之所以闡述這一點,是因為東方歷代王朝和伊斯蘭王朝都沒有這樣一個特異的變化。東方王朝所依賴的是血統,君權神授,一代代傳下去,直到財政問題和外族入侵導致王朝崩潰,輪換另一個王朝,周而複始。

    古羅馬共和體系的崩潰眾說紛紜,從羅馬公民的有限民主過渡到羅馬帝國,擁有了皇帝。皇帝的權力卻沒有得到君權神授的確認,這導致皇帝實際上是軍人的傀儡,當他們當選皇帝的那一刻起,就走向了短期死亡之路。古羅馬信仰諸神,皇帝雖然擁有大祭司的身份,卻無法讓諸神確認其世俗權力。

      君士坦丁崛起後皈依了基督教,並在東方建立了君士坦丁堡,試圖建立一個純種的基督教城市。

      基督教在古羅馬時代是極其排外和侵略性的宗教,他們傳教給異教徒,如果不能達到目的,則消滅異教徒。君士坦丁轉移都城,造成了羅馬成為基督教中心,因為權力的真空使得教廷突然形成,並大規模暴力推行基督教,東羅馬整個陷入基督教。

      所以,從西方文明的起源,可以看到基督教是如何崛起並深刻影響近現代歐美文化和政治體系。

     由於基督教教義並沒有律法和管理世俗社會的部分,因而教廷並沒有取代世俗權力;王朝建立,國王們從教廷得到神的認可,從而取得政權合法性,同時從商人和金融家那里獲得資金支持。所以歐洲的維權體系是一種有限的宗教意識、國家權力、經濟力量三足鼎立的權力架構。

      這種架構在天主教階段,由於一神教的宗教迫害窒息了人文精神,以至於出現了黑暗中世紀,直到新教改革後,才引發從文藝複興到工業革命的變革,從而使得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崛起,延續到今天。

    伊斯蘭教義則完全覆蓋信眾生活,並制定法律和行為規範,哈里發的權力直接來自於宗教。因此伊斯蘭教的擴張不僅僅是傳教,而且是依賴國家機器和軍事武裝。這點和古代基督教還是有很大區別,盡管發源地一致。

     所以伊斯蘭國家多半是威權體系,只有土耳其、馬來西亞、印尼這些年實現了民主化和世俗化。中東地區許多威權體系的上層深受現代西方文明的影響,認為伊斯蘭原教主義會導致伊斯蘭世界落伍,但能夠維持這種穩定的威權體系完全是經濟補償的原因,上層以豐厚的石油收入贖買民眾的支持。但在貧窮的伊斯蘭國家,底層找不到出路,則皈依與原教旨主義,並信奉聖戰,以獲得救贖。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人類的性格就是如此,能夠產生的組合也可想而知。從古羅馬歷史、東方王朝和伊斯蘭世界的統治來看,威權體系要想穩定,又回到了我們第一章所說的:宗教。

     權力的合法性要麽由神來確認,要麽由人來確認。由人來確認,你必須要人們去選;由神來確認,你必須要人們信神。

     古羅馬、古希臘、猶太教誕生之前的埃及、古印度、古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是泛靈信仰,無論是山上諸神還是印度諸神,包括中國的迷信和祖先崇拜,都是一種泛靈主義。

     亞洲文明之中國,在春秋戰國後,漢形成獨尊儒術,道家黃老之術為潛修,皇權與相權制衡,到唐之後佛教開始盛行於中國,自宋之後形成儒釋道精神。中華威權體系的維系來自於官僚體系受儒家君臣父子思想的約束,但缺乏宗教確認,皇帝的君權神授常受到質疑,造反也就頻發。在官僚體系腐敗到極點,貨幣和財政體系崩潰,王朝也就經常崩潰被替代。

      日本是一個特例,日本本土宗教一直沒有被取代,佛教融入了日本文化中,儒家學說也被融入武士道精神。天皇的權力來自於古代日本神道教的傳說,萬世一系的皇權於是得以保持至今,從而融入日本民族的生命里。即使將軍們一再更換幕府,卻絕無人去試圖取代天皇。

