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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成創客盛會，聚焦共享經濟

博鰲論壇也是“創客”們雲集的地方，這一次，他們將目光對準了共享經濟。

創客和投資人共同關註的最大問題就是“共享經濟”對中國商業和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影響。去年從“網約車”到“共享單車”的討論讓“共享經濟”再次成為人們激辯的話題。

文藝元素充滿博鰲

在美國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一年一度的“西南偏南”（SXSW）科創盛會上周剛剛落幕。已經擁有30年歷史的SXSW上造就過Twitter這樣的互聯網公司的成功，吸引過奧巴馬參加，今年也邀請到馬克·庫班（Mark Cuban）這樣的投資大腕。SXSW原本是由一批小眾前衛的力量組成，但隨著技術的發展，這批力量逐漸演變為主流，預示著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潮流的誕生、匯聚和激發。

音樂、文化、創意和科技的融合，這些元素也都充滿在此次博鰲論壇。人們有機會在某場關於“工匠精神”的論壇上聽日本國寶級枯山水大師枡野俊明和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的對話，也能在某場關於文化傳承和藝術創新的主題沙龍上聽歌手汪峰的演唱會，更有機會在某場關於海洋、森林保護的傾聽自然的主題分享中和演員湯唯面對面。在另一場關於“體育大時代”的峰會上，斯諾克冠軍丁俊暉、奧運跳水冠軍吳敏霞、女排名將魏秋月等也會現身。

如果說SXSW整個會議的感覺就好像是戛納電影節，CES消費電子展和TED的集合，那麽在博鰲論壇上，人們同樣可以圍坐在一起討論一個好的設計想法，或者聽一個關於人工智能的演講。博鰲論壇成長為非常多元化、包容性極強的盛會。

以出行方式為主打的共享單車ofo今年首次作為獨立參展商參加了SXSW。共享單車的定位也非常符合年輕人的市場。ofo美國公關負責人蔡牧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到現在為止，我們在奧斯汀投放了幾百輛共享單車，基本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大會期間我們的單車是免費試用的。”

如今活躍在各種大型會議上的一群人，就是“創客”。對創客的定義可以是硬件的創造者，也可以是創業家。博鰲自然也匯聚了一大批亞洲創客的加入（公司展開介紹），包括韓國的Ticket Monster、馬來西亞的Grab、日本的Fuller、新加坡的Ninja Van、印度的Mydala等創始人會和58集團旗下轉轉、小紅書、回家吃飯等中國初創公司的創始人面對面交流。全球投資人也會分享新經濟形勢下的投資邏輯。這些投資人包括GGV（Golden Gate Venture）執行合夥人保羅·布拉吉爾（Paul Bragiel），布萊爾資本（Breyer Capital）創始人、CEO詹姆斯·布萊爾（James Breyer）。

擬赴博鰲參會的羅蘭貝格合夥人戴璞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時代，過去幾年，中國迅速成為創新的發源地，但是中國企業更加註重本土市場。建立在需求基礎上的用戶驅動和客戶為中心的創新模式大規模發展起來，中國的市場規模以及用戶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都對創新和新的商業模式起到助推作用。

外來和尚想“念好經”

3月21日下午，全球最大的短賃平臺初創公司Airbnb CEO布萊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在複旦大學發表了關於共享經濟相關的演講，他表示，作為國際公司的Airbnb要和中國市場“談戀愛”並不容易。

中國是個非常特殊的市場，國際互聯網公司在中國大獲成功的並不多，Uber和Google都是先例。這也是為什麽來自全球的創業者都想通過盡可能多地了解中國市場最終達到賺中國人錢的目的。

布萊恩·切斯基表示，之所以少有成功案例，原因在於沒有完全創造出適合中國的商業模式，沒有做出適合中國的產品，以及沒有在中國市場作出特別的貢獻。他認為，要贏得中國市場，一是要做更多中國市場本地化的東西，另一方面則要謙虛向中國學習和合作。

監管是另一個需要和本地政府“談好戀愛”的關鍵。和中國共享經濟代表滴滴以及摩拜、ofo類似，關於網約車和共享單車投放的一則規範，可能對整個商業模式形成巨大挑戰。而作為一項和監管密切聯系的領域，Airbnb的房屋租賃依然需要面對強監管。布萊恩·切斯基表達了和政府更多合作的意願，他認為化解公司和城市沖突的最好辦法就是與城市合作。

國內共享房屋分享平臺途家和小豬，都相繼和Airbnb傳過“聯姻”的消息。小豬CEO陳馳已否認這一傳言，他近日說：“沒和Airbnb談收購，考慮盈利為時尚早。”陳馳也將出席博鰲論壇，討論共享經濟的話題。

大城市的信用體系逐步完善，尤其是民間征信體系。比如阿里旗下的芝麻信用上周和共享單車ofo攜手推出“信用免押”合作，芝麻信用分在650以上的用戶將無需交押金。此前芝麻信用已在滴滴出行、小豬短租、閑魚、永安行等平臺應用，成為市場培育的重要助推器。ofo創始人戴威和摩拜單車聯合創始人王曉峰都將出席博鰲峰會的不同分論壇。

共享單車在中國已經習以為常，但對美國人而言還是非常新奇的事物。“大部分人聽說共享單車模式都覺得很新鮮，感嘆還有這麽實用的工具。一些做單車的公司也紛紛前來取經或者尋求合作。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人問什麽時候會進到他們的市場。”蔡牧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據一位在奧斯汀工作的中國員工張力描述：“SXSW開幕以來，不少人都在會館周邊的科羅拉多河和國會大道騎小黃車兜風，金發碧眼大長腿與小黃車的搭配搶足風頭。”在Facebook、Snapchat和推特等社交平臺上，也有很多老外在完成初次騎行體驗後拍照上傳分享給朋友。

由於北美和歐洲地區的移動互聯網普及度高，當地人對短途出行需求旺盛，有濃厚的騎行文化，一直是ofo戰略布局的重點區域。ofo創始人張巳丁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並不擔心更多競爭對手加入網約車，希望為全世界的用戶提供共享單車服務，解決全球最後三公里的出行需求。

共享經濟正在重構著整個社會，以BAT為首的互聯網企業成為資本新貴，再通過互聯網手段滲透到人們衣食住行的各個環節。這個過程，可以說是顛覆，也可以說是革命，競爭與博弈將貫穿始終。

科技大咖雲集博鰲，人工智能更受追捧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近幾年博鰲論壇的科技元素不斷增強。第一財經梳理23日~26日的會議日程發現，其中與科技創新相關的分論壇就有十幾個，占比超過四分之一。從參會嘉賓來看，科技公司高層所占比重也位居所有行業之首。

人工智能嘉賓最牛

在科技巨頭公司中，確認出席的嘉賓包括高通全球總裁德雷克·阿伯利（Derek Aberle）、西部數據總裁史蒂夫·米利根（Steve Milligan）、愛立信董事長雷夫·約翰森（Leif Johnansson）、達索系統CEO伯納德·查爾斯（Bernard Charles）等，他們參與的討論話題包括矽谷這樣的創新中心為何會長盛不衰；何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標誌性技術；數據的真正價值在哪里等。

近幾年博鰲論壇的科技元素不斷增強，此次論壇人工智能和虛擬現實尤其受追捧。 第一財經攝影記者/吳軍

不過與以上這些“論壇常客”相比，更吸引人的是全球創業大咖、資本大咖和頂尖科學家。這些人中最受關註的包括斯坦福大學的華人科學家張首晟，虛幻引擎（Unreal）的發明者、遊戲公司EpicGames創始人蒂姆·斯維尼（Tim Sweeney），大數據公司Palantir副總裁凱文·川崎（Kevin Kawasaki），以色列創業教父、投資人約斯·瓦迪（Yossi Vardi），青蛙設計創始人艾斯林格（Hartmut Esslinger）等。

張首晟去年因與諾貝爾物理獎“擦肩而過”進入公眾視線，畢業於複旦大學，後在斯坦福大學任教超過20年，張首晟目前的研究領域是新材料。兩年前他還建立了風險投資基金，主要投資互聯網未來的發展。

張首晟對斯坦福大學的創業環境認識深刻。他表示，很多美國學校只搞教育，但還有一些美國學校既搞教育，也搞科研創新，能把最前沿的經驗傳遞給學生，引導其創新能力，斯坦福大學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也是為什麽像惠普、雅虎、谷歌這些企業都是在斯坦福誕生的。“矽谷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就像一個大熔爐，把世界頂級人才都吸引過來。”張首晟在去年首次參加博鰲論壇時表示。

最近斯坦福的“創業名人錄”里又新添一個叫埃文·斯皮格爾（Evan Spiegel）的名字，這位從斯坦福大學輟學的天才讓“閱後即焚”應用Snapchat成功上市。這也讓最近斯坦福大學的“創業會”更加熱鬧起來，年輕的學生們都翹首以盼資本，等待著成為下一個Snap。

第一財經記者獨家獲得消息，張首晟還將與清華大學腦神經科學家魯白、微軟全球高級副總裁洪小文以及科幻作家郝景芳共同參加由騰訊舉辦的博鰲IT領袖圓桌論壇，將討論人工智能、生物醫學和納米技術等方向的議題。

博鰲論壇期間，騰訊的人工智能AI系統“絕藝”將在日本的UEC圍棋比賽中挑戰日本新銳棋手一力遼。此前日本的DeepZenGo和法國的Crazy Stone（瘋石）以及Facebook的Dark Forest（黑暗森林）等程序都在UEC上折桂。而“絕藝”截至3月9日的勝率為76%，對局數量已經達534盤，戰績406勝128負。

張首晟認為，人工智能一定要實現AGI，即通用人工智能，比如從簡單的圖像識別功能發展到大腦互聯網。他還透露，哈佛大學一家機構研究的項目是有朝一日讓機器人也能夠互相傾聽。

虛擬現實熱情爆棚

而本次博鰲吸引大咖數量最多的分論壇將是3月24日舉行的虛擬現實分論壇。該論壇邀請到的嘉賓規模最龐大，德雷克·阿伯利、伯納德·查爾斯、中國商務部前部長陳德銘、蒂姆·斯維尼、華納兄弟董事長兼CEO凱文·特蘇哈拉（Kevin Tsujihara）、英特爾高級副總裁喬希·瓦爾登（Josh Walden）、HTC董事長兼CEO王雪紅和中國工程院院士趙沁平等8位嘉賓將參與討論。

本月初，蒂姆·斯維尼就在舊金山舉行的遊戲開發者大會GDC上收到了王雪紅的邀請。“他當時非常高興。”蒂姆·斯維尼的同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本來我們在開會時氣氛還很緊張，因為發生了一些小爭論，但是會議結束後，當蒂姆·斯維尼得知自己要來博鰲後，心情立刻就好起來了。”據這位同事稱，蒂姆·斯維尼對很多分論壇的議題都很感興趣，他也不介意一些論壇是以中文的方式進行，“主要是感受中國論壇的現場氣氛，結交一些中國朋友，這就夠了。”和Oculus首席技術官約翰·卡馬克（John Carmack）齊名，蒂姆·斯維尼被奉為當代遊戲神壇的傳奇人物，幫助了無數遊戲開發者實現價值。蒂姆·斯維尼創立的EpicGames的名字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知道，但是公司的招牌產品“虛幻引擎”（Unreal Engine）是如今遊戲開發者行業中最具知名度的平臺。大部分AAA級的遊戲開發是基於Unreal平臺的。

蒂姆·斯維尼對遊戲交互技術的前景非常樂觀。他於本月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針對以《口袋怪物》Pokemon Go的新興AR遊戲發表看法，他說：“Pokemon Go作為一款遊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的技術選擇並不是最好的。”蒂姆·斯維尼解釋道，AR體驗是為了讓現實和虛擬世界交融，對光影和拍攝效果非常敏感，尤其是當硬件設備向高端化發展後，有些AR遊戲是簡單的卡通圖像在真實世界里的疊加，另一些AR遊戲則是電影畫質融入整個現實場景。這些具有美感的畫面優勢一下子就顯現出來了。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華納兄弟CEO也會加入這場關於虛擬現實的討論了。事實上，影視公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積極態度擁抱新技術。未來“電影畫質”將出現在人類生活的每一個瞬間。EpicGames和盧卡斯影業已經在密切合作。盧卡斯影業旗下的光影魔幻實驗室ILMxLab的創意總監約翰·蓋特（John Gaeta）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電影制作中，VR技術已經越來越多被用到合適的場景中。並不是所有場景都適合用VR來表現，這對電影制作人是全新的考驗。”去年盧卡斯聯合Epic推出了《星球大戰》系列影片Rogue One中的VR體驗。