     到今天,你如果說日本是什麽體系,還是要打一個問號,因為其財閥體系和政客世家都來自於傳統日本的權力體系,大名和武士的家族轉化成了財閥和議員。

     林林總總,我們敘述威權體系,實際上是一個血統體系。最高權力必須得到來自宗教的背書,和軍人集團的認可,同時又必須分解軍隊權力,以免失控反噬統治階層。同時權力必須適度分散,以平衡體系內的各方集團利益。傳統的中國社會給出了另一個要素,是必須讓底層能夠有上升的通道,所以科舉是必須存在的。清王朝廢除科舉後,就徹底奠定了崩潰的基礎。鄉村自治來自於宗族治理,道德習俗的形成和對相鄰的救助,有助於穩定傳統威權體系。但土改之後,中國徹底摧毀了鄉土文明,那種依賴勤奮積攢錢財和土地的向上通道被瓦解了。實際上科舉和基層自我奮鬥成功的通道是整個古中華文明至少能維系二三百年的重要因素。

    如果中國決心要在威權體系走下去,需要解決的是意識形態,也就是宗教問題;以黨控制軍隊是對的,國家是無法控制軍隊的,軍隊會控制國家--如何讓黨持續呢?又回到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問題;權力分散,目前的民主集中制和各地官僚體系中官員相互制衡算做的不錯;高考是科舉的另一個形態,必須保證底層上升的通道;私人財富確權,包括土地確權,讓鄉土和市民階層回到創業積累財富的上升通道中來。重建國民自律、公德、守望相助的價值觀,重建對民族的信心。

    

     那位問我,十數年來,老王你憤怒了很多年,這兩年為何心平氣和?

     因為人類歷史自有其路徑,其禍福,其宿命,區區數十年,如白馬過隙,何足道也?

     輪回總是會發生在人類所有的歷史中,我們不是神,只是恒河之沙。

 

本系列完結。

   

    

人類 管理 實務 威權 體系 橡谷 谷智 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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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的起點 別讓威權時代檔案流浪

2016-03-14  TWM

民眾從網路上購買三份白色恐怖時期的「待銷毀」機密文件,遭憲兵登門搜索,引發爭議;由於賣方宣稱手上還有近一千份同一時期重要文件,因此整起事件除了執法失當,另一值得正視的問題是:為何有這麼多國家檔案流落民間?

「政府對檔案管理沒當做核心價值來保護,才會在銷毀過程中流失出去。」立委管碧玲說。事件中,檔案「應銷毀卻外流」可能涉及作業疏漏,但衍生的問題,包括解密之後,是否就該銷毀?檔案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銷毀合理嗎?這些問題,無論《檔案法》或《機密檔案管理辦法》,規範並不完善,立法顯有疏漏。

「避免選擇性銷毀檔案,有必要修改《檔案法》,逐條植入甚至另立專章,建立機制,確保有史料價值的檔案不會被銷毀,決定與銷毀檔案,需有更客觀的處理過程。」管碧玲說。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則建議,應針對目前已流落在外的檔案處理進行修法,不能因擁有這類檔案就屬違法,同時也應建立相關單位編預算買回史料的機制。

在社會對推動轉型正義有共識之際,威權統治時期各種檔案更應妥善保管,這,正是轉型正義的基石。(郭淑媛)

轉型 正義 起點 別讓 威權 時代 檔案 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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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之燼 在伊拉克探尋薩達姆遺跡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653

2003年4月9日,伊拉克巴格達,伊拉克人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幫助下將前總統薩達姆的雕像放倒。(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

2003年,打著“阻止薩達姆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旗號,美軍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悍然入侵伊拉克。後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場騙局,伊拉克戰爭的“成果”只是數千美軍命喪異域和伊拉克人看不到頭的災難。

“薩達姆被推翻之後,我們得到了一個弱勢政府:一群小阿里巴巴取代了那個大的,”謝赫阿蔔杜拉告訴筆者,“唯一不變的是窮人的數量。為了那一點點可憐的施舍,他們需要忍受更多朝令夕改的混亂。”

薩達姆·侯賽因高達6米的全身銅像,於2002年4月28日(即這位政治強人65歲的生日),在底格里斯河東岸的巴格達樂園廣場揭幕。對統治伊拉克進入第23個年頭的薩達姆本人來說,這是一個象征意義足夠突出的地點:在廣場東北角,是以伊斯蘭教齋戒期結束之日命名的“齋月14日”清真寺,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宗教傳統;西側並排的兩棟大樓是1980年代修建的地標性建築——18層高的巴勒斯坦飯店和118米的喜來登伊什塔爾飯店,使人回想起海灣戰爭之前的黃金歲月。沿著穆薩納·謝巴尼街繼續向東北方前進,可以抵達占地81公頃、年訪客數量超過150萬人次的巴格達動物園;在國際制裁的壓力下,這是伊拉克人少有的休閑去處。而薩達姆的銅像就矗立在所有這些建築之間,傲慢地俯瞰著他所創造的一切。