神秘大數據公司現身

在所有參加博鰲論壇的企業中，有一家公司特別引起了第一財經記者的興趣，那就是美國的大數據初創公司Palantir。Palantir是一家總部位於矽谷的大數據分析機構，背後的投資人就是如今在特朗普政府中非常得勢的投資大亨彼得·蒂爾，蒂爾還是Palantir的聯合創始人。

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還在組閣時，蒂爾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就完全展露出來，在他組織的首場科技公司與特朗普的會晤中，曾出現了一家規模和影響力都與其他十幾家巨頭公司大相徑庭的初創企業，那就是Palantir。當時除了特斯拉，在場的所有公司市值最少也都超過1500億美元，但市值僅為200億美元的Palantir也硬生生地擠進了名單。這家公司也因此變得更為神秘。

該公司主要業務是為政府、金融機構、醫療機構提供數據分析服務、數據安全服務以及其他數據解決方案。據了解，Palantir早期投資者還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旗下的風險投資部門；客戶則包括世界各地的政府間諜機構。Palantir憑借政府機構的訂單起家，曾先後拿下CIA、美國國土安全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美國國家安全局等關鍵部門的合同。特別是在2013年9月，Palantir拿下了美國證監會（SEC）高達1.96億美元的大單。

Palantir目前有兩大核心產品，Gotham和Palantir，前者主要用於國防安全領域，後者更偏重於金融領域的應用。其中，Gotham平臺曾在追捕本·拉登的行動中承擔了大量的情報分析工作，但每款軟件的價格高達數百萬美元。

不過就在這兩天，這家以神秘著稱的Palantir被卷入了兩起官司。投資人馬克·阿布拉莫維茨（Marc Abramowitz）上周向美國特拉華州衡平法院指控Palantir阻撓其出售股份，並要求該公司披露賬本和記錄。根據原始訴訟副本，這起訴訟與中國私募鼎暉投資相關。

去年9月Palantir曾向阿布拉莫維茨提起訴訟，指控其試圖主張的一些專利所有權應該歸該公司所有。公司稱，在阿布拉莫維茨用自己的名字申請了5項由該公司完成的技術專利後，Palantir便對其失去信任。此次阿布拉莫維茨的起訴毫無根據，完全是為了轉移視線。

這次來參加博鰲論壇的正是Palantir副總裁凱文·川崎，他負責Palantir的全球業務發展。凱文·川崎將和包括騰雲天下、碳雲智能科技和平安普惠等初創公司討論大數據的商業應用價值、已經成功的應用案例和用戶場景。凱文·川崎屆時還將接受第一財經的提問。

博鰲今開論 全球化“巨浪區”矚目中國作用

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持續為全球經濟提供了充足的動能。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上升，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始終敞開。

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於3月23日至26日在海南博鰲舉行，主題為“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將為全球化明是非、正視聽，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鼓與呼。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將持續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國作為亞洲及世界經濟穩定器的作用更加顯現。中國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智慧來推進結構性改革，才能穩中求進，對世界經濟做出更大的貢獻。

世界點贊中國貢獻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最新一期《中國經濟調查報告》(下稱《報告》)中稱，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經濟仍將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在本周剛剛結束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多位世界經濟大咖紛紛點贊中國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張濤表示，新興市場依然是支撐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貢獻率超過70%，尤其是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將繼續引領全球經濟穩健前行。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說，過去也有一些國家取得像中國這樣的成績，但經濟規模要比中國小得多。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將近7%的增速是非常了不起的。

目前，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中國從2009年首次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第一大貢獻國以來，持續為全球經濟提供了充足的動能。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拉動力量，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經濟總量大，而且更為難得的是在如此龐大的經濟總量下，依然維持中高速增長。中國作為轉型中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加大對外開放和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會對全球經濟未來發展的軌跡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

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預計未來5年中，中國進口總額將達到8萬億美元，利用外資總額將達到6000億美元，出境旅遊將達到7億人次。這將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更充足的資本、更豐富的產品、更寶貴的合作契機。

新加坡《聯合早報》近日發表文章稱，中國提出的世界和區域經濟的“中國方案”令人感興趣。文章稱，近年來，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和主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很多國家積極參與到中國的倡議中，因為它們看到中國的舉動並非“另起爐竈”建立自己的體系，而是積極配合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必需的和相應的補充。或者說，中國所做的是在強化現行國際經濟體系，而這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2017年，“一帶一路”進入了深耕階段，為世界經濟註入了新能量。“一帶一路”倡議自提出以來已得到了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中國制造、中國建造和中國服務獲得了沿線國家的認可，沿線國家的產品、服務也不斷地流入中國，“一帶一路”為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提供了新契機。

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是今年博鰲亞洲論壇的主題。全球化確實存在諸多發展失衡、治理落後等消極面，但全球化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減貧、安全、環保等方面成效顯著。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表示，全球化的進程不可逆轉，加強公平性，維護勞動者的權益，直面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而非自我封閉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才是應對逆全球化的正確姿態。

中國改革穩中求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當前全球政治經濟領域的不確定性是長期結構性失衡的結果，要穿越不確定性，不能靠孤立主義，也不能靠貿易戰，根本之道在於深化結構改革。

改革是升級全球化的重要策略之一。面對不確定的全球經濟形勢，亞洲各國應繼續推動結構性改革。在外部金融波動加劇、貿易保護主義“築墻”的情況下，深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大貿易及金融合作，有利於亞洲抵抗外部風險，保持穩定增長。

王一鳴表示，中國轉向創新發展將深化全球價值鏈的分工，為全球延伸產業鏈帶來更多就業機會。中國正在擴大對外投資，中國企業也會為對象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去年對外投資超過1700億美元，今後5年還會達到7500億美元，中國也在提供越來越多的公共產品，為全球發展作貢獻。

袁鋼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很多問題，正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2016年增長內生動力最強的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增速大幅下滑。民營企業在高盈利情況下發生投資下滑，不是投資擴張欲望不強，而是融資困難、政策歧視等不利變化使其投資活動受到壓抑打擊。

“中國經濟需要脫虛向實，抑制房地產投機炒作，振興制造業實體經濟，才能真正創出緩中趨穩、穩中趨進的新局面。”袁鋼明說。

前面提及的OECD的報告建議，中國應進一步開展結構性改革，應對企業負債高、工業產能過剩和房價過高等風險。應擴大對研發的支持範圍，使目前過於集中在高科技產業的研發擴展到其他部門，以促進整個中國經濟的創新，並保持可持續發展。

博鰲見證亞洲金融風暴20年：貿易保護主義或引發更大風險

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泰國，隨後橫掃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地。如今，20年轉瞬即逝，我們還會面臨這種危機嗎？危機離我們離開我們多遠？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彈藥加以應對？或者有什麽更值得擔憂的問題正在滋生？

3月23日，博鰲亞洲論壇舉辦了“亞洲金融風暴：20年後的再思考”分論壇。2014年下半年起，受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和加息預期影響，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在內的新興市場面臨資本外流、貨幣貶值等沖擊，甚至有人預言，亞洲金融風暴將再次重演。 


“亞洲金融危機主要從匯率問題開始的。表面上是因為索羅斯基金展開做空攻勢，但根子里是因為泰國在宏觀政策、微觀行為上都有漏洞才會被鉆空子。” 銀監會原副主席蔡鄂生在論壇上表示。

“1997年的時候，中國經濟體可能每年增長二到三萬億元，現在是五萬億，同時其他國家的GDP也是近等幅增長，全球貿易體量大大上升，因此如果危機再現，可能比20年前更有戲劇性。”  印尼投資協調署主席Thomas Lembong表示。當然，如今新興市場經濟狀況更好、外匯儲備充足，足夠抵禦危機。在美聯儲2016年12月加息後，新興市場並沒有遭遇太大的資本外流。不過，如果不持續推動改革，未來危機可能無法避免。

值得註意的是，似乎當前各界還有更值得擔憂的問題。“我認為，現在金融風險實際不如其他風險更嚴重，比如說是貿易保護主義。”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Kent CALDER 表示。

重溫20年前的那場危機

1997年，泰國的國際貿易收支順差持續升級，泰國政府為了維持與美元的匯率，大量拋售外匯，這使得泰銖匯率明顯高估。此外，房地產和股市泡沫滋生。

華爾街大鱷索羅斯預測，泰銖將貶值，他先在1997年2月大肆拋售銀行以及財務公司股票，泰國儲戶大量提款出場。與此同時，他向泰國銀行借入高達150億美元的數月期限的遠期泰銖合約，與西方基金公司大舉拋售泰銖，泰銖一潰千里。此後，雖然泰國政府動用了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150億美元的國際貸款企圖力挽狂瀾，但仍無濟於事。

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 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 

1997年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997年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席匯率制。同年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數大跌1211.47點；28日下跌1621.80點，跌破9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恒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 

1997年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同月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論壇的各位嘉賓總結認為，四方面問題導致了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第一是資本賬戶自由化，而且是在沒有建立完善的資本管制防火墻的情況下；第二是外債風險。90年代中期，亞洲主要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占國民收入(GNI)比率高達40%。而其中短期外債又占了很大一部分，這導致外資撤離時發生踩踏效應和償付危機；第三個是國際收支失衡，外匯儲備不足。例如1995年，泰國等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GDP比率接近10%；第四是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當時各國在貨幣明顯高估的情況下，為了維持固定匯率而加速消耗外匯儲備，這都給對沖基金做空留下了空間，最終導致了匯率的斷崖式下跌。

新興市場韌性加強

眼下，美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貨幣政策及匯率走勢開始分化，美元再度進入強勢周期。“這意味著全球已經進入了危機的潛在階段。”IMF原副總裁朱民此前表示。

歷史上，美元走強曾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經濟危機，以及始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美聯儲去年底重啟加息後，美元又開始不斷走強，並100整數關口。美元走強會導致資本回流美國，如果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企業背負著美元外債，就會因此支付更多的利息，從而引起國內金融市場的波動，這正是上述兩次危機中發生過的。而從2014年以來，新興國家已經開始感受到資本持續性流出的壓力。

不過，當前新興市場似乎具備了更強的抗危機能力。日本金融廳副長官冰見野良三在論壇上表示：“這些國家在過去幾年中都已經做了很多準備，比方說匯率機制更加靈活、國際收支更加平衡等。所以我希望每個國家都能夠更好地應對美國加息帶來的後果。”

此外，“在亞洲還有一些區域性的工具可以動用。比方說東盟10+3機制等。和1997年相比，東亞地區合作已經變得更加緊密。”冰見野良三稱。

從數據上來看，新興市場股票基金實現資金凈流入。美國加息預期的提升和較低的石油價格未能阻止資金凈流入。根據EPFR的全球追蹤，新共市場股票基金實現資金凈流入，在過去9周中有8周資金流入。

“不過，如果新興市場未來不能持續推進改革，風險仍然不能避免，尤其是經濟好的時候，政府並沒有動力推動改革。”Thomas Lembong認為，勞動力市場要更加有彈性，加速解決各國經濟結構不平衡問題，“比如說現在工業行業太多，服務業不足等。”

貿易保護主義風險更大

眼下，全球利率仍處於低位，且經濟同步複蘇、通脹擡升跡象明顯，因此金融危機似乎並不在視線中，但是貿易保護主義造成的擔憂更為突出。

蔡鄂生稱，“全球化已經面臨了新的問題。不光是的美國，在英國脫歐以後，大家對歐洲貿易保護主義的關註大大加強。”

“特朗普希望推動基礎設施投資，中國倡導‘一帶一路’，說明兩國在基礎設施方面都希望有一些壯舉，這可能提振經濟、推升通脹，因此我在金融經濟方面我實際更加樂觀，但對貿易方面我其實沒有那麽樂觀。” Kent Calder稱。

蔡鄂生表示，當前亞洲仍是一個很好的區域經濟體，“應該推進互聯互通，不管在經濟、金融還是高層對話上，這樣才能面對未來更加複雜和嚴峻的挑戰。”

博鰲論壇力挺全球化：找個新司機帶路

一名外媒記者在23日開幕的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上向第一財經記者感嘆了中國的全球化程度：如果不是因為全球化，她不可能在同一天、同一地吃到美味的海南芒果、欣賞到日本國寶級枯山水大師的作品、見到仰慕已久的某德國企業首席執行官(CEO)、聆聽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的演講。

然而，當前逆全球化思潮的擡頭正使得全球化遭遇挫折。“有必要通過每年一次的博鰲年會，為全球化明是非、正視聽，以更具包容性的新思路、新模式，激發人們對全球化的熱情。”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日前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全球化不能開倒車。