2003年4月9日,美軍攻下底格里斯河畔的總統行宮之後第三天,前國家摔跤隊隊員卡齊姆·謝里夫手提一把10公斤重的大錘,掄出了砸向銅像基座的第一錘。這是一場經過精心策劃的表演:作為薩達姆長子烏代·侯賽因曾經的密友,見多識廣的謝里夫深知巴勒斯坦飯店乃是歐美記者最喜愛的下榻地,他的另類真人秀將通過電視信號和互聯網,傳遞到全世界每一個關註者面前。

而一輛意外闖入畫面的美軍M88A2“大力神”型裝甲車,則將整個表演推向了最高潮:年輕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將鋼索套到銅像的脖子和腳踝上,隨後發動柴油機,高舉右手的“薩達姆”從6米高的底座上重重跌落下來;四周圍觀的巴格達人一擁而上,向銅像吐口水、丟鞋。兩個多月後,殘留的基座上豎起了一座由年輕藝術家艾爾-達維里設計的綠色現代主義雕塑: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人共同托起冉冉上升的新月和太陽,代表了伊拉克各民族和教派的重新團結。

當筆者站在樂園廣場中央幹涸的噴泉池內時,意外地發現那座趕制而成的“團結”雕塑已經因為銹蝕嚴重而被拆除,光禿禿的底座上卻還殘留著薩達姆銅像的一只腳掌,顯得荒誕而諷刺。在和筆者交談過的伊拉克官員、部落首領、商人以及普通市民中,沒有一個人懷念那位“尼布甲尼撒之子”,但所有人都承認:在伊拉克現代史上,還沒有任何一位其他領導人的影響力可以與薩達姆相提並論。那些散落在全國的行宮、巨大而浮誇的雕塑以及人們言談中對往昔“確定性”的追憶,猶如吹不散的灰燼,時時喚起人們關於那段威權統治的漫長記憶。而在確定性消解之後,重建政治的努力,也只能在這灰燼之上艱難地進行。

而這些都是拜美國人之“賜”。2003年,打著“阻止薩達姆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旗號,美軍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悍然入侵伊拉克。後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場騙局,伊拉克戰爭的“成果”只是數千美軍命喪異域和伊拉克人看不到頭的災難。

“綠區”的孤獨

和那些領導著現代全能型政府的威權政治家相比,薩達姆更像是一位古代君主:他的個人生活以及審美趣味完全與世隔絕,帶有宣傳性質的“親民”行為也完全通過個人對個人的方式進行。

“準備好證件,對哨兵微笑點頭,在任何一處公共建築前都不要逗留太久,”薩利赫緊張地告誡筆者,“如果需要攝影或攝像,記得告訴我你的拍攝目標。我們只能走單程路線,否則會被截停盤查,到時會很麻煩。”

作為伊拉克國家投資委員會公共關系司司長,薩利赫屬於五千余名擁有“綠區”出入許可證的本地特權人士之一。在依舊會發生零星爆炸和槍擊事件的巴格達,“特權”不僅意味著高級西服、“蘭德酷路澤”吉普車和新款iPhone手機,還包含了最高級別的安保措施。而位於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卡赫區、占地10平方公里的“綠區”,正是這個總數不超過2萬人的特權階層的聚居地。他們中有歐美外交官、常駐國際記者、伊拉克高級官員和石油公司代表,由一個營的伊拉克安全部隊、一個營的多國部隊以及大批安保公司雇員提供多層式戒備。穿過“7月14日”大橋的外圍檢查站之後,至少還須經歷4道崗哨的盤查和臨檢才能抵達“綠區”中心;從大橋另一端望去,警戒區外圍的混凝土墻上密布著彈孔和土制火箭爆炸的痕跡,令人觸目驚心。

將巴格達西部劃分為國際安全區“綠區”和平民生活區“紅區”的安排,雖然始於2003年美軍的入侵,但在1979年薩達姆正式上臺之後即已現出端倪。從這位鐵腕人物登上總統之位的第一天起,他本人以及複興黨領導層日常辦公和居住的場所就被重重的圍墻和崗哨包圍了起來,普通民眾只有在大型慶典或集會時才有機會一睹。由英國設計師布萊恩·庫珀主持修建的舊王宮被重新命名為“共和宮”,作為薩達姆的國賓館和藝術品收藏室,隨後又建造了雜糅有新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複興黨黨部。