周文重（左二）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首場分論壇

有觀點認為，由於一些發達國家對於全球化的推動力在消退，未來全球化動力將主要源自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中國將如何拆招“逆全球化”?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日前表示，全球化的“中國選項”目標明確，首先，中國提出了新的全球化理念，概括起來有8個字，開放、包容、共享、協調;第二，全球化最重要的是以自由貿易為主線，促進多邊、雙邊自由貿易的進程;第三，“一帶一路”戰略已經成為推動全球化的“新主角”。

全球化依然“人氣”十足

“人氣”是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元素。

博鰲亞洲論壇在海南開幕的同一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抵達堪培拉，對澳大利亞進行正式訪問。李克強在歡迎宴會上表示，盡管去年中國對澳大利亞貿易逆差近500億美元，但中方堅信解決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必須通過擴大貿易來解決，而不是關起門來，所以此次訪問將擴大和深化中澳自貿協定。

同樣是23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在北京公布了一個好消息，有13個新意向成員獲批加入亞投行，成員總數已擴至70個。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說，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有興趣申請加入亞投行，無疑加快了把亞投行打造成國際機構的進程，“如今令人自豪的是亞投行成員幾乎遍布每個洲，今年晚些時候預計理事會將審批通過另一批新成員加入。”

2015年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在北京舉行

再回到博鰲，作為可能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中國小鎮，來自不同種族、不同國家的人們聚集在一起，毫無隔閡。“每個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博鰲誌願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國的包容性很強，是一個禮儀之邦，他在中國獲得了更多的學習、工作機會，可以體驗更加豐富多彩的生活和文化。亞洲本應該是一個大家庭，全球化的步伐不可阻擋。

企業對於全球化向來持支持態度。

蒙牛集團總裁盧敏放23日在主題為“工匠精神：把‘制造’做到極致”分論壇上表示，蒙牛善於將全球資源結合本土優勢，轉化為企業發展動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通過持續對標國際，蒙牛陸續完成了從牧場標準、工廠運營、系統管理、奶源布局、創新研發等多個層面的國際化。

德國萊茵TÜV集團是一家上百年歷史的跨領域經營的技術服務供應商，集團CEO 邁克爾·福比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們是一家徹徹底底的全球企業，“我們有超過50%的業務和60%的人員都在德國之外，比如在整個大中華區有超過3500人，20家辦公點、工廠設施和測試設施，另外我們在全球70個國家都有分公司。”

總部位於德國哈瑙市、成立於1851年的賀利氏是一家家族企業，同時也是一家跨國公司，其集團管理委員會主席淩瑞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全球化是一個既成事實，是沒辦法開倒車的，就像擠出去的牙膏，要收回去不太可能了。

淩瑞德舉例說，在很多行業，比如汽車、電子、航天技術、醫療健康、半導體等產業里，完全是一個全球化和跨國性的價值鏈。美國整車零部件中，有至少三分之一來自其他國家。

所以，淩瑞德認為，在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中，每個國家都需要作出選擇。他相信，通過辯論，美國領導人會逐漸意識到，全球化對他們是一個有利的選擇。

全球化動能轉換

“人氣”不缺，缺的是“舵手”。

經濟學家邵宇在《全球化4.0》一書中稱，從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化1.0”，到英國主導的“全球化2.0”，再到美國主導的“全球化3.0”，全球化規則本身就是世界各國相對綜合實力的鏡像，全球化體系的更叠則折射出大國力量對比的變化。隨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崛起，國際經濟力量對比深刻演變，全球化正在向由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推動並主導的“4.0時代”邁進。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王軍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世界經濟弱複蘇和去全球化擡頭的背景下，在主要大國當中，唯有中國依舊保持中高速增長，仍然高擎全球化大旗，致力於推動全球經濟的合作與共贏，難能可貴。

事實上，過去20多年，亞洲已逐漸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年均增長8%，金融危機以來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50%，目前亞洲經濟總量已占世界30%以上。未來幾年內，亞洲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服務生產者和消費者。

而整個亞太地區，通過太平洋的連接，則成為世界貿易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也成為全球自由貿易和政治動態的風向標。

根據最新出爐的《博鰲亞洲論壇亞洲一體化進程2017年度報告》(下稱《報告》)，近年來亞洲區域內貿易依存度呈現出上下波動的特征，但2014年開始變為負增長，2015年則降至最低點，其中亞洲區域內中間品的貿易出現9.8%的大幅下降。《報告》認為，可能原因是亞洲一體化受到了外部侵擾，阻礙了亞洲經濟體間的聯系。

銀監會原副主席蔡鄂生在論壇上表示，除美國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外，在英國脫歐以後，大家對歐洲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關註度也大大提升，但亞洲目前仍是一個很好的區域經濟體。

周文重說，亞洲區域一體化是博鰲亞洲論壇的使命和宗旨，也是創立論壇的初衷。回顧歷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亞洲經濟遭受重創。危機的教訓是深刻的，教訓之一就是亞洲各國在危機面前不能各自為政。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全球經濟增長最大貢獻者，中國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被寄予厚望。

“一帶一路”探路

全球化的一個成功案例就是“一帶一路”建設。

周文重表示，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一帶一路”就是中國版的全球化設想，對沿路沿線的國家來講，如果真的能夠做到共商共建共享，把各自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或者說各自確定的目標都在“一帶一路”大的盤子里面加以推進，走向命運共同體是可以預期的。

在一個主題為“民營企業圓桌：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的閉門會上，30多位中國企業家更是圍繞走出去和全球化討論熱烈。

現場的一項無記名調查顯示，認為2017年民企在海外投資活躍度會提高的占66.7%，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人選擇了會“降低”。

對於“特朗普政府貿易/稅收政策的推行對貴公司的影響是什麽”這一調查，62.5%的企業家選擇了“沒有特別影響”，甚至12.5%的人選擇了“正面影響”，其他25%的人選擇了“負面影響”。

顯然，盡管面對各種各樣的保護主義，但是中國民企對於走出去的信心保持樂觀態度。

商務部前副部長廖曉淇說，對於中國企業來說，不管是走出去的還是沒有走出去的，對外投資的意向非常強烈，這也是大勢所趨。以前主要是國企走出去，現在走出去的國企只占10%多點，大多是民營企業。

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薄連明發言說，中國企業現在對外投資進入了一個加速期，“一帶一路”帶來很大機會。而且現在走出去的目的不一樣了，已經從過去1.0產品輸出時代，轉型到2.0品牌輸出階段，甚至包括中國文化的輸出。