在1980年代財力相對闊綽的歲月,“綠區”幾乎變成了薩達姆個人審美趣味和對外宣傳的最大窗口:250米高的無名戰士紀念碑,造型複古的國家慶典廣場,金碧輝煌的拉希德飯店,都是在這一時期興建,並且齊集於“綠區”中央的閱兵大道兩側。尤其醒目的是大道盡頭為紀念兩伊戰爭而修建的“勝利拱門”——兩只巨大的鋼鐵之手擎起一對交叉的阿拉伯彎刀,在夕陽映照下拖著長長的暗影。那雙巨手是根據薩達姆本人的手型倒模制作,鑄造手模的鋼鐵來自戰爭前線繳獲的5000頂伊朗鋼盔;兩把重達24噸的彎刀則由從陣亡的伊拉克士兵手中回收的步槍制成。每逢7月14日共和革命紀念日或其他重要節慶,身著軍裝的薩達姆便會站到拱門巨大的陰影下方,檢閱共和國衛隊以及遊行群眾。至於平時,這些建築周圍往往空無一人,普通民眾根本無緣接近。

一些現代獨裁者會喜愛群眾簇擁、遊行歡呼的宏大敘事,而薩達姆和民眾的關系卻往往是單向度的:有時他會突然在共和國宮召見隨機從街上拉來的平民,賜予對方房產和現金;有時則秘密下令處決被懷疑不忠的複興黨高官,毫無規律可循。直到1995年,他才突然想起自己的總統身份並未經過“民主表決”,於是舉行了一場大選,不出意外贏得了99.99%的選票。

後薩達姆時代的“綠區”依舊保持著對外隔絕、人流稀疏的狀態。2003年之後在這里建立的駐伊臨時管理機構以及新政府曾屢遭汽車炸彈的襲擊,不得不再度築起高墻、安插上崗哨,這倒意外地使薩達姆時代遺留的建築和街道大致保持了原貌。在國防部大樓門前,漆成藍色的退役米格-21型戰鬥機、T-72M型坦克和BMP-1型步兵戰車依然一字排開,只有共和宮正門處兩座銅制的薩達姆胸像已經被悄然拆除。2005年,薩達姆·侯賽因本人最終在“綠區”的原複興黨總部大樓內被判處死刑。

行宮的政治含義

曾經的革命喧囂過去之後,薩達姆及其家族變成了權力的唯一來源。薩達姆遊走於行宮之間的身影,恰如威權政體對社會綿密而勞頓的控制。但在表面的平靜之下,依然有暗流湧動。

“帶我去看看薩達姆的行宮吧,就去你叔叔見過的那幾處!”一天中午,筆者這樣問小賈希姆。他的叔叔拉提夫·努賽義夫·賈希姆曾任複興黨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美軍發布的“撲克通緝令”中位列“黑桃10”,如今流亡在德國。“別開玩笑了,那種宮殿光在巴格達就有十幾處,外省更多,花上兩星期你也逛不過來!”

在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探訪那位薩達姆留下的行宮和別墅、在墻上留下塗鴉,幾乎成為了普通伊拉克人的一種消遣。從巴格達到提爾西特,薩達姆曾經棲身過的宮殿猶如一座座秘密寶藏,其中充斥著高達兩三米的巨大木雕、覆蓋一整面墻的誇張油畫、進口自捷克的波希米亞水晶吊燈以及鍍金的樓梯扶手,是劫掠者和獵奇客眼中的天堂。伊拉克政府甚至沒有興趣將那些行宮改建為博物館或度假村:一來它們的面積實在過大,單是修繕外觀、恢複水電就須花費一筆巨大的資金;二來對尚未開放旅遊簽證申請的伊拉克來說,缺少付費習慣的本地民眾也不足以撐起門票收入。這倒給了筆者以意外的便利,可以事無巨細地對其加以審視。

在近距離觀察過的3座薩達姆行宮中,筆者印象最深的是位於希拉附近的夏宮“薩達姆山”。不僅是由於其中擁有兩層樓高的柏爾尼(黑夜女王)木雕、超過100平米的臥室以及帶有羅馬柱裝飾的浴缸,更因為它的地基背靠幼發拉底河,就在傳說中的古巴比倫“空中花園”遺址之上。站在這座金字塔形建築的露臺上,可以俯瞰200米外的巴比倫古城遺址,伊什塔爾門、城墻、宮殿以及複建的巴別塔清晰可見。

那一瞬間,現實與歷史完成了交融,薩達姆本人和他衷心崇拜的耶路撒冷征服者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形象完美地聯系在了一起。無怪乎他本人也曾洋洋得意地在複建的巴比倫城墻上留下巨大的簽名:“此墻系由尼布甲尼撒之子薩達姆重建,以增進伊拉克的榮光。”而真正的歷史遺跡卻被掩埋在了整齊劃一的仿古城磚之下。

行宮的價值,不僅在於充當薩達姆個人的享樂空間,更是威權政體實施社會控制和賄買的直接寫照。通過不定期地出巡外省,在宮殿中招待地方首長、部落首領和駐軍指揮官,贈予其豐厚的禮物和感官享受,薩達姆使得歷來在伊拉克傳統社會擁有巨大能量的謝赫(部落領袖)家族與執政當局結成了利益同盟。

然而自上而下推行的控制和滲透策略,由於成本過高,能實現的效率閾值畢竟有限。在城市社區,普通民眾的賑濟、動員和開導往往以清真寺為中心,無形中形成了一個自下而上的全新組織結構。當薩達姆政權提供的政治、經濟資源因國際制裁日益枯竭之時,清真寺所代表的力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幾十座行宮的誘惑。後薩達姆時代什葉派宗教團體的崛起,乃至“阿拉伯之春”後整個中東宗教勢力的複興,原因蓋在此矣。

在無政府狀態的邊緣

壟斷一切社會資源、也管制一切群體的龐大威權消解之後,多個次級權力中心的崛起使伊拉克處在了無政府狀態的邊緣。沒有人懷念暴君,但人們依舊會通過建構對於往昔繁華的追憶來表達對確定性的渴望。

“您如何評價薩達姆其人?”

坐在筆者面前的是瓦西特省資深謝赫阿蔔杜拉·薩阿德,1990年代,他曾多次蒙受那位獨裁者的召見。

“此人是個大阿里巴巴。他在位時,政府的地位極其強勢。國家通過出口石油獲得了大量外匯,但都消耗在無謂的對外戰爭中了。薩達姆被推翻後,我們獲得了一個弱勢政府,一群小阿里巴巴取代了那個大的,政出多門,一事無成。唯一不變的是窮人的數量,而他們必須忍受更多的混亂。”

與中國人印象里那個足智多謀的阿拉伯樵夫不同,在伊拉克人的日常話語中,“阿里巴巴”代表的是匪徒和強盜。如果說“大阿里巴巴”的統治意味著可以預估的殘忍,那麽在“小阿里巴巴”時代,無序和混亂已經成為了生活本身。當然,後者在相當程度上依然是前者的副產品——“大阿里巴巴”維持其地位的手段之一,在於人為擴大因地理、民族和教派差異造成的區隔,制造“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對立。阿拉伯人是“我們”,庫爾德人是“他們”;遜尼派是“我們”,什葉派和基督徒是“他們”;農民、小商販和低級公務員是“我們”,知識分子是“他們”。暴政在某些時刻曾經侵犯到“我們”,但更多時候是加諸“他們”頭上:這形成了一種虛幻的心理安慰。而2003年戰爭之後出現的準無政府狀態卻可能隨機傷害到一切人。

在那個壟斷一切社會資源、也管制和挑撥一切群體的龐大威權消解之後,普通伊拉克人所能信賴的只有眼前切實可見的力量和組織。擁有獨立武裝的庫爾德人建成了與巴格達離心離德的自治區,美國支持下的城市什葉派擁護伊斯蘭達瓦黨,廣大農村則處在薩德爾運動的影響之下。“我們”與“他們”的區隔催生出了多個次級權力中心,彼此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和直接,準戰爭狀態長期無法解除;即使是在時局趨於穩定的今天,普通伊拉克人對社區、教派和省份的忠誠依然遠遠超過他們的國家意識。而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飛行員等具有特殊技能的精英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舉家遷往歐洲,留下那個前途暗淡的國家繼續待在不確定性里。

令人驚訝的是,中老年人開始越來越多地追憶1958年共和革命之前的那段歲月:那時還沒有複興黨和薩達姆,沒有內戰和動亂,基爾庫克的巨大油田剛剛啟動開發,一切似乎都在朝光明的方向駛去。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曾親身經歷那段歷史,但我們討厭薩達姆和他的一切,寧可想象被革命推翻的費薩爾二世國王或許會成為更好的統治者。”圖書商人比拉爾告訴筆者。在日漸蕭條的巴格達文化中心穆塔奈比大街,歷史超過100年的老店鋪和老建築上重新掛起了哈希姆王室的照片,以及消失已有58年之久的伊拉克王國國旗,仿佛這些並不真切的圖騰可以作為往昔美好的象征加以緬懷。在一間開設於1905年的水煙館,比拉爾悠悠地回憶道:“有時會有一些年過七旬的老顧客找到我,我們一起喝著石榴汁,翻閱老照片,分享關於前薩達姆時代的各種記憶。許多人的口齒已經不再清楚,但提到那些遙遠的往事,依然會淚流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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