薄連明以TCL走出去的經驗為例，中國家電是最早走出去的一批企業，現在到了收獲時期，目前TCL的營收和利潤，超過50%來自海外。TCL走出去的模式，主要以並購渠道和並購品牌為主。薄連明認為，並購是走出去的一個很好的形式。

經濟學家朱雲來認為，“一帶一路”給中國企業帶來很大機會，涉及65個國家，加起來人口是中國人口的2倍，GDP是中國的1.8倍，國土面積是中國的3倍，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博鰲報告：2017年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有望加速

據新華社消息，博鰲亞洲論壇23日發布的《新興經濟體發展2017年度報告》，預計2017年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有望加速。

報告指出，得益於大宗商品價格緩慢回升以及經濟政策調整與改革的成效逐步釋放，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勢頭得到抑制，並出現企穩向好的跡象。2016年E11經濟增長緩中趨穩，增長率為4.4%。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率為3.1%，歐盟和七國集團(G7)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9%和1.4%，遠低於E11的經濟增長率。2016年E11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60%，仍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報告指出，2017年，E11經濟增長有望加速但仍將面臨各種風險和挑戰，例如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引發社會不穩定、債務水平攀升、外匯市場波動、保護主義不斷升級、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及各種地緣政治風險等。預計2017年E11的GDP增長率將保持在4.5%左右，中國的GDP增長率將處於6.5%至6.7%之間。

2010年博鰲亞洲論壇發布的《新興經濟體發展2009年度報告》首次定義了“E11”(新興11國)的概念。E11是指二十國集團(G20)中的11個新興經濟體，即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

博鰲 | 周小川：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本文系周小川在3月25日博鰲亞洲論壇“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全體大會上的文字實錄。

主持人：請周小川行長從中央銀行的角度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問題進行評論，並談一談政策協調的問題。

周小川：剛才，有人評論亞洲國家從全球化與自由貿易中獲益良多，亞洲經濟發展相對較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這讓我想到了中國30多年前(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關於自由貿易戰略和進口替代戰略的激烈爭辯。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意見傾向於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但在對國際經驗進行比較分析後，大家均認為進口替代戰略不會成功，因而實施自由貿易戰略，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

我們可以從政治角度上來分析全球化，但全球化有其經濟學上的原因。過去，由於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較高，各國存在由於自然條件所形成的貿易保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地理上距離其他國家較為遙遠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但後來，通信技術和數字化迅速發展，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人員流動也大大增加。舉例來說，中國現在每年出境人數以億計，信息與人員的交流推動了全球化進程。這些都是30年前無法想象的。

就像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樣，不管選擇歡迎與否，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實，成為無法避免的挑戰，我們必須直面這一現實。有些國家擔心全球化會對本國就業產生影響，采取措施保護本國制造業。但從經濟學上來講，這違悖資源配置理論。出臺政策鼓勵關鍵資源從一個部門轉移至另一部門，這種資源重新分配效率值得質疑，對其他部門而言也是一種間接歧視。對於已實現一般均衡的市場，服務業和高科技等領域具備比較優勢，如果將這些優勢部門的資源配置到制造業，這種選擇不能就說不好，但從數學優化模型上看是有問題的。

關於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目前還不知道最終設計方案，其目的旨在鼓勵出口，並限制進口。但從中國改革開放多年的經驗來看，要鼓勵出口的話，應當允許出口制造商自由進口零部件和技術產品。如果限制進口，將難以在零部件、價格、科技和人才方面獲得競爭優勢，反而對出口造成歧視，不利於增加出口。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影音電子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原因在於我們采取了較低的進口關稅，這令中國出口商在進口原材料和技術時有更多的選擇，這些出口部門有可能在之後逐漸實現了部分進口替代，但也是基於市場競爭基礎之上的。

關於金融和全球化的關系，如果進一步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其他開發機構貸款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電信業發展與數字化，這會進一步推動全球化進程。

關於政策協調，我們可能需要更多時間予以考慮，基於當前討論情況和政策形成機制，希望能在7月G20領導人漢堡峰會上就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形成更加清晰的語言。

周小川：關於全球化，我再補充兩點。

一是全球化對就業的影響。目前失業問題的產生有兩個原因：一是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很多國家失業率上升;二是勞動力市場本身不完善。在全球化過程中，經濟各領域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些產業處於上升期，有些部門則出現衰退，勞動力需要在不同經濟部門之間進行重新分配，這樣，就會出現結構性失業。所以我們應該把資源向勞動力的再培訓進行傾斜，對勞動力從知識和技能上進行重新培訓，而不是把失業問題歸咎於自由貿易。總之，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體系中，資源配置主要是通過資本、技術等核心經濟資源的分配來實現的。如果勞動力缺乏應有技能，或者勞動技能已經過時的話，就必須要調整和更新才能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這是資源有效配置的要求，是無法避免的。

二是稅收問題。這是個很技術的問題。如果美國考慮采用增值稅，我們歡迎，但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征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征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

博鰲| 周小川首談邊境稅：任何關稅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

3月25日，博鰲亞洲論壇正式開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副總裁朱民、美國前貿易代表Mike Froman等出席了全體大會，大會主題為“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本屆博鰲論壇“見證”了全球此起彼伏的民粹主義現象，逆全球化的聲音不斷。周小川此次表達了他對於自由貿易的支持，“我覺得任何關稅的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而不是阻礙貿易。”周小川提及：“就像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樣，不管選擇歡迎與否，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實，成為無法避免的挑戰，我們必須直面這一現實。”

針對Mike Froman提出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BAT)是增值稅(VAT)的觀點，朱民表示了截然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邊境調節稅本質不是增值稅,不應出現在政策的選擇之列(off the table)。

關稅應該支持貿易

當被問及美國的政策變化，Mike Froman表示：“很多雙邊和區域性的自貿協議正在談判，比如亞洲一體化的推進等等，達成更廣泛、開放的自由貿易協定仍有空間。”

但他也表示，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後，美國民眾中間有種憤怒，有時在歐洲也存在，全球化並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是奏效的。

但在金立群看來，“似乎有人在全球經濟中受損，但我想強調的是全球化經濟中並沒有輸家，盡管受益程度可能不同。”亞投行本身就展現了當前全球的互聯互通性以及各界擁抱全球化的態度。

“亞投行有57個創始成員國和13個新加入的成員國，今年還有15個國家將會加入，大家共同的願景就是促進聯通性，鋪砌一條共同的道路，共享成果。”金立群稱。

周小川從中國的改革戰略選擇出發評析了目前的爭論。他講到了中國30多年前(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關於自由貿易戰略和進口替代戰略的激烈爭辯。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意見傾向於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但在對國際經驗進行比較分析後，大家均認為進口替代戰略不會成功，因而實施自由貿易戰略，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

周小川分析道，過去，由於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較高，各國存在由於自然條件所形成的貿易保護，但後來，通信技術和數字化迅速發展，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人員流動也大大增加。因此，全球化是已經在發生的一個現實，我們必須要直面這樣一個嶄新的現實。

周小川進而認為，有些國家擔心全球化會對本國就業產生影響，采取措施保護本國制造業。但從經濟學上來講，這違悖資源配置理論。“出臺政策鼓勵關鍵資源從一個部門轉移至另一部門，這種資源重新分配效率值得質疑，對其他部門而言也是一種間接歧視。對於已實現一般均衡的市場，服務業和高科技等領域具備比較優勢，如果將這些優勢部門的資源配置到制造業，這種選擇不能就說不好，但從數學優化模型上看是有問題的。”他說。

“我覺得任何關稅的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而不是阻礙貿易。“周小川說：”關於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目前還不知道最終設計方案，其目的旨在鼓勵出口，並限制進口。但從中國改革開放多年的經驗來看，要鼓勵出口的話，應當允許出口制造商自由進口零部件和技術產品。如果限制進口，將難以在零部件、價格、科技和人才方面獲得競爭優勢，反而對出口造成歧視，不利於增加出口。“

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很多經驗，周小川以影音設備行業為例稱，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影音電子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原因在於中國采取了較低的進口關稅，這令中國出口商在進口原材料和技術時有更多的選擇，這些出口部門有可能在之後逐漸實現了部分進口替代，但也是基於市場競爭基礎之上的。

邊境稅不是增值稅

朱民在全體討論中闡釋了全球化的聯通在金融市場的體現。他稱：“例如亞洲和美國股市，20年前只有15%的關聯性，美國和中國股市則完全是分割的，但是現在亞洲和美國股市已存在85%的關聯性了，這是難以想象的。”

而另外一個影響就在於溢出效應。“比如說一個主要發達經濟體，如果其GDP有1%的變化，那麽我們就會看到新興市場有0.44%的變化。如果新興市場的GDP有1%的變化，那麽你就會看到發達經濟體要受到0.2%的影響。”

針對眼下各界極度關註的美國政府討論推出的邊境調節稅（BAT），大會嘉賓給出了各自鮮明的看法。

邊境調節稅也被稱為特朗普“貿易戰”的一部分。分析師預計，在當前邊境調節稅的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產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研究測算顯示，這就等同於美元貶值15%。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美國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然而在WTO框架中，邊境稅調節屬於進口歧視。

對此，Mike Froman表示：“美國和世界上的很多國家不同，沒有VAT(增值稅)，這樣進口的時候就存在邊境稅的調節，邊境稅的調節跟VAT的性質差不多，當然美國還沒有做出最終的設計。”

朱民則提出了鮮明的反對意見。他稱：“邊境調節稅並不是用來代替VAT的。邊境稅實際上對於自由貿易而言是不利的，更可能對其他國家造成不良影響，因為美國如果有了邊境稅，我相信其他國家也會迅速做出一些反應，因此我認為這是全球化的的一個很大的風險，而且這不利於美國自身利益。” 他認為，邊境調節稅不應出現在政策的選擇之列。

對此，周小川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這是個很技術的問題，美國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征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征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

在全球化面臨挑戰的時刻，全球範圍內的政策協調變得尤為重要，周小川表示，期待能在7月G20領導人漢堡峰會上就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形成更加清晰的觀點。

博鰲｜專訪美國智庫PIIE專家：特朗普邊境調節稅難獲國會批準

眼下，市場上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特朗普政府——"邊境調節稅"會否落實?減稅和基建投資能否落地來撬動全球經濟?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創始人達里奧(Ray Dalio)發出了一份長達61頁的民粹主義研究報告，他寫道：“雖然我們認為特朗普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但對於他，我們的問題要多過答案。”

針對這些未解之謎，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美國頂級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Nicholas Lardy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我不認為BAT(邊境調節稅)是一個可行的提案，這在國會受到很大的反對，很難通過。”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Nicholas Lardy

就在本周六，因票數不足，特朗普在最後一刻撤回醫改議案，取消投票，並將下一步重心轉向稅改。也有觀點認為，此次受挫或將使其下一步的稅改和其他財政刺激議程面臨更大不確定性。

BAT或遇挫

各大機構此前就預計，全方位征收45%的關稅可能不會獲得國會共和黨的支持，黨內仍有很多青睞自由貿易政策的成員。特朗普可能需要減小貿易保護政策的力度，來換取國會對於其減稅政策的支持。

除了BAT遭遇國會阻力，Nicholas Lardy還對記者分析稱，當前BAT還主要遭遇兩大障礙，首先征收邊境稅將會提升進口產品價格，此前美國低收入人民可以在沃爾瑪或者超級商場(big box store)購買低價進口產品，因此BAT必定受到輿論壓力;此外，BAT必定會遭到世界貿易組織(WTO)挑戰，因為BAT屬於進口歧視，而歐洲此前也表示會進行反擊，中國也有反擊的議價能力。”

其實，“邊境調節稅”可謂特朗普政府“貿易戰”的一部分。分析師預計，在當前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產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研究測算顯示，這就等同於美元貶值15%。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美國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

此前，渣打銀行也表示：“BAT被視為一個無需通過提高關稅就能減小貿易赤字的方法。然而，這一倡議需要將稅制轉向現金稅制，因此我們認為這在當前財年結束前很難通過。”渣打提及，BAT並不針對任何一個國家，但這個很難符合WTO規則。一旦BAT落實，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很可能向WTO發起抗議。

“現在跨國公司眾多，流動性很大，可見BAT不符合實際，”Nicholas Lardy對記者表示：“如果說BAT無法推行，那麽特朗普政府的公司稅改就很難推行，因為早前各界都認為BAT產生的收益可以為公司減稅進行融資。”

財政刺激力度或不及預期

自特朗普當選以來，美股瘋狂上漲，部分金融股漲幅一度高達40%。盡管牛市未滅，但如果特朗普的政策刺激力度不及預期，市場波動必將加劇。

美財長史蒂芬•姆欽(Steven Mnuchin)此前表示，今年8月有望全面推出稅收改革，這將助推美國實現過去十年來不曾達到的增速。不過，他也承認，這是一個非常快的速度，正常情況下也要等到明年初。眼下，財政赤字可能成為特朗普推行減稅政策的一大障礙，但姆欽表示，經濟增速加快後，稅收也有望提升。

Nicholas Lardy稱：“我不認為美國會推行非常激進的稅制改革，今年減稅很難見到成效，甚至明年也可能很難。”

此外，特朗普的另一個刺激政策就是擴大基建投資——一萬億美元的基建刺激政策。特朗普的基建計劃是“稅收中性”(tax neutral)，即政府不用出資，而是希望通過給予1370億美元的稅收減免，來帶動私營部門參與投資，幫助建設道路、橋梁和其他項目，並使得企業從中獲益。其設想的是，這些稅收減免將會幫助政府獲得1萬億美元的融資，這與1萬億美元的直接政府註資是截然不同的。

不過Nicholas Lardy也對記者表示，“雖然不用政府出資，但我認為公私合營在美國可能很難推行，我不認為特朗普政府能大力推行大型基建設施投資。”他也分析稱，此前的邏輯可能很難成立，即擴大基建投資，美國經濟過熱，美聯儲加速加息，美元升值，“我不認為這會發生。”他稱。

中國應加速自由化

除了對美國各方面的研究，Nicholas Lardy被譽為“中國通”經濟學家，他的研究課題曾包括：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全球金融危機後的中國經濟增長、中國未來的匯率政策、外貿和投資在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等。

“我父親是生物化學教授，有許多來自中國臺灣的博士生，我聽了很多關於中國的故事，同時我也喜歡經濟學，因此我讀的是經濟學本科，當時我也開始學習中文，因此我決定要融合這兩大愛好。”他稱。

Nicholas Lardy建議，中國應該繼續推動自由化進程，包括外商直接投資(FDI)，為全球化註入動能。“中國領導人呼籲擁抱全球化，也表達了中國進一步擁抱全球化的決心，這對中國和全球有益，但也有懷疑論者稱，中國需要從’呼籲’全球化到以實際行動來推動全球化，繼續擴大FDI，加大雙邊自由貿易。我認為積極的一面是，習近平主席強調了全球化有益，且中國也有意願來推動。”

他同時建議，中國應該繼續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早年中國接受了爭端解決程序，這是很重要的，我們需要一個體系來使得各方達成共識，且具有合法性。我認為一個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將讓所有人受益。”

Nicholas Lardy也提及，早前中國向WTO提交了6份中國加入《政府采購協定》(GPA)出價清單，此次出價首次列入大學、醫院和國有企業，工程項目全部列入出價名單，門檻價也降至參加方水平。

GPA是WTO的一項“諸邊協定”，目標是促進參加方開放政府采購市場，擴大國際貿易。加入GPA談判的主要內容是政府采購開放範圍(GPA稱為出價)及國內相關法律調整。中國於2007年底啟動加入GPA談判並提交首份出價，2013年12月提交第5份出價。

恒大國際醫院亮相博鰲健康論壇 領銜“三位一體”醫療體系

作為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的重頭戲，3月25日,由海南省商務廳、海南省衛計委、博鰲樂城先行先試區主辦，恒大健康（HK. 0708）、恒大人壽承辦的“2017博鰲健康產業論壇”在恒大國際醫院舉行。

值得關註的是，作為此次論壇主會場的博鰲恒大國際醫院，也首度揭開面紗，其在國內腫瘤治療領域的獨特優勢，引發與會專家學者的熱議，成為此次論壇的焦點。

論壇現場

此次論壇上，恒大集團常務副總裁、恒大健康上市公司董事長談朝暉分享了恒大健康發展大健康產業的國際合作經驗，當中最受關註的是引領恒大健康“三位一體”醫療服務體系的博鰲恒大國際醫院。

“博鰲恒大國際醫院‘先行先試’的紅利凸顯，其依托樂城先行區獲國家九項特殊性政策支持的區位優勢和布萊根醫院的成熟醫療經驗，在診療模式、技術設備、醫學研究等方面具有獨特的領先優勢。”業內專家表示。

恒大集團常務副總裁、恒大健康上市公司董事長談朝暉

據了解，博鰲恒大國際醫院是由恒大健康攜手哈佛布萊根醫院共建的腫瘤專科醫院，也是哈佛布萊根醫院在海外建立的首家且唯一一家附屬醫院。在診療模式方面，由哈佛布萊根醫院等國內外頂級腫瘤專家組成的診療團隊，開展多學科診療，提供個性化醫療服務；在技術設備上，與布萊根醫院同步並高標準建設分子診斷中心、病理診斷及檢驗中心，引進國際先進設備及國外進口新藥實現精準治療；同時，醫院還同步建設高標準的腫瘤科研平臺，結合國際最新技術及藥物開展臨床試驗，提升國內腫瘤疾病診療水平。

活動現場

“博鰲恒大國際醫院瞄準對人類健康威脅最大、複雜性最高的疾病進行布局，填補了國內在腫瘤疾病治療方面的短板，造福於國內患者。”業內專家指出，在發展國際醫院的同時，恒大健康也正不斷推進其分級醫療網絡的建設，即通過整合全國三甲醫院優勢資源，建設第二診療、遠程診療、轉診直通車、綠色通道等服務平臺，與國際醫院和社區健康管理體系構成“三位一體”醫療服務體系。

“該體系將作為現有公立醫療服務體系的有益補充，帶動更多優質醫療健康資源下沈至社區，讓老百姓在家門口即可享受國際優質醫療服務，這與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報告中所提到的，建立促進優質醫療資源上下貫通的機制，增強基層服務能力，方便群眾就近就醫的發展思路高度契合。”該專家表示。

博鰲恒大國際醫院

當前，通過“健康+保險”實現醫療機構、保險機構與患者三方共贏的模式，越來越受到關註。博鰲恒大國際醫院也將與恒大人壽等保險機構深度合作，實行醫療服務與醫療保險一體化管理。

“恒大健康打造的國際醫院深度探索與保險的合作，使‘凱撒模式’在中國實現本土化，在行業內極具示範效應。”業內人士指出